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全球安全倡议为破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程中全球安全治理面临的严峻挑战指明了方向。全球安全倡议是二战后非西方世界安全理念创新洪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万隆会议是全球南方安全观的历史和知识起点。中国的全球安全倡议是对全球南方安全理念的继承和升华。全球南方内源性安全观集中体现在安全供应链的新思维上，即国家安全韧性、地区安全韧性与全球安全韧性的有机融合和相互促进。从万隆会议到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本质上是全球南方用新的理性精神来取代传统安全思维的历史性进程。
关键词：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南方 全球治理 万隆会议 安全韧性
2022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正式提出全球安全倡议。2023年2月21日，中国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2025年5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指出，截至2024年底，全球安全倡议已经得到11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赞赏，写入123份双多边政治文件。为什么短短两年时间，全球安全倡议会得到如此众多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赞同和支持？毫无疑问，这首先得益于中国外交努力的成功，正如外交部长王毅所说的那样，全球安全倡议植根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实践。本文认为这也是中国的安全倡议与全球南方安全理念共鸣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全球安全倡议还存在怀疑、担忧、否定甚至抵制，有不少观点认为这是中国控制安全领域话语权，扩大本国影响力的“工具”。全球安全倡议不是中国一国的主张，而是对非西方世界安全理念的继承和升华，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知识传承，也是全球南方安全观演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更长的时间跨度对全球南方安全观进行历史和知识的溯源与论证，强调全球安全倡议在历史和知识上的国际性，有助于减少国际社会对倡议的怀疑和误解。中国的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南方安全理念的演进有着紧密的联系，阐明这种联系对于更好地让世界理解和支持倡议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万隆会议：全球南方安全观的历史和知识起点
2023年中国政府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提出了“六个坚持”的基本原则，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目前有关全球安全倡议的相关研究主要以定义、范畴、意义的诠释为主，对全球安全倡议的历史和知识渊源的研究较少。在前期相关研究中，有的聚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有的强调中华文明和平特性。从国际性角度出发的相关研究则主要关注中国与印度、缅甸等国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全球安全倡议的关联性。毫无疑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全球安全倡议重要的历史和知识来源之一。但从二战后第三世界兴起和当前全球南方崛起的大背景看，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是全球南方安全理念和中国的全球安全倡议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知识源头。
万隆会议是历史上首次亚非民族独立国家召开的国际会议，会议召开的背景正值美国在欧洲建立了北约，并积极在亚洲和中东构建地区性军事同盟网络。参加万隆会议的29个国家中有不少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因而参会国家对如何实现安全存在很大分歧和斗争。但是，会议最终形成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对于安全的实现方式提出了指导规范，这些指导规范既具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道义性，又具有更为具体的现实操作性。2025年是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也是二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然而，乌克兰危机和加沙冲突表明，全球和平安全再次处在十字路口。面对当前国际关系的乱局，我们更要在把握全球南方集体性崛起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从历史和战略的高度思考万隆会议对于新安全理念建构的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万隆会议可以说是二战后去殖民化历史洪流中新生独立国家集体发声的里程碑，更是非西方世界探索实现世界和平安全的重要起点。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International Relations，IR）可以说实际上是一种在以欧美为中心的假设基础上建构的知识体系。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IS）作为国际关系的核心，本质上来说同样是一个基于西方世界国际安全关系实践而形成的知识体系，非西方世界在国际安全研究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冷战中，随着美苏争霸局面的出现和地区性局部战争冲突频发，第三世界地区安全研究开始兴起。