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国民经济”这一标识性概念出发，在思想史和经济史分析的基础上，系统阐释国民经济学从标识性概念到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脉络。新时代的国民经济学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构筑“国”与“民”辩证统一的价值导向。国民经济学在强调政府与个体“双理性”的基础上，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规律的分析框架。国民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一套国民经济治理工具体系，包括以宏观经济治理为内核的政策工具，三次分配理念下的分配政策，以及全面实施SNA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关 键 词：国民经济学/标识性概念/自主知识体系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重大专项“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子课题“建构中国自主的国民经济学知识体系研究”(2023JZDZ026)阶段性成果。

原发信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26年第20262期 第15-26页

一、引言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①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指明了方向。标识性概念是对某一领域本质属性、核心规律与关键现象的高度抽象和凝练概括，作为该领域的标志性认知载体，不仅能够准确反映其核心内涵，还能为拓展新的研究方向、开创细分研究领域提供核心支点。标识性概念不仅是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石和核心要素，更是实现理论创新和话语自主的着力点。

国民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核心学科之一，其发展历程紧密围绕国家发展目标，始终服务于国家经济实践与党的战略部署，是一门新中国孕育产生并伴随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学科。建构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标识性概念为逻辑起点。“国民经济”是国民经济学的标识性概念。“国民经济”是一国范围内全部经济活动的总和，是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相互交织的社会经济综合体，涵盖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的活动。③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系统运动及其规律④，即一个国家范围内各产业、各领域经济活动的有机整体。“国民经济”是贯穿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核心范畴，天然具备成为标识性概念的三重基本属性：首先，开创性是标识性概念的首要特征。标识性概念不是对现有概念的简单修饰或补充，而是在深刻把握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范式突破意义的理论结晶。从内涵上看，“国民经济”既涉及“国”，又涉及“民”，体现“国”与“民”融合发展，强调经济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底色。其次，学理性是标识性概念的内在要求。标识性概念并非单纯的术语创造，而是建立在严谨的理论逻辑与丰富的实践验证之上。“国民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西方经济学原理、苏联经济管理实践以及中国发展与改革实践的系统性凝练与本土化创新，经得起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检验。最后，自洽性是标识性概念的系统特征。标识性概念不是孤立存在的，从标识性概念的提出到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国民经济”始终与党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其内涵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不断丰富和拓展。

以“国民经济”这一标识性概念为逻辑起点，建构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确立一套贯通始终、自洽严谨的理论逻辑，通过这一逻辑串联核心概念、理论规范与实践范式，实现从标识性概念到理论框架的学理延伸。在新时代背景下，厘清“国民经济”的演进轨迹，形成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学理论框架，不仅是对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经济规律的创造性融合，更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本文结合我国历史和现实实践，从国民经济学标识性概念出发，以思想史和经济史的学科视角系统分析“国民经济”的内涵，提炼出“价值导向—运行规律—治理工具”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为建构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借鉴。

二、国民经济的概念演变

(一)西方国民经济的思想演变

几乎在经济学学科诞生之初就出现了“国民经济”的思想。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安托万·德·孟克列钦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中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术语，借以表明其论述的问题已经超出中世纪家庭经济管理的范畴，而是涉及整个国家的经济问题。⑤可以说早期的国民经济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多次出现“国民经济学”的表述。⑥随着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型，反对重商主义的思潮兴起，德意志经济学家从原来的“国家经济”中分离出“国民经济”，形成了“国民经济学”这一概念。⑦西方国民经济思想的演变与19世纪民族国家崛起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的历史进程深度绑定。彼时德国尚未完成政治统一，各邦国分裂割据。英、法等国凭借成熟的工业体系向德国倾销廉价商品，导致德国本土新兴工业举步维艰。具有英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放任”“世界主义”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无法回应德国的现实困境，催生着适应后发国家需要的、立足民族国家本位、服务于产业崛起与政治统一的国民经济思想理论。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在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及，亚当·斯密和魁奈所代表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与他倡导建立的“国民经济学”——研究一国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那种科学——是对立的。⑧往后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即历史学派的经济学，继承了国民经济学的思想，强调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国民经济学是一国国民经济生活的科学。⑨德语的“国民经济学”写作“Volkswirtschaftslehre”，其中“Volk”是民族的意思，指代具有共同文化或政治属性的群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济陷入全面混乱，而历史学派经济学家难以提出化解危机的有效方案。弗莱堡学派(又称奥尔多自由主义学派)应运而生，代表人物欧肯开展了对自由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研究，其秩序自由主义思想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基石。⑩联邦德国走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第三条道路”。19世纪末以来，随着西方主要民族国家完成工业化、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变化，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先后问世，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步形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体系化分野。(11)西方国民经济学日渐式微。

