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辉，中央民族干部学院干部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摘要：国内生产总值(GDP)向国民总收入(GNI)的统计视角转换，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空间由“属地性”向“属人性”拓展的理论命题。传统民族认同理论多将共同地域视为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前提，容易把认同边界限定于物理疆域之内。随着中国企业和公民全球经济活动不断拓展，仅以国境线界定“中国经济”已难以充分涵盖国民创造的价值总量。“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标志着一种以国民身份和收入归属为核心的空间界定逻辑正在形成。这一转向不是否定疆域认同，而是在坚持属地基础上，将共同体认同边界延伸至制度、身份和利益联结所能覆盖的全球范围，为全球化条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的空间范式。
关键词：中国人经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空间；属地性；属人性；GNI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代民族国家在处理经济全球化与本土认同维系之间的张力时，面临着空间形态与治理边界的双重重塑。随着中国从资本输入国向资本输出国的历史性跨越，传统的地域性经济统计指标已不足以完全表征国家经济实力的真实延展，更在深层结构上触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空间基础。官方话语体系提出“中国人经济”，绝非仅是经济核算方式的调整，更隐喻着一种超越传统领土边界的认同空间建构尝试。
这一理论命题直接源于国家顶层设计对经济发展空间形态的最新研判。商务部主要负责同志在解读“十五五”规划相关开放工作时明确指出，未来必须“既看GDP也看GNI,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这一表述绝非孤立的政策辞令，而是对中国经济结构深刻转型的战略回应。长期以来，作为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GDP严格遵循“国土原则”。在这一逻辑下，只要是在本国领土范围内产生的增加值，无论由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创造，均计入总量。这种统计方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进来”主导的历史阶段具有合理性，但在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当下，其局限性日益凸显。
相比之下，GNI（国民总收入）遵循“国民原则”。它从收入分配角度，衡量一国常住者在全球范围内占有的最终收入总量。这意味着，“中国人经济”的核心内涵在于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尺度，将中国企业与公民在境外创造的要素收益纳入国家经济版图。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已达3.6万亿美元，这一庞大的经济体量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延伸于本土物理疆域之外的经济空间。当国家统计与治理的视野开始覆盖这一超越国境线的经济存在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物质基础便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地理疆域，而是随着国民经济活动的延伸拓展了空间维度。
长期以来，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更多从文化认同、历史记忆和心理归属等方面展开，相关论述往往以相对稳定的地理空间为前提。然而，随着国民、资本、企业和资产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流动，共同体认同已经不再只是在连续的本土地理空间中生成和维系。数以百万计的海外华侨、侨胞与数万亿美元资产分布在世界各国及地区，如何在这种非连续空间形态下维系身份联结、利益纽带与情感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必须回应的问题。从“中国经济”到“中国人经济”的转向，不只是经济统计口径的变化，也要求突破传统“疆域—认同”高度重合的解释框架，重新理解全球化流动条件下共同体认同的空间形态。
传统理论通常把“共同地域”视为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基础。自斯大林提出民族定义的“四个特征”以来，共同地域便被看作民族形成和延续的重要物质条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叙事中，秦汉以来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确立了文化、族群与疆域相互支撑的文明结构。其中，统一疆域既是政治统治的空间边界，也是民族认同生成的重要依托。费孝通先生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同样强调各民族在“共同地域”内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这类认同空间被限定在主权疆域范围内，进而演化为具有鲜明地缘特征的属地性认同空间。
