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玲，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原总经济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点文末“阅读原文”，可访问陈文玲授权专栏。

近日，一乘文化在北京就近期中国经济一些热点话题专访了陈文玲研究员，以下为全文实录，爱思想受权发布。

问：如何评价2025年经济工作？

答：昨天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经济运行的各项指标，从中国经济已经取得的成就来看，2025年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明显成效，是抗压前行，这个压力还是相当大的。

第一，中国经济在四重压力下，取得了不平凡的成就。

我们在2025年面对着四重压力。第一重压力，大国竞争博弈异常激烈，特别是中美两个大国。中央提出的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大国关系里首推中美两个大国。现在一些大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基本竞争战略都发生了重大调整，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民粹主义、门罗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等沉渣泛起，相互交织，对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造成了重大影响。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和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向纵深发展，百年未有之大乱局也随之而来，变乱交织，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重压力。

第二重压力，国际格局在加快重塑，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关系几乎都在重塑，包括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在重塑，包括世界货币体系在重塑，包括科技革命带来的全球科技格局在重塑，包括地缘关系甚至全球治理也在重塑。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当然有机遇，但更多的是面临新的挑战。

第三重压力，是2025年特别突出的全球贸易战加码。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虽然面对185个国家是“”普惠式”的，是对全球开战，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中国也。对中国而言，其力度最大，下手最狠，范围最宽。从4月2日对等关税，然后直接加码到对中国征收关税高于全球所有经济体，一度高达145%，个别商品达到245%。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施压中国，想让中国低头。另外，它对我们周边和中国联系紧密的贸易伙伴加征高额关税，特别是加征高额的转口关税，形成对中国在贸易上的全面挤压和全面的遏制之势。以为这样的关税就能把中国打趴下，这场关税战是史无前例的，在美国历史上、在世界贸易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也可以说它是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贸易战，而中国是贸易战的首要打击目标。

第四重压力是国内经济也面临很大压力，国内存量问题尚未真正化解或走出低谷。例如，房地产投资下降了17.2%，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社会投资尚未回升，供需结构失衡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且趋势在加重。2026年重点是解决供强需弱问题，如居民收入水平、消费能力和意愿、人口持续下降等问题。这些存量问题既源于三年疫情带来的矛盾，也源于外部环境导致的经济受挫，以及政策制定和执行层面存在的问题，如合成谬误、拆解谬误、形式主义、一刀切等，这些都对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些存量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有很多增量问题。例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发展迅速，中国在全球应用占比接近50%，未来机器对人的替代将从体力到脑力延伸，这将对未来就业带来新的挑战。存量问题和增量问题叠加，形成了发展的第四重压力。

面对这四重压力，中国经济能够顶压前行，实现《政府工作报告》在2025年3月5日提出的GDP增长5%左右的目标，既不左也不右，正好增长了5%，这是极其不容易的，也是极其不平凡的，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这是从第一个方面概括我们在四重压力下取得的成绩。

第二，中国经济增长成果之所以来之不易，最根本的原因有五个方面，当然还有很多原因，但我认为这五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是党中央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把握得稳、把握得准，就像航行中的基准线一样，能够避开暗礁。我们的战略耐力、战略定力、战略谋划能力、战略反制能力，在全球无论大国小国中都是独树一帜的。中国的独树一帜在于以大国的担当做事，包括对自己的担当、对世界的担当、对历史时代的担当。我们站得稳稳当当，面对汹涌的逆流，中国没有乱阵脚。党中央国务院综合施策、顶层设计，从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持续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以化解经济中的存量问题，应对国际环境的骤变。

2025年在2024年一揽子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又制定了一揽子新的增量政策，包括提高财政赤字率到4%、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对房地产和股市采取史无前例的宽松政策。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适度宽松的，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搭配的组合方式。因此，在中国，大盘保持稳定，无论是2024年还是2025年，自疫情以来，中国的经济表现都是世界最好的。这体现了中央的决断能力和战略反制能力，特别是在贸易战中，中国作为首选目标，既不妥协，也不放弃谈判，与美国已经进行了四轮谈判。将美对我加征关税从145%降到了20%，下一步估计会将芬太尼的20%也纳入谈判内容。如果加上特朗普1.0时期形成的存量19.3%，中国现在对美出口的关税总水平仍在40%左右，但与前期的145%、125%关税大起大落相比，基本上稳定在这样一个水平。