然而，这部分研究普遍强调外部因素，将第三世界地区安全置于全球层面的世界大国竞争的结构下看待，主要聚焦于大国争霸对第三世界安全的影响以及第三世界安全获得大国保障的需求。由于冷战时代国际安全研究高度关注美苏两极和核威慑，第三世界的安全问题仅在他们可能影响超级大国关系的范围内受到关注。那些关于地区性质的战争或内部战争无法进入国际安全研究的主流视野，更不用说非军事的安全问题。有关非西方的安全研究的上述聚焦错位让全球南方在新安全理念建构中的历史和知识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关于万隆会议的研究很多，但有关万隆会议与国际安全关联的研究则很少。现有研究中万隆会议常常被视为反殖民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展示第三世界团结的重要事件，对其在国际安全新理念建构中的贡献关注很少。万隆会议作为反殖民主义的重要里程碑被人们记住，然而万隆会议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前所述，万隆会议召开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军事同盟在第三世界地区建立和扩大，最为明显的就是东南亚和中东。对于二战以后的世界如何才能实现安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提出的方案是以威慑为基础的军事同盟和阵营政治。1954年9月，美国主导建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1955年2月，巴格达条约组织建立。这种情况下，对于新生的民族国家来说，一个重要的知识挑战在于他们是按照上述逻辑实现安全，还是能够提出不同的理念。更加复杂的是，29个万隆会议参加国家之中，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日本和沙特阿拉伯都参加了西方的多边或者双边的军事同盟。然而，会议最终发表的十项原则证明万隆会议在实现国际安全的理念方面发出了第三世界的声音，凸显了第三世界的理念。本文聚焦万隆会议在安全领域的贡献，使用万隆会议关键人物的回忆录、讲话等文献，结合近年来中国在安全领域的重要论断，从历史和知识角度溯源全球南方内源性安全理念的传承性、发展性和生命力。
万隆会议对西方安全理念知识基础的挑战
从新安全理念建构的角度来看，万隆会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西方安全理念（无论是殖民主义的安全思维还是冷战对抗的安全思维）的知识基础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
（一）万隆会议否定西方安全理念中将国际关系预设为“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起点
从新安全理念建构的角度来说，万隆会议本质上是要走出西方殖民大国安全思维“牢房”（prison-house），是一场安全思想上的去殖民运动。西方安全理念的知识认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anarchy），每个国家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自助或者建立同盟来威慑潜在的敌国。然而，万隆会议主张的国与国之间通过和平方式处理关系的安全理念从根本上与“军事威慑”安全逻辑相对立，是一种不同的国际社会的组织方式。万隆会议强调主权原则，但是不接受国际关系的“无政府”假设，而是认为合作应该是世界秩序需要的原则，多边主义、相互尊重而不是胁迫应该作为国际关系操作规范。这本质上是提出了针对国际秩序和外交行为的不同原则。
（二）万隆会议认为内部同质性不是安全的基础，在尊重多样性基础上同样可以实现安全
国家内部治理模式的同质性被认为是建构安全共同体的核心基础，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共同体常作为经典案例被引用。工业革命后，欧美各国的活动开始向全球扩展，并且以欧美国家的治理模式作为判断国际关系的基本标准，欧美文明国家之间以主权平等方式缔结条约。对于那些具有一定治理结构但够不上欧美标准的国家和地区，则缔结不平等条约。对于那些被认为未开化的地区，则通过殖民方式来实现“文明开化的使命”，当时国际社会的主体仅限于欧美“文明国家”。这种等级制和歧视性的方式导致文明国家为了争夺殖民地而爆发世界大战。二战后，因意识形态对立而划界的冷战开始，这本质上仍然是对国际社会主体多样性的否认，延续了等级制度下的国际关系基本结构。万隆会议对国际社会主体多样性的尊重，确立了国际关系中只有构建真正平等包容的新规范才能实现可持续安全的理念。
内源性安全观：安全韧性的新思维
“内源性安全观”（Endogenous Security）指的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不安全（insecurity）感主要源于国家内部和地区内部的国家之间可能出现暴力冲突的两大内源，以及通过增强国内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实现国家层面安全韧性，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地区国家之间安全问题实现地区层面安全韧性，从根本上减少安全脆弱性的安全理念。西方的“外源性安全观”（Exogenous Security）指的是不安全感主要来自敌对国家可能发动武装侵略和进攻的外源，以及主要通过建立集体防卫性质的军事同盟达到威慑假想敌实现安全的理念。本文认为全球南方内源性安全观集中体现在安全供应链的新思维上，即国家安全韧性、地区安全韧性到全球安全韧性的有机融合和相互促进。
（一）强化国家安全韧性的同向战略目标让地区国家具有建构地区安全韧性的强烈动能
印度尼西亚首任总统苏加诺在万隆会议开幕式演讲中说，如果存在共同的追求，多样性又有什么不好呢？但是他也承认，“我们互相之间知道的太少了”。万隆会议被认为是各种不同国家的聚会，缺乏共性，但苏加诺认为最大的共性在于他们追求国家独立自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愿望。1955年4月24日，万隆会议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其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的十项原则，被称为“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或万隆精神。第一条就是尊重基本人权，而对于新独立的亚非国家来说，基本人权首先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印尼在20世纪60—70年代首次提出“国家韧性”概念，认为国家韧性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没有国家韧性，我们将始终处于恐惧之中”。1954年，毛泽东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他还说，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
