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中国金融发展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和全球金融发展模式的系统比较，中国创造了兼顾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的中国式现代化金融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包括：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金融业整体发展路径、有序的渐进主义的金融市场化路径、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相结合而以存量改革为主的银行业市场化路径、适度包容鼓励创新与审慎监管相结合的金融创新路径，以及制度型渐进主义金融开放和金融自决。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金融治理要实现现代化、市场化、开放化、安全化为一体的战略目标，努力实现汇率自决、利率自决、资产定价自决、基础货币发行自决和人民币国际化自决，为现代化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制度基础，并助力中国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

作者：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5年第5期

引言：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总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上取得的成绩，与中国金融体系在经济转型中做出的独特历史贡献密切相关。在经济转型初期，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和产权改革滞后于产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部门），金融体系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仍旧维持着市场竞争中的相对垄断地位和产权制度安排上的相对单一化局面，这一格局直到进入21世纪才有了关键性的变化。这种制度变迁的不对称性和非均衡性背后，有着深层次的逻辑。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之所以能够避免大规模的社会摩擦成本和社会震荡成本，其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以及国家对其较强的控制力。金融体系为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变迁承担了巨额的制度变迁成本，这是中国渐进式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之一。笔者将该理论总结为“制度变迁的成本分担假说”。

为了达到经济体制顺利转型的目标，国家就必须通过各种手段维持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控制力：控制国有银行改革速度和改革模式、控制国有银行的产权多元化进程、控制商业银行体系的竞争、维持对国有银行信贷行为的控制能力。通过这种方式为产业部门提供大规模补贴，以分担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成本。这一特殊的制度变迁成本分担机制，构成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历史起点。由此衍生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一系列特征。金融体系的发展，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体系的发展路径，必须服务于国家整体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相配合、相适应。这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寡头的畸形发展以及与此相表里的去工业化发展路径截然不同。在这一逻辑底下，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和现代化金融治理体系强调的是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正确关系，强调金融体系总体的稳定性和国家对金融体系的相对控制力，强调金融发展路径本身的有序、渐进、审慎和平衡的特征。

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金融业整体发展路径

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金融业整体发展路径，是中国现代化金融治理的核心以及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的灵魂。这是基于中国自身金融发展经验教训，以及对二战后全球金融发展路径反思的正确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金融体系经历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进程，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体系，并通过美元的全球垄断实现美元霸权，后又形成“债务本位制”，凭借美元向世界各国征收巨额的铸币税，收割全球资产。美国依赖于这种以单一金融化为核心的国家发展战略，通过金融体系操纵利率从而操纵全世界资产的价格，从而达到低成本收割全球资产的目的。单一金融化和过度金融化的发展策略，尽管从短期来说成本低廉，然而从长期来说，却严重地侵蚀了美国的制造业，导致“去工业化”，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综合国力。如今美国开始强调“再工业化”，试图再次振兴美国的工业制造业，却因“路径依赖”而面临严重挑战。

基于此，中国在进入21世纪之后即着手调整金融发展定位与金融发展路径，其核心指导思想就是摒弃西方国家的“过度金融化”和“单一金融化”策略，回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正确轨道上来。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中的重要地位，提出金融的三大任务，其核心任务就是服务实体经济，这也是人民主权金融的根本要求。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发展五大金融，其落脚点都在实体经济和民生领域，充分体现人民主权金融的基本宗旨。

以利率市场化为核心的渐进式金融市场化路径

利率的市场化是金融市场化的核心和关键。传统的金融抑制，其核心政策工具是对金融体系中的核心价格即利率进行抑制，使利率低于市场均衡水平。金融抑制政策是几乎所有执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共同的金融制度选择。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快速工业化和赶超战略的目标下，也选择了金融抑制战略。所谓金融抑制是指金融体系被压抑的情况，金融抑制的实施方是具有决策权力的政府，其实施的基本工具包括对金融市场当中的价格、交易和结构进行干预，从而扭曲了金融体系中的市场机制，以此实现政府的发展战略。金融抑制破坏了稀缺资源配置的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使得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发挥不了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从长期来看，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会产生阻碍作用。

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中国特别注重把握“节奏”和“次序”，在实践中执行了一种中庸的、温和的、渐进的、有序的“金融约束战略”，摒弃了简单的、一步到位的、激进的金融自由化战略，从而在金融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社会动荡的成本、金融体系的风险成本，使得金融机构在一个较长的过程中逐渐适应和学习新的金融体系的游戏规则。金融约束是介于严格的金融抑制和完全彻底的金融自由化之间的中间状态，在这种中间状态下，政府既对整个金融体系有相当强的控制能力，同时又能渐进实现金融机构的有序竞争和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利率市场化的基础是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以及商业银行体系不断市场化。1980—1990年初期金融市场得到初步发展，金融市场的逐步发展和完善，使得利率市场化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市场交易基础。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和城商行体系、农商行体系都在进行渐进的体制变革，各种类型的商业银行开始发展起来，银行间的竞争市场体系逐步完善，这就为银行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奠定了市场基础。1996年放开了商业银行间的同业拆借利率，1997年又放开了国债的市场利率，逐步建立起一个良好的货币市场与国债市场的利率形成机制，也为政府进行利率调整、执行货币政策确定了一个基准利率。2013年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2015年左右基本实现了利率市场化，于2018年和2022年分别完成了对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回顾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利率的市场化是随着金融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商业银行体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而自然展开的。这是出于对西方金融自由化的深刻反思和对其他国家金融自由化（尤其是利率市场化）经验教训的科学选择。

