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佳雯，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自建库起至2025年发表的9762篇篇名中包含“国家治理”字样的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从体系、能力、主体和价值四个维度全面揭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就，构成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基本维度。中国的国家治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至上为价值，紧密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推动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知识体系；国家治理；要素；结构
《浙江学刊》2026年第4期
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途径。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彰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和优势。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再次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可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是一个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理论课题。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构建，对于发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战略性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概念，“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当代中国国家治理，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逻辑，本质上既是政治统治之“治”与政治管理之“理”的有机结合，也是政治管理之“治”与“理”的有机结合。不同于西方的国家治理，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将各级各类主体纳入其中，既保证民主，又兼顾效率；既能实现自上而下的统一，又能充分激发活力，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真实写照。这种由中国开创的国家治理新范式，实现了对西方国家治理的根本性突破。那么，中国新型国家治理的基本要素有哪些？这些要素间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彼此之间又形成了何种结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讨有助于在推动完善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同时，促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更能总结以往国家治理环节的经验，为未来国家治理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借鉴。
一、国家治理的知识体系
国家治理是政治学领域的热门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研究迅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为了回应时代需要，学者们围绕着国家治理的理论渊源、内涵界定、实践路径与评估标准等问题展开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形成了视角多元、内容丰富的成果，为构建国家治理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支撑。为了构建中国自主的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以篇名为检索方式，将时间范围设置为自建库起至2025年12月31日，以“国家治理”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获得国家治理领域的研究文献9762篇。该样本在时间跨度和内容覆盖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能够全面、充分地反映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总体状况与基本要素。
为了更好地厘清国家治理的研究脉络，分析不同阶段的研究特点，挖掘学者们最关注的核心主题和具体议题，本文运用6.4.R1版本的CiteSpace进行研究，构建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在面对特定研究领域的海量文献时，CiteSpace软件具有独特的分析优势。它通过生成关键词词频表、可视化知识图谱，直观展示特定研究领域的核心理论、学派关系、知识基础与前沿分支。同时，它所支持的共现分析与语义网络能揭示同一研究领域内不同概念的关联差异，帮助厘清研究脉络。在CiteSpace的基础上，结合人工整理和分析，能够进一步构建起系统化、全面化的知识体系。通过运用CiteSpace对9762篇文献进行分析，可以提炼出国家治理的高频关键词，见表1。
表1 国家治理研究高频关键词表
关键词作为文献核心内容的精简表达，是作者对研究主题的高度凝练和概括。通过分析关键词涉及领域与出现频次，能够把握国家治理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结合表1不难看出，学术界对国家治理的研究呈现出议题相对集中的趋势。其中，“国家治理”作为该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出现频次高达2998次。自2012年起，围绕这一核心，形成了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为代表的次级核心概念群，其出现频次居高不下。这表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治理”逐渐成为显学，国家治理的知识体系逐步形成，学者们从对国家治理问题展开一般性探讨，逐步转向以现代化为导向，对全面、系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展开丰富讨论。此外，“法治”“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依法治国”等关键词的出现频次也相对较高，这表明，在国家治理研究中，推进制度建设与加强政治领导居于基础性地位。
为深入理解不同概念间的关联，识别不同概念间的紧密程度与结构位置，可生成CiteSpace共现图谱。相较于词频统计，共现分析更能展现出不同概念间的关系，有助于识别国家治理核心议题的状态及不同研究之间的互动模式。在共现图上对关键词进行分类，可界定各部分的边界，如图1所示。国家治理研究的不同关键词间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其研究内部结构呈现出鲜明的层次性与系统性。总的来看，体系、能力、主体和价值构成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基本结构。在该结构中，特定的国家治理主体在多元价值的引领下，按照特定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实践中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图1 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
通过图1可以看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主体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制度体系。其关键议题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制度建设、国家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现代财政制度、顶层设计等。在此基础上，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可以将国家治理体系分为根本制度体系、基本制度体系和重要制度体系。其中，根本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决定了国家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彰显了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基本制度体系是根本制度体系的重要体现，是将根本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重要制度体系是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在特定领域、关键环节的具体实施形态与运行机制，是直接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环节。总的来看，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根本制度定方向、立根本，基本制度搭框架、明主干，重要制度抓落实、求效能，三者层层递进，为国家治理的顺利运行划定了清晰的规则框架与制度边界。
