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光，男，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
一、问题提出与分析框架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当前，要深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要义，应该植根现代化的中西之辩、共性个性之关系，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六观”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从而有效提升关于“六观”叙事的话语建构力和传播力。相对于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生态观，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以下简称“独特民主观”）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图景，打破了“西方自由民主”的神话，为人类对更好民主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众所周知，独特民主观的形成离不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制度体系构建、体制机制创新、实践效能提升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是“独特民主观”立得住、应讲好的真正内核。为此，必须加强“独特民主观”国际话语传播研究，提升中国式民主的叙事效能，彰显独特民主观的历史先进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综合优势性，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民主话语权。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独特民主观展开多维度探讨，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镜鉴。在政治发展维度，相关成果认为独特民主观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生成、发展和成熟的，具有深刻变革的历史必然性。在认识论层面，研究成果揭示中国式民主观作为体系化“思维具体”，建构了涵盖民主本质论、价值论等的科学体系，其核心“人民性”价值与“全过程”实践凸显价值评价与行为导向功能，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认识论思维方式的转换。在政治话语维度，相关研究指出独特民主观对内要通过战略传播整合全过程人民民主叙事巩固话语优势，对外要应对西方民主话语霸权。在世界传播意义上，相关成果强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延伸，提供超越选举至上的民主新形态与中国方案，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形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和“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一并列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并明确要求“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十五五”时期，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关键任务，也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的重要保障之一。这不仅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发扬“独特民主观”的思想引领力，而且要在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过程中创新独特民主观的国际传播内容，增强和提升其国际传播能力和效能，把中国式民主的生动故事传播出去，在国际民主话语场中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因此，加快推进独特民主观的国际传播，不仅是打破西方民主话语垄断、塑造有利外部政治环境的战略必需，更是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中国智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责任。
现有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对“独特民主观”的一般性理论探讨或特定实践的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从“十五五”时期科学把握并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任务需求出发，应进一步突显积极“话语传播”的基本考量，充分整合其文明渊源、治理效能与国际传播维度，进而构建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因此，为了阐释“十五五”时期如何加快推进“独特民主观”的国际话语传播，必须直面其理论自洽性、实践支撑力与传播策略等核心问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构建一个合理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其至少应体现四个“阐明”，即阐明“独特民主观”的理论内核是一种超越程序至上、注重实质成效的民主观，阐明“独特民主观”的话语建构必须立足于“有效硬实力”与“有为软实力”的双重基础，阐明“独特民主观”的话语传播必须正视全球民主话语的结构性困境与当代西方民主的地缘性干扰，阐明“独特民主观”的战略传播路径需着力构建系统化、创新性的话语传播体系。沿此分析理路，便可为阐释“十五五”时期加快推进中国式独特民主观的国际话语传播提供一个可理解、可阐释、可验证的前瞻性学理探析。
二、“独特民主观”的理论内核：一种为人类民主事业发展探索新路径的正确民主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中，我们从具体的民主革命和民主建设实践经验出发，经过马克思主义民主学说的理性抽象，最终上升为把握人民民主复杂关系总和的具体民主观。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这一“具体民主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的集中体现。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独特民主观”之所以能持续彰显其生命力，正在于它将人民民主的价值追求、制度程序与治理效能深度融合，构建起一套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各环节、诸领域且具有强大现实塑造力的“观念—行为”相统一的体系。
