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光 刘娇: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必然”:基于“历史—理论—现实”的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22-08-25 23: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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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光   刘娇  

  

   作为一个历史性范畴,民主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具体的核心概念。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注解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理论的独特贡献与创造。这一贡献和创新的实质内核主要体现在其内含了民主概念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民主思想演进跃迁的理论必然性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推进的现实必然性。只有在这三种必然性维度的确认下,全过程人民民主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新形态。为了深化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质的认识,厘清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识论前提,应从“历史—理论—现实”三重合一的角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必然的问题进行学理性分析。

   当前,学界普遍认同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必然性,但关于其必然性的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专题化、微观化的特点。在宏观政治命题既定、中观分析议题缺失的情况下,学者们往往选择某个角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必然性进行阐释。比如,有学者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必然;有学者则从民主素质诉求和改善的角度阐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性;有学者从制度建构角度突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性,指出人民民主同全过程的结合是我国政治制度内在机理的必然结果;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政体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必然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深刻的必然性。概而言之,尽管“必然性”问题已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词之一,且相关研究蓬勃发展,但系统性的中观维度诠释仍不完善,全面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内在的理论深度还有可挖掘的空间。有鉴于此,只有进行中观层面系统的学理诠释与理论建构,才能有效证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性。

   1、历史必然:真正呈现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性

   作为历史范畴,民主的内涵是人类在理解政治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充实起来的。从词源看,古希腊民主的内容比较宽泛,甚至包括了“polis”即城邦政治的全部内容。随着政治意蕴的丰富与民主内容的狭隘化,以及政体理论同实践在从属性上的模糊,导致民主在政治发展史中的作用越发模糊。人民民主重构了民主的全过程性,对自由主义政体理论和资产阶级民主观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从本质上看,只有人民民主才需要展现民主的全过程性,而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只能在人民民主的历史必然性中实现。

   1.1 全过程性体现了民主本质的历史必然性

   原始的民主意识有助于具有独立性的群体或部族的内部成员开展自由行动,而承担管理该群体或部族职责的领袖还赋予其成员享有一定的权利,此种原生环境造就了民主萌芽的基础与条件。由此,以人们共同采集生产资料才得以生存为特征的政治体制,作为民主的雏形开始存续。随着人类开始定居并以农业与商业为计,等级制度和阶级统治逐渐成为绝对的支配性制度。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希腊具有高度活跃的直接民主氛围,“demokratia”(民主)一词随之出现,原意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初的含义是人民的统治。根据民主的产生条件以及最初含义,可以发现在民主的发展过程中“自由”“平等”“政治权力”是其中的关键要素,但要理解民主这些要素又太过宽泛。可见,只有抓住民主的本质,才能真正理解民主。

   黑格尔认为,“本质”指的就是根据,这种根据是在其他物质之中存在的,且这一物质同一于它自身。对于民主本质的认识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在原始社会,人的社会活动主要是为了种族存续,由于没有专门的劳动工具和生产知识,人们只有集体采集、集体狩猎才能得到满足自身和种族生存所需的物品。与此同时,群体的集聚还有利于对群体的内部成员和战争俘虏进行教化。这一时期人类所追求的民主本质上是一个部族或部落内部的人生存的权利。在奴隶社会,奴隶主拥有对奴隶的绝对处置权,奴隶在本质上不具有为人的权利。在朴素生命观产生后,奴隶暴动之所以具有民主意义,关键在于他们争取属于自己的为人资格。但这一追求并非社会的共同追求,无法与民主的全过程性相提并论。进入封建社会,封建地主阶级主要通过掌控土地所有制和等级特权对人加以全方位的控制。这种控制使人失去了自由、平等的权利,同时也妨碍了社会的发展。因此,欧洲的新生资产阶级群体以追求“自由、平等和博爱”来抵抗和推翻封建统治阶级,呼吁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然而,此种“自由”“平等”并非“全部自由”“全面平等”,其根本目的是维系资产阶级特权。此时,“自由”“平等”成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内核,但其绝非是全民、无阶级差别的共同民主追求,仅仅是一种虚幻、片面的民主。至此,在经历争取生存、人权以及争取自由等基本阶段后,如何真正实现全体人民的民主、推进民主范式的演进成为新的命题。

   历史证明,民主应是人民权利的真正实现、人民主体性和自主性的全面体现。追求民主就是希望对自身本质、对人的真正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民主的本质既是人民本质的实现,又是人民权利的真正实现。就这两个方面来说,民主首先应阐释清楚何为“人民”,对于“民”的理解并不能简单从民主是“人民的统治”这点出发,也不能将“民”简单阐释为所有人,因为人民不是指全体自然人,若非要给一个限定,那么指的应该是全体公民。之所以要明确人民的权利究竟为何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真正的民主并非仅指拥有选举权,而更多是当家作主权利要在各个方面的具体实现。作为民主政治新形态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人民”的理解以及对人民权利的真正实现,符合民主的本质内容。

