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为深入理解国有企业战略使命问题,本文回顾梳理了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的历史演进过程,构建了“国家目标—时代挑战—国有企业战略使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任务”的逻辑框架,提出国有企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线索在于:战略使命呼应国家目标、改革任务与经济体制演进紧密结合、发展任务长期聚焦科技创新、坚持党对国有企业领导。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功能作用,关键在于明确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的时代要求,主要包括:深入驱动科技创新,前瞻性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全方位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扎实保障社会民生,坚定践行对外开放。
关键词：国有企业 战略使命 中国式现代化 科技创新 新质生产力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国在探寻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现代化方法和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国有企业作为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的重要作用，从我国现代化进程来看，国有企业是我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独特优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依托。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随着我国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对国有企业在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使命定位和功能职责，也有了更为明晰、更为具体的要求，如何更好发挥国有企业战略使命成为关注度较多的研究话题。对于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的要求和部署在近期党和国家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同时指出，要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在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指出年度工作任务中要“加快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
对此，学界已经进行了一些讨论，探讨了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的核心内涵，有研究尝试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逻辑，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企改革独特的经验范式是以国有企业使命任务为改革目标；有研究从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本质”出发推演出“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的本质、构成以及目标等关键要素。也有研究尝试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梳理中对国有企业的作用进行提炼总结，认为国有企业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为：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国民经济以及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提供发展环境到直接引领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变革，并剖析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国有企业的新使命。有学者认为，明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国有企业的定位是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提，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核心功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和安全支撑作用是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也有学者指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需要牢牢把握国有企业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战略使命，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以实现国家使命要求。
当前已有研究为我们深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国有企业战略使命问题提供了有益基础，但仍有不少关键问题未能在更具一致性的理论框架中予以解释，致使一些概念范畴的边界和内涵难以有效区分。比如，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的理论内涵和具体内容是什么，是如何随着时代变化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与战略使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孰为目的孰为手段?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在一定的逻辑框架下界定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的主要内容?回答这些问题，本文认为有必要将国有企业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中进行分析，既包括新时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情况，也能够上溯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实践，在更为宏观、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之中逻辑贯通地理解国有企业战略使命。本文将尝试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作为串联起回溯和展望国有企业战略使命演进的时空背景，提出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的基本逻辑框架，并结合理论分析提出国有企业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使命的主要内容，以期围绕这一重要概念进行研究探索。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的历史演进
将我国国有企业发展历程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下进行理解，是更好地理清国有企业的过去和未来、更为深入地理解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的必要前提。本部分将从历史维度分析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相关问题，其必要性在于，在历史进程中观察可能的经济规律展开的现实表现，为进一步的理论逻辑提炼提供史实支撑。从本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战略使命概念的提出并非一时之举，而是在深刻理解总结我国国有企业历史逻辑基础上新的概念提炼；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是其实现战略使命的重要支撑。
（一）夯实基础期（1949—1978年）: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实保障者
社会主义国家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国有企业是巩固和壮大公有制的重要主体，其战略使命聚焦于构建社会主义制度的所有制基础和支撑国家工业体系建立。
首先，构建社会主义制度的所有制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开展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条件。所有制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国营经济的地位：“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1953年我国确立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工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迅速提高。1956年，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国营企业占32.2%,合作社经济占53.4%,国营企业主要分布于国民经济关键领域和命脉行业，奠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一时期，我国公有制经济比重一直在稳步扩大，到1978年我国公有制经济占比达到顶峰，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数量占24.0%,工业总产值占77.6%;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数量占76.0%,工业总产值占22.4%。
