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趋势，与流行的“政治的终结”看法不同，德国价值批判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库尔茨提出商品形式语境下的“政治终结论”。他将现代政治视为建立在“商品形式”这一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抽象结构之上的派生领域，其运作始终受制于商品形式自主运动的逻辑。在资本主义发展至历史极限之际，政治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调节机制本身的历史性功能丧失，表现在生态危机、劳动危机、国家危机与性别危机等多重结构性症候的爆发中，政治无法在资本主义商品形式框架内发挥对自然、人类劳动、社会整合与性别再生产的真正的调节功能。返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看到，“政治终结论”存在过度结构化与历史宿命论化的倾向。为此，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强调消除政治的关键是对其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唯有在这一基础之上，才能走向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社会形式的道路。
关键词：政治终结论；库尔茨；价值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
自冷战结束以来，“政治的终结”一直是西方思想界反复提出的一种论调。大体来说，其又分为四种理解方式。（1）历史性的重大政治冲突和制度竞争已经结束。人类历史已进入“资本主义-民主制”的终极形态，“那些奠基性原则和制度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了，因为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得到解决”（福山，第10-11页）。（2）政治的表演化、景观化、后政治化。这是将政治视为冲突、歧义、裂缝，以及“政治基础的不可共量性”（朗西埃，第65页），当政治被共识、算法技术治理等取代的时候，政治因此在资本主义秩序中遭遇“终结”。（3）政治主体被分解、原子化并丧失能动性。因为在智能技术应用日益泛化之后，人们不再作为一个主体而存在。“他或她不过是一个可替换的生产者，只提供那些被重组的符号学碎片”。（Bifo,p.38）（4）公共性传统与共同体意识被消解。这一观点将政治始终理解为一个公共性空间，这显然是对阿伦特观点的延续，即“世界已失去了使人们聚集起来的力量”（Arendt, S.52），从而认为，“公共利益、政治责任、社会治理和社区的充满活力的话语——自古希腊延续至今的传统的一部分的——衰退已经超越了我们认知能力”（博格斯，第3页）。虽然这四种理解方式呈现了“政治的终结”的现象，却未能对政治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给予深入的讨论，也就是缺乏对政治的“呈现条件”的追问，从而无法揭示“政治的终结”产生的必然性。
与上述路径不同，将“政治的终结”纳入资本主义商品形式（Warenform）批判性叙事中，成为德国价值批判学派（或小组）（Wertkritische Gruppen）理解政治的总体方法论原则。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库尔茨（Robert Kurz）是这一观点的倡导者，后来罗伯特·特伦克勒（Norbert Trenkle）的《资本主义狂奔时代的反政治》、恩斯特·洛霍夫（Ernst Lohoff）的《全球资本的末日》都基本阐释了同样的观点。大体来说，他们认为“商品形式”或“价值”构成社会凝聚力的基础。（vgl.K?ln,S.42）这显然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上的进一步阐发，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关系并不是以直接的、透明的形式出现，而是以商品的形式呈现出来，它成为整个社会逻辑的核心中介，即他们所谓的“商品形式的逻辑”。但是，“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所发展出的现代性自我意识，不断地将自身的社会化形式及其概念去历史化和本体化”（Kurz,1994,S.75），对此，库尔茨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都是“历史的”，并且不是相互独立的领域，而是商品形式逻辑派生出来的两个功能性的子系统。随着资本主义商品形式进入危机阶段，政治也将逐渐丧失其自主性与历史使命。这一“政治终结论”的观念引发诸多新的问题：资本主义危机是商品形式危机还是更为基础的资本生产关系危机；“政治终结论”最终是否落入了另一种“抽象形式主义”；如果政治只是商品形式逻辑的派生物，那么国家附庸论是否导致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政治的遮蔽；等等。为此，本文以库尔茨为个案分析这一学派关于政治终结论观念的形成逻辑，以及商品形式结构性失灵如何在“四重危机”中呈现出“政治功能的失效”。最后，重返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将商品形式这一“政治的终结”的前提再向前推进，即指认商品形式只是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结构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商品形式→政治的终结”。由此，我们不仅能够突破单一的政治学、文化批判的视角理解“政治的终结”问题，也能够超越此种商品形式分析的逻辑，这不仅为理解“自由人联合体”的“后政治”提供了有力的解释框架，也为揭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可能性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一、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原则建构与政治的“非自主性”
