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学术前沿》2026年第12期

【摘要】 管党治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保障。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逻辑，管党治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大致形成了“革命中心型”“执政探索型”“制度规范型”“引领驱动型”四个阶段，实现了从“围绕中心”到“保障发展”再到“引领驱动”的功能跃升。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有着内在演进规律，呈现“同频共振—能动反作用—主动引领”的螺旋上升态势。实践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把有效管党治党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抓“关键少数”与强基固本相结合等，是有效管党治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管党治党 经济社会发展 历史演进 经验规律 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简介】臧秀玲，‌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政党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研究方向为国外政党政治、中国政党制度、党的建设，主要著作有《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变革及其趋向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相关主义比较研究》（合著）、《全球化视域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合著）、《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问题研究》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进程中，如何处理好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重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1]管党治党作为上层建筑核心建设实践，通过政治引领、组织保障、纪律约束、作风塑造、权力规范等五个着力点，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一是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锚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确保发展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与人民利益；二是以严密组织体系与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保障经济政策落地执行与发展资源高效配置；三是以正风肃纪反腐败，破除利益固化与权力寻租藩篱，净化营商环境和政治生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四是以推动党风政风不断向好优化营商环境，凝聚社会发展合力；五是以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规范权力运行，防范各种风险与发展偏差。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构成管党治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将“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2]写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意味着我们党对自身建设与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当前，我国进入“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阶段，面对复杂内外环境与深层次发展问题，迫切需要以管党治党凝聚发展合力、优化治理效能、防范风险隐患。本文系统阐释有效管党治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演进规律与经验启示，以期为新征程上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历史阶段

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管党治党的目标任务、方式路径和实际成效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本文将有效管党治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管党治党在革命斗争中为现代国家奠基。这一时期，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处于“革命中心型”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以挽救民族危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现代化创造条件的革命运动。党利用自己强大的组织力量动员社会、组织民众，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这一过程中，管党治党始终围绕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展开，为建立现代国家奠定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从建党之初，党就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开展卓有成效的管党治党实践。政治上，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建设，强调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思想上，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4]为方针，实现了全党思想认识的高度统一；组织上，严明纪律，密切党群关系，锻造了一支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革命队伍。这一时期，党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不仅解决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更锻造了革命队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陕甘宁边区实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等政策，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工业生产从无到有。管党治党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建设，为经济政策的有效执行提供了政治保证。毛泽东同志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5]这一时期，管党治党围绕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两个任务展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管党治党在执政考验中为工业化奠基。这一时期，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入“执政探索型”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条件。这一时期，我们党肩负着长期执政的使命，面临着工作重心从领导革命战争转向领导经济建设、从夺取全国政权转向执掌全国政权、从开展武装斗争转向推进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历史考验。毛泽东同志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6]管党治党更加明确地将保障经济建设作为重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针对党员数量急剧增长、部分党员思想不纯作风不正、部分干部滋生官僚主义等问题，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管党治党举措。1950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重点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1951年至1954年开展整党运动，清除不合格党员；同期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严厉打击经济领域违法乱纪行为。在管党治党的保障下，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初步展开。党领导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式现代化的艰辛探索，开启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由工业化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7]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建立了独立的且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各方面事业全面发展。1954年，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出现曲折，管党治党一度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使党的建设脱离正确轨道，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挫折。从总体上看，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管党治党与经济建设必须紧密结合，党的自身状况决定经济建设的成效。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管党治党在制度创新中为改革发展清障护航。这一时期，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入“制度规范型”阶段。邓小平同志指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8]在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准确判断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基础上，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党深刻认识到，管党治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必须走制度化路子。这一时期，制度建设成为管党治党抓手。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该准则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规定，恢复了党内正常政治秩序。此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已废止）等一系列法规制度相继出台。1993年，党中央作出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的重大决策，党对反腐败工作的全面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逐步建立健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9]意味着反腐败斗争进入系统治理阶段。通过制度化管党治党，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规范，党政干部行为得到有效约束，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改革开放激发伟大事业生机与活力，对外开放适逢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浪潮，中国经济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参与世界范围经济循环，引进发达国家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在管党治党的有力保障下，中国经济实现长期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进入21世纪，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把国家建设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发生历史性转折。这一时期制度化的管党治党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保障，经验表明，管党治党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路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管党治党新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入“引领驱动型”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与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治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保障”走向“引领”，从“保驾护航”走向“动力驱动”，实现功能定位质的飞跃。一是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加强，各地区各部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强的政治领导和更加全面的制度保障。二是以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立铁规矩，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开展一系列党内集中教育，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断健全。四是优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多方面改革纵深推进、取得突破，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取得的重大成就、积累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回顾和总结，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确立重大原则，确定目标任务，规划战略安排。新时代的实践充分证明，有效管党治党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防护网”，更是“助推器”，不仅保障发展“不出事”，更推动发展“干成事”。管党治党的成效，直接体现为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演进规律

