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潮汕文化视野中的《给阿嬷的情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 次 更新时间:2026-06-03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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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进入专栏)  

并非影评家,竟然连续三天在不同场合谈论《给阿嬷的情书》,在我是破天荒的事。好在我很有自知之明,没有泛论电影的技巧或得失,而是始终将论题局限在“潮汕文化视野”。5月19日晚上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电影放映后与导演蓝鸿春等主创团队对谈,相关报道很多,不算各种短视频,纸媒就有《北大陈平原评〈给阿嬷的情书〉:一纸侨批传文脉,三十年潮学终出圈》(《羊城晚报》2026年5月20日)、《北大陈平原对话〈给阿嬷的情书〉:一部潮汕电影出圈背后是30年的文化托举》(《南方日报》2026年5月21日)、《陈平原:关注人心人性是潮汕电影传统》(《大公报》2026年5月21日)等。20日晚上我在深圳某读书会演讲《故乡、潮学与美食》,引述我的《故乡潮州》中若干与电影相关篇章,如《六看家乡潮汕》《未完成的“家族史”》《扛标旗的少女》《冰糖鸡蛋》等,但几句话就带过去了,主要还是借《潮汕文化读本》《潮汕文化三人谈》以及十卷本《潮学集成》,讨论“地方性学问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向度”。21日晚上则是在深圳湾区之眼配合“一纸侨批平山海——侨批回批实物特展”,做“侨批中的家国记忆与人文精神”的专题讲座。为了避免重复,也为了活跃氛围,我播放了五段此前各媒体有关北大对话的短视频,然后分别予以补充、澄清与拓展,此活动的报道见《从〈给阿嬷的情书〉说开去:听北大教授陈平原谈潮汕文化、电影传统与南洋叙事》(读特新闻客户端,2026年5月23日)。 没有出口成章的才华,三场活动下来,感觉还有好多话没说,或者没说透,于是决定亲自撰文。考虑到该片已经大火,从政府到民间一片叫好,我既不想吹毛求疵,也不满足于仅仅唱赞歌,选择从潮汕文化视角解读《给阿嬷的情书》所体现的责任、温情与侠义,在我能力之内,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为何一部方言电影能火遍全国

不用专门研究,闭着眼睛都想得到,这部电影能够大火,必定是集合了天时地利人和。对白纯用方言的电影近年出现不少,但那是把双刃剑,很可能本地观众喜欢,外地观众则因听不懂而拒斥。相比西南官话或西北方言,毫无疑问,全国人民听懂潮汕话的几率更小。因此,方言电影要想走向全国,一个重要前提是观众能适应字幕,而不是普通话的转译。这一点,与年轻一辈看外国电影,逐渐适应配字幕的原声片,而不是对口型的译制片,有直接关联。我注意到,电影院里不时出现这样的局面:角色的话还没说完,观众的笑声响起,那是因为字幕已显现。也就是说,对于外地观众来说,了解故事推进与人物对话,主要靠的是字幕,方言作为声音,变成了配乐性质,起烘托氛围的效果。听得懂很好,听不懂也没关系。这种观影习惯的转变,不是一时半载形成的——起码与最近二十年年轻一辈看原声片的阅读趣味有关。这回进电影院观看《给阿嬷的情书》,且哭得稀里哗啦的观众,很多是听不懂潮汕话的。他们甚至认为,看普通话版不如看潮汕话版带劲,因后者更为真实、可信、原汁原味。这是一种值得认真观察的文化现象——潮汕方言电影能做到,其他方言区的编导自然也跃跃欲试。 《给阿嬷的情书》是导演蓝鸿春拍摄的第三部方言电影,前两部《爸,我一定行的》《带你去见我妈》的票房效果也不错,起码广东观众对潮汕方言电影是买账的。既然有需求,只要能保住基本盘,小制作的方言电影就能生存与发展。之所以选择过番与侨批作为第三部方言电影的题材,我相信导演是认真号脉、精心谋划的,因那是潮汕地区家喻户晓的历史传奇与现实经验。可以这么说,潮汕地区很少家庭跟南洋毫无关系——我的曾祖父与祖父也都曾过番,最后叶落归根。这个故事讲好了,很容易催人泪下。以蓝导的情怀与手艺,这部小制作的片子票房过亿没有问题,但我万万想不到,这么一部方言电影,竟能如此火遍全国。 影片最初的路演是在潮汕,赢得满堂彩,这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转折出现在广州与深圳的放映,那里固然潮汕人不少,但更重要的是,很多听不懂潮汕话的观众也被深深打动,主动为电影“鼓与呼”。还没等学界认真评说以及政府大力表彰,此片大火已势不可遏。可以说,这是一部被观众的口碑而非资本的力量抬起来的好片。 北大放映现场,我首次观影并参与对话,主持人问“你哭了没有”,我说“没有”,现场一片笑声。我解释:“因为年纪,因为阅历,因为气质,大家的泪点不一样。不能以是否哭得稀里哗啦作为评价影片的标准。作为潮汕人,从小熟悉这类故事,所以,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审视、思考和感怀,和外地人是不一样的。潮汕人喜欢这部片子,我完全理解;外地的朋友也能接受,这让我格外感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放映此片,开票秒光,我好几位潮汕籍的研究生抢不到票,托我找人通融,我也没办法。在北大工作40多年,第一次站在大讲堂上说我是潮汕人,而且还很骄傲,这种感觉很奇妙,也有点魔幻。”说实话,等到我登台谈论这部电影,说好说坏其实已经不影响票房了,所以,我更关心的是,一部本来是小众的方言电影,为何能如此出圈,除了编导的个人才华,以及主创团队的努力,还有没有别的重要因素?

