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数字时代的后人类状况使得媒介化倦怠成为普遍的文化症候。人的注意力、情绪与行为不断被算法捕获，在机器逻辑与监视资本主义的裹挟下陷入循环往复的焦虑情绪与自我异化之中。如何建立人与技术、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成为紧迫的理论议题。设计行动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观念框架，该框架旨在通过共识、分歧与过渡实践三种方式对既有的技术-社会系统发起挑战，藉由设计行动的持续性、共享性与结构性特征来实现对媒介化倦怠的纾解和对人类异化状况的改善。只有实现技术与人类福祉的价值对齐，通过设计行动对数字媒体生态施加系统性干预与创新，才能使其回归人本逻辑，并为公众提供更多元、可持续的文化实践空间。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新闻学理论、方法、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ZD318)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设计行动主义/ 后人类/ 媒介化倦怠/ 数字媒体生态/ 媒介文化/
作者简介：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研究员；李凡宇，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新闻与写作》(京)2025年第3期 第5-17页
一、引言
“由少数设计师控制数十亿人的思考、行为和生活，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
2020年9月，由网飞(Netflix)出品的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The Social Dilemma)一经上线便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上映第一个月，该片就吸引了3800万家庭观看，在彼时成为网飞历史上观看量第二高的纪录片。①影片以独特的双线叙事手法，结合专家访谈与剧情讲述，将社交媒体和搜索平台操纵用户注意力与行为的隐形机制公之于众，让观众意识到这些技术产品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情绪、观点和生活。社交媒体平台拥有如此强大而精细的“设计”，让用户难以抗拒，足见其远非简单的技术工具，而是一整套以资本增殖为终极演化目标的生态系统。纪录片形象诠释了受众商品论在算法时代的进化形态，揭示出人不再仅仅是媒介信息的“消费者”，而是早已化身为社交网络上的数据代码，成为暗流涌动的商业交易体系中的“商品”。
与既往揭露技术困境的影视作品局限于艺术性再现不同，《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是一部富有行动主义气质的影片——它执着于呼吁公众、行业与社会协同行动，共同应对“平台化”这一人类社会的普遍困境。影片不仅在片尾向观众推介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抵抗行动“指南”，如关闭手机推送通知、拒绝平台推荐、使用更注重隐私保护的搜索引擎等等，还在其同名官网“邀请更多人加入这场对话，扩大那些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这一困境影响的声音，并关注那些正在努力寻求解决方案的人们”。②这部纪录片叙事的背后，是一股令人瞩目的行动风潮——由前谷歌设计伦理学家(design ethicist)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所发起的名为“时尽其用”(Time Well Spent)的“人道技术运动”。这场运动的主旨是倡导所有行动主体参与对技术的设计、监管和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时尽其用”并不止步于尖锐地抛出问题，而是希望透过对数字媒介产品的具体功能、交互模式、技术架构以及更广泛的媒介生活方式的再设计与再配置，实质性改变技术使用的主流方式与通行规则，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实现技术设计与人类福祉的“价值对齐”——让新兴技术在行动上体现出与人类价值观相协调的逻辑，使其在与人类的协作中保持安全、互信和可靠。
2024年12月2日，牛津大学出版社在综合公众意见、投票结果和语言数据的基础上，宣布“脑腐”(brain rot)为2024年的年度权威词汇。“脑腐”被定义为：“一种人类精神或智力状态退化的现象，尤其指因过度消费琐碎或缺乏挑战性的内容(如今主要指在线内容)所导致的退化。”③这一词汇精准点明了后人类状况下个体因与技术交缠共生而发生的自我异化：碎片化的信息、泛娱乐的文化、被算法无限放大的负面情绪，都在不知不觉中侵蚀人类精神的独立和持续思考的能力，使之陷入疲惫、焦虑乃至倦怠状态，直至精神或智力的“退化”。
“脑腐”的当代文化病理学基础，常被研究者归结于“社交媒体倦怠”(social media fatigue，SMF)。④在经验层面，随着平台化的进程，信息过载、无效和有害信息泛滥以及用户隐私泄露等风险要素不断累加，促使用户陷入疲惫状态和消极情绪；而在结构层面，平台的扩张其实始终遵循“流量至上”的内在原则及其背后的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逻辑，其通过数据收集与行为监控实现对个体的精准控制和剥削，本质是对人类主体的分割和异化。这一切正应和了韩炳哲(Byung-Chul Han)在《倦怠社会》(The Burnot Society)一书中所做出的论断：功绩社会的倦怠感是一种孤独的疲惫，造成了彼此孤立和疏离。⑤质言之，在数字媒体生态下，人类濒临自身主体性的全面迷失，面对人工智能的强大行动能力，逐渐置身于被动状态——本文将此种状态形容为“媒介化倦怠”(mediated burnout)。媒介化倦怠不仅是一种精神或心理状况，更是一种新型的暴力，旨在摧毁“一切共同体、集体和亲密关系”。⑥