其次，支撑国家工业体系建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来源，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物质基础。苏联为我国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早期支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56项援建项目，国有企业作为这些项目的承接主体，参与到技术引进和工厂建设之中，这些国有企业成为我国后续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源头。其后，我国对苏联过于强调重工业的教训进行反思，逐步提出自身探索工业化道路的一系列认识。1963年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提出，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走来考虑，首先，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其次，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国有企业在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指引下，积极投身到“三线建设”等完善工业产业体系的任务之中，推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方面，在重工业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建立起较为可靠的能源工业体系，同时形成了成规模的钢铁工业，在飞机、汽车、精密仪表等制造业领域取得突破，攻破了“两弹一星”等科技难关；另一方面，轻工业也取得长足发展，在纺织、食品等领域表现突出。1949—1978年间，中国工业总产值从140亿元增长至4237亿元，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近65倍，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
最后，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管理方式。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国有企业管理理论主要来源是苏联的“马钢宪法”,这一模式虽然克服了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模式的所有制缺陷，但也存在机制僵化等问题。在1956年后，我国国有企业反思苏联的管理制度，建立以党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我国也重视劳动者参与管理的积极作用，毛泽东认为，“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一认识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主要特点的“鞍钢宪法”,核心内容为：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鞍钢宪法”是我国国有企业探索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重要尝试，是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理论成果，也对日本等国家现代企业制度演进产生了积极深远影响。
（二）改革开放期（1978—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将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和具体的现代化路径探索上。邓小平曾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始终要依靠和发挥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的主要内容在于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驱动性力量。
首先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驱动性力量。党的十四大明确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作为其中的驱动性力量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国有企业通过自身改革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格市场主体。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扩大自主权、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方式，国有企业初步形成了能够响应市场需求的生产供给机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十六字方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从“放权让利”转向机制转换、制度创新。此后，国有企业组织运行与市场相关联的体制机制加速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资本运行方式、产权安排架构、公司治理模式等逐步建立起来。其二，国有企业通过不断优化经营布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到2000年末，国有企业整体实现转型脱困，通过鼓励兼并、规范破产等方式主要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行业集中，国有企业总量和发展质量同步提升，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得到巩固。其三，国有企业为其他所有制市场主体涌现提供市场和制度环境。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一批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管理层收购等改制方式成为民营企业，这是我国民营企业的重要来源之一。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降低，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形成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同时发展的所有制格局。
其次是以科技创新助力生产力发展的中坚力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一方面，国有企业保持了雄厚的科研实力和较高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研创新体制机制，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之初，国有企业是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承接主体，国有企业在科技方面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国有企业依靠自身长期的技术积累，在吸收转化国外技术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技术外溢效应不断提升我国产业整体技术水平，有效降低了我国在赶超过程中的技术开发成本。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国有企业强调重点行业领域和重大装备集成创新，依靠自主创新有力支撑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建设；国有企业牵头研制的多型号神舟飞船先后成功发射，使我国跻身世界航天强国行列。特别是以高铁为代表的重大技术突破，集中体现了我国国有企业在自身技术积累具有优势的条件下，由模仿创新转向自主创新的过程。我国铁路工业从来没有中断过产品开发，关于铁路的工业技术能力是在长达50多年的自主产品开发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我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完成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转化，引进国外成熟产品仅仅是契机，更为关键的还在于国有企业长期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投入和专注。
最后是形成更加完备的国资监管体制。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003年3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基本实现了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国有资产出资人缺位和国有资产多头管理的问题，各省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相继组建，这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式事件。国资监管法律体系逐渐形成，2003年5月国资委与国务院法制办共同起草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以行政法规形式明确了我国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基本框架，为国资委更好地开展国有资产监督工作奠定了法律基础。2005年10月修订的《公司法》、2007年3月通过的《物权法》,以及200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等相关法律条文，从国家法律层面就国有资产监督机构做了明确规定，进一步提升了国有资产监督机构的法律地位。
（三）成熟拓展期（2012年至今）: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性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有企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系统部署。国有企业经营活力和经营效率显著提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支撑性作用愈发强化，承担战略使命更加多元。
