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面对关系国家存亡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林则徐、严复、康有为等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者，先天下之忧而忧率先将中国社会放在世界范围中进行对比、反思和自省。认识到模仿西方列强的器物不足以救国，旧制度积弊深重、思想文化必须更新、治国模式必须转型。甲午战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光绪帝支持康有为、梁启超推行的戊戌变法，是清廷官方自上而下进行的一次深刻自省。但是任何官方自省都必然以不能突破国家机器的权威作为前提和边界。戊戌变法大力推行的维新措施，触犯了统治集团依靠国家机器维护既得利益的底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发动政变，软禁光绪帝捕杀维新派。高层政治权力间缺失相互制约的帝王专制，加上没有以民众为主体的社会自省互动参与，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只留下了百日维新惨痛的短暂印记。
与中国的戊戌变法相比较，君主专制的德国在此前进行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则成功推进了社会进步。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世纪的欧洲各国，存在着国君和罗马教廷之间的政治权力相互制约。1517年基督教神父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门前，贴出反对罗马教廷销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自下而上的社会自省促进宗教改革的序幕。马丁•路德被罗马教廷提起诉讼后，在国君选帝侯腓特烈庇护下成功出逃，并且在基督教信众中构建起了独立于罗马教廷的路德宗。路德宗信众中的社会自省强调直接通过信仰耶稣基督即可得到救赎，无需依赖教会的圣事或善功。路德宗在德国及瑞典、丹麦、挪威迅速传播，对欧洲宗教格局和文化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国君腓特烈在随后的启蒙运动中依靠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自上而下地进行一系列开明专制改革，提升了国家机器效率和廉洁治理作风。
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不断加重，底层民众对于清廷专制压迫和列强一再入侵的仇恨，激发出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两场武装斗争运动。二者都是底层民众的自发反抗，具有强烈的斗争性与正义性。但是二者都以推翻昏君奸臣和恢复太平盛世为终极追求，缺乏对社会制度弊端、传统文化糟粕和民众自身局限性进行理性反思的社会自省。太平天国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焚毁孔庙禁读儒书，同时以宗教迷信替代理性治理。其领导集团争权夺利腐化堕落，终于爆发大规模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丧失了自我纠错的最后机会。义和团将铁路、电报、西医、传教士等一切外来事物连同信教的中国人全部视为洋祸。以符咒能够形成鬼神附体刀枪不入之身的迷信作为扶清灭洋的精神支柱。结果惨遭清廷与八国联军联手屠杀。
孙中山在1894 年上书李鸿章失败后，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开拓者彻底放弃了改良路线。于1895 年和1900年在广州、惠州分别策划发动了武装起义。武装斗争的失败暴露出了国民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革命党人各自为战、无纪律、无通盘计划等缺陷。孙中山接着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指出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国家不是帝王私产，从忠君到忠国重构了国家认同。民权主义指出君主专制是国家积贫积弱的制度根源，主张建构主权在民的共和体制。催生国民人格觉醒与权利自省，做拥有参政、议政、平等政治权利的国家主人。民生主义指出国家发展不能只有少数权贵得利，必须兼顾贫富均衡、劳资调和、底层福祉。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核心开启追求社会适度公平的调节。三民主义最大的历史价值在于引导中国的社会自省，向内审视民族的愚昧自大、社会的贫富不公和社会制度的专制腐朽，成为近代中国主张思想解放、社会变革、民族复兴的社会自省中的重要里程碑。
孙中山在领导推翻清朝帝制过程中开创了社会自省与武装斗争互动的先河。社会自省为武装斗争提供思想、组织、民众三重支撑。武装斗争则是社会自省的催化剂与试金石，推动社会自省深化和验证革命道路正确与否。社会自省与武装斗争互为因果，锲而不舍循环推进。从1907年至1911年组织了镇南关、黄花岗等八次起义，其屡败屡战的浩然之气极大地激发了全国民气，为武昌起义成功铺垫了社会基础。
然而历史发展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民国初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武人乱政。下野后的孙中山反思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均因为只是依靠军阀打军阀军阀而失败。再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比较，孙中山1923年在《孙文越飞宣言》中提出了联俄政策，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引导社会自省转向深化，在全国范围内促进了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打倒列强，除军阀”大革命和“打倒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孙中山学习俄国革命在社会自省与武装斗争互动中党指挥枪的建军模式，于1924 年在苏联帮助下创建了黄埔军校，以三民主义为灵魂培养为勇于为主义牺牲、为民众奋斗的基层军官，进而组建国民革命军。此前陈炯明在1922年武装背叛孙中山占据东江地区，威胁广州革命政府安全。国民党1924年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力发起东征，迅速击溃陈炯明主力基本控制了东江地区。黄埔学生军首次实战展现出较强战斗力，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核心力量。作为东征军总指挥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兼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蒋介石使用武装力量迅速掌控了国民党最高军政权力，直到1949年败退台湾，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人物。从后来公开的长达57年的蒋介石日记看，蒋介石很重视自省，但是其反思的主要内容是儒家修身之道德苛责与政治博弈的得失检讨，基本缺失对于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层面的深入思考。蒋介石于1923年受孙中山委派到苏联进行历时数月的考察访问。访苏前的蒋介石积极亲苏、推崇俄式革命、主张师法苏联。访苏中蒋介石提出在库伦（现称为乌兰巴托）建立训练新军北伐攻占北京的基地，被苏方以外蒙并非中国本土为由拒绝。蒋介石开始警惕苏联的野心进而反感其阶级专政。访苏是蒋介石意识形态思想认知大转变的分水岭，此后成为国民党右派中坚决反苏反共的骨干。
