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构建了一个系统而完整的哲学框架和分析逻辑。在本体论层面，毛泽东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赋予调查研究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旨趣和人的解放的价值指向，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在认识论层面，毛泽东创新了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知行统一的实践唯物主义认识路线，高度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在方法论层面，毛泽东始终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为出发点，强调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明确了调查研究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技术路线，深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系统性解析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能够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开展调查研究提供根本遵循，进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实践指引。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与优化路径研究”(23XKS0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俊，四川师范大学纪检监察学院院长，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王贝宁，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65)。

关键词：毛泽东/ 调查研究/ 本体论/ 认识论/ 方法论

原文出处：《毛泽东思想研究》(成都)2025年第3期 第47-57页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展调查研究的先行者与探索者，毛泽东通过对调查研究的创新探索、理论总结和实践升华，将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哲学理论高度。①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高度融合并贯穿于调查研究的全过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实践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②从哲学层面不断深化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认识，对我们更好地接受毛泽东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展调查研究，以之提高党员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本体论基础

本体论是关于世界的本原和终极存在的追问。就其性质来说，它是一门关于“存在的存在”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出发，批判性地扬弃和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物质本体论”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抽象“活动”原则，强调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及其活动过程的“现实世界”。“社会—历史”被确立为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基本向度，实现了哲学主题从关注世界的终极存在转换到以关注人类的生存和解放为根本旨趣。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毛泽东将调查研究视作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始终遵循现实的历史原则，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中国社会去观察和认识问题，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生产生活状况，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探索出实现人民解放、国家发展的正确道路。

(一)“解释世界”：以理解现实世界为基本前提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解释世界”是“改变世界”的前提，“改变世界”则是“解释世界”的最终目的。正是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了中国社会制度的腐朽和人民生活的疾苦，坚定了他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并最终探寻到改造旧中国的有效办法。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和确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站在以实践向度理解和把握现实世界的存在、统一和发展的立场来对中国社会实际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真正唯物、辩证地解决了本体问题。④在本体论层面，“解释世界”的哲学范式主要有“内容”和“主体”两方面意涵。从内容方面看，理解和解释世界得以可能，原因在于世界存在、变化和发展内含某种确定性的法则。社会经济结构是社会的现实基础，作为自己时代经济关系产物的社会各阶级只有“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⑤，才能求得阶级斗争的胜利并改变自己的境遇。正确认识社会性质、把握阶级关系规律性的关键就是要深入到经济领域中去。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因此坚持以经济分析为出发点，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结成的社会生产状况出发，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并揭示其阶级关系本质，从中正确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从主体方面看，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⑥。除了关注外物，人也会对自身形成关于外物的观念的内在认识过程加以关注。“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⑦人是有目的的存在物，对自身行动的理解和认同是诉诸行动并成功的关键。正因如此，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理解世界的重要手段，始终关注“现实世界”中“活动的人”，摒弃了“抽象的人”和“抽象的主体性”立场，并以此构成毛泽东创立伟大理论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在此意义上，毛泽东一生所从事的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都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而全面的认识和理解，而这正是调查研究的结果。