(二)我国国民经济的概念源流

从历史源流上看，“国民”一词最早可追溯至《左传》——“先神命之，国民信之”(12)，其本义为封国所辖之民，强调民众对特定诸侯国的归属，具有鲜明的血缘关系和领土范围特征。在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国民”作为一个具有政治主体意义的概念长期缺失。梁启超曾说“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13)。而“经济”一词在古代汉语中是“经邦济世”“经国济民”的意思，与西方语境中的经济概念并不相同。我国历史的本土语境中并未出现“国民经济”一词的连用。从治理思想上看，国民经济管理理念源远流长。例如《管子》一书所阐述的“轻重论”总结了从春秋至西汉数个朝代的治国经验，主张通过盐、铁、酒和货币专营垄断战略资源、建立平准均输制度调控市场与物价等政策，以此实现对国民经济的严格控制。与之相对的是司马迁的“善因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14)他将政府对市场主体的政策分为五种类型：最优政策是国家顺应经济与市场的自然发展，次优政策是国家通过政策引导经济运行，再次是国家通过意识形态对商人进行道德教化，更次是国家管制私人市场活动，最差政策是国家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与商人竞争。(15)这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极具前瞻性的自由放任主义理论，与管仲的“轻重论”形成鲜明对比，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宏观经济思想中探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两大源头。

在长期的经济治理实践中，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逐步形成以农本思想为核心、以治国安邦与经世济民为目标，并由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统筹管理的整体性治理体系。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与资本输出打破了传统自然经济的封闭状态。面对机器大工业、商品经济与西方经济理论的巨大冲击，传统的重农抑商、以农立国的经济观念逐渐失去解释力。日本在明治时代引入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并吸收了德国学派所强调的国家主义的国民经济思想。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将西方的思想和理论从日本引入中国。现代的“国民经济”语义源于对日语“国民経済”的翻译。梁启超首先使用“国民经济”一词，并对国民经济学作出定义。他认为真正精通经济之道的人，“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学所为可贵也”(16)，也就是说，研究国民经济学要将全体国民视为一个整体来统筹规划资源的增减与循环。这一论述突破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经济观，将全体国民的经济活动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研究，建立了以国家为本位的整体经济认知框架。

三、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演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7)我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演进呈现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引，在实践中博采众长、融合创新的特点，既在一定历史时期与德国秩序自由主义框架下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不谋而合，也曾借鉴过苏联计划经济的组织经验与西方宏观经济管理的部分工具，但始终坚定不移地立足于中国国情与实践需要。经济学是建立在特定价值观上，阐释经济运行规律、提出经济社会政策工具的学科。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等流派，均具备独特的价值观基础、经济运行规律和政策工具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围绕“价值导向—运行规律—治理工具”的框架一脉相承，并随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制变革而动态演进。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的中心任务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并启动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这一时期，我国效仿苏联国民经济管理模式，国民经济学科以国民经济计划学为起点，受到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及其理论的深刻影响。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至“一五”计划时期，我国逐步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企业实行指令性计划、直接实物调拨与行政指挥。(18)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特指物质生产部门的总和，强调各部门在国家计划下的协调性，呈现出所有制单一化、管理权力集中化、资源配置行政化、经济运行实物化及对外联系封闭化的典型特征。(19)

在国民经济价值导向上，社会主义制度与计划经济结构背后贯穿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核心价值追求，强调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局部服从全局。这一价值追求具体化为“全国一盘棋”的实践方针，推动我国在短时间内建成国防工业、机械制造、能源交通等一大批骨干工程，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动员与发展哲学。

