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崔硼(1985-),男，吉林长春人，博士，吉林大学发展规划处科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大学战略规划、学科建设。

文章来源：现代教育科学 . 2025 (06) : 1-5+12

摘要:“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系统性变革攻坚期，其核心命题在于高等教育体系，特别是“双一流”高校能否完成从支撑者到引领者的战略升维。本文尝试以超越传统对策性研究的范式，将“双一流”建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进行再定位。面对“十五五”时期确定性规划与不确定性环境的深刻矛盾，“双一流”高校必须实现三重战略升维：从资源依赖到范式创新主体的升维，主导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要素建设到系统效能核心的升维，成为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组织枢纽；从跟随借鉴到文明互鉴引领的升维，在全球高等教育与科技治理中贡献中国方案。与之相应，学科布局需进行逻辑重构：从学科导向转向使命导向，围绕国家核心利益构建战略学科簇群；从线性发展转向融合共生，打造学科—产业—社会协同演进的创新共同体；从国际对标转向特色创生，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塑造世界一流的中国范式。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 教育强国 “十五五”规划 战略升维 学科重构

基金:吉林大学2025年度“双一流”建设研究课题“吉林大学‘十五五’时期面临的宏观形势与阶段性特征研究”(项目编号：2025SYL001);2025年度吉林大学校本应用专题研究项目“教育强国背景下吉林大学‘十五五’规划编制的逻辑框架与战略重点研究”(项目编号：2025XB02);2022年度教育部“春晖计划”合作科研项目“日本教育法治的定位与路径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2202049)。

一、迈向教育强国核心场域的系统性思考

“十五五”规划绝非时间序列上的简单接续，而是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发起冲刺的首个五年规划，标志着国家发展进入一个以系统质变取代规模量变的新阶段。在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党的二十大将“教育强国”置于强国建设序列的首位，其深层意蕴在于：教育，特别是作为人才第一资源、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重要结合点的高等教育，已成为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自变量，而非传统的因变量或辅助系统。

“双一流”建设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塔尖”,其战略意义正经历深刻演变。既往两轮建设，聚焦资源汇聚[1]、标准确立[2]、优势学科建设[3]的阶段性任务。然而，面对“十五五”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以及国内发展动能转换、风险挑战交织的复杂态势，若仍沿用“要素投入”和“对标优化”的路径，将难以承担起教育强国“龙头”[4]的重任。当前，“双一流”高校面临的核心悖论是：国家以“五年规划”的高度确定性来引领发展，而其所处的内外环境却充满极端不确定性。破解这一悖论，要求“双一流”高校必须超越战术层面的修补与调整，进行一场深刻的战略升维与学科重构，从根本上重塑其存在价值、组织形态和作用方式。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双一流”建设的成效评估[5][6]、学科分析[7]或政策解读[8],缺乏将其置于“教育强国作为核心战略”与“十五五作为系统变革期”这一双重语境下进行的整体性、哲理性升华。笔者尝试弥补这一不足。我们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十五五”时期，“双一流”高校如何通过内在逻辑与外在形态的革命性变化，从现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优秀成员，跃升为驱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引擎?为此，笔者首先剖析“双一流”高校必须实现的三重战略升维，继而提出支撑此升维的学科逻辑重构方略，以期为引领中国高等教育迈向新征程提供一种前瞻性的系统思维框架。

二、战略升维：“双一流”高校在“十五五”时期的角色革命

“升维”这一概念，源于战略管理理论中的范式跃迁思想，意指在认知层次、目标体系和能力结构上实现跨越式的层级提升。对“双一流”高校而言，这绝非在原有发展轨道上的简单加速，而是需要在功能定位、价值创造方式和组织形态上实现深刻转型，完成从“优秀成员”到“核心引擎”的根本性蜕变。这种角色革命，源于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从外部环境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交织，全球创新格局面临重构；从内部环境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首要任务，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战略意义空前凸显。在此背景下，“双一流”高校需要实现以下三重战略升维。

(一)第一重升维：从资源依赖到范式创新主体

战略升维的核心要义，是实现从知识和技术的应用场与扩散端，向新知识、新理论、新范式的策源地的根本转变。这意味着“双一流”高校不能满足于在现有学术范式内发表更多论文、解决局部问题，而必须勇于挑战和重构既有的学科范式、科研组织模式乃至知识生产与评价的标准体系。这种转变要求高校具备理论原创的勇气和文化主体的自觉，能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自主知识体系。