贸易战休战一年，将于今年10月26日到期。当然，美国也没有闲着，但他们每走一步，我们都会有相应的反制措施。我们不仅是进行贸易谈判以降低关税，实际上在关税达到125%时我们就不再跟，关税到125%实际上就没有办法开展贸易，也就没有必要再与他们谈判。经过多次谈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釜山与特朗普总统会谈，两国元首确定了贸易战休战一年。中国从最高层决策层到谈判团队，从谈判团队再到制定政策的研究团队，反制战打得非常漂亮，采取了更为有效的组合拳。在1.0时期，我们主要在贸易战层面讨论关税问题，讲究对等反制。但现在我们采取了组合拳，不仅关注关税问题，还将稀有金属七种纳入了反制范畴，特别是对稀土实行了有史以来最严格的管控，对美国的全产业链追踪并实施了最严格的管制。

这样一来，我们的筹码与美国的关税和制裁形成了不对等、结构性的制衡机制。这种互相制衡的机制才是贸易战能休战一年的原因。大家不要认为贸易战休战一年是美国大发善心，实际上是我们的组合拳发挥了作用，是我们这种不对等的制裁取得了成效。这种不对等制裁恰恰打中了美国的七寸，抓住了他们的命门，形成了结构性的相持、反制和相对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战略反制能力和前面的战略谋划能力，使我们保持了相当大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因此，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与美国正面回击、硬刚的国家。许多其他国家在美国的重压下，要么妥协、下跪，要么躺平、完全不抵抗、不反驳。我们看到美国对欧盟加征了15%的关税，还需采购其7500亿美元商品，投资6000亿美元；对日本加征至15%关税，需投资5500亿美元，美国将从投资中获得90%利润，并迫使日本开放市场；对韩国加征15%关税，韩国还需到美投资3500亿美元，且韩国造船企业需到美国投资。对中国台湾地区最近推出相关措施，加征15%关税，台湾还需购买美国商品。

因此，真正能与美国进行对等谈判的只有中国。我们拿出的筹码反制贸易战，在乱世中，有人评论特朗普帮助中国更加伟大，感谢特朗普，它的打法凸显了中国是大国，是不可霸凌的国家。民主党政客称，美国正在帮助中国再次伟大，而非美国再次伟大。伟大是相比较的，在斗争中显现，中国经济发展、制造业发展、科技发展是实力的支撑。美国《国家战略安全报告》提出，中国经济2017年之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几乎到了中美可以平起平坐的阶段，但我们并未如此表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在去年一次讲话中说，不是资本主义改造了中国，而是中国改造了资本主义，他还称，中美之间已进入战略性相持阶段。从贸易战角度看，中美确实已处于战略性相持状态，但我认为“战略性”后应加“结构性”，因为我们在某些方面仍较弱。在很多方面，或者说从总体上看，美国力量可能仍比我们强，但在这种结构性相持中，我们的速度、效率、组合拳的有效性，得到国内外舆论普遍认可。

二是我们立足于做好中国国内事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深化对外开放，深化改革。2025年，中国在这些方面迈出新步伐，如科技创新方面，年初Deep Seek横空出世，杭州六小龙开始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我在前年一次讲座时提及相关情况，2023年国家登记备案的大模型企业数量为126个，但到2024年这个数字上升至434个，去年年底已超过600个。在2025年，即中国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元年，Deep Seek横空出世。

起初，大家认为这几个年轻人突然就出现了。但后来我到杭州调研，拜访了有关专家，一位专家讲，并非梁文峰在上大学时就开始研究人工智能大模型，而先是研究量子计算。之后，他用量子计算积累的知识，与做基金、涉足资本市场的合作伙伴共同投资，其年投资量达30亿元到40亿元，且多年成功。之后，他将资金投入到Deep Seek的研究中。DeepSeek的研究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0岁，成员均来自北大、清华、中国科技大，有1人来自浙大。因此，Deep Seek的横空出世，是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实现了突破，突破即开源、即公开。当然，Deep Seek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现在中国很多大模型在很多领域已得到日常应用，如阿里的千问、灵光、夸克，腾讯的豆包等，这些都已成为人们日常连接的智能体，在千行百业中发挥很大作用。

