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自省理性思维人类社会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构建起人类社会自我审视、自我修正、自我提升的核心机制。社会自省中的思维理性可以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类。工具理性是认知和行为的主体针对具体功利目标的思维理性，专注于“是什么”和“怎么做”，进而构建或选择出用于实现具体目标的较为有效、经济的方法。价值理性则在更大的时空跨度中，思考社会行为应该具有的人文关怀和内在价值，进而提供“应该为什么而做”的精神内核、判断标准和超越短期得失的终极追求指向。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生存条件恶劣，社会自省在对当下行为找错纠错中，萌生出的思维理性以工具理性为主，用于提升渔猎采摘效率和躲避猛兽袭击。当生产力发展使社会有了财富积累和稳定的社会分工后，人和人的阶层于公共利益之外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人类社会内部产生出个人与集体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和国家之间的无尽矛盾。近现代以来随着人类改造自然力度的快速增大，人类社会破坏自身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的情况也愈演愈烈。社会自省面对上述人类社会内部和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形成了关注人类社会行为的长远目的和终极追求的价值理性。价值理性在尽可能大的时空范围中，强调以公平、正义、自由等人文关怀等核心价值导向，为社会自省和社会行为避免陷入盲目性和极端化提供根本支撑。

由于人类社会永远不会产生出全知全能的神，社会自省中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作为人类的思维产物，都可能陷入各种不同的误区。工具理性思维面对的社会问题往往可以分解成为若干比较单一的问题，在价值理性引导下工具理性的认知可以经由逻辑推理和实践检验予以证实或证伪。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进一步细化强化了工具理性的有效性，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AI大模型和各种专业化AI系统，已经成为人类深化工具理性思维的有力助手。

价值理性在本质上无法分解为各种单一问题，对未来之终极追求则永远无法用过去和当下的社会实践予以证实或证伪。因此社会自省中价值理性陷入误区有着更大可能性。晚清以来中国近代社会曾经陷入全盘西化的价值理性误区，经过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较为彻底地的纠正。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自省仍然面对着多种价值理性误区，必须予以足够重视。以下是对社会自省可能陷入的各种价值理性误区的分类解读。

1.排他性绝对信仰之价值理性

价值理性中的导向性判断，可以分为否定性判断和肯定性判断两类。对于会迅速导致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的滥杀无辜、弱肉强食等社会行为，社会自省会较快形成否定性的价值理性认识。而对未来社会完美终极形态的各种肯定性价值理性表述，由于无法使用终极未来的社会实践进行检验，人类社会只能经由多元认知争辩，永远走在不断识别和纠正价值理性误区的路上。社会自省中树立排他性绝对信仰的价值理性，则是最常见的价值理性误区。其具体表现是将价值理性的某些表述无限拔高，作为绝对真理用于苛求现实社会，排斥对于价值理性的认知争辩。

中华文明孔孟时代的儒学将价值理性省的重心放在人生意义和人的社会责任上。儒学并不回避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天命鬼神等观念，而是敬而远之地将天命鬼神置于价值理性的边界之外。使中华文明避免了不同教派在宗教的排他性绝对信仰支持下反复发生的宗教战争。儒学还以独立于朝廷之外的私学和书院，解读和传承价值理性认知。儒学价值理性不依靠宗教，就具有跨越朝代更替的道统高于政统和理高于势的凝聚力，这是古代中国社会自省和社会自信的中国特色。

但是孔子死后从汉武帝时代开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政治权力主导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学，具有了类似神学的地位。孔家店中排他性绝对信仰的儒学价值理性成为麻痹民众、巩固统治的思想工具。如鲁迅所说“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披着“仁义道德”虚伪面纱的封建礼制，对人性进行长期摧残。同时求善的绝对信仰还压制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求真价值理性的滋生，使中国历史陷入了长期盛世与乱世交替简单重复循环之中。

2.工具理性上位成为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不评判目标本身的对错，只衡量手段的有效性。目标本身是否符合道德伦理和公共利益，判断该不该做，要靠价值理性引导。但是与终极追求不能立竿见影的价值理性比较，成功的工具理性在逻辑推理、实践检验及社会效果等各个方面，都更加容易得到社会普遍认可。于是社会自省中往往将获得巨大成功的工具理性升级成为价值理性，陷入手段即目的之误区，使社会发展偏离真正有意义的长远价值导向。

在社会发展中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往往是重在埋头拉车而无需不断抬头看路。人们对工具理性促进生产建设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有着切身体会印象深刻。在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中，往往忽视了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关键性转向引导作用。例如在革命战争年代阶级斗争是推翻反动统治的成功工具理性的核心内涵。进入和平建设年代后“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升到指引一切社会行为的价值理性高度，用于通过纲举目张解读各种具体问题。于是不同政见间的正常争辩，发生在民间时就被视为已经打倒了的阶级敌人试图复辟变天行为，发生在政权高层时就被视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建立资产阶级司令部要进行全面夺权。因此必须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惜以天下大乱为代价全面夺回权力，而且要每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结果是冲击经济建设造成生产停滞、破坏民主法制伤害大批干部群众。