第一，更多维度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国有企业以自身发展的突出成效为承担更加多元化的战略使命提供坚实基础，这也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国有企业战略使命问题被更加关注的重要客观条件。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持续提升，2013—2022年，国有企业户数由15.5万户增长到29.1万户，增长近一倍。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104.1万亿元增加到339.5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4%以上。我国国有企业销售利润率在资产规模扩张的情况下保持平稳，持续维持在5.5%—6%。
表 2013—2022年全国国有企业经营指标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年鉴》2014—2023年。
国有企业向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和命脉行业持续布局，不断放大国有企业发挥功能的作用效果，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国有企业经营布局实现有选择进退，聚焦核心职责与主营业务，向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集中，中央企业的主营业务投资占比及主营业务子企业数量占比均已超过90%的门槛。国有企业承担社会功能的作用增强，2012—2021年，中央企业累计上缴税费18.2万亿元，上缴国有资本收益1.3万亿元，向社保基金划转国有资本1.2万亿元，单从税收贡献来看，2022年中国国有企业（不含国有一级金融企业）纳税6.3万亿元，占到2022年中国政府税收收入（16.7万亿元）的37.7%。国有企业承担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优质低价的生产生活基础性服务，对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作用显著，2019年有关中央企业通过落实提速降费、降电价等政策降费让利超过5000亿元。国有企业在扶贫脱贫、抗击疫情、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中做出重要贡献，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国有企业主导迅速建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超越成本考量转产扩产防疫物资。
第二，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国有企业在科技自立自强方面表现突出。中央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从2015年的2.16%提升到2025年2.86%,2025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1.1万亿元，已经连续四年超过万亿元。中央企业集聚了一批高层次创新人才，研发人员达144万名，占全国的1/5。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中央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22个，承担了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中60%的标志性产品研发。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有企业的鲜明特征，在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高速铁路、高端装备、能源化工、移动通信、北斗导航、国产航母、核电等领域涌现出一大批世界先进水平的标志性重大成果，在建设港珠澳大桥、白鹤滩水电站、“深海一号”油气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等一批标志性重大工程中都展现了国有企业科技自立自强的长效积累。
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微观制度支撑。新时代以来国有企业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重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党组织与公司治理制度化嵌入，明确了党组织、董事会、经理层治理定位，规范了党委（党组）在决策、执行、监督环节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程序。中央企业集团全面完成党建入章，全部实现党委（党组）书记、董事长“一肩挑”,全部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和1.26万户重要子企业制定了党委（党组）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第二，激发企业活力，推行经理层任期制契约化和职业经理人制度，丰富中长期激励“政策包”和“工具箱”。国有企业建立了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以“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为主要内容的三项制度改革多层级深度推进，开展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的中央企业和地方各级子企业的比例由2020年底的23.5%、23.2%均提升到99%以上。第三，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得到根本性加强。国有企业管党治党意识和责任明显增强，建立了党建工作责任体系。党建工作被纳入各级国有企业的考核体系，确立了明确的党建工作目标导向。
三、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的理论逻辑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有企业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作用于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核心环节。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的具体内涵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所区别，但从理论上进行提炼总结，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式现代化与国有企业战略使命之间的理论连接，为理解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的逻辑框架提供了重要指引。
（一）核心线索：战略使命呼应国家目标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现代化过程是指由生产力的现代化驱动，进而推动生产关系的现代化、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生产力的发展是根本动力，而科学技术的革新是生产力发展的内核，也决定着生产关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生产关系的现代化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现代化，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条件。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既是一个实践命题，也是一个理论命题。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都有着内在要求，以实现理想的社会形态，这是会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所决定的。
国有企业作为经济体系的基本构成单位，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生产关系演进的核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与否，国有企业的命运与中国式现代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面临不同的国家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会有区别，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各不相同。本文构建“国家目标—时代挑战—国有企业战略使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任务”的分析框架，将有助于更为清晰地理解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的核心内涵和实践指向。
“国家目标”是党和国家在相应历史时期制定的国家发展阶段性目标，或是在实践中展现出来的这段历史时期所表现的路径指向，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是国家主体性在经济发展实践中的集中表现，将在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筹划指导国家建设与发展。国家目标是一个时期内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的重要指引，国家将通过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各种政策手段以实现既定目标，基于国家理性，反映国家意志，体现国家能力，持续性推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必须是在国家目标的统筹下实现的，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企业的逻辑必然。
