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演说乃“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对近现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作为演说家的鲁迅值得关注，讨论其“出口”能否以及如何“成章”，关乎“演说”的历史性、复杂性与生长性。鲁迅生活于现代中国，既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也对其功能有所忌惮与怀疑。广义的“演说”兼及“讲课”与“讲演”，仔细权衡利弊，鲁迅日益倾向于广场讲演，以至完全放弃课堂讲书。面对青年的热情与鹰犬的监视，鲁迅既要说透立场，又不能落入圈套，在斗智斗勇间展现出高超的演说技巧。考察以《娜拉走后怎样》《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三文为代表、鲁迅“出口成章”的演说稿，可以窥见其维持演说原生态的希望。鲁迅演说关注现实，喜欢针砭时弊，不太讲究逻辑推演，跳跃性很强，说理性不足，但善用比喻，多有妙语。鲁迅对于文字精微与表达分寸的讲究，使得他对记录稿能否准确传达自家曲折幽微的想法，始终抱有很大疑虑。1927年演说高峰期过后，鲁迅转向以书斋著述为主。认真思考声音与文字各自的功能和局限后，鲁迅选择成为“文章家”而非“雄辩家”。
作 者：陈平原，河南大学文学院至善特聘教授
原 载于《文史哲》2026年第3期，第40-54页
演说在近现代中国的兴起，绝对是一件大事。1899年，梁启超接受日人犬养毅的建议，将学校、报纸、演说定义为“传播文明三利器”。此后，整个20世纪中国，无论哪个政党、派别或个人，只要想进行有效的思想启蒙、社会动员或学术传播，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
最近二十年，为讨论这一“传播文明”的“利器”，我先后撰写若干论文，并出版专著《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此外，我还探究“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的关系，以及“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等，并以个案处理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闻一多等人的演说风格，唯独对于大文豪鲁迅，从未展开专门论述。原因是，鲁迅本人再三表示，他不喜欢演说。直到三年前，我为《〈中国小说史略〉校注》撰写长篇导言及后记，清理自家四十年来阅读、研究、阐释鲁迅的体会，发现“讲台上的小说史”以及“杂文、演讲与著述”的张力这两个论述角度，恰好对应鲁迅“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的自述，方才幡然醒悟——如此“欲拒还迎”，正是作为演说家的鲁迅最值得关注的地方，也是今天讨论“演说”的历史性、复杂性与生长性的重要切入口。
一、作为演说家的鲁迅
先说一个简单的事实：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诸多名人演说集——比如陆翔选《当代名人新演讲集》（上海：广文书局，1922年）、许啸天辑《名人演讲集》（上海：时还书局，1924年）、张越瑞选辑《现代名人演讲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以及众多谈论“演说学”的著作，都未见鲁迅的踪影。印象中，最常被选录的是蔡元培、梁启超、胡适三家。不是政治立场问题，更为激进的中共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照样入选；主要是在众多选家及论者眼中，鲁迅并不以演说见长。
随着时间推移，鲁迅声誉日高，不仅数百万字的著述与众多译作，连数量不多的演说也都水涨船高，受到学界的急切关注。最早将此话题学术化的是鲁迅研究专家林辰，他1944年初稿、1954年改订的《鲁迅演讲系年》，收入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鲁迅事迹考》，自此，“作为演说家的鲁迅”便成为热门的学术话题。林辰首先批驳了关于鲁迅热衷演说但口吃的谬传，引述郑伯奇的《鲁迅先生的演讲》（1936）以及林曦的《鲁迅在群众中》（1942），坚称：“每一个听过鲁迅演讲或教书的人，一定都能证明：鲁迅不但善于作文；就是演讲，也很能吸引听众。”考虑到鲁迅日记中提及的演说，“许多都没有留下讲稿，有些甚至连题目也不知道，使我们无从由他的讲辞中领取教益”，作者于是下了很大功夫，极力钩稽，博采旁收，“特别对于没有纪（记）录的演讲，更尽力在可能范围内设法将演讲内容、讲时情形等叙明”。
可以说，林辰的工作奠定了日后所有“鲁迅演说”研究的根基。此后两本专著——朱金顺辑录之《鲁迅演讲资料钩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1979年；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马蹄疾所著《鲁迅讲演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使得此话题更为登堂入室。接下来发表的诸多论文，多集中在鲁迅演说的思想内涵、演讲艺术，以及个别文本的考订与阐发，大方向没有突破。近年刊行的诸多图书，比如2001年漓江出版社版《鲁迅演讲集》（阎晶明编选）、2004年新世界出版社版《鲁迅报告：关于鲁迅和他的演讲》（江力编）、2007年珠海出版社版《鲁迅的声音：鲁迅讲演全集》（傅国涌编）、200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版《鲁迅演讲全集》（童秉国编）、2019年广陵书社版《鲁迅演讲》（陈武主编）等，内容大同小异。其中，阎编《鲁迅演讲集》较为出色，曾两次更换东家重刊；傅编的序言《鲁迅先生的讲演》也写得不错，值得一读。可以这么说，经过学界及出版界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今人眼中的鲁迅，已成大大有名的演说家。