三十年文化积累一朝爆发

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至国内的那种银信合一的侨批,不是潮汕地区独有的。2013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由粤闽两省共同申请,只不过现已征集到的侨批,三分之二在潮汕。这就能理解为何国内首家侨批文物馆在汕头落成(2004),以及总共4辑139册的《潮汕侨批集成》是由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辑刊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11/2015/2020)。而且,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饶宗颐先生等便特别强调下南洋与侨批在潮汕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如今,因为一部电影,把当地习以为常的、兼及苦难与辉煌、夹杂泪水与欢笑的“下南洋”,以及作为象征物的侨批,还有隐藏在背后的潮汕人的生活方式,让全国人民“看见”,这让我很兴奋。 在北大电影映后对话中,我说的一句话,被好多媒体引用:“一部潮汕电影出圈,背后是30年的文化托举。”潮汕人喜欢自嘲生活在“省尾国角”,地方小,经济差,机遇少,只能拼命往外发展。从晚清的“下南洋”,到今天的“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背后都是巨大的生存压力。所谓勤俭、聪明、诚信、能干,其实都是逼出来的。最先被“看到”的是潮商,从1981年起,每两年一次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国际潮团联谊会,在所在国都是引起广泛关注的大事,因谁也不敢小觑潮商的巨大能量。去年11月,第二十三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潮州举办,走进会议现场,被南方某媒体盯住,面对镜头,我只好临场发挥,大意是:这个场合,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主要聚焦于潮商,这当然是对的。但请记得,潮汕人不仅擅长经商,而且还很会读书,大家都认同这样的古训:“地瘠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因此,起码在潮汕社群,读书人和企业家互相敬重——走的不是一条路,但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状态下,为家乡做贡献。 1993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首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上,饶宗颐教授发表著名的《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意要建立“潮州学”》,同年年底,为减少误解,将“潮州学”简称为“潮学”。从那时开始,无数潮汕读书人、学者、文人、官员以及当地百姓,都在尽最大努力托举潮汕文化,今天终于在一部电影上引爆了。影片中的扛标旗、营老爷、英歌舞、无米粿、工夫茶、油柑、橄榄、木棉花等潮汕元素,不仅令潮汕人深有共鸣,也引起了其他地区观众的浓厚兴趣。这并非一蹴而就,此等“美誉”,是一种无形的财富,需长期经营积累。二十年前,我在北京谈及家乡潮州,须做很多解释,现在不用了。 中国人喜欢说“三十而立”,因众多文化精英和平民百姓的共襄盛举,加上“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如今作为文化符号的潮人、潮商、潮学、潮菜、潮州音乐、潮汕工艺等广义的“潮汕文化”,在全国已经有很大的知名度。这对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传播,是一种重要的铺垫。去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主持的十卷本《潮学集成》,在学界评价很好,媒体也有不少报道,但那是小圈子的事,传播面很有限。所以我才会感叹:“30年的潮学研究,最后借一部电影出圈了。” 这次电影宣传中,不少媒体提到“三江出海/一纸还乡”这副对联,那跟我略有关联。2017年初,我在《潮州日报》开设专栏“一纸还乡”,私下聊天时提及,过去寄侨批是“一纸还乡”,如今送文章也是“一纸还乡”,能力有大有小,贡献有虚有实,但都体现对于故乡的一往情深。泰国正大集团副总裁、著名文化人李闻海看到了,灵机一动,添上“三江出海”,凑成一副精彩的对联,再请饶宗颐老先生书写,如今镌刻在潮州淡浮院的潮商名贤祠。潮汕地区有韩江、练江、榕江三条江,万千潮汕儿女从此地启程,不畏艰险,远涉重洋,最后又用一封封跨越山海的侨批,表达他们对家人与故乡的无限思念。据李闻海称,不少泰国老华侨聚会结束时,就喊这八个字,一遍遍地喊,最后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文学艺术的爆发与学术研究的成绩,并不完全同步,有时甚至没什么直接关联,但二者共享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魅力。放在整个中国版图,潮汕是个小地方,但今天潮汕的知名度,远超其经济实力。许多比我们地理环境优越、经济运行良好,且历史久远、文化深厚的城市,不见得比潮汕更能吸引普通人的眼球。从潮菜到英歌舞再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波一波的热潮,对于潮汕来说,这是巨大的历史机运,但愿能承接得住。

