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农村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鲜明标识意义的学派。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立场，以配合革命斗争为学术志向，以社会调查为途径塑造学术定位。中国农村派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开展学术实践，通过集体研究，深刻洞察整体中国社会，积累了真正认识中国实际的宝贵经验，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家，推出基于扎实准确调查研究的学术作品。在此基础上，中国农村派经由多条路径服务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中国农村派 调查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等为代表的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运用科学方法，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展开调查研究。1933年，他们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下简称“农研会”），被统称为“中国农村派”。关于中国农村派的既有研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中国农村派理论贡献的梳理与阐发，尤其是它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的贡献；第二类是对中国农村派骨干成员如陈翰笙、薛暮桥等人生平、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第三类是立足中国农村派具体调查研究材料，对中国农村经济变迁和社会转型的研究。上述三类成果对中国农村派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空间。首先，既往研究对中国农村派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形成历程和学术定位考察不足，未能充分揭示其在当时众多学派中的独特性。其次，既有研究往往聚焦中国农村派的具体调查活动，相对忽视其学术实践和贡献中蕴含的共性特征。最后，既往研究注意到中国农村派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联系，但尚未充分阐明中国农村派如何通过多种路径服务中国革命。本文将中国农村派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考察，厘清其形成与定位，讨论其学术实践与贡献，揭示中国农村派服务中国革命的路径。
一、中国农村派的形成与定位
现代学派与传统学派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于，现代学派的形成与新式学校、报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紧密联系。“制度性传播媒介”为学派的聚合提供基础性空间，使其知识、学说、思想具有结构性依托并稳定传播，产生广泛影响。但“制度性传播媒介”起源于欧美国家，在中国兴起于通商口岸。不少“媒介”不断向中国人展现一个由列强主导的世界景象，灌输所谓文明等级论，维护以强权为特征的国际秩序。因此，当时不少学派与中国实际的有机联系日益减少，难以切实把握中国自身的经济状况、政治发展和社会演进。有外国观察者指出，“五十多所中国大学里的政治学教授们没有一位能够说清楚，在中国的30个省、100余座城市以及1900多个县城及50多万个乡村中，哪怕2个或者3个省的市县乡的实际行政情况”，比如“涉及成百万乡村的田赋怎样评估与征收的情况，就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导致困局的深层原因，在于他们“第一眼看到一个舒适而实力强劲的全新世界，马上便神魂颠倒，五体投地”，“想把那个让他们目眩神移的物质繁荣装置移植到自己的国家”，但是“摹仿美国或者欧洲……根本无法提供解决中国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方案”。
中国农村派受“制度性传播媒介”影响，但其形成建立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尤其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相较其他学派有不一样的进程，并开始于一群师范生的聚合。中国农村派骨干成员基本在20世纪20年代初入读江浙地区的各个师范学校，如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三师”）。与北京大学等国立大学的学生群体相比，这一群体的特点是家境贫寒，但读书上进。他们经过不懈努力，通过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的严格选拔。在更为本土化的学校里，他们通过师生关系、同学关系逐渐接近。同时家庭境遇和社会经历又让他们更真切体会到旧社会之害，从而痛思改变中国。
20世纪2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各种形式的侵略层出不穷，军阀混战不断，给人民造成极大痛苦。比如1924年江浙战争，“三师”就被军阀强行征用，师生被逐出学校，一路上目睹兵痞肆意抢掠百姓，也亲历溃军劫掠。切身经历让后来的中国农村派骨干成员，对于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有直接感受和真正触动。张锡昌即言：“十三年里，我们老百姓实在过得没有几天的好日子。堂堂民国，任意为少数人宰割，以致兵匪连天，岁无宁日！大好河山，全都是军阀的世界。蹂躏跋扈、没有一片干净土！”