将政治视为建立在“商品形式”这一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抽象结构之上的派生领域，其运作始终受制于商品形式自主运动的逻辑，而非独立的社会调节机制，这是库尔茨的“政治终结论”的根本前提。不过，对于这种商品形式如何成为普遍的抽象结构，他从商品形式如何取代宗教成为普遍结构，以及在这种普遍性下，政治与经济如何分化并最终被商品形式逻辑支配的视角给予了阐释，进而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政治与商品形式之间复杂而紧张的互动关系。
1.从宗教普遍性到商品普遍性的转变
无论是对于德国新马克思阅读学派还是“价值批判学派”而言，形式分析的方法都是极其重要的。只不过，形式分析在后者这里更多地被看作商品形式的自主运动，这一点与新辩证法学派的阿瑟等人颇为相似。（参见阿瑟，第91页）在库尔茨看来，形式的转变是界划现代与前现代社会的重要方法，不过，虽然从形式来看发生了变化，但形式支配社会这一原则并没有改变。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以拜物教的思维方式将西方现代性的概念范畴扩展到一切历史之中，皮茨赞同库尔茨对这一看法的批评，认为这些观念“追随了一种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历史观”（Pitts,p.583），即持有这种现代性意识的人总是将“经济”和“政治”这对范畴视为跨历史的、普遍的人类存在形式，并以此去追问古代苏美尔、埃及或中世纪的“经济”与“政治”为何物。事实是，“前现代社会确实存在着‘自然的代谢过程’，但没有‘经济’领域；同样，尽管它们存在着内外冲突，也没有‘政治’领域”（Kurz, 1994, S.75）。在这一历史形态下，“公共事务的处理完全遵循着不同的标准。这些关系同样不能用现代的‘公共’与‘私人’概念来描述”（ibid.）。此一时期的社会普遍性是通过宗教来实现的，宗教在这些社会里并非仅仅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而是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幻想性的反映。因此，宗教不是附属于经济与政治之上的观念系统，而是社会再生产的直接形式，涵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尚未自觉之前，人类对自然的占有过程，作为一个人类-社会的过程，必然要通过一个盲目预设的象征性编码系统来完成。在这种自我无意识的状态中，已经与遗传程序大体脱钩的人类，需要一种社会形态的抽象总体性，才能够作为主体行动。”（ibid.,S.76）显然，宗教在前现代社会内部同时扮演了经济与政治的功能角色。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宗教这一普遍性的编码系统被置换了，“它被推到许多私人利益中去，并且被逐出作为共同体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2页）。到了现代社会，情况不同了，宗教逐渐失去公共约束功能，“现代社会的抽象普遍性则以商品形式表现出来”（Kurz,1994, S.76-77），也就是说，在宗教社会中处于边缘性的交换关系中的商品形式，已经上升为社会普遍性的支配形式。
2.商品普遍性原则的呈现方式：“经济”与“政治”的制度化分化
与一切都必须直接以宗教为基础的前现代社会不同，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并不直接表达出来，而是“通过那些被分化出来、彼此看似自主的‘领域’间接地表达出来”（Kurz,1994, S.78），从而遮蔽了商品形式所具有的统治性逻辑。从其调节方式来看，核心便是“分离”，它表现为，“总体性在商品形式中分裂为‘个人-社会’的结构性对立，社会空间分裂为‘公共-私人’的对立，日常生活分裂为‘劳动-闲暇’的对立”（ibid.）。于是，市场通过买卖、价格与利润调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政治层面则通过法律、财政与公共权力维系商品生产的总体秩序，二者在表面上相互独立又相互制衡。经济与政治的制度化分化最突出地体现在个体存在形式的分化：一方面，个体作为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被塑造成以理性计算为特征的市场主体，其社会存在被货币、交换与利润的逻辑组织和支配；另一方面，其又作为政治人（homo politicus），依赖国家权力维持法治、秩序与社会整合。不过，库尔茨通过揭示这种“分化”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在本质上共同受制于商品形式这一普遍逻辑。以国家为例，它“是特定利益的集合体，因此是一个‘理想的集体资本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将自身上升为一种元意志（Meta-Willen）”（ibid.,S.91）。实质上，政治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地位始终是处于从属性的。