这种理论预设与GDP的统计逻辑内在一致。GDP统计以国境线为绝对边界，将境内产生的所有经济活动视为“国内”经济，这种方法论强化了认同空间与地理疆域的高度重合。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民经济活动的边界早已超越了地理国界。数据显示，早在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已位居全球第六，流量位居全球第二，大量国民经济活动实际上发生在国境线之外。如果继续沿用严格的“属地性”理论框架，这些在境外产生的“中国人经济”将被排除在民族共同体的经济认同之外，势必导致经济实践与认同理论严重脱节。
更为关键的是，既有研究鲜有从GDP向GNI转换的经济统计视角来重构民族认同空间。虽然学界已关注到全球化对民族认同的冲击，并提出了“身份认同分散化”“地理边界意义重审”等观点，但这些讨论多停留在社会学或政治学层面的抽象思辨，缺乏从宏观经济核算指标变更这一具体切口入手，分析其背后的空间政治经济学含义。当前的理论工具箱中，缺乏能够有效解释“国民在境外活动如何通过经济与制度纽带维持对母体共同体认同”的分析概念，使得“中国人经济”这一政策话语缺乏深厚的学理支撑。
从“中国经济”到“中国人经济”的转向，究竟如何改变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空间结构？这一问题涉及共同体边界划定、认同空间延伸、制度联结效能发挥等一系列理论命题。这一转向也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空间从“属地性”向“属人性”拓展。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传统的疆域认同，而是在承认疆域认同仍是根基的前提下，拓展其边界、丰富其内涵。具体来说，认同空间的界定依据，从单一的“地理疆域”延展到带有制度属性和身份属性的“国民身份”上，再通过产权、税收、法律等一整套制度化联结机制，即便共同体成员身处不同地理空间，也能够维系稳定的内在联结。
在理论层面，传统的民族认同理论通常把“共同地域”当作共同体形成的一个重要前提。“中国人经济”的提出，则让“属人性认同空间”成为一个值得进一步深挖的分析范畴。认同空间的建构并非只能依托连片疆域，它同样可以通过制度安排、身份联结和经济实践，塑造非连续认同空间。由此来看，对“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这一政策话语的理解，就不能只停留在经济统计的层面，还得进一步看到其中蕴含的认同空间转换逻辑。
在范式拓展层面，该议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认同研究带来了新的空间视角。全球化引发的“认同危机”与“去地域化”挑战，如果单从文化认同层面去解释跨国认同如何维系，很容易忽略经济利益和制度安排所起的基础作用。以经济空间重构为分析切入点，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国民身份、要素收益、产权保护、法律服务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协同维系共同体认同的内在机理。这样既能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空间维度，也可以为从古至今商旅跨国往来始终与共同体身份深度绑定的实践，提供更为充分的学理阐释。
在现实层面，“中国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民族认同视角的理论支撑。当前，“十五五”规划建议已经明确部署“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境外经济活动就不该只被看作国家财富的增量，更要被纳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视野。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用制度化的手段，把境外的“中国人经济”深度融合到民族共同体认同体系中，让身处不同地域的国民经济主体，仍然能通过身份、制度和利益，形成稳固的联结。由此，“属人性认同空间”这一理论框架，既能解释全球流动条件下共同体认同的维系机制，也能为落实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增添全新分析视角。
二、从“属地性”到“属人性”：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空间的理论重构
统计指标的变化，不只是对经济现实的反映，也会影响人们理解经济空间的方式。从GDP向GNI的视角切换，看似只是统计覆盖范围的技术性变动，背后却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空间划定规则的深层转变。要理解这一变化，需要从理论上辨析“属地性”与“属人性”两种空间形态的生成机制及其差异，进而把握认同空间重构的内在逻辑。
（一）“中国经济”(GDP)与“属地性认同空间”的理论逻辑