百余年管党治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不是零散经验的简单叠加，也不是随机行为的偶然组合，而是遵循清晰的内在逻辑、稳定的运行机理与递进的发展轨迹，形成一系列具有普遍性、长期性、根本性的演进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10]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把握两者内在联系、遵循演进规律提供重要指引。

管党治党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展开，并在服务大局中实现功能跃升。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围绕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强化组织保障，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围绕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提升执政能力，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推进制度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管党治党的目标任务始终与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心任务同向同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11]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党建抓得越有力，事业发展就越兴旺，党建与中心工作越是同频共振，发展道路就越发宽广顺畅，一旦管党治党偏离了党的中心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就会遭受挫折。这一规律深刻昭示，管党治党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定位、发挥作用，并随着党的中心任务变化不断实现自身功能的重塑与跃升。

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呈现“同频共振—能动反作用—主动引领”的螺旋上升态势。在不同历史时期，管党治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形态经历从被动适应到能动保障、再到主动引领的演进。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建设主要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奠定基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相对间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的建设主要通过巩固政权、组织动员、政策执行等方式，直接作用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党内监督与纪律制度、组织与干部制度等党的制度建设，日益成为连接党的建设与经济运行的重要纽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纲要》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12]这一发展历程表明，管党治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线性关系，而是在历史条件变化中不断调整作用方式和力度，呈现由“围绕”到“保障”、由“保障”到“引领”的功能递进。

制度治党水平的提升与经济体制改革深度耦合，共同塑造发展秩序。历史地看，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与经济体制改革转型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联。计划经济时期，党的纪律规矩更多依靠思想教育、群众运动来维系。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党的制度建设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系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党内法规相继出台，权力运行的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加成熟定型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与国家法律法规相互衔接、同向发力，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制度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制度治权、依规用权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建章立制非常重要，要把笼子扎紧一点，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13]并进一步强调：“我们党是吃过制度不健全的亏的”，[14]“要强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高度自觉”，[15]“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16]经济体制的每一次深刻变革，都要求管党治党制度供给的相应升级，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

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价值导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协同演进。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关键环节，而党员干部队伍的政绩观、能力素质、作风状态，又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与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英勇奋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又红又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敢闯敢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忠诚干净担当”，不同时期的党员干部标准和发展理念之间存在内在呼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17]“成为好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18]当党员干部队伍的价值导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念高度契合时，经济社会发展就能获得强大组织驱动力，当二者出现错位甚至背离时，发展就容易出现偏差乃至失误。这一规律表明，管党治党必须紧跟发展理念的演进，及时调整党员干部选拔任用、教育培养、管理监督的标准与导向，使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始终成为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组织支撑。

管党治党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越强，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就越高。管党治党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各个方面。历史经验表明，管党治党各项举措之间的协调联动程度，直接影响着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效能。在党的建设某些阶段，由于过度依赖单一手段，管党治党成效不够稳定持久。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19]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原因在于坚持系统性思维，推动各项建设同向发力、各类举措有机衔接、各个环节层层递进，形成管党治党完整闭环。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20]“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21]“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22]越是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越要增强管党治党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推进党的建设，实现管党治党效能的最大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全面、稳固、持久的政治保障。