Deep Seek开源后，也已渗透到千行百业。因此，我认为国内科技取得了重大突破，人工智能的元年从2025年开始，新质生产力也从2025年开始加速发展。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从2024年开始在党文件中出现，但真正的爆发式增长从2025年开始。例如，2025年的《中国制造2025》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智库，包括美国的智库一致认为，中国制造2025取得了预想的成就，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基本成型。

因此，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仍是以新质生产力为底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主导产业。此外，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我去年调研了几个传统企业，发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所爆发的动能是非常强大的。如广汽，前几年，广汽是传统的生产制造型企业，因其GDP占广州市的比重很大，所以广汽近几年的销售额下降对广州市的GDP总量影响很大。从前年开始，广汽开始与华为合作，去年广汽的新能源智驾汽车品牌埃安汽车系列闪亮登场，我到其汽车展厅参观了埃安的汽车，其品质不仅体现在自动驾驶方面，也体现了传统汽车的技术积淀。因其技术成熟，汽车零部件、喷漆工艺、造型均非常出色，相比许多新上市的新能源汽车及与三流、四流汽车企业合作生产的汽车，其基本功更为扎实。一旦思路转换、传统产业转型成功，其爆发力将非常大，令人震撼。一月初播出的央视对话节目，格力董事长董明珠、东风汽车冯长军及牧原股份董事长秦英林参加，我作为专家点评，由陈伟鸿主持。东风汽车冯长军介绍，东风风行星海S7?这款纯电动汽车，在上市前的极限测试中，曾被置于?2.7米深的水池中连续浸泡7昼夜?，之后仍能正常启动，其电池包采用了军工级防水标准，远超国标IP68要求（国标为1米水深30分钟），具备极强的涉水和抗浸泡能力，这超出我的想象，这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2025年加快速度的体现。

三是未来产业在2025年开始起飞，包括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2025年，大部分具备条件的省份在这几个领域均找到了突破方向。前段时间到河南调研，河南拥有大规模石墨矿，以前闲置，现在已经将石墨资源转化为超硬材料，如实验室培育钻石。专家介绍，实验室培育钻石这种超硬材料分为四个层次，一层为工业用粉末状，再一层为消费级，再上一层为军事领域用，最高层为半导体领域用最精密的刀头。这种材料的折射度和硬度均超过硅基芯片，有可能成为下一代芯片材料，从而引发产业革命。

目前各地都在谋划，这是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从创新到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再到构建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去年出台了民营经济促进法，建立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进了政府行政审批流程，提高了审批效率。统计局公报显示，中国经营主体已达到1.89亿个，去年增加了380多万户。去年经营主体数量增加，表明中国企业的创新、创造都在发展，微观主体活力较大。前年的快递业务量达到1700多亿件，去年达到1800多亿件，平均每人100多件，甚至有人表示个人可能更多。这体现了现代物流体系门到门的服务能力，原来中国物流体系最难做到的是门到门服务，现在我们的服务可以覆盖全国的各个角落，甚至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因此这个统一大市场既是国际的，又是国内的。我认为这也是我们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即我们要做好的国内事情也是国际事情。

第四，我们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构建开放型经济体，把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体作为促进世界经济、构建世界新经济的基础。例如，我们去年年底宣布了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未来，在海南所有加工产业，只要产品增值达到30%进入内地，就可以免税。我们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都是15%，个人所得税最高档可能为15%，可能还要分三档，如5%、10%等。在海南，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目前，从谋划到落地正在加快进行。除此之外，全国的22个省170多个片区还在深化自贸改革试验，包括去年和前年陆续推出的海南自贸港30项负面清单和一般自贸试验区33项负面清单，以及现在可复制、可推广的几百项政策。我们还向最不发达国家，如非洲的53个国家实行了零关税，对47个国家实行了单边免签政策。

因此，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战略定力，即战略谋划能力、战略耐力、战略反制能力，以及做好中国事情的几个大方面，都是值得肯定的。当然，我们的农业也是丰收的，粮食产量达到1.4亿斤，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再加上我们的改革开放，与世界在重构中保持互动，共建“一带一路”已经12年了，实际上已经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力量、榜样、示范和大国的胸怀。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我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都是中国对世界做出的新贡献。