国人对于鲁迅演说能力的逐渐认可，既基于时运转移，也包括鲁迅本人的努力——从开场的蹒跚起步，到最后的满堂喝彩，二十多年间，鲁迅演说的选题、表达的技法，以及掌控现场的能力，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读鲁迅日记，我们知晓其早期演说的失败，那种难堪，我相信好长时间成为鲁迅不喜欢演说的潜在阴影。1912年六七月间教育部组织的“北京夏期讲演会”，那是鲁迅作为演说家的首秀，总共四场，题为《美术略论》。可惜这个讲台太高大上了，对于当年的鲁迅来说，实在有些勉强。讲者显然很在意听众的反应，日记方才记得这么仔细：6月21日第一讲，“听者约三十人，中途退去者五六人”；7月17日第四讲，“初止一人，终乃得十人”。演讲中途不断有人退场，固然让人沮丧；走进教室，发现只有一个听众，那才是触目惊心。
这不能全怪鲁迅，在南北政权交替之际，组织北京夏期讲演这样“以利用暇晷，从事学问，阐发理术，宏深造诣为目的”的系列讲座，立意虽好，实在太不应景。据说讲演科目近三十种，涉及人文、社科、自然、军事等门类，包括严复讲授“进化天演”、章太炎讲授“东洋哲学”、许寿裳讲授“教育学”、鲁迅讲授“美术略论”等，6月5日正式开讲，“由蔡先生演说”。查蔡元培、章太炎、严复等人文集，未发现此次演说的讲稿；而鲁迅好歹是认真准备方才登场的。此次演讲内容，即初刊《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1册（1913年2月）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该文分“何为美术”“美术之类别”“美术之目的与致用”“播布美术之方”等四章，与鲁迅之四讲正相吻合。
翻阅这篇《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符合“美术略论”的标题，但平铺直叙，条分缕析，接近通用的教科书，没有日后鲁迅演讲常见的旁枝逸出与妙语连珠。除了讲座整体设计的要求，还有就是初次登场的紧张与羞怯。须知鲁迅那时还只是教育部的普通科员，两个月后才出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8月26日）。而按照《教育部北京夏期讲演会简章》的说法，“本会系由教育部邀请中外专门学家，分别担任讲演各科学”，留学日本但没拿到学位、尚未发表任何重要作品的周树人，很难说是合适的讲者。虽然鲁迅很有学问，且做了认真准备，顶不住还有“听讲生不拘资格”这一规定——如此设计，稍有演说经验的，闭着眼睛都能想到，现场效果好不了。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称鲁迅这回讲美术，“深入浅出，要言不烦，恰到好处，这是他演讲的特色”，若非刻意粉饰，便是阑入后期的记忆。
成名以后的鲁迅，确实很能演说。就以初次登台二十年后的“北平五讲”为例，都是临时约请，到场后写出题目，当即开讲，收获满堂掌声。听众少则数百，多则两千，全都如痴如醉。最夸张的是1932年11月2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那次演讲，涌来的人实在太多，从大礼堂移到操场，鲁迅站在一张大方桌子上，没有扩音设备，现场听不清楚，第二天报纸登出来，方才知道讲的是《再论“第三种人”》。在所有鲁迅演说中，此讲的反响最为热烈，报道及回忆文章也最多。《世界日报》1932年12月1- 2日《明珠》副刊上那篇有点阴阳怪气的《看鲁迅讲演记》（孤萍），所言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戏既可说听，讲何故不可说看呢？如果实际上只是看了看而未听着的话。”
到了这个份上，演讲者就像戏台上的名角或电影明星一样，讲什么其实不重要，关键是要被戏迷/粉丝们“看到”。以鲁迅的敏感与深刻，何尝不知道此中的陷阱与悖论。对于演讲者来说，现场太冷清，固然很尴尬；听众过分热情，也不是作为演说家的鲁迅所期待的。1927年12月21日鲁迅应邀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说，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其中有一句很清醒的插话：“刚才我来讲演，大家一阵子拍手，这拍手就见得我并不怎样伟大；那拍手是很危险的东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向前了，所以还是不拍手的好。”对这段话，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有精彩的解读：
不难想见，鲁迅在演讲者与听众之间，也强烈地感觉到了这样的“被看”与“看”的关系。被“众目睽睽”的“看”，这在鲁迅心理上不能不产生一种表演感，严肃的思想启迪、心灵交流变成“演戏”，“拍手”的热烈，不过是表示演得精彩，满足了听众的娱乐欲望，成了“明星”：这正是他最为恐惧，并且要竭力逃避的。
生活在现代中国，既需要学习演说、实践演说，又对演说的效果与功能保持必要的警惕，这就是“作为演说家的鲁迅”异于常人之处，也是我们解读现代中国演说热潮的很好的切入口。
二、书斋、课堂与广场
因鲁迅日记保存完整，加上几十年持之以恒的钩稽，可以说，关于鲁迅生平及作品，巨细无遗，学界了如指掌。那么，鲁迅一生中到底做了多少次演说，以往学界一般都说六十多次，近年有学者另起炉灶，称应该是344次，其中最高峰是1924年——那年鲁迅同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等校兼课，共讲了103次。具体的统计数字不太准确，但沟通大学课堂与公众社会的思路值得注意。早年林辰谈及《鲁迅演讲系年》的编写：“我尽量注意‘演讲’的正式范围，其他各种会上的发言、致辞、谈话等，均不阑入。”而1961年许广平出版《鲁迅回忆录》，其中第三章《鲁迅的讲演与讲课》，在赞许作家郑伯奇《鲁迅先生的演讲》的同时，以自己当年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略》课程的体会作为印证。到具体描述鲁迅的讲演/讲课风格时，许广平甚至使用更为广泛的“说话”与“讲话”：
