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四十年前，我在北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最初主攻小说史、散文史，之所以逐渐拓展到学术史、教育史，除了博士论文的“未尽事宜”，很大程度是北大百年校庆促成的。各种版本的《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开篇都是完成于1996年10月的长文《校园里的真精神》。此乃我和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18）的“代序”，曾刊《读书》杂志1997年第4、第5期。该文最后一节“‘回到现场’之艰难”，谈及为何在“宏大叙事”之外，还需要关注老北大的“日常生活”：“当年教授的薪水、寄宿舍的伙食费、讲义如何分发、试卷怎样评阅、课余活动及自我娱乐、教授眼中的学生与学生眼中的教授、红楼的晨光、汉花园的月色、沙滩周围的小饭铺、众名流的电话及住址，诸如此类琐碎的生活场景，不为史家所重视，却是进入‘老北大’的必要门径。”基于此理念，此前此后，我多次游览、观察、描述老北大一院、二院的建筑遗存，当初只是为了论述时的氛围与文采，没想到三十年后，更因大学博物馆的设想，再次深度结缘。
为何以及如何谈论博物馆
明明是中文系教授，为何又谈起博物馆来？这得从《大英博物馆日记》说起。此书2003年9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推出初版本，第二年台北二鱼文化出版公司发行繁体字版；三联书店2017年推出的《大英博物馆日记》（外二种），其实就是增订版。日记本身没什么，倒是我整理时，每则日记后面的“附记”值得吹嘘。这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读书人，凭借热情与学养，从文化史而不是博物馆学的角度，阅读、品味、思考这座名扬天下的“知识的海洋”。因此，该书的最大特色在于，努力打破博物馆的封闭性，引入另外两个参照系——作为游览者的我，不仅与博物馆里的万千展品对话，还与此前诸多描述这座博物馆的先贤、以及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对话。
博物馆不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它在召唤观众的同时，也被观众的眼光所改造。只有将储藏远古记忆的博物馆，与关注日常生活的大众传媒，以及沟通古今的学校串联起来，互相支持，也互相质疑，其“传播知识”的宗旨，方才比较容易得到体现。这样的阅读角度与表达方式，不同于文学家的生花妙笔，也迥异专门家的博学深思，就算是“别具一格”吧。因此，书出版后大获好评，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还专门制作了长达半小时的专题片《陈平原带您游大英博物馆》。选择这么一个蹩脚的“导游”，当然不是看中其并不丰厚的学识，而是公众比较容易借助此非专业的视角进入。2006年首都博物馆举办《世界文明珍宝——大英博物馆之250年藏品展》，邀我做专题演讲，效果很好，也是因贴近大众的阅读水平与观赏趣味。
就从这个地方起步，一个喜欢胡思乱想的读书人，开始观察并小心翼翼地评说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作为《大英博物馆日记》开篇的“国民教育的立场”，特别表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国家画廊、泰特美术馆等之免费参观，且重复晚清思想家王韬的慨叹，称此举“用意不亦深哉”。在与之相关的专题演讲中，我再三表达见贤思齐的愿望。没想到，过了不到五年，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于2008年1月23日发布了《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根据通知，除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外，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主管的博物馆、纪念馆等全部免费开放。虽仍有“政绩工程”的意味，执行中也出现了若干偏差，但总归是好事，值得大大点赞。
不过，也有若干遗憾，我在《看得见的风景与看不见的城市》（《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中，曾如此评论：“作为建筑的博物馆，在中国各大城市里正茁壮成长，一时蔚为奇观。可硬件不等于软件，博物馆建筑与作为收藏、展览、研究三合一的博物馆文化，二者并不同步。而培养公众积极、认真、深入阅读博物馆的热情，以达成自我修养的目标，更是相当艰巨的任务。目前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现状是，建筑比藏品好，藏品比展览强，展览比观众优。最应该用力的，是如何提高公众进博物馆参观的愿望，以及阅读博物馆的能力。在我看来，培养中国观众欣赏各式各样高水平博物馆的‘雅趣’，此任务一点也不比建三十座或三百、三千大型博物馆轻松。建得起，养得好，用得上，需要政府与民间、学者与大众共同努力。看来，从有钱到有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我才会在专题讲座《阅读的边界与技艺——读书、读图与读博》（《新华每日电讯》2023年3月24日）中，再三提醒年轻一辈：“有古老而醇厚的‘读书’打底子，有百变金刚的‘读图’为侧翼，再加上眼下正方兴未艾的‘读博’，三者互为支撑，相互激荡，如此‘致广大而尽精微’，方才是‘阅读’的理想状态。”这里所说的“读博”，不是指攻读博士学位，而是阅读那些收藏历史记忆、人类知识以及一代代文人/学者/画家的趣味与心情的博物馆、美术馆与纪念馆。