“时代挑战”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即一个历史时期的内部发展阶段和发展特征，外部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等。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一较长历史时期中，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将会分为特征各异的小阶段，国家需要结合各阶段的实际情况，确立与各阶段相适应的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外部的各种变化和冲击等因素也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变量，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能脱离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探索发展路径的，要考虑到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技术工艺等知识的积累水平，还要考虑与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战争、瘟疫等事件也会极大影响国家发展进程。
“国有企业战略使命”是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类型的企业组织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运行中的职责定位和功能作用的集中表现。从学理角度来看，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必然有其存在的使命，这是指导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计划运筹、组织协调各种资源进行生产经营的基础。企业不能仅仅被从西方经济学角度理解为具有“经济人”特性、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组织。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营利只是企业发展的手段，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企业必须有为社会进步做出更大贡献的崇高使命。对于我国国有企业而言，其生产经营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立足于党和国家发展的需要，是超越企业一般经营发展目标的战略性安排，将自身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区别。因此，承担战略使命是由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企业的性质所决定的，而战略使命的具体内容，则取决于企业发展阶段、时代挑战、国家目标等多重因素。
国有企业战略使命具有动态适配性。由于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国有企业自身的发展规模、经营方式、组织架构等方面都有区别，因此国有企业具体承担战略使命的能力和形式会有所区别，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成长壮大，在成长过程中伴随着企业价值导向的动态演进，企业使命也随之发生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承担的战略使命与其生产经营方式是高度匹配的，这种动态适配性并不突出。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的首要目的是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实现生存和发展，企业专注利润、产值等经济效益，承担战略使命的方式有限。随着国有企业发展走向成熟，企业除了考虑现实经济效益和客户价值外，还会积极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运营，与社会进行良性互动。当国有企业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进入追求卓越的发展阶段，企业自身的发展将会与社会经济发展深度互动，企业的健康运营将为社会带来福利增益，企业对于新技术、新工艺的创新投入，以及新商业模式的拓展，将带动相应产业板块发展。同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也将对世界一流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深刻影响。此时，国有企业的价值导向和使命定位，只有与其所处的社会发展环境有机融合，实现动态适配，才能够为企业发展带来持续性的竞争优势，这一阶段的国有企业将能够通过更多的方式承担并完成战略使命。
国有企业战略使命具有系统协调性。本文所讨论的战略使命是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体现，不同个体国有企业承担战略使命的方式和能力存在区别，因此，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机制安排，引导协同个体国有企业发挥使命功能，使得国有企业在整体层面能够实现国家所要求的战略使命。在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断接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时期，对国有企业发挥功能作用的要求也逐渐增多，国有企业的战略使命趋于多元化，既要发挥经济作用，也要承担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这种多元战略使命的演进决定了国有企业战略使命需要具有系统协调性的特征，需要在多层次国有企业和不同类型功能使命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以使得整体性作用得到发挥。因此，一方面应对战略使命进行梳理分类，明晰在“国家目标”和“时代挑战”约束下的国有企业战略使命范畴的内涵；另一方面，应从分层分类的角度认识不同国有企业的具体战略使命，通过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国有企业战略使命评价制度，系统性推进国有企业功能作用在一定时期达到预期目标。
“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任务”是“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的实践表现，通过具体的改革发展举措，使得国有企业能够完成其战略使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体现国家意志，推动“国家目标”实现。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应该在国家目标和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的引领下进行，国有企业的使命性质和功能定位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推动国有企业发展的逻辑起点，不同时期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侧重点是随着国家目标和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的变化而不断转换的。当然，本文在后文中也指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特征，也能够提炼出清晰的逻辑线索，只是在不同国家目标和国有企业战略使命要求下，表现的形式和着力点有所不同。
从前文对国有企业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作用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将战略使命与国家目标相呼应，既是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的要求，也是其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目标可以概括为“探索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时代挑战是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在面临外部较大的安全压力下实现“站起来”。此时国有企业战略使命在于构建社会主义制度的所有制基础、支撑国家工业体系建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任务重点包括“三线建设”“鞍钢宪法”等。在改革开放时期，国家目标是形成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时代挑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富起来”。国有企业战略使命主要是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驱动性力量，改革发展任务重点包括放权让利、公司制改革、抓大放小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明确目标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挑战在于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我国如何实现“强起来”。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战略使命更加多元，包括科技创新、产业支撑、安全保障、社会民生、对外开放等，改革发展任务重点包括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成为产业链链长、科技自立自强等。
与此同时，坚持党领导国有企业是这一逻辑线索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展开的政治基础和根本保障，下文也会着重分析。
图1 “国家目标—时代挑战—国有企业战略使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任务”的逻辑框架