鲁迅以朴素的、质直的、不加文饰的说话，款款而又低沉的声音，投向群众，投向四周的空中，使人们亲切地听到、看到他的声音笑貌，先得我心。说出了人们普遍懂得的事物的真理，说出了人们心坎里所正要说出而未能说出的语言。朴素而率直地换得了人们的信任。
听过他讲话的人们不会忘记，无论在北京，在厦门，或在广州，他的讲课都是那么吸引人，以致别科别系的学生，或校外的学生，都一致地津津乐道听过他的课，而且在每个地方都一样地得到热烈拥护，其中必定有道理存在着。
大学课堂的“讲课”与公众场合的“讲演”，面对的听众、谈论的话题、讲授的时间，可能有很大差异，但都是“说话”或“讲话”，将其纳入广义的“演说”，也未尝不可。
多年前，我曾借助董秋芳、鲁彦、许钦文、尚钺、王冶秋、魏建功、冯至、孙席珍、常惠等九位老学生的回忆文字，力图复原当年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略》的北大课堂。“以上九位追忆者，属于北大国文系学生的只有魏建功一人；其余的，或外系，或外校。并非其他北大国文系学生不修这门课，而是这门课上，旁听者太多；而且，这些旁听生日后多有精彩的追忆。学生喜爱这门课，一遍不够，再听一遍，这对讲课者是很大的压力——你必须不断变出新花样，方能符合听众的期待。”鲁迅在北大、北师大、女师大等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讲课的内容与节奏会有差异，但风格应该是一致的。比如，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插入几句闲话，引来哄堂大笑，既活跃了课堂气氛，也在某种程度上落实了讲者的现实关怀。这与1927年鲁迅在广州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场景，何其相似乃尔!鲁迅明明谈的是孔融非孝以及王猛扪虱而谈，插入这么两句闲话，既是自我打趣，也是别有幽怀：“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此类闲话，正式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里一句都没有，但现场听众往往乐于传诵，或许这正是课堂的独有魅力。
引入讲课，有利于我们了解鲁迅“说话”的方式，那就是擅长临场发挥，借古讽今，庄谐杂用，冷幽默等。有教学经验的人都知道，课堂上一味插科打诨固然不好，但过分严谨，讲得密不透风，效果也欠佳。鲁迅讲课时的张弛有度，与公众演说的借题发挥，内在思路是一致的——“说话”首先必须让人听懂，而后才是“深刻”或“幽默”。在这个意义上，将鲁迅从书斋学问发展出来的两种略有不同、但内在思路相通的“说话”方式——课堂上的“讲书”与广场上的“讲演”，放在一起考察，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虽然坊间已有不少演说学著作，也有名人在传授演说技巧，但没有材料证明鲁迅对此类图书感兴趣。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鲁迅的演说之所以大受欢迎，与十年前初登讲台时的尴尬形成鲜明对比，其主要原因是深厚的学问功底、优秀的著述业绩，以及巨大的社会声誉。另外，就像古人常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既然演说已经成为时尚，也成了现代社会对于读书人的基本要求，那么，周遭环境熏陶、日常工作需要，再加上大学兼课七八年，我相信此乃鲁迅擅长演说的关键。鲁迅自称“能讲书”，那是自信；说“不善于讲演”，却更像是谦虚——因为，“讲书”与“讲演”之间，其实有很多相通之处。
因演说而成名与因成名而演说，二者之间有很大差异。鲁迅明显属于后者，没有精彩的著述，不可能招来那么多热心听众，也不可能收获那么多热烈掌声。在这个意义上，“书斋”乃文学家、思想家、学问家鲁迅的出发点，也是其最终归宿。只不过士生今日，出而经世，必须兼及“笔”与“舌”——笔墨文章之外，广义的“演说”同样很重要。
大学课堂“讲书”与群众集会“讲演”，二者各有长短——因教书而撰写文学史，主要功夫花在研究与写作，相对比较平稳；因启蒙或宣传而发表公开演说，则必须关心时政，考虑听众趣味，且随时准备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前者居高临下，以传授知识为主，自然有其盲点与局限性；后者则容易被掌声裹挟，也不见得能独立思考。作为思想者及特立独行的斗士，而非号令天下的政治领袖，鲁迅既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也对其功能有所忌惮与怀疑。只因对正人君子把持的学界很不以为然，仔细权衡两种“说话”方式的利弊，鲁迅越来越倾向于广场讲演，因而最后十年，竟完全放弃了原本擅长的课堂讲书。
三、时空、听众与讲题
同时代文化名人中，鲁迅演说的次数其实是较少的——对比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这点差异非常明显。不是没人请，而是鲁迅心里不太情愿，有时甚至很抗拒，担心活成了自己先前讨厌的样子。1927年9月3日，鲁迅给李小峰写信，且建议将此信刊《语丝》，这就是日后收入《而已集》的《通信》，其中有一大段讲他对演说的看法：
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你绑了出去。而所说的话是大概有一定的题目的。命题作文，我最不擅长。否则，我在清朝不早进了秀才了么？然而不得已，也只好起承转合，上台去说几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钟为限。可是心里还是不舒服，事前事后，我常常对熟人叹息说：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了。
这是在“被血吓得目瞪口呆”、准备离开广州移居上海专门从事写作的当口写的公开信，其中谈及很不情愿的“演说”，直接指向其厦门及广州的生活。
正如前面提及的，1927年是鲁迅一生中在公众场合“说话”最多的一年。离开厦门必须说话，真切体会做“名人”的苦；到了“革命策源地”广州更应该说话，否则对不起那块“战士”“革命家”的金字招牌。更何况，出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好多公务活动必须出席并讲话，这让原本以阅读、思考与著述为乐趣以及生活主轴的鲁迅，一时手足无措，因而怨声连连。读鲁迅那一年的日记，撰写此文前的八个月，鲁迅的公开讲话（或曰“演说”）次数如下：