作为一种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逻辑具有鲜明的领土属性。依据国家统计局的界定，GDP侧重反映生产成果，以国境线为绝对边界，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领土范围内所有常住单位的生产活动成果。在这一逻辑下，经济价值的归属被物理空间所绑定，即只要生产行为发生在国内，其价值便被标记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这种以领土为界的统计逻辑，在社会意识层面固化并强化了典型的“属地性认同空间”。
“属地性认同空间”是认同空间边界与地理疆域边界之间具有较高重合度的空间形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与旧的氏族组织相区别的最显著特征，首先便在于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在这种空间形态中，民族共同体的成员身份、权利义务与情感归属，通常都与特定地理疆域深度绑定。秦汉时期，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逐步确立，文化、族群与疆域形成相辅相成的文明架构，疆域也由此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依托。长期以来，“共同地域”被视作民族认同形成的重要物质基础，而认同的培育也始终与地缘聚居关系紧密相关。
因此，“属地性认同空间”的生成主要依赖于地理共在所衍生的自然维系。在封闭或半封闭的经济体系中，人们在同一地理空间内的日常接触、经济交换以及受同一套本土制度规训的生活经验，自然而然地沉淀为共同体认同。然而，这种空间形态存在天然的局限性。它本质上是一种内向型、封闭型的空间建构，无法涵盖超越地理边界的国民经济活动。当全球化使得资本与人员大规模溢出物理国界时，“属地性认同空间”便面临解释失效的困境。那些身处海外、创造巨大经济价值的国民，仅仅因为地理位置的改变，便在统计与认同的“属地”逻辑中处于边缘甚至缺席的状态。
（二）“中国人经济”(GNI)与“属人性认同空间”的理论创新
与GDP不同，GNI（国民总收入）遵循“国民原则”。它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衡量一国常住者（无论身处何地）所拥有的最终收入总量。在这一统计视角下，判断经济价值归属的核心标准不再是“在哪里生产”，而是“由谁获得”。例如，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的利润，其产值虽然不计入中国的GDP,但会明确纳入中国的GNI核算。这一视角的转换，为建构“属人性认同空间”提供了直接的经济学理据。
“属人性认同空间”是认同空间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地理疆域，而是随着国民经济活动和国民身份的延伸，向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展开。生产力布局和物质交往方式的变化，会带来社会关系形态的相应调整。马克思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当中国的经济活动遍布全球，维系共同体的各类社会关系，也同步完成了跨地域拓展。在此背景下，判断认同归属的核心标准不再局限于所处区位，而是“国民身份”。我们也不再把空间仅仅理解为一个物理范围，转而从空间社会学所强调的“社会空间”视角来分析它。认同空间从来不是天然给定的，而是在国民经济实践、制度安排和身份联结的持续互动中，逐步塑造起来的。
这样的理论框架，实质上是对地理决定论的一种修正，更看重制度建构和身份联结在认同维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全球化重塑了地域格局与社会形态，地缘关系不再是凝聚共同体认同的唯一依托。“属人性认同空间”正是通过确认国民身份在不同地域中始终有效，为地理分离条件下的共同体认同，提供了全新分析视角。即便个体和经济活动在物理空间上彼此分离，只要国民身份、经济利益与国家制度之间仍然保持着关联，共同体认同便拥有存续的坚实基础。这种带有“去地理化”特征的新型认同空间，始终扎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脉络，也是在全球要素流动的当下，对中华民族由“自在”转向“自觉”这一历史进程的延续与深化。
（三）从“属地性”到“属人性”：认同空间重构的三重理论转向
从“中国经济”到“中国人经济”的演进，实际上驱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空间发生三重维度的理论转向。首先是边界转向，即从“地理疆域”到“国民身份”的重新界定。在“属地性”模式下，国境线是认同的硬边界，越过国境即进入“异域”。而在“属人性”模式下，凡是持有中国国民身份、受中国法律保护、参与中国国民经济循环的主体，无论身处何地，其所在的经济社会空间均被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空间的有机延伸。边界的性质从刚性的物理界限转变为弹性的身份界限。
其次是纽带转向，即从“地理共在”到“身份联结”的生成逻辑转换。传统认同依赖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缘情感，是一种基于直接接触的自然纽带。而在新模式下，这种纽带升华为一种深层的政治与文化归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在地理分离的条件下，正是这种基于共同身份和文化的深层认同，结合现代国家制度体系的淬炼，成为跨越山海、连接分散个体的核心纽带。