（一）“独特民主观”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观念和行为相统一的“整体民主观”
“中国的现代化，没有走西方老路，而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没有照搬照抄西方民主模式，而是创造了中国式民主。”中国式民主之所以超越了西方自由民主，根本在于其实现了观念思维的变革，强调民主是一种必须持续实现的政治实践和行为过程，是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制度程序、治理行为在社会实践中的动态统一。
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个实现民主发展与政治稳定、社会进步之间良性互动的“思维具体”。它是“民主价值和理念进一步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是由一整套根本、基本、重要政治制度构成的政治制度体系所承载的且具有丰富规定性的统一体。由此，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涵盖了从意见表达、利益综合、决策制定到执行监督的全部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民主实践链条。这一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人民民主原则的“观念”向协商民主等政治参与和治理行动的“行为”转化的关节点。时至今日，人们日益认识到，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的所谓“对立”，实质上是西方民主话语设置的一个陷阱。民主的核心关切已逐步从“行为与对象”转向“行为与动机”，更加强调民主实践的目的性与合理性。在这一世界民主发展大势下，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注重建立科学的民主制度，更强调使这一制度持续产生高质量的民主实践，并始终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
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展现完整性的民主实践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在制度程序设计和实践安排中，立法听证、政治协商等民主渠道提供了多样化、制度化“行为场域”。同时，民主实践覆盖“全方位”，意味着民主观念渗透并引导各领域治理行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成“立体化”民主实现形式，表明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到党治国理政、机关工作以及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之中，在不同层级治理结构中普遍化常态化。这种“完整性实现”的民主让人民主权原则从抽象价值转化为具体可参与的日常生活实践，完成了“观念指向”到“行为体现”的转化与统一。
（二）“独特民主观”呈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承载的“民主效能观”
在很大程度上，民主效能观是“独特民主观”之所以“独特”的关键所在，标志着独特民主观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观念”，而非纯粹的“理论观念”。
事实证明，全过程人民民主直接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靠人民创造历史，要发挥人民主体作用，转化人民智慧力量为建设动力；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把人民利益放首位，围绕人民需要开展工作；站稳人民立场，要在党和国家工作中代表人民根本利益；贯彻群众路线，要深入群众、倾听民声，汲取治理智慧。这些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拓展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以主人翁精神满怀热忱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来。”为了实现这些要求，就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民主效能观，将维护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贯穿于民主实践的各环节，具体体现为推动社会发展、解决民生问题、促进公平正义、保障公民权利的治理成效。正是通过这种以效能为导向的民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使“中国式民主”成为持续运转、有机融入治理全过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运行体制和实现机制，从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凝聚起最广泛、最坚实的群众基础与奋斗力量。
民主效能观支撑“独特民主观”成为正确民主观，根本在于将民主价值评判锚定为人民在“民主过程有无获得感”和“国家与社会有无实质性进步”双重标准上，实现民主形式与本质、政治过程与发展结果的有机统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效能观与道路能否走得通、行得稳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政党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既增进当代人福祉，又保障子孙后代权益，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民主效能观超越将民主固化为某种理想制度或单一程序的片面认知，坚持民主生命力在于能否转化为善治良政与人民福祉。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载体的民主效能观，契合民主“人民统治”本质要求，强调治理成效由人民评判；体现政治系统运行规律，表明真正先进的政治制度须以治理绩效赢得认同支持；彰显人民主体地位应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的逻辑，实现人民民主本真价值。
进而言之，民主效能观是“独特民主观”在国际话语传播中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因此，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转化为有影响力的中国式民主叙事，不能仅停留在意识形态辩护或制度差异比较上，应构建有普遍参照意义、可比较、可感知的评价框架。对外传播时，只有突出民主效能观，才能把中国式民主解决实际问题、创造美好生活的治理成效讲得更透彻、生动和科学。在此基础上，紧扣民主效能观，对独特民主观进行结构、科学、艺术相统一的叙事构建，推动评价民主核心关切从“权力如何产生”深化至“权力如何运行及其实际成效”，形成以“发展”与“民生”为核心指标的民主话语体系。在国际民主话语对话中，以“人民是否满意”“国家是否发展”“社会是否和谐”等可观察可验证结果为衡量民主质量基本标准，才能突破西方民主话语壁垒，在与各国人民对良政善治的普遍期待的建设性对话中，彰显“独特民主观”的合理性。