1月4日：下午赴【厦门大学】全体学生送别会。晚赴文科送别会；
1月8日：赴【厦门】中山中学午餐，午后略演说；
1月23日：【午后】往【广州】世界语会【演说】；
1月25日：下午往中大学生会欢迎会，演说约二十分钟；
1月26日：午后往医科欢迎会讲演半小时；
1月27日：下午赴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说；
2月18日：夜九时演说，题为《无声之中国》，广平翻译；
2月19日：下午演说，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广平翻译；
3月1日：午中山大学行开学典礼，演说一分钟【因有记录稿千余字存世，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疑为‘演说十分钟’”】；
3月11日：晚往中山先生二周纪念会演说；
3月29日：上午往岭南大学讲演十分钟；
4月8日：至黄浦[埔]政治学校讲演；
7月16日：午后往知用中学校讲演一时半，广平翻译；
7月23日：上午至学术讲演会讲二小时，广平翻译；
7月26日：上午往学术讲演会讲二小时，广平翻译。
另外，3月14日下午，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欧阳山等在某酒楼订了一个房间，举行南中国文学会成立座谈会，邀请鲁迅出席。据当事人多年后追忆，“鲁迅先生在会上断断续续地同我们谈了三四个钟头”，因并非正式演讲，鲁迅日记中未提及。反倒是4月11日被放鸽子的“未遂演说”，鲁迅日记中有明确记载。
刚到广州那几天，鲁迅的演说确实有点密，此后生活步入正轨，公开讲话的任务明显减轻，相比那些年梁启超的奔波劳碌，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八个月间，需事先准备的，也就是香港两讲以及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夏季学术讲演会。鲁迅既不喜欢命题作文，又不愿意随意敷衍，说些“今天天气哈哈哈”或应付场面的大话与套话，因而，一般名人张口就能来的各种纪念会及欢迎会上的“演说”，鲁迅视为畏途。
有趣的是，所谓“自有定例”的演说仅限十分钟，其实没能坚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演说”是被邀请方“定制”的——涉及主旨、听众、时间、场地，容不得你展开翅膀任意飞翔。到黄埔军校谈谈《革命时代的文学》，或者给中学生讲讲《读书杂谈》，这都是挺合适的；可是，若调转题目，则显得很不得体。不仅如此，人家让你讲十分钟，你硬要扯上一两小时，那“无异于谋财害命”。
别人记日记，也会提及演说，但极少有记讲了多长时间的。鲁迅则很精确，何时何地演说，有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半小时、四十分钟、一小时、一个半小时、两小时——这些在《鲁迅日记》中都能找到例证。以至我们将演说时间与记录稿/整理稿对照，能大致判断鲁迅说话的语速。鲁迅刚去世时，曾在北大旁听的小说家鲁彦撰文，描述其演说的姿态：
说起话来，声音是平缓的，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那拿着粉笔和讲义的两手，从来没有表情的姿势帮助着他的语言，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的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
鲁迅说话声音平缓，语速较慢，这是很多回忆文章提及的，如此控制演说的节奏，边想边说，不断调整焦点，斟酌用词，目的是让大家听得更清楚些。
至于“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你绑了出去”，这说法实在太妙了——既很形象，也基本属实。鲁迅晚年演说，大都是应大学生或青年文学团体的邀请，这与他自居边缘，热衷反抗，喜欢青年，也被青年所崇敬有很大关系。
可仔细观察，在设定演说题目时，鲁迅其实是很讲策略的，晓得文网森严，从不使用特别刺眼的字句，已经整理成文的《关于知识阶级》《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不用说，即便没有整理成文的《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再论“第三种人”》，也都说不上特别激进。演说时有明确的政治立场，甚至用词刻薄，嬉笑怒骂，但针对的并非最高当局。话题主要集中在文坛，比如“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这么骂，即便很尖刻，也不会招来杀身之祸。那些挑刺的密探或检察官，能感觉到其中一股抑郁不平之气，但又很难彻底落实。
这是鲁迅有意为之的演说策略，时势艰难，不能不谨慎脚步。1929年五六月间，鲁迅北上探亲，顺便应邀做了四次演说，反应极佳。比如5月9日北大二院那次，“演讲一小时，听者有千余人”，鲁迅本人很得意，写信给许广平报喜。此前八天，鲁迅谈及该次北平的应邀演说：“我这回本来想决（绝）不多说话，但因为有一些学生渴望我去，所以只得去讲几句。我于月初要走了，但决（绝）不冒险，千万不要担心。”三年半后的“北平五讲”，情况也很类似，大概是许广平叮嘱再三，鲁迅1932年11月20日复信：“至于所讲，那不消说是平和的，也必不离于文学，可勿远念。”
许广平1961年出版《鲁迅回忆录》，称当年鲁迅在北平的处境极为危险，当局已写好逮捕公文，只因27日是星期天，不办公，“所以公文还差盖一‘官印’”，这才使鲁迅得以第二天上午演说，下午返沪，逃过了这一厄难。这个故事明显是编造的，20世纪70年代末鲁迅研究专家朱正曾专门撰文批驳。主张“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的鲁迅，公开演说时，很晓得自我保护，说话比较曲折隐晦，现场听众懂得的自然懂，听不明白的亦大有人在，这也是鲁迅演说记录稿好多不能用的缘故。郭沫若曾用戏谑的口吻谈论广场上的演说：“你的声音总要宏大，语句总要简单，道理总要武断。愈武断，愈有效果。最好要办到一句便是一个口号。”那是指大革命时代的群众聚会，着眼点在鼓动与宣传，且没有什么政治禁忌。鲁迅面对的是极为热情且智商很高的青年学生，旁边还有鹰犬的监视，既要把自家立场说透，又不能落入虎视眈眈者的圈套，如此斗智斗勇的演说，需要很高技巧。