表面看来，这与马克思经典意义上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相似，但不同的是，库尔茨的政治观念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表现维度，国家与经济共同受制于“商品形式”建构的总体的、普遍性的逻辑，政治并不是相对独立的“上层建筑”，这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模式的挑战。理由是，他认为二元模式低估了商品形式的绝对支配性。所以，德国价值批判学派将政治移入资本主义商品形式的总体逻辑中，指明其并不拥有实质性的自主权，每一项政治行为都受到商品形式逻辑的内在约束。这样，我们便明白库尔茨所谓“政治终结论”的真实含义，即政治不是消失了，而是彻底沦为商品形式的附庸与空壳。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形式的扩张与技术化治理的加强，并未给政治带来真正的自主调控能力。相反，政治在制度层面上日益将决策权与价值判断标准，让渡给商品形式逻辑所主导的“自主化经济标准”，从而使利润、增长、效率等脱离社会意志的目标机制凌驾于政治判断之上。（vgl.ibid.,S.98）
3.商品形式逻辑与政治走向的历史互动
如上所述，政治并非一个永恒的自主领域，而是伴随着商品形式的历史展开而相应地变迁，库尔茨从资本主义商品形式的扩展与深化的历史进程说明了这一点。在资本主义上升期，政治因双重使命而显得“自主”与“强化”。这体现在，从文艺复兴直至19世纪上半叶，现代政治在资本主义商品形式确立的过程中承担了双重功能。譬如，它作为资本主义内部的功能性分化的体系，调节经济逻辑所无法直接处理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谈论所谓原始积累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一点，“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61页）。同时，现代政治又作为对抗前现代宗教与等级秩序的武器，为资本主义开辟了制度与文化空间。这也是资本主义上升期会出现对政治的强化的原因，民族国家、民主制度、福利国家都被赋予了历史性使命与文明进步的光环。这种对政治的强化掩盖了其作为商品形式附庸的地位，因为资本主义尚需借助政治的力量去突破旧世界的阻力。随后，在资本主义成熟时期，左翼与右翼政治的对立构成了其主要形式，但仍未超越商品形式逻辑。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扩张，政治的对立格局逐渐固化为左翼与右翼的对抗。在库尔茨看来，这种对抗在本质上只是现代商品形式在国家领域中呈现的方式。左翼以民主化、国家干预与社会福利为旗帜，将政治视为矫正市场弊端的手段，而右翼如自由主义等则强调市场自由，捍卫资本积累的优先性。这种左右分化在表面上呈现出激烈的对立，实则都没有超出商品形式的根本逻辑。“国家作为范畴与作为具体装置，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处理机制，它本身并不能超越增殖这一目的，它只是这一强制逻辑的功能表现。”（Kurz, 2016, p.173）最后，在资本主义晚期，政治失去了历史性任务，沦为空洞的经济附庸，进入政治终结的阶段。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政治逐渐失去了其历史性光环与调节能力。此时，政治日益公开、单向地被压缩为经济政策。“正如前现代社会中一切必须以宗教为基础一样，如今一切也都必须以经济为基础。”（Kurz, 1994, S.88）这一看法正是新自由主义全面渗透并使人类生活商品化的现实写照，也表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退潮，政治失去了广泛的大众动员的基础。当然，西方政治中标榜的民主也不再是激烈的社会运动的目标，而是沦为市场逻辑下的一种程序化工具，此时的政治议题不过是围绕经济发展的指标进行旋转，“一切行为都是经济行为，一切存在领域都以经济术语和指标来界定和衡量”（Brown, p.10）。
二、商品形式逻辑凸显的四重危机与政治功能的“失效”
虽然学术界以各种方式讨论西方社会出现的政治冷漠、政治决策权被技术官僚接管、民主程序失效、公共讨论空间萎缩等政治现象，但与此不同的是，库尔茨认为，“政治的终结”并不是指这种流行的“去政治化”表现出的现象，“政治的终结”是与“其真正的功能主义贫瘠性相对应的”（Kurz, 1994, S.99）。从上文我们已经知道，他始终将政治看作是商品形式逻辑的产物，也就是从源头上寻找政治终结的原因。只要商品形式逻辑出现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调节机制的政治的历史性功能也就丧失了，它不再能作为社会再生产与调节的工具起作用，甚至本身变成危机的加速器。这主要体现在下列四个关键方面。
1.生态危机：自然基础的枯竭与商品形式逻辑的悖论
对于生态与资本逻辑的关系，在学术界已经得到广泛的讨论。库尔茨的分析是从货币形式对自然的抽象化和工具化开始的，这一点无疑有其深刻的一面。由于“货币对任何感性内容漠然视之”（Kurz, 1994, S.99），这种货币逻辑使得自然从未被视为自足的存在，而仅仅是商品形式发展的材料。正如他指出的，“随着二战后商品生产体系的结构性与全球性的完善，它已转变为对人类的直接威胁。土壤、空气、水和气候均遭受破坏，商品总体形式的破坏潜能触及生命最基本的根基”（ibid., S.100）。具体而言，其所谓的生态危机表现为以下四个层面：（1）在商品交换中，自然与人的劳动成果被统一转化为抽象价值，而这种抽象过程对具体物质的毁灭性影响被掩盖，生态危机正是这种“现实的抽象”作用下的副产品。在前现代社会，人类对自然的利用被宗教和传统束缚，而现代社会以商品生产为普遍形式，自然成为“免费礼物”（unentgeltliches Geschenk），被无限度开采和消耗。（2）资本扩张与“绿色政治”存在悖论。