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立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从现实的生活过程出发考察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变革，对于把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阐明现代人的内涵及其内在尺度，以揭示交换价值作为现代人存在的社会基础及其自我扬弃的必然性。通过考察现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的交往方式和精神生活的展开方式，阐述现代人存在的普遍境遇和时代状况。基于唯物史观的原则和人的发展进程，力图在具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中把握现代人的存在方式转变。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    现代人    人的存在方式    人的现代化

作者黄志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6期P44—P57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然要求推动人的现代化进程，因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在于推动人的存在方式的现代化，这就要求在理论上深化对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变革的探讨，重点要就以下问题进一步展开研究：一是何谓现代人，二是现代人以何种根本性的方式存在，三是如何在具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上把握现代人存在方式的转变。对于以上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依据马克思的“异化”逻辑，结合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现实遭遇，对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展开了颇具前瞻性的研究。但他们以“异化”逻辑来统摄现代人的存在方式，与马克思从“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的逻辑来把握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变革有着显著区别。前者侧重对现代人存在方式的当代表现进行批判，而未能深入把握马克思“自我异化的扬弃”的逻辑，所以归根结底是一种理论意义上的纯粹批判。马克思不仅深刻批判了现代人以生产交换价值作为衡量自身内在尺度的存在方式，而且还为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变革指出了具有必然性和现实性的未来图景。要切实地解答上述三个问题，必须立足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秉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对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即现代人展开其现实生活过程的方式进行考察。此外还须聚焦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的交往方式和精神生活的展开方式等进行探讨，从而在学理上进一步揭示现代人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根基和时代境遇。

一、现代人及其内在尺度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探讨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变革，首先要回答何谓现代人这一基本问题。自近代以降，对该问题的回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斯密、黑格尔和马克思对此做出的回答是具有代表性的。斯密把利己心看作衡量现代人的尺度，进而以物的方式来理解人及其世界，而黑格尔则主张把自我意识视为现代人的内在规定，从而以精神的方式来把握人及其世界。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刻批判了斯密和黑格尔所理解的现代人及其尺度，揭示了交换价值的生产才是衡量现代人的内在尺度，其实则是一种外在于人，并使人受其统治的异己尺度。马克思指出，在古代的观念中，人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由此，他主张以“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的逻辑来把握现代人及其内在尺度的演变。

斯密认为以孤立的、原子化的方式存在的现代人，之所以能够通过互相之间的需要及其满足达成一个社会有机体，是因为每个人都出于利己心而付出自身的劳动，从而使自己和他人的需要都得到满足。“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由此可见，与古代的观念把公共的善作为人的尺度不同，斯密把利己心作为现代人的内在尺度。对于身处当时商业社会的斯密来说，由这种利己心推论出现代世界以财富生产为目的是必然的。在他看来，基于利己心而付出的劳动构成财富生产的基础，所以劳动所有权便是现代人赖以存在的最重要的根基。“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这里所谓的劳动是指一般劳动，而不是商业劳动、农业劳动或工业劳动等特殊劳动形式。对于斯密而言，正是这种一般劳动构成了财富的主体本质。他的这一理论发现揭示了现代人存在的普遍困境，即在把一般劳动视为财富主体本质的同时，现实的人或劳动主体却降格为私有财产或财富的客体，彻底沦为财富生产的要素，从而遮蔽了其主体地位，“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斯密的经济学贯彻的是以物的方式来理解人及其世界的思想原则。