在黑暗社会现实刺激下，中国农村派骨干成员不再寄希望于上层政治变革，转而谋求社会全面改造。他们不断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使“三师”等学校逐渐成为“革命青年的摇篮”。此时，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书籍、演讲、谈话等方式，通过新兴社会科学与各地进步青年产生联系。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新青年》提出，进步青年需要社会科学的“根本智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11月，党的三届一中全会通过《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要求党员加强宣传工作，积极介绍“社会科学之常识”。在党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农村派骨干成员初步了解了新兴社会科学，逐渐认清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造。
随着社会改造方向不断明晰，中国农村派骨干成员从“学校里的朋友”迈入“组织里的同志”新阶段，先后投身大革命。陈翰笙1926年加入共产国际；孙冶方1923年入团，1924年入党；薛暮桥1927年入党。他们加入党组织意味着党对中国农村派的领导，意味着中国农村派在形成伊始就有着与当时诸多学派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集中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学术志向。中国农村派区别于当时仅穿梭流连于大学、沙龙、咖啡馆、茶室的学派，区别于当时貌似关注中国问题，实则虚悬半空谈论改造中国的学派。中国农村派骨干成员成长于大浪淘沙的大革命之中，使其学术工作有了现实指向和使命关怀。在大革命的斗争岁月里，中国农村派人士目睹身边同志接连牺牲，既给他们带来痛失战友的巨大创伤，也在他们心中铭刻下中国共产党人为理想不惧牺牲、慨然就义的精神品格，促使他们将学术志向确立为通过调查研究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以实现战友的遗志。他们通过革命斗争，发现近代中国的种种问题，进而直面人民痛苦，剖析关键所在，进入学术实践。
二是根本立场。中国农村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立场，直面与诸多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论争，论争的焦点之一在于如何理解帝国主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帝国主义常有两个错误理解。首先他们忽视帝国主义的成因、性质和基本矛盾，错误地将其归结为国家的扩张和人类欲望的膨胀。对此，中国农村派指出，“什么是帝国主义？它是不以种族，不以国界，而以经济利益为根基的一种组织和政策。组织是集中的，托拉斯式的。政策是包办，是谋专利的。这种组织和政策下，什么资本，生产，交通，市场，政治，学术，没有一方面不被资本主义的威权霸占”。其次他们高估帝国主义的影响，认为帝国主义的力量已使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对此，中国农村派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通过与中国买办资本和封建势力的结合实现的，使得“中国农村中半封建的剥削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起着更加酷烈的作用”，但并没有使中国农村发生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质的变化。
论争的另一焦点是如何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非马克思主义学派通常主张维持旧有秩序，做局部、渐进的改良，其研究重点在于对生产力进行技术层面的分析，却对生产力所处的社会形态关注不足，仅停留在对“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而未深入探究“社会结构的本身”。因此，他们容易孤立看待事物，进行静止的观察。列宁批评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错误，就是把各种大大小小的个别的事实和数字同政治经济关系的总联系割裂开来”。而中国农村派的研究重点是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态，尝试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中国各区域的社会生产关系，进而把握中国革命的本质，洞悉中国革命的方向。
三是展开途径。中国农村派学术工作的起点是社会调查，并以此为支撑逐步推进对中国的认识。五四运动前后，社会调查在中国逐渐兴起，集中体现在进步报刊所登载的诸多社会调查报告上。调查由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推动，目的在于寻找改良或改造中国社会的依据。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国立北平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等高等院校，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北平社会调查所等科研机构以及各类政府机关，均开展过各有目的的社会调查。