(二)“改变世界”：以改造现实世界为根本目的

调查研究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曾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⑧。对毛泽东而言，理解中国社会并不是目的，改造旧中国才是根本目的，此即所谓的“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⑨。在此意义上，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在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中获得了高度的统一。而改造世界的任务内在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容，即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调查研究是改造主观世界——改造自己认识能力——的重要手段。只有通过系统而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才能全面发展地、历史辩证地看问题，才能在动态发展的事物中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在通过调查研究不断与客观世界发生互动的过程中，人的主观世界会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即自身的认识能力不断地在被改造，以更好地服务于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主客观两个世界在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中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二者互为依存、相互促进：改造客观世界会促进主观世界的改造，而改造主观世界也会促进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提升。在“调查”与“研究”的双向互动中，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不断被改造，人们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支配自身的社会关系、支配自然界，进而更多地实现人的自由、推动社会发展。“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⑩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1)。因此，“解释世界”从根本上来说从属于“改变世界”。(12)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从哲学的高度强调彻底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13)，并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真正践行了马克思改造世界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三)“人民立场”：以实现人的解放为价值立场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解放以“每个人的解放”为基础，而人的解放以“现实的个人”为根本点、以“无产阶级”为物质力量、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归宿点的自我解放。(14)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正是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以实现人的解放为追求，从而总是能切中问题的要害，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一方面，调查研究以反对本本主义、解放思想为原则。要实现人类解放这一终极目标，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多维度的解放，而思想解放又是其中具有先导作用的因素。因此，毛泽东极力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学风和工作作风，他身体力行地通过深入群众、深入实践开展调查研究把握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破除党内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实现思想的解放。他强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15)主张必须从调查研究的实践出发，从“无”到“有”，从“较少”到“较多”，不断积累经验，通过深化认识逐步改造思想上的盲目性，进而不断推动思想的解放，最终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另一方面，调查研究以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为终极目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在革命主力军、革命道路和革命前途等问题上提出创造性见解，就是因为其在调查研究中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6)。通过大量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明确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真正症结和问题所在，并找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及解决现实难题的方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进而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17)，而“革命工作的结果，把人解放出来了”(18)。至此，人类历史发展才转变为由人类自由活动创造的历史进程，人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人。在此意义上，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为中国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它推动了哲学的现实指向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转变，实现了哲学理论主题的“本体论”转换，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19)因此，为了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无法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必须关注“现实世界”。(20)而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以“现实历史的基础”为出发点，关注“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具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旨趣，内涵“政治解放”“社会解放”“人的个性解放”三重价值指向，是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二、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认识论创新

认识论是关于认识及其发展规律的回答。按其性质来说，认识论是一门关于“对认识的认识”的科学。马克思批判性地吸收了康德基于实践理性认识论的实践观点、黑格尔唯心主义认识论所蕴含的主体能动性思想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认识立场，在此基础上建构起真正科学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将人类的社会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基础，明确“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22)，确立起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为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高度评价认识论在哲学中的重要性，提出：“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22)其调查研究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将调查研究视作推动认识发展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手段，并赋予调查研究以认识论基础的地位。从认识论层面来说，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知行合一的过程，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三者具有鲜明的同一性。正是在三者相统一的过程中，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深刻认识和把握了中国的具体实际，并以此出发谋求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一)“实事求是”：以把握实际为认识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3)。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对这一基本原理要用发展的眼光、实践的观点来看待，并根据实际情况来具体地应用，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以把握和认识事物的本质，即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从认识论层面来看，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就是认识发展的过程，就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毛泽东将“调查研究”赋予“实事求是”的理论意蕴，在“调查”中把握“实事”，在“研究”中“求是”，通过实践获得对客观存在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研究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本质。在理论总结以往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经验时，毛泽东认为过去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不懂得“实事求是”，为此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24)，强调调查研究对中国革命斗争策略的制定和最终胜利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进一步在理论上确立了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内在要求的调查研究的重要地位。同时，他还指出，必须从实践出发，“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5)，去认识和掌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实际，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深刻地科学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才能在坚持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统一中不断推动认识的飞跃，逐步由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因为，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蕴含的内在要求，认识发展的过程就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不断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而认识的真正任务是获得理性认识。因此，只有占有丰富的感性材料并运用辩证思维进行加工，实现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才能有效指导实践。而形成概念的理性认识也须再次回到现实当中指导并服务于实践，使“认识物化或对象化”(26)，才能最终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在调查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对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最高概括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在此意义上，调查研究同实事求是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当前，我们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其实质都是为了进一步地实事求是。

