感谢北京对话邀请，我谈三个主要观点：
第一点，对国际格局的总体判断。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重要判断之一是：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总体而言，国际形势仍处于大国实力比拼背景下的深度调整与重构之中。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叠加了新的变量，帝国主义、军国主义、门罗主义回潮，而且这些变量正在持续放大其冲击效应。正如刚才崔大使提到的，“乱”体现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倾向的回潮，也体现为某种“门罗主义”思维的回归。我认为，尽管今天的“门罗主义”与历史语境并不相同，此“门罗”非彼“门罗”也，但以“门罗主义”来描述美国战略取向，本身就是当前美国执政者战略取向的一种概念性重置。
大国关系正处于新的调整与演化过程中：在某些情形下，对抗性可能上升；在另一些情形下，合作性也可能增强。这两种前景并存，最终仍取决于各方实力、选择与作为产生的结果。在决定性因素层面，引发“世界之变”的最大变量在于中国，引发“世界之乱”的最大乱源在于美国；两者交织作用之下，中美之间的角力、较量成为这种“变”与“乱”交互叠加作用的集中体现。美国的“乱”已经呈现出章法失序的特征，既扰动其自身运行，也扰乱世界。
特朗普对国际格局变化释放的五项主张，有可能成为全球乱局或格局调整新的策源点：
其一，美国战略安全报告所呈现的整体战略布局，强调全球收缩、退回北美与“北美—西半球优先”“美国优先”相结合，其核心意图是将美国周边塑造为坚不可摧的“北美堡垒”，成为北美最大的帝国。我前段时间读到吴海龙大使的一段表述，概括得很到位：过去的门罗主义说“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而在新的战略逻辑下，“美洲将成为美国人的美洲”。这一概括非常精确。
其二，希拉里、布林肯等最近发声，也有一些国际智库和研究机构提出，特朗普新的战略意图在于推动一种“世界三分天下”的格局，即由美国、中国、俄罗斯相互承认各自势力范围，从而形成一种大国之间相对的新均衡，而美国扫清所有障碍后实现再次伟大。
其三，特朗普提出的所谓“G2”的讨论出现了新的变体：中国被视为代表历史演进与全球南方崛起的方向，美国被视为美西方阵营结构性崩溃的集中体现，并由此推导出世界格局可能进入新的重塑过程。这种“G2”属于反向意义上的“G2”叙事，但在特定情形下，确实可能被塑造为一种新的均衡结构。
其四，在美国战略安全报告中，其重点部署在亚太地区，目的是集中力量对中国进行遏制与打压。我认为，其目标还包括将中俄挤出西半球。
就中国而言，我们在拉美的投资存量已超过6000亿美元；以委内瑞拉为例，累计进行商业投资、贷款等累计约700亿美元，涵盖商业项目与权益油田等领域，其中约100亿美元为以石油偿付的贷款安排。因此，中国在拉美的既有利益规模巨大。
从结构上看，在中国对外投资总量中，对拉美的投资存量仅次于最高的东盟，排在中国对外投资区域的第二位。共建“一带一路”以来，拉美成为中国投资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而该地区在传统叙事中也被视为美国的“后花园”。客观上看，中国已在该地区形成深度进入，尤其在共建“一带一路”之后，拉美成为中国投资增速最快的地区。
因此，美方在委内瑞拉采取行动对中国的现实利益冲击力度很大，将对中国在拉美的投资、贸易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产生全面影响，并进一步外溢到中国整体的全球化布局与企业出海进程。通过这种挤压方式，中国既有投资存量与潜在增量都将面临结构性冲击，甚至可能出现方向性的逆转。对美国战略的理解也需要更精确：外界常将其解读为“收缩”，但从实际动作看，更符合“战略聚焦—战略再平衡—战略再聚焦”的逻辑，其打击的精准性与强度较以往更为突出。
其五，美方还可能利用日本、菲律宾及台湾地区作为棋子。即便特朗普释放出一定缓和信号，但在遏制、打压与围堵中国的问题上，美方还会采取新的手段组合，而非放弃；所谓“关税休战一年”也不足以代表整体政策转向。即使在某一阶段中美关系呈现表面缓和，也更多体现为贸易战节奏的阶段性间歇；在其他领域，相关动作并未停止，反而在加速推进。
第二点，如何看美国在加紧对华竞争背景下形成的新战略布局。
只要不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经济领域就将成为主战场；在没有发生军事热战的情况下，经济竞争与对抗本身就具有“热战化”的强度。而在经济领域，我们正面对美国新一套对华布局。
首先，在关税、科技以及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美国采取的突出方式是对中国实施“离岸平衡”。其并不总是选择直接对抗，而是通过第三国与盟友体系，并以关税等手段胁迫相关国家配合，从而形成对华的“离岸平衡”。这种打法已十分突出，关税战就是典型体现。除了对中国加征关税之外，美还要求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密切的国家对中国加征转口关税。未来在产业链、供应链重组以及“西半球优先”等方向上，“离岸平衡”思路仍将贯穿其中。
其次，是在中国周边方向“围点打圆”。我认真对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后认为，其表述重点是“重回第一岛链”，并非“退回第二岛链”，整体取向更偏进攻型而非收缩型。报告明确指出：“美国的外交努力应侧重于推动第一岛链的盟友和伙伴，允许美国军队更广泛地使用其港口和其他设施、增加自身国防开支，并最重要的是，投资于旨在威慑侵略的能力。这将把第一岛链的海上安全问题相互关联，同时加强美国及其盟友阻止任何夺取台湾或形成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力量平衡（以至于无法保卫该岛）的能力。”报告还强调亚洲在“赢得经济未来”中的关键地位，并给出了数据：印太地区GDP约占全球50%，名义GDP约占全球三分之一；在印太地区保持竞争力是美国整体竞争力的重要基础，通过构建印太地区联系、深化战略纵深来支撑其外交基石。因此，美国的主攻重点正是中国周边，这构成其新的战略部署之一。
