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的体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一种形态、一种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但无法由此推动普遍富裕的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二种形态、一种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的更高级形态，同时也是一种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并以此推动普遍富裕的形态。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经济发展为根本前提、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内在机制、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本质上是一种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以普遍勤劳推动普遍富裕并以此推动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体系，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构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①中国式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改革举措和重大战略部署，本文试图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生成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进行政治经济学的解析，以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并更为准确地把握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关于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同时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不仅成功地在实践中破解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统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③，而且从理论上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类似地，马克思也不是凭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其思想理论既“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④，其政治经济学说更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这一“那个时代”的精神精华的批判性反思和理论超越。就此而言，作为古典经济学奠基者的亚当·斯密在英国工业革命发轫之初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系统阐述、作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马克思在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之际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性反思及其对未来社会的理论设想，不仅能够为我们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提供丰富的理论滋养，而且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伟大创造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更为准确地把握新时代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路径。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6页、第4页。

②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③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④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页。

具体而言，尽管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早已有之，但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或斯密所说的“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①的社会经济形态，则是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产物，或按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一般性总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②，第一种形式或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限制了市场交换的范围和限度，只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种形式才能催生出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以及“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的现代市场经济。如果说第二种形式有助于为第三种形式创造物质条件，那么斯密和马克思的有关阐述则有助于为我们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重要理论启发。

然而，尽管斯密和马克思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相关问题有着相对丰富的理论阐述，但不论是斯密还是马克思都没有明确提出过“市场经济”概念，更没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何论述或理论设想。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问题时曾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当然也就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列宁、斯大林虽然领导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但当时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没有遇到大规模资本问题。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③一般认为，“市场经济”是列宁在《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1906）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并且主要是作为“计划经济”的对立面提出来的，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④此后，随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特别是战后“两大阵营”的对峙，人们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普遍把市场经济视为计划经济的对立面，并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相联系、把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相联系。

正如恩格斯强调的，“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⑤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理论认识，既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成分，又不乏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思维的教条式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不仅是对传统计划经济观念和诸多教条式理解的重大突破，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思维的重大创新发展，同时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艰辛探索过程。“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⑥，本文试图结合斯密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系统阐述、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性反思，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伟大创造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以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并更为准确地把握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关于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页。

③《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76页。

④《列宁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7页、第436页。

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页。

二、现代化视域下的市场经济及其理论回应：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

至少就主要经济体而言，人类社会曾长期处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生产活动更多地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整个社会带有明显的地域性限制、等级化特征和人身性依附，并渐次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行政权支配社会”的社会秩序和治理模式：“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①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传统社会同样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但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迥然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1）人们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不是用于市场交换，这就决定了传统社会的商品生产本质上是补充性的而不是支配性的、市场交换本质上是偶然的而不是普遍的；（2）“人的依赖关系”决定了传统社会的等级化特征和人身性依附，每个人很难完全凭借自身努力改善自身境遇，整个社会很难形成某种促进普遍勤劳的体系；（3）“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的人的生产能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政权支配社会的治理模式，必然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的优化配置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活力，必然造成经济发展乃至人的发展的不充分性：“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到18世纪初期，生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心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一直到公元1700年为止的4000年间，某些时期的生活水平也许比别的时期要高上50%，但不会超过100%”；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③

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率先打破了欧洲社会的中世纪沉寂，引发了欧洲特别是西欧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特别是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重商主义的兴起，不断在边际上冲击着传统社会的相对封闭与相互隔离并在其空隙中逐渐积累着现代性因素。为便于分析，不妨将15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视为欧洲特别是西欧社会率先开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准备期，它大致对应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或斯密所说的重商主义时期。重商主义为扩大市场交换的范围和限度开辟了新的空间，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传统社会的存在物，仍然保留着“人的依赖关系”和“行政权支配社会”的脐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时指出的，资本“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④，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或斯密所说的重商主义已经开始在突破传统社会的地方性发展和地域性限制等方面发挥出“伟大的文明作用”；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在提及传统社会的商业民族时指出的，“真正的商业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⑤，重商主义仍然没有完全脱掉传统社会的脐带，仍然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事实上，马克思关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⑥的激情评述，说的正是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而斯密关于“经济自由”的激情表达，针对的也主要是那个时代的重商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567页。