中国农村派开展社会调查的出发点，与前述调查有所不同。他们依据大革命后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问题，参与社会史、社会性质大论战，聚焦“中国社会性质”这一关乎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重大问题。此问题并非孤立、静止、简单的，而是关乎全局、动态发展且极其复杂的。正因如此，1927年之前，即使是中国共产党也未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得出明确、统一的看法。1928年中共六大明确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强调土地革命在反帝反封建革命中的核心作用。但其他政治势力对此看法不同，论争由此而起。总体看，当时理论交锋较多但实地调查贫乏。有学者指出：“由于当时讨论涉及的范围广泛和经实地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不足，论战被主要局限在理论上，有时只是在一些名词概念上做文章……留下了许多不足和空白。”中国农村派试图以其学术实践改善上述状况，以一手资料考察中国社会性质。
二、中国农村派的学术实践与贡献
自1929年起，中国农村派的学术实践陆续在中国各地展开。既往研究已在相当程度上厘清中国农村派自1929年至1937年在各地具体调查的开展状况、所获成果与理论建树，但其学术实践的共性特征仍可进一步提炼和讨论。
中国农村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立场，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他们学术实践的起点就是反思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1927—1928年，陈翰笙在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此机构充满教条主义学风。其中一些人员热衷于就中外历史展开辩论，“但都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喜欢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为依据”。此种学风让陈翰笙感到十分不满。1928年夏天，他回国后立志要立足中国实地，考察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因此中国农村派的调查研究虽然遍布中国各处，但都指向“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他们在各地的工作均重视对以下方面的考察：首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状况，尤其是对农村的侵略；其次是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以及地主豪绅的榨取方式；再次是农民的经济地位、生产方式和受到的各种剥削；最后则是解剖当时各种农村“复兴”政策的效果，以揭露改良主义的本质。
通过考察，中国农村派认为，调查研究要做到从材料中发掘源自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的“活生生的现实问题”，然后揭示和阐释问题，为厘清中国社会性质提供环环实证。例如，农民“兵差”是中国农村派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别的学派却未曾予以太多关注。当时中国农民常年被迫承担“兵差”，负担非常沉重。农民的“兵差”产生于军阀常年大范围混战，而军阀混战又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冲突密切相关。钱俊瑞指出：“以各帝国主义者自身间之冲突为背景的中国，军阀的内战在近二十年内几乎无岁无之，无省无之，自1927年夏至1930年夏这短短三年中间，动员十万人以上之内战已多至近三十次。而且内战越到最近其区域亦越扩大，自1916至1924中间每年战区所及平均有七省之多；而1925至1930年中间平均更增至14省左右，在军阀混战的泥坑里，战前的给养与准备，战时的征派，骚扰，毁灭，战后的军队补充及善后费都由农民血汗的产物来提供。”而农民的“兵差”负担究竟有多重，不能仅凭粗略印象判断，需要研究者找到充分证据。因此，中国农村派四处搜集农民承担“兵差”的收支簿册。簿册一般掌握在官僚豪绅手里，轻易难以见到。他们突破重重阻碍，获取大量村一级的“兵差”摊派及各村摊款的精细数据，让农民“兵差”问题的调查研究成为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重要依据。
中国农村派的学术实践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其学术组织方式不能是单打独斗，而需要开展有组织的集体研究。大革命失败后，各地进步青年在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引导下，纷纷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从事革命斗争和工作。1933年成立的农研会就是这样的外围组织。在党的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下，农研会组织成长迅速，1934年4月，会员总数80余人，1937年4月，会员总数已近500人，到全面抗战时期，会员人数进一步增加。农研会会员来自除新疆、西藏、青海以外的全国各省区。
如此的规模，使农研会在组织和教育知识分子，尤其是农村知识分子方面“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让众多志同道合者得以共同开展工作。薛暮桥回忆说：“我并不是个人奋斗，孤军作战，而是工作和生活在一个有着共同志愿、共同事业的团结和谐的群体之中，这个群体又是党所领导的。”他们奉行的研究方式是“用集体的办法研究一个问题，总是最有趣，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在此方式引导下，中国农村派的学术研究既能为骨干成员设定基本范围，以推进中心问题研究，又能让所有会员依据自身兴趣拓展发挥，产生集体研究的良好效果。
