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崔硼（1985—），吉林大学发展规划处，副研究员，博士。王冬波（2002—），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在读。

文章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 2026 ,42 (02) : 25-32

摘要:面对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方位，我国“双一流”大学“十五五”规划指标体系亟待进行根本性变革。当前的指标体系建设存在路径依赖、效率导向过强、同质化竞争明显等现实困境。新指标体系应实现从“效率优先”到“价值引领”、从“资源驱动”到“能力驱动”、从“同质竞争”到“特色发展”的三重转向，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服务国家战略为核心、特色发展为路径、动态适应为机制。在实践层面，构建“使命—战略—任务—监测”四级联动框架，并围绕立德树人、学术创新、师资队伍、治理效能等关键维度设计具有可操作性的观测点与评价标准。指标体系的成功不仅依赖于科学设计，更需完善的数据治理、资源配置及组织文化作为系统性支撑。建立动态更新与反馈机制，方能切实发挥其战略引领作用，助推“双一流”建设迈向内涵式、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新阶段。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 “十五五”规划 指标体系

基金:2025年度吉林大学校本应用专题研究项目“教育强国背景下吉林大学‘十五五’规划编制的逻辑框架与战略重点研究”（2025XB02）;吉林大学2025年度“双一流”建设研究课题“吉林大学‘十五五’时期面临的宏观形势与阶段性特征研究”（2025SYL001）;吉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5年度课题“吉林省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路径研究”（JF2505）;2024年吉林省高教科研重点课题“‘双一流’背景下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组织模式研究”（JGJX24C027）。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1]，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目前，“双一流”建设已深刻重塑我国高等教育格局。随着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周期收官与教育评价改革深化，构建科学合理的战略规划指标体系，成为关乎建设成效的关键。当前“双一流”大学“十五五”规划编制处于承前启后节点，部分学校既有体系暴露出重科研轻育人、同质化倾向、静态考核等深层矛盾，其背后是效率逻辑与育人本位、国际接轨与中国特色、统一标准与特色发展之间的价值冲突。新时期指标体系必须根本性回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核心命题，超越技术性修补，进行系统性价值重构，以引领“双一流”大学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服务教育强国与国家现代化战略。

一、理论审视与现实挑战：指标体系的价值困境

规划指标体系的构建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工具选择，而是特定教育理念和治理逻辑的集中体现。当前，我国大学科研评价存在的误区主要有三：一是确立“功利化”考核导向，助长评价市场、科研市场的形成，导致科研取向市场化、价格化；二是评价指标设置重视简单化、刻板化的定量计算，忽视主观的定性指标；三是科研评价过度行政等级化，导致科研工作者存在普遍性生存焦虑。[2]可见，“双一流”大学规划指标体系面临的多重挑战，本质上反映了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张力与冲突。

（一）效率逻辑与育人本位的价值冲突

现代大学管理深受新公共管理思潮影响，强调效率、绩效和可问责性。这一逻辑在战略规划指标体系中的体现，就是过度依赖易于量化的科研产出指标，如论文数量、项目经费、获奖等级等，而相对忽视难以量化但至关重要的育人成效。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的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哲学基础的张力，在此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科研产出成为资源配置和声誉评价的主要依据时，大学的知识生产功能被过度强化，而人才培养这一根本职能却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这种价值偏移导致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教师投入教学的时间精力不足；课程体系建设滞后于学科发展；学生的全面成长缺乏足够关注。长此以往，大学的本质属性将面临被异化的风险。

（二）国际接轨与扎根中国的路径矛盾

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标世界一流成为“双一流”建设的必然要求。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一流学科建设政策有效增强了学科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并且这种作用具有长期稳定性。[3]各类国际大学排名所采用的指标及其权重，无形中成为许多高校规划指标体系的重要参照。然而，这种“接轨”在实践中往往演变为对排名指标的简单模仿甚至迎合。如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强调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获奖情况、高被引科学家数量等，这些指标明显有利于西方研究型大学，却难以全面反映中国大学的特色与贡献。更为重要的是，过度依赖国际通用指标，可能导致对中国本土问题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忽视。中国大学的发展必须扎根中国大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如何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构建能够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指标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统一标准与特色发展的制度张力

为确保“双一流”建设的基本质量，教育部制定了一系列评估标准，这些标准在规范建设过程、保证建设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学的特色发展空间。每所大学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学科基础和区位优势，理应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和评价标准。如一流大学的专业设置与选择应整体上强调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注重专业设置的“宽”与专业选择的“活”。[4]然而，在当前“项目制”资源配置模式下，为获得更多资源支持，许多高校倾向于按照统一的评价标准来规划发展，导致“千校一面”的同质化倾向日益明显。这种趋同发展不仅浪费宝贵的教育资源，也削弱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整体生态多样性。在保证基本质量标准的前提下，如何通过指标体系设计，充分激发每所大学的特色与活力，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制度课题。