具体而言，这种范式创新体现在3个层面。一是在学科范式层面，要敢于突破西方主导的学科分类标准和理论框架，建立基于中国实践、体现中国智慧的新型学科范式。例如，在社会科学领域，要打破基于西方经验的现代化理论束缚，构建能够解释和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理论体系。二是在科研范式层面，要超越传统的“小科学”研究模式，大力发展基于大平台、大装置、大数据的“大科学”研究，推动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形成解决复杂问题的系统能力。三是在组织范式层面，要打破传统的院系壁垒，构建更加灵活、开放、协同的新型科研组织模式，如建立面向重大战略需求的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的实验室等。

(二)第二重升维：从要素建设到系统效能核心

首轮“双一流”建设主要侧重于“要素”的强化，如引进领军人才[9]、建设重点实验室[10]、增加科研经费[11]等。这些要素建设固然重要，但在“十五五”继续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12]的背景下，如果各要素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和协同机制，其整体效能将难以充分发挥。当前，我国创新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各主体功能定位不清、创新链条衔接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迫切需要能够整合创新资源、优化创新生态的核心枢纽。

战略升维的关键路径是将高校从内部要素的聚合体，转变为驱动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组织枢纽和效能核心。“注重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正是对这一转变的明确要求。“双一流”高校应当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黏合剂和放大器，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打通创新链条的堵点断点，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这一角色定位要求“双一流”高校在3个维度发挥核心作用。一是作为创新流的组织者，要主动设计和牵头实施跨机构、跨学科、跨领域的重大科研计划，从被动承接课题向主动谋划重大方向转变，成为国家战略科技任务的重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二是作为人才链与创新链的耦合器，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与国家战略科研任务深度融合，建立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育人体系，让学生在实践中成长，让科研因新生力量而焕发活力。三是作为产业变革的预言者和塑造者，不仅要响应产业现实需求，更要通过基础科学突破和前沿技术探索，创造新的产业需求，引领经济发展方向。其价值衡量标准，应从论文专利数量转向对关键行业技术路径的塑造能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诞生的催化作用。

(三)第三重升维：从跟随借鉴到文明互鉴引领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西方学习”的同义词，在学术标准、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较多地借鉴西方模式。这种单向度的交流模式，在全球力量格局深刻调整、西方中心主义知识体系面临反思的今天，已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改变，世界对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为我国“双一流”高校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战略升维的深远意义，在于从文明交流的学习者和参与者，转变为全球高等教育与科技治理的贡献者和引领者。这要求“双一流”高校突破传统的国际化思维定式，建立基于平等互利、双向交流的新型国际合作范式，在全球知识治理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这一升维具体体现在3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一是提供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的能力。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能源安全、贫困治理等全球性挑战领域，基于中国的成功实践和经验，提出创新性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贡献东方智慧。例如，通过建立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的国际合作网络，分享中国在减贫、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实践经验。二是创设全球学术议程的能力。设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议题、学术会议和奖项，推动设立由中国主导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合作组织，掌握学术话语的主动权。如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建立联合实验室和国际研究网络，共同开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可持续发展研究。三是搭建文明对话高端平台的能力。打造世界级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和人文交流项目，不仅“引进来”,更要高水平地“走出去”,成为世界各国精英了解中国、理解东方文明、进行深度思想碰撞的首选之地。这本质上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三、学科重构：支撑战略升维的逻辑嬗变与路径创新

战略升维是顶层理念的深刻变革，而这一变革必须通过底层架构——学科体系的根本性重构来落地。这种重构绝非简单的学科增减、名称变换或资源重组，而是学科建设的底层逻辑、组织形态和价值标准发生的一场深刻嬗变。当前，我国高校学科建设普遍存在“三化”困境：学科方向碎片化，难以形成解决重大问题的合力；学科组织僵化，难以适应创新范式变革的需求；学科评价标准化，难以激发特色发展和原始创新的活力。“十五五”时期，要支撑前述三重战略升维，就必须推动学科建设实现以下3个根本性的逻辑嬗变。

(一)逻辑嬗变一：从学科导向到使命导向

传统学科布局主要遵循知识体系的内在发展逻辑，追求学科自身的完备性与在既定评价体系中的位次。这是一种向内看的学科建设逻辑，虽然在知识积累和传承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在应对重大挑战、服务国家战略方面日益显现其局限性。使命导向则要求学科建设彻底转向向外看乃至向前看，以服务国家核心利益与人类发展的重大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创新发展路径，构建战略学科簇群与实施使命管理模式。