关于博物馆，我有三篇小文章值得引述，单看题目，就能大致明白：《博物馆，现代人的乡愁》，《羊城晚报》2024年5月28日；《以读者为中心的博物馆建设》（刊出时被改题《更用心地帮助市民“读博”》），《北京青年报》2023年9月27日；《跨界的诱惑与陷阱——人文学者眼中的美术馆》，《读书》2023年第8期。我当然知道自己的局限——不是城市管理者、规划师或博物馆从业人员，只是基于诗意、趣味与想象力，从需求方而非供给侧的角度，观察、思考与谈论博物馆，如此第三只眼看世界，也不无可取之处。
非专业、有兴致、想得开、说得妙，但多数不能落实——这种清晰的自我定位，使得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深切关注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这就能理解，为何半年前我会撰写《希望看到这样三座博物馆》（《新民晚报·夜光杯》2025年10月14日），并称此举的目的是“兼及城市风貌、知识传播与精神建构，且与高校的教学科研相结合”。最先见成效的是“中国大学西迁博物馆”，或单独，或综合，或原址，或异乡，已经有好些人在做。当然也是因为这个计划简单，实现起来相对容易。加上我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已经问世，其中作为附录的《战时中国大学的风采与气象》《松林坡应该有座纪念馆》《重提抗战中的大学西迁》等，已将我的立场阐发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就是顺其自然了。
至于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筹建“中国科举博物馆”，主要考虑校园中的河南贡院是中国最后两次科举考试（1903年、1904年）的举办地，虽然只剩两块碑，但延续1300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到此为止；再加上开封“城摞城”的地理奇观，使得我们驰想北宋礼部贡院就在脚下，说不定哪一天，能像发掘州桥遗址那样，让千年文脉连成一线。若如是，此地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连续性、重叠性与创新性的绝佳例证。这个话题，我与河大校方沟通多次，得到非常积极的响应，现已开始正式规划。
前两个愿望应该都能实现——至于谁来做，何时成功，无所谓；只有我最为看重的“中国大学博物馆”，目前尚无头绪，这也是本文希望进一步展开的地方。
为大学寻根，为古建赋灵
最初的设想，是站在北京大学的角度，建议将沙滩后街的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交给北京大学重修并运营。两年前给有关方面领导写信，大致内容如下：
世界各国著名大学无不特别爱护自己的根，那些创校时期的建筑，都被精心保护并标识，作为校史教育乃至旅游观光的重要资源。北京大学的情况有点特殊，因院系调整，1952年从沙滩迁往海淀，新校园固然漂亮，但丢失了创业的根基，毕竟是很大的遗憾。
从1998年编《北大旧事》、撰《老北大的故事》起，我一直关注北京大学的历史建筑与精神传统。前年应邀到红楼讲课、去年带学生“行读北京”，我又多次踏访沙滩后街的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感慨极深。
北大红楼作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当初的“新文化纪念馆”演变成为眼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越来越受重视，我乐观其成；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作为北京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状态最好的数学系楼修整后，成为“伟大开端”专题展馆，这我也可以理解。这两个展览多少都涉及北大，但侧重政治风云，无法完全取代一般意义上的校史论述。
值得庆幸的是，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中最古老的和硕和嘉公主府正殿还在，那可是京师大学堂及老北大的大讲堂，曾经回荡无数先贤的声音。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大讲堂不无创伤与改动，但那大厅里的石膏吊顶，以及为扩充使用面积而推进门窗，这些都是可以复原的。