（四）静态考核与发展动态的机制错配

单向度的考核机制难以全面反映大学发展水平，亟需一种动静结合的全方位考核机制创新。现有的规划指标体系多采用静态的、结果导向的评价方式，即在一个建设周期结束时对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这种“期末算总账”的模式存在明显局限：首先，它无法反映大学发展的动态过程，难以捕捉那些具有长期价值但短期难以见效的改革举措；其次，它容易诱发短期行为，为了在考核时“交账”，一些单位可能倾向于选择那些容易产出显性成果的工作，而回避那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性改革；最后，静态考核缺乏及时的反馈调节机制，当发展偏离预定轨道时难以及时纠正。大学发展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过程，需要更为灵活、动态的评价机制与之相适应。

二、价值重构与基本原则：新指标体系的逻辑起点

面对上述困境，“双一流”大学的“十五五”规划指标体系须进行价值重构。价值重构不是对原有体系的修修补补，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大学本质功能的再认识、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再回应、对发展路径的再选择。新的指标体系应建立在以下基本原则之上：

（一）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导性原则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建设一流本科教学、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5]，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新的指标体系必须彻底扭转“重科研轻教学”的失衡局面，将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评价大学发展的首要标准。这不仅意味着要增加教学相关指标的权重，更意味着要重新设计能够真实反映育人成效的指标。例如，除了传统的就业率、升学率等指标外，应建立毕业生长期发展跟踪机制，关注学生在五年、十年后的职业成就和社会贡献；应设计能够反映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的增值评价指标，关注学生在大学期间的成长变化；应建立课程思政建设成效的评价机制，将价值塑造融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全过程。只有当立德树人真正成为规划指标体系的“指挥棒”，大学才能回归其育人本质。

（二）体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贡献度原则

“双一流”大学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将服务国家需求作为自身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的指标体系应引导大学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在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这就需要设计一套能够科学衡量大学对国家贡献度的指标。例如，在科研评价中，应降低对SCI论文数量的简单计数，转而关注研究成果对国家战略需求的直接贡献，如参与国家重大工程的情况、关键技术攻关的突破、智库成果被政府部门采纳的情况等。在社会服务评价中，应关注大学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推动，如科技成果转化产生的经济效益、对地方产业升级的支撑作用等。通过贡献度导向的指标设计，引导大学将自身发展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遵循分类发展与特色彰显的差异化原则

中国高等教育的繁荣发展有赖于形成多样化、多层次、有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新的指标体系必须摒弃“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做法，实行分类评价、特色发展。具体而言，应根据“双一流”大学中学院的类型、定位和学科特点，设计差异化的评价指标和权重。对于“双一流”建设学科，应突出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能力；对于行业特色型学科，应强调对特定行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对于应用型学科，应关注服务区域发展的实效。应鼓励各学院基于自身的历史传统和资源优势，走特色化发展道路。指标体系应为这种特色发展预留空间，例如设立“特色发展指标”，允许各学院根据自身特点申报特色建设项目和相应的评价指标。只有尊重差异、鼓励特色，才能形成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高等教育生态。此外可借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验，其独有的引领式、分阶段、自循环创业融资支持体系是其创业成就闻名于世的关键，实现“项目成长—企业成功—反哺学校”的良性循环。[6]

（四）强化过程管理与动态调整的适应性原则

大学发展是一个持续演进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新的指标体系应建立过程管理与动态调整机制，以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首先，指标体系应包含足够的过程性指标，及时反映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为过程调控提供依据。其次，应建立定期的评估反馈机制，如年度评估、中期评估等，及时发现规划执行中的偏差并作出调整。再次，指标体系本身也应保持一定的弹性和开放性，能够根据国家政策调整、科技发展趋势和大学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进行动态优化。这种适应性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应成为大学组织文化的一部分，培育一种持续学习、不断改进的组织氛围。

三、框架构建与核心维度：四级联动体系的实践探索

基于上述原则提出并构建“使命—战略—任务—监测”四级联动指标体系框架，试图将大学的崇高使命逐层分解为可操作、可测量、可评估的具体指标，形成一个内在统一的逻辑链条。

（一）使命层：价值引领与方向定位

使命层是指标体系的顶层设计，体现了大学的核心价值和根本追求。对于中国的“双一流”大学而言，其使命至少应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育人使命；二是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使命；三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学术使命。使命层虽不直接体现为量化指标，但为整个指标体系提供了价值准则和方向指引。在“十五五”规划中，每所大学都应基于国家需要和自身实际，清晰界定自身的使命表述，并将其作为所有指标设计的根本遵循。