国家治理能力是治理主体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各类社会事务的能力。根据关键词共现可以发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国家治理能力、制度优势、治理效能、国家治理效能与执政能力等核心概念展开。在此基础上，这些议题可被进一步整合为治理吸纳力、治理整合力、治理执行力三个基本维度。其中，治理吸纳力的核心在于通过价值引领、制度包容和利益整合等方式，凝聚社会认同与政治支持，为治理活动奠定合法性基础，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前提条件。治理整合力体现为对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关系的有效协调，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治理执行力直接关系到政策落实的力度与效果，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决定了制度优势能否转化为现实的治理效能。三个维度层层递进，治理吸纳力提供合法性基础，治理整合力实现要素协同，治理执行力确保治理目标的有效落地，共同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的主体是国家治理行为的承担者。通过关键词共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协、政府、由各类人民群众组成的统一战线、各类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主体的基本构成单元，呈现出多元协同特征。在国家治理活动中，各类治理主体承担着不同的治理任务，共同致力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具体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处于国家治理主体的核心地位，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政府承担着国家治理活动的执行任务，是敦促政策落实、进行公共事务管理的中坚力量；以人民群众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是推动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源泉，能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整合多元利益；各类社会组织则承担起衔接国家与社会的关键任务，为国家治理活动提供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基础。在国家治理活动中，各类主体相辅相成，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宪法法律和制度安排，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协同配合，形成“政党一政府一社会一民众”的良性互动关系。
国家治理的价值是国家治理活动的根本遵循，它为治理体系的运转、主体行为的规范以及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一般性的价值准则。根据关键词共现可以发现，国家治理的价值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以人民为中心三大类。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罗万象，可以将其他国家治理价值囊括其中，全面体现国家治理价值。由此，国家治理价值可被分为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三大类。其中，国家层面价值的核心在于引领国家的发展方向与根本利益，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它为国家治理活动提供战略导向。社会层面的价值是国家治理在中观社会层面与公共生活维度上的核心关切，涵盖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主张构建公平正义、和谐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共同体。个人层面的价值是国家治理在微观层面的体现，它从个体维度出发，强调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尊重保障个人的尊严、权利与全面发展，是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落到实处的重要体现。根据以上分析，对高频词进行人工聚类可以得到高频关键词聚类，见表2。
表2 高频关键词聚类表
表2从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主体和国家治理价值四个核心要素出发，形成了层次分明、结构完整、逻辑严谨的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具体来看，国家治理体系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与前提，它为国家治理能力的发挥提供规则框架与运行机制；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程度又进一步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提出要求。国家治理主体则是实现国家治理价值的重要载体，而国家治理价值为国家治理主体的行动提供价值引领。同时，国家治理体系能为国家治理主体提供制度化的行动框架与运行规则，国家治理主体则通过实践不断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合理性进行验证。不仅如此，国家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价值的基本凭借，国家治理价值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指引方向。这四组关系的耦合是国家治理知识体系新范式的具体体现，它们实现了对西方国家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超越，推动着国家治理不断走向现代化。
二、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主体在党的领导下，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可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共同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三者层层递进、相互支撑，为国家治理划定了基本规则框架与制度边界。在多年的实践中，中国国家治理体制不断发展完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不仅为各类国家治理主体井然有序地对各项国家事务进行科学管理提供制度支撑，更促进了多元价值的传播和治理能力的跃升，实现了对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超越。
根本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决定了国家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居于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坚持党的领导制度，不仅能够确保国家治理始终沿着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还能确保国家治理始终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党管政法的制度安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与西方政治制度、法治模式的根本区别和重要优势。不仅如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国家治理活动中需遵循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在国家治理中贯彻民主的终极体现。除此之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能够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基本制度是实现根本制度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具体来看，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制度可以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两大类。