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指导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根本遵循。高质量发展，需要“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高质量文化成果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好的成果是梯子，是灯塔，而精神上独立自主是取得这样成果的津梁，本质上需要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的坚定，“必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个逻辑是清晰的。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是简单的知识堆砌和重新描述，而是“穷理”，包括两重含义。第一重是为学的根本，就是追求知识和真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强科技供给，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还曾引用朱熹《答或人》中：“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但这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要“面对当代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以及层出不穷的新知识、新经验、新信息，不能只是泛泛知道其中一些概念和要求，而是要注重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知识体系。第二重就是要在“两个结合”思想指导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的具体经验相结合，形成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那么，如何建构？《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指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我们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系统提炼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理论和新实践，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不仅要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这就清楚指明了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定位——从两个观照（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出发。以中国为观照，就要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以时代为观照，就是立足新时代，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所面向的是“四个中国的时代”——首先是中国，其次是新时代中国，再次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中国，最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同时，把握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交叉作用地带——出版强国战略，了解自主知识体系总体战略布局，包括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九大强国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是中国开展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认识前提和理论基础。
思维再下沉一级。出版物和出版行为在国民认知塑造和影响方面的作用，体现在传播的九连环体系中，即从个体到大众的传播，都经历三个阶段九个环节，第一个阶段是个体的感觉、知觉和表象，第二个阶段是认知的概念、判断和推理建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大众层面的认知、态度、行为建构。出版是认知传播心理学在“概念、判断、推理”三个层面上的深层工作。信息传播的目标是通过感觉、知觉、表象三个路径，实现对目标受众群体的“认知、态度、行为”的影响和塑造。但是，在更深的决定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学理层面，究其根本，是“概念、判断、推理”三个深层次的工作。
由此推动我们的思考再下沉一级。出版领域明确了知识传播、信息传播构成的全媒体传播生态中的边界和地位清楚后，对于“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有了三个维度的理解。
其一，“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名词，指向“思想起点”。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进程中，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从思想史层面考察印刷史与出版史的交集与融合，追溯中国出版学思想在几千年文明史中的源流。这就需要围绕以下重点研究展开：第一，整理“出版思想史”，界定中国出版史与世界出版史，将多元化的出版观点、思潮和理论汇聚到这一新的思想起点上。这相当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总论”，发挥总体统摄作用。第二，整理并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出版的经典论述。第三，系统研究党的创新理论，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出版的重要论述。第四，整理出版文明史，重点研究自印刷术出现以来全球出版技术变迁史，巧妙地把中国印刷术融入世界出版技术变迁史的话语框架。
其二，“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形容词，即“中国的”。同时，从理论上看，既有基于思想史起点的共识，也有对中国学者基于中国出版问题和实践形成的重要观点、思潮和理论的汇总与提升。这就需要有中国的出版理论思想。一方面，重新梳理西方出版学历史和理论，并基于中国视角进行重构，整理并出版“中国出版学概论”。另一方面，运用中国的视角编辑“西方出版学概论”，将中国学派理论创新与西方出版学的理论进行融合，建构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同时，还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出版学、国际出版学等，出版相关著作，发出中国声音。
其三，“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动词，即自主知识体系下中国的出版该怎么干。弄清别人是怎么干的，思想上确立了我们的起点，理论上理明白了，那就需要从中国视角整理和归纳西方出版实践案例，基于自主知识体系视角对中国出版实践进行提升与融合。要以思想史所确立的起点为基础，基于中国已经在出版实践中形成的出版观点、思潮和理论，来重新看待西方出版实践案例和中国出版实践案例。这个方面看起来好做，但实际操作起来很难，一不小心就会写成大杂烩。可以考虑编辑“世界出版经典案例选编”，要有导读，做到首尾呼应，在案例评点方面体现自主知识体系思想。系统整理中国出版经典案例选编，运用比较视野，与世界经典案例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历史比较，再现案例的重要价值。
以上三个层面的研究方向，就是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亟须的思想性、理论性、实践性、前沿性的聚合——以权威性发挥代表性，以前沿性发挥引领性，以思想性定义自主性，以实践性重构知识性。依循上述思路，深入推进中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未来可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