②凯恩斯：《凯恩斯文集·预言与劝说》，赵波、包晓闻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页。 

正如经济思想史学者罗尔强调的，亚当·斯密的著作“之所以值得人们注意，最重要的是由于它对当时‘那些正在消亡的文明的原则’的批判，并制定了‘正在出现的文明的原则’”①，重商主义代表的正是那个时代“正在消亡的文明的原则”。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为了系统批判不合时宜的重商主义学说及其政策主张，斯密在其“努力说明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的“大事业”中率先完成了古典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②，不仅成功构建了人类社会第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且首次对现代市场经济作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说明。在斯密看来，重商主义“这种学说，就其性质与实质说，就是一种限制与管理的学说”③，本质上是在商人的谎言和欺骗中谋求“行政权支配”的限制和管理、垄断和特惠。按照斯密的看法，“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④，但在重商主义盛行的时期，“有时所谓国家的体制，即政府的利益，有时左右政府的特殊阶层的利益，会使国家的成文法偏离自然的正义准则。”⑤为了系统批判重商主义这一“正在消亡的文明的原则”，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结尾处写道，“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不仅就有关正义的问题，而且就有关警察、国家岁入和军备以及其它成为法律对象的各种问题，努力阐明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理”⑥。在斯密看来，“立法家的考虑，应受不变的一般原理的指导，而狡猾的动物即世俗所谓政治家或政客的考虑，则受事件暂时的变动的支配”⑦，特别是容易受到那些谋求自身特殊利益的重商主义者的欺骗和蛊惑：“商人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⑧斯密认为，作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目的在于富国裕民”⑨；重商主义本质上是狡猾的世俗政客与谋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商人的“官商勾结”，其作为一种限制与管理的学说不可能真正实现“富国裕民”：旨在谋求市场独占的“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正相反”，但其“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⑩。在《国富论》中，斯密通过“努力阐明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理”系统批驳了重商主义学说及其政策主张，不仅为作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而且为建立一种以正义的法律为前提、以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平等地参与的普遍交换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说明。

按照斯密的看法，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既不是传统社会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赐予的“雨水和阳光”，又不是重商主义者为自身特殊利益而谋求的限制和管理、垄断和特惠，而是以正义的法律为前提、以自愿平等互惠的交换为基础、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参与的普遍交换。对此，斯密曾以动物为例形象地描述说：“小犬要得食，就向母犬百般献媚；家狗要得食，就作出种种娇态，来唤起食桌上主人的注意。我们人类，对于同胞，有时也采取这种手段。……不过这种办法，只能偶一为之，想应用到一切场合，却为时间所不许。……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⑪在斯密看来，这种自愿平等互惠的市场交换有助于促进劳动分工和普遍勤劳并“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⑫但同时也会产生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后果：“分工进步，依劳动为生者的大部分的职业，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就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这一来，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在一切改良、文明的社会，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⑬至于政府如何费点力量防止“大多数人民”陷入这种“最愚钝最无知”的状态，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发轫之初的亚当·斯密不可能给出现成的答案，但他仍然通过上述阐述为我们理解现代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分析框架，即以“正义的法律”为前提、以“自愿平等互惠的交换”为基础、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保障的“三位一体”：一方面，“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另一方面，国家和政府应该“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⑭

①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页。

②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页、第2页。

③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29页。

④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6页。

⑤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51页。

⑥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52—453页。

⑦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39页。

⑧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42—243页。

⑨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页。

⑩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66页。

⑪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3—14页。

⑫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1页。

⑬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338—339页。

⑭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4 年，第252—253页。

斯密认为，这是一种“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①，一种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以普遍勤劳推动普遍富裕的体系：“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要的以外，还有大量产物可以出卖；同时，因为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处境相同，各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②然而，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或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而发生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一种形态，尽管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但并没有造成斯密所预期的“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反而导致了较为严重的阶层分化和人的不发展，本质上是一种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体系：“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③马克思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之际，对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更为充分的观察，他深刻认识到：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④，另一方面，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⑤为了对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入分析，马克思对作为“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⑥的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及其总过程进行了理论探讨，并特别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过程是“资本的价值保存过程、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和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实现过程”等三个过程的有机统一、且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⑦进而在一个更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内深入分析了作为商品价值实现过程的市场交换的内在机制，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同时也为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提供了重要启发。