   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人民”被赋予了更加精准的政治意蕴,是当家作主的真实主体和国家一切权力的归属体,拥有以各种方式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利与义务。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实现形式,在本质上解决了人民的权利如何真正得以实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体而言,人民当家作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充分体现在制度程序层面与参与实践方面。除了国家治理体系都要围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展开之外,全过程人民民主还通过将选举民主同协商民主相结合,充分将民主实践过程,如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和监督等各环节贯通起来,实现了民主的多方面涵盖。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关注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社会治理难事,而且关注民众日常琐事;无论是在国家政治生活,还是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都能体现人民意愿,听得到人民之声,凸显着人民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当家作主的地位,具体表现出国家权力归属于人民。

   1.2 全过程性塑造了民主衡量标准的历史必然性

   由于时代、环境或观察视角的差异,民主的思想谱系与主要内容纷繁复杂,关于是否归属于民主、是否是真正的民主必须要通过一定的评价标准进行衡量和划分。古往今来,因民主内涵和本质的不同解释,导致了民主评价标准的不断变化。一个国家的制度民主与否需要有检验的标准,这一标准能够对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作出客观的评价与衡量。在人类社会早期,民主的衡量标准只能将其描述为是否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在奴隶社会,民主的评判标准主要是看公民是否具有管理城邦事务的权利;在封建社会时期,民主的判断标准为公民是否具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这几个时期的衡量标准并不具有普遍性的特点,且评判要素相对单一。在范式变迁的意义上,资产阶级民主的衡量标准有了较大发展。罗伯特·达尔认为,要以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掌控以及成年人的公民资格等五个基本标准来衡量民主。对此,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民主的衡量标准在于公开、自由和平等的选举权利,这种选举才是真正的民主。

   西方民主理论大多将自由的竞争和选举、政党的数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制度是否民主的标准,但这不足以证实其民主的真实性,民主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蕴含和贯彻在整个国家制度的过程中。其一,人民需求的满足范围能达到多广的程度,即人民拥有权利的广泛性维度;其二,人民感受到其需求转化为国家行动的程度,即拥有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性维度;其三,人民的需求是否得到了国家的保护,即国家防止权力侵占人民权利的保护维度;其四,人民需求转化为国家行动的过程中人民和国家的参与程度,也就是二者相互制约的协商维度。“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是衡量民主的新准则,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完备性体现在四组“要看”“更要看”有机统一的关系上。

   首先,人民享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与民主参与实际意愿的有机统一。我国公民依法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在法律层面规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地位。同时,我国的选举有着广泛性与平等性的特征,即选举的范围涵盖性广、人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受到国家法律保护、人民手中的选票等值等量。因此,我国的选举是不为金钱所掌控的选举,且选举形式与手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些特性为人民积极、广泛、深入参与民主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有序参与政治,既能把握国家和社会事务决策,又可以进行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管理,还能投身到意见征询和其他公共事务的治理之中。此外,人民还能够全程融入民主政治生活,人民表达意愿和诉求的途径多元,真正做到人民参与贯穿党和国家的民主实践始终。

   其次,承诺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西方民主只在需要人民投票时才将选民激活,将选民“时段性笼络”到己方阵营,而在投票结束后对人民的意愿和需求充耳不闻,往往将选举时的许诺和任务搁置一旁。与此相反,按选举承诺的实现程度这一评判标准来衡量全过程人民民主,就必然要求全时段践行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无论是治国理政的制度制定,还是相关制度和政策的执行,人民当家作主始终是主线,党和国家各个层级的工作都具体且现实地体现着人民当家作主。无论在何种阶段,党和国家都始终坚持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真实性,充分保证人民能够实现其利益表达的畅通性和充分性,人民在需求表达后能够得到有效的回应和实现。

   再次,优势规则程序与高效国家治理的有机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对法律规定的政治程序和规则执行状况的回应也充分显示民主的真实性特征。作为民主基础的程序和规则,其执行状况的优劣可以直观地通过一个国家治理的状况得以彰显。好的民主的规则和程序一定是能够实现善治并推进国家治理优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是高质量民主,正是因为它促进了国家治理的高效能。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保障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并作出切实的政治回应。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了人民的主人翁意识,从而使其更积极地投身国家和社会建设,为自己也为了民族和国家而奋斗,促进了党、国家、人民充分融合,同心同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实现国家治理的高效能发展。

   最后,制约监督权力与实现善法良行的有机统一。客观而言,权力切实受到制约和监督才能够实现民主真正造福于人民。因此,评判民主的真实性关键是看权力的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以及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的监督。在我国,公权力姓公,且具体体现在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用的实际行动中,实现权力只为人民群众谋幸福。同时,坚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建立健全并完善党内法规和法律体系并重的特色规范体系;坚决反对并严惩权力腐化,对贪污腐败、滥用权力零容忍;在监督权力时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一整套贯通协调的监督过程,通过严密的监督实现对权力各领域全方位的监督。这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保障民主真实性的重要基础。

   1.3 全过程性重构了民主建设的历史必然性

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历程看,其经历了反复与曲折,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创新中逐渐发展和形成了全要素、全领域、全环节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丰富的实践重构了民主建设的历史必然。进入阶级社会,直接民主就被贴上了“全建设场域”的标签,但实际上只适用于人数较少、社会生活简单、政治情况单一的城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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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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