在1918年8月红楼建成之前，这里曾是北大最重要的演讲场所；红楼建成之后，大讲堂依旧发挥作用——1930年代改为阶梯教室，仍然有无数名人在此演讲或上课。1952年北大迁往燕园后，原址移交给了人民教育出版社。据老职工回忆，大讲堂是人教社开大会的地方。一直到1982年人教社办公大楼建成，大讲堂改为食堂，因消防隐患被文保部门紧急叫停。此后，大讲堂长期闲置或出租，既开过茶室，也办过公司，如今墙上挂着两块牌，上面“原和硕和嘉公主府大殿”，下面“某某律师事务所”（现已摘除）。除非对老北大历史特别感兴趣，否则谁能想到，这里曾是中国思想及学术的最高殿堂！
不能埋怨人教社，他们只是建筑的业主，既然用不着了，按规定出租，没什么不对的。只是北大人看了心疼，那可是我们的根呀——说大点，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根。真担心哪一天大殿坍塌或失火，那京师大学堂/老北大的痕迹可就真的彻底消失了。
因此，我希望上级主管部门权衡利弊，最好是将此大讲堂还给北京大学，委托其重修并运营，让这个古老的大殿重新焕发思想及学术的光芒。我相信，只要政府同意，北大校方或校友定能把这件事做得很漂亮的。因为，此举有可能达成三赢：给北大一个根，给古建一个魂，给首都一座桥（连通学院与社会）。或者说，此举是在为北大寻根，为古建赋灵，为城市建桥。
报告最后，建议有关领导到现场看看，若需要补充材料，我积极配合。这篇兼及“寻根”与“赋灵”的建议，一开始得到很好的回应，各方已经动起来了，可惜最后还是功亏一篑。
事后想想，是我思虑不周，不该只从北大角度考虑问题，那样格局确实小了点。放长视野，想象五十年乃至一百年后，这个地方将是什么样的风景，并将发挥何种功能，于是有了眼下更为宏大的筹建“中国大学博物馆”的设想。
去年那篇《希望看到这样三座博物馆》中，有一段关键性文字，我将其中的“北京大学”替换成“教育部”，就可以照抄无误了：“考虑到京师大学堂对于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率先垂范作用，以及其在1905年12月清政府学部建立前曾兼管全国教育，若将此地改造成‘中国大学博物馆’，由北京市与教育部共同经营，我相信会很出彩。周边还有若干京师大学堂/老北大的建筑遗存，将来逐渐归拢，做成博物馆群，不要只讲北大故事，而是展现整个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那样更为恰如其分。如今各名校都有自己的校史馆，这当然很重要；而在国家层面，不妨就利用老北大的建筑遗存，建一座综合性质的‘中国大学博物馆’。”
展示中国高等教育的绝佳窗口
最近两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看似远在天边、实则近在眼前的宏大话题。将一个自以为靠谱的梦想，最终变成可执行的计划，须小心翼翼，步步为营，还得有高人指点与贵人扶持，这里就算试着迈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吧。
先说需求。在北京生活，你能明显感觉到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蒸蒸日上，且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博物馆，武的有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国核工业科技馆，文的有中国美术馆、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电影博物馆；远的有中国地质博物馆、中国古动物博物馆，近的有中国印刷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还有同样赫赫有名的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航天博物馆、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中国化工博物馆、中国海关博物馆、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中国园林博物馆，等等。这些国字号的博物馆，级别、规模与创建时间很不一样，但都办得不错，值得认真参观。唯独有一个重要领域，至今没有一个官方认可的全国性质的博物馆，我说的是教育。
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五千年文明、十四亿人口的教育事业，当然了不起，值得大书特书。可正因为话题太宏大、也太重要了，以至很难用一座博物馆来呈现。很多名校都建有规模不小、收藏颇丰的校史馆，但全国性质的教育博物馆目前没有。那是因为，教育涉及的面实在太广了，从学前教育到各种学历教育，再到终身学习计划，该说且可说的事实在太多，以至犹如天狗吃月亮无从下口。依我浅见，与其筹划极为庞大且庞杂的教育博物馆，不如分而治之，建立各种类型/专题的教育博物馆（比如科举、书院、学前教育、研究生院等），作为沟通学校教育、博物馆事业与城市文明建设的重要桥梁。其中，我最关注的是“中国大学博物馆”。因为，今天的中国大学，无论办学规模、教学质量还是科研水平，都取得了全世界瞩目的成绩。不妨这么说，从晚清起步，中国人主动向西方学习，创建现代大学，这一百多年急起直追的辉煌历程，是了不起的奇迹。这中间的失落、转折与崛起，以及今天所取得的业绩，实在太值得认真书写了。单靠各大学的校史馆，很难承担全面呈现中国大学这一百多年艰辛历程与辉煌前景的重任；而比起众多专深的学术著作来，一个兼及收藏、展陈与研究的综合性的大学博物馆，无疑更容易讲好中国大学的故事。