(二)“群众路线”：以人民群众为认识的主体力量

人民群众是“剧作者”和“剧中人”的统一(27)，其历史活动具有高度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由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28)，社会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着的人的社会存在，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人类社会发展最为根本的推动者。毛泽东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和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9)，认识历史和创造历史必须紧紧抓住“人民群众”这一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主体。调查研究是认识世界、寻求真理的过程，只有通过调查研究实践而逐步深化认识才能发现真理。显然，真理的客观性和价值性统一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30)因此，毛泽东多次倡导，“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31)，并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方法“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唯一的来源、唯一的出路是群众”(32)。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路径与调查研究的认识路线是内在统一的。从认识论层面来说，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思想有着共同的认识主体、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33)，即来自人民、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因而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从群众中来”是深入人民群众，将他们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此即“调查”的过程；“到群众中去”是通过研究将分散的意见加工转化为系统的意见，以便其能被“坚持下去”，此即“研究”的过程。因此，贯彻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是同一个认识过程，都是以“人民群众”为实践对象和认识主体的过程，都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中，通过一次又一次“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34)和一次又一次再“调查”再“研究”，推动认识“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35)的过程。调查研究是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切实贯彻群众路线则是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保证。在此意义上，毛泽东将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相统一，赋予群众路线以认识论的哲学基础，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理论性总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群众观的有机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哲学意涵。

(三)“知行统一”：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认识的主要途径

马克思将实践确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起点和人的存在方式，“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36)，强调将理论诉诸实践，成为“现实的运动”(37)，力求将世界的变革看作第一性的东西。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38)，主张“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39)。从认识论层面来看，认识的发展与调查研究的实践在要素和运行方式上具有高度的同构性，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是“调查—研究”和“理论—实践”的双向运动。在“调查”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在“研究”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以一次又一次地“调查—研究”推动理论不断地向前发展，以实现人的认识在理论和实践的双向转化过程中不断发展。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靠的正是通过调查研究在“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40)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化的形式”(41)，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核心的“实践观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哲学思想的结合。由于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具有高度的同构性，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和实践观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只有将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推动“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自在世界”向“属人世界”的转化。在此意义上，毛泽东将调查研究视为联系和沟通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其调查研究思想深刻批判了脱离具体历史的“左”或右的错误倾向，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关系”以科学含义，是对“理论与实践”关系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的继承和发展。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实现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彻底地与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认识路线划清了界限，第一次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现了认识论上的伟大变革。(42)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在理论上赋予调查研究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知行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意涵，并将其提到认识论的高度；在实践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展开调查研究，将调查研究引向广阔的社会实践领域；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运动中实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化、深刻化。在此意义上，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的理论概括，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三、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方法论贡献

方法论是关于研究和解决问题的理论和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理论，又是方法，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区别于马克思以前的其他一切旧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活的哲学”，它从人的实践出发去思考和理解世界，不再聚焦于自在世界的范畴，实现了向关注属人世界的根本性转向，建构出一种全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分析和理解历史和现实社会、揭示事物发展规律、提出改造世界的任务提供理论指导。同时，辩证唯物主义不仅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还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论”，蕴含着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43)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废除了“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44)，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运用坚持“生产力—生产关系”、事物普遍联系、主要矛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方法，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

(一)“唯物史观”：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原理发现问题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中的核心概念，两者紧密结合、对立统一构造出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列宁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45)，“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关系在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具有根本性决定意义，当其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时，就会“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46)，并对生产力产生能动的反作用，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是一切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艺术的、宗教的物质基础。”(47)基于此，毛泽东强调所有的革命实践都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48)，都必须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出发点来深入社会、发现问题。因此，毛泽东调查研究的首要对象，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阶级关系在一切社会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其他一切经济关系都依附于阶级关系而存在。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必须首先从这一基本的生产关系入手，才能真正理解生产诸关系的性质。“没有这种社会生产状况的调查研究，任何阶级路线与阶级政策的执行，是不可能的。”(49)在此意义上，毛泽东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认识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关系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从哲学层面具体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并将其应用于指导中国革命：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经济状况进行科学分析，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回答了“分清敌友”这一革命首要问题，创造性地构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方法论系统，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重要的思想方法论意义。