四、如何“出口”，怎么“成章”
在没有录音录像的时代，演说作为一种声音，仅属于现场听众；只有转变成文字，登载报刊或收入书籍，才可能传之久远。在这个意义上，“出口”能够“成章”，乃晚清以降“演说”登堂入室、成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重要一环的关键。
可是，并非每场演说——即便现场效果很好的演说——都能落地为安，最终成为重要的文学作品或思想文献。著名作家朱自清认定说话虽不如作文谨严，“但那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却决（绝）非一般文章所及”，故与白话文运动关系极为密切的演说，最有可能承继五四文学革命带来的那些“活泼的、精细的表现”。很会“说话”——尤其是在公众面前说有学术分量及思想内涵的话，不是每个舞文弄墨的人都能做到的。朱自清本人就没有这种天赋，经常是尚未出口已成章——他很多精彩的演讲稿，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正因此，对于擅长临场发挥的闻一多，朱自清佩服得五体投地。
走出历史现场，从声音转为文字的“演说”，需要经历一番生死考验——记录/整理者的立场、趣味、学养与文字功力，决定了此转化的成功与否。大量错误、粗疏、不称职的记录，使得那些很可能激动人心的演说，变得黯然失色，说不定还引起当事人的强烈抗议。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发表之前，将现场记录稿交给演讲者自己修订。若本人修订过且同意发表的，一般视同演讲者的作品，可正式入集。否则，只能作为著作/文集的附录，仅供研究者参考。
如何对待演说记录稿，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谨严者要求修订，宽松者任其流通。鲁迅的习惯是：“我凡有东西发表，无论讲义、演说，是必须自己看过的。”这就很能理解，他为何不满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非要将其中三篇演说删去。是否“记的太失真”很难说，单是“我自己并未改正，他们乱编进去的”这一点，就让鲁迅无法接受。
暂时搁置未经鲁迅本人审定因而无缘入集的，转而讨论真正实现了“出口成章”的，这样的作品，在鲁迅这里只有16篇，按演讲时间先后排列如下：
1.《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12月26日）；
2.《未有天才之前》（1924年1月17日）；
3.《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年7月21- 29日）；
4.《记谈话》（1926年8月22日）；
5.《无声的中国》（1927年2月18日）；
6.《老调子已经唱完》（1927年2月19日）；
7.《革命时代的文学》（1927年4月8日）；
8.《读书杂谈》（1927年7月16日）；
9.《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927年7月23、26日）；
10.《关于知识阶级》（1927年10月25日）：
11.《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12月21日）；
12.《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929年5月22日）；
13.《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1930年3月2日）；
14.《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年7月20日）：
15.《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1932年11月22日）；
16.《今春的两种感想》（1932年11月22日）
这些已成文的演说中，日后常被学界引述的，起码有《娜拉走后怎样》《无声的中国》《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等。其中《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有点特殊，此文初刊《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年4月1日），署王黎民记录，实则是冯雪峰事后追记，经鲁迅改订后发表的。
现代中国史上，像孙中山那样有先见之明，1924年便录制三张演说唱片，是极为罕见的特例。20世纪上半叶的绝大多数演说，都没有录音存世，研究者只能借助各种文字材料，上下求索、左盘右带，努力重建“演说现场”。具体说来，就是“不仅需要了解某一次演讲的时间、地点、听众、论题，更希望借钩稽前世今生、渲染现场氛围、追踪来龙去脉，还原特定的历史语境。这样，才有可能让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演说’，重新焕发生机，甚至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
没有现场录音，我们能做的就是考辨由记录稿到修订稿、再到定本入集这一过程，看看鲁迅如何处理声音与文字的张力。此前学界已有若干这方面的探索，比如考订《娜拉走后怎样》《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三文的版本流变，探究鲁迅如何修订记录稿，并借此揣摩鲁迅怎样由“出口”而“成章”。
这三篇文章的演说时间、地点、记录者、初刊本、修订版以及最后入集的经过，资料都很齐备（《娜拉走后怎样》一文甚至还有鲁迅重钞稿传世），综合各家考订以及我的阅读感受，大致结论如下：