凭借明确的中心问题以及围绕中心问题展开的集体研究，中国农村派的学术实践呈现出对整体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特别表现在其学术工作统揽全局，紧密联系中国城乡。中国农村派学术工作的重点在农村，却没有割裂城乡。他们对农村的调查研究能够关联城市情形，在城市调查研究中也兼顾农村状况，从而较为全面地揭示中国城乡的联动与互动，为厘清中国社会性质提供全局视野。在中国农村派看来，认识中国“最重要的锁钥”在于搞清当时中国城乡究竟通过何种方式联系，产生何种影响。中国农村派在做农村社会调查的同时，也做上海工人生活状况调查。在农村社会调查中，他们发现农民“大批的由乡村趋向都市去”，继而关注农民“趋向都市”以后的发展，认为当时中国城市不能完全吸纳离村农民，乡村中农民无产化速度“远过于都市中中外工厂及商店雇用力之增加”。因此，农民入城后，并未推动城市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而是形成一个日益庞大、脱离生产、既非农又非工的群体。中国农村派指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既受到世界经济影响，又同整个国民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中国农村派开展上海工人生活状况调查的着眼点，也在于城乡人口的联系。他们发现，“在工业资本已甚发达之欧美，工人自身与农村间之直接经济关系早告断绝”，而在中国，工人“虽喘息绞汗于工厂机器行间，精神上仍不免乡间亲属之牵累”，因此研究中国城市劳动问题者，不可不切实明了“一般劳工之乡村经济背景”。
基于以上学术实践，中国农村派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做出在中外学界均产生一定影响的学术成果。龚育之指出，中国农村派的学术工作是一项“较为从容的科学的研究”，涉及全中国广大地域，面对广泛的国内外学术界。他们的贡献首先是积累真正认识中国实际的宝贵经验。中国农村派的社会调查历时长久，范围广泛，程度深入。就时间而言，1929年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历时3个月，后又在1931年与1933年做过长时间的补充调查。1933—1934年的广东农村调查则历时整整6个月。就范围而言，无锡农村经济调查逐户调查22村，概况调查55村，并调查8个市镇的工商业情况与1204家农户的经济生活状况。广东农村调查为了解农村经济概况调查16县，在番禺10村逐户调查1209户，同时对50县335村做通信调查。就程度而言，中国农村派深知中国农村的“时间节律”。农民文化程度有限，对调查颇有防备心理。因此他们慎重选择调查时间，提倡调查人员说本地话，避免太多“术语”。面对进村入户难题，他们发动村里地保和小学教员来协调解决。进村入户后，他们多选择年轻雇农、手工业者谈话，因为他们流动性强，见到的社会现象较多，也更少心理顾忌，更敢说真话。而对于一些故意隐瞒、不说实话的调查对象，中国农村派则改善提问技巧，如一般不直接问“你结婚没有”，改问“你的妻子在那里”；又如不直接问“你家放债吗”，而是问“你家放出几百块钱债”。
中国农村派通过学术实践历练了一批专家，如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秦柳方、王寅生、张锡昌、骆耕漠、瞿明宙、石凯福、张稼夫、刘端生、姜君辰等。他们推出一批以扎实准确调查研究为基础的学术作品，包括《亩的差异》《中国北部的兵差与农民》《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中国农村经济参考资料索引》《中国农村经济论》等，为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上述作品立足中国实际，得出不少关于“活的中国社会”的深入解释，典型反映在1929年《亩的差异》这份具有奠基意义的调查报告中。此报告针对卜凯等外国学者在中国主持的农村调查，指出他们的报告和著作虽洋洋洒洒、篇幅厚重，但存在严重欠缺，对于中国农村的一些最基本问题如“亩的差异”等，要么未加思考，要么解释全然错误。以卜凯的调查为例，其采样方法为在每个县挑选一种亩的大小数据，以此统括该县所有亩的大小标准。与之相比，在中国农村派的无锡调查中，他们在22个做过详细调查的村中发现了173种田亩（名义上的土地单位）大小标准。其中，最大者近乎9公亩，最小者不足3公亩。具体到一村之内，他们发现亩的大小标准少则5种，多则12种。
“亩的差异”看似是一个具体问题，实则反映中国农村派通过准确的调查研究，揭示中国社会性质的工作过程。正如陈翰笙所言：“要得到亩的实际大小，只能从各家所有或所耕的农田一块一块的去分别调查”，然后再加以具有“中国味道”的解释，进而证明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中国，“本不能有统一的度量衡”，并且“积受了数千年分家，租佃，典押，买卖等习俗的影响，到现在差不多每一农户的所谓亩也都有两三种的大小”，如此复杂的“亩”的状况，使中国农村浮征税捐的弊端愈发凸显，深刻影响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关系。
相较中国农村派的学术作品，当时一些标榜以调查研究认识中国的国外学术作品则相形见绌。兹举两例，一是英国史家理查德·H.托尼大约于1931年完成的《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一书。作者明言，其书只是对几本较易到手的中外学者著作里材料的总结。他基于对欧洲历史的研究心得，在中外比较中得出一些新见，但书中涉及中国的部分却因材料不够牢靠而出现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他研究中国社会，既不能直接阅读原始材料，又未亲自做过社会调查，书中所有数据“都来自其他调查者的工作”。费孝通批评道：“为了从各种社会调查所得到的孤立的材料中建立起一个综合分析，托尼不得不在他关于欧洲经济史的丰富知识的基础上借助于臆测。”二是国际左翼学者马扎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相较中国农村派的研究成果，基本缺陷也是未下多少“资料功夫”。作者只是对既有资料有较强的质疑意识，认为当时中国各种统计“可靠的数目字是没有的”，只能把许多零碎的材料、不同作者调查的各种资料汇集起来。作者直接承认，自己的书中缺乏“可靠之事实与精确之统计”，少量有价值的材料，也大多来自他人的工作。基本依赖外文资料、转引他人调查报告、一手资料有限，正是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的通病。
三、中国农村派服务中国革命的路径