在此背景下，重新发掘和考察以“时尽其用”运动为代表的文化抵抗行动的内在机理，从“设计”的角度审视人与技术之间的交互关系，努力通过理论化工作让主流技术史观回归人本逻辑，成为当下媒介研究的重要使命。“时尽其用”运动为我们展示了一种颇具操作性的行动可能：既尊重日常生活数字化演进的不可逆性，也承认人类在人工智能行动者面前的无力与脆弱；却并不因此选择逃避主义和完全的戒断，而是努力于系统的孔隙中寻求突破，推动形成更具稳健性的文化演进模式。本文尝试借鉴媒介化理论，立足实践案例，构建数字媒体生态下“设计行动主义”(design activism)的抵抗文化框架，探索纾解媒介化倦怠、重建有机人类文明和公共生活的新路径。
二、媒介化理论视野中的倦怠状态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深刻剖析了当代所谓“功绩社会”(achievement society)如何藉由个体的自我剥削与效能焦虑制造出规模空前的疲惫感与疏离感。在此社会环境下，个体不断被激励进行自我优化，最终使得“倦怠”成为日常存在状态。随着媒介基础设施化程度加深，媒介系统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人的主体性也因媒介在文化和文明中不断攫取支配性地位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媒介化倦怠所指涉的不仅是个体层面的疲倦与麻木，更关乎后人类状况下人类主体的存续危机。而随着消极精神在数字媒体生态下的蔓延，人们日益发现个体意志无论在日常意义协商还是宏大历史叙事中都渐渐变得无关紧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逃避或怀旧为手段来回应自身主体性衰落的现实，⑦形成了数字极简主义、媒介尚古主义等个体性、局部性的抵抗行动。如何进一步开展切实有效的文化抵抗行动以唤回人类主体意识?这首先需要我们对媒介化倦怠背后人与技术、社会之间复杂的交互与依存关系做出准确的解释。
从社会建构的角度看，日常生活的媒介化乃是主体与媒介系统之间的过程性互动。媒介化过程通过创造新的“传播可能性”来改变人类生活方式，而人类也通过使用新型媒介并内化其逻辑革新自身建构社会的方式。⑧对此，媒介化理论的倡导者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与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发展了“构型”(figuration)概念，用以形容人与技术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相互依存且此种关系又始终保持“变动不居”的复杂形态；在“构型”的基础上，库尔德利与赫普又提出了“互型”概念，将其界定为“一种塑造社会与文明秩序的整体网络”，并尝试通过“最大限度地发现中介化的技术过程对于社会世界可能的影响”来理解媒介系统所扮演的历史角色。⑨与传统的“构型”相比，“互型”多了一个关键的媒介维度，指向“技术/媒介”在塑造社会关系与实践过程中所扮演的“中介化”角色。在“互型”结构中，不但人与人的交往在某些技术组合下(如智能手机、社交平台、推荐算法等)得以跨越物理边界和时空限制，而且媒介技术的更新迭代也促使个体行动者在一种持续演变、不稳定且循环累积的生态环境中不断调适彼此的行为、身份定位及关系网络。媒介由此深度嵌入并不断改写社会行为逻辑。在数字媒体生态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主导性技术不仅可以再现客观世界，更能主动塑造我们的世界图景、偏好及人际互动模式；而随着大量中介化行动的不断累积，个体的注意力、情绪和行为等也将更为深度地被平台方捕获和监视，并被智能算法引导与改造。这正是媒介化倦怠的基本生成原理。
媒介化理论帮助我们批判性地理解“媒介与传播变化”跟“文化和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关于“媒介的社会影响”的单向度概念，而是具有深厚的交互和能动色彩。⑩然而，一旦媒介系统强大的技术逻辑和资本模式切断了双向变革的通道——一如我们正在经历的状况——媒介化倦怠便不可避免地在个人与社会层面持续蔓延。人被推入更深的疏离与异化之中，公共行动的构建动力也被逐步削弱，无力感和疲惫情绪在人们协调多方关系的循环往复中愈演愈烈。那么，如何在实践中切实可行地重建社会世界与媒介技术的双向通道，打破主导性媒介逻辑的支配，调控和设计媒介技术的“中介化力量”使之真正服务于社会公众?
三、人工智能的创新困境与人本设计
英国学者大卫·科林格里奇(David Collingridge)在《技术的社会控制》(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一书中提出：若因担心不良后果而过早控制技术，可能会阻碍创新；可若控制过晚，则会使技术失控，产生昂贵的治理成本甚至无法挽救。(11)这就是所谓的“科林格里奇困境”(the Collingridge dilemma)。
在人工智能技术极速进化与扩散的当下，媒介化倦怠正是此种创新困境在实践层面的具体投射：它并非静止或孤立的个体症状，而是一种与技术迭代、资本运作以及社会交往方式紧密交织的时代症候。作为关键技术类行动者，人工智能正在为当下的媒介实践与媒介文化提供一种基础性的“机器逻辑”——这不仅表明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正在成为人类经验得以形成的基本中介，也意味着整个媒介生态乃至社会文明的演化都日益深刻地遵循着由人工智能所界定的技术-文化路径。(12)人工智能算法及其自动化机制在全球数字媒体生态下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业已深深嵌入用户的认知与观念结构，系统性培育出如“阴暗刷屏”(doomscrolling)、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FOMO)这样的脑腐式行为惯习。平台资本主义遵循其流量经济模式，不断加剧这一趋势，纵容乃至强化机器逻辑支配媒介系统对人类文化的单向构型，结果便是普通人愈发难以在被算法持续“捆绑”的媒介环境中保持独立思考和自主选择。
当下媒介技术的创新困境为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启示：一方面，不应贬低与排斥人工智能这样强势的新兴技术对于文化创新、产业升级和便利生活的潜在价值，必须接受智能化业已成为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应始终直面智能技术在制造社会不平等、侵蚀公共空间，乃至引发大规模消极精神等方面突出的“暗黑力量”，将技术治理与技术驯服的思维与创新过程紧密捆绑。一如哲学家汉斯·约纳斯(HansJonas)所指出的：当技术直接作用于人类时，我们对技术的态度需要从单纯的描述和分析转向更深层次的评价与规范。(13)换言之，当技术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溢出其创造者最初的设定，制造出既有制度、道德和人性框架无法界定的问题时，为切实解决其实践困境，关于技术的讨论便不能再停留于工具理性或市场逻辑的描述与分析，而需要转向道德规范的调试与配置范畴。