安全和发展不可分割。习近平指出，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他指出，这需要在国内“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在地区层面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议设立亚投行等都是推动亚洲安全和发展相互促进的具体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特别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王毅提出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有利外部环境，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已经同周边17个国家确立构建命运共同体共同目标，在中南半岛和中亚地区形成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全覆盖，中国同周边关系进入近代以来最好时期。2025年4月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指出，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
中国领导人先后提出四大全球倡议。第一个提出的就是全球发展倡议，这本身就体现了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外交的人民性，以发展谋求安全的全球南方的共同价值观。中国和南方国家都肩负着发展振兴的共同历史使命，这种共同的使命感让全球南方国家拥有了共同价值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深化周边发展融合，强化共同安全，巩固战略互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
（二）地区安全韧性的同向渴求使地区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树立强烈的战略自主意识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中至少有四条与建构地区安全韧性相关。第二条尊重一切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条承认一切种族平等和大小国家平等，第四条不过问或者干涉他国内政，以及第八条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者司法解决等和平手段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印尼原外长阿拉塔斯在纪念万隆会议召开40周年大会上指出，亚非领导人提出“一个建立在独立、和平、正义和共同繁荣基础上世界秩序的愿景”。他们不仅有共同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经历，他们还有“共同命运感”，核心是尊重《联合国宪章》。阿拉塔斯认为，万隆精神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冷战时代危险的两极格局政治的愿景。这实际上就是对传统西方的国际关系知识起点的无政府状态认知前提的否定，认为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可以实现国际关系的稳定和真正的和平。正因如此，他说全世界对于我们的会议有着巨大希望，“期待我们向他们显示出一条走出我们当前所处的困境的道路来”。
1967年8月8日，东南亚国家联盟在泰国曼谷成立，在《曼谷宣言》中明确写道，“所有外国的基地都是暂时的”，而且“不应该用于直接或者间接来颠覆国家独立和自由”。宣言还提出，“东南亚国家的首要责任是强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确保他们的稳定和安全不受到任何形式和方式的外部干涉”。《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于1976年2月在印尼的巴厘岛签署，前言部分明确写道，该条约建立在《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基础上。第11条规定，缔约国致力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安全领域强化各自的国家韧性，与他们各自的理想和愿望一致，不受到外部干预以及内部颠覆行动以保存他们各自的国家认同。第12条规定，在自信、自立、相互尊重、合作和团结基础上，努力获得地区繁荣和安全，致力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推进地区韧性，这些构成了一个强大和有力的东南亚国家共同体的基础。国家韧性、地区韧性以条约形式被确定下来。地区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相互之间的安全争端，而非引入其他大国干预地区事务。
1976年2月签署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协调一致宣言》第一条指出，“东盟的每一个成员国和东盟地区的稳定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一个核心贡献”。该宣言第3条指出，“消灭贫困、饥饿、疾病和文盲是成员国的首要关心”，并且强调了就国家发展计划进行成员国家之间磋商的重要性。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现在一直提倡的各国和各地区之间进行发展战略对接的理念。战略对接而不是战略对抗，这是重要的安全理念创新。
（三）地区安全韧性建构成功引发良性扩散效应并带来全球安全韧性的增值