其三，抢占西半球资源、能源通道及控制权，对中俄实施全面排挤。在这一议题上，中俄呈现“两条线”的差异：俄罗斯更像一条“虚线”，原因在于其在西半球尚缺乏大规模投资与贸易；中国则更像一条“实线”，因为中国既有实际投资，也与拉美多数国家形成了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关系，并且拥有规模庞大的投资存量。
以委内瑞拉重油为例，中国在广东揭阳布局了相关炼化能力，目的在于适配重油炼化需求，并产出沥青等下游产品，从而支撑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共建“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的原材料供给。中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共建“一带一路”相关工程对沥青需求量巨大。沙特等国生产的轻质油，其用途更多指向成品油消费，对重油炼化链条的依赖程度不同；因此，从产业链适配与工程需求角度看，重油对中国建设的重油加工基地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自委内瑞拉进入中国的部分重油存在转运路径，8000多万桶先到马来西亚初加工，再转运至中国。因此，从表观统计看，中委贸易量可能被低估；在实际结构中，部分经由马来西亚转口进入中国的油品，来源仍为委内瑞拉。将中国挤出西半球的动作，是对中国在该地区形成的巨大投资存量，以及未来可能产生投资收益的觊觎。这一点需要被充分看见，并纳入对安全形势的整体评估之中。
关于委内瑞拉方面的相关权益安排，当前在获取与执行层面已出现障碍。例如，5000万桶石油已经由美国掌控。在相关叙事中，美方甚至出现“由其代为处置委内瑞拉油品安排”的说法，并据此提出“需要用油就从美国购买”的交易逻辑。与此同时，此前约100亿美元的“以油偿贷”安排，本质上是委内瑞拉以石油交付偿还贷款；而类似安排目前在执行上已出现终止或中断。
在这种机制之下，中国若要继续获得委内瑞拉相关油品供给，可能面临通过美国渠道进行采购的被动局面。并且，美方还提出所谓“由美国出售委内瑞拉油品、收入进入美国财政部账户，再以代管方式处置并返还部分资金”的安排。在此情形下，中国相关权益正面临直接且显著的损失。
其四，美国近期以“重回WTO”的姿态推动所谓改革方案。尽管其此前拒绝缴纳会费、拒绝任命争端解决机制相关法官，但最近却向WTO提出改革方案，号召166个成员国与美国共同抵制其所称的WTO不合理条款，尤其是所谓“不公平贸易条款”，矛头直指中国。
中方目前在这一议题上的对外回应与议程设置仍显不足，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在美国长期阻滞大法官任命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探索由其他成员推动形成替代性大法官组成方案，形成争端解决机制或贸易仲裁安排？而如今美国又转而号召166个成员共同抵制其所称的“不公平贸易”，这一转向本身也需要被置于国际组织制度变革的视角加以分析。
因此，从整体态势看，美国对华策略呈现的是推进与加码，而非后撤。关税层面呈现阶段性间歇，但在实质层面，我赞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所说的“中美进入战略性相持期”的判断。
在我看来，这一相持期阶段还叠加了结构性对峙的维度：总体上，美国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与科技实力方面仍占优势，但中国在若干关键领域已形成结构性突破与结构性优势。因此，美方会用“中国几乎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之类表述，这种“几乎”本身仍带有轻视意味。
回顾2017年以来多轮博弈，我们需要对美国战略进行再认识。若用十年为一个周期，前十年已打出某种意义上的战略性相持与结构性相持；再经过十年的持续竞争博弈，中美关系有可能演化出新的长期框架。未来十年对中国至关重要。需要看到的是，其总体态势是推进加码，而且推进的力度、手段与节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在达沃斯论坛上，特朗普主动发表讲话，与其以往对达沃斯的轻视姿态相比，讲话内容仍呈现对全球的进攻性立场，其中也涉及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与风电等领域，说中国把风电能源卖给欧洲，并借此对欧洲作出贬损式评价，实质上仍在围绕中国议题展开攻击。因此，对美国战略需要被持续、系统地再认识。
第三点，如何应对中国海外权益与核心利益可能受损的风险。
我赞同一个基本判断：美西方阵营正在发生解构。其是否会走向彻底解散尚难断言，但从思想与战略层面看，解构正在发生。解构将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世界动荡的程度、变化的速度以及秩序修复的能力。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次具有标志性的美西方整体性分裂过程。未来美西方是否仍能以“阵营”形态保持稳定一致，也将取决于动荡与变局演进到何种程度。