于是，人本人工智能(Human-centered AI，HCAI)成为近年来在科学与工业界备受瞩目的一种关键方法，其提倡将人类需求和体验置于创新和设计的中心，确保技术不仅进步，而且与人类价值观和道德保持一致。(14)人工智能技术先驱李飞飞便一直致力于构建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框架，她在自传《我看见的世界》(The Worlds I See)中反复提及自身心路历程：“在科学和工业领域，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动机是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认为这个动机必须明确地以人为本。”(15)人本人工智能的观念根植于工业界长期以来的“以用户为中心的人机交互”设计理念，其在当下仍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协商和发展的前沿概念。有学者将其称之为“第二次哥白尼革命”(a second Copernican revolution)，盖因传统讨论认为AI算法如同太阳，人类如同行星一般绕其旋转，被动服膺；而HCAI表明AI应该如同行星围绕太阳一般围绕人类需求与体验来进行设计与创新。(16)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无疑佐证了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与行动方式对于调控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重要价值。尽管HCAI具体的设计与建构策略(而非单纯的倡议)的发掘现仍大多存在于科学与工业界内，但此种设计理念层面的思考早已渗透进新闻传播学界，价值敏感性设计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为一种理念和行动，价值敏感性设计(value sensitive design)是在人们尝试对信息技术系统的伦理问题进行修正的过程中产生的，其含义是“通过技术设计实现人工物系统中价值偏差的最小化”，是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后一种典型的工程创新实践进路。(17)在新闻传播领域内，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新兴技术实践中的价值伦理问题，并尝试运用价值敏感性设计的理论框架予以分析。这些研究大多围绕人机关系中的算法设计与再配置展开。例如，传感器新闻通过使用能够检测并响应物理环境的智能输入设备进行新闻调查，但传感数据的收集行为则不可避免地挑战了传统新闻伦理规范，须重新审视和扩展认知；(18)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在语料库、人工标注编码等方面存在偏见，凸显出人机价值“不对齐”的问题，应在源头通过价值敏感性设计降低上述道德风险。(19)
尽管价值敏感性设计的理念被业界与学界认可并在不同技术实践领域中得到应用，但也招致诸多反思与批评。(20)这一理念固有的局限性使其在处理媒介化倦怠问题上面临多重困境。第一，媒介化倦怠并非单一线性的技术问题，而是由平台化、监视资本主义体系与异质性用户经验等复杂因素交织生成的生态症候。价值敏感性设计若不能明确哪些道德原则应当优先，或无法在多元、动态的价值系统中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就会放任媒介系统中的信息过载、隐私侵蚀、算法歧视等问题持续累积，难以根本性缓解用户的焦虑与疲惫。第二，媒介化倦怠内生于人与媒介的长期互动过程，需利益相关者(平台方、广告商、监管部门、用户等)达成广泛、可持续的共识和协同实践模式来解决；然而在实际应用中，价值敏感性设计往往受制于技术研发与商业利益博弈，难以在设计早期全面吸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意见，遑论在后续迭代中保持对设计方案的持续修正，这就导致了原本可以通过设计改进来减轻媒介化倦怠的技术方案最终被市场压力或平台扩张冲动所牵制，无法得到充分执行。例如，2023年中国广受欢迎的视频网站Bilibili宣布，为了更好地挖掘优质内容，平台将以播放分钟数替代目前外显的播放次数，从而为用户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这一初衷甚好的“改版”愿景却从未落地，并在一年后正式取消——这显然与平台面临竞争与盈利压力息息相关。(21)第三，媒介化倦怠的生成与演化是一个动态、非线性且极易被外界环境(如新产品或热点事件)刺激的过程，这决定了初期嵌入系统的价值诉求不可能永远有效；而价值敏感性设计对系统上线后因为用户行为或社交趋势改变而产生的新需求缺乏充分的动态评估与快速响应机制，因此难以在过程中有效阻断倦怠情绪的累积与扩散。发生于2025年年初的“TikTok难民”现象便是一个生动案例：随着大量海外TikTok用户因突发状况骤然涌入小红书平台，其内容偏好、使用行为和交往方式与国内用户存在极大差异，一时间给平台内容审核与社区生态治理带来巨大挑战，这显然是价值敏感性设计难以觉察和预料的。由此可见，若要真正依托设计来破解媒介化倦怠，就需要在复杂的技术-社会系统中建立更加灵活、稳健的动态行动方案，确保设计理念与后续实践的高度联动，并尽可能扩大多元主体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只有这样，才能在根源上挖掘并修正那些造成用户持续性倦怠与异化的深层结构性因素。
遵循人本设计理念的价值敏感性设计尽管存在诸多先天不足，却仍然对于我们认识和应对媒介化倦怠问题有着巨大的启发意义，因为这一理念自始至终将人对技术系统的伦理塑造和价值驯化作为最核心的行动指南。而且，价值敏感性设计自身也处在理论内涵和实践形式不断优化的过程之中，上述不足之处并不一定是完全无解的。至少在当下，我们能够以价值敏感性设计为认识的起点，立足于对技术人工物的价值设计行动，将人本主义技术价值考量与丰富、鲜活的经验现实结合，去探索知行合一的抵抗文化策略。在这一愿景中，设计不再仅仅是工程创新的手段，更是一种结构性和行动主义意义上的实践模式。应和着科学与工业领域的人本人工智能，一种作为价值创新与文化抵抗策略的“设计行动主义”方案进入我们的视野。