在国民经济运行规律上，这一时期围绕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化完善，探索形成了平衡计划性与市场灵活性的内在规律，集中体现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20)

在国民经济治理工具上，我国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创新。一方面，参照苏联计划管理模式编制并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国民经济进入有计划发展阶段；另一方面，面对国民经济结构比例不协调的问题，并未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而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综合平衡”。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指国家从国民经济总体出发，统筹安排和调节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对人力、物力、财力的资源和需要进行对比和调节，以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平衡发展的一种管理工作。(21)本质而言，综合平衡理论是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普遍联系与系统发展等基本规律在国民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实践运用。(22)在收入分配领域，党的八大首次将“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写入党的章程，明确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理论基础；1975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将“按劳分配”首次完整写入国家根本法，强调劳动是分配的唯一尺度。在核算体系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启动国民经济核算工作，采用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先后编制了社会产品生产、积累和消费平衡表，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生产、分配、再分配平衡表，以及劳动力资源和分配平衡表等基本表式。(23)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迈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国家发展的中心任务转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束缚，逐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背景下，“国民经济”的内涵实现深刻拓展，其范畴突破了单一物质生产领域的局限，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市场机制逐步发挥作用的经济运行新格局。

在国民经济价值导向上，1986年8月，邓小平在视察天津时提出“先富带动后富”(24)，为打破平均主义、激发经济活力提供了价值指引。此后在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将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5)。这一系列论述确立了在发展中要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价值导向。此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足党执政兴国的实践需求，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持续丰富和拓展了这一价值体系的内涵。

在国民经济运行规律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核心探索是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26)，首次在计划经济框架内为市场机制预留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定义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27)，突破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国民经济从“计划指令”转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党的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28)的经济运行模式，明确了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强调“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29)，标志着我国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认知实现历史性飞跃。

在国民经济治理工具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治理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为根基，批判性吸纳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理论的有益成分，深度融合中国经济实践经验，逐步构建并完善了适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工具体系。这一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30)值得注意的是，规划管理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职能得以延续，战略规划与中长期发展布局成为引领国民经济有序发展的关键抓手。收入分配制度作为核心激励机制也实现了深刻转型。1982年宪法重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筑牢分配制度的法治基础；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31)，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利润和股息等合法收入得到制度认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明确“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32)；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33)，将资本、技术等要素参与分配合法化；党的十七大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34)，对效率和公平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在核算体系方面，为精准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经济活动、衔接全球经济统计标准，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逐步引进国际通用的国民账户体系(SNA)，同时保留MPS的部分核算成分，形成过渡性的混合核算体系；1985年建立SNA下的年度GDP生产核算，是核算体系从MPS向SNA转换的开端(35)。经过十余年的过渡，我国自1993年起正式采用SNA，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际通用体系接轨，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了更具科学性、可比性的量化支撑。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转型背景下，“国民经济”内涵已从单纯追求经济总量增长，演进为兼顾民生福祉、区域城乡协调、生态环境友好的系统性发展概念。

在国民经济价值导向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6)，从根本上确立了新时代国民经济发展的价值基点。《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37)。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党将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落地为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实践蓝图，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38)。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把共同富裕界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39)。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立场、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系统性价值导向体系，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价值支撑。

在国民经济运行规律上，新时代国民经济实现了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飞跃和实践深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40)，取代原有“基础性作用”的表述，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成熟完善的新阶段。党和国家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系统部署，进一步深化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41)的认知，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又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驱动着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国民经济治理工具上，为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现代化政策工具体系加速成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42)，为国民经济空间布局与资源配置提供了顶层设计；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43)。宏观治理体系层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和“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的改革要求(44)，推动新时代宏观经济管理演进为涵盖战略导向、结构优化、风险防控与精准调控的综合性“宏观经济治理”。此外，收入分配也朝着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共享发展的方向深度改革，“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45)，为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四、新时代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新时代的国民经济学，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构筑“国”与“民”辩证统一的价值导向。同时，在强调政府与个体“双理性”的基础上，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规律的分析框架。国民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一套国民经济治理工具体系，包括以宏观经济治理为内核的政策工具，三次分配理念下的分配政策，以及全面实施SNA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一)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