20世纪后期兴起的“绿色政治”和“生态税”方案试图通过货币机制来限制资本主义对自然的破坏：一方面，修复自然需要巨额资金，国家必须通过市场获取修复资金，这就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扩大生产和消费；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竞争逻辑要求企业不断降低成本，环保税和减排投资必然削弱竞争力。结果要么是国家补贴，加剧财政赤字；要么是企业逃避环保责任。“为了修复货币造成的破坏，社会不得不赚取更多货币，从而引发更多破坏。”（ibid.）（3）二战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使得生态危机不再是局部威胁，而是全球性威胁。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海洋酸化等现象表明，对自然的掠夺已经不再有缓冲的空间。可是，全球又受制于各国之间的无序竞争，使得国家间的关系被市场竞争逻辑破坏，这也解释了为何气候协定屡屡流于空谈。（4）生态危机也在个体层面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矛盾。作为货币持有者的主体，个体追求工资与利润的增长，这意味着个体不得不参与破坏性的经济活动。而作为自然的存在者，个体的生存又必须依赖清洁的空气、水和土地以维持生命。因此，在生态危机中，每个人都表现为既破坏又受害的双重存在方式，“人类在商品形式的精神分裂中，成了自我毁灭的凶手”（ibid., S.102）。国家的每一项生态政策都必须通过市场来融资。这种商品形式逻辑使得所谓的“政治生态学”沦为一种表演。因此，生态危机直接暴露了“政治的终结”，政治无法在资本主义商品形式框架内发挥真正的调节功能。
2.劳动危机：价值源泉的枯竭与社会再生产的困境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劳动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也成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核心范畴，它决定了商品形式或价值形式以及剩余价值的生成。同样，这也是德国价值批判学派以及西方左翼所赞同的看法。在一种以价值为主导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里，劳动被抽象化、价值被形式化。然而，在资本主义高度智能化的阶段，劳动本身作为价值的源泉逐渐枯竭，最终导致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劳动的危机”。（1）在商品社会中，劳动既是生产有用物品的具体劳动，又是作为价值源泉的抽象劳动。资本主义依赖于后者，劳动仅仅被看作是价值的载体，于是，人类的生存劳动被转化为价值增殖的过程。但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对不自由的劳动的依赖与其对虚假的‘自由’劳动的依赖一样多。”（霍尔根，第39页）（2）智能时代的大量劳动被取代，但市场无法创造足够多的新需求来消化这一变化。“当因科学应用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在绝对值上超越了生产方式的扩张时，这种补偿机制便开始失灵。在当今世界，商品社会已进入这一阶段”。（Kurz, 1994, S.103）对此，我们要明白，“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03页）这解释了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尽管生产力极度发达，结构性失业与不稳定劳动却愈发普遍。（3）今天的就业危机是结构性的，不同于周期性的就业危机。自动化、人工智能与全球产业转移使大量劳动岗位被永久地淘汰，形成所谓的“无用阶级”。在前现代社会，闲置劳动力尚可通过手工业或农业自给维持生计，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社会承认的基础。失业带来的危机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更严重的是整个社会体系难以让人们获得存在感和归属感，导致了越来越多人被边缘化、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4）“劳动社会的危机最终是资本积累本身的绝对的历史极限。”（Kurz, 1994, S.103） 库尔茨这一看法否定了劳动社会的持续性，指明了这种危机是必然的。由于智能化、金融化、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再持续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劳动”的岗位，最终导致资本再也不能通过“雇佣劳动-剩余价值-利润”的路径来实现增殖，进而达到资本积累的历史极限。这使政治承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落差持续扩大，因为国家的财政收入根本上依赖于劳动创造的价值。福利体系的基础是社会劳动的持续性，当劳动价值萎缩时，国家必然陷入财政困境，政治相应地也失去了物质基础。
3.国家危机：主权的削弱与政治的空洞化