以存量改革为主的银行业市场化路径

中国银行业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中国逐步将国有银行推向市场，但是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并不走苏东国家激进私有化道路，而是通过渐进的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变革提升市场化程度。产权结构变革最具代表性的战略是推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上市，这不仅在于通过资本市场可以实现融资，更能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成为实质上的市场化运作的现代商业银行。

2000年起，我国逐步推进国有银行上市进程。上市之前，我国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较高，资产质量较差，但是在上市之后，四大行的资产质量提升较快，其盈利能力大为提升，不良率总体迅猛下降。中国并没有一次性将国有银行推向市场，没有激进地实行国有银行私有化，而是以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方式，不断地提高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水平。既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国有银行的市场化，又要保持国家对国有银行的控制力以稳步推动整体的制度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就要给国有银行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的“租金”，即赋予国有银行一种“特许权价值”。

存量改革的主体是国有商业银行，存量改革的对象当然还包括地方性的农村商业银行体系（即传统的农信社体系）和城市商业银行体系（即传统的城商行体系）。以农村商业银行体系的改革发展模式为例，农信社改革的起点是目标定位的转变、经营机制的转换、产权的清晰化和多元化。首先，逐步将农信社的目标模式定位为股份制的、商业化的农村社区银行。其次，逐步建立了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主决策的经营机制。最后，实现产权的明晰化和多元化，提升了农信社的经营能力，改善了内部治理结构，使得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大为提升，一些农商行通过上市已经成为具备较高竞争力的地方商业银行。如今，一个产权多元、主体多元、竞争充分、内部治理完善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在我国逐步建立起来了。

除银行业存量改革之外，中国还循序渐进地推动了银行业增量发展，谨慎推动民营银行的建立和发展。党的十八大后，民营银行的建立提上议事日程。2015年5月，原中国银监会公布我国首批试点的5家民营银行，其定位是服务于中小企业。同时，我国也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逐步引进外国银行机构，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也在稳步推进。我国银行业的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是相互促进的，外资银行的引入带来了显著的学习效应，倒逼了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制度创新和利率机制改革。

中国银行业的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相结合、以存量改革为主的审慎渐进性的市场化实践路径和战略选择，对于制度变迁、银行业的稳定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包容鼓励与审慎监管相结合的金融创新路径

金融创新包含金融制度创新、金融机制创新和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金融创新具有两面性，在推动要素合理配置和技术进步的同时，过度的金融创新和衍生工具的使用，会使得金融体系畸形发展和膨胀，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的根源就是金融衍生品的过度使用。因此，金融创新必须与稳健谨慎原则并行不悖，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的。

鉴于全球金融创新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在对待金融创新方面，采取适度包容鼓励和审慎监管相结合的路径。比如，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中国既不断推动证券公司、基金和期货公司的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推动新三板市场的体制创新，不断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同时也在强化资本市场监管，强化监管体制创新和防范化解风险。在金融衍生品创新方面，中国始终摒弃过度的衍生品创新策略，鼓励有益于实体经济和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

在互联网金融领域，中国积极拥抱创新。一方面鼓励传统金融业务网络化，另一方面支持新兴互联网金融形式发展，催生多种互联网金融模式。在监管原则上，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创新采取鼓励发展与防范风险兼顾的原则，一旦发现风险水平超出企业自身风险承担能力，并有可能威胁到公众利益，即迅速采取叫停措施，比如对P2P行业的监管。早期监管者对P2P等互联网金融采取包容和鼓励的政策，并引导其规范发展，但是当P2P在2015年左右出现较大行业风险、严重危害金融消费者利益并有可能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时候，监管部门即当机立断，果断叫停，避免了较大的金融危机的出现。

以实现“金融自决”为目标的金融开放路径

在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中，一国保持“战略自主”对切实维护本国金融安全和产业安全至关重要。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正是因为不能始终坚持“战略自主”，从而丧失了对本国战略产业的控制能力，使本国资产轻易被金融霸权国家所掠夺，这是巨大的历史教训。金融开放的“战略自主”是以政治独立和文化独立为基础的，中国强调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这是金融开放战略自主的坚实根基。如果我们在大学的金融学和经济学教育中仍然不能摆脱芝加哥学派和哈佛式经济学的控制和束缚，仍然接受这些为金融霸权服务的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条的灌输，则中国就永远不能实现在建设中国现代化金融治理和金融业战略自主上的“自觉”与“自决”。

中国基于战略自决的金融开放始终坚持审慎开放、渐进开放和制度型开放。中国不仅通过金融开放不断完善自己的金融制度和金融管制法规，使之与国际规则接轨，同时也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参与全球金融规则制订，实现对全球金融规则的重构。具体来说，中国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始终追求“五大自决”：

第一，汇率自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执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保持对外汇市场有一定的控制权，避免汇率过度波动。未来应该进一步改善人民币的锚定物，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第二，利率自决。中国坚持独立货币政策，避免货币政策被其他国家所控制，尤其是避免落入美元利率政策的陷阱。坚持利率自决，是保障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和维护我国资产价值稳定的重要政策前提。

第三，资产定价自决。资产定价自决既与利率政策的独立性密切相关，又与一国在这些资产市场交易中的独立地位密切相关。一国若放弃本国重要的战略资产的定价权，就会被国际垄断资本所控制，其产业也将最终沦为其他国家的财富机器。因此，中国必须对关键行业的产业安全高度重视，要牢牢控制关键资产的定价权。

第四，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自决。中国需调整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摆脱外汇储备对货币发行的过度影响，实现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自决，对于我国货币发行安全、产业安全、资产安全极为重要。

第五，人民币国际化自决。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基于实实在在的国际贸易和产业发展需求。人民币的国际化，绝不能简单追随美元霸权模式，而是要以实际货物贸易和产业投融资为基础，稳步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