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深刻时代命题，是塑造统摄全体成员、凝聚广泛共识并为民族复兴提供“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的精神动力。其构成上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元一体”，具有凝聚民族复兴伟力、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及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大时代意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多元一体”的历史演进与现实格局中。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阐释范式实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的超越：超越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对符号建构的侧重，超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对理性反思的倚重，超越涂尔干“集体意识”的社会图式化倾向，超越阿斯曼“文化记忆”对精英建构的偏重，超越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止于差异和解的局限。该理念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贡献，也为理解和构建当代国家认同提供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多元一体”；文化认同；理论超越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一项深刻的时代命题，由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并多次进行深刻阐述，已成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与文化建设的聚焦点。它不仅承载着亿万中华儿女磅礴伟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殷切期望，也为我们理解国家认同、文化传承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当前，如何深刻把握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历史底蕴和实践路径，并在与既有理论的对话中彰显其独特性和超越性，是学术界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拟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入手，探究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深刻内涵与时代意蕴，进而深掘其植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历史与现实的坚实根基，并通过与西方主流认同理论的辩证比较，阐明其在理论层面的超越性，以期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更为坚实的学理支撑。
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与意义
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仅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与民族工作的重要指针，更是一个意蕴深刻的理论命题。该命题试图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多元文化构成的国度中塑造一种能够统摄全体成员、凝聚广泛共识、为未来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的文化认同框架。这一战略的提出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的系统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其内涵的丰富性和意义的深远性值得学界高度关注和深入剖析。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论述：概念阐释与理论意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系统认知其核心内涵与实践方略奠定了理论基石。这些论述高度聚焦精神向心力对于民族存续和国家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在此论断中，“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本质特征：它并非一个具象的地理疆域，而是一个依托共同文化传统、共享价值理念及共通情感联结而形成的身份认同场域。更进一步，这一认同场域的建设目标清晰地指向“人心凝聚、团结奋进”，从而突显了其在服务国家整体发展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关键实践价值。
在内容构成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论述揭示了其植根于5000多年中华文明沃土的深厚底蕴。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并非单一文化元素的简单叠加，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融合的结晶。这种“三元一体”的架构巧妙地体现了历史传承与时代发展的辩证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精神命脉”和“坚实根基”，其传承与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基石。革命文化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党领导人民创造的宝贵精神遗产，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注入了独特的红色基因和不懈的奋斗精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着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相契合、指引时代发展方向的价值体系和文化风貌，赋予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清晰的意识形态特质和前行路标。这种构成方式体现了文化整合的努力，它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来源的文化资源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具有向心力的国家文化叙事之中。
在功能作用层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需求和核心路径。“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清晰地揭示了文化认同在民族团结进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核心地位，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正是承载、培育和强化这种文化认同的关键载体和实践场域，它不只是静态的文化符号总汇，更是一个动态的、能够激发情感共鸣和价值趋同的意义系统，同时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源泉和体现。“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具备充沛的文化养分供给和强大的价值引领功能时，其成员的文化主体性认知将呈现自发性的增强态势。这既是对内凝聚共识的心理基础，也是对外展现国家形象的文化底气和文化自信。
（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大时代意义：战略定位与实践价值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提出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不仅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应对各种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抉择。
首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凝聚民族复兴磅礴伟力的精神引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取决于物质基础的质变性积累，更依托于精神力量的战略性建构。物质文明若缺乏精神坐标的指引，将迷失发展方向，而精神文明的缺位则会导致物质成果丧失价值内核。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通过系统整合共享价值观、共同奋斗目标及集体情感认同，致力于将各族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凝聚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激活社会创造动能和奋斗自觉，并将其熔铸为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结构性精神势能。这可视为一种国家层面的意义构建工程，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共同的行动框架和价值圭臬。