依照商品形式的逻辑，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一个凌驾于经济之上的自治主体，而是商品社会自我调节的一种派生出来的政治形式。它作为“集体资本家”出现，承担市场本身无法完成的调控与整合任务，以维持资本积累为最终目的依然是其核心的内容。然而，正是在这一角色中，国家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国家的一切行动都依赖于市场所提供的相应的财政支持，它无法任意发行货币，而货币发行一旦脱离真实的价值基础，则必然会引发通货膨胀与财政崩溃。也就是说，国家并无自主的生命力，而只能在市场逻辑的范围内谋求其存在的基础。伴随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的推进，这一依赖关系愈加紧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金融市场突破国界，形成了“‘新型’帝国主义”（哈维，第296页）。国家被迫在资本的全球竞争中“削减”自身，从而逐渐丧失了对经济与社会的实质控制权，西方一些福利国家的衰退正是这种趋势的集中表现。20世纪中叶，凯恩斯主义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短暂的合法性，但当劳动危机与价值萎缩使财政来源枯竭时，福利体系便成为不可承受之重。国家为了维持发展秩序不得不依赖债务，而这又反过来加剧了体系的不稳定。“今天，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大多数国家，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国家财政崩溃与货币自主性的终结，已经展示了政治在货币这一自主媒介中的行为极限。”（Kurz, 1994, S.104）结果是，国家在经济上愈发虚拟化，只能在社会层面通过治安化与军事化来弥补自身的无力，对内是监控与治安的扩张，对外则是战争与地缘政治的冒险。然而，我们只要冷静地想一想，即便是军事行动，也必须首先通过财政资助才能得以运作，这意味着西方国家的武力同样是商品形式支配原则的从属现象，而非自主权力的体现。在个体层面，人们仍依赖国家提供教育、医疗、救济等，却越来越发现国家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其甚至成为加剧贫困与不安的力量。由此，政治合法性丧失殆尽，西方国家作为现代性神话中的“主权者”，逐渐显露出其真实身份，即它不过是资本逻辑的附庸与危机的镜像罢了。
4.性别危机：家庭领域的崩塌与主体性的瓦解
库尔茨在对现代性政治危机的分析中，特别强调了一个常被学术界忽视的维度——性别危机，这也是政治终结的重要表征。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形式支配的普遍性并不是中性的，“商品形式主体的‘结构性的男性特征’暴露无遗”（ibid., S.110）。在商品形式统治下，所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本质上是以男性主体为中心建构的。男性作为货币循环的推动者与政治话语的主体，占据了“经济-政治”的双重舞台，而女性则被安排在另一边，即一个被自然化、被隐蔽的“家庭领域”，主要负责人的再生产、抚育与情感供给，从而为男性主体的竞争与流通提供后备支撑。这种分工使得所谓的自由与民主事实上建立在性别的不平等之上。然而，随着20世纪后半叶女性大量进入劳动市场，这一隐蔽的分工体系开始瓦解。女性被纳入市场等公共领域，但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平等，反而揭示出资本逻辑对性别关系的掣肘，即所谓资本逻辑的“厌女症”（Holloway,p.120）。女性的“解放”往往意味着被迫背负双重负担：一方面必须在市场逻辑下以同样市场竞争的方式证明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又仍被要求维持家庭与情感劳动的传统角色，即“让女性们既是‘家庭妇女’，同时也是职业女性”（库尔茨，第604页）。于是，由于家庭内部的再生产劳动被系统性透支，充当社会稳定器的“家庭领域”逐渐崩塌，而没有任何替代性机制能够填补这一空缺。这不仅是家庭的危机，更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的性别危机的一个核心表现，整个社会关系的裂缝被赤裸地暴露出来。这种危机在政治层面也直接表现为制度的失能。国家一方面不得不回应女性解放运动带来的新要求，如平等就业、福利政策等；但另一方面又因劳动危机与财政危机的制约，根本无力为女性提供相应的社会资源。结果导致性别平等的诉求常常被转化为象征性姿态或无法兑现的政策承诺。当资本对社会结构进行重组却无法为个体提供新的认同与意义时，性别就变成了最容易被动员、攻击与控制的领域。“女性通过商品形式实现的解放，并未解决流通领域的平等的理念，反而揭示了其作为系统性危机的根本矛盾。”（Kurz,1994,S.111）因此，性别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功能失效的又一个典型征兆。
三、“政治终结论”的再反思：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阐释方案
库尔茨的“政治终结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其历史极限处的政治功能的全面崩溃。“历史极限”（historische Grenze）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概念，它并非指“技术发展到了尽头”或“资本主义立即崩溃”，而是指一种内在逻辑的终结点，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式，其基本结构已不再可持续运作。正因为这一基本观念，使库尔茨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仅停留于商品形式逻辑的层面。但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来看，商品形式逻辑依旧是一个需要厘定前提的“论断”，也就是说要真正把握商品形式逻辑的危机，就必须返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揭示剩余价值生产的矛盾，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把握政治的功能等。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的终结”是指随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政治作为阶级的统治形式、利益调节机制和国家机器的存在方式将逐渐失去必要性，最终被一种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形式取代。