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中国农村派以其学术工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越发强烈，其理论与实践以人民为本位，以多条路径服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
第一条路径是以调查研究为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建设提供实证案例。中国农村派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揭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剥削下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状况，以论证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状况以及变革土地制度的必要性。
中国农村派认为，帝国主义使中国的农业生产从属于列强操控的世界市场，通过复杂的世界市场体系控制中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三个极其消极的影响。一是阻碍中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削弱中国农业经营发展的必要条件，比如丰厚利润、低廉价格、技术发展等。二是与封建残余势力相勾结，压榨中国农民，使中国农业发展更为困难。三是阻碍农业资本积累，使农业不能扩大再生产，甚至原有规模的单纯再生产都很难维持。
因此，近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尤其是土地关系显示出十足的过渡性质：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保留大量封建残余。在半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下，多数农民难以脱离土地，但又缺少土地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不得不屈服于地主而受其束缚。半封建的土地关系，反而让高利贷者和封建性质的农村商人获利颇丰。无论是农奴还是无产阶级，都没有像半自由半独立的贫农那样易受人宰割。上述便是当时中国特殊的农村状况，真正的中国革命应据此展开。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评价中国农村派，“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
同时，中国农村派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亦有一定贡献。如孙冶方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条件下，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底自由发展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工业如果不能发展，那么整个国民经济亦不能向前发展，同时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亦不能根本消灭。”此思路呼应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相关论述，即“民主革命的目的，就在脱离封建压迫，解放人民，建立近代民主的工业社会，中国正是向着这个历史任务前进”。
中国农村派服务革命事业的第二条路径是在中外比较中，锤炼出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的理论成果。中国农村派熟悉国外学界研究，并与之有广泛联系，其学术视野更能打通中外，做深入考察。
中国农村派认为，人类历史中非常类似的事件，发生在不同历史环境中，便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只有把“这些进化过程个别地研究一番，并把它们互相比较一下”，才可以解释这些现象。因此要重视各国家、各民族不同的历史环境，分析他们不同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基于此认识，中国农村派对西方左派学界提出的“东方社会”论、“亚细亚农业社会”论等概念和理论展开批评。陈翰笙在书评中提出，魏特夫的东方社会理论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距离甚远。魏特夫仅从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中，“挑选出有关亚细亚社会的零散段落，应用于仅能获得的不可靠且杂乱的材料中，构建出一种关于亚细亚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每写到关键处，他就“不敢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只会重复李嘉图、桑巴特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
中国农村派推崇列宁在《美国资本主义与农业》一文中的思想方法。列宁从当时美国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特殊性”——幅员最为辽阔、社会生产关系最为复杂、资本主义农业的色彩和形式最为多样——出发，依据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破除一系列“用貌似社会主义的词句精心粉饰过”的观点，揭示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的形式和规律。列宁的观点相当程度上影响中国农村派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即一个国家、民族的“特殊性”不在“一般规律”之外，而是要将“特殊性”与“普遍性”联系起来。如此，方能使“特殊性”不再虚悬，而是契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使“普遍性”不再单调，而是源自各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