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体系。它们在国家治理活动中发挥着凝聚共识、整合资源、优化决策的重要作用，其展现出的制度能力、代表性和协商性，构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使之成为推动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枢纽。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了基于权力分享与吸纳的包容型党际关系，在为国家治理的结构性稳定奠定制度基础的同时，也构建了民主化、科学化的协商合作渠道，形成有利于国家治理的政党政治文化，提升了国家治理效能。此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些制度决定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性质和方向，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相比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更为具体，它是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在特定领域、特定环节的实施形态与运行机制，直接关系到治理效能的具体产出。具体来看，重要制度体系可以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民生、监督等各个领域。例如，在经济领域，现代财政制度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得以有效运转的基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它可以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服务保障国家新战略新任务、统筹发展和安全，从而精准、高效、可持续地支持国家治理活动。在监督领域，权力清单制度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的重要制度，它能够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一根本要求具体化为可监督、可问责的操作规范，从而实现国家治理过程的“可视化”。总的来看，重要制度体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灵活度，能够根据时代发展和实践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以更好应对国家治理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三、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主体管理各类国家治理事务的能力，中国的国家治理从治理吸纳力、治理整合力、治理执行力三个基本维度，实现了对西方国家治理模式的突破。具体来看，治理吸纳力为治理整合力和治理执行力提供价值认同与社会基础，缺乏治理吸纳力，治理整合与执行将难以为继；治理整合力为治理吸纳提供制度化通道，为治理执行提供清晰的路径；同时，治理执行过程所产生的绩效反馈，又能够反向强化社会认同，提升治理吸纳能力，推动治理整合机制持续优化。总的来看，治理吸纳力、治理整合力和治理执行力在互动中形成“吸纳一整合一实践一再吸纳”的动态循环机制，有效规避了西方国家治理环节中出现的政治极化与制度否决等问题，实现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
治理吸纳力强调广泛凝聚社会认同，为国家治理活动提供合法性来源。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更丰富认同之上的政府合法性，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化方式实现有序吸纳和有效参与，将多元主体纳入统一国家治理框架中，整合社会力量，凝聚政治认同。一方面，治理吸纳力体现在意识形态与价值层面的认同。可以说，意识形态认同是衡量国家治理体制吸纳能力的衡量标准。从这一角度来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增强社会认同、提升治理吸纳力，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能力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治理吸纳力还体现在对多元治理主体的广泛动员与包容上。现代国家治理强调主体多元、方式多样以及过程多向互动。由党领导的以团结奋斗为特征的国家治理模式，使各类治理主体能够在制度框架内表达诉求，实现了意见表达、利益整合与政治输出的辩证统一，体现了“共识型治理”的鲜明特征和制度优势。可见，培育共同的价值追求，实现对多元主体的广泛动员与包容，能够有效增强治理吸纳力，为国家治理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与持续的内在支撑。
治理整合力强调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有效的机制协调，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治理整合力的提升需要成熟的制度体系，实现结构性整合。在治理实践中，民主集中制在提升治理整合能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确保在国家治理、政策形成的过程中，既能够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广泛吸收各界建议，又能在此基础上集中起来形成有效的决策和强大的执行力，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同时，治理整合力还体现在对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关系的有效协调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其一核多元的新型政党关系凝聚治理合力，以协商民主的重要实践形式打造协同治理格局，促进国家治理整合力的提升。此外，治理整合力还体现在应对复杂性与处理重大关系的能力上，尤其体现在平衡发展与安全、效率与公平、中央与地方等重大关系上。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更加注重治理的系统集成，在“全国一盘棋”下实现资源统筹与行动协同，这不仅是提升治理整合力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新时代国家治理复杂性挑战的必然选择。
治理执行力是将制度规范与政策目标转化为实际行动与治理成效的能力，它直接决定着制度优势能否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执行力的核心是制度执行力，它需要在公正的制度设计基础上，以制度创新和制度优化提升制度执行的有效性。同时，治理执行力的提升依托于有效的监督问责机制。在国家治理实践中，责任政治建设能够有效激发多元主体活力、强化制度执行环节、实现容错与问责的衔接与优化，有效激发制度执行力，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动力。强大的治理执行力既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更是实现制度效能的决定性因素。只有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执行力，才能真正实现由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国家治理主体
国家治理主体是国家治理活动的承担者，是国家治理进程中最具能动性的要素。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国家治理主体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国家治理主体的新范式:党与政府、政协、以各类人民群众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各类社会组织一道，实现协同共治。在国家治理环节中，党领导各类主体科学治理；政府落实党的决策并服务社会；各民主党派通过政协进行民主协商、参政议政，与执政党一道参与国家治理；由各类人民群众组成的统一战线通过广泛凝聚民众共识，整合多元利益；各类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汇集民意，协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这种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西方的国家治理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既各司其职又相互支撑的主体结构能够促进资源整合与功能互补，形成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系统性与整体效能，从而规避西方国家治理主体相互攻讦、相互竞争而导致的治理低效问题。