1.从商品形式危机推进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危机的批判
德国价值批判学派中的库尔茨等人独到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商品形式对主体、国家、法律、意识形态等全面的结构性塑造。但由于其没有对商品形式逻辑前提进行追问，自然就遮蔽了生产关系的阶级维度，从而仅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封闭的商品形式逻辑的体系。这注定只能得出商品形式是决定社会运行发展的结构性的根本机制这一结论。因此，库尔茨论述政治终结论的核心在于揭示出商品形式等现代社会基本结构的自我耗尽（Selbstauszehrung）。在这一视角中，危机并非外在因素造成，而是资本主义商品形式逻辑的内在矛盾导致其运行机制无法再持续维系自身，“当前的资本再生产与对未来价值创造的想象之间的关联，必然会破裂。正如现实中的价值增殖已经不足以支撑那些堆积如山的全球债务，而这些债务被当作对未来的支票，只能依靠不断重新融资和制造新泡沫来维持。这种裂缝在不断扩大”（Kurz, 2012, S.337）。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维系的劳动-价值-商品形式的结构，由于技术进步与商品形式的内在矛盾而失效，导致作为整个社会整合机制的政治终结了。这是资本主义历史性极限的表现，预示着一种制度性消亡。显然，库尔茨否定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革命。然而，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看，若只停留在商品形式自身的矛盾性，则容易陷入形式主义的困境。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即指出：“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8页）他强调商品形式所蕴含的“拜物教性质”并非形式问题，而是源自特定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即需要追问劳动为何被抽象化为价值的过程的社会形式这一基本条件。因此，资本主义的危机不能仅被理解为“商品形式的极限”，而必须追溯到剩余价值生产的内在矛盾。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正确地强调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结构性对抗，即生产关系内部的阶级矛盾激化，从而导致社会形式的变革。“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21页）。那么，它们又是如何解体的呢？“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1页）由此可见，库尔茨虽然揭示了商品形式危机必然导致政治危机，但在方法论上只是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方式，而遗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与劳动”这一矛盾的真实内容。因而，库尔茨等人仅去关注商品形式本身的历史极限及其相应功能的崩溃，对于瓦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的阐释是短视的。
2.从政治附庸论深入到对政治是阶级关系的产物的揭示
我们知道，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给出过一个经典的国家的定义：“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89页）。这一观念与马克思的看法是一致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4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系统阐述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分析框架，“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12页）。因此，国家并不是自发或抽象的存在，而是由特定的经济关系支撑与决定的政治形式。当经济基础发生根本变革，如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国家的结构和职能也将随之转变。但库尔茨认为，现代国家与经济都是商品形式逻辑的派生物，最终均依赖于市场的价值生产而存在。这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差异在于，国家不再被理解为某一阶级统治的工具，也不是可以被“夺取”和“改造”的权力形式，而是资本主义商品形式逻辑的制度性延伸。国家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商品社会中，个人之间的关系被中介化为物与物的关系，社会统一性无法通过直接协商实现，只能依赖于外在的强制性形式。