3.压制个体理性判断的速成式群体价值理性

价值理性的基础是社会中的众多个体人基于独立人格的独立思考，构建起的对终极追求价值的信仰与自觉践行。当个体的独立人格被归属于群体所获得的安全感压倒时，价值理性就会失去个体信念的审视与坚守。接着就是从众思维助推极端化情绪在群体中迅速传染，个体人原有的价值理性快速坍塌代之以压制个体理性判断的速成式群体价值理性，引爆出各种非理性的极端社会行为。

例如德国在上世纪30年代纳粹党上台时，全社会处于经济危机和高失业率引发的尖锐社会矛盾之中。希特勒将责任全部归咎于犹太人，在全国煽动反犹情绪进而实施种族大屠杀。许多德国民众畏惧被群体排斥，全社会丧失了德意志民族长久以来形成的注重逻辑思辨和严谨遵守秩序的理性传统。个体的价值理性迅速从属于以极端仇恨犹太人为核心的速成式群体价值理性。大多数德国民众默许甚至不同程度地参与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这场持续十多年的浩劫导致约580万犹太人无辜遇难。又如中国文革初期湖南零陵地区道县的极左思潮，一度传言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四类分子要全面屠杀共产党员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群众被灌输只有抢先杀掉四类分子才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认知后，将残忍的杀人行为视为革命行动。接着就发生了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行为，很快蔓延至全区10个县共计造成4500多人无辜被杀害。

4.服从于权力需要而频繁变化的价值理性

价值理性贵在言简意赅和具有稳定的普世性。在人类文明史中往往需要经历数百年锤炼，才能形成具有理高于势的思想引导作用的价值理性稳定表述。然而在对政治权力缺失有效约束政治环境中，总会有人习惯地把领袖乃至领导的重要决策，提升到价值理性的高度以便于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办大事。结果是既压制了民众的创新思维，不利于民众在社会实践中面对各种不可避免变化时的灵活主动进取。

林彪大力鼓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就是在制造服从于权力频繁变化的价值理性误区。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加上各种报刊头版头条的每天一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所包含的内容数量巨大而且变化很快。广大群众记不住也消化不了，只能以一次又一次以敲锣打鼓上街游行的方式表示坚决拥护。与此同时伟大领袖作为活着的凡人难免言多必失，例如其读书无用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论就错得离谱。结果是全社会上下只能任由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从最高领袖的海量指示中各取所需，频繁地挑选和曲解相关话语，“一句顶一万句”地操纵群众运动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5.精致的利己主义扭曲的价值理性

正常的利己本能的是人性的自然体现，追求个人正当利益无可厚非，甚至还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不同于粗鄙的自私自利，精致的利己主义将高效实现个人利益赋予正当价值，并且还优先于公共利益的价值。一些社会精英阶层往往以高智商、高伪装的方式，用合规和理性的外衣掩盖逐私利的本质，借助规则漏洞和公共权力实现私利最大化。

认可这种这种扭曲的价值理性并不会主动在社会自省中公开宣扬传播，但是心照不宣地渗透到官员、企业家和学者的精英群体后危害极大。精致利己主义者大多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和规则运用能力。他们不会盲目追求收获当下利益，而是精心策划利用和构建政治、经济、学术的关系网，相互提携全过程合理合规地获取各种名利。同时十分注意躲避各种纪检监察制度，一步步稳定获取长远私利。因此在查处官员贪腐、维护民众权利、发展国家经济和创新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显然不能指望这些精英做出任何长期的稳定奉献。当代中国随着惩治贪腐官员力度加大，在使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方面成果显著。比较之下精致的利己主义扭曲的价值理性引导的负面影响逐渐凸显，需要从社会自省、制度建构和舆论监督等等多方面着力防患于未然。

6.严肃宗教信仰对价值理性的负面影响

在现代中国佛教已经深度融入本土文化。基督教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的重要原则也得到迅速发展。教会内部事务由中国基督徒自主管理，教会通过自主的经济来源维持运转，和中国基督徒自主传播符合中国国情的基督教教义。作为严肃宗教的佛教和基督教，均以宗教中国化和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发展方向。宗教信仰的价值理性，本质是信众基于核心教义向善避恶的终极关怀和坚定追求，而并非原始宗教单纯祈福免灾的功利性诉求。严肃宗教在个人心灵滋养、社会秩序构建、文明传承发展中可以发挥正向效能，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低成本高效工具。

但是严肃宗教也会对社会自省中的价值理性产生负面影响，具体呈现是为了维护教义绝对性所倡导的价值理性，要求信徒的理性思维集中于证明教义正确，进而构筑单维度的深刻认知。对于科学、哲学和艺术等其他领域的深度探索，则往往被宗教视为认知歧途。此外宗教信仰的排他性则是历史上诸多宗教冲突的核心根源之一。如果宗教的神圣性被极端势力别有用心地曲解利用，则可能诱导信众在社会自省中放弃理性判断，拒绝接受现代社会的规则与法律制度。中国当下的佛教和基督教都具有庞大的信众基数，和分布于城乡数以万计的合法专用宗教活动场所。因此为了在社会自省中构建正确的价值理性，必须高度重视发扬好宗教信仰的正向效能和控制好宗教信仰的负面影响。

（本文作者沈庆1964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毕业，长期在高校从事流固耦合多体系统的教学科研工作。退休前为博士生导师，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7年退休后转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