具体而言，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有机统一，其中具体劳动和其它生产要素一起生产出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并构成作为商品的社会属性并由抽象劳动生产的商品价值的物质基础，且抽象劳动能否创造价值取决于其生产的商品是否具有使用价值：“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做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⑧。市场交换本质上是作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体的商品的价值的实现过程，它以平等和自由为基础，同时也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现实基础：“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在古代世界还没有实现，在中世纪也没有实现。古代世界的基础是直接的强制劳动；……作为中世纪的基础的劳动，本身是一种特权”⑩；同传统社会的强制和特权相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是平等和自由的劳动、交换是平等和自由的交换，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等和自由只是一种形式上而非实质上的平等和自由，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⑪的劳动者不得不接受最低限度的生存工资，使得商品的生产过程既是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又是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和劳动者被剥夺的过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交换作为商品的价值实现过程服务于这种价值增值和劳动者被剥夺的过程，并由此造成“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由此，我们不难在理论上作出如下推论：如果通过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变革使得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并拥有一定的生活资料乃至生产资料而不是“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人、使得商品的生产过程既是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又是劳动者共享劳动成果的过程，那么市场交换就可以成为推动“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增值成正比”的生产过程的价值实现过程，现代市场经济也就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一种形态跃升为一种更高级的形态，一种真正实现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以普遍勤劳推动普遍富裕的新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这样一种更高级的新形态，它既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又在理论上同斯密和马克思的有关阐述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①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4 年，第252页。

②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2 年，第1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页、第40 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9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0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6页。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历史生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①如果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一种形态，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二种形态，一种能够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的更高级形态。结合斯密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系统阐述、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性反思以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我们不难将现代市场经济及其两种形态的理论逻辑与本质区别简要总结如下：（1）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的体系，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交换本质上是一种以使用价值为物质承担者的价值实现过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一种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第二种形态，同时也是一种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的更高级形态；（2）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其生产过程既是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过程，又是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劳动者被剥夺的过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推动的价值实现过程服务于劳动者被剥夺的过程，是一种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但无法以此推动普遍富裕的体系；（3）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们需要，其生产过程既是以使用价值为物质承担者的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过程，又是劳动者创造新价值新财富并共享劳动成果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推动的价值实现过程服务于劳动者共享劳动成果的过程，是一种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以普遍勤劳推动普遍富裕的体系。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②，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市场经济”而在于“市场经济的定语”所决定的社会化生产的社会性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交换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价值实现过程服务于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服务于“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交换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价值实现过程服务于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服务于“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增值成正比”的社会主义生产过程。

① 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同斯密和马克思的有关理论阐述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本质上是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大创新发展。然而，从这种理论上的逻辑一致性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仍然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艰辛探索过程。其中，作为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理论认识是我们深入理解这一长期过程所不能忽略的重要环节，而要想从理论上深刻认识这一重要环节的内在逻辑，我们仍然需要重新回到斯密和马克思。正如美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海尔布罗纳指出的，“只有一个经济学家，他的学说的广度、深度和光辉的成就能与斯密相比，这就是马克思”①，斯密的著作“不仅是一个伟大思想的产物，而且是整个时代的产物……，别人只是在这里钓几条鱼，那里捕几只虾，而斯密的网却张得很大；别人所澄清的只是这一点或那一点，而斯密所说明的却是全景”②，马克思的著作同样是整个时代的产物、马克思所说明的同样是全景。就现代市场经济而言，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是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体图景中探讨有关问题的，但斯密的分析重点是交换并由此对现代市场经济作出了系统阐述，而马克思的分析重点则是生产并由此对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了深刻阐述、对未来社会及其实现路径作出了初步的理论设想。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设想，共产主义（未来社会）以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物质前提，并预期“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③，这意味着实现了生产关系变革的未来社会几乎不存在来自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外部压力：它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④，而这种“同时发生的行动”又通过解放生产力使得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那些分散的、相对落后的、没有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然无法对其造成任何现实压力。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设想不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俄国，且苏维埃政权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外部压力，这种新情况必然带来新问题：不论是斯密系统阐述的现代市场经济还是马克思系统批判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有着较为严格的前提条件和相对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如斯密所说的以正义的法律为前提、以自愿平等互惠为基础的普遍交换，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在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限制方面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以及“工人有选择和任意行动的广阔余地，因而有形式上的自由的广阔余地”⑤等等，作为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俄国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面对来自于资本主义世界外部压力的苏维埃政权显然也无法像西欧社会那样相对从容地历经300余年的历史准备期，这意味着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者们不得不结合其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发展。