1.“战略学科簇群”的组建逻辑与运行机制。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设立若干使命领域，如“碳中和技术与系统”“新一代人工智能”“生物安全与人民健康”“深空深海探测”等。每个使命领域下设若干战略学科簇群，采用矩阵式组织结构，纵向保持学科深度，横向强化交叉融合；建立“使命首席科学家”制度，赋予其在人才引进、资源配置、考核评价等方面的主导权；实施里程碑式管理，建立以解决关键问题为导向的动态调整机制。

2.资源配置与评价体系创新。

设立使命导向专项基金，实行预算包干制和负面清单管理，赋予簇群充分的经费使用自主权；建立以使命贡献度为核心的评价体系，重点考察在解决卡脖子问题、服务国家决策、推动产业变革等方面的实质贡献；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成果的质量、原创性和实际价值，而非简单量化指标。

3.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在战略学科簇群内设立跨学科人才培养项目，实行多导师制和个性化培养方案；建立使命驱动的实践教学体系，让学生在参与重大科研任务中成长；设立战略科学家培养计划，选拔优秀青年人才进行重点培养，为国家长远发展储备战略力量。

(二)逻辑嬗变二：从线性发展到融合共生

传统的创新线性模型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视为单向递进的过程，这种思维导致高校学科建设与社会需求脱节，创新链条存在明显断层。融合共生的新范式强调创新各环节的相互作用和反馈循环，要求打破学科界限、组织壁垒和创新环节分割，构建开放、协同、共生的创新生态系统，打造多层次创新共同体。

1.构建“点—线—面—体”四维协同的创新生态架构。

在“点”的突破方面，在量子科技、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等前沿领域设立若干交叉学科卓越中心，实行高度自主的运行机制，开展高风险、高回报的探索性研究。在“线”的贯通方面，围绕国家急需的重点领域，构建“基础研究一技术攻关一成果转化一产业培育”一体化的创新链条。建立“概念验证中心一中试基地一产业园区”全链条转化平台，完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在“面”的拓展方面，深度融入区域发展战略，根据区域产业特色建设协同创新平台。如长三角地区聚焦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粤港澳大湾区侧重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形成各具特色的创新格局。在“体”的构建方面，通过建立创新联盟、共建研发机构等形式，构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投资机构、政府部门等多方参与的创新共同体。

2.创新“四螺旋”协同机制。

建立“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制度化伙伴关系。设立由各方代表组成的理事会，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推行“旋转门”制度，促进人才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间的双向流动；建立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包括知识产权共享、收益分配、风险补偿等具体制度安排。

3.打造开放创新的平台载体。

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面向国内外开放共享；建立开源创新社区，促进知识共享和协同创新；发展虚拟实验室等新型科研组织模式，突破地域限制，整合全球创新资源。

(三)逻辑嬗变三：从国际对标到特色创生

在过去的发展阶段，“国际对标”在推动我国高校快速提升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过度依赖国际对标容易导致发展路径的同质化，难以形成真正的特色和优势。“特色创生”强调立足本国实际和发展需求，在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形成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进而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转变，构建起中国特色学科体系与评价标准。

1.基于中国场景的理论体系创新。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如基于中国治理实践提炼国家治理理论，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创新经济学理论，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实践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等。在工程技术领域，围绕重大工程建设实践，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技术理论体系。如在高铁、特高压、桥梁工程等领域，系统总结中国经验，形成中国标准和中国方案。在交叉前沿领域，结合我国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开辟新的学科方向。如发展适应人口老龄化需求的银发经济学科，基于数字经济实践创新数据科学学科等。

2.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评价体系。

建立以“四个面向”为导向的评价标准，突出服务国家需求的贡献度；构建符合不同学科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基础学科注重理论的原创性和长远价值，应用学科注重实践贡献和成果转化，交叉学科注重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推动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术评价标准，增强在国际学术治理中的话语权。

3.形成多层次特色发展格局。

鼓励高校根据自身基础和区位特点，形成差异化的发展定位；支持部分高校在特定领域打造单项冠军，而不是追求全能冠军；建立特色学科发展支持计划，对具有独特价值和潜力的学科给予长期稳定支持；推动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学科生态。

四、保障体系：支撑学科重构的三大支柱

学科体系的深刻重构，不仅需要理念层面的革新，更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支撑保障体系。这一体系应当突破传统大学治理的路径依赖，构建起以现代化治理体系为基础、以创新评价体系为引领、以先进文化生态为滋养的三大支柱，形成支撑学科重构的稳定三角结构。