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其领导核心地位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国家治理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复合型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指导，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整体性思维和系统观念的智慧，借鉴系统科学理论的有益观点，逐渐形成了集成化的统筹治理理念方法，实现了对国家治理全过程、全方位的统筹。同时，党的领导并非抽象的原则，而是具体、全面地落实到国家治理的每一个维度，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领导格局。无论是横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还是纵向的顶层设计、决策制定、政策执行、监督反馈，党的领导贯穿始终，形成了多元化的实践模式。例如，在网络信息内容治理方面，党政机构在实践中形成了意见一落实、统筹一参与、分工一协作、互嵌一赋能、动议一转化、履责一通道、监管一兜底、借力一授让八种关系模式，揭示了党的领导贯彻于国家治理实践的清晰样貌。
政府是国家治理的关键行动主体，承担着执行国家意志与党的主张，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政府通过其庞大的科层体系，将治理任务分解、传递并落实到社会各个层面，确保治理目标的实现。具体来看，政府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维护社会秩序与提供公共服务三个方面履行国家治理职责。其中，优化资源配置是政府履行经济治理职责、推动高质量发展，并为国家治理奠定良好物质基础的核心职能。政府通过财政、税收、产业政策等工具，对经济社会资源进行宏观调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同时，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国家安全，是政府履行国家治理职能的根本性任务，是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为了实现这一职能，政府需要在提供基础性的法律和秩序框架的同时，须具备防范与化解各类公共风险的能力，尤其关注“粮食安全”、“公共危机”等重大领域。此外，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回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建设服务型政府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总体来看，优化资源配置、维护社会秩序与提供公共服务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共同构成政府履行国家治理职能的基本框架，并在协同运行中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整体效能。
政协作为多党合作与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为各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提供制度化渠道。它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政协能够协调国家政权管理者、所有者、参与者之间关系，使各参政党有序参与到国家治理实践当中，凝聚共识，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科学化、民主化。人民政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巨大的包容力，它能够团结各界群众在国家治理中同心同行，为国家治理提供稳定的政治基础和更加丰富的政治资源。可见，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各民主党派能够通过政协这一制度化平台开展民主协商，就国家治理的重大决策、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议题建言献策，表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政策关切，在协商互动中形成共识、凝聚力量，从而显著提升国家治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由各类人民群众组成的统一战线是国家治理中凝聚共识、整合利益、汇聚力量的重要依托。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是共识之治理、民主之治理，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赋予统一战线以国家治理意蕴，使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战线作为一种价值整合机制，是党在国家治理活动中汇聚多元力量的重要法宝，起着凝心聚力、增进共识的重要作用。通过统一战线，各族各界人民群众汇集起来，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就国家治理的重大议题在群众间进行广泛商讨，凝聚共识。此外，统一战线还能通过社会整合和舆论引导等方式增强国家治理的韧性和包容性，使国家治理能够兼顾不同群体合理诉求，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在制度化框架下提升国家治理效率，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社会组织是衔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它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基础。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社会组织既能打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实体壁障，又能将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统一起来，从而成为国家治理机制建构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重要实践手段。同时，在提供公共服务和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方面，社会组织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它能够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提供灵活、专业的服务，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上的不足，与政府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例如，当基层政府面临政策环境变化、任务持续增加、群众需求分化、人户分离严重等困境时，社会组织能够有效提供人力补充，借助其专业能力，提供灵活服务。可见，社会组织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通过发挥协调和协同作用，它能使国家治理在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同时，兼顾灵活性与社会适应性，在多元主体互动中实现治理效率与社会稳定的有机统一。
五、国家治理价值
国家治理价值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导向与内在灵魂，它为治理体系的运转、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主体行为的规范提供一般性的价值准则。在实践中，中国国家治理价值不断更新和发展，形成了治理价值新范式，体现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国家层面的治理价值从宏观角度出发，强调整体性与战略性，其核心在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与高质量发展。社会层面的价值更具协同性与包容性，它是国家治理在中观社会层面的核心关切，聚焦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个人层面的价值从微观角度出发，注重保障人民基本权利、提升个体福祉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的国家治理价值新范式从根本上实现了对西方国家治理价值的突破，它不因刻意强调个人的自由民主而忽视国家社会的发展，而是将国家、社会与个人纳入同一个价值体系当中，在促进国家社会发展稳定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