（二）战略层：目标确立与发展愿景

战略层将使命具体化为中长期发展目标。根据“双一流”建设的总体要求，战略目标应涵盖以下几个关键领域：一流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一流学科生态构建、高水平师资队伍打造、原创性科研能力提升、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完善。每个战略领域都应设定3∼5个核心战略指标（KSIs），指标应具有宏观性、引领性和标志性。例如，在人才培养领域，可设置“毕业生服务国家战略重点领域比例”“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等指标；在科研创新领域，可设置“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能力”“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贡献度”等指标。战略层指标应少而精，聚焦那些最能体现大学战略发展方向和建设成效的关键点。

（三）任务层：路径分解与举措实施

任务层将战略目标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和实施举措。这一层对应学校的各个职能部门和院系，是战略落地的关键环节。每个战略目标下应设立若干关键绩效指标（KPIs），用于衡量各项任务的完成情况。KPIs的设计应遵循SMART原则，即具体的、可衡量的、可实现的、相关的、有时限的，确保指标清晰明确、可操作性强。例如，为支撑“一流学科生态构建”这一战略目标，可设立“新兴交叉学科平台建设进展”“学科国际影响力提升度”“学科资源整合效能”等KPIs。任务层指标应体现分类指导原则，不同学科、不同院系的指标侧重点应有所区别。

（四）监测层：过程跟踪与动态调整

监测层是指标体系的基础，由大量过程性指标和输入性指标构成。过程性指标用于实时跟踪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如“课程建设年度完成率”“科研项目中期检查合格率”“人才引进目标达成率”等；输入性指标反映资源投入和条件保障情况，如“生均经费投入水平”“科研基础设施更新率”“数字化校园建设进度”等。监测层指标的最大特点是动态性和及时性，能够为过程管理提供实时数据支持。通过建立完善的数据采集和监测系统，学校可以及时发现规划执行中的问题并进行调整，确保规划目标的有效实现。

四级框架的内在逻辑在于：使命层决定战略层的方向，战略层指导任务层的设计，监测层保障任务层的实施；同时，监测层的反馈信息可以向上传导，用于优化任务部署、调整战略重点，甚至丰富使命内涵。这种闭环设计使得指标体系不再是静态的考核工具，而成为动态的战略管理系统。

四、关键领域的指标设计：突破与创新

在上述框架下，需要在若干关键领域进行指标设计的突破与创新，以引导“双一流”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立德树人成效的“过程-结果”综合评价体系

改变以往重结果轻过程的评价方式，构建涵盖人才培养全过程、体现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在输入端，关注生源质量与结构优化，设立“优质生源报考与录取比例”“特殊人才选拔机制创新”等指标。在过程中，强化课程教学的核心地位，设计“国家级一流课程建设成效”“课程思政全覆盖与精品化程度”“小班化研讨式教学比例”等指标；注重科教融合与创新创业教育，设立“本科生进入实验室参与前沿研究比例”“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成果转化率”等指标。在输出端，不仅考察即时的就业升学数据，更应建立“毕业生发展质量追踪调查机制”，评价学生毕业5∼10年后的职业发展、社会贡献与对母校教育的反馈；同时，引入“在校生学习体验与满意度调查”，从学生视角评估教育教学效果。这一体系的核心是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与长远发展。

（二）学术创新贡献的“质量-影响-交叉”三维评价标准

打破“唯论文、唯帽子”的窠臼，建立以创新质量、实际影响和学科交叉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质量维度，强化对研究成果原创性和前沿性的同行评议，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关注“在重要期刊发表具有开创性论文的数量与影响力”“提出新理论、新方法并被国际学界认可的情况”；在应用研究领域，关注“解决国家重大工程技术难题的实质性突破”“国防科技领域的重大贡献”。影响维度不仅看学术影响力（引用、奖项），更要看社会影响力，设立“智库成果被中央和国家机关采纳并推动政策制定的案例”“科技成果转化产生的重大经济社会效益”“标准、专利的行业应用广度与深度”等指标。交叉维度鼓励学科会聚与跨界创新，设计“跨学科研究平台实体化运行效能”“跨学科团队承担重大项目与产出标志性成果情况”“交叉学科学位点建设与人才培养质量”等指标。这套标准旨在引导科研活动回归创新本源，服务国家急需。

（三）师资队伍建设的“引育-师德-生态”协同发展机制

从注重“引进”转向“引育并重、以育为本”，从关注“个体”转向“团队与生态”。在人才引育方面，平衡“高端人才引进数量与质量”与“校内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比例”两项指标，尤其要提升对自主培养人才的评价权重；建立“青年教师发展支持体系完善度与满意度”指标，关注其科研启动、教学培训、生活保障等全方位支持。在师德师风方面，实行“一票否决”的底线管理，同时设立正面引导指标，如“教师投入本科生导师制、学业指导等育人工作的成效”“获评师德标兵、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情况”。在队伍生态方面，关注“学术团队（梯队）结构的合理性与凝聚力”“不同学科背景教师合作研究与教学的比例”“教师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度与广度”等，营造有利于协同创新和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