四、何为设计行动主义：内涵与元框架
尽管同样蕴含“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但与价值敏感性设计主要关注“如何在技术设计阶段嵌入价值”不同，设计行动主义更进一步，将问题域延伸至“如何通过持续的设计行动介入推动整个系统范式的变革”，以此兼容结构批判和实践创新。
设计行动主义(design activism)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历时性概念，不少设计研究学者都尝试对其内涵作出界定，并给出了不同角度的解读。其中较具共识性和影响力的定义来自阿拉斯泰尔·福阿德-鲁克(Alastair Fuad-Luke)在2009年出版的《行动主义设计：可持续发展的美丽新世界》(Design Activism：Beautiful Strangeness for a Sustainable World)：设计行动主义是指通过设计思维、想象力和实践，有意或无意地创造一种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以推动并平衡社会、制度、环境和经济领域的积极变革。(22)福阿德-鲁克在书中特别强调了“反叙事”概念，“因为它表明这种叙事与主要叙事存在某种不同之处……这种主要叙事要么是社会明确集体认同的‘主流观点’，要么是潜藏于被普遍接受的行为模式中的隐性规范。”(23)值得注意的是，福阿德-鲁克所言的“反叙事”并非叙事学意义上的反叙事，而是为了形容一种“不同于现有主流的可能性……其目的是引发社会变革和转型”。由此可见，设计行动主义并非一个具有严格规范和严谨定义的概念，更像是一种随着设计实践的发展而始终处于协商之中的观念体系，其理论化的意图在于通过创新设计范式来为有别于“主流”的另类文化——尤其是抵抗文化——开凿空间。这也意味着设计行动主义具有成为一种以设计(包括具体行为或思维方式)为路径的抵抗方式的潜力，并完全有可能对整个系统的运作产生深刻影响。
福阿德-鲁克认为，设计行动主义本身带有一种模糊性，并始终伴随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具有全局性影响。(24)在语言学意义上，“设计”一词本身便具有高度的多义性，它以多元的方式嵌入不同的文化、社会和环境中，同时又在不同领域被专业人士以极其精确的方式加以界定；(25)在认识论意义上，设计可以被视为将现有情况转变为理想状态的过程，而识别这种理想状态的复杂性日益增加，并要求我们设计出能够理解自己所设计的世界的能力——它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如何真实地运作。(26)“行动主义”同样是难以定义的术语，它包含了对现存事物进行变革或尝试改变的含义——无论是社会政治经济层面还是个人日常行为层面。2011年9月，国际设计史协会(The Design History Society)于巴塞罗那举办名为“设计行动主义和社会变革”(Design Activism and Social Change)的国际会议，与会成员讨论了构建和发展设计行动主义最佳方法的可行路径。福阿德-鲁克在总结多方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元框架(meta-framework)以调试各方理论差异。(27)本文将福阿德-鲁克相对复杂的元框架在尽可能保持其原意的前提下予以简化绘制(图1)，并提供了便于理解的本体性案例。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为初步引进该框架与研究范式而对这一元框架进行了必要的凝炼、概括和再阐释，其更加丰富的现实内涵尚待后续的深入讨论。
图1 设计行动主义元框架：三种作用于系统的方式
元框架展示了设计行动主义改变现有系统范式的三种方式：分歧(dissensus)、共识(consensus)与过渡实践(transitional practice)。三者分别作用于系统范式的外部、内部和边缘，指向对现有系统范式的外部冲击、内部改善以及边缘性或渐进式的设计优化。
有关分歧的观点主要来自托马斯·马库森(Thomas Markussen)，他将设计行动主义视为一种调和艺术和政治的颠覆性美学(disruptive aesthetics)，(28)认为从范式之外应用设计策略和战术能够给社会文化和政治话语带来强烈的冲击。例如由工程师、设计师、艺术家和互动家组成的匿名团体“应用自治研究所”(Institute for Applied Autonomy，IAA)于2004年在纽约等城市开展的iSee项目设计了一个能够避开城市监控的导航网站，用户可以从中查看城市监控的位置，从而避免被监视。iSee项目由此开启了一场关于监控与监视的更广泛质疑与对话，呈现出行动于范式之外的分歧性特征。
共识指的是设计行动主义可以在现有范式内部发挥作用，尤其是当设计师选择与社区、群体或掌握主流话语权的行动者密切合作时，通过协作达成共识往往能够有力维系并改善现有范式。例如中国台湾著名的“5％ Design Action社会设计平台”即以设计行动项目的形式汇聚诸多跨领域的设计师与专业人士，推动他们共同投入自己5％的业余时间，将原本用于商业创新的专业知识与设计能力投入至对关键社会问题的解决，具体行动方案包括：重新设计癌症防治宣传方式与内容以提升筛查率、改善餐厅和医院等场所的公共基础设施设计以便于残障或老年群体进入与使用，等等。这些项目普遍致力于在现有社会体系中达成共识，进行优化与调整。
最后，设计行动主义还可以通过过渡实践，重新定向个人和集体的设计实践的方式，在既有范式的边缘发挥作用。之所以说是“边缘”，是因为这种设计行动需要从现有范式内的实践逐步过渡到新兴范式中的实践。福阿德-鲁克本人所提倡的“慢设计”(slow design)便是一种过渡实践，其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技术创新或现代化，而是基于对速度、效率和即时满足的批判，倡导减缓设计节奏，注重产品耐用性、环境影响和深度满足人类需求的可持续设计，以“平衡社会文化和个人需求与环境福祉之间的关系”(29)。例如尤尔根·贝伊(Jurgen Bey)设计的“园艺长椅”(garden bench)由压缩植物废料制成，大自然使其在每个季节变得各不相同，也决定了何时让这些有机材料回归。而位于英国南部郊区的BedZED项目作为英国首个零能耗的大型混合用途社区被载入史册，展现了慢设计如何在建筑和社区建设层面实现自给自足的可持续发展。该项目不仅在建筑设计上采用了节能环保的技术，而且在生活方式的设计上也注重减少碳足迹。这些案例深刻体现出设计行动主义的过渡实践性质。