所以总地看，2025年中国是成功的，中国经济是成功的。中央文件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我们要准备迎接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要识变应变求变。其实2025年是否惊涛骇浪不好评价，但无疑是风高浪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稳步前行，或者中国这艘大船能够在风浪中平稳前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既体现了中央的决断能力，也体现了企业的运营能力，更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付出的努力。

问：官方数据显示经济在恢复向好，但为何很多普通人和企业家感觉不明显，甚至觉得经营困难？这种宏观数据与个人体感“温差”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答：现在我们的宏观数据总体来看不错，经济形势从数据上看平稳前行、抗压前行，但微观和宏观存在温差，如何理解这个温差呢？我想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个看法不一定对，大部分人可能也没有更深的解读。我想从传导机制及其效应上分析这个问题。中央要求把握好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的关系，认识到两者不能相悖。中央提出把握好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的关系，意味着不仅要看宏观数据，还要看微观感受。宏观数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表现或基本面，而温差则体现中国的结构型差异和个体感受差别。为何微观和宏观存在温差呢？我认为有几个传导机制不畅。

第一，财富预期的传导效应。非常影响体感或个人感受。例如，房地产市场投资额、新建面积、开工及销售面积连续几年下降。一大批房地产企业倒闭，房地产何时能真正企稳回升？这个预期至今尚未整体性和实质性扭转。房地产作为财富价值符号，在居民财富构成中占70%到80%。居民对财富预期收缩、负面，因此很难对宏观经济有很好的感受，因为自身财富缩水，且预期未来无升值希望。如有改善性需求，想卖掉旧房子，但房子贬值，改善性需求意味着要先赔钱，再投入大量资本购买。因此，改善性需求群体不敢投资。这种财富预期传导效应，对有购买需求的群体影响明显，他们体感与宏观数字和基本面对比，需求满足的体感就会差。

第二，与市场预期的传导效应有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四稳：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虽然有1.89亿个微观主体，但微观主体对宏观政策的感应未传导到位。这与市场供强需弱、终端消费需求未能有效拉动市场有关。因此，市场预期尚未根本改变。市场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前景？在细分市场中，我的就业方向在哪里？我的营收是否具有溢出价值？我去创业，是否有成功预期？目前，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很多人对市场预期都不明朗，未看到未来市场将强劲反弹，因此传导效应对人影响较大。最近几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社会投融资均下降，企业贷款也减少，并非不想投资或挣钱，而是对市场未来发展缺乏清晰且正面的预期。

第三，存在货币幻觉的传递效应，即剔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速与一般人感觉的名义价格存在差异。虽然总体感觉通缩，但个人购买的商品价格，如医疗、教育等服务费用却越来越高。例如，健康卡、预防性健身等价格高昂且持续增长。消费降维体现在哪些方面？如衣物等价格降低，原本弹性消费部分价格降低。如书法家、画家等国家级作品，原本价格一平方尺过万元，现在降至几百元甚至更低。在抖音上，除大红袍画家作品外，其他画家作品价格多为几百元一张，顶级作品才一、两千元。珠宝等原本昂贵物品，如今价格也在下行。消费降维主要体现在原本弹性需求部分，即满足心理、情绪、享乐需求的消费能力降低，而满足刚性需求的价格上升。这种货币幻觉的传导效应导致体感差异明显。工资、收入及购买力下降，但满足基本需求的价格上升，如旅游出行等，而满足心理、情绪需求的消费下降。一般人在生活基本需求未得到满足前，不会追求弹性需求。这是一种幻觉传导效应。