中国农村派立足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对一系列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进行有力批判。他们提出不应套用欧美历史发展进程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国都市“性质不似city”，中国乡村“性质不似county”。与欧洲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中国都市的发展进程与所谓“Polis及Compagna Communis”无关，中国乡村组织也并非所谓“Mir及Manor”可比。因此，在西欧、东欧、俄国、日本封建时代具有典型意义的赋役制、强役制和工偿制，虽然在中国“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绝不占农村生产关系中的主要地位。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村生产关系的“制度分析”应当继续深化。
中国农村派分析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同的经济支配方式。他们指出，帝国主义者在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支配方式是掠夺土地、经营大规模农场，并动用政治、经济力量强迫当地民众到农场工作；在中国则利用不等价交换、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等手段垄断中国贸易，控制中国经济，通过维持小农经营、以都市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农村的地主豪绅为中间桥梁，实施经济支配。因此，帝国主义者会鼓动中国内战，扼杀中国革命。同时中国向帝国主义列强赔款、借款带来的巨大债务，大部分是由加诸中国人民的苛捐杂税偿还。
中国农村派认为，中国农村发展不能简单模仿美国、英国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模式，也不能套用苏联集体农场模式。他们认为，当时的“公式主义”者脱离中国实际，套用的现成理论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认为中国土地非但应当“公有”，而且应当“公营”，幻想在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建立“国家统制管理”和“大农业生产制”。第二种幻想在土地私有基础上，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农场或集体农场，未能认识到其提出的生产方式和土地私有制并不相容。第三种提出中国土地应“国有私营”，再通过合作方式逐渐实现集体经营和国营，然而却忽视农民迫切想得到土地的要求，以致其主张得不到农民拥护，也就无法动员社会力量真正解决中国土地问题。
中国农村派服务革命事业的第三条路径为深度参与革命根据地的调查研究工作和理论教育工作。因抗战严峻形势和革命工作需要，自20世纪30年代末起，众多中国农村派成员率先从上海等城市奔赴全国各地，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此时正逢党中央从确立制度着手，将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在全党推广。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强调要“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为此，文件规定，在中央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的高级机关，各根据地的高级政府，也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除组建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还应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开展“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村派成员依托此前积累的方法和经验参与革命根据地的调查研究工作。比如在皖南，薛暮桥就曾担任新四军政治部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主任，用一年时间完成当时皖南新四军全部防区（泾县、繁昌、铜陵、南陵）的农村经济调查工作。在山东根据地，他们也积极开展社会调查，结合根据地实际状况，拿出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调查方案。方案指出，社会调查具有高度科学性，要有“从个别到一般，从典型到全面”的完整计划。既可以按照行政单位，每个分区选择一个代表该区情形的村庄作为调查对象；也可以按照不同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分成若干不同区域，再在每个区域选择若干村庄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形式可以是概况调查、挨户调查、典型调查和通信调查。整理调查材料时要用最简单、最明显的形式，把材料包含的意义表达出来。