(一)治理现代化的支柱：构建“战略引领—敏捷响应”的治理新范式

传统科层制的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学科重构所需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必须构建与现代大学制度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治理体系。一是建立分层授权的治理架构。推行“学校—学部—交叉研究院”三级治理模式，明确各层级权责边界：学校层面聚焦战略规划、资源配置和绩效评估；学部层面负责学科建设与学术评价；交叉研究院作为执行单元，享有充分自主权。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清单之外事项由基层学术组织自主决策。二是创新资源配置机制。设立学科重构专项基金，采用“基础+绩效+竞争”的复合型配置方式：基础部分保障基本运行，绩效部分与使命贡献度挂钩，竞争部分通过“揭榜挂帅”方式择优支持。推行“预算包干制”,赋予战略学科簇群负责人经费使用自主权，建立基于信任的经费管理机制。三是完善决策支持系统。构建学科发展数字大脑，整合学科发展数据、人才信息、科研动态等多维信息，实现学科发展态势的实时感知和智能预警；建立由校内外专家组成的战略咨询委员会，为学科布局和重大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推行决策后评估制度，确保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评价改革的支柱：建立“使命驱动—多元发展”的评价新体系

评价体系是指挥棒，必须彻底破除“五唯”痼疾，建立符合学科重构需求的新型评价机制。一是构建分类评价体系。建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交叉研究、社会服务四类评价通道：基础研究突出原创性和长远价值，实行代表作和小同行评议；应用研究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和成果转化，引入用户和市场评价；交叉研究强调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能力，采用团队整体评价；社会服务侧重政策影响和社会效益，建立案例库和影响力评估。二是创新评价方法。推行贡献度积分制，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多元贡献纳入统一评价框架；实施长周期评估，基础研究领域评估周期延长至5—8年，交叉研究领域实行3—5年的阶段性评估；建立“学术休假”制度，为教师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研究提供制度保障。三是强化结果运用。将评价结果与资源配置、职称晋升、绩效分配全面挂钩，但避免简单化使用；设立学术特区，对取得重大突破的团队和个人给予特殊支持；建立“非升职走”与“非升职转”并行的双通道发展路径，为不同类型人才提供发展空间。

(三)文化创新的支柱：培育“追求卓越—包容失败”的文化新生态

文化是学科重构的深层动力，必须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和重大成果产出的文化氛围。一是塑造共同价值理念。弘扬“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核心价值，强化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意识；培育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鼓励挑战权威、突破常规；倡导“开放合作、协同攻关”的团队文化，打破学科壁垒和组织边界；树立“十年磨一剑”的执着信念，营造潜心治学的学术环境。二是建设创新支持系统。设立创新探索基金，专门支持具有颠覆性潜力的原始创新想法；建立创新失败补偿机制，对经过专业评估的创新失败项目给予理解和继续支持；打造学术交流社区，定期举办跨学科学术沙龙和创新思维训练营；构建心理健康支持体系，为教师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和压力疏导。三是优化物理空间环境。设计碰撞式空间，在校园关键节点设置开放式交流区域，促进跨学科学者的偶遇和交流；建设共享实验平台，打破院系界限，实现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共享；打造智慧学习空间，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支持个性化学习和协同研究的新型环境；营造人文艺术氛围，通过公共艺术、文化景观等提升校园文化品位。

参考文献

[1]王建华.“双一流”建设与大学的综合化[J].北京教育(高教),2020(12):37-43.

[2]徐辉.加快“双一流”建设的五大突破[J].教育研究，2025(06):28-33.

[3]江萍，周萍，黄晓赟.地方高水平大学学部制改革的理论逻辑、关键问题和实施策略[J].江苏高教，2025 (08):76-86.

[4]新华社.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N].人民日报，2023-05-30(01).

[5]王世恒，郭逸尘.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双一流”建设高校评估体系[J].中国高等教育，2023(10):46-49.

[6]许杰.“双一流”建设中的学科治理：成效问题与政策建议——基于近百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调研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11):40-47,55.

[7]梁枫，王靖媛.“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方法：从学科监测到学科分析[J].高教发展与评估，2024(06):45-51,121.

[8]陈斌，廖月婷.构建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关系思维与路径选择[EB/OL].https://link.cnki.net/urlid/43.1358.G4.20251022.1018.002,2025-10.

[9]眭依凡，富阳丽.科技自立自强：对“双一流”建设及其成效评价的系统性再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22(12):18-27.

[10]周翔宇，沈锦璐，吴伟.“双一流”建设高校科研赋能科技自立自强的现实困境与未来进路[J].高校教育管理，2025(04):29-38,61.

[11]徐爱萍，张芬.“双一流”建设高校科研效率评价与区域差异分析[J].教育财会研究，2018(06):17-24.

[12]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3/content_3635143.htm,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