①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4页。

②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蔡受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2—4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7页。

也就是说，作为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率先突破，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自诞生之日起既不具备推行现代市场经济的内部条件又缺乏相对从容的外部环境，同时也无法直接套用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设想，而必须结合其具体实际推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者们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创新发展又不乏教条式理解。具体而言，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竞争版”而不是马克思设想的“升级版”，这就使得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者们很容易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的某些一般性的东西，因其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视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对立面，其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即为一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①，苏联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该充分利用市场这种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率的形式”，而在不具备推行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该积极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创造条件，而不是简单地因其存在于资本主义而视之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者们之所以陷入这种理论误区，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苏维埃政权自诞生之日起就缺乏推行现代市场经济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而他们相对熟悉的、适应于传统社会的“行政权支配”不仅是更为直接、更为有效的手段，而且有助于他们在相对严酷的环境中迅速集中有限资源应对外部压力并迅速推进工业化；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也确实有着“有计划”“按比例”的理论设想，如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②、“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③等等，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有计划的分配”“适当的比例”肯定不是适应于传统社会的“行政权支配”，因为未来社会不仅已经消除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而且已经不存在阶级、政党乃至国家：“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④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恩格斯一再提醒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⑤，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者们仍然坚定地把市场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其后更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或苏联模式。

我国同样是在落后农业国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即便到新中国成立之际，我国仍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⑥落后的农业国国情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使得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多地借鉴了苏联模式，但同时也始终对苏联模式中的教条主义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警觉，如毛泽东曾总结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⑦就市场经济而言，尽管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多地借鉴了苏联模式及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并没有完全排斥市场因素，不仅仍然坚持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若干原则，而且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不具备推行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一直在为培育和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准备着积极的因素。具体而言，正如前文表明的，不论是在落后农业国基础上快速推进工业化还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积极应对外部压力，都决定了计划经济体制至少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有着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借助于计划经济体制在集中有限资源快速推进工业化方面的相对优势，我国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成功地从一个落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并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与此同时，与高度集中、相对僵化的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计划不仅结合我国具体实际保持了一定的弹性并特别注意到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等等，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始终保留着若干市场因素，如农村居民的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农村集贸市场以及城市工业部门之间带有市场交换性质的“物资协作”等等。特别地，正如毛泽东强调的：“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⑧，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没有完全采取行政权支配的无偿调拨方式，而是尽可能坚持包括等价交换在内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若干原则，如强调“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⑨并明确要求“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⑩。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就深刻认识到，“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⑪，不仅成功突破了苏联模式中的诸多理论教条，而且为改革开放以来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6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56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0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13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6页。

⑪《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9页、第437页。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刻总结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不仅成功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而且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顺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开辟了新的空间。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总结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③。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④。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⑤；党的十六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重大判断并提出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⑥。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改革开放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理论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到实践中的初步建立、从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理论认识再到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⑦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7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页。

③《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82—183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733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348—1349页。

⑦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其基本依据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推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并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①。面对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新特征新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仅推动我国实现了一系列突破性变革、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不仅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而且明确提出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具体而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②；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为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如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系统谋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到二〇三五，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④的目标任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如何“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⑤作出了战略部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只能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理论认识并以更为深刻的理论认识更好地指导实践，不仅在实践中成功破解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统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世界性难题，而且从理论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12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页。

③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第96—97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4页。

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6页。

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第6页。

四、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代内涵与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①按照斯密的看法，现代市场经济是以正义的法律为前提、以自愿平等互惠的交换为基础、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的体系；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推动“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体系，这意味着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推动“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增值成正比”的体系、一种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并以此推动普遍富裕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经济发展为根本前提、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内在机制、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本质上是一种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以普遍勤劳推动普遍富裕并以此推动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体系：作为一种现代市场经济，它以自愿平等互惠的普遍交换为基础并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人身性依附、地域性限制和行政权支配；作为一种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更高级形态，它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并服务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服务于满足人民需要这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此为基础，我们不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认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内涵：（1）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经济发展为根本前提、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学说，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决定了新时代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必须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意味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能够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②，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③，特别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构建起“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意味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64页。