当然，上述三种作用于系统范式的设计行动方案均存在抵抗现有范式的意图，只不过因实践方式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化的路径。接下来，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设计行动主义元框架应如何与当代媒介文化“接壤”，进而成为纾解媒介化倦怠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五、媒介文化视角下的设计行动主义
“时尽其用”为我们认识媒介文化视角下的设计行动主义元框架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切口，这场运动最早是从行业内部——也即试图通过共识性方式——开始的。在《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中，哈里斯自述道：“我们讨论了很多次收件箱应该看起来什么样、是什么颜色……连我自己都觉得上瘾了。”可耐人寻味的是，在谷歌邮箱工作的人，没有一个想把它做得不那么致瘾。哈里斯由此产生了疑惑，并对整个技术产业感到沮丧，他决定从自己的工作内容出发采取一些行动。在纪录片中，哈里斯发出了最初的呼吁：“我们作为谷歌，有解决这个问题的道德责任。”这句口号在公司内部广为流传并被高层所知。随后，哈里斯收到了整个公司同事发来的邮件，每一个部门的人都在高度赞扬他的提议，这让他感觉自己开启了一场“革命”——“创造了这个文化性时刻”。然而，公司内部很快便恢复了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在“内部革命”失败后，哈里斯与志同道合的合作者联合创立了非营利组织“人道技术中心”(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CHT)，开始采纳“过渡实践”的方式，探索如何设计更广泛的行动方案以促使那些高黏性的技术系统变得更加人性化。
除了哈里斯的“时尽其用”外，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行动者也在全球范围积极开展符合设计行动主义理念的抵抗行动。例如，成立于1998年、致力于互联网健康与隐私保护的非营利组织Mozilla就宣称：“互联网是一种全球性的公共资源，必须保持开放和可访问性”。Mozilla最重要的设计成果就是推出了轻量、开源、具有强大的隐私保护功能且广受欢迎的火狐浏览器，以对抗Chrome等主流浏览器对用户的监视。(30)Mozilla的设计行动主义实践具有明显的“分歧”性质，除火狐外，该组织还开发了不少可用于抵抗推荐算法、保护个人隐私的数字产品，并积极利用评测视频、播客、文章等媒介文化形式拓展发声渠道。2019年，Mozilla收集了无数人在生活中受到YouTube推荐算法负面影响的故事，掀起了广受瞩目的“油管遗憾”(YouTube Regret)运动。当面对其推荐算法(产生的异化效应)的批评时，YouTube条件反射式地否认并尝试转移大众注意力。(31)因为YouTube的持续拒绝参与，Mozilla设计开发了一款浏览器扩展程序“遗憾播报者”(RegretsReporter)，让人们在(经由算法推荐)观看了他们本不想在平台上观看的YouTube视频后可以上传报告该数据。通过这种众包调查，Mozilla发现YouTube向用户推荐了大量违反其自身内容政策并有可能构成伤害的视频，进而呼吁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控制YouTube算法。“油管遗憾”运动同样是试图撕裂原有系统范式、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分歧性设计行动，为我们认识媒介文化领域的设计行动主义框架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设计对媒介系统的嵌入方式使其设计本身成为彰显媒介技术意向性的重要手段。(32)无论“时尽其用”还是“油管遗憾”，其设计行动的矛头均直指大型互联网企业不合理的推荐算法与数据监视。这与设计行动主义的原始行动逻辑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本体论意义上的设计行动主义所抵抗的系统范式往往指向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生态环境等“现实逻辑”，而媒介文化意义的设计行动主义所直接面对的是机器逻辑，或者说是数字媒体生态服膺于科技资本的、无法被根本破除的“元设计”。因此，媒介文化意义上的设计行动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二次设计”或者说“设计的设计”，这种“媒介设计行动”必须通过福阿德-鲁克所言的“设计思维、想象力和实践”构造出一种反叙事，从而实现对机器逻辑的抵抗，进而获得现实逻辑的变革可能。面对高科技巨头的“元设计”霸权，这些运动颇为周密地采取了多个维度的设计行动，并基于设计思维探索出不少行之有效的行动议程(而非生产纯粹和绝对的设计产品)，在真实世界产生了实质的影响。这种极为务实的抗争策略值得各种数字文化抵抗社群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包括“时尽其用”在内的大量媒介设计行动在整体上遵循过渡实践逻辑，具有“不彻底性”甚至相当程度的“妥协性”，但它在当下的数字媒体生态下却比截然的分歧方式更可能产生积极效果、更有助于激励后续行动。事实也证明，“时尽其用”运动在其最关注的核心议题(社交媒体困境)上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在其影响下苹果、谷歌和Facebook等平台都在后续的设计调整中添加了旨在帮助用户自我管理时间与行为的功能组件——如今，这几乎已成为所有主流的社交媒体平台设计革新的常态，也即在相当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的”设计行动主义目标。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有待讨论。媒介技术的发展不仅监视与控制人，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人的创造力，一个“人人都是设计师”“人人皆是开发者”的时代看似已经来临。无数操作简易、功能强大的AI产品可以帮助用户创建个性化的“智能体”或者自定义应用程序，从而改善和丰富自身的媒介体验，形成对机器逻辑“初始设计”的个体式对抗。那么，这种个体层面的设计行动能否被视作一种设计行动主义?如若个体层面的行动可被界定为一种“主义”，那么设计行动主义概念的边界将无限扩展至几乎涵盖任何形式的文化抵抗——毕竟人人都可以凭借设计思维采取行动。如此一来，设计行动主义的独特性何在?为避免掉入过度范畴化陷阱，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媒介文化领域设计行动主义的本质特征。