（二）改革任务：与经济体制演进紧密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生产力发展过程，也是生产关系变革过程，包括所有制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劳动组织形式等生产领域的制度机制变革。国有企业实现自身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统一，很重要的方面在于不断适应我国经济体制要求，持续推动改革任务以保持企业发展活力，通过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变革不断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为实现国有企业战略使命提供机制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自身发展也是经济体制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国有企业与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互动关系，不能将国有企业看成静态的、被动的，只关注经济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带来的影响，而应认识到国有企业是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动态地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作用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运行单元，企业制度被塑造为如何更好适应计划经济的高效运作，在生产、分配、流通等环节与计划经济的要求紧密呼应，不同发展规模、不同行业类型的企业在运行制度上差异较小，企业改革任务在一定时期内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成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核心微观枢纽，需要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企业到市场经济体制企业的角色转变，企业运行方式要相应调整，历经“放权让利”“制度创新”“国资监管”等改革阶段。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来看，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处于企业“初创阶段”,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探索出能够维持生存的有效路径，通过“放权让利”等方式使得国有企业逐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独立生存和发展。伴随着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国有企业也逐步发展壮大，企业生产运营规模快速扩张，组织管理结构的复杂性不断提升。此时，国有企业必须加强制度创新和组织变革活动，“制度创新”的任务一开始是“从无到有”,随后要实现体系化、规范化的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工作，包括进行产权、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的系统性改革，制定有效、合理的治理结构，为企业进一步快速增长提供支撑。其后“国资监管”阶段的改革主要任务是设立国资委，在“国家所有、分级代表”的原则下监督管理各级国有企业，将监管的核心目标聚焦到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好适应当时国有企业发展的整体态势，解决了以往国有经济管理部门林立、监管效率低下等问题。
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在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激烈竞争和残酷筛选中饱经历练，从企业成长阶段来看已经进入“成熟发展期”,不少企业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世界一流企业水平。国有企业的健康运营将带来更为广泛的经济效益，企业对技术、产业等领域的持续投入，以及新商业模式的拓展，将带动相应产业板块发展，带动产业链升级和结构优化。与此同时，我国面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艰巨任务，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叠加“成熟大企业”的企业发展阶段特质，使得国家对于国有企业在战略价值、社会价值等方面的要求也在增多。承担国家社会所需的战略使命，既是国有企业本身性质所决定的责任，也是其发展到世界一流企业阶段的规律性表现。国有企业的组织架构、管理模式、运行机制等势必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相适应，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机融合，才能够为企业发展带来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因此，需要在公司治理模式、科技自立自强机制、国资监管体制等方面持续推动更为深入的改革任务。
（三）发展任务：长期聚焦科技创新
国有企业发展任务长期聚焦科技创新，是我国国有企业能够跨越周期生存发展的核心遵循，也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国有企业战略使命有效实现的基础性支撑。科技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核心推动力，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国家应该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而国有企业可以作为有效的政策工具，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相较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国有企业所聚焦的创新活动不仅是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组织流程创新等面向市场的创新活动，而且必须以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国家高水平自立自强为战略使命，尤其要求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成为原创技术“策源地”。从发展中国家迈向工业化国家的一般经验来看，国有企业相比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对资源的使用更为高效集中；在技术研发过程中，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承担研发风险的能力，资金和技术支撑力更强；能够通过共性技术平台等机制，充分发挥技术外溢效应，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的技术升级和产业进步。因此，通过国有企业这种政策实施形式，相比于间接地通过税收、补贴等方式指导私人部门，避免了信息不对称和高昂的交易费用，能够更好实现国家总体规划，提高社会运行效率。
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性特点。一方面，国有企业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投入科技创新力量。国有企业内部本身拥有许多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院所等单位，并且许多单位都有着技术研发的历史传承，这对于基础性科技创新尤为重要，积累了大量的专用技术和人才，具备较强的科研实力。这种国有企业内部的科研力量内嵌于国家创新体系之中，与国家政策体系能够发生积极的化学反应，更好支撑新型举国体制。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经过多年改革，已经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与高校科研院所等非市场化科研机构相比，对于关键核心技术的取得和科技成果的转化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有条件成为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取得突破的重要力量。在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成果有效转化为商业创新成功实例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复杂且艰巨的挑战。包括但不限于：转化流程及结果均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研发和转化资金筹措的困难，技术专家与企业家因关注焦点不同而产生的隔阂，作为创新支撑体系的产业生态环境的缺失，以及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们往往缺乏足够的激励或动力去涉足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关键阶段。对于这些严峻的挑战，有学者用“死亡之谷”来形容企业家从发明到创新的转变过程。国有企业这种具有公司治理结构的公共部门，能够更好地担当核心技术创新先锋的职责。国有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既通过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战略需求；又能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中的灵活机制，调动各方面科研力量和资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准确把握关键核心技术的迭代方向。
（四）政治基础和根本保障：坚持党对国有企业领导