1971年11月27日，《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在吉隆坡签署，其中写道“期待国际紧张的缓和到来以及取得东南亚的持久和平”。该宣言强调，“坚信1955年的万隆会议将持续有效地推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反对外部干涉内部事务，因为这种干涉将会给自由独立和一体化带来负面影响。宣言还认识到，朝着建立无核区的重大趋势，正如拉美的禁止核武器条约那样，为了推进世界和平和安全，减少地区的国际冲突和紧张。这说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安全理念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地区安全韧性建构的成功会引发地区之间相互学习进程。这不同于西方将同盟威慑的思想作为四海皆准的标准安全理念进行单方面全球扩散。通过建立无核区，避免大国干预地区和国内事务，从而建构和平区的思维，与万隆会议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表示，如果《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一旦开放签署，中国将第一个签署，这是大国支持中小国家的安全倡议、顺势而为的重要体现。国际安全的未来不应该由大国主导和垄断，而应该采用那些传统上处于脆弱地位的国家和地区提出安全倡议，大国积极支持的自下而上型的方式。安全供应链的思维同样也是自下而上的模式，在国家内部建立国家安全韧性，在地区建立地区安全韧性，然后实现全球的安全韧性。
事实上，在安全理念上不仅全球南方之间会良性扩散，也会对西方国家有促进作用。尼克松在1967年的《外交事务》杂志中这样写道，“东南亚条约组织在当时是有用和合适的，但是毕竟是源于西方而且从美国和欧洲获得力量”。他承认这个组织已经弱化到了“至多是一种美国承诺的机制性表现，以及英法还是积极成员时代的有点不合时宜的遗产”。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发表的《上海公报》可以看成是美国对万隆会议以及亚洲安全观的一定承认，这也是中国外交推动第三世界安全观的具体实践的成功。美国第一次明确强调：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
实现安全目的的国内因素不是国内政治组织形式的同质化（无论是冷战时代所谓的自由世界的安全共同体论，还是冷战后的民主和平论），而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渴求、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命运感。国家对国内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同向承诺让他们自然产生对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的需求，而这又会催生他们和平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分歧和争端的强烈意愿。如果每个国家都搞好自己的事情，地区国家都秉持要搞好自身建设需要的外部环境建设的想法，那么和平区就会扩大，全球安全就会得到保障，这就是国家安全韧性—地区安全韧性—全球安全韧性的安全供应链。
新安全理念扩展路径：原则性和包容性的结合
万隆会议是全球南方新安全理念的起点，但在推广新安全理念的进程中展示了原则性和包容性的结合，照顾到不同国家多样的安全需求，追求的是安全架构的稳定转型而不是激进革命。这一点在万隆会议处理集体防卫安排和军事同盟的方式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一）原则上，万隆会议主要发起国和参与国对通过军事同盟实现安全理念持否定态度
英国首相艾登在1954年7月20日给印尼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的信件中邀请印尼加入当时被称为“东南亚集体防御协定”的组织，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以“印尼的自由和积极的外交政策为理由”拒绝了这一邀请。他还在回信中明确阐述了印尼政府立场，说“任何单方面在南西太平洋地区的防卫安排都必须要避免，因为这将会加剧本地区已经有的紧张，最终导致战争”。这实际上是万隆会议主办国印尼对集体防御安全观的正式否定，也为万隆会议在安全问题上相关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基础。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认为，“已经持续几百年势力范围的政策再次被大国以这种（集体防御）条约的形式在本地区复活”，条约“实际上破坏了国际法对于禁止武装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规定，“成为美国和英国控制东南亚的工具，将冷战正式带进本地区”。
印度总理尼赫鲁也拒绝加入上述条约。1954年9月29日，他在印度人民院发表长篇讲话，解释印度不参加《马尼拉条约》，是因为认为军事协定提供的防卫作用有限，更是大国实施影响力的方式。尼赫鲁直接质疑为什么不是东南亚国家的美国、英国要成为防御条约组织的一部分，并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想要利用东南亚条约组织来影响这些条约国家内政和国际关系”，“《马尼拉条约》代表着一种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危险倾向”，因为毕竟是“大国和强国决定事情”。
（二）实际操作上，万隆会议务实地实现了参与美国军事同盟的国家与其他参会国之间的和平共存
面对会议参加国成员国中有参加美国集体防御的国家这一事实，如果一味反对军事同盟将可能造成会议分裂，因此，万隆会议在安全实现方式上采取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包容方式。