第四，是全生命周期支出的预期传导效应。大家对医疗、住房、养老、教育，特别是培育下一代的预期支出，认为必须准备全生命周期的大宗支出，且这是硬需求或高需求。这种预期传导效应非常大。据人民银行最近开会发布的数字，住户存款已达到166.41万亿元，其中定期存款占73.4%，这是有史以来定期存款占比最高的时候。我在三季度做经济形势解读时，当时定期存款占77.7%，全年下来是73.4%，即70%以上的存款用于定期存款。定期存款实际上是为了储蓄一定时间不用、用于未来全生命周期的支出，因此占比很大。我们现在储蓄率在42%，亚洲大部分国家是储蓄型国家，包括日本，但我们的比率很高。2025年居民储蓄增加了14.6万亿元，这是把未来全生命周期的预期传导到消费上，把未来消费的能力储蓄起来，即消费能力后移。这种传导效应是导致我们体感和宏观数据不符合的一个重要深层次原因。以前有些互联网公司、高科技企业的高管和中层都是高薪，现在有些降薪、有些下岗，连这样的高收入群体都在下降。我听说像滴滴出行这样的互联网汽车行业平台，平台上已有4000多辆车，而几年前是2000多万辆车，再加上嘀嗒出行等，实际上在这个平台上运营的车辆已经超过5000多辆。一些下岗的、降薪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要把存款存起来，但即期支出还要再挣钱，所以他们的体感和宏观经济数据肯定不一致。

第五，投资预期的传导效应。现在的投资方向，几乎到了无风口时代，原来有风口，猪都能飞起来，现在能飞起来的猪快没了。人工智能是风口，但大部分人创业、就业找不到这个风口；量子计算是风口，但这个风口也是极少数人具备能力且高风险、高投入不一定有回报的。网络直播是风口，但围绕网络直播的整个平台服务大军有2.2亿人，他们都是围绕着平台做物流、直播、快递等工作的群体。包装、商品核检、快递发送等行业已形成巨大的柔性就业团体。当前，一部分创业、创意、创新及投资处于迷茫期，部分高技术水平门槛导致企业难以进入。手工业大量退出，制造业中全球40%的黑灯工厂在中国，黑灯工厂不再需要多少工人。这些因素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如弹性就业、柔性就业和流动性就业。传统的固定工作岗位模式，即在一个单位工作一辈子，已对人的预期产生很大影响。投资的传导效应使企业不敢扩张，个人也不敢消费、购买，当然，这种约束还源于个人能力和消费欲望。

此外，还有一些人收入水平很高，积累了大量财富，部分财富合理转移至境外投资领域，也有部分属于不合理转移。综合这些因素，五个传导效应导致宏观基本面出现变化。尽管创新速度快，制造业占全球31.6%，统一大市场及消费品金融总额今年约50万亿元，数字亮眼，在全球共同面临困难和挑战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整体仍保持稳定。然而，个人或企业的感受与宏观运行并不一致。这需要政府层面推进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的一致性，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更多地投资于人，使人的感受与中国经济前行步伐合拍，增强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信心，实现投资中国未来。需营造优良的商务环境，我们既需要境外企业投资中国，更需要中国企业投资中国。通过在中国投资形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主导力量，企业“走出去”和国内发展均有希望。同时，需要改变就业观，从固定化、单一化、区域化、地域化转向全球化、柔性化、弹性化，尽管有些工作可能是短期的。通过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结合，我们致力于培养人的能力，打造具有创新精神的劳动力，提升国民健康水平。根据“中国健康2030”目标，我们预期寿命要达到80岁，且这一高龄阶段需保持高质量。若80岁时健康质量不佳，即便仅活到60岁，若质量低下，行动不便，将对社会造成沉重负担。因此，投资于人以保持人群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以及健康管理能力至关重要。体感问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逐步解决。通过解决各个领域的问题，使人们的体感与中国经济宏观数据基本面一致，使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整体感受也会有所改善。这需要综合施策，确保传导机制顺畅。

问：您提到要避免陷入西方的“经济增长话语陷阱”，面对增速换挡，我们应该如何理性看待GDP的“率”与“量”？如何应对“经济增长焦虑”？提升全民信心的关键是什么？

答：如何看待GDP增长率与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既涉及国际比较，也关乎国内情况，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看，主要有三个视角。