在服务党的理论教育工作方面，如理论教学、理论宣讲以及教科书、普及读物编撰等，中国农村派也多有贡献，贡献较大的是薛暮桥。他在新四军教导总队、抗大五分校、华中抗大总分校做过教员，在山东根据地做过相关工作。在此期间，薛暮桥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党的重要理论文章为本，坚持“讲基本原理，必须在结合实际适合中国的国情方面”下功夫，撰写《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思想方法与学习方法》等一系列党的理论教育读物。其中《经济学》一书于1939年出版，在各革命根据地乃至国民党统治区使用。后来此书修订后改名为《政治经济学》，被用作中学教科书，成为当时中国通行较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一直使用至20世纪50年代，各种版本数量达百种以上。
中国农村派服务革命事业的第四条路径为支持党的舆论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不容易，宣传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更有重重困难。中国农村派主办的《中国农村》等刊物，就上述重大问题持续发声。后来不少老干部说自己是在阅读《中国农村》后被“引上革命道路”。
中国农村派创造性地利用“农村通讯”这一写法灵活、篇幅较小的宣传方式，有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做好此项工作，中国农村派专门对作者予以指导，为他们提供充足发表机会。大量进步青年撰写的农村通讯纷纷发表。日积月累，通讯陆续被编成《中国农村描写》《抗战中的中国农村动态》《农村生活丛谈》等进步书籍，使党对农村、农民、土地问题的认识和政策得以更广泛传播。有书评认为，通讯给予人们系统真实的、关于中国农村生产方式和落后社会制度的“连续的印象”，显示“帝国主义者的残酷的压榨，封建残余的无情的剥削和农村今后的动向”。此印象绝非“坐小汽车在农村兜风的什么农村调查员所能给出来的”。
中国农村派的工作受到国际关注，为中国共产党良好国际形象的塑造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曾参与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著名中国问题研究者伊罗生也在其论文中大量引用中国农村派的学术成果。中国农村派的不少著作、论文、调查报告在国际会议上发表，或直接以外文出版，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如在《太平洋事务》上发表的书评就认为，中国农村派“立论精辟”，调查揭示的数据触目惊心。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已是根基朽坏，“任何稳固政体皆无法建于如此地基之上，而推行彻底土地改革之必要性，本已无可辩驳，今更添佐证”。此类影响不断拓展，促使众多国际进步学者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正当性，“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是不对的”。
结 语
中国农村派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程紧密关联。随着中国革命胜利，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更加明确和清晰，中国农村派基本完成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和任务，许多骨干分赴各机关从事重要工作。1950年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负责同志经过商议决定解散。尽管中国农村派淡出历史舞台，但他们构建的以调查研究为方法、以改造中国为己任的鲜明标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一是中国农村派塑造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术风格。中国农村派深入中国社会、点面结合、由浅入深，搜集大量确凿无疑、能够说明中国社会实际的数据和实例，澄清“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扶助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江南无封建”、“华北地区农民无土地革命要求”等诸多错误看法，科学回答影响中国革命的一些关键问题。上述回答经过实践的不断检验，让理论与实践更加紧密结合。
二是中国农村派展现出不计“工作成本”的坚韧学术态度。中国农村派从事的学术工作是长期性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调查，仅在一县至少需要驻扎4个月，调查后又需整理和研究，因此一年调查一县就已非常紧张。尽管如此，中国农村派仍坚持“至少要调查几十县性质不同的地方，才可以约略知道中国农村经济的全部”。在漫长的工作进程中，中国农村派始终脚踏实地，步步接近他们想要达到的学术目标。对此，陈翰笙曾言，“研究工作成本总是贵的，科学不是偶然的，人力亦不是勉强的，与其草率的得了一些浮浅知识，还不如脚踏实地去认识一切根本关系”，充分反映他们坚韧不拔、持续探求、勇克难关的精神。
三是中国农村派践行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学术抱负。为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农村派希望厘清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以及被帝国主义、封建残余势力压迫而产生的种种变化，进而铲除压迫中国人民的主要因素。他们希望以不懈的学术工作促进中华民族的“翻身独立”，然后“间接地可以促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消灭，完成全世界的和平和全人类的自由”。实现上述学术抱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旨归的体现，也使中国农村派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重要论断的生动注脚。
（作者瞿骏，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