因此，中国应抓住这一机会，顺势而为、借力打力。无论美方提出“G2”还是所谓“G3”，其背后都包含对中国大国地位的客观承认，也意味着美国在重新布局时更倾向于采取间接方式，而非直接正面挑战。但这种间接挑战会以其他方式展开，对中国的全方位围堵仍将持续。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需要推动三项关键工作。
第一项，向国际社会清晰阐明中国在经贸领域的几条底线，至少应形成四条可被明确识别的底线。领土问题上，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底线，是核心中的核心；而在经贸领域，过去较少以“底线”方式对外表述，但在当前挤压程度显著上升的背景下，经贸底线需要被系统而清晰地提出。这些底线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属于中国不可触碰的红线和底线。
第一，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投资权益与合法收益不容任何国家侵犯。不管是什么国家和组织，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剥夺或掠夺中国投资和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2025年9月30日荷兰经济事务与气候政策部“冻结”中国企业闻泰海外资产——安世半导体的案例、英国依据《2021年国家安全和投资法》，强制要求中国建广集团资产出售FTDI全部股权，限定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的案例，开了很坏的头，必须避免相关的事件再次发生。中国在海外形成的合法投资与合理收益需要得到保障，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手段加以触碰。
第二，中国与各贸易伙伴之间的正常贸易关系不容触碰。无论对象是伊朗、俄罗斯还是委内瑞拉，这些都属于供给侧与需求侧在国际贸易框架下的正常贸易与权益交换，因此决不能触碰。当外部力量打乱中国与委内瑞拉等国的贸易安排，哪怕相关机制被迫转向他方控制，中方也需要发出清晰信号：这类正当贸易关系不容触碰，必须在对外表达层面讲清楚，否则我们在议题设置上、问题处置上就会处于被动。即便不使用“侵略”等措辞，也需要明确提出：中方利益不容侵犯，中方与各国的贸易关系不容干扰。
第三，中国企业出海在各国形成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以及与当地共同投资形成的新产业，客观上推动相关国家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任何国家、任何力量都不得破坏，企业合法收益和权益必须得到保障。这既涉及企业的海外利益，涉及人员的人身安全保障，涉及中国大国的尊严，也涉及到所在国家的根本利益。
第四，需要明确提出，国际公海、重要海峡与重要通道属于国际公共空间，各国享有平等使用权，任何国家不得以军事力量实施霸凌式控制。某些国家在多个关键通道上形成了事实控制能力，控制了七大通道，其中四大海峡、两大运河、北极通道，现在美国争夺格陵兰岛目标之一，就是为了控制北极通道。从通道控制的结构看，相关国家在四大海峡与两大运河上拥有显著军事存在，并将其与北极通道等新通道竞争相结合，形成对全球关键物流与能源通道的综合影响力与控制力。例如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英吉利海峡，以及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再叠加北极通道，共同构成其在军事与经济层面的通道控制体系。如果在这一问题上缺乏明确表述与中国合法权益议题塑造，未来相关通道风险随时可能外溢为对中国合法利益的掣肘。
这些底线与议题需要被系统化推进：
第一，对外释放清晰信号；
第二，将其纳入谈判与规则议程，形成对中国全球合法权益的制度性机制性规则性保障。今天的中国是开放的中国，一方面需要让外资进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也要进入开放的世界，在全球形成产业、投资、贸易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如果海外权益缺乏保障，就会形成长期性风险与结构性风险。美国常以军事力量保障其海外权益，那么中国需要以何种方式建立自身的权益保障体系，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其一，可以依托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对我利益损害方形成必要的压力。其二，还需要依托国际规则、国际组织与国际共识，推动形成有利于维护各国正当权益的舆论环境与制衡格局。其三，必须明确表达我们在若干的基本立场与底线，形成相关议题具体安排与明确的舆论导向。
第三，更基础的工作，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一点具有决定性意义。从根本上看，无论是两个大国还是多个大国竞争，最终比拼的都是各自国内治理与发展成效。也就是说，当今世界的竞争博弈正在从多极化的外部竞争场域向国内能力维度延伸。大国博弈不再仅仅局限于疆域拓展或武力对峙，而是悄然向内延伸，转向对国家治理能力、经济发展实力、科技与军事实力等综合能力的比较。因此，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仍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要素。
（根据陈文玲在“2026年国际政治与大国关系走势”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北京对话获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