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既是对新时代发展阶段与经济规律的深刻认知，更是新时代国民经济学的核心价值引领，深刻回答了发展的动力、方式、路径与归宿等重大命题。新发展理念不仅是方法论，更是深刻的价值论。

第一，创新的价值内核源于对发展阶段转换的准确认知。过去我国处于技术追赶期，可以通过承接发达国家技术转移实现发展，而如今我国已迈入与发达国家同台竞争的新阶段，5G通信的大规模应用、C919国产大飞机、CR450高铁动车组等标志性成果印证了我国在全球技术前沿领域的突破。当“从1到10”的技术模仿升级难以为继，“从0到1”的科技创新就成为必然选择。这不仅是突破技术封锁、掌握发展主动权的现实需要，更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原创性成果的历史使命。

第二，协调发展彰显了统筹兼顾、整体推进的系统思维。在区域发展层面，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战略，破解东中西部发展差距问题；在城乡关系层面，以乡村振兴战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资源和要素的双向流动；在文明建设层面，统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避免单一经济增长带来的发展偏科。协调发展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平衡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利益。

第三，绿色发展理念蕴含着深刻的代际公平价值考量。当我国人均GDP向高收入国家水平迈进时，民众对绿水青山等生态产品的需求随之提升，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规律。从本质上看，绿色发展关乎代际间的福利分配，其核心要义在于：在满足当代人合理发展需求的前提下，为子孙后代留存充足的生态空间与资源禀赋，坚决摒弃以牺牲长远生态利益换取短期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第四，开放体现着对发展效率的追求与文明传承的信仰。一方面，立足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开放通过促进要素跨境流动提高了社会分工下工人的专业技能和熟练程度，成为驱动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回溯人类文明进程，轴心时代的文明繁荣、阿拉伯帝国的文化交融以及中国大唐盛世的包容气象，均印证开放是文明兴盛的普遍规律与人类共识。当前，“小院高墙”、高关税壁垒等逆全球化思潮涌动，我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更践行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第五，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深刻回应了发展目的的本质命题。共享发展明确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旨在打破发展成果分配中的阶层、区域与群体壁垒。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持续推进，让发展红利精准惠及每个社会单元，生动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之上。从学理本质来看，共同富裕可拆解为“富裕”与“共同”两个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的范畴(46)：“富裕”归属于生产力范畴，指向物质财富的持续积累、社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改善，这是不同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追求；而“共同”则归属于生产关系范畴，聚焦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发展成果的均等享有与社会成员的协同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

共同富裕在价值内涵上完成了三重辩证统一。其一，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的统一。共同富裕绝非单一维度的物质财富均等化，而是涵盖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在生产力发展筑牢物质基础的同时，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其二，个体发展与整体发展的统一。“共同”并非否定个体差异与奋斗价值，而是通过生产关系的优化调整，消除制约个体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平等享有发展机会，使个体的奋斗成果汇聚为国家整体发展的动能，实现个人价值与国家目标的有机融合。其三，公平正义与经济效率的统一。在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上，共同富裕突破了西方经济学中公平与效率二元对立的框架。共同富裕的要义在于实现公平的效率，即实现社会价值观所定义的福利目标的效率。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推动提高实现公平的效率，一方面要通过完善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纠正经济中的外部性，另一方面要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化市场化改革等举措提高经济效率，持续扩大社会财富总量，为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撑。

(二)在强调政府与个体“双理性”的基础上，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西方经济学对经济运行规律的分析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研究假设之上。市场中的个体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在经济活动中依据成本—收益核算作出决策。市场通过价格机制的传导形成“看不见的手”，自发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与市场均衡。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不绝于耳，诸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47)、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48)、诺斯制度理论中的行为假定(49)，以及行为经济学揭示的个体决策偏差。但这些理论并没有推翻“理性经济人”的核心逻辑，即个体行为追求一定约束条件下的自身利益最大化。理性个体假设在理论上确保了市场经济中均衡价格的唯一存在性，然而这一价格未必是有效的——只有当市场结构满足完全竞争假设时，均衡价格才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如果市场结构不是完全竞争的，比如存在信息不对称、生产者寡头合谋或者外部性等，那么市场经济也会存在效率的损失和资源的误配置。