其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战略基石。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保版图完整与民族和谐历来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无论回溯历史长河还是审视当下国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化认同奠定了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体系的坚实地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提出与建设正是立足于此历史规律和现实需求，致力于通过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加深各民族成员之间“你我一体、休戚相关”的情感交融与文化回响。其根本目的在于有效防范和清除可能导致社会失序的离心倾向和极端意识形态，为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注入持久的文化活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全球化背景下单一民族国家认同构建模式在多族群社会面临的挑战，试图探索一条既尊重文化多样性又强调国家整体性的路径。
再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内在需求。面对全球文化交流交融交锋趋势的不断加强，各国愈发认识到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在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中的核心作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的精神魅力和强大的民心凝聚功能，成为展现中华文化蓬勃生命力和持续创造力的重要表征。从国内层面看，它有力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向心力，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根基；从国际层面看，它以深邃的文化智慧和先进的价值理念赢得世界瞩目，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对话的重要文化资源。借助这一精神纽带，中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自信地展现发展成就，更加清晰地阐述治理理念，更加有效地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实现从文化传承到国际传播的成功跨越。
最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回应转型期社会思潮多样化挑战、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地位的必然选择。面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深层次变化，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催生了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和价值导向的分歧化，各类社会思潮的相互碰撞使得民众的价值认知和行为取向日趋复杂。针对这一挑战，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通过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统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能够在思想文化多样性上确立价值主导地位，在观念分歧中形成基本共识，推动社会思潮向着积极正面的方向演进，进而为国家长期稳定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坚实的思想根基。这是党和国家主动构建和引导社会价值共识的战略举措，充分展现了国家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的能动作用。
（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文化渊源：文化基因与精神谱系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理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文脉和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奋斗历程之中，其丰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赋予这一理念以强大的历史合理性和文化正当性。
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最为深厚、最具底蕴的“文化基因库”。数千年文明的悠长演进锻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坐标，其构成要素丰富多元。例如，对“大一统”政治格局的追求和浓厚的家国情愫，这一理念在《春秋公羊传》中便有“大一统”的经典表述。又如，在国家治理层面，“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古老智慧，其思想源头可见于《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箴言，突出了以民为本的治理核心。此外，还有“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处世哲学；“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观念等，这些思想观念跨越时空、跨越族群，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文化密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艺术家以及普通民众的传承与发展，内化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文化心理结构，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和情感滋养。
其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文化为其注入了鲜明的红色血脉和不屈的奋斗精神。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烽火淬炼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艰苦创业，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拓创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克了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历经无数次严峻考验和伟大斗争的锤炼，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形成了由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探月精神等伟大精神要素构成的精神谱系和光荣传统。这一谱系一脉相承，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不仅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武器，也是激励全体中华儿女在新时代继续团结奋斗、开拓前进的宝贵动力源泉，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理想信念、牺牲奉献和创新胆略，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添了富有时代感召力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集体主义内涵。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其指明了前进方向，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新时代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这一重大课题提供了系统解答。在这一思想指引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成为全民共识，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这种立足现代化、面向世界、指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既彰显了科学性、大众性，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确立了政治方向、提供了思想指南、树立了价值标准，更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一重要理念植根于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直接回应了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体现了对中华文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作为一项集历史传承、民族认同、时代特色和政治方向于一体的系统工程，这一文化建构既立足传统，又面向未来，其丰富内涵和深远影响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有效增强各族人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植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与现实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理念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多元一体”的历史演进与现实格局之中。