另一种南洋叙事

学界很多人知道我是潮州人,这段时间,不断有人给我推送有关《给阿嬷的情书》的信息。说来有趣,第一位向我推荐这部电影的,是生活在台湾的著名马华作家黄锦树:“偶然看到一部南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很不错,陈老师应该会喜欢。以泰国为背景,下南洋的潮州人,难得的是以潮州话发音。片名很俗,但片子不俗,可以稍微了解彼时的氛围。泰国是南洋国家中对华人相对温和的,没发生过大规模排华,因此同化也最为成功。推荐一看。”别人或许不晓得,我可深知,这位黄先生眼界极高,难得他说好话。更何况,这“南洋叙事”,正是他特别关注且擅长的。 谈及侨批,以往我们更多着眼于侨乡民众的生活场景;这回电影表现的重点是南洋,南洋的环境、氛围、故事、人物,包括他/她们的艰辛、韧性、善良,以及对唐山(中国)的挂念等。看完电影,我马上承认,影片拍得最好的,不是潮汕故事,而是南洋生活场景,以及华侨的情感与心态,包括如何通过教/学中文来牢记自己的根。 二十多年前,我先后多次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参加学术会议,接触了不少热心华文教育的新马华人,不断听他们讲述艰难办学的故事,日后还为相关著述撰写过序言。但那毕竟是纸面文章,过于粗枝大叶,与看电影的直观感受,还是有很大差异。这里面,具体场景与鲜活细节最重要。据说导演为了让演员能进入规定情境,特意编写了一本还原那个年代暹罗唐人街日常景象和衣食住行的《暹罗生存手册》。这我很有兴趣,甚至专门给蓝导写信,建议他刊行作为电影底本的小说时,将此手册作为附录。即便只是史料辑录,不具原创性,但对于像我希望了解祖上下南洋时那边真实生活情景的,会有很大的吸引力。 今年年初央视财经频道(CCTV-2)播出特别节目《千年潮商 赓续新程》,录制的是去年11月底第二十三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活动,记得当时央视主持人要求用一句话打招呼,广东凯普生物董事长、也是著名文化人的管乔中脱口而出:“返来就好。”对此,我大为赞赏,这恐怕只有潮汕人才知其中奥秘。“一溪目汁一船人,一条浴布去过番。钱银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共妻房。”这首童谣《过番歌》,在当地几乎无人不晓。万千潮人因生活所迫去过番,历经艰难险阻,最后能安全回来的,数量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家乡有句俗语:“平安当大赚。” 如今交通便利,几个小时就能安全返乡,但请记得,不是所有人都能“衣锦还乡”的。回来参加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活动的,基本上都是成功人士,有头有脸,生意做得很不错。可还有很多下南洋的人及其后代,没能发财致富,且已入籍他国,但依旧对家乡饱含感情。上世纪好些年份,家乡蒙难,亲人嗷嗷待哺,从世界各地纷纷飞来的侨批,寄托了游子的无限深情。眼下情况大不一样了,十年前我在《六看家乡潮汕——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初刊《同舟共进》2016年第7期,收入《故乡潮州》,商务印书馆,2022)中,写下这么一段话:“什么时候,我们反过来思考,如何帮助那些漂泊在外的原籍潮汕的亲人——能力大小是一回事,有没有这个想法,考验我们的‘侨务策略’。不仅仅是劝说捐赠,而是真心关注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出名的以及落魄的,成功的以及困顿的,能捐赠的以及需要帮助的。”