②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2期。

③《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4页。

简言之，所谓“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以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基本依据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优势，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这种效率优势又主要源于市场交换的普遍性，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①。与此同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②，一方面，市场的效率优势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方面或斯密所说的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的方面，那些无法通过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的领域、那些无法完全通过人类劳动和个体勤劳改变数量的东西，通常不适用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否则不仅会造成毫无意义的“内卷”，而且容易引发较为严重的社会不公甚至损及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斯密重要继承者和马克思重要思想来源的李嘉图强调说，“说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及规定商品相对价格的规律时，我们总是指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③；另一方面，即便就资源配置本身以及人类劳动可以增加其数量的商品和要素而言，市场所起的也只是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全部作用，不仅仅是因为市场本身有可能存在市场失灵，也不仅仅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需要一定的前提、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更是一种需要政府和法律予以精心维护的昂贵公共品，而且是因为市场的这种效率优势有助于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但其本身并不必然推动人的发展，其能否推动人的发展更多地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定语”所决定的社会化生产的社会性质、更多地取决于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事实上，斯密关于政府必须费点力量防止“大多数人民”陷入“最愚钝最无知”状态的阐述，某种程度上就是其在现代市场经济发轫之初提出的一个同现代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重要命题，而英国工业革命之所以推动经济发展但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人的不发展，不仅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关，而且同政府在住房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乃至劳动保护等方面的严重缺位有关；为了应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挑战，西方国家在后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开始越来越多地重视政府作用，但这种政府作用本质上仍是一种市场的对立物、最多是一种补充力量。与之不同，不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不具备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发育创造条件，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主动建立和积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乃至新时代以来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探寻的都是一种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实践路径。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6页。

②《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65页。

③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6页。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统一，又是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本质上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形式通过以普遍交换促进普遍勤劳服务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服务于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以此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作为市场经济的定语的“社会主义”则通过制度优势以及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一方面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确保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服务于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这意味着新时代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并以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并通过“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一些地方和部门还习惯于仅靠行政命令等方式来管理经济，习惯于用超越法律法规的手段和政策来抓企业、上项目推动发展，习惯于采取陈旧的计划手段、强制手段完成收入任务，这些办法必须加以改变”③：按照斯密和马克思的看法，“行政权支配”是人身性依附的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它适应于相对封闭和相对隔离的地方性发展，即便其在短期内简单直接有效、即便其对于具体问题个别领域更具针对性，但仍有可能严重损及现代市场经济的普遍性；事实上，斯密不仅把现代市场经济视为“法律的对象”并从“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理”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而且其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任何重要论断几乎都以“正义的法律”为前提。“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相互依存、互为支撑，共同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重要保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⑤，新时代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⑥，“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⑦。

①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第96页。

②《习近平法治文选》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第68页。

③《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5页。

④习近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2025年第2期。

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5页。

⑥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0页。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范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6年，第152页。

五、结语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亚洲，……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①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社会本质上是一种竞争性的小国经济形态，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大一统的大国经济传统，并由此决定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各具特色的现代化路径：欧洲社会有着“私人企业”自愿联合的历史传统并率先发育出了现代市场经济因素，其现代意义上的政府部门更多地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其对立面或补充物发展起来的，其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更多地是对立的而不是统一的并由此深刻影响了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关于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理论认识；与之不同，我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和治理理念，在国家治理和政府作用等方面更是积累了相对丰富的历史经验，如先秦时期的八种政务②、秦代以来的郡县体制、隋唐伊始的科举制度等等，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早在现代市场经济产生之前，我国就已经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府部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某种程度上更是政府部门积极推进和精心培育的结果，本质上是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历史过程。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9页。

②“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尚书·洪范》）。

正如恩格斯强调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所产生的历史结果，本质上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在偶然性中存在必然性：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种新形态，它超越了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和传统的理论认识，似乎有着某种偶然性；作为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它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善于借鉴吸收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②并以此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似乎又有着某种必然性。美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海尔布罗纳在《国富论》出版200周年之际曾指出，“亚当·斯密不只是第一个真正有哲学修养和能力的经济学家，他是我们知识遗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我们怎样感谢也不过分”③，我们确实应该感谢斯密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和历史洞见；类似地，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既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经验又突破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的伟大创造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②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566/202409/content_6973188.html。

③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4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3页。

（来源：《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