（三）“独特民主观”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蕴含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民主运行观”
“独特民主观”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强大的生命力，其根源在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质量运转，而根本保障则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整合。这是确保独特民主观始终沿着正确轨道运行的关键，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具备可操作性、可持续性以及可实现成效的“民主运行观”。
党的领导是“独特民主观”确立和运转的根本政治保证与核心组织枢纽。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驱动和主导力量，以推动现代化发展为核心使命，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领导从根本上保障民主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确保民主实践服务人民根本利益。离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将无法保障。党通过民主集中制等成熟机制，把人民当家作主理念转化为国家治理规划并组织实施，避免民主参与的碎片化等问题，赋予全过程人民民主组织动能与战略定力，体现高度组织性和现实有效性。
人民当家作主是“独特民主观”的价值基石与关键制度载体。“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这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合理运行”的核心目的与合法性源泉。独特民主观绝非抽象原则，而是通过一整套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及其具体运行机制来实现。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的政治制度体系，构建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完整行为体系与程序通道。人民在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等持续性制度化实践中具体而现实地参与到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之中。这使得人民当家作主可以充分覆盖国家治理各层级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生动实践中。
依法治国是“独特民主观”稳定、有序、可持续运行的规则基础与根本法治保障。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应“坚持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断把法治中国建设推向前进”。全面依法治国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铺设法治轨道，以法律形式确认、规范和彰显民主的理念、程序、权利与权力关系。宪法和法律明确各政治主体权责边界，设定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环节的运行规则与程序要求。这既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真实、具体的民主权利，防止权力滥用侵蚀民主；也借助法治的稳定性、预期性和强制性，克服民主实践的随意性与不确定性，将民主运行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为其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法治屏障。
三、“独特民主观”国际话语传播的现实根基与主要挑战
积极推进独特民主观的国际话语传播，需要在深刻把握其超越性的理论内核基础上，充分立足于坚实的实践基础，清醒认识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当前，我们若是将《纲要》提出的一系列重大论断加以贯通理解，就可以发现推进独特民主观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必须植根于综合国力、文明底蕴、全球理念的现实支撑，同时还要应对结构性的话语困境与地缘政治干扰等挑战。
（一）“独特民主观”国际话语传播的“三维”现实根基
独特民主观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其说服力与感召力来源于人民民主无可辩驳的实践基础、深厚的文明根源与自主的民主知识体系。这构成了“独特民主观”三位一体的国际话语传播基石。
首先，治理效能与发展奇迹的双重证明，构成独特民主观最坚实的事实根基。众所周知，“话语中充满神秘的力量”，而话语权则是“在一定的场域下主体表达一定思想、观念、意愿，具有澄清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强化主体意志和诉求的话语力能够得到显现，即得到对象的认可、接受、尊重所形成的一种权力”。我们认为，国际话语传播核心是国际话语权的建设与提升，民主话语国际传播力度和效果根本源于国家综合实力与治理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制度优势凸显并转化为治理效能，体现于发展奇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实，保障政治稳定和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依靠人民推动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拓宽共同富裕道路；改革创新信心增强，坚持与时俱进，激发社会活力；全面依法治国优势凸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人民权益与和谐有序局面。正如《纲要》所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在很大程度上，这不仅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有效性，也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思路，在国际传播中必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现实感召力。