作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同盟盟友的菲律宾代表，罗幕落认为“自己在万隆会议上的地位尤其脆弱”。他甚至被怀疑是代表美国国务院来搅乱会议。尼赫鲁在会议上说，亚洲国家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是一种耻辱。菲律宾代表反驳道：“没有美军基地在全世界，很可能我们已经被反对方所吞噬，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的东欧国家那样”。巴基斯坦认为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维护了国际安全。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第五条规定，“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承认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行使自卫权的合法性”。这意味着会议没有否定与会国以集体自卫权参加军事同盟的权利。但是第六条这样规定，“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反对将集体防御机制用于大国利益，主张国家间平等合作。一方面，万隆会议没有拒绝这些加入军事同盟的国家与会，但另一方面，也明确提出了要求和提醒，即军事同盟不能成为地区外大国干涉地区事务或者国内事务的工具。
同样，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强调反对对立性军事集团的基本立场的同时，也展示了灵活性。参加万隆会议后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他专门提及了会议估计到了会有人而且已经有人企图利用宣言中关于集体自卫的规定，来为许多侵略性的军事集团作辩护。他说，今天我们共聚一堂，讨论集体和平问题，可以把军事集团的问题撇开不谈，因为那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周恩来还引用巴基斯坦总理告诉他的话说：“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并不是为了反对中国，也不相信中国有侵略的意图，这样，我们就取得了相互的谅解。”周恩来感谢巴基斯坦总理的解释让他们彼此获得谅解，让中方“知道这个条约并不妨碍为集体和平而进行合作和达成协议”。周恩来认为亚非会议的宣言不仅不能被用来替许多侵略性的军事集团辩护，恰恰相反，亚非会议的宣言是坚决反对组织这种侵略性的军事集团的。某些大国把小国拖进它们所建立的北约和马尼拉条约组织，就是为了获得人力和保证来建立新的军事跳板和军事基地，并且使这些小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
中国的新安全理念也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上述原则性和包容性相结合的特点。2017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中也承认了亚太地区安全架构因为多样性存在各种安全机制的现实。白皮书指出，“地区国家历史传统、政治体制、发展水平、安全关切各有不同”，“亚太地区既有东盟主导的多个安全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平台，也有历史形成的军事同盟。这种多样性决定了区域内短期难以形成统一的安全框架，多种机制齐头并进将是地区安全架构演进过程中的‘常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一些国家退出了同盟，还有的国家通过建立自主的地区组织减少了对同盟的依赖。以泰国为例，尽管仍然保留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但积极参与组建东盟并在东盟中找到了新的国际认同，而东盟自始至终都拒绝成为一个集体防御的军事集团。可以说，东盟很好地继承了万隆会议的精神。同样，上海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就秉持结伴不结盟的原则，上合组织的军事演习针对的不是第三国，而是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中国的全球安全倡议明确提出要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一国安全不应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全球南方地区的安全实践历史证明，拒绝以假想敌和威慑为基础的军事同盟，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安全争端，构建地区共同家园才是常态。事实上，以北约为代表的军事同盟并不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安全法则，相反，可以看成是一个特例。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这是大国对于地区国家的安全承诺，而不是外部安全保证，是尊重地区国家战略自主基础上的承诺。成立于2002年的亚信会议是亚洲覆盖范围最大、成员数量最多、代表性最广的地区安全论坛。2014年5月21日，中国作为亚信组织轮值主席国（2014—2018年）主办了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上海峰会，亚信成员国、观察员、峰会客人共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以及代表参加。此次会议是在2014年3月“克里米亚危机”发生的背景下召开的，该危机凸显了欧洲安全架构出现严重问题，也促使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思考如何建构一个持久和平和安全的亚洲安全架构的课题。习近平在峰会上指出，“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亚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来实现亚洲和平稳定”。习近平指出，“亚洲多样性特点突出”，“安全利益和诉求也多种多样”，因此要“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承认亚洲地区的多样性，以包容的姿态看待地区国家不同的安全利益和诉求的思想，这与万隆会议在处理美国同盟国家参会的态度可以说一脉相承。但是他也强调，“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他还提出共同探讨制定地区安全行为准则和亚洲安全伙伴计划，使亚洲国家成为相互信任、平等合作的好伙伴。习近平在上海峰会上建议，“推动亚信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