最后是维度转向，即从“单一地理维度”到“地理维度加身份维度”的结构扩展。这并非用“属人性”完全替代“属地性”，而是形成一种复合空间结构。本土的地理疆域依然是认同的根基，但“属人性认同空间”作为一个新增维度，极大地拓展了共同体的外延，形成了一种立体化、开放式的认同空间格局。
（四）“属人性认同空间”的核心理论要素
构建“属人性认同空间”理论，可围绕四大核心特征展开分析：去地理化、身份化、制度化与动态化。去地理化并不是完全脱离地理环境，而是指认同空间不再被单一物理地理边界所限定。在此基础上，“身份化”就成为认同空间的重要构成因素和边界界定方式。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各民族成员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对中华民族的由“自在”到“自觉”的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在“中国人经济”的语境下，具象为个体对应的经济身份与法律身份。
与那种依靠山川毗连、比邻而居形成的地理空间不同，超越疆界的社会空间，要由制度力量来托举。产权保护、外交庇护、统计体系等制度安排，串联起分布全球的各类经济主体，同时牢牢对接国家共同体整体，有效防范认同体系在全球化流动中走向涣散。与此同时，动态演化是“属人性认同空间”的固有属性—其形态会随国民经济活动版图的扩张或收缩持续适配，始终保持灵活与开放的特质。当前，我国对外投资体量稳步增长，对外经贸布局不断延伸，也推动着这一认同空间的边界持续向外拓展。
三、“中国人经济”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空间的理论机制
从“中国经济”转向“中国人经济”，绝非单纯统计数字的机械增减。这一转变本质上是全新空间形态的生成过程，同步牵动统计口径调整、身份认知重塑、实践场域拓展与制度纽带搭建。通过重新界定经济价值的归属主体，各地分散开展的国民经济活动被整合至共同体认同的分析框架内。这一变化不仅刷新了学界对经济空间格局的认知，也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边界完成重新界定。
（一）统计视角转换的空间重构效应——从GDP到GNI的理论逻辑
选用不同统计标准，看待经济价值的视角也会随之改变，价值来源、权益归属与空间边界的解读逻辑均存在明显差异。GDP与GNI两类核算体系的切换，早已超越单纯的技术调整范畴，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共同体经济形态的整体认知。经济价值的判定标准，究竟以生产所在地为依据，还是以国民身份、收入权属为核心，从根本上决定了共同体经济空间的界定逻辑。
GDP统计逻辑的本质在于强化“生产地”概念，它将经济价值的合法性来源严格限定在特定的物理疆域之内。在这一逻辑下，只有发生在国境线内的生产活动才被视为共同体经济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排他性的地理界定方式容易固化认同空间的边界属性，使得“疆域”成为识别“我们”与“他们”的绝对尺度。相比之下，GNI统计逻辑通过引入“国民原则”，打破了这种对地缘因素的过度依赖。它强调收入的最终归属而非产生的地点，将那些散落在全球各地的、由本国国民创造的经济价值重新回收到民族共同体的总账之中。这使得原本被视为“外部”的经济活动，在统计意义上获得了“内部”的合法身份。
这种转换从根本上改变了认同空间的边界界定方式与生成逻辑。在GNI的透镜下，国境线不再是经济认同的终点，而是国民经济活动向外辐射的起点。正如国家统计局所阐释的，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的利润虽然不计入GDP,但明确纳入GNI核算。这一核算规则的改变，实质上是在承认，只要主体具备中国国民身份，其所在的经济空间，无论是在东南亚的工业园还是非洲的基建工地，在价值归属意义上都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经济实践的延伸。因此，“中国人经济”概念通过统计规范的确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提供了一个超越地理边界、具有合法性的新空间基础，使得“空间”的性质从物理的容器转变为流动的网络。
（二）国民身份的认同空间建构功能——从地理纽带到身份纽带
当统计视角剥离了对地理位置的绝对依赖，原有的地缘纽带在跨国空间中难免出现松动。此时，国民身份便填补了这一空白，接替地缘纽带成为维系认同空间的核心力量。它不再仅仅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升华为一种能够跨越物理阻隔、凝聚分散个体的精神标识。