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的中国现代文学馆，1985年建馆、2000年迁至现址，收藏大量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本、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文物等，目前规模全世界首屈一指，且在学界与文坛发挥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所有这些，源于著名作家巴金先生1981年3月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创作回忆录〉后记》，首次公开提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构想。我没有巴金那样的地位及影响力，但有这个预感——先把道理说透，希望有人接着干，哪天感动上帝，说不定就成了。这种事情，不仅仅是情怀或金钱的问题，单靠个人、企业或小团体的力量是做不成的，必须是国家认可，愿意投入，才有可能成功。
再说可能性。建一座综合性的大学博物馆，以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及科技水平，若领导愿意、制度允许，可以说是举手之劳。为什么我还要越界举手，抢先发言，是希望兼及上面提及的“给大学一个根”与“给古建一个魂”。一个重要性还不够，再加一个必要性，方才有可能板上钉钉。以我的书生之见，在北京南中轴博物馆群二期里，增加一座中国大学博物馆（我胡乱猜想的），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总不及在沙滩老北大建筑遗存上做文章——那样兼及旧城改造与博物馆建设，新旧杂糅，更有历史感，也更值得观众流连。
已经拆掉了的，只能叹惜，这里按下不表。我关注的是那些至今仍幸存于世的老北大建筑，认定其值得用心规划、认真经营。如何活用已成为各级不可移动文物的老建筑，对于城市的管理者与规划师来说，其实也是个难题——不能乱拆，但也不太好用。我的建议是，那些老建筑，经过适当的维修，调整使用功能，将其做成中国大学博物馆的常设展；至于附近已有的或扩建的新建筑，则布置成各种专题展——比如邀请国内外各大学轮番上场，让原本“养在深闺无人识”的校史馆，走出校园，面向全国观众。如此一来，既保护了古建，又表彰了大学，还展示了中国教育的辉煌成绩，简直是一箭三雕。
我相信，如此紧邻游人如织的故宫博物院、历史底蕴深厚的大学博物馆，对策展人以及参观者来说，都有极大的吸引力。问题在于如何落实，是否会跟其他同样合理合法的历史及现实诉求相碰撞？
最近这些年，根据历史资料，还有朋友提供的原北大沙滩校区建筑遗存图（参见图一），我逐个踏勘，触摸历史，重建文脉，并逐渐形成以下自以为可行的“建设蓝图”：第一步，马上就能做的，那就是利用原和硕和嘉公主府大殿，也就是京师大学堂及老北大的大讲堂，以及1906年落成的原北大数学系楼，这两座十分难得的老建筑，加上此前韬奋基金会租用、现已腾空的那栋三层新楼，作为中国大学博物馆的雏形。随着时间推移，也属于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的西斋，那十四排中式平房，即经常在各名家回忆录中出现的北大学生宿舍（现中宣部宿舍），以及原公主府西路的额驸院（现人教社宿舍），这两大平房区（参见图二），目前已相当陈旧了，迟早需要更新，若能提前规划，将其改造成中国大学博物馆的一部分，既保留基本格局（其中有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亢慕义斋），又能作为专门展室，这是我设想的第二步。至于第三步，不妨看得更远，二十年、五十年乃至一百年后，原北大沙滩校区很可能作为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标志性建筑群予以整体保护与展示，那样的话，不仅二院，连一院那一块也可充分利用（参见图三），比如声名显赫的北大红楼（现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大地质学馆旧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以及同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孑民堂（现国家文物局）与原北大女生宿舍（又称新四斋、灰楼，现中宣部宿舍），还有原松公府北大图书馆新馆（现《求是》杂志社办公楼）、原北大民主广场（现《求是》杂志社的驻地园林）等，都应纳入统一规划，便于综合利用。至于日后到底是合并管理好，还是依旧各自为政、但允许参观，那是领导的事，我只记挂那些老建筑不要被以各种理由一拆了之。
在我心目中，若能依托老北大建筑遗存，来构建追怀往昔、关注当下、畅想未来的中国大学博物馆，不仅可以凸显历史感，更能证明现代中国大学并非所谓的“欧洲大学的凯旋”，而是始终兼及古与今、东与西。如此既旧又新、或新旧杂陈的建筑群，与现代中国大学的文化底蕴与精神特征若合符契。
（2026年4月1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