斯密对黑格尔的影响是深刻的，黑格尔以哲学的、抽象的思辨方式即以自我意识及其异化的方式，把握了斯密基于利己心而对现代人及其世界所做出的理解。正如马克思所言：“本身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是作为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他被提升到自己的纯粹抽象、被提升到思维的利己主义”。在黑格尔看来，古代人与现代人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是否具备自我意识，即前者是以尚未获得或以丧失自我意识的方式存在的，而后者则把自我意识看作现代人的存在之基。在《精神现象学》中，他指出：“意识在自我意识里，亦即在精神的概念里，才第一次找到它的转折点，到了这个阶段，它才从感性的此岸世界之五色缤纷的假象里并且从超越感官的彼岸世界之空洞的黑夜里走出来，进入到现在世界的精神的光天化日”。在意识通往绝对精神的途中，自我意识被黑格尔赋予了现代内涵。进言之，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有着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底色，因为他抓住了市民社会中的劳动这一核心概念，并将其置于思辨哲学的中介环节，以此解决自我意识的外化或自我异化问题。对此，马克思给予高度肯定，因为“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但是黑格尔所把握的劳动并没有触及现实的劳动处境，这是因为作为劳动过程中能动要素的劳动者被抽象为自我意识，从而导致劳动者与私有财产的现实关系，即劳动者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关系这一现代人存在的现实根基，被思辨哲学以和解的方式遮蔽掉了。就此而言，黑格尔基于自我意识把握到的现代人及其世界，实际上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它从根本上掩盖了现实的人及其世界的存在根基。可以说，这只是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但无法改变现实的世界。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马克思对斯密和黑格尔所理解的现代人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揭示了交换价值乃是现代人受其统治的异己尺度。马克思对从利己心和自我意识出发来把握现代人的思想原则持否定态度，主张应从现实的社会关系来把握现代人的内在尺度。具体而言，对现代人的科学把握离不开对他们的物质生产实践的真切理解。“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显然，这里的个人既是以特殊形式存在的个体，同时又是具有普遍形式的类存在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这种以普遍形式存在的现代人是从交换价值的生产这一形式规定来把握的。古代人生产的目的是获得使用价值即物品对人的满足属性，而现代人生产的目的则是获得交换价值和支配社会劳动的权力。马克思指出：“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这里所阐述的正是现代人赖以存在的现实根基，即交换价值的生产作为现代人展开自身生命活动的内在目的。从交换价值作为现代社会关系的现实载体来说，马克思对现代人的本质把握深入到人类的历史和实践之中。

交换价值的生产作为衡量现代人的内在尺度，是由现代人特定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如果我们秉持从现实生活的物质生产过程出发来考察这一点，便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所揭示的深刻内涵。一方面，现代人的生存前提是劳动者与物质生活的生产资料相分离，这使得他们不能在自给自足的意义上获得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而必须采取交换的方式，即通过自身劳动力与物质产品的交换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脱离交换价值的生产，现代人则无法存在，这与前现代人有着显著区别。另一方面，当现代人把自身的体力和智力对象化在劳动产品中，进而能够与他人的产品交换时，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将自身的劳动抽象化，即使劳动者的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由此，以交换价值表现自身的社会劳动便成为现代人的实践根基。具体而言，在交换价值上，现代人的劳动能力转化为商品的生产能力。这种生产能力越大，也就意味着其社会劳动能力越强；此外，在交换价值上，现代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他们的物的交换关系。“在现代世界中，人的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这种交换关系的范围越广泛、内容越丰富，也就意味着其社会关系越普遍、越全面。要言之，现代人的才能、素质和交往都集中体现在他们所生产的交换价值上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揭示的衡量现代人的内在尺度是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而且它表明这是现代人的自我异化状态。马克思指出：“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这里所批判的现代人的存在状况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劳动者而存在的人的异化形象。从劳动过程来说，现代人的自我异化表现为其始终处于社会劳动之外，因为他们在表面上是社会生产的主体，但却是以被强制的方式加入这种劳动分工中的，而且劳动的产品并不属于他们自身。在此处境中，现代人不像在联合体的分工中那样，能够直接为自身而生产，并把社会生产当作自己的共同财富来对待，而是以其异化的状态规定自身。从交换关系来说，当现代人把自身的社会关系转化为他们所生产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时，他们就处于物的抽象统治之中了。“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由此表明，现代人虽然身处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但因为他们在其中以物的方式或以非人的方式相互依赖，以不受自身控制的方式从属于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体系，所以实际上是外在于这种社会关系的。

面对现代人的异化状态，马克思并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毅然决然地拒绝异化，而是主张沿着“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的逻辑来把握现代人的处境及其未来发展。不过，他所理解的现代人的自我异化及其扬弃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自我意识的外化及其扬弃，而是把现代私有财产看作现代人自我异化的产物，进而通过改变现实的社会关系来加以扬弃，实现人向自身的复归。“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这种自我异化及其扬弃的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资本在实现利润最大化即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压缩到最低限度的同时，也创造出了最大限度的自由时间，为现代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也就意味着财富的衡量尺度将从劳动时间转向自由时间。换句话说，交换价值的生产作为衡量现代人的内在尺度也将被扬弃，人的真正的自由发展所需的素质、才能和全面的社会关系将取而代之。二是在积累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方面逐步获得使社会财富复归于自身的能力，从而迈向自由个性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人不再是从属于物，而是人类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得以形成。