从国有企业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来看，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保持社会主义性质，发挥应有的战略使命，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基石的根本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实际上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机构。毛泽东在1956年曾明确指出，“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有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这种机制能够有效遏制苏联模式中“一长制”的弊端，对管理人员形成一定的监督和制约，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总结出的有效的企业管理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还承担了许多政治功能和社会福利功能，这些功能的实现都需要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改革开放后，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中，对于党组织的定位主要有两个大方向，一是以市场化为导向，助力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充分融合，使党组织成为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部分，保持国有企业自主经营的独立性和公司治理的科学性；二是强调党组织超越于普通经营管理的特殊性，保证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把好国有企业的政治方向。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作用机制愈发完善，不断在实践中发展细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1993年我国颁布了《公司法》,第十七条规定：“公司中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活动，依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办理。”与此同时，同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确定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并进一步指出，“企业中的党组织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回答了国有企业要不要加强党的建设、怎样加强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组织与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正逐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第一，与公司治理的融合机制日趋制度化，形成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制度体系。第二，明确了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重大决策的主要范围。党组织主要参与国有企业的“三重一大”事项，包括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等。第三，“党管干部”是始终需要坚持的重要原则，与国有企业的选人用人机制相结合，形成有效管用的用人体系。国有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的融合不断深入，也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从机制上确保国有企业能够有效履行战略使命。
四、国有企业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使命
从“国家目标—时代挑战—国有企业战略使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任务”逻辑框架来看，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功能作用，关键在于明确新征程中的国有企业战略使命，从而依据战略使命厘定国有企业的具体改革发展任务，进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国有企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要求，形成了关于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系统性论述，为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发展厘定了方向，是提炼总结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的重要思想理论依据。国有企业应聚焦国之大者、围绕国之所需，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国有企业战略使命应包括深入驱动科技创新、前瞻性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全方位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扎实保障社会民生、坚定践行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
（一）深入驱动科技创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动力，当前我国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科技创新的需求尤为迫切。国有企业带头提高创新能力，努力形成更多更好的创新成果和产品，在创新发展方面发挥更大引领作用。国有企业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国有企业完善创新体系、增强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力，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提升国有企业原创技术需求牵引、源头供给、资源配置、转化应用能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
聚焦基础性研究和原始性创新是发挥国有企业创新优势的重要方向。国有企业能够通过发挥主体性作用、主导性功能，广泛联合其他所有制企业，充分利用大学、科研院所等科研载体，针对未来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产业链关键技术环节等紧迫的科技方向，构建生产技术研发体系和基础研究体系相结合的新型科技创新生态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所属国有企业，一定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研发和掌握更多的国之重器。中央企业尤其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具有一般企业难以比拟的规模优势、资源基础、科技创新积累，应成为我国战略科技力量的组织带动者，将火箭、高速列车、大飞机等复杂产品系统技术作为重要方向，在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与扩散网络中成为重要支撑力量。
充分利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有针对性地设立面向不同科技创新领域的投资手段，建立分层分类评价考核体系，适应市场经济竞争体系，支撑创新政策、产业政策落实落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以创新创造为导向在科研人员中开展多种形式中长期激励。鼓励支持国有企业探索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改革，科研类创业类国有企业可以采取更为灵活的激励方式，特别是针对人才资源、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转制科研院所或者高新技术企业等。国有企业要积极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改革方案，加大对科技人员的激励，充分激发创新创造热情。
（二）前瞻性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一直以来，国有企业对我国生产力发展起到了根本性推动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国有企业应全方面发力新要素、新产业、新动能等领域，推动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助力社会生产力整体跃升。
生产要素是塑造生产力质态的基础性力量。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新要素被广泛使用。特别是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资源等成为关键劳动对象进入生产过程，将充分赋能生产活动的全流程各环节。国有企业通过加快数智化转型，利用转变生产模式的机遇降本增效，将有力增强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可以在数据相关行业积极布局，推动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在新兴基础性资源领域发挥主导作用。