这些成就也是讲述独特民主观故事的“内容脚本”，证明了中国政治模式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独特民主观充分彰显了将人民至上作为中国式民主制度安排的核心价值和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行发展的根本原则，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凝练了“人民主权、人民创造、人民智慧”相统一的现代化逻辑，是中国式民主的独有贡献。因此，独特民主观才能愈益彰显中国式民主的鲜明特色和比较优势。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精华”的创造性转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度结合，赋予“独特民主观”深厚的历史纵深与独特的文明品格。中国式民主成功的关键在于深刻把握并自觉践行“两个结合”根本方法，实现传统政治智慧重塑与制度逻辑再造。一是深度重构民主本体论基础，经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华传统文化民本思想“以民为本”价值内核超越历史局限，传统“工具性民本”转化为“主体性民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内涵得以彰显。二是全面创新民主实践路径，儒家哲学智慧转化为协商民主制度设计，“天下为公”发展为“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传统集体理性观念升华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形态，推动民主各逻辑有机统一。三是破解“现代化=西方化”语境下西方自由民主的发展秩序难题，激活我国的“大一统”传统，构建凝聚意志与力量的政治体制，实现民主活力与政治稳定动态平衡。
最后，中国自主的民主知识体系的整体建构与理论自觉，赋予独特民主观坚实的话语根基与引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学理支撑。独特民主观之所以能够提出并在国际话语场域中日益彰显其重要性，关键就在于当代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一套独立自主、系统完备的民主知识体系。这一体系是对中国民主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也是对西方自由民主话语叙事的解构与超越。一是在本体论上凸显民主的人民性，将民主从西方“权利让渡的契约论”转变为“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自我治理”，重建民主价值内核。二是在认识论上巩固民主的历史具体性，真正的民主无“浪潮化”“民主终结论”或线性进化，优质民主有内生性发展规律，需确认民主是社会存在与意识互动的产物，消解依附性政治发展理论和实践悖论，建构科学认知路径。三是在方法论上巩固民主实现方式的整体思维，中国式民主坚持系统和整体思维，与西方“政治隔离”逻辑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指出：“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新时代，这更加充分地体现为覆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其确保了民主原则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向国家治理的全新拓展与全面深化。
（二）“独特民主观”国际话语传播的现实挑战：话语困境、叙事短板与地缘政治干扰
众所周知，美西方国家不仅长期垄断民主概念的定义权与解释权，更通过国际评级体系、西方媒体叙事、学术研究范式等制度性话语结构将西方自由民主描绘成“普世标准”，从而形成一种所谓“价值优先”的排他性民主话语秩序。当今世界，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民主话语生态呈现出极化与割裂的特征和趋势，这对推进“独特民主观”国际话语传播构成了三重挑战。
一是民主概念的“定型化”与“他者化”问题日趋显著。国际话语传播存在一种“洋葱”模式，即一个“层次分明、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确定文化转向这一战略目标，也隐含着以外层实践破除内层隔膜的考虑。西方国家凭借其自近代以来在政治文明演进中的先发优势，垄断了对民主的定义权，甚至将民主狭隘地等同于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等特定制度形态。在此，“各民族国家在参与的过程中，被一种西方的文化标准定义、区分为先进与落后、正义与邪恶，处于发端处和中心的西方国家由于提出文明、进步、正义等‘普世价值’而自命为全球文化秩序的维护者、文明标准的制定者和文化理论的阐释者、文化趋势的引领者”，并以此作为唯一的“普世标尺”来评判他国政治制度。易言之，在以民主为代表的国际话语传播格局中呈现出“西强东弱”的“定型化”特征。在这种格局下，我国通过国际话语传播而要掌握的形象塑造权实际掌握在西方媒体手中，而独特民主观被他者化的困境也就难以避免了。在很大程度上，此种民主话语框架，目的在于使我国陷入被动辩护、自证清白的话语陷阱，难以在真正平等的话语沟通中进行建设性对话。
二是中国式民主的事实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的叙事能力不足。尽管当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但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在国际上仍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也传不开的现象，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尽管中国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成效显著，但将事实优势转化为民主话语优势仍是短板。“独特民主观”的制度效能与发展红利，未充分升华为国际认可的话语表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球治理能力提升，但在民主议题，尤其中国式民主话语建构上，议程主导权和舆论引导力薄弱。现有话语体系与综合国力有落差，距构建匹配国家实力的国际话语权有差距，反映出叙事依赖政策话语和宏大叙事，未充分掌握“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打造亮点，突出特色，开出气势，形成声势”的传播艺术，也缺少能够精准触达多元受众、有效解构西方民主话语范式的具体故事载体与情感连接机制。
三是全球范围内的民主议题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与武器化。早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欧洲资产阶级便善于将“民主”塑造为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用以推翻封建贵族统治。正如马克思所言：“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现如今，美西方国家在遏制中国崛起战略下将民主“武器化”，操弄涉华民主议题，污名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种操弄是策略性抹黑，歪曲中国式民主，拉拢盟友孤立中国，阻挠我国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进程。全过程人民民主优势明显，但因“独特民主观”的历史超越性遭敌意排斥。可见，以意识形态对抗为导向的民主话语体系容不下多元、务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实践，“独特民主观”的国际传播已演变为关于“何为民主、如何践行民主”的制度合法性与价值正当性的话语对峙。