（四）治理效能与支撑保障的“现代-数字-文化”一体化提升路径

将治理能力作为核心竞争力进行建设与评价。在现代治理体系方面，重点考察“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运行效能”“学术委员会、教代会等组织依章程行使职权的实际效果”“校院两级管理改革中权力下放与绩效提升的协同情况”。在数字化赋能方面，设计“‘一网通办’服务覆盖率与师生满意度”“基于数据的决策支持应用场景数量与效果”“校园网络安全与数据治理水平”等指标，以数字化转型驱动治理现代化。在文化与环境支撑方面，关注“追求卓越、鼓励创新的制度文化形成度”“跨部门协同与资源共享的文化氛围”“校园物理空间与人文环境的育人功能”等软性指标。这些指标共同构成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支撑能力。

五、制度保障与文化支撑：指标体系落地的系统条件

一个设计科学的指标体系，其效能发挥有赖于完善的制度保障和深厚的文化支撑。缺乏这些条件，再好的指标体系也可能流于形式，甚至产生负面效应。

（一）建立基于证据的数据治理体系

指标体系的可靠性根植于数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必须建立校级数据治理委员会，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规范采集流程、明确管理责任。关键在于打破行政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推动教务、科研、人事、财务等核心业务系统的互联互通，确保数据的“一数一源”和动态更新。同时，要提升数据分析和解读能力，将原始数据转化为有价值的管理信息，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撑。数据治理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管理问题和文化问题，需要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

（二）完善与指标体系联动的资源配置机制

资源配置是指标体系发挥导向作用的关键杠杆。必须建立规划、预算、绩效一体化的资源配置模式，将规划确定的重点任务与预算安排直接挂钩。在年度预算编制中，各部门、各院系申报预算时必须说明其与规划指标的对应关系；在预算执行中，根据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在预算评价中，将指标达成度作为重要依据。这种“钱随事走、效随钱评”的机制，能够确保资源向规划重点领域聚集，提高资源使用效益。同时，应赋予院系更大的资源配置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自身特点灵活调整资源投向，更好地实现特色发展目标。

（三）培育追求卓越与持续改进的组织文化

指标体系的有效运行最终依赖于相应的组织文化。要培育一种基于证据的决策文化，使管理决策建立在扎实的数据分析和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之上，减少主观臆断和经验主义。要营造一种持续改进的学习文化，将规划评估视为发现差距、学习改进的机会，而非简单的绩效问责。要形成一种追求卓越的创新文化，鼓励师生员工勇于探索未知、挑战前沿，容忍在创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败。这种文化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学校领导的身体力行、制度设计的潜移默化和日常管理的点滴渗透。

（四）构建动态开放的社会参与机制

大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与监督。我们应改变过去以政府机关为主导的科研评价机制，充分发挥民间机构的力量，构建以创新力为导向的大学科研评价体系。[6]规划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施也应当建立开放的社会参与机制。在规划制定阶段，应广泛听取用人单位、校友、行业专家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使规划更好地反映社会需求。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应定期向社会发布进展报告，接受社会监督。在规划评估阶段，应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提高评估的客观性和公信力。这种开放机制不仅能够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适应性，也有助于大学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赢得社会信任。

六、结语

“双一流”大学“十五五”规划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场深刻的价值革命与实践创新。它要求回归育人本质、强化国家贡献、尊重特色差异，并建立动态适应的管理闭环。本文提出的“使命—战略—任务—监测”四级联动框架及关键领域指标设计，旨在将战略愿景转化为可操作、可评估的行动体系。其有效实施依赖于数据治理、资源配置、组织文化与社会参与的系统性支撑。展望“十五五”，科学先进的指标体系必将为“双一流”建设提供坚实战略导航，助力中国高等教育在扎根大地与服务全局中迈向卓越，为民族复兴贡献不可替代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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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杭建琴.一流学科建设对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影响[J/OL].高教发展与评估，1-13[2025-12-19].https://link.cnki.net/urlid/42.1731.g4.20250927.1912.036.

[4]王顶明，牛丹.我国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举措、特征与审思--基于“双一流”建设高校改革文本[J].江苏高教，2025(09）.

[5]钟秉林.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高等学校内涵建设的核心[J].高等教育研究，2013(11）．

[6]周育红，王依真，张建昊.世界一流大学创业融资支持体系建设--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验借鉴[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