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理解这一现实根基提供了极具洞察力的学术框架。这一格局的形成是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构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最深厚、最坚实的土壤。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洞察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认为：“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这一民族实体内部包含众多族群，在历史进程中相互交融渗透，既保持独特性又构成整体性，最终形成了边界模糊、互为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值得注意的是，中原文化是在不断吸收其他族群文化要素中逐步发展壮大的，这揭示了中华民族构成的历史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反映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复合性特征。各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相互交织，构成了层次分明、融通互补的认同体系，这种多维认同之所以能够和谐共存，关键在于文化认同的纽带作用。在此基础上，费孝通先生进一步提出“文化自觉”理念，即对文化渊源、演进过程、特色本质和发展方向的深刻理解，为推动民族认同从潜在状态向主动认知转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二）“多元一体”的历史维度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其漫长而清晰的历史脉络，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为此提供了坚实佐证。
一是早期族群的交往与融合。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炎帝、黄帝部落联盟战胜蚩尤，以及炎黄部落融合的过程，这被视为华夏族形成的滥觞。考古学上，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显示了不同区域文化因素的汇聚与整合趋势。例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玉璋等礼器，其形制和纹饰影响广泛，表明一个跨区域的文化共同体正在形成。正如《国语·郑语》所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禆同，尽乃弃矣。”[9]253这反映了先秦时期各种文化融合发展的朴素认知。
二是秦汉时期的奠基与拓展。秦朝推行的“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制度，为大一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使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学说，客观上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品格。在对内确立思想统领的同时，朝廷通过设立西域都护府、开拓丝绸之路等举措，打通了与西域诸族交往的通道，实现了文化交融和政治联系的双重突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大量汉文简牍和丝织品，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佉卢文文献，正是汉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的直接证据。正如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述及的汉与匈奴的关系，既有战争，也有和亲与互市，文化影响呈现互惠性特征。
三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在这一历史阶段，北方地区众多少数民族向中原腹地大规模迁移，并与汉族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传统等层面实现了全方位的深度交融。北魏孝文帝实施的改革举措堪称这一融合进程的典型范例，据《魏书·高祖纪》记述，其民族政策涵盖推广汉语、运用汉族姓氏、倡导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等多个维度，这些措施有力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社会的一体化进程。隋唐则以更加恢宏的气度吸纳各民族文化，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会，兼容并蓄了来自中亚、西亚乃至更远地方的文化元素。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以汉文、藏文、粟特文、梵文等多民族文字和佛教艺术、世俗生活、中外神话等多元文化题材生动展现了隋唐时期文化交融的盛况。《册府元龟》中记载的唐太宗被周边各族君长尊为“天可汗”，则是民族交融与文化认同的体现。
四是宋元明清时期的持续整合与“中华民族”观念的近代自觉。宋与辽、金、西夏等政权的长期并立，形成了军事对抗与文化交流相互交织的历史格局，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折射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包容特质。元朝的统一则在更高层面推进了这一进程，通过打破地域和族群壁垒，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交融，深化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内涵。元杂剧的兴盛便是汉族传统戏曲形式与北方少数民族歌舞音乐等元素结合的产物。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进一步加强，明代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清代则通过册封、通婚、编纂《钦定理藩院则例》等方式，密切了汉族与蒙古族、藏族、回族等民族的关系，形成了“五族一家”的初步格局。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民族危亡的空前挑战，“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自觉意识空前高涨。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次系统阐释“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奠定了思想根基；孙中山提出的“五族共和”政治构想将民族团结从理论层面推向制度实践，显著激发了各族群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真正将这一意识从观念形态转化为血肉联系的是抗日战争这一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面对外敌入侵，各民族摒弃内部分歧，以“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集体行动谱写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壮史诗，在生死考验中锻造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命运共同体的情感纽带。这一历程正如顾颉刚所说：“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只有民族的伟大胸怀而没有种族的狭隘观念！”
（三）“多元一体”的现实图景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当代的发展轨迹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融合的双重特征。从文化传承角度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建了一个既维护国家统一又尊重民族差异性的制度框架，使56个民族能够在共同的国家认同基础上，继续传承和发展各自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传统，这些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共同编织成中华文化百花齐放的绚烂图景。然而，这种文化多样性的维护并非静态的保存，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动态的融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城镇化浪潮的推进催生了各民族间更加频繁和深入的互动。不同区域间的人口迁移、族际通婚、文化资源共享，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全面推广，这些现代化因素不是要消解民族差异，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各民族对中华文化整体性的理解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的认知。国家层面统一的教育体系、共同的节日庆典、共享的国家象征（国旗、国歌、国徽）等，也在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深植于数千年来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与现实，这段历史虽然存在差异、碰撞甚至冲突，但是更贯穿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且最终走向中华民族认同。这种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鲜活的现实存在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和坚实的基础。