第一，要看规模与速度；第二，要看PPP评价下的GDP和一般汇率评价的GDP；第三，要看速度与质量，这三个视角非常重要。

首先，我们看总量、规模和速度的关系。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至今，高速和中高速增长已持续近半个世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成就，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性数据。从世界范围内高速增长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有一个普遍规律，即规模越来越大时，增速会换挡，越来越低。高速增长在持续一定时期后会转向中速增长，甚至低速增长。例如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都是如此。以日本为例，1951年至1973年22年的平均GDP增速为8.7%，换挡后第一个十年降至3.5%，目前则更低，日本已保持近30年的低速增长。韩国高速增长期为1960年至1997年，持续37年，年均增速为9.3%，相当高。换挡后第一个十年降至5.1%，目前一直保持在3%以下。新加坡从1960年至1987年高速增长，换挡后第一个十年增速下降至5.4%，目前增速在3.5%至3.9%区间。再看中国，1978年至2011年，我们保持33年的年均10%增速。换挡后第一个十年，即2012年至2021年，增速下降至6.7%，但仍高于其他换挡后的国家。目前，中国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2000年增速为2.3%，2021年为8.1%，2022年为3.0%，2023年回到5.2%，2024年为5.2%，2025年为5.0%，这意味着中国进入5%时代。若此预期实现，到2035年，即“十五五”“十六五”期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观察经济发展规律可知，任何经济体在起飞阶段都会经历高速增长时期，到换挡期时，通常头一个十年会转向中高速增长，再过十年则转向低速增长。

但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从1978年到2011年，我们用了33年时间保持10%的增速。换挡后，我们的增速仍保持在6.7%，十年后增速仍在5%左右。实际上，中国的奇迹在于，高速增长时增速高于其他经济体起飞时，换挡后经济增速并未降至3%以下，仍在6%以上，如今过了十年，增速仍在5%左右。因此，中国奇迹的密码在于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不断换挡，但这种换挡并非断崖式下跌。所以中国强调“稳”字，即稳中有进，稳中前进。中央的这些表述，实际上与“稳”的基本概念相符，即在稳的基础上求进，这种进步是循序渐进、扎实的。因此，规模和速度之间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不行了，中国经济换挡是正常现象。GDP从10%到6%，再到5%，一些人就认为GDP增速下降，这已形成很大的社会舆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换挡、下行、出了问题。这一点必须澄清。

第二，我们要看速度和质量的关系。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在5%左右，但中国经济增速的增长质量是肉眼可见的不断提升。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科技自主、自立、自强，推进教育、人才、科技一体化发展。这些重大部署都在改变中国的结构和质量。在同样的速度前提下，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例如，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新三样”产业（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业）已占GDP的18%，前几个月发改委主任已公布此数据。他说，未来十年，我们还要再创造一个占GDP比重18%的新三样产业，即新质生产力在未来可能占更高比重。例如，通过2025年的经济数据可以观察这一变化。制造业增加了6.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9.2%，3D打印设备增长52.5%，工业机器人增长28%，新能源汽车增长25%。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已达到1300万辆，中国连续多年汽车产销量、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也连续多年排名第一，出口、生产、销售均领先。去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1300万辆，汽车总产量超过3000万辆，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接近百分之五十。这表明中国制造业的速度和质量都在提升。

此前我谈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形成支柱，全国有4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形成的科技创新长廊也已位于全球第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国的创新能力已位居全球前十位，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一排位最为靠前。随着中国科技进步，这一排位继续领先。此外，中国在新质生产力方面也在快速发展，如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低空经济、可控核聚变、氢能等，去年这些领域的发展都呈现出加速度。整个“十五五”时期将成为中国制造业和经济发展的主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数字经济占比的提升，目前数字经济占中国GDP的比重已达到43%以上。

数字化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在5G、6G等领域走在全球前列，北斗卫星系统新一代组网将于2035年完成，2029年将完成新的组网。从天空到地面的5G、6G布局以及算力基础设施的构建，已形成完整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体系。因此，虽然发展速度相同，但结构已完全不同。例如，现在中国产生了1万亿美元的顺差，出口商品的价格和价值已发生巨大变化。以前主要以服装、鞋帽、箱包、玩具为主，需要几亿件服装才能换一架波音飞机。而现在，芯片出口排名第一，前年达到1.14万亿元，在所有商品中排名第一。去年新能源汽车的详尽数据还未公布，但其价值已与服装不可同日而语。越来越多的高价值、先进产品成为出口产品，相同数量的产品产生的价值不同，这主要源于市场的供求关系。因此，速度和质量是关键。