二、现代人的根本存在方式

对现代人的存在方式的把握，有很多从法、道德、宗教、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角度进行的阐释和研究，这些研究不乏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但是，如果按照事物的本性即人的存在依据来说，那么这些研究涉及的仅是现代人存在方式的某些具体维度，而对现代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却有待深入探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立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来把握现代人的内涵，揭示了交换价值的生产是衡量现代人的内在尺度。于此，我们所阐述的现代人的根本存在方式也是在马克思所批判的意义上而言的。具体来说，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来考察现代人的根本存在方式，主要指向的是现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的交往方式和精神生活的展开方式等，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对其他方式起着支配作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1.现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如上文所述，与古代人把使用价值作为物质生活生产的目的不同，现代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在现代社会，每个生产者都能依靠自身生产的产品获得相应的等价物，进而满足自身愈发多样化的需求。这样一种看似对人类物质生活具有强大满足效力的交换价值，统治着现代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使得它以一种异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即以追求普遍的交换价值、货币作为生产的目的。就此而言，现代人在追求自身物质生活丰富性的同时，也导致自身生产方式的颠倒，即生产手段和生产目的的颠倒。

当交换价值被确定为商品生产的目的时，现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便立刻被切分成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这种生产方式的区分最早由重农学派提出，他们认为只有能够生产纯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斯密在吸收和批判重农学派的基础上，立足于一般劳动来改造这种区分，但是他的区分存在着二重性。一方面，斯密认为生产劳动是雇佣劳动，即能够为资本生产价值的劳动。对此，马克思认为他对生产劳动做了正确的表达，摆脱了重农学派对生产劳动的错误表达方式，是其巨大功绩之一。另一方面，斯密又拘泥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把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相混淆，从而犯了区分标准二重性的错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从劳动的形式规定性出发，彻底批判和改造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为二者的区分奠定了形式基础，即以能否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作为这种区分的标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区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意义上而言的，是一种现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异化形态。“这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从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角度来区分的，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区分的”。言外之意，现代人所从事的非生产劳动虽然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仍具有社会意义，如劳动者自身的家务、不以营利为目的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等劳动，这些都构成现代人存在方式的重要维度，而无法用交换价值来衡量。

随着交换价值以资本形态表现自身活动的展开，现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逐步演进到机器的应用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劳动工具一旦加入到资本的生产中，它就表现为特殊的资本存在方式即固定资本，在其自身经历各种形态后，最终演进到机器形态。更确切地说，劳动工具的最后形态不仅仅是机器，而且是“自动的机器体系”，“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这种自动机器体系包括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是资本要求劳动资料进行历史性变革的结果。一方面，工人与劳动工具的关系发生了颠倒，以前是工人通过自身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现在工人在机器面前是从属性的，是它的有意识的机体，机器代替工人成为具有技能和力量的“主体”；另一方面，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而存在，按照资本的本性要求，它也需要不断改进自身。这就需要知识和技能的不断积累和提升，需要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和提升。而这也意味着随着资本自身欲望的实现，个人也将得到充分发展，进而个人能力和素质的充分发展也会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以机器体系为形态的劳动生产力。对此，马克思认为“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做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对现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辩证运动的分析为判断未来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提供了有力说明。

2.现代社会生活的交往方式。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来看，现代社会生活的交往方式构成现代人存在的基本方式之一。社会生活的交往方式是人们围绕物质生产和生活而发生的交往形式，包括交往的方法、中介、范围和深度等要素。它并不外在于人的存在，相反，它本身就是人的存在。对于现代人来说，其存在方式是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逐步形成的。由此，现代社会生活的交往方式在根本上是受世界市场的力量支配的，其中货币、信用等现代社会生活的交往中介是起支配性作用的决定性要素。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货币是人们进行经济交往的基本中介。诚然，在前现代的社会生活中，货币也扮演着交往纽带的角色，但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货币不再仅仅是交往的中介和纽带，而是人们经济交往所追求的目的，并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者。因为货币本身是特殊的交换价值，但由于它自身所具有的物理特性和经济特性而成为普遍的交换价值。据此，追求货币量的积累成为一切经济交往的首要目的。进言之，现代货币的自我增殖逻辑虽然植根并依托于现代社会生活的交往，使得这种交往突破以往一切囿于狭隘地域的限制，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但是它也成为统治现代人的异己力量，因为交往的手段颠倒为交往的目的，交往的主体颠倒为交往的客体，交往者以丧失自身个性为代价想方设法获取那毫无个性可言的货币。