（三）以扩大和平区、减少冲突区来实现全球安全的理念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中的第九条“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和第十条“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本质上体现了扩大和平区和减少冲突区，实现安全的理念。中国近年来提出的通过结伴而不结盟的方式建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扩大和平发展区域的思维与其具有高度的连续性。面对大国争霸和两极阵营对抗加剧的局面，万隆会议提出要以互利合作和正义坚守来推进国际合作和扩大和平区域。万隆会议最大的亮点是邀请中国参加，发出的明确信号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应该成为国家之间在平等基础上发展正常关系和国际合作的障碍。
1955年6月7日，周恩来在同出席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谈话的时候说，1954年中印总理的联合声明中就提出建立和扩大和平地区，并认为今天世界斗争最关键的问题是扩大和平地区。这个思路就是要把和平中立的地区扩大，让战争集团的渗透隔离失效，但他也指出和平是集体的事情，不应该排斥任何人。周恩来在1955年7月30日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再次强调要“扩大和平地区和加强各国之间的互相信任”。
作为实现普遍安全的方式，中国提出的结伴不结盟与万隆会议扩大和平区的理念高度一致。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这是中国首次明确提出结伴不结盟原则。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首次对国际社会明确提出，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中国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在冷战时代的“集团政治”和“势力范围”的安全观指导下，国际关系紧张局势升级，地区代理战争不断。中国提出的结伴不结盟和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开创了国际关系新模式。这种伙伴关系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注重利益交汇点，摒弃了军事结盟对抗的冷战安全思维，超越了零和博弈逻辑。
结 论
冷战结束初期，德国统一、苏联解体等历史性事件的接踵而来让欧洲人认为，以北大西洋安全共同体为基础建构覆盖整个欧洲的政治共同体的梦想即将到来。欧洲安全被认为将会在地区认同和价值观趋同的进程中得到永久性实现。三十年后，乌克兰危机让欧洲人震惊，不仅一个覆盖全欧洲的安全共同体没有出现，而且战争不可能降临欧洲大陆的想法也已经破灭。冷战结束初期，亚洲由于具有高度多样性，同时存在领土争端、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历史积怨等因素，一度被一些学者视为已经进入“冲突成熟期”。在这种观点看来，欧洲曾经经历的冲突乃至战争历史，很可能成为亚洲未来的写照。然而，与这种预测相反，在过去几十年中，亚洲不仅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国家间军事冲突，而且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进程还在不断深化。为什么西方学者对亚洲安全的预测总是出错？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2023年的加沙冲突展示了欧洲和中东地区安全架构的严重问题，也引发了如何实现“安全良治”的思考。亚洲安全的“治”与欧洲安全的“乱”的对照本质上是两种不同安全观斗争的体现，是全球南方内源性安全观成功实践的集中体现。
全球南方内源性安全观的基础就是国家安全韧性、地区安全韧性和全球安全韧性的有机融合和相互促进。万隆会议体现了国内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国内安全韧性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不干涉内政”原则基础上，以地区国家是地区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的战略自觉，通过合作安全、尊重主权和遵守国际法，以及通过和平外交解决冲突等原则建构地区安全韧性，而不是依靠威慑和军事同盟。地区安全韧性的实现会引发地区之间的学习和互鉴，通过结伴而不结盟的方式扩大和平发展区域，最终实现全球安全韧性的提升。全球南方安全观是一种开放性的安全理念，而非反西方。东盟、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扩容，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来源于其开放性，没有将自己定位为反西方的集团。在安全理念上，这些组织也没有采取一味攻击和否定西方国家以军事同盟谋求安全的想法，而是展示了灵活性。
万隆会议在安全理念上的贡献在于将真正的理性引入到国际关系中，这对殖民时代和冷战时代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的知识从根本上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西方传统的安全理念和理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理性（或者现实主义）的象征，但实际上却是不理性的体现。从万隆会议到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本质上是全球南方用新的理性精神来取代传统不理性的安全思维的历史性进程。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本身就是建设国家安全韧性的生动写照。正因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等全球南方国家在安全理念上的相近性以及长期的良性互动，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能够在全球南方世界中产生“认知共鸣”。
张云，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26年第2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