四、积极推进“独特民主观”国际话语传播的策略路径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是“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其中“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是该目标的关键内容和重要指向。为此，必须在“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战略指向下推进“独特民主观”的国际话语传播。我们应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载体、人民性的价值主轴，以及人民民主所具有的广泛性、真实性、善治性等鲜明特质，在与西方自由民主实践困境的生动比较和叙事回应中彰显其优势。同时，需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学术话语说服力，丰富中国式民主的大众话语表达，逐步扩大“独特民主观”的国际认同。因此，必须优化独特民主观国际话语传播的策略路径，从而推动“独特民主观”从概念阐释走向叙事主导、从被动辩护转向议程引领。
（一）持续完善“独特民主观”国际话语传播的叙事内容
首先，深化核心概念的学理化阐释与跨语际精准转译。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关键在于“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民主话语体系的核心范畴，其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民主学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原创性成果。其本质在于构建“理念、制度、治理”三位一体的闭环系统，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贯穿于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全链条、各环节。因此，在国际话语传播中，必须超越术语的字面直译，借助政治哲学阐释与比较政治分析，系统揭示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通过更加自主的学理化的“解码—编码”过程，消解国际话语传播中因认知框架差异导致的理解障碍。
其次，将民主叙事有机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发展框架。从理论上看，“系统的结构性体现的是系统中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领域的制度载体与实践形态，其性质与效能受到整体现代化目标的规范与指引；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塑造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实现形式，成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整体功能实现的关键要素。这种要素与整体之间的结构性互动，生动说明了“独特民主观”何以能够支撑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推动文化繁荣与绿色转型。因此，在国际话语传播策略上，应着力揭示“独特民主观”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结构关联与功能协同，善于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案例展现民主系统的运行机制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与发展成果，从而将抽象的概念描述转化为可观察、可验证的现代化叙事。这有助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叙事中，进一步增强“独特民主观”作为关键子系统的话语感染力与说服力。
最后，在科学定位民主话语的历史正当性中提升“独特民主观”国际话语传播的说服力。“‘两个结合’不仅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也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也为独特民主观的话语建构奠定了积极的叙事根基，实现了从传统“为民做主”的治理逻辑向现代“由民做主”的人民主权逻辑的嬗变。在此过程中，“独特民主观”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激活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传统政治理念的现代生命力；同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实践注入了深厚的价值底蕴与文明连续性。在国际传播中，应着力讲清这一“魂脉”与“根脉”相融共生的内在逻辑，将“独特民主观”从被动回应西方话语的“他者”位置，升华为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民主性精华”现代转型的自主范式，从而在全球话语场域中构建更具主体性、历史性和解释力的叙事体系，为国际社会合理理解并广泛认同“独特民主观”提供有效的认知框架。
（二）系统构建“独特民主观”国际话语传播的协同体系与方法
积极推进独特民主观的国际话语传播，不仅离不开自洽生动的叙事内容，还需要精准适配的协同体系与传播方法。在全媒体时代，加速形成的“全程、全息、全员、全效”新型传播格局为独特民主观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生态。为此，必须将制度优势、主体合力、技术赋能、人文浸润有机融合，使得独特民主观的国际话语传播更加立体化。