六、媒介设计行动主义的本质特征
面对媒介化倦怠，设计行动主义并非一种口号式的抵抗，而是一项具有深度实践内涵与价值指向的“系统工程”：它既包含时间维度上的持续行动、在行动主体和资源层面实现协作与共享，也需要在系统与范式层面进行干预、驱动实质性的结构震荡，并带来切实的改变。质言之，媒介设计行动主义必须兼有持续性、共享性和结构性三个特征，才能真正具备撬动机器-资本逻辑的可能，使媒介文化回归以人为本的价值轨道。前文分析的“时尽其用”运动和“油管遗憾”运动便都展现了“持续性行动、共享性协作与结构性影响”的特征，彰显出设计行动主义并不仅仅是对倦怠个体的抚慰或对远离脑腐娱乐的提醒，更是通过设计实践重塑媒介文化环境的变革方案。
首先是持续性。媒介设计行动主义非常关切各种媒介化症候的不可持续状况——如媒介倦怠、数字疲惫、新闻回避，进而通过可持续的设计行动改变现状。媒介设计行动者尝试在纾解个体倦怠情绪的同时，推动整个数字媒体生态系统不断朝着更具人文关怀的方向发展。在国内，各大游戏公司持续性推出的未成年人保护方案便是典型案例。例如，2025年年初，腾讯游戏和网易游戏就分别设计出未成年人寒假期间累计可游玩时间15个小时和16个小时的系统限定。不仅如此，在面对青少年因过度沉迷网络游戏而产生的倦怠问题时，国内游戏平台还不断策划具有结构性影响的设计干预行动，例如腾讯与网易分别面向家长群体推出了“腾讯成长守护”小程序和“网易未成年人护航平台”公众号，为其提供从游戏管理到亲子沟通的系统性方案。这些设计行动不仅能够在短期内有效遏制未成年人游戏沉迷的现象，更具有长期影响和解决未成年人游戏沉迷问题的倡议效果，表现出一种时间维度上持续存在和接续发展的文化韧性。与之类似的，抖音公司在2024年推出多款独立应用程序，包括抖音商城、抖音精选、抖音搜索、红果短剧等。这一尝试通过将原本集中在一个庞大平台上的功能“瓜分”成多个独立应用，客观上为用户提供了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这样一来，用户如若只是想进行内容搜索，而不希望被平台的推荐算法所打断或沉浸在无休止的“阴暗刷屏”中，就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应用，并无需进入抖音母平台。这种设计有助于减少用户在平台内的过度沉迷，避免因无意识的“滑动”而陷入负面情绪。抖音平台的设计行动也远非一蹴而就，而是处在不断完善、动态发展的持续性进程中。毕竟，媒介化倦怠作为一种伴随着技术迭代而不断发生的“症候”，不会因单次的抗争而彻底消失。因此，设计行动主义者要实现对媒介化倦怠状况的实质解决，就必须长期保持对平台、算法及其异化效应的敏感，对社会情绪、用户需求以及政策环境的变化的敏锐，从而在持续性的抵抗行动中集聚力量、拓展影响。
其次是共享性。媒介设计行动主义需要通过创造人与技术产品的“共构”(co-articulation)来发挥作用；质言之，设计人工物须在不脱离人类经验的情况下促进对日常生活的展演性介入(performative engagement)。正如有学者所归纳的：用户不必走到某个特定场所去表达关切，设计行动主义的人工物能使这些关切在日常实践中被循环表达。(33)例如一部iPhone手机便可以将用户纳入苹果产品的文化生态，其作为设计人工物会自动让其内置的表达规范和文化规则成为越来越多使用者共享的生活经验。在应对媒介化倦怠时，设计共享性的核心价值在于帮助更广大的个体用户建立兴趣或情感社群，营造有助于其摆脱沉迷式媒介消费的“亚生态”，从而实现对日常生活能动性的重建。例如，曾风靡一时的线上自习室正是共享性在设计行动主义中的具体呈现：它不仅仅是学习空间的数字化延伸，更是对用户身陷信息过载与注意力碎片化困境的一次设计行动干预。线上自习室通过共享数字场域，将彼此孤立的用户纳入一个共享的文化生态，不但帮助个体摆脱因高强度区隔而形成的“阴暗刷屏”惯性，而且通过同侪监督的设计策略强化个体的自控能力。媒介设计行动主义基于其共享性获得了“招募”功能：参与者不仅是被动的观众或用户，更是这种媒介空间的共同创造者和推动者；他们通过共享媒介经验与相互扶持，逐渐在日常实践中形成一种“共构的变革”。类似的，“TikTok难民”现象曾在小红书上掀起了一股“交猫税”风潮：经过中国网友的“点拨”，众多美国网友在发布内容时附上自家猫咪的照片，这一举动有效提高了帖子的浏览量和评论数。“交猫税”同样是一种对平台社群互动方式的积极设计——尽管其原初目的并非是纾解媒介化倦怠，但是用户集体性的设计行动在无形中打破了个体间区隔，加强了用户对跨文化社群的认同感，并在媒介文化生态中找到了参与和表达的方式，同样作为一种媒介设计行动主义实践具备了共享性变革的无限潜能。
最后是结构性。媒介设计行动主义通过综合性调用那些尚未被充分开发的兴趣、政治关切、日常关注和伦理盈余，来建立新的关系并整合不同的利益诉求。它追求更广泛的系统性干预，而不仅仅是提供单一的公共服务。(34)面对媒介化倦怠，设计行动主义需要结构性地调整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与行为逻辑，实现对总体性机器逻辑的反制，从而推动数字媒体生态向更加人本、共享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结构性特征的关键，在于以整个系统为目标施加设计影响，努力重塑个体与技术的基本互动规则而非具体互动方式，这就要求行动者必须能够识别技术背后的深层次机理，并有意识地以设计干预来协调宏观社会要素。例如，“时尽其用”运动推动苹果和谷歌等科技公司引入屏幕时间管理工具，这一设计干预并不是单纯的功能优化，而是试图改变用户-平台互动的基本权力关系——从平台主导用户媒介时间到用户自主掌控个体媒介时间。在这一过程中，用户从被动的数据商品逐渐转变为更具主体意识的数字公民——哪怕只是初步具备这样的可能。再如，限时分享平台BeReal与开源社交平台Mastodon自设计之初便着眼于结构性反制媒介化倦怠与机器逻辑：前者通过鼓励用户每日分享未经修饰的真实瞬间，打破了传统社交媒体对外貌和内容的美化压力，减少了平台对用户展示方式的隐形操纵；后者则将社交权力从中心性平台分散至用户自主构建的独立社区，从而避免单一平台的算法控制。这些平台通过“偶然相遇”或去中心化设计打破了既往平台方对用户行为的结构性控制，提供了更多的透明度和自主权，旨在从根本上改变用户与平台的互动方式，推动数字媒体生态向着更加人本的方向发展。对于媒介化倦怠，结构性设计行动的终极解决方案始终是重建人与技术之间的双向沟通通道，让媒介使用的逻辑重回人类主导的正轨，系统性打破机器逻辑的单向支配。