长期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被界定为一种二元对立的零和关系。这种对立性认知，集中体现在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政府—市场强弱象限”的分析范式中。该范式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关系简化为“谁主导权更强”的量化博弈，并划分出四种组合类型：强政府、强市场；弱政府、弱市场；强政府、弱市场；弱政府、强市场。(50)在这一分析逻辑下，政府与市场被视为此消彼长的替代力量：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就意味着要压缩政府干预的边界；强化政府的调控职能，就被认为是对市场自由的侵蚀。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本质来看，其政府权力架构往往被特殊利益集团渗透，政府及官员的决策行为难以超脱自身利益与资本集团的裹挟。政策制定与执行往往倾向于维护资本的增殖诉求，甚至优先保障少数垄断资本的特殊利益，而非全体民众的公共利益。这种政府角色定位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象投射，这也决定了西方经济学始终难以跳出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理论窠臼。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构成了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前提。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体系中，政府具备鲜明的“理性政府”特质。这一假设的核心内涵是，我国政府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集中代表，其决策与行动始终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核心目标，能够超越个体或局部利益的局限，通过科学统筹规划与精准调控，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与资源配置最优化。理性政府假设植根于我国独特的领导制度与政治体制特征，这一制度基础从根本上保障了政府决策的公共性与普惠性。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其蕴含的双重核心特质共同塑造了理性政府的独特优势：一方面，民主集中制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充分践行，通过民主协商、民意征集、社会参与等多元机制，使政府决策具备鲜明的嵌入性特征，能够广泛吸纳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诉求，充分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确保重大经济决策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源头上规避了决策偏离公共利益的风险；另一方面，民主集中制明确了关键决策的集中统一原则，这一优势使得我国政府具备坚实的财政统筹能力与典型的“发展型国家”核心特质，既可以依托国民经济发展成果开展跨时期的资源调配，也能够推进跨群体的收入再分配，在兼顾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从有效市场的形成逻辑来看，个体理性为市场机制的高效运转提供了原生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尊重微观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决策自主权，通过完善产权保护、破除行政垄断、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等举措，为个体理性的实现营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从有为政府的实践逻辑来看，政府理性为市场的健康发展与共同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根本保障。我国政府以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核心，以民主集中制为制度支撑，立足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主动发挥战略引领、统筹协调、兜底保障的职能。在个体理性与政府理性的基础上，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为新时代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国民经济治理工具体系

1.以宏观经济治理为内核的政策工具

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演变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综合平衡、宏观调控、宏观经济治理三个时期。(51)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民经济在宏观调控中逐渐形成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新框架，用以“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52)。宏观经济治理包括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53)经济运行的最底层逻辑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因此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在于实现国民经济的供需平衡，从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熨平宏观经济波动、推动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新时代的宏观经济治理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工具：

第一，作为战略导向的国家发展规划。“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54)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规划最多、规划最齐全、规划效果最佳的国家，“规划先行”已然成为衔接政府调控与市场引导的关键契合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通过明确未来五年的核心政策思路与重点发展目标，向市场主体传递清晰、积极的预期信号，发挥正面引导市场情绪的重要作用。由于发展规划具备法定效力，能够保障政策框架在五年周期内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从根本上规避了短期政策过度“相机抉择”可能引发的波动风险。

第二，作为主要手段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核心作用在于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实施精准的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调控，保障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两大政策并非孤立发力，而是通过精准协同、灵活组合形成调控合力。具体来看，财政政策以总量调节、结构优化、民生保障为核心，形成了包括税收制度、政府债券、公共支出等手段的多元工具组合，既能通过总量调控稳定经济大盘，也能依托结构政策精准赋能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货币政策则以维护经济稳定、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核心目标，形成传统调控工具与创新手段相结合的多元调控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