在传统的“属地性认同空间”中，地理共在是维系共同体情感的重要条件。人们因共居一片土地，面对相近的自然条件、社会关系和公共事务，渐渐生出一种朴素的地缘连带感。在“属人性认同空间”中，国民身份并不只是族群或文化的标记，它同时包含着明确的法律与经济意涵，因而成为联结分散个体的重要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努力。”身份纽带并不因地域的分隔而丧失效力，海内外中华儿女始终与民族复兴的进程、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系。在“中国人经济”的视野下，在境外开展合法经营活动的国民，并非游离于共同体之外的个体。依托身份认同、制度规则与经济关联，他们始终深度融入国家认同体系。尽管他们已经离开本土地理空间，却仍可借由护照、纳税记录、企业注册信息等身份凭证，持续嵌入国家的法律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关系网络。这种根植于身份的联结，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地理距离的束缚。只要国民身份的法理基础以及相应的经济契约尚在，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认同纽带就不会因地理空间的分离而自行断裂。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全球化流动的格局中，国民身份扮演着稳定认同坐标的角色。
（三）经济实践的认同空间拓展机制——从境内生产到全球活动
认同空间绝非仅由抽象的概念与身份构建，其实质内涵必须植根于鲜活的物质实践。列斐伏尔强调，“空间实践”是空间生产的基础，没有物质性的经济活动支撑，空间便只是一种想象的虚构。在“中国人经济”的视野下，国民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构成了认同空间拓展的物质引擎。
“中国人经济”的规模化发展，已经为重新理解共同体认同空间提供了现实基础。长期以来，传统民族认同理论更偏重于“境内生产”，将其视为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物质根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入，经济实践的场域已从本土疆域逐步拓展至全球各地。中国石油、华为等企业的海外收入已攀至万亿或千亿量级，这类跨境经济活动并非脱离本土的孤立板块，而是与国内产业链、资本流转、技术体系和市场网络深度联动。可以说，正是经济实践的全球铺展，拓宽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空间界域和物质载体。诸如广东的一些民营企业在东南亚设厂，国有企业在中东参与能源合作，这类具体的经济行为，既带来资本增值，也借助劳动、交易、管理和制度协作，将“中国人的存在”刻写在不同地域空间之中。这使得各族群众无论身处国内还是海外，都能依托经济活动融入共同体发展进程，从物质层面推动属人性认同空间逐步成型。同样地，境内外国民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也都属于共同体经济实践的有机部分。认清这一点，能够打破简单的内外二元划分，将全球范围内的国民经济活动，整体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空间的分析框架。
（四）制度联结的认同空间维系机制——超越地理距离的空间支撑
依靠地缘邻近建立的群体关联，本身易受空间距离影响。随着人员、经济主体跨国往来日益频繁，这类传统联结会不断弱化。如今跨地域布局已是普遍现象，这就要求“属人性认同空间”以完善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让全球各地的国民经济主体持续锚定国家共同体。全球化不仅重塑了区域社会结构，也催生了共同体认同趋于分散的潜在风险。面对这样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具体而言，制度的延伸，集中体现在产权保护、税收体系、外交支持和政策扶持等功能性制度跨越国界的运作上。双边投资协定与领事保护机制，为境外国民及企业提供着权益保障；税收抵免和跨境金融服务，则让境外收益经由制度通道，与国内分配体系衔接起来。
制度联结的作用在于，它让身处境外的经济主体时刻感知到共同体的存在。当一家在非洲运营的中国企业获得国家的政策性贷款支持，或是一名海外务工人员得到领事馆的紧急协助时，这种制度性的互动便跨越了物理上的阻隔。制度化联结体系将原本可能游离于体系之外的境外经济主体，重新整合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空间之内，使“属人性认同空间”具备了超越地理距离的结构稳定性。正是这套看不见的制度网络，确保了认同空间在全球扩展中依然保持着紧密的内部张力。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空间重构的实践路径
想要把“属人性认同空间”的理论成果转化为国家治理举措，关键在于梳理出落地可行的实施路径。统计、制度、利益分配、意识引导、风险防控五大板块并非彼此割裂，而要形成联动协同的整体格局。一方面，该理论能够解释全球化背景下共同体认同向外延伸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也可为各类配套政策的规划设计提供学理支撑。综合统筹各项工作之后，共同体认同空间便可在扎根属地基础的前提下，不断拓展属人属性，即便身处全球流动的大环境，也能始终维系紧密的内在联结。
（一）构建“中国人经济”统计体系的认同空间显现机制
显性化的统计数据构成认同感知的物质基础，因为共同体成员对自身的认知往往建立在对整体规模与边界的清晰把握之上。长期以来，由于GNI核算体系相对边缘化，大量国民在境外创造的经济价值处于一种隐而不彰的状态，致使国民对共同体经济空间广度的认知存在显著盲区。因此，构建一套科学、直观且具备传播力的显性统计体系，不仅是经济工作的技术要求，更是重构认同空间的首要步骤。