第一，《娜拉走后怎样》改动不大，《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修订较多，不管改动大小，都能从中观察/体悟鲁迅对待记录稿的立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初刊1927年8月11- 17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173- 178期，那已经是鲁迅修订过的，不能算原始记录稿。学者们能做的，就是对已有三种不同刊本做文字异同比勘。
第二，鲁迅最初想保持演说姿态，记录整理稿发表时，署“讲”而非“著”。1927年9月，鲁迅致信李小峰，开篇就是“收到了几期《语丝》，看见有《鲁迅在广东》的一个广告，说是我的言论之类，都收集在内。后来的另一广告上，却变成‘鲁迅著’了。我以为这不大好。”接下来叮嘱：“将广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即便学术性很强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最初的署名也是“鲁迅讲”，“邱桂英、罗西记”；直到再三修订后进入《而已集》，才由“讲”变成“著”。凡由演说而成文的，即便日后入集，鲁迅也会以某种形式标记最初的记录整理者——除非是政治原因需故意掩盖。
第三，除了注明演说的时间、地点，且以某种形式标记记录者，鲁迅还相当尊重原始记录，目的大概是希望维持演说的原生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第二个刊本发表于《北新》半月刊，那是做了较大修改的；第三个版本收入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版《而已集》，好多地方恢复了第一版原貌，去掉了第二版的修改。
第四，演说稿整理刊出时，往往多有删节。查鲁迅日记，1932年11月22日，鲁迅在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各做一个四十分钟的演讲，前者题为《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记录稿初刊天津《电影与文艺》，后有上海《论语》转载，鲁迅修订入集，删去一半篇幅，只剩下一千两百字；后者乃《今春的两种感想》，初刊1932年11月30日北平《世界日报》，鲁迅已经订正过了的，也只有一千八百字。即便说话平缓，语速较慢，四十分钟的演说，记录稿也远不止这个字数，可见鲁迅订正时的严苛。
第五，对待演说中穿插的闲话，鲁迅态度不大一致。《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予以保留，《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则删去（“如我教授没得做，祗[只]好玩玩”；“我肚饿了，我要去借债去”），这到底是时势变迁，还是取决于整理时的心境，抑或纯属偶然，说不清楚。演说中的插话，整理成文时是否保留，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没有绝对的评判标准，端看阅读者的趣味。
第六，上述三文的记录稿，文字水平都很不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专业性强，不太好记录，鲁迅整理时没有任何抱怨，已经很不容易了。校订《娜拉走后怎样》时，鲁迅修改的地方并不多。即便鲁迅不太以为然的《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记录稿，也都没有太大的毛病。下面这两段《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中的文字，是鲁迅修订较多的，扣除个别错字及标点改动，今天看来也都文从句顺。以下引录，删去的文字在（）中，增加部分则以【】标识：
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实在朝）【“心存魏阙”】。（故一出山林即入廊庙。）【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的时候），【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
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这时）【那时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谓之征君；开当铺，卖糖葫芦是不会（做官）【被征】的。（如我教授没得做，祗[只]好玩玩。）我（前回）【曾经】听说有人做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看起来实在（是）【也不错】。一方面固然由于文【字】（学）难，【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来，中国文学和官僚【也】实在接近。
仔细把玩，记录稿中保留下来的前半篇，鲁迅改了当然很好，不改也无大碍。记录者并没有误解鲁迅的意思，表达也相当准确，鲁迅的修订，属于更上一层楼。至于删去的后半部，鲁迅抱怨：“简直连我自己也不懂了，因此删去，只留较好的上半篇。”初刊《电影与文艺》的文本，前后有记录者对此演讲的描述与评价，那删去没有任何问题。可入集时为何删去演说的后半部分，不一定是记录者走神，出现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们往往习惯于将错误归咎于记录者，但也有可能鲁迅自己当时就没讲清楚，或者因后半部分谈到了革命文学、“无产阶级的苦心”，以及“北京有几位文学家说”，牵涉复杂的人事关系，且跳跃性太强，暂时不适合刊出。
五、杂文与警句