第三，我们要区分按照购买力平价PPP和按照一般汇率法计算的GDP，两者是什么关系？汇率法的GDP是指钱在国际上能换多少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PPP，则是钱在国内能买多少东西。这样比较，比如买一个麦当劳的饼，在美国花多少钱，在中国花多少钱，同样的钱能买到多少。如果按照GDP，则是指钱在国际上值多少钱，即多少美元。实际上，因为美元仍然是准国际货币（占比重大），所以按照2025年的数字，按照汇率法比较，中国的GDP折合美元是19.4万亿，美国的GDP是30.6万亿，我们比美国少。我们占美国的比重是63.4%，曾经最高的时候，2019年占到美国的70%以上。

现在由于美国GDP计算方式的调整、汇率上升、通货膨胀等原因，我们按GDP占美国的比重减少了。如果按照PPP计算，即同样的钱在国内能买多少东西的概念，我们来比较，则中国的GDP按国际组织给出的数字，2025年是41万亿美元，美国是30.6万亿美元，我们比美国多了10.4万亿美元。我们是美国的130%还多。所以如果到2030年，我们会是它的150%。如果按照这样的比较，那我们中国要比美国强。而且2014年三大国际组织，还有美国五角大楼曾经提出过这个观点，即按照PPP比较，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时我们是不承认这个概念的，因为我们还是要按一般汇率来算，不想让别人说中国比美国更强大，因为确实也不如美国强大。

所以，提前把中国推到比美国强大的位置，对中国发展很不利。当时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曾经不承认这个数据，还是坚持按一般汇率计算的GDP。但是现在发展到现在，美国拼命地遏制打压中国，而且一些学者把GDP比较的中国占美国的比重下降作为一个话题来炒作。我们就有必要把按照PPP计算和按照一般汇率计算这两种方法计算的不同结果告诉大家，告诉国际社会、我们的学者、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人民，就是中国经济占美国经济的比重不是在下降，按照可以在国内购买东西的这样的计算方法，我们已经超过美国，还不是一点半点，我们是它的130%。

在看待中国的GDP增速、总量和质量的关系上，起码要弄清三个大问题。另外，增速不同但基数与增速产生的绝对量关系也值得关注。例如，2012年中国GDP总量是54万亿元，如果GDP增长10%，增长的绝对量是5.4万亿元。而2025年GDP是140万亿元，如果增长10%，绝对量则是14万亿元。增量14万元如果与2012年GDP总量比较，增量接近30%。所以同样的速度，基数不同，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绝对量是不同的。目前一年增长14万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年GDP。

问：您指出新能源汽车、光伏等行业存在“内卷式”竞争，导致“优质不能优价”。除了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条例，从企业、行业到政府，到底该如何破解“内卷式”竞争的治理难题、跳出这个“伤己”的困局？

答：我再谈一下内卷问题，中央已经高度重视。

除了内卷，还有外卷，内外都卷。实际上，国内内卷已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体系，从国内卷到出口倾销，到关税壁垒，到市场萧条或萎缩，到进一步降价，到更严重的内卷，到竞争力总体下降，到部分企业关闭休克，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圈。另一个恶性循环圈是，以价换量，利润侵蚀，研发不足，同质竞争，最后卷死自己。这个恶性内卷后果非常严重，导致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价格下降、需求收缩，对企业有百害无一利。

需要说明的是，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供过于求也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不可能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卖多少、生产多少，都是事先计划好的，市场还是要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但我们现在所说的内卷，不是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下的竞争、淘汰和新生，也不是供给侧、需求侧配置的自然调节或产生的互动。

现在所谓内卷，是由于一些政府的合成谬误、政策的合成谬误、行业的合成谬误，导致一些行业一哄而上。虽然这个行业政策是国家支持的，哪怕是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一个政策管全国、各省各市几乎都在谋划相同产业，比如低空经济，虽然很多地方都写入了规划，但实际上并不是说所有地方都适合搞。

作为未来产业，各地争相表态并谋划推进相关产业，我们原来的光伏产业，以及现在的新能源汽车，都是国家政策鼓励的产业，能发展到现在的产业优势，实际上是在竞争中形成的。但如果所有企业都无条件进入，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另外，内卷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价格竞争。当价格低于成本时，更多的中小企业将面临破产。