一方面，完善GNI核算体系，关键在于把境外要素收益更准确地纳入国民经济统计。按照国家统计局对GDP与GNI所作的区别界定，应当进一步健全跨境数据采集机制，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利润、对外承包工程收益、劳务收入等逐类统计，使这些收益能够归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当中。这不单是数据口径上的技术调整，也有助于将散布在全球不同地域的“中国人经济”，从统计意义上呈现为一个彼此关联的整体。同时，需要建立“中国人经济”统计数据的分类统计与公开发布机制。通过定期发布境外资产规模、海外营收贡献、跨国就业人数等专项指标，可以让国民比较直观地看清中国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状况。这类数据不只是经济运行信息，也能帮助公众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存在已在相当程度上跨过国境线，经由企业、资本、劳动和制度联系伸向世界不同地区。
另一方面，在统计公报和政策文件里，也宜适度强化“国民”“中国人”等，能彰显具体表征的身份性表述，减少单纯围绕“境内生产”展开的叙事，从而更清楚地呈现“国民创造”的价值维度。这一话语调整，有助于引导公众将经济认同的理解，从单一地理空间扩展到共同身份与收入归属的层面。通过统计语言的调适，“属人性认同空间”的可理解性和可感知性会逐步增强。当国民能够从GNI视角来观察国家实力时，一种超越地理疆域的共同体意识，便获得了更具体的数据支撑。
（二）建立超越地理边界的制度化联结体系
地缘上的相隔，会逐步消解由地域相近而生发的天然认同纽带。这就需要借助国家制度的功能延伸，让境外的经济主体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继续保持稳定的关联。在全球化要素流动的背景下，推动制度功能延伸，既是提升国家治理适配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海外权益、拓宽共同体认同边界的核心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明确强调：“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产权保护制度，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目前不少企业都在海外有了布局，境外资产规模越来越大，碰到的法律风险自然增加。所以，要进一步完善海外资产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服务机制，要靠外交支持体系去帮助企业在境外发展壮大，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样的保护，可以让境外的市场主体真切地感受到，就算身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国家的法治服务、领事保护和政策仍然能加以支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们跟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制度联系自然更加紧密。
同时，政策扶持与税收协调制度的建立刻不容缓，必须构建全方位的服务保障网。应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部署，为参与国际循环的国民经济主体提供融资、信息及市场开拓等全方位支持。这种支持不应被理解为单纯的商业补贴，而应被视为国家与国民之间契约关系的跨时空延续。此外，应加快建立境内外税收协调机制，既要避免双重征税挫伤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又要确保“中国人经济”的收益能够通过合理的税收管道回流国内。当“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制度供给，国民在境外的经济活动便不再是孤立的原子化行为，而是被紧密编织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网格之中。
（三）优化“中国人经济”成果的国内分配与共享机制
“属人性认同空间”的稳固性最终取决于利益的共享性，没有共同的利益，就很难维持长久的共同体认同。如果“中国人经济”的增长仅惠及少数跨国资本精英，而与广大国内民众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利益脱节，那么认同空间的拓展反而可能引发内部撕裂。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中国人经济”的成果必须反哺国内，惠及全民。因此，必须建立海外要素收益服务国内发展的制度化渠道。这包括鼓励海外中资企业将境外利润反哺国内，投资于技术研发、产业链升级及社会民生领域，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这种回流机制不应仅依靠企业的道德自觉，更需要财政、税收等经济杠杆的有效引导，形成“走出去”壮大实力、“引回来”造福桑梓的良性循环。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政策的话语表达，使其从单向度的“地区援助”叙事，进一步转向对“国民收益共享”的理解框架。国家对欠发达民族地区的支持，既体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要求，也可以被理解为全体国民在更大范围内共同创造、共同分享发展成果的过程。