回到上一节的问题：个体设计行动能否被视作一种设计行动主义?其实我们很难给出确定的答案。一方面，大量个体性的抵抗文化行动往往带有鲜明的实验色彩，普遍不可持续、难以实现集体共享，或不欲产生结构性影响，因而无法归入媒介设计行动主义范畴。换句话说，设计行动可以由个人发起，却必须藉由持续性行动、共享性协作并产生结构性影响，才能真正实现“有用”。另一方面，那些初期的、个人化的、正在兴起的设计行动中始终包孕着巨大的认识论和实践论价值，往往能够成为实质性政策设计与社会变革的先声。特别是那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个体(如科技先驱、著名知识分子、政治家)的微观实践，总是能够很快吸引共鸣与支持，从而迅速成长为组织化的倡议行动。因此，我们应当将设计行动主义把握为一个过程性概念，在动态和演化中理解其含义与效能。
尤其是，面对当下蔓延全球的媒介化倦怠状况，个体设计行动尤其应当得到鼓励。媒介化倦怠最令人心悸之处便在于其让公众陷入了行动意志的枯竭状态，认为大势所趋、无法抵抗；而当一个又一个普通人藉由微小的设计行动展现出全新的生活可能性时，整个社会的精神状况也会随之提振。毕竟纾解倦怠的本质就是人促使自身作为能动主体的觉醒，因此个体的初始意图至关重要。从现实经验看，成功的设计行动并不需要一次性说服所有人，而完全可以首先精准触及最能理解并需要这种改变的少数个体，再逐步扩大形成核心“同侪网络”，最终达成可观的社会效应。
2024年12月，一则“年轻人开始反向驯化大数据杀熟”的新闻成为焦点话题：有青年网络用户有意识地在平台评论区反复表达对机票价格的不满以期影响推荐算法的运作，最终竟真的实现了票价的降低。此外，近年来，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使用粉色小恐龙头像的“momo大军”兴起，他们通过统一的头像与ID来掩盖个人信息，从而躲避算法对个人行为与喜好的追踪判断。这一自我虚拟形象设计的个体行动也渐渐具有了组织化的雏形，持续引发了更多人的共鸣和思考。尽管这两个案例的后续影响仍有待持续观察，但个体层面的媒介设计行动无疑真实改善了行动者所处的局部媒介环境，承载着可推广的媒介化倦怠抵抗方案，因此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是值得赞扬和鼓励的主体性文化实践。
七、“美好生活”作为设计行动理念
赫普在《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一书中系统论述了媒介系统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美好生活不仅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生活，更是一种自主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特质在于拥有“实现有意义目标的机会”。(35)即美好生活的本质并不在于生活器物的富足与丰裕，而在于人文品质的完善与提升。(36)在庞大而严密的数字媒体生态下，美好生活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精心设计的结果，毕竟“设计赋予文化以形式”。(37)如何通过设计激发公众对美好生活的集体性想象，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然而，设计本身不是无中生有的创造，而是对既有造物的重新配置与系统优化，目标在于彰显人与外部世界交互相处的一种更优的可能性、一种改变生存方式的提案和隐含在其中的解放性态度。(38)因此，只有将“美好生活”的人本主义追求嵌入设计行动理念，倡导媒介文化意义上的、知行合一的设计行动主义，才能真正为人类开拓化解媒介化倦怠的路径。
在全球数字媒体生态高度碎片化、深度异化的情境下，设计行动主义若要培育一种能够对抗倦怠症候的公共性愿景，不能满足于对信息过载与技术物恋的道德批判，而要从根本上倡导一种反机器逻辑的快乐原则，以及建基于这一原则的美好生活方式。对此，韩炳哲提出的“深度无聊”(deep boredom)概念可以成为理论想象的起点。所谓“深度无聊”，并非简单的消极或空虚，而是一种允许人们从纷繁琐碎的日常事务中脱身、进入自我反思与创造性思考的经验模式。只有在这种内在的停顿和等待之中，才能孕育真正的创造和自我更新。
在“深度无聊”状况中追求美好生活，本质上是一种抵抗式的“递归转换”(recursive transformation)，(39)意指设计行动主义能够帮助我们创造出一个“反系统逻辑”的、富含反思和行动空间的孔隙性(porous)媒介生态。在这个意义上，深度无聊既是对韩炳哲所批判的功绩社会逻辑的反抗，也是对数字媒体生态下无处不在的“超注意力”的抵制。当深度无聊逐渐能够被绝大多数人视为一种必要的生活实践，设计行动主义也就达成了设计美好生活、实现反向递归转换的高阶层次：通过一次次分歧、共识或过渡实践，让人类逐渐发掘出另一种平衡、自觉且人性化的媒介生态可能。
对“美好生活”的构建并不意味着以逃避和消极策略应对媒介技术，而是倡导重新定位人与技术、人与世界的关系坐标，坚信技术可以经由设计行动变得更可控、更开源、更具公共福祉属性。个体只有致力于对机器逻辑的重新设计和自我配置，才能不再陷入无限自我剥削的倦怠状态，而是可以在“深度无聊”中获得精神滋养，生活的诗意和美学性也由此而生发。总而言之，正是在上述多重路径的动态协商中，设计行动主义不断生成着新的话语空间与行动可能，为我们纾解媒介化倦怠、重建人类主体性提供了观念上的启发和路径上的支持，值得我们在自身的数字化生存中持续探索。
注释：
①Moore,K.,"Every Old Viewing Statistic Netflix Released(Number of Accounts Watched)",2021.10.25,https://gffgg17979ed8ce76444csbo9q60vcnofp6b9c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ews/every-view-ing-statistic-netflix-has-released-so-far-october-2021/,2025.01.10.