但是，产业将向少数企业集中，成为头部企业后，它们将成为价格制定者和行业价格引领者。这一过程中，很多中小企业和优质企业因缺乏体量优势和全产业链优势而竞争不过，导致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一些企业运营困难，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内卷造成的。内卷还导致行业平均利润率下降，我们的优质产业，包括新能源汽车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无法优质优价。例如，2023年新能源汽车出口126万辆，在欧洲市场定价高于国内市场50%，在巴西等国家定价高于国内市场1倍，但2024年随着更多企业进入，价格大战爆发利润随之下降。

2025年这种情况达到巅峰，2月所有新能源汽车降价，平均一台车降价1.8万元，当时有一款车降到了7万以下，整个行业利润率被挤压。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行业，即最有竞争力的行业，恰恰受价格竞争影响最大，利润最低。据行业协会数据，2025年部分新能源汽车每辆车毛利不足1000块钱。

汽车作为工业明珠和皇冠，本应具有高价值和附加值，但现在却陷入低利润困境。一辆车利润不到1000块钱，可见价格竞争之激烈，几乎没有议价空间。此外，内卷还导致我们无法继续进行更高水平的研发。因为价格降到极限后，企业没有利润进行研发，除非负债，但负债又会导致新的运营问题。华为孟晚舟在新年致辞中提到，其利润下降，但仍拿出22.7%用于研发，最高年度达到25.1%。这样的企业才有长远大计，必须投入研发才能在研发上不断突破。华为、大疆等企业不断在研发上做原始创新，才能突破美国举全世界之力的遏制和打压，走出困境。但我们现在很多企业陷入内卷，经营都没有利润，拿什么钱做研发？

内卷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它影响了全产业链。在产业链的上下游，形成了极其不对等的现象，头部企业，即所谓的链主企业，对全产业链中小企业的利润进行挤压。我曾到安徽调研，许多为头部企业提供配套的中小企业、中小微企业，可能生产汽车上的弹簧、安全胶垫、把手等部件、模块。一位工厂厂长跟我说，头部企业要求他每年采购价格降低10%，每年降低10%，十年后就只有成为零了，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持续生存？汽车降价后，降价的成本转嫁到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身上，中小企业还怎么活呢？我问，你们现在是怎么做的？他说，把管理成本、劳工成本降到最低，接下来要降的是原材料成本。一旦替换原材料后，汽车的某个零部件如果替换为价格低廉的原材料，质量下降，汽车的安全有保障吗？所以，我觉得内卷的危害非常大。我们要解决内卷问题，需要动真格、下功夫，真正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创造高价值、适宜的价格，我们追求质优价廉，但一定是相匹配的。

我们要从被动跟随转向创新引领，从恶性竞争走向品牌竞争，创造世界品牌。创造品牌后，价格中应包含品牌价值，就像原来美国、欧洲的跨国公司，没有工厂、车间，靠品牌、研发委托加工，就能挣到大部分利润。我们现在做的是实体。我们创造的是先进的新质生产力，生产全世界最优的产品。我们的品牌价值、研发价值、人才价值都应涵盖在价格中。以前卷价格，未来就要卷价值、卷创新、卷人才、卷平台，卷整个产业链生态、行业生态。最重要的是，政府要积极引导，制定相关规范规制标准，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包括我们的产业政策，包括我们要坚决把反不正当竞争法执法做到位。我们还要发挥行业组织作用，要有行业规则、行规，要有行业退出机制。我们还要和企业“走出去”、合规建设结合起来。要和最高标准的经贸规则对接，包括技术标准、产品标准。我觉得现在中国企业应该倒过来做，世界标准应作为最低标准，国家标准应作为一般标准，行业标准应作为高标准，企业标准应作为最高标准。这样进入国际市场才能战无不胜。另外，我们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全链条、全过程管理，关注供应链上下游的平均利润率。

要实行普惠金融，但中小企业投资不足。因此，我们需要确定合适的行业利润率，通过协商定价，使市场形成一个合理的行业平均利润率，探求社会平均利润率。此外，我们还需要参考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在进军国际市场时，我们应避免恶性竞争，无论是内卷还是外卷都不应发生。自2025年起，中国政府就开始整治内卷现象，到2026年，整治内卷将促使市场形成有序竞争，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参与全产业链的中小企业和头部企业的共同利益，这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形成成熟、畅通、可持续的产业链供应链生态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