国家正是这一逻辑下的形式性的“中介”，它服务的对象是抽象价值的自我运动（Wertverwertung）。这一看法固然抓住了国家财政依赖商品化社会的价值运动的实质，但在马克思的思想框架中，这样的国家的地位并不能被简化为“功能失效”。因为国家是具体阶级斗争的政治表达，其内容始终由阶级关系与社会矛盾所塑形。国家的存在并非因维持商品形式的价值增殖而需要的“中介”，而是因阶级对立的不可调和性，正如列宁所看到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列宁选集》第3卷，第114页）。当然，国家不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也可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被转化为被压迫阶级的斗争工具与解放手段，最终在阶级消亡过程中走向对自身的扬弃。这种“扬弃性的消亡”显然不同于库尔茨所设想的“结构性耗尽”，它是通过阶级主体的政治实践所达成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所以，库尔茨难以解释国家为何在不同时期扮演不同角色、为何国家间存在深刻差异，以及为何国家仍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场域。在此，我们需要将抽象的形式批判转化为对资本主义商品形式发展的根本动力与现实内容的斗争的考察。
3.重塑历史主体性与超越历史宿命论
“政治终结论”倾向于把资本主义危机理解为一种商品形式的结构崩溃的必然命运，这是一种历史宿命论的精致化表达。在这一所谓必然的“宿命”中，政治不是在阶级斗争或社会实践的推动下逐步失效，而是因商品形式内在的价值增殖逻辑的自行运动在历史极限点上自行耗尽的。政治因此只是被动地等待崩溃，不是被阶级主体的革命性实践扬弃，或者说“政治的终结”是因商品形式逻辑的内爆而被抽空功能，因为，“行动者只是在行动本身中奔忙奋斗，却对支配这一切的‘抽象劳动’体系不加反思，甚至浑然不觉，那么他们便会在不知不觉中，持续为那个‘自动主体’之机器上紧发条”（Kurz, 2016, p.184）。这是一种黑格尔式的封闭的宿命论的历史观。与此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法持有开放的历史观念，从未将共产主义视为历史自动实现的终点。相反，他始终批判那种以“自然逻辑”或“历史宿命”来理解社会发展的观点。实质上，历史并不是独立于人的实践之外的超越性力量，而是阶级斗争中革命行动的结果。因此，共产主义不是预设的结论，而是无产阶级是否能够组织自身，并意识到其历史位置的革命实践的运动。这是一种以现实的人的革命性实践为前提的历史的开放性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现代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形式，它不是被动等待“自否定”的制度，而是社会矛盾在政治形态中的集中表现，因此它仍是阶级斗争的场域。相较之下，库尔茨结构主义式的危机取消了这一政治维度的现实性，将历史危机描述为一种无可回避的自动化崩溃过程，削弱了历史的开放性与人的解放实践的可能性。这种自动崩溃的图景，易于滑入理论上的绝望中，既否定所有现实政治的可能性，又无法提出超越性现实策略。这不仅削弱了批判理论的实践张力，也难以回应现实危机中革命主体反抗与解放的努力所提出的问题。当然，这也是目前西方左翼理论在面对资本主义危机时，始终在“资本结构”与“主体能动性”之间徘徊的根本困境：一方面，一些理论家将资本视为一种全方位吞噬社会生活的结构性逻辑，几乎不再留下主体反抗的空间，而是滑入悲观的商品形式（或价值形式）结构的决定论；另一方面，一些观点认为需要回归主体哲学，试图重建主体反抗的可能性，却往往脱离现实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矛盾，最终陷入抽象的主体幻想或心灵的抵抗。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始终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既不能纯粹强调结构性的“资本逻辑”，也不可以仅仅依靠主体意志突破的“主体逻辑”，而是在历史生成的社会关系中由两者互动形成的革命的产物。因为，资本不是抽象的超历史的自动运转的机器，而是通过具体的人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的“死劳动的凝结”；相应地是，主体的能动性也不能脱离这一结构，而是要将主体移入资本的互动关系之中，并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改变资本的增殖机制。正是在对资本与劳动这一内在矛盾的批判中，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历史不是在结构与主体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要在现实矛盾中加以“创造”。脱离这一辩证法，德国价值批判学派的库尔茨等人，以及西方左翼的理论尝试要么走向结构的悲观主义，要么滑入主体的虚无主义，从而无法真正触及资本主义政治终结的根本条件。
四、结语