第三，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和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就业政策是宏观经济治理的民生保障。我国始终将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着力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以就业稳收入、以收入促消费、以消费扩内需，打通生产、分配、消费循环的关键节点。产业政策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的核心工具。在新发展格局框架下，我国产业政策聚焦科技创新、产业链安全等核心领域，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投资与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双引擎”。投资政策锚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民生需求，通过新基建投资政策，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为消费升级搭建平台；通过民生投资政策，直接改善居民生活品质，同时带动关联消费。消费政策则以释放消费潜力为核心，通过健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长效机制、优化消费环境、完善消费保障等举措，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切实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环保政策是宏观经济治理的绿色底线。我国通过“双碳”目标约束和环保督察政策，倒逼高污染高能耗行业转型升级，扶持环保装备、碳交易等绿色产业，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统一。区域政策是宏观经济治理的均衡要求。我国推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区域战略，依托城市群打造产业集群，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推动东中西部产业梯度转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联动发展。

2.三次分配理念下的分配政策

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其中，按劳分配源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要求，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也是保障劳有所得、实现分配公平正义的根本途径。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安排，允许资本、土地、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既符合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客观规律，又能引导各类生产要素向高效率领域集聚，进而充分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我国通过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在税收方面，通过推行累进税制、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实行专项附加扣除等，为缩小收入差距发挥了作用；在社会保障方面，构建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涵盖医疗、养老等重点民生领域；在转移支付方面，财政资金持续向欠发达地区倾斜，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发展，既优化了资源的区域间配置，又有效平衡了区域财力差距。在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基础上，第三次分配作为补充性分配环节，成为增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支撑。第三次分配以自愿捐赠、慈善资助、公益帮扶等为主要形式，依托道德伦理与社会公益精神驱动，弥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不足。第三次分配与初次分配、再分配协同发力，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全方位保障。

3.全面实施SNA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由基本核算和扩展核算组成。基本核算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系统描述，包括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投入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资产负债核算、国际收支核算；扩展核算是对基本核算的补充与扩展，包括资源环境核算、人口和劳动力核算、卫生核算、旅游核算、新兴经济核算。(55)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带有鲜明的宏观经济治理色彩。首先，通过对宏观经济整体及产业运行情况开展系统统计，形成翔实完备的经济数据体系。例如，短期GDP与行业GDP的核算分析，有助于精准识别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结构变迁，通过翔实的数据帮助政府掌握国民经济整体情况，使政府能够“看清家底”。其次，为政府以量化手段评估政策效果提供技术支撑，切实践行科学治理逻辑。例如，依托国民经济核算获取的各产业部门数据，可通过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等核心指标，模拟产业政策对各产业部门的传导效应，实现政策效果的定量化评估，进而为经济增长规划及宏观经济治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科学依据。最后，该体系充分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在核算体系的修订过程中更注重结合中国实际国情。例如，2016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引入了经济所有权概念，把农村土地经营权作为经济所有权处理，把相应的流转收入作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处理。

五、结语

国民经济学以“国民经济”标识性概念为起点，在中国经济发展变革的实践中，逐步构建起兼具理论自主性、实践适配性与话语独特性的知识体系，既扎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又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更沉淀了中国从改革开放探索到高质量发展的独特经验。中国国民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价值导向—运行规律—治理工具”三位一体、层层递进、有机统一的理论框架。国民经济学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理定位并非对现有学科的简单叠加。其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国民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根基，为其提供了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核心逻辑，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国民经济学并非对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机械套用，而是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设计、战略规划与政策工具。其二，国民经济学吸纳了宏观经济学的部分理论成果，但国民经济学不等同于宏观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以国民经济系统运动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是兼具整体性、战略性与制度性的综合性学科，既涵盖总量调控的内容，更深入研究分配调节、结构优化、战略规划等问题。