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对西方既有理论的超越与突破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等领域贡献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分析工具，然而，这些理论根植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面对中华民族独特而复杂的情境时，其解释力往往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理念及其实践正是在汲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具体国情，对这些理论实现了多维度的超越。
（一）超越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从符号建构到植根现实生活的精神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强调其形成与印刷资本主义、标准语言普及等现代性要素密切相关，侧重于文化符号和叙事在认同建构中的作用。这一理论对于理解民族认同的建构性具有重要启示，然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远非纯然的现代“想象”或符号建构所能完全涵盖。中华文明数千年未曾中断的历史，以及在“文明体国家”形态下形成的深厚文化积淀，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超越安德森理论范畴的历史深度和文化厚度，其“想象”更多的是基于长时段历史文化积淀的再确认和再塑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理念超越了安德森理论对“想象”的侧重，更强调其“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精神”。
一是历史真实性与连续性的超越。不同于安德森主要关注的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等范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芽与发展可以追溯的时代远远早于印刷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历史上推行的“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等制度，以及儒家文化作为共同的思想基础，早已为深广的、具有实质内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基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石是各民族在数千年共同历史中实际创造和共享的文化遗产，它不只是近代媒介催生的“想象”。
二是日常生活的实践性超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仅存在于宏大叙事及象征符号之中，而且鲜活地体现于各族人民在共同疆域内长期生产生活、休戚与共所形成的情感联结和经验共享。例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虽在各民族中有其独特的庆祝方式，但是其文化内涵具有高度的共通性，家庭团圆、慎终追远、祈福禳灾等是亿万民众共享的生活实践和情感寄托。又如，中国丰富多元的饮食文化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许多跨越民族界限的共享菜式和饮食习惯，火锅的普及、面食的多样化等都是日常生活中“美美与共”的生动体现。这种源于共同生活实践的精神联结，其坚实性和深厚性远超纯粹符号层面的“想象”。正如考古所见的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上各民族频繁的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遗迹所展示的，这种现实的互动构成了认同的坚实基础。
（二）超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从理性反思到内源式生成
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指涉一个介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空间，公民在此通过理性商谈形成公共舆论，其晚期的“交往理性”思想进一步强调通过无强制对话达成共识。这一理论对于理解现代社会如何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哈贝马斯的理论模型高度依赖理性程序和反思性对话，对于“精神家园”这类蕴含深厚历史情感和传统积淀的认同建构而言，其解释力有所不足。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形成不仅是现代社会理性协商的产物，而且体现为一种内源式形成的特质。
一是情感与传统的深厚根基。诸如家国情怀、崇尚仁爱平等、大一统观念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许多核心要素，并非主要通过现代公共领域的理性辩论达成，而是内生于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和文化传承之中，是中华民族在共同经历无数荣辱兴衰后积淀下来的深层情感结构和价值取向。例如，屈原《离骚》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操，岳飞《满江红》中“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这些早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基因，其凝聚力远非单纯的理性程序所能企及。
二是历史积淀的自发性与先在性。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元素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自然生发、代代相传的，具有一种先于现代“公共领域”的自发性和历史性。例如，对于孔子、孟子等先哲的尊崇与纪念，历代王朝通过修建孔庙、举行祭孔大典等形式得以延续，并在民间社会形成广泛的文化认同。各地流传的英雄传说、民间故事、地方戏曲等亦是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和传承的精神财富。这些内源性的精神要素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其形成逻辑超越了哈贝马斯以理性对话为核心的建构路径。
（三）超越涂尔干“集体意识”：从社会图式到源于物质生活实践和社会历史的共有精神
埃米尔·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是“一个社会成员平均拥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通过神话、宗教、仪式等“集体表征”得以体现和传承，从而维系社会团结。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涂尔干强调仪式引发的“集体欢腾”对于强化集体情感的重要性。这一理论有助于理解共享价值及仪式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然而，涂尔干的理论在强调社会对个体意识的塑造作用时，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精神现象产生的复杂根源，特别是未能充分揭示其与特定物质生产方式和能动历史创造之间的深刻联系。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特质更深刻地体现为源于物质生活实践和社会历史的共有精神。
一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奠基作用。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品格。例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敬天法祖”的信仰、“春种秋收”的时间观念、重视集体协作精神及安土重迁的乡土情结等，无不与农耕生产方式息息相关。《管子·牧民》篇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置于治国之本，深刻揭示了物质基础对精神文化的重要性。历史上，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的治理需要大规模的集体协作和统一调度，这在客观上强化了对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和对集体力量的尊崇，这些精神积淀并非简单的社会图式，而是特定生产生活实践的产物。
二是社会实践的能动创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丰富内涵源于人民群众在具体社会实践中的主观能动创造，这一生成过程充分彰显了精神文化生产的实践性根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最为珍贵的内容。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伟大精神，诞生于中华民族在特殊历史境遇中开展的艰苦卓绝斗争和伟大创新实践，凝结着无数革命先烈和建设者的鲜血、汗水甚至宝贵生命。这些精神财富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深刻内涵，更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最亮丽的标识。从理论层面看，这种精神文化的形成深刻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能动作用这一核心观点，其动态性和创造性特征超越了涂尔干相对固化的“集体意识”理论框架所涵盖的范畴。