(二)“系统观念”：以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分析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联系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取代以往旧哲学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理解和认识世界，明确地与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而“辩证唯物主义体现的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及其整体性的思想，也就是系统的思想”(50)。解决问题，就“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51)。基于此，毛泽东强调，要真正全面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承认事物的普遍联系，用联系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问题，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要求调查研究必须有整体性的眼光，只有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综合考量复杂的关系和多样的联系，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52)从方法论层面来说，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以系统观念为现实基础，强调从系统的角度来揭示世界的联系和发展，推动分析向综合的过渡、分析与综合的结合以及思维的质的飞跃，确立了新的方法论原则，即分析和综合的对立统一，从而认识对象整体的系统性质并探求系统的最优解。普遍联系属于一般的哲学范畴，一切事物及其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由此“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53)。这种普遍联系是事物固有的辩证本性，决定着任何事物都作为系统不受制于人的主观臆想而客观存在。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通过“分析”和“综合”循环往复的双向运动，准确把握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54)，不断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并将其条理化和系统化，最终形成了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具有鲜明中国特点且内含丰富系统观的知识和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

(三)“问题导向”：以主要矛盾的原理解决问题

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社会发展就是问题和矛盾不断被解决，新问题、新矛盾又不断被提出、被发现的过程。(55)“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56)社会中的问题林林总总，矛盾无处不在，而在发展的每一阶段，只有主要矛盾才能起到领导和决定的作用。因此，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性质和科学解决问题，必须以矛盾的普遍性为前提，分清矛盾的主次方面，突出强调并在实践中落实抓主要矛盾，此即毛泽东实践智慧辩证法的基本逻辑结构。(57)毛泽东指出，只有“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58)，但“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只能发现问题，只有通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弄清问题的面貌，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为此，他强调“问题就是矛盾”(59)，“调查研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60)。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就是为了找到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61)。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贯穿在毛泽东调查研究工作的全过程。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紧紧抓住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阶段的主要矛盾，科学地回答了“调查什么”以及“怎样调查”的问题，为“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明确了正确的方向。正是因为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毛泽东才总是能够敏锐发现时代的重大问题，并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谋求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毛泽东将问题导向置于调查研究方法论的核心地位，并赋予其以哲学基础，既是对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高度的统一性，赋予哲学的理论场域以全新的理解和诠释，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化原理向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转化，形成唯物辩证法这一伟大认识工具。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始终以唯物史观为根本立场，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真正实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完成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发展，创造性形成了一套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核心，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且内含科学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方法论系统，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

四、结语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62)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是“两个结合”成功探索的有益成果，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又在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性发展，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的高度概括和理论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者有机统一的“中国化”表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以及党的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①参见李俊、王贝宁：《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价值》，《思想教育研究》2024年第6期。

②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7日。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④参见丰子义：《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方法论》，《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8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2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7页。

(12)参见王南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百年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10期。

(13)参见庄福龄：《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视角看毛泽东的理论创新》，《党的文献》2013年第4期。

(14)参见刘同舫：《人类解放的进程与社会形态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1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17)《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8页。

(18)《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6页。

(19)参见杨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光明日报》2014年11月24日。

(20)参见孙伯鍨、刘怀玉：《“存在论转向”与方法论革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21)《列宁全集》第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4页。

(22)《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页。

(2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页。

(2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4页。

(26)肖前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9页。

(2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8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页。

(2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3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

(31)《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5页。

(32)《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页。

(33)参见蔡礼强：《毛泽东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思想的内在逻辑与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1期。

(3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9页。

(3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9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

(3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0页。

(3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0-801页。

(4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页。

(41)《冯契文集》第七卷，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第644页。

(42)参见《艾思奇全书》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5页。

(43)参见肖前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页。

(4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2页。

(45)《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4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 一九四九)》第二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1页。

(48)《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5页。

(4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 一九四九)》第二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1页。

(50)钱学森等：《论系统工程》(增订本)，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77页。

(5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9页。

(52)《列宁全集》第四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4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90页。

(5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6页。

(55)参见《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6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页。

(57)参见王南湜：《毛泽东实践智慧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疆域的中国式拓展》，《哲学研究》2021年第9期。

(5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9页。

(5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9页。

(60)《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页。

(6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2页。

(62)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