一方面，强化顶层设计与多元主体协同，构建高效联动的“大外宣”体系。国际话语权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话语传播效能的综合较量。要突破西方在民主议题上的叙事垄断，关键在于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优化顶层设计、健全工作体系、全面提升传播能力，特别注重“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加强国际传播重点基地建设，建立健全国际传播工作责任体系，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共同参与国际传播工作”。为此，在“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打破宣传、外交、教育、科技、文化、网信等部门之间的资源壁垒与信息孤岛，健全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统筹协调机制，将独特民主观所蕴含的政治理念、治理逻辑、民生关切等宏大叙事，巧妙转化为一批“小而美”的传播项目，使之可量化、可追踪、可评估。同时，要推动主流外宣媒体加快话语方式转型，超越传统的单向输出模式，构建由“外宣旗舰”、高端智库、一流高校、涉外企业、社会组织、海外侨胞乃至基层治理单元等共同参与的全链条协同传播矩阵。尤其要重视“草根媒体”和一线实践主体的作用，鼓励这些“神经末梢”成为国际传播的源头活水，通过真实、在地、日常的民主故事，为全球受众提供可感可知的中国叙事素材。在此基础上，着力培育一支愿意了解中国、能够理论阐释中国、乐于讲述中国的“国际观察员”队伍，以他们的本土语言、本地语境和贴近受众的认知习惯，将中国的民主故事转化为具有文化亲和力的母语叙事，变“被解释的对象”为“可共情的经验”。
另一方面，推动“科技＋人文”传播方法的深度融合，有效破解数智时代“信息找人”语境下的认同困境。当前，全球信息传播已由传统的“人找信息”全面转向算法驱动的“信息找人”模式。尽管这一转变极大提升了内容分发的效率，但其伴生的“信息茧房”“圈层阻隔”和“认知偏见固化”等问题，也显著加剧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被边缘化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互联网等新媒体快速发展，如果我们不主动宣传、正确引导，别人就可能先声夺人，抢占话语权。”在此背景下，推进“独特民主观”的国际传播，要力戒泛化宣介，转向以差异化识别、精准化触达、场景化沉浸为核心的传播方式，提升话语“抵达率”。一是加强分众化精准传播，建立相关数据大模型，对不同地区、代际、阶层进行传播画像，定制差异化内容策略；二是善用数智技术赋能国际传播治理，主动布局前沿技术，开发沉浸式线上平台，这种传播形态有助于穿透算法茧房，打破意识形态偏见，增强对中国式民主的理解与认同；三是拓展文明互鉴的人文浸润路径，认识到民主应是全球化的文明表达，将中国式民主蕴含的理念融入文化产品，通过呈现传统制度文明和治理智慧、传承礼乐文明，让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附着于可感、可亲、可敬的文化符号，在文明对话中培育共情氛围，实现观念传递与价值认同。
（三）健全“独特民主观”国际话语传播的效果评估与长效保障机制
积极推进“独特民主观”的国际话语传播，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全球政治文明认知方式的深层变革。为此，需要构建一套科学、灵活且具有韧性的民主治理体系，即以实际成效作为检验标准，以动态调整优化实践路径，以制度建设夯实治理根基，形成一个能够自我校正、持续进化的良性循环，实现从被动辩解向主动引领话语议程的战略转变。
首先，构建以真实管用为导向的多维效果评估体系。长期以来，西方自由民主话语垄断了民主的评价标准，将民主简化为竞争性选举，遮蔽了民主的实际治理效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种更具实质性的民主评价观，即一个国家是否民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这一论述以“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为根本标准，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民主评价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引。为此，评估“独特民主观”国际传播效果，应建立一个涵盖认知度、理解度、认同度和议程影响力的四维模型，其以治理效能与人民福祉为底层逻辑，纳入更具国际传播特征的客观指标，如关于中国式民主的全球舆情大数据分析、国际主流智库报告对中国治理经验的引用频率、海外青年群体政治态度的动态变化，以及他国政策实践中对中国治理模式的借鉴程度等。在此基础上，还应进一步区分短期的声量效应与长期的价值认同，重点考察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核心理念是否触动了国际受众对“何为真正民主”的基本认知，是否促使其在比较视野中认可中国式民主相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的实践优势。由此，独特民主观的国际话语传播才不会是自说自话，其评估结果才能切实转化为话语影响力的实质性提升。
其次，建立一体化的动态优化机制，以增强中国式民主话语体系的适应性与韧性。21世纪以来，西方自由民主陷入结构性困境，为中国提供叙事机遇。然而，国际舆论环境复杂，对传播策略要求更高，“独特民主观”国际话语传播需更具敏感性。为此，应设立“话语传播感知节点”，联合知华友华力量，捕捉国际受众对中国式民主叙事的认知障碍与偏见误解。在此基础上，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将一线反馈转化为叙事微调等具体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领域搭建了众多合作平台，开辟了广泛合作渠道。中国愿同各国加强青少年、民间团体、地方、媒体等各界交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各种形式的合作走深走实。”因此，我们应该在“目标国”更好地组建熟悉本区域历史文化与政治传统的传播团队，从当地受众的认知前提出发，对中国式民主的核心理念进行故事化、情境化的重构，并模拟测试检验其说服力与接受度。如此，才能形成一种围绕民主话语叙事进行精准反馈、有效调整、及时验证的迭代传播机制，由此提升中国式民主叙事的跨文化传播精准性和共情力。
最后，将话语能力建设深度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光辉旗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成功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要将这一政治优势转化为有效的国际话语传播，就必须将其纳入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顶层设计。《纲要》强调，要“建立健全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系”，因此应将“独特民主观”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专项规划中，设定更加清晰的阶段性目标，厘清主体责任，并配套稳定的资源投入与科学的考核标准。与此同时，应支持高校、党校、社科院等单位设立相关研究机构，整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传播学、区域国别研究等多学科力量，打造集理论创新、政策咨询、人才培养与传播实践于一体的高端智库群。面向未来，还需建立长周期、跨阶段的话语战略储备机制，针对不同区域、文化与政治语境，预设差异化、情境化的叙事预案，避免传播策略的碎片化、应急化与同质化。唯有通过这种深层次的制度嵌入与总体协同，才能使独特民主观的国际话语传播摆脱随机应对和被动回应的局限，从而具备可持续的战略定力、制度韧性和全球感召力。
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