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由马克思创立并由他的后继者不断发展的关于批判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其理论主题就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其理论依据就是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不是仅仅出于对工人等劳动者的同情而重建的伦理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不是心怀济世的救世主，而是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完美结合；马克思主义不是劝世箴言，而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高度统一的理论体系。它以社会发展规律为依据，用科学的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真实处境和解放道路。借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人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既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以物为本”“重物轻人”。这是一种误读与臆想。马克思主义关注的就是“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这一时代课题，强调的就是如何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况、确立“有个性的个人”，从而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深切的关注之情，投射出一种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强烈的使命意识。共产主义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庄严的“本体论承诺”。如果把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抽掉，“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无魂的躯壳。
围绕着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主题，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哲学批判、政治批判、资本批判。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解放的探讨始终贯穿着哲学批判。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不是直接从现实出发去解答时代课题，而是通过哲学批判返归现实从而解答时代课题。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并没有停留在“纯粹哲学”的层面上，而是把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高度结合起来了。
哲学不等于政治，但政治需要哲学，没有经过哲学论证的政治缺乏理论基础、逻辑力量和精神支柱，因而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拥护；哲学不等于政治，但哲学也不可能脱离政治，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用抽象的概念运动来反映现实的社会运动，因而哲学总是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蕴含着政治，总是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效应，而且哲学和时代的统一性首先就是通过它的政治效应体现并实现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政治批判是和资本批判高度结合起来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论是哲学批判，还是政治批判，都应当也必须延伸到对资本的批判。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就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利，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
正是在哲学批判、政治批判、资本批判三重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秘密所在，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以此为依据确立人们的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实现了科学性和价值性的高度统一。在马克思主义中，道德判断、价值评价是以科学判断为依据，科学判断又蕴含着道德判断、价值评价。任何一门科学都以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如果抽掉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无魂的躯壳”；如果抽掉了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随波逐流。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维多利亚时代”，距今已经170多年，因而已经过时。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我们不能根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是真理、是否有价值。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既有最新的、时髦的谬论，也有古老的、千年的真理。阿基米德定理尽管创立的时间很久远了，但今天的造船业无论多么发达，也不能违背这一定理。如果违背了阿基米德定理，那么造出的船无论材料多么先进、形式多么人性化，都不可能航行；如航行，必沉无疑。
实际上，时间只是真理与谬误的“过滤器”，而不是真理与谬误的“检验器”。一种学说是不是真理，是不是还有价值，不在于它创立的时间，而在于它是否发现、把握了某种规律。任何一种学说要想成为科学，其关键就在于它发现和把握了某种规律，其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提出和解答了什么问题以及这个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正是由于深刻把握了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提出和解答的问题深度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课题，所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19世纪中叶这个特定时期，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活动主要是在德国、英国、法国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创立时的主要思想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学说。所以，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属于外来文化，正因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的思想来源上，而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中国人民不仅从科学上认同马克思主义，而且从文化上认同马克思主义。
观念系统具有可解析性、可重构性，观念因素之间具有可分离性、可相容性。一种文化所包含的观念因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文化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容纳到别的文化系统之中。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物种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精神生产则可以通过对不同科学、不同文化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造就新的理论形态。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形态一定是突破了单一的科学系统或文化系统、博采众长而创新的理论形态。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加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例子，这是外在的拼接，而不是内在的融合；也不是范畴或术语的简单转换，把“物质”变为“气”、“矛盾”变为“阴阳”、“规律”变为“道”等等，这是文字游戏，而不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不是让马克思进孔庙，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建构所谓的“儒学马克思主义”，这种“化”的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空心化”。历史已经证明，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传统文化避免了同近代中国社会一起走向衰败；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把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推向世界，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世界。
马克思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同样如此，二者之间同样具有共同之点、契合之处。这种共同之点、契合之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前提、理论依据，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的内在规定性。
因此，我们应当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为思维坐标，深入探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共同之点、契合之处，并使二者有机结合、融为一体，从而创造新的理论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把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迁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了，可谓史无前例，极其特殊而又复杂，必然会引起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实践为基础，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不懈奋斗。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教授，本文是作者在第四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所作的主旨演讲）
来源：《北京大学校报》第1709期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