这就说到鲁迅演说的特点：关注现实，喜欢针砭时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是应邀去做学术演讲的，有点特殊；其他演说大都锋芒毕露，不假辞色，且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与他的杂文风格，其实很相似。不提那些已经成文的，就说完全遗失或未经鲁迅修订故不能入集的，单看题目，就明白大致风格——《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1926）、《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1926）、《读书与革命》（1927）、《老而不死论》（1928）、《离骚与反离骚》（1929）、《象牙塔和蜗牛庐》（1930）、《流氓与文学》（1931）、《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1932）。题目很重要，那是立意，也是文眼，讲得欠火候或记得不理想，日后可以重来，但好题目实在舍不得丢。
鲁迅没有专论“演说”的功能及特征的文章，但以下三段话，都写在1927年，值得一一引述与剖析。1927年7月11日鲁迅在广州撰《略谈香港》，其中有曰：“然而我的讲演，真是‘老生常谈’，而且还是七八年前的‘常谈’。”此处强调的是香港思想之封闭与守旧，并非检讨自己的言论平庸。实际上，《无声的中国》之类“常谈”依旧起振聋发聩的作用，故以后在香港文学史及思想史上常被提及。那是因为，演说不同于著述，不一定需要特别专精，即便“卑之无甚高论”，若能切合特定语境，照样发挥很大作用。另外，演说诉诸听觉，现场只能一遍过，过于复杂的论述，需再三斟酌的思路，都不合适。更何况众口难调，凡大型集会，都只能就“常谈”做些提升与发挥。
1927年10月25日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演说，题为《关于知识阶级》，其中有：“我不会讲演，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讲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这与其说是谦虚，不如说是反讽。不屑于像科举时代的举子做八股，或者当下很多演讲名家那样动辄起承转合，宾主皆欢，鲁迅更倾向于别出心裁，像写杂文那样构思演说。具体说来便是：“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后面这句打穿后壁的名言，出自1927年12月21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的演讲，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不做鸿篇大论，不求体系完整，有感而发，单刀直入，如此“杂文式”的演说，上天入地，神出鬼没，演讲效果很好。但过于贴近现实，无论褒贬，都容易得罪人，这或许是鲁迅好些演说没能或不愿整理成文公开刊发的内在原因。
鲁迅的演说大都立论深刻，言辞犀利，弄不好便四面树敌，包括误伤朋友，其结果是，上海十年，邀请演说的，基本上都是青年学生或文艺团体，很少有政界要员或学界名流敢出面邀约。因为一言不合，很可能当面挨批。当然，你也可以想象，若有大人物邀请，自居边缘的鲁迅说不定不屑一顾。
综观鲁迅的演说，包括已经成文或仅存题目的，基本特征是杂文化——立论新，篇幅短，角度刁。如此别有洞天的演说，不仅留下众多名篇，还有不少传诵至今的名言。鲁迅研究专家王锡荣曾列出鲁迅演说中的10则名言，我略微伸缩，举以下三段为例：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
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
此乃鲁迅演说的基本特征，不太讲究逻辑推演，跳跃性很强，说理性不足，但善用比喻，多有妙语。
演说不同于著述，不可能“体大思精”，也没必要追求严丝合缝。演说中出现口误，或论述有漏洞，只要不动摇根基或颠覆人设，那都没关系。演说成功与否，就看是否带来思想激荡；有无警句传世，也是一个重要指标。越是即兴演说，越需要演讲者调动激情，驰骋想象，电闪雷鸣中，突然间蹦出几句足以传世的妙语——这就够了。比起温暾水的长篇大论，有警句的演说，即便漏洞百出，也都值得铭记。阅读众多关于鲁迅演说的回忆文章，有一点可以确认，鲁迅有很强的控场能力，众多妙语都是脱口而出。尤其是后期的演说，比如1929年的“北平四说”与1932年的“北平五讲”，数百乃至两千多人的演说场面，没有现成讲稿，全凭临场发挥，能有几句妙语被记录下来并传诵开去，已经是巨大的胜利了。
六、那些被删除的声音
“出口”是否能“成章”，这涉及现场效果如何，有无录音/速记/记录稿，谁来整理，能否刊出，还有本人发表的意愿等。因此，谈论现代史上无处不在的演说，请记得那些交口称颂的名文，也记得曾经出口而未能成章的声音——包括酝酿良久但因故取消的演说，或因政治禁忌而只能在心里嘀咕的想法。诸多因素中，这里单谈那些被演说家本人删掉的声音。
1934年12月，鲁迅为《集外集》撰序，此书1935年5月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收录了鲁迅此前未曾入集的诸多诗文，从1903年的散文《斯巴达之魂》，到1933年的七律《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其中包括1927年的演说《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熟悉鲁迅写作及发表的读者马上发现，已入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的三篇演说稿被排除在外。在和编辑来往信件中，鲁迅即便承认《老调子已经唱完》“原是自己改过的”，但还是一口咬定：“钟敬文编的书里的三篇演说，请不要收进去，记的太失真。”日后学者考定，不仅《老调子已经唱完》，《读书与革命——中山大学开学演说词》也是鲁迅修改过的。三篇演说两篇已经订正过，为何不让其入集，学者们为此聚讼不休。或曰鲁迅本人一时失忆，或曰鲁迅讨厌记录者，或曰鲁迅怀疑编者牟利，或曰鲁迅认定钟敬文与顾颉刚是一伙的，近年更有论者称鲁迅此举乃有意抹去自己“清党”前的言论，完善其自我形象塑造。所有这些论述，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似乎都过分深求，忽略了最最基本的，那就是鲁迅对于文字精微与表达分寸的讲究，使得他对记录稿能否准确传达自家曲折幽微的想法，始终抱有很大疑虑。