②参见https://gffgg49c8ce85952e4527sbo9q60vcnofp6b9c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the-film/virtu-al-tour/。
③Oxford University Press,"'Brain Rot' Named Oxford Word of the Year 2024",2024.12.02,https://gffggc2e957b92af34143sbo9q60vcnofp6b9c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ews/brain-rot-named-ox-ford-word-of-the-year-2024/,2025.01.10.
④李宏、李微：《社交媒体倦怠研究述评与展望》，《情报科学》2017年第9期，第172-176页。
⑤[德]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54页。
⑥[德]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55页。
⑦常江：《媒介尚古主义：后人类状况下的人类文化行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第57-65页。
⑧戴宇辰：《走向媒介中心的社会本体论?——对欧洲“媒介化学派”的一个批判性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5期，第47-57+127页。
⑨刘泱育：《从“型构”到“互型”：媒介化理论核心概念“figuration”来龙去脉》，《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3期，第38-53+126-127页。
⑩Couldry,N.& Hepp,A.,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16,p.35.
(11)Collingridge,D.,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London:Frances Pinter,1980,p.19.
(12)常江：《机器逻辑：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数字媒体生态的自动化演进》，《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第107-118+171页。
(13)Jonas,H.,"Toward a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The Hastings Center Report,vol.9,no.1,1979,pp.34-43.
(14)Hopper,M.,"The Rise of Human-centered AI:A General Overview of HCAI",2024.04.11,https://gffgg831fd3298f0d42b3sbo9q60vcnofp6b9c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morgan.hopper/the-rise-of-human-cen-tered-ai-a-general-overview-of-hcai-c919eeaca4d5,2025.01.10.
(15)[美]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赵灿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4年，第11页。
(16)Shneiderman,B.,"Human-Cente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hree Fresh Ideas",AIS Transactions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vol.12,no.3,2020,pp.109-124.
(17)Friedman B.,"Value-Sensitive Design",Interactions,vol.3,no.6,1996,pp.16-23.
(18)Morini,F.,Dörk,M.,& Appelgren,E.,"Sensing What's New:Considering Ethics When Using Sensor Data in Journalistic Practices",Digital Journalism,vol.11,no.3,2022,pp.465-483.
(19)袁雨晴、陈昌凤：《道德物化：大模型人机价值对齐的技术伦理进路》，《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第88-97页。
(20)张浩鹏、夏保华：《价值敏感性设计透视：背景、现状、问题与未来》，《自然辩证法研究》2023年第4期，第77-83页。
(21)黄青春：《B站终究还是妥协了》，2024年5月24日，https://gffggdfbda0b1b3d54730sbo9q60vcnofp6b9c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3059615.html，2025年1月10日。
(22)(23)Fuad-Luke,A.,Design Activism:Beautiful Strangeness for a Sustainable World,London:Earthscan,2009,p.27.
(24)(27)Fuad-Luke,A.,"Design Activism:Challenging the Paradigm by Dissensus,Consensus,and Transitional Practices",Walker,S.,Walker,H.,& Giard,J.(Eds.),The Handbook of Design for Sustainability,London:Bloomsbury Press,2013,pp.466-587.
(25)Erlhoff,M.,& Marshall,T.(Eds.),Design Dictionary:Perspectives on Design Terminology,Basel:Birkhäuser Verlag AG,2008,pp.104-109.
(26)