正是现代货币的经济职能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转变，使得整个以世界市场为运转体系的生产和流通各环节，想尽办法克服货币回流到货币所有者手中存在的一切障碍。马克思对此指出：“这样一来，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它的本质条件，即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整个过程的各个不同过程的连续性，是否会出现，就成为偶然的了。资本本身消除这一偶然性的办法就是信用”。在此意义上，信用使得生产的直接性得以存续。在根本上，它是资本支配未来劳动所有权的一种凭证。信用的这种资本特性也必然表现在流通领域，即以货币经营业为中心的借贷体系逐步获得对生产过程的掌控权。由此，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现代信用经济体系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交往方式。在信用基础上所形成的虚拟资本、股份制度、银行制度和债务经济，也对现代人的社会生活的交往方式产生深刻影响。

建立在货币和信用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生活的交往方式，随着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向以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阶段转变而产生。这也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结果。其消极意义在于，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性的活动，越来越受以货币和信用为核心的经济力量的抽象统治，受这种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其积极意义在于，只有通过世界性的交往活动，人们才能获得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全面的生产能力，进而获得全面的社会关系和能力体系。显然，这是人类自身对异己的经济力量的重新掌控和支配。倘若没有这种从自我异化到自我异化的扬弃过程，现代人从交往异化中获得解放是难以实现的。对此，马克思颇具预见性地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3.现代精神生活的展开方式。在此主要探讨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现代精神劳动和现代精神观念等维度。精神劳动是思想、观念的生产者借助于精神生产资料创造出相应精神产品的活动。它不是抽象的精神的思辨活动，而是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的精神生产活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考察精神劳动，离不开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据此，就作为生产劳动的精神劳动而言，其根本目的在于为资本创造利润，无论是艺术的创作，还是观念的生产，在形式上都被规定为资本的生产要素，而无关具体的内容。从刺激精神生活的需要，到推动精神产品的生产，再到精神产品的消费，都是资本为创造利润而设置的环节。从具体内容来说，这种精神劳动既可以是以物质形式存在的精神产品，也可以是以观念形态存在的精神产品。这些质料规定在根本上不影响精神劳动作为生产交换价值的活动这一规定。当然，现代精神劳动并非全部是生产劳动，作为非生产劳动而存在的现代精神劳动虽不具有经济意义，但亦有其社会效益和艺术价值。作为生产劳动的精神劳动实际上是一种人类精神活动的自我异化状态，其衡量尺度是交换价值或利润，而作为非生产劳动的精神劳动是一种非异化的状态，其衡量尺度是人的自我实现或自由个性的生成。

以上所述现代精神劳动的二重性，本质上是由现代人的二重化存在方式决定的。一方面是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营利性活动决定了精神劳动在总体上陷入物化的境遇，另一方面是精神本身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决定了精神活动的非营利性、非生产性。有观点指出：“在现时代，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使得人们从总体上摆脱了物质匮乏，并使多样化的感性生活得以可能，但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及质量并没有得到提高”。显然，这种对现代精神生活的批判指向的即其物化与超越性之间的悖论。就其根本而言，现代精神生活的物化境遇主要奠基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所确立的利己观念。在斯密那里，虽然作为利己观念基础的个体劳动早已被机器大工业时代的雇佣劳动所取代，但是它作为一种现代精神观念却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中被确定并巩固下来，成为现代人以个体为主体继而生发利己主义思维方式的思想坐标。由此，商品拜物教、货币主义、资本崇拜成为精神生活世界的主导力量。进言之，现代精神观念中关于人自身、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等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这些物化力量的制约和影响。

从现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的交往方式和精神生活的展开方式等来考察现代人的存在方式表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与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社会交往和精神生活的内在矛盾及其解决进程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当然，这也揭示了身处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所遭遇的普遍性困境。现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中目的和手段即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关系的颠倒，使得以利润为衡量尺度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这种异化形态统治着整个现代物质生活；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交往方式中，经济交换的中介如货币、信用等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经济活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进而构成了对现代人交往的抽象统治；由此导致现代精神生活被置于现代社会的二重性之上，作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精神劳动使得现代精神生活的状况主要表现在其物化和超越性的悖论之中。这些普遍性的困境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要揭示并加以批判的现代人的存在之殇。