国家层面的治理价值体现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它们从宏观角度出发，为国家治理提供战略方向。具体来看，富强是党执政兴国的首要目标，强调通过发展生产力与优化资源配置，为政治民主、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民主是现代国家的治理形式，其核心在于确保在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均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国家富强、文明与社会和谐提供重要支撑。文明强调弘扬先进文化，提升社会道德水平，要求国家治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方向，实现道德兴国、立德树人，它为国家富强、政治民主和社会和谐提供了精神支撑与文化底蕴。和谐致力于协调多元利益，化解矛盾冲突，通过“贵和”“守和”“持和”，使和谐理念深入人心，形成稳固的国家治理结构，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目标与稳定基石，为实现国家富强、政治民主和文明发展提供稳定环境。
社会层面的治理价值主要包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它们从中观角度出发，为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行提供价值遵循。其中，自由是现代国家治理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规律、合乎人的发展要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平等和公正共同指向资源的公平分配与机会的均等享有。平等主要体现为落实平等原则，实现公平竞争；公正则要求人民公正地享有发展成果，国家治理有效并维护社会公正。二者构成国家治理的合法性、有效性的基石。法治则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保障，它是实现自由、平等、公正的基石。一方面，法治能实现对公共权力的约束限制；另一方面，法治也能规范社会行为，它与德治一道，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节，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一组价值强调国家治理应当在法治的框架内，充分保障自由，激发社会活力与创新动力，促进资源平等配置，实现社会公正。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成国家治理价值的微观体现，它们将国家宏观战略与社会中观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品质与行为规范，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保障。爱国强调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是凝聚国家治理合力的情感纽带。弘扬爱国价值有助于增强国家认同，培育全体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增强全体人民的凝聚力，使其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敬业体现为民众在职业生活中的责任担当与专业精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需要弘扬敬业精神，提升人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可见，敬业是提升国家治理效率的重要基础。诚信是维系社会合作与制度运行的重要条件，是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软性支撑。友善是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关键条件。弘扬友善价值有助于使国家治理的各机构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强化各类国家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系统梳理中国国家治理的相关文献并结合知识图谱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总体呈现出体系完整、能力明确、主体多样、价值多元的综合特征。在多年的实践中，中国国家治理不断完善，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新范式，通过完整的体系，为多元主体参与国家治理活动提供根本保证，在显著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促进了国家、社会、个人的全面发展，有效规避了西方国家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境，实现了对西方国家治理的全面超越。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四维模型，从体系、能力、主体和价值四个维度全面揭示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内在关联，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结构化框架，见图2。
图2 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四维模型
围绕着体系、能力、主体和价值四个核心要素，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形成了层级清晰、结构严谨且内在联动的理论框架。在国家治理中，四类要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支撑，形成了以体系为基础、以主体为依托、以能力为关键、以价值为引领的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而言，体系对治理能力能否提升产生着关键性作用；而在国家治理实践中，能力提升的需要又反过来推动着体系的不断发展。对于国家治理主体和国家治理价值来说，主体是实现价值的重要载体，而价值则为主体的行为选择与行动方向提供价值引领。不仅如此，体系和主体、能力和价值之间亦存在深度耦合关系。体系为主体提供制度化的行动框架与运行规则，主体则通过实践不断对体系的合理性进行验证；能力是实现价值的基本凭借，价值为能力的提升指引方向。总的来看，体系、能力、主体和价值四类要素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相互嵌入、协同作用，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的基本运行逻辑。
同时，中国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更新和完善的治理范式，从体系、能力、主体和价值四个维度实现了对西方国家治理的超越。在治理体系层面，中国国家治理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根本，多元系统协同的复合治理体系，实现了对西方国家治理分权制衡模式的超越。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能有效发挥合力作用，确保国家治理活动在坚持正确发展方向的同时，实现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协调性与高效能。在治理能力层面，中国国家治理依托强大的治理吸纳力、治理整合力和治理执行力，实现了从发展驱动到治理驱动、从分布式改革到系统集成的跃升，有效规避了西方国家治理面临的制度否决和政治极化等困境。就治理主体而言，中国国家治理构建出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治理格局，超越了西方以选举和博弈为主导的碎片化治理主体。就治理价值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价值涵盖国家发展、社会稳定和人的自我提升三方面，不仅能引领国家社会发展进步，更注重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是对西方形式化、片面化自由民主的全面超越。
通过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能够对已有国家治理研究进行全面回顾，更为未来的国家治理研究指引了方向。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如火如荼之际，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中之重，国家治理研究应当更加注重跨学科的交叉融合，充分整合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形成对中国国家复杂问题治理的综合性分析框架。此外，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在未来的国家治理研究中，应当更加重视国家治理研究的方法创新，探索可用于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研究的新方法，尤其关注数智技术，以更好地推动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