潮汕人的情与义

“做人要有情有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是电影中阿嬷对孙子的叮嘱,也是整部电影的情感基石。对于电影中三位平常百姓的恩恩相报,以及其关键设计——南枝烧毁讣告,转而承担起责任,替木生给淑柔写信寄钱,不少外地观众可能心存疑虑,但在潮汕民众看来,完全可以理解。在北大活动现场,有观众提问:“为何‘情义’二字是潮汕文化的核心?”我的回答多少有些出人意外:“因为我们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到一个新的地方要生存,只能靠情义。影片里面特别讲‘我们自己人要帮自己人’,就是弱势群体的特点。潮汕人下南洋,人生路不熟,要站稳脚跟,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去。”潮汕地区背山面海,人多地少,生存极其不易。走南洋是一种兼及梦想与冒险、可能发财也可能毁灭的选择。在我看来,潮汕人之所以特别讲“义气”,根植于最底层的“抱团取暖”的生活哲学,而不只是书本上刻意渲染的拯世济民的英雄气概。当然,这种习俗长期积淀下来,也会内化为一个族群的文化基因。 这一点,我十年前撰写的《六看家乡潮汕——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时已经提及:“多年前听人谈起,潮汕人喜欢打群架,单凭口音,就能在异国他乡拔刀相助。现在当然没这回事了,但潮汕人爱抱团是出了名的。为什么抱团?因为是弱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二十多年前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及《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曾专门探讨此话题。所谓特别重乡情,背后隐含这种辛酸。比如在广州,主流群体是广府人,经常抱怨潮汕人拉帮结派;而在东南亚,也多感叹潮汕人太团结了。个体力量不够强大,没能单打独斗,移民之初,更需要抱团取暖。久而久之,海外潮人社团的力量不可低估。” 我知道,这样的解释不够高大上,甚至有些煞风景。可这就是历史的规定性。其实,包括淑柔在故乡的坚守,也是如此。那个年代,无数男子下南洋讨生活,多年未归,只能借侨批传递信息与关怀,作为妻子,为家族抚养子孙延续香火,在时人看来是很自然,也很神圣的。这里讲究的是“责任”,而非“权益”。这种兼及温情与侠义的“牺牲”背后,有无数个体的泪水与辛酸。其中有高尚的道德制约,也有残酷的经济计较。只有了解那段历史的波澜起伏,以及那个地域的集体记忆,才能读懂此等“守望相助”的真实性与情感归依。 所谓“‘情义’二字值千金”,此等弱势群体的生存智慧,如今成了稀缺物,影片细细道来,反而抚慰了万千人心。其中的女性故事,尤其让人动容。著名方言学家、原韩山师范学院校长林伦伦喜欢说潮汕有四宝:潮商、潮儒、潮匠、潮女——因特殊的历史因缘与文化积淀,潮汕“雅姿娘”普遍聪明、灵秀,表面柔弱,实则坚强。导演设计让南枝走进暹罗电影院观看潮剧电影《玉娇龙》(此剧与李安执导的电影《卧虎藏龙》一样,取材于王度庐的长篇小说《卧虎藏龙》),显然将其以一己之力支撑起两个远隔山海的破碎家庭,视为果敢决绝、超越流俗的侠女行为。

侨批与情书之间的张力

作为银信合一的侨批,主要功能不是抒情。今天博物馆里收藏的十多万件侨批,绝大多数朴实无华。考虑到下南洋的劳工普遍识字不多,很多侨批是先生代书的,有些甚至是印好模板然后填写个性化信息的。仔细翻阅,确实能读到不少击中人心的句子,但并非有意作文。像影片中的“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切要平安,即为团圆”,或者“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圆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湄南河畔木棉花盛开,像极了家乡的春天,压了一朵在信中,望你也能闻到花香”,当然属于编导的精心创作。不必追问南枝的书写能力以及文学修养何以迅速提升,只要电影中的书信能击中人心,那就是成功。 电影院里,无数听不懂潮汕方言的观众,单看字幕,就失声痛哭。路演时,演员常常被要求读信——而且是用潮汕话!绝大多数人听不懂,但有大屏幕显示。我在深圳湾区之眼的那场讲座,临结束时,主办方安排四位在深的潮籍青年读信:潮阳的、揭阳的、汕头的、潮州的,外地人分辨不出,我却能感受到明显的差异。