三、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变革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按照“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的逻辑来考察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变革，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人摆脱普遍性困境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正是由生成这种困境的时代造就的。由此，那种只看到现代人的自我异化的观点是被动的，甚至是消极的。能够把握到现代人在自我异化的进程中同时也生成着自我异化扬弃的条件和可能性，则是主动的、具有远见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考察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变革，不仅要充分吸收和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人变革的思想资源，以唯物史观为原则把握这种变革的正确方向，还要密切结合现代人生存和发展的当代境遇，以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念来建构这种变革的实践原则。

其一，通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变革，推动社会生产向共同生产转变，使在物质生产中处于从属地位的现代人擢升至掌握自身生产的主体地位，从而实现现代人的存在根基的根本转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生产实际是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这种社会生产不是依据生产者的共同需要和共同目的而展开的生产活动，所以单个人在其中处于从属地位，作为物质生产的单纯要素而存在，丧失了主体的、能动的地位，从而以一种受动的、客体的方式存在着。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社会生产向共同生产转变。在这种共同生产中，由于最初的生产资料的交换就是由共同需要和共同目的决定的，所以生产参与者一开始就拥有对劳动资料和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而不是要先通过交换价值的交换才能获得自身所需的生活资料。就此而言，处于共同生产中的人将获得对物质生产的主动权，成为生产过程中积极的能动要素，进而使那种以交换价值的生产为基础的根本存在方式得以改变。对此，马克思洞见到，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社会为生产人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间越少，那么人们从事其他的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从而更有利于“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同时促进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可以说，这是对现代人的存在根基的变革。

要通过对现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变革，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使生产资料真正归生产者所有，进而使生产者逐步从从属于生产的受动者转变为掌握生产的主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这种转变主要表现为生产者从依附机器生产的客体地位逐渐转向作为机器主导者和研发者的主体地位。这是机器体系竞争的结果，也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必然产物。从生产主体来说，现代物质生产的变革所需要的不再是单纯作为劳动要素的体力劳动者，而是具备现代生产能力的劳动者，这使得对生产主体的要求从追求人口数量向追求人才质量转变。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切实改变现代人在能力、素质等方面的存在形态。在生产结果方面，随着现代物质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生活资料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压缩，给人们腾出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但是由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会尽其所能占有这些时间，所以还需通过社会制度的建设确保人们真正能够享有这些自由时间，以换取人们自由全面发展所需的最大限度的空间；就生产目的而言，以机器体系的创造为核心的现代生产方式之间的竞争需要巨量的社会资本，这就必然要求整个社会资源作为生产的总体要素参与其中。由此，那种以个人财富的积累为目的的生产将必然转向以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为目的的生产。显然，这也是现代生产者取得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

其二，通过现代社会生活的交往方式变革，推动现代人从现代经济的抽象统治中解放出来，建立一种超越以货币和信用为中介的新型交往体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朝着自由个性阶段迈进，从而促使现代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得到根本改变。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现，资本为了实现自身的利润最大化而创造出的整个现代交往体系，并没有真正使现代人从现实的经济关系中解放出来，反而使他们陷入了更深度的异化状态。其中，以货币和信用为中介的现代社会交往体系，虽然使身处其中的人们获得了相对的独立人格，但是其代价是巨大的，那就是人自身取代货币而成为交往中介本身。对此，马克思指出这不是人的解放，而是人的更深层的异化。但他不是主张退回到原始的、直接的社会关系中，而是认为全体社会的成员要把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关系来把握，使其服从于他们自己共同控制的关系，这样一来，现代人便能够超越现代经济的抽象统治，实践出一种以实现自由个性为原则的社会存在方式。诚然，“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当前各国现代化的进程表明，现代人的社会生活的交往方式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虚拟货币、数据资本、平台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兴起，人们的交往水平和范围迈向了更高阶段。一方面，这使得以往的交往方式愈发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变得更加高效，全面的社会关系加速形成，以及多方面的需要愈加丰富。可以说，这在根本上改变着现代人的社会存在方式。马克思曾经预言的未来正变为现实。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现代人越以独立的方式存在，他们相互之间的依赖程度便会越高。如马克思所说：“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私人的独立性产生出对所谓世界市场的完全的依赖性，分散的交换行为产生出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由此可见，现代人要获得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就必然不是以独立个体的方式存在，而是以作为全体社会成员中的个体的方式存在。二是现代人越是受到经济关系的抽象统治，让这种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关系来把握的愿望就越是强烈，行动就越是自觉。因为在现代经济危机中，任何人都无法不受制于它。这也表明现代人从盲目地受经济规律的制约向主动获得对经济关系的掌控权的存在方式转变。要言之，虽然处于现实关系中的现代人不可避免地以矛盾的方式存在着，但正是随着这种矛盾的发展，现代人变革自身的社会存在方式才能获得其现实性。