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进程中，国民经济学既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也迎来了自主创新的历史机遇。从外部环境看，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不断更新，其理论范式与后发国家现代化实践的适配性不足。尽管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奇迹，但解释这一奇迹的本土理论尚未形成足以与西方范式抗衡的国际通用语言，在国际顶尖学术舞台上仍处于“有实践、缺理论”的失语状态，学科的全球视野与前沿创新性仍需提升。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思潮仍在通过各类学术话语、政策建议产生影响，如何在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坚守自主立场，避免陷入西方理论的话语陷阱，是国民经济学必须应对的重要挑战。从内部发展看，当前国民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实践经验的学理化提炼与转化仍有深化空间，现有分析工具多借鉴西方经济学模型，仍需进一步形成适配中国结构性特征的本土化学理工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国民经济学筑牢了全新的学科根基与理论支撑。面对经济结构转型、数字经济崛起、绿色低碳发展、城乡区域协调等复杂实践议题，国民经济学亟须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在学理层面实现突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俱进的国民经济学理论。

注释：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4页，人民出版社，2016。

②《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载《人民日报》，2022-04-26。

③蔡良才编著：《国民经济管理学纲要》，12页，中国计划出版社，1988；尹缙瑞、娄雪清主编：《国民经济管理学》，1-2页，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0；苏东水主编：《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5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④林木西、黄泰岩主编：《国民经济学》，8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

⑤姚开建主编：《经济学说史》，3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⑥林木西：《国民经济学的历史沿革与研究对象》，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6)；刘瑞：《中国国民经济学形成、演化及流派》，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2)。

⑦杨春学：《国家主义与德国历史经济学派》，载《社会科学战线》，2020(6)；“路·亨·冯·雅科布和尤·冯·索登在1805年曾作了两种不同的尝试，但都试图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形式来表述一般的经济学原理，并都称其为‘国民经济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300页，人民出版社，2018)

⑧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06页，商务印书馆，1961。

⑨杨春学：《国家主义与德国历史经济学派》，载《社会科学战线》，2020(6)。

⑩冯兴元：《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其人及其经济思想》，载《学术界》，2014(3)。

(11)刘瑞：《中国国民经济学形成、演化及流派》，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2)。

(12)廖大伟：《国民意识与清末革命进程》，载《近代中国》，2004(0)。

(13)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338页，中华书局，2015。

(14)司马迁：《史记》第9册，7555页，中华书局，2010。

(15)唐艳艳、赵德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三种应对政策及三种理论——以两汉为中心的讨论》，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5(1)。

(16)梁启超：《管子传》，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8册，6378页，中华书局，2015。

(17)《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人民日报》，2014-02-18。

(18)蔡良才编著：《国民经济管理学纲要》，178页，中国计划出版社，1988。

(19)龚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65-66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20)《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 陈云同志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56-09-21。

(21)刘吕吉主编：《国民经济管理学》，105页，法律出版社，2000；王海平、吴春波主编：《国民经济管理学》，13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钟契夫主编：《计划管理原理》，8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22)刘瑞：《中国国民经济学形成、演化及流派》，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2)。

(23)许宪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改革和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6)。

(24)(2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166、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

(26)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7)《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载《人民日报》，1984-10-21。

(28)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9)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92-10-21。

(30)(32)《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1993-11-17。

(31)《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载《人民日报》，1984-10-21。

(33)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97-09-22。

(3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7-10-25。

(35)许宪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改革和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6)。

(3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3页，外文出版社，2018。

(3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载《人民日报》，2021-11-17。

(38)《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载《人民日报》，2020-11-04。

(39)(43)(4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22-10-26。

(40)《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3-11-16。

(4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载《人民日报》，2022-04-11。

(4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10页，人民出版社，2020。

(4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载《人民日报》，2020-05-19。

(46)黄泰岩、李楚昊：《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的效率和公平关系》，载《求是学刊》，2024(5)。

(47)A.H.Maslow."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Psychological Review,1943,50(4):370-396.

(48)H.A.Simon."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5,69(1):99-118.

(49)D.C.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17-26.

(50)竺乾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模式的建构及其限度》，载《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4(5)。

(51)程霖、岳翔宇、夏艳秋：《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创新与中国式现代化：标识性概念演进的视角》，载《经济研究》，2023(1)。

(5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载《人民日报》，2021-03-13。

(53)刘伟：《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的理论突破和实践特征》，载《社会科学》，2024(10)。

(54)习近平：《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载《求是》，2025(12)。

(5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