经验启示

管党治党是党领导人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政治保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必须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推进管党治党，实现党建与发展深度融合。从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来看，有效管党治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辩证关系的基本观点，并不断推进有效管党治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探索。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党，其自身建设的状况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将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路径。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视野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团结带领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在革命和建设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管党治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三是与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在批判和清除错误思想理论的同时，提高工人阶级队伍，特别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理论水平，确保管党治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保持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形成始终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并始终坚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推进党的建设，使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始终坚持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解决党建问题，以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检验党建成效，以管党治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优势。

始终坚持把有效管党治党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引领民族复兴进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党的初心使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历史任务，这些都统一于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互动之中。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有效管党治党既是对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更是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根本保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延安整风等严管严治，锻造出坚强组织与优良作风，为根据地建设和革命胜利提供坚实政治保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整风整党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坚决纯洁队伍、惩治腐败，党的执政能力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国民经济恢复与工业化起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全面整党与党风廉政建设规范权力运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清障护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中央八项规定破题，反腐败斗争雷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清除重大隐患、净化政治生态，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历史进程说明，管党治党越有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保障越坚实。

始终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用制度堵塞漏洞，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风险。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提高管党治党水平，必须依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23]是新时代以党内治理保障国家治理的关键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24]党内监督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充分发挥各类监督作用，扩大监督力量。实践中，强化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是重中之重，需充分彰显“靶向施治、精准破题”的鲜明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责任越重大、岗位越重要，就越要加强监督”，[25]“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一把手违纪违法最易产生催化、连锁反应”。[26]党中央围绕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完善基础性法规制度，健全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配套制度，[27]以制度刚性约束权力运行，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同时，发挥党内监督的带动作用，对各种形式的监督进行统筹整合，运用巡视巡察、审计监督等手段，推动纪检监察监督、巡察监督与审计监督“三类监督”深入融合，及时识别和处置经济领域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巡察监督和审计监督既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又是党内监督的重要抓手，通过整合监督资源、打通协同梗阻，有力促进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这种“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改革、完善制度”的机制，是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生动实践，使党始终保持健康肌体，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长效化和制度化保障。

始终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强基固本相结合，不断把党的组织体系锻造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线指挥部”。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领头雁”，基层党组织是落实任务的“桥头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落实领导干部管党治党责任，坚持抓领导、领导抓，从党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一级示范给一级看、一级带领着一级干”，[28]提高管党治党水平，必须从两个关键环节精准发力，最大限度将组织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一是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不动摇，明确党员领导干部抓经济、促发展的主体责任，把发展实绩作为选拔任用硬指标，树立鲜明干事创业导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事业为上、人岗相适、人事相宜”[29]等原则，大力选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二是坚持夯实基层堡垒不松劲，持续推动以党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全面振兴与基层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好党建促扶贫，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经验”，[30]“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31]实践中，以派驻第一书记、组建党员突击队等硬招实招，将组织资源与群众需求精准对接。广大驻村工作队深入田间地头，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转化为“履职清单”，实现组织资源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这种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确保党的决策部署能一竿子插到底，将其高效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行动。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JZD029）

注释

[1]习近平：《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求是》，2026年第1期。

[2][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26年3月14日，第1版。

[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5～606页。

[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页。

[7]《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0页。

[9]《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67页。

[10]习近平：《新时代党和人民奋进的必由之路》，《求是》，2023年第5期。

[11][17][18][2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88、131、135、54页。

[13][21][25][26]《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年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32、435、403、403页。

[14][23][2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03、594、594页。

[15][20][22][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509、487、487、504页。

[16]习近平：《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求是》，2025年第23期。

[19]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页。

[29]《十八大以来廉政新规定（2025年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57页。

[30][31]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