产业是生产力形成发展的基本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制定实施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指引目录。国有企业应充分发挥在提升全产业链自主创新水平方面的前瞻性和战略性带动引导作用，注尤其是中央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中处于中上游地位，对产业链供应链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民经济产业体系更新迭代的应有之义，国有经济要在国民经济中保持主导性地位，必须把握住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机遇，加快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国有企业要坚持长期主义、稳定投入，国有资本要当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产业领军企业。中央企业发挥带动引领作用，进一步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持续发力，深化产业链创新链生态体系塑造，助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三）全方位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经济安全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国有企业要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国有企业是维护基本经济制度安全的核心主体。“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国有企业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在市场经济中做强做优做大，在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领域具有主导性力量，保证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总量上保持合理稳定比例，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分配方面，国有企业应保持一定的劳动力吸纳比例，推动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更加合理，劳动者权益更加公平，在分配机制和效果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国有企业要更好适应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持续推动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独立市场经营主体，使其更多通过市场化的手段生产经营，并通过市场化的机制获得生产经营带来的收益或者风险，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也应以自身发展带动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通过混合所有制等形式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有效合作。
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重点行业，包括能源、金融、粮食、资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国有企业应做好稳定器压舱石的重要角色。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国有企业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能源安全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国有能源类企业要深挖我国能源潜力，确保油气供应安全稳定，确保电力等基础设施平稳保障。金融安全是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国有企业可以在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等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有效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粮食安全是解决好吃饭问题这一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的基础，要保证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国有企业必须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积极投入种子库建设，在确保种业安全上发挥国企担当。
（四）扎实保障社会民生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更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改善人民群众福祉，需要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功能作用，成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代表性力量。国有企业在所处的关系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行业中彰显自身职责，充分发挥保暖保供保民生、稳产稳供稳物价的国家队、主力军作用，采取多种措施，着力完成重点保供任务，有力维护了经济社会稳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许多脱贫攻坚、改善民生的项目实施，都是国有企业扛起来的”。当前需要完善国有企业承担特殊保障任务的统筹协调机制，健全社会责任评价考核标准，与市场经济评价要求实现有机结合。
国有企业应加大在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的布局，针对医疗教育、养老托育、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应急等公共服务与民生需求，发挥更加有效的民生保障功能。公益类国有企业作为承担特殊功能的企业组织，需要明确自身职责范围，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为主要目标，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探索合理长效的发展机制，提升民众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国有企业要带头保供稳价，强化民生用能供给保障责任。在公益慈善等领域有所作为，国有企业可以积极参与公益事业，通过成立基金会或捐助等形式在教育、医疗、扶贫、环保等领域进行投入，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三次分配”实践中做出国企表率。
（五）坚定践行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国有企业在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是引进外资和外部技术的主要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我国外部发展环境面临复杂局面的挑战中，国有企业也应坚定践行对外开放，加大开放合作力度，积极落实国家对外发展战略举措，“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
国有企业应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国际产能合作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为牵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取得新进展。在当前外部政治经济发展环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应更好参与新形势下的国际经贸合作，主动应对区域贸易协定、贸易合作组织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政策挑战，在共建“一带一路”、参与CPTPP、完成“碳中和”目标等问题上发挥我国国有企业的正向作用。
国有企业应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将世界范围的高端要素、先进技术和人才资源吸引过来，加强与科技强国的产业技术合作交流，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的控制力和主导能力，努力塑造以“中国创造”为关键技术谱系的国际产业体系。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标准及贸易规则的制定和推广工作，依托我国国有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创新实践，统筹协调国内外市场规则。国有企业通过加强与合作国家行业标准协同及贸易规则的互认对接，将能够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塑造我国国有企业的正面形象，提升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五、结语
本文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分析了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的演进历程，提炼了理解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的逻辑框架，并提出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国有企业战略使命的核心内容。围绕这些战略使命，国有企业应进一步加快改革和发展步伐，更好发挥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作用。
在改革任务上，围绕更好实现战略使命细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有针对性地完善考核评价机制，给予国有企业更为清晰的使命导向、更为明确的权责安排、更为广阔的市场化经营空间；健全国有企业经营决策机制，推动国有企业更好适应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充分保障国有企业更高效地实现核心功能。在发展任务上，应持续加大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投入力度，打造灵活的科技创新管理制度，以更高的容错率和更为长期的视角支持科研创新活动，提升国有企业原始创新的孵化率；把创新作为引领国有企业长远发展的第一动力，坚持以创新人才为依托，向人才培养倾斜资本投入力度；探索更为高效的创新导向的国有资本投资模式，将耐心资本作为国有资本的鲜明标识，将投资风险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以对标世界一流企业的价值创造作为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推动国有企业从注重短期绩效向注重长期价值转变，从单一价值视角向整体价值理念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贡献国资国企力量。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6年第3期，注和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