在这一认知导向下，民族地区群众将清晰认识到，自身深度融入“中国人经济”的整体发展格局，既是发展成果的受益者，也是发展进程的参与者。切身的利益联结，会不断夯实民众对属人性认同空间的认同根基。有了利益共享的切身感受，他们对“属人性认同空间”的认同，自然也会更加真切和牢固。依据哈维的空间生产理论，不平衡发展往往导致社会冲突。为此，需构建更透明、更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将部分境外经济收益转化为普惠性公共服务，并适度向边疆民族地区倾斜。当各民族成员切实体会到国家全球经济实力的提升与自身生活改善紧密相连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便获得了更坚实的物质依托。
（四）培育国民对“中国人经济”的主体意识与认同感
认同空间的重构绝非仅仅是冷冰冰的制度变迁，而在本质上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深刻观念革命。需通过教育与宣传手段，全方位培育国民对这一新空间的心理归属。
在教育体系里，可以适时把“中国人经济”的相关内容有机融入国民教育体系。这并非单纯增设名词概念讲解，而是引导青年群体形成深度认知：身为中华儿女，既要坚守本土根基，也要在全球化交往不断深化的当下，读懂国民身份背后的制度内涵与价值意蕴。与此同时，媒体传播可以强化“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人经济”这一共同体叙事。借助一些大型的跨国企业以及广大华侨华人的奋斗故事，去具象化地展现各族群众在全球经济场景下的协作模式，解读个体与群体如何以实际行动，助力中国经济拓展海外发展空间。
依托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化布局，民族地区经营主体得以深度对接国际市场。在常态化跨境经济往来中，当地群众可真切体会自身与全球发展的关联，也能清晰认识到国家制度为此提供的坚实支撑，进而在实践体验中建立起对属人性认同空间的具象理解。另外，针对宣传引导工作，可构建常态化案例传播机制，挖掘各民族从业者在海外协作共进的鲜活故事。以真实案例诠释理论内涵，摆脱纯概念解读的局限，让共同体认同教育更具现实根基与说服力。
（五）防范“中国人经济”发展中的认同空间分化风险
在推进认同空间拓展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底线思维，防范可能伴生的各类风险。任何空间重构都可能伴随着新的矛盾与张力，必须未雨绸缪，不可盲目乐观。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GDP与GNI的差距如果持续拉大，可能带来一个问题—境外收益与国内民众之间出现脱节感。随着“走出去”战略深入推进，将来若出现GNI明显高于GDP的结构性变化，倘若缺乏有效的解释和制度衔接，公众难免会对国民财富的流向产生疑问。对此，政策解读和预期管理要跟上去，把GNI增长与国家综合实力提升之间的关系讲清楚，避免对“中国人经济”形成片面化的理解。还要警惕另一种倾向，就是“中国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拉大地区差距，让民族地区在新的认同空间中滑向边缘。全球化往往先惠及那些开放程度高、产业基础好的沿海地区。如果缺少有效的调节机制，民族地区在“中国人经济”这张版图上的参与就可能不足，进而影响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与认同本土化之间的关系也要妥善处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身份认同会趋向分散化、多元化，这就必须在坚持开放发展的同时，靠文化建设和制度联结来增强共同体的凝聚力，让境外经济活动始终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保持稳固的关联。建立一套“中国人经济”发展的认同效应评估机制，及时监测并化解潜在的认同分化风险，是推动认同空间重构持续展开的一项重要保障。
五、结语
从“中国经济”到“中国人经济”的转向，折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空间正在经历一场新的调适。这一转变并非否定传统疆域认同，而是依托统计口径更新、国民身份塑造与制度体系完善，持续拓展共同体认同的空间维度。借助从GDP到GNI的视角转换，境外的国民经济活动得以进入国家经济的叙事；通过国民身份的凸显，散布于不同地域的经济主体，依旧能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保持联结；而产权保护、涉外法治、海外服务体系等制度安排，又为地理分离条件下的认同联结提供了更稳固的支撑。由此生成的“属人性认同空间”，在立足“属地性”的基础上，突破了单一国土疆域的限制，不断延伸共同体认同的边界，丰富联结模式。
立足“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的战略导向，未来发展既要守护国土疆域这一有形根基，也要重视由国民身份、制度保障、利益共享构筑的无形认同边界。这种全新的空间认知，既能在全球要素流动环境下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平衡对外开放与共同体认同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