某重要媒体希望我撰文分析这20封信如何体现中文之美,我谢绝了。现场的解释是:“这些信大都半文半白,除了导演本身的文学修养以外,跟潮汕方言的表达方式也有关系。导演是中文系毕业的,曾称‘古汉语之美奠定了这部电影的美学基底’,将来由他自己来解读,应该比我写得好。”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我不想当场说,免得扫大家的兴。 单就电影而言,这20封信起催泪作用,效果确实很好。但要讲文学价值,不宜评价过高。因为,我马上想到的是徐枕亚1912年刊行文言哀情小说《玉梨魂》,以及1915年出版《雪鸿泪史》。徐枕亚在自己主编的《小说丛报》第13期(1915年)上为《雪鸿泪史》刊登广告:“书中主人梦霞与梨影自始至终见面不过数次,其中传情之处悉以函札达之,前后不下数十首,哀感顽艳,可歌可泣,《玉梨魂》未载之者尤多。”对于此等穿插大量催泪书信的艺术手法,多年前我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中有这样的评述:“中国作家最早大量引书信入小说的数徐枕亚,正像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理查逊由编写尺牍而悟出写作书信体长篇小说一样,徐枕亚在创作《玉梨魂》《雪鸿泪史》之前,曾为中华书局编写过《高等学生尺牍》和《普通学生尺牍》。《玉梨魂》《雪鸿泪史》出版后大受欢迎,尤其是其中的艳情尺牍。”(213页) 我没有指责电影借侨批倾诉与抒情的意思,只是从文学史角度提醒,此等技巧并非独创。大概是因为今人已习惯用电话、微信甚至表情符号沟通,而不怎么会写信——尤其是抒发感情的信,才会如此被这些信件深深打动。

并不遥远的电影回声

有趣的是,1924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推出大获成功的电影《玉梨魂》,编剧郑正秋正是蓝鸿春导演的老乡。很多人不知道,潮汕这个“省尾国角”,实际上是有电影传统的。到过汕头的人都知道,那里的“潮籍电影名人史迹馆”值得参观。此馆纪念三位活跃在1910至1940年代的潮籍电影人,除了名气最大的蔡楚生,还有被誉为“中国电影之父”、编导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1913)的郑正秋;以及日后新中国电影教育奠基人、创办北京电影学院前身的陈波儿。 有专业人士评点,称这部电影一半侯孝贤,一半周星驰。前者大概指镜头的运作,后者则是笑点的经营。我不晓得这个描述是否可靠,但我更愿意强调另一条借鉴的路径,那就是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传统,以及其佼佼者蔡楚生。拍摄过《渔光曲》(1934)、《新女性》(1934)、《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等名片的蔡楚生,1925年在汕头开启其编剧、导演和演员生涯,1929年怀揣电影梦闯荡上海,又得到同乡前辈郑正秋的提携。这位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性人物,始终关注民生疾苦,强调人心、人情、人性,不以大制作,而以真诚见长。这一点,或许对同乡后辈蓝鸿春不无启示。 今天在广东,采用小制作、注重文学性、突出地方韵味的潮汕方言电影,不只蓝鸿春一位在拍。5月16—17日,中国电影家协会在京主办“潮汕青年电影展映”,除了主角《给阿嬷的情书》,还有另外四部电影,以及一批青年导演创作的短片。此外,汕头的“观潮影展”,十年前由非营利文化组织“观潮时间艺术机构”发起,以展映南方地域文化特色影片为核心,在潮汕地区影响很大。这个地方,有故事,有舞台,有作者,有观众,那个原本高不可攀的“大银幕”,于是变得触手可及了。 阿嬷的成功,不仅对于潮汕青年影人是一针强心剂,说不定对于整个中国的电影事业,都意味着某种转机——从过分堆钱与炫技的大制作,转向满天星斗的侧重文学性与思想性的个性化表达。 (2026年5月2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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