在全球化浪潮加速的历史语境下，库尔茨的“政治终结论”，一方面澄清了资本主义在其商品形式普遍化进程中导致的政治空洞化和非自主化，这启示人们需要保持政治对社会公共目标的引导作用，而不是完全被商品形式逻辑支配；另一方面，超越了西方学界对这一议题的政治或文化的理解路径，库尔茨把批判提升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形式逻辑的层面，为理解当代社会的“政治的终结”提供了更有力的框架。笔者同意克劳斯·肯普特所说，库尔茨的见解，“独创且具有重要意义，不应被忽视，也不应仅仅留在边缘的政治小圈子里”（Kempter，p.67）。然而，这一理解并非真正地将“政治的终结”推进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层次。库尔茨因过度强调“形式的自治性”，而低估了这一逻辑背后的阶级关系，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冷战后的新自由主义实践证明，市场逻辑并未消解政治，而是通过国家、金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合谋进一步深化了对劳动者的剥削。在这一意义上，今天的理论任务是将这种“政治的终结”观念进一步推进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库尔茨的商品形式逻辑的批判形式，转而揭示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明确指出政治正是蕴含在“死劳动对活劳动统治”的秘密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剩余价值生产，没有剩余价值生产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从而也没有资本，没有资本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91页）依此，才能走向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社会形式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阿瑟，2018年：《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高飞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博格斯，2001年：《政治的终结》，陈家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福山，2014年：《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哈维，2017年：《世界的逻辑》，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5]霍尔根，2025年：《在工作中迷失：逃离资本主义》，王伯笛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6]库尔茨，2003年：《资本主义黑皮书》，钱敏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朗西埃，2015年：《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8]《列宁选集》，201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1998年、2001年、201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11]Arendt, H.，1981,Vita activa: oder Vom t?tigen Leben, München: R.Piper & Co.Verlag.
[12]Bifo，2009，Precarious Rhapsody: Semiocapitalism and the Pathologies of the Post-Alpha Generation, London:Minor Compositions.
[13]Brown,W., 2015,Undoing 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 New York: Zone Books.
[14]Holloway, J.,2010,Crack Capitalism,London:Pluto Press.
[15]Kempter,K.,2016, “Robert Kurz, die ‘Wertkritik’ und die radikale Gesellschaftstheorie oder: Ist Karl Marx doch noch relevant für die Geschichte?”,in WerkstattGeschichte 72.
[16]K?ln，F.,2002,“Neue Deutsche Wertkritik-Marxismus in Zeiten des Neoliberalismus”，in Wildcat-Zirkular 62.
[17]Kurz,R.,1994,“Das Ende der Politik, Thesen zur Krise des warenf?rmigen Regulationssystem”, aus Krisis 14.
2012, Geld ohne Wert: Grundrisse zu einer Transformation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onomie, Berlin：Horlemann Verlag.
2016, The Substance of Capital,London:Chronos Publications.
[18]Pitts，F.H.,2024,“New Cold War or‘World Civil War’? Wertkritik and the Critical Theory of Capitalism in an Age of Conflict”，i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7.
孙亮，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来源：《哲学研究》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