（四）超越阿斯曼“文化记忆”：从精英建构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的生成
扬·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区分了日常的“交往记忆”和通过特定媒介与担纲者（如祭司、学者）固化传承的“文化记忆”，塑造群体身份，强调记忆的建构性、媒介性和精英主导性。这一理论深化了对历史传承机制的理解。诚然，中华文明的延续离不开史官制度、经学传统、典籍编纂等精英主导的文化记忆传承机制，但若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成归因于此，则可能忽视更广泛、更基础的民众实践层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单纯的文化心理作用，而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的深厚积淀。
一是民众日常交往的实践基础。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海上陶瓷之路等古代商道不仅是物质交换的通道，更是各族人民进行文化交流、习俗互鉴、情感沟通的广阔舞台。在这些贯通东西南北的交通网络上，各民族商旅、工匠、僧侣、民众往来不绝，语言的互通、技艺的传播、宗教的融合、通婚的普遍在潜移默化中编织了紧密的文化之网。例如，敦煌文书中保存了大量各民族通商契约、借贷文书、婚姻礼俗记录等，生动再现了当时多民族杂居地区人们日常交往的鲜活场景。这种基于长期广泛深入的交往实践所形成的共享经验和文化认同，比单纯由精英建构和传播的“文化记忆”更具普遍性和渗透力。
二是多主体互动的生成过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过程是一个官方与民间、精英与大众、中心与边缘复杂互动的动态过程。官方通过制度建设、礼仪规范、正史修撰等方式引导和增强认同，而民间则通过口传文学、地方戏曲、民俗节庆、行会组织等更为灵活多样的形式传承和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并与主流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许多在民间广泛流传的英雄故事，如关公崇拜在各民族中的传播，最初可能源于某一区域或人群，后经文人加工、官方褒扬和民众传颂，逐渐成为跨越民族的共享文化符号。这种多主体参与、上下互动的生成机制使得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有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地域和民族样貌，超越了阿斯曼理论中对精英主导记忆建构的侧重。
（五）超越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从差异和解到共有精神的汇聚融合
查尔斯·泰勒在《承认的政治》一文中指出，个体和群体的身份认同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形成的，需要得到他者的承认，否则会造成伤害。这一理论强调对少数群体文化独特性的承认，对于处理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族群关系具有重要启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也强调了主体间通过争取承认实现自我认同的过程。泰勒“承认的政治”理论的逻辑起点往往是不同文化主体间的差异、区隔甚至对立，通过相互“承认”的过程达至某种程度的理解、尊重与和解。这对于消解矛盾、保障权益固然重要，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形成逻辑并非简单地停留在对差异性的“承认”与“和解”层面，而是体现为一种更为深刻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的汇聚融合。
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内在演化逻辑。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在此过程中，各民族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不断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相互影响，逐渐形成许多共享的文化元素和价值观念。这种汇聚融合是内在于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的主旋律，是历史演进的自然结果，而非现代政治框架下对既有差异进行“承认”后的外在拼合。例如，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艺术审美等，无不打上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深刻烙印。
二是“一体”文化向心力的历史积淀。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逐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文化向心力和对“大一统”的内在追求。这种追求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层面，更深刻地渗透到思想文化领域。各民族优秀文化在贡献于中华文化“一体”的同时，也从这个“一体”中汲取营养，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深远的文化影响力。这是一种双向的、有机的、不断深化的融合过程，其目标是形成更高层次的文化共同体，而不仅仅是各自分立的文化单元之间的相互“承认”与和平共处。《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及儒家“和而不同”的智慧，都为这种汇聚融合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和价值导向。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理念及其实践植根于中国数千年独特的历史文化土壤，其内涵的丰富性、生成的实践性、精神的统一性与包容性，在理论上超越了西方相关认同理论在特定预设、分析视角和解释框架上的局限。这种超越并非简单的否定，而是在批判借鉴基础上的创新发展，为理解和解决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认同问题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智慧。
四、结 论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一项立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悠久历史与现实基础上的重大战略擘画，此举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演进规律及文化塑建规律的洞察与驾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意义在于明晰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想资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旨归的丰富内涵与时代意蕴。
通过系统考察先秦以来中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持续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史实，辅以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的支撑，旨在论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客观实在，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丰厚的历史滋养和坚实的现实基础。
在与西方相关认同理论的辩证审视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理念展现出显著的理论超越性。它超越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对符号建构的侧重，强调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精神；它超越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对理性反思的倚重，彰显出内源式生成的特质；它超越了涂尔干“集体意识”的社会图式化倾向，突显其源于物质生活实践和社会历史的能动性；它超越了阿斯曼“文化记忆”对精英建构的偏重，揭示基于各民族深入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的生成逻辑；它更超越了泰勒“承认的政治”止步于差异和解的局限，体现为各民族共有精神的深度汇聚与有机融合。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理念的提出与实践，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贡献，也为世界范围内处理民族关系、增强国家认同提供了中国经验。展望未来，持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理论研究，并将其有效融入国民教育、文化传播、社会治理的各项实践中，对于从根本上强化中华民族的内聚效应、向心力量及创新动能，进一步稳固和拓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乃至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
陈辉，中央民族干部学院干部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中华民族史研究。
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