在我看来，常被学者引述的《集外集·序言》中对于演说记录稿的挑剔与抱怨，依旧值得我们尊重：
只有几篇讲演，是现在故意删去的。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
这里提及好几篇故意删去的讲演，不仅是1927年广州的，也包括1932年北平的。关于后者，鲁迅说得很清楚：“大约记者不甚懂我的话，而且意见也不同，所以我以为要紧的，他却不记或者当作笑话。”没有录音可以不断回放，也没专门学过速记法，要想准确记录鲁迅那些深刻的思考与幽微的表达，是很不容易的——这还没算报纸主编的政治审查，以及讲者的口音问题。因此，所有演说，记不好是常态，记得特别好那是万分幸运，甚至可以说是奇迹。
演讲者若想让声音顺利转为文字，并公开刊布，传之后世，最好以记录稿为底本，或增删，或润色，或补写。原本就讲得不太好，或记录稿实在太差，失去整理刊布价值的，此类例子比比皆是。想像鲁迅或其他伟大人物金口玉言，公开场合说出来的话都值得记录与传世，那也太难为当事人了。不仅难，而且没必要。演说与现场氛围密切相关，时过境迁，掌声消失，若非“一言九鼎”的政治领袖或关键性的重要言论，重读记录稿，觉得不合时宜，因而舍弃，或虽发表过但不想将其入集，“作者”的态度值得尊重。
在《无声的中国》里，鲁迅提倡“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但又承认这很难：“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公开场合说话本就不一定掏心掏肺，更何况演说带有某种表演性。现场人山人海，讲者慷慨陈词，听众热泪盈眶，台上台下互动良好，也不见得那些声音都值得转化为文章永久保留。就以1932年11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那场激动人心的演讲为例，两千多人的广场上，没有扩音器，寒风中鲁迅站在大方桌子上，需不断转身，朝四面八方听众喊话。论者多强调此演讲的伟大意义，抱怨《世界日报》《民国日报》的记者没本事，记录得很零碎。而我则很好奇，此等场面，做《再论“第三种人”》的即兴演说，见多识广的鲁迅先生，是否心里也会发怵。
我不否认记录底稿不好，可能导致鲁迅拒绝修订；只是想补充另一种情景，那就是鲁迅当初也没讲好。请记得，每一场成功的演说，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讲者的胆识与才华固然重要，但听众的配合同样不可或缺。演说场中，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好话/坏话该说到什么程度，嬉笑怒骂能否被接受，弦外之音有无回响，这些都严重受制于外部环境，而不全然是个人所能控制的。
所有这些，我相信鲁迅都晓得。1927年演说高峰期过后，鲁迅转向以书斋著述为主。上海十年，鲁迅之所以减少演说次数，不能单纯归咎于政治黑暗——因写作也有禁忌，出版同样受审查。我以为更应强调的是，鲁迅在认真思考声音与文字各自的功能和局限。上面谈及1927年7月至12月间，鲁迅分别在《略谈香港》《关于知识阶级》《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三文中讨论演说，就在此前两个月，具体说是1927年5月31日，鲁迅翻译了日本评论家鹤见祐辅的《读的文章和听的文字》，其中有这么两段：
文章和演说之不同，就在这里。诉于耳的方法，和诉于目的时候是全然两样的。所谓听众者，凡事都没有读者似的留心。简洁的文字，有着穿透读者的心胸的力量。然而在听众的头里，却毫不相干地过去了。听众者，是从赘辩之中，拾取兴趣和理解的。像日本语似的用着象形文字的国语，演说尤不可简洁高尚。否则，只有辩士自己懂。
所以，所谓文章家和所谓雄辩家，是否一个人可以兼做的呢，倒很是疑问。诉于耳的人，易为音律所拘，诉于目者，又易偏于思想。假使有对于文辩二事无不兼长者，则他一定是有着将这二事全然区别开来、各各使用的特别能力的天才。
此文初刊《莽原》第2卷第13期（1927年7月10日），后收入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版《思想·山水·人物》。在为该译本撰写的“题记”中，鲁迅只是谈了自己译书的习惯，以及选择译本的原则，没有进一步阐发上述引文，殊为可惜。但我相信，明显“偏于思想”且更擅长“简洁的文字”的鲁迅，在翻译这篇文章时不会毫无感触。
若真的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在“文章家”和“雄辩家”这两个角色中，鲁迅毫无疑问选择前者。许广平曾感叹鲁迅最后十年“减少了讲话，是多么可惜”；但反过来又承认：“鲁迅到上海之后，果然辞去教书，专心一致地做编写的工作了，成就是比较大的。看他末期十年的写作，是较之头二十年合起来还多到不止一倍，就可以证明。”回过头看，不教书，少演说，专心著述，鲁迅晚年的选择绝对正确。虽然演说场上，鲁迅也能挥洒自如，但“出口”不一定能“成章”，即便成章，也不一定能传世。
“说出来”的思想、学问与文章固然难得，“书斋里”的沉思与写作，更能发挥大文豪鲁迅的智慧与才华。并非所有名人都像鲁迅那样，在关键时刻，做出切合自身特点的明智选择。绝大多数曾存在乃至发挥作用的声音很快随风飘逝，但也有寿比金石的——借由“出口”与“成章”之间的巨大张力，阐发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知识传播与文章嬗变，未始不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附记：讨论纸本印刷时代被遗忘、被改写、被接纳、被传扬的声音，不管其是否已经“成章”，这些工作还比较可控，因范围相对有限。随着科技突飞猛进，电视、网络、慕课、音频节目逐渐普及，再加上制作简便的抖音，如今若想保存以及传播某种声音，已成举手之劳。后世的史学家，不知该如何处理那些极为浩瀚芜杂的声音，AI能帮忙吗？虽然主编《AI时代的文学教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此文的构思与写作，从头到尾，没有借助任何人工智能。我想试验一下，没有AI赋能的人文学，到底还能走多远。
2026年2月23日-3月6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