蒋介石掌控政权和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后，其对于社会自省与武装斗争互动的认知和实践，在中国近代史中留下了深刻印记。其正面的历史印记先是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积累的社会自省与北伐武装斗争的互动中，蒋介石完成了全中国形式上统一。后来又在全民同仇敌忾的抗日救亡社会自省与对日正面战场武装斗争的互动中，蒋介石统帅的国军屡败屡战仍然坚持抗战直到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最终获胜做出来不可替代的贡献，美苏两个大国的相关肯定也使蒋介石在国际上获得了较高声誉。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留下了深刻负面历史印记。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启蒙思想和马列主义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的社会自省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从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追求翻身解放和人民民主一直是中国社会自省的主线述求。但是蒋介石不但没有经由社会自省与武装斗争的良性互动推进社会进步，反而是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清剿行动，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政策对共产党人实行斩草除根。对政界学界的其他不同政见者则实施压制、逮捕、监禁乃至暗杀。抗日战争胜利后损失惨重的中国急需转入和平建设，蒋介石不顾通货膨胀已经达到普通民众用麻袋装钞票排队购买食物的程度，无限透支其本来就虚高的威望坚持发动大规模内战。但是社会自省思想力量的韧性，终究会战胜独裁统治无视理性的武装暴力，这是人类社会与弱肉强食的动物社会的根本区别。结果是在全国性的“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迫害”的社会自省中，蒋介石失尽民心，数百万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只能退守台湾一隅。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智慧，在中国近代史中体现为社会自省与武装斗争的正确互动。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战胜敌人的法宝。其中作为近代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的武装斗争，是对抗帝王专制、军阀割据、独裁统治和列强侵略的根本手段。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则都在人民利益至上价值理性层面，经由深化社会自省构筑起的支持武装斗争获取胜利的强大社会基础。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民族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社会自省与国统区的社会自省已经形成强大的相互呼应。
在抗日战争时期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的一系列处理措施，可谓是在社会自省与武装斗争互动中“有理、有利、有节”主动进取的典范。1941 年 1 月，国民党军队突然围歼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制造皖南事变。随后国民政府反诬新四军叛变，蒋介石反共内战面目彻底暴露。对此周恩来突破新闻封锁立即在国统区发行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题词。在国统区针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社会自省中，真相迅速传遍激起全民愤慨。蒋介石反共行径遭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苏美英政界、华侨、国民党中间派也均表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合法性被严重动摇。随着国统区社会自省的深入民主力量空前团结，民主运动从分散走向联合。民众彻底认清蒋介石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独裁专制”的本质，反蒋统一战线形成，为战后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中共坚持抗战、反对内战的立场赢得广泛同情，国统区统战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在武装斗争方面中共迅速重建了新四军军部，统一整编为七个师加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直接受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彻底摆脱国民党指挥体系。通过程道口战役、淮北反顽、苏南皖中自卫反击等战斗，击退了苏北顽军的东进蚕食与封锁挤压，拔除了根据地内的反共据点。淮南、淮北、淮海、盐阜、苏中各根据地连成一片，华中敌后根据地格局彻底稳固。八路军、新四军战略呼应成型。形成华北、华中两大敌后战略板块互为犄角的态势，国民党再也无法孤立围歼南方中共武装。
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翻身农民在社会自省中，为了保卫土改中分得的土地踊跃参军和支前。国统区的社会自省在中共领导下，展开了以学生为先锋、全民参与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大规模 “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各民主党派政治上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与共产党共同构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些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自省与人民解放军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摧枯拉朽的武装斗争的互动，成为加速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行为的重点改变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制度建设。对于如何在国家行为与社会自省的互动中更加稳健地促进社会进步，上述近代中国社会自省与武装斗争互动的历史值得借鉴。
（本文作者沈庆1964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毕业，长期在高校从事流固耦合多体系统的教学科研工作。2007年退休后转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