其三，通过精神生活的变革，促使现代人从以生产剩余价值为主的精神劳动转向以满足个性需求、全面发展为主的精神生活，进而真正改变现代人生产和享受精神产品的方式，创造出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精神文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马克思通过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生产和享受，揭示了其精神生活变革的基本原则。就精神生产来说，随着资本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掌握全部生产，创造精神产品的精神劳动也将不可避免地受资本的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从根本上改变精神生活的展开方式，首先要变革物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进而支配精神生产资料，因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只有这样，才能把现代人从那种个性受到压制的精神生产中解放出来，转向满足个性需求的精神生产方式。就精神享受来说，在以资本为主导的精神生活中，现代人的精神感觉实际上处于一种异化的状态，对此，马克思主张通过在人的本质力量和其对象之间建立一种本真的关系来克服，因为“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这也就意味着变革现代人的精神享受方式不是要退回到一种原初的、未开化的混沌状态，而是在充分发挥人的本质力量的基础上，使精神享受的主体和对象处于一种真实的关系中。

现代的精神文明是建立在现代精神生活的展开方式基础上的。随着精神生活展开方式的变革，现代人的精神文明也将随之改变。一是人在精神生活中以一种享有尊严的方式存于世间。可以说，让人享有精神上的尊严是现代精神文明一直以来的价值追求，但是因为现代精神生产中生产目的和手段的颠倒，这一价值追求并未兑现为现实。这就需要通过变革精神产品的实质内容，使之充分展现自由、平等、正义等理念在人类活动中的践行，以真正激发人的精神活力，获得人的精神世界解放。二是以现代物质文明的积累为基础，整个社会将为人们从事较高级的精神活动提供更多的有利条件。这些较高级的精神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使人获得更高级文明的享受，在身心上得到协调发展，以此推动人以一种高级文明的方式展示自身。三是各种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的解决，将以是否有助于自由个性的养成和是否有益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尺度，而不再以一种精神文明的特殊性能够战胜另一种特殊性为准绳。由此，人的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将从外在的对立转向内在的融合。

结语

立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遵循“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的逻辑来考察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变革，可以发现：首先，马克思从物质生活和生产的现实过程出发，深刻把握了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人的类特征，彻底超越了斯密、黑格尔分别从利己心和自我意识来把握现代人存在根基的唯心主义观点。由此，马克思基于“自我异化的扬弃”逻辑把握现代人对自身所处的这种异化状态的扬弃，提出从资本扬弃自身的客观逻辑和现代人能动地掌握物质生活和生产的主观逻辑两个方面来实现这种扬弃。其次，交换价值的生产作为现代人的内在尺度规定了其根本性的存在方式，主要包括：现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颠倒了目的和手段，使得它自身受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这种异化的生产形态统治；现代社会生活的交往方式以货币和信用等资本要素为基础，从而形成了对现代人的抽象统治；现代人的精神生活的状况主要表现为因其深度物化而抑制了超越性。最后，要实现现代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就必须在现实的物质生活和生产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新型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使现代人从对整个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的从属地位向主体地位转变，促进以实现人的个性和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精神活动及精神文明不断丰富发展。

上述观点不仅有助于我们合乎逻辑地把握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原则，而且对于推进人的现代化进程也具有重要的思想借鉴意义。一是推动现代人实现自身在整个物质生活的生产中的主体地位，须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及物质文明的创造主体，同时也应是享受主体。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人的现代化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现代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成果造福于人民，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现代人面临着如何妥善解决国际交往纷争、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以及如何处理与其他文明的关系等关涉共存和发展的普遍性问题。由此，在推进人的现代化进程中，须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原则，为现代人实现社会生活的交往方式变革提供切实的实践方案，推动个体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三是实现人的现代化既要求物质富足，也要求精神富有，这就要求在精神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方面，真正推动以人民的精神富有为中心的精神生活建设，使人民获得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全面性，在精神世界中获得充分的自主性。总而言之，实现人的现代化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深刻把握人的现实生活的展开过程，科学阐明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变革，推进具有原则高度的人的现代化实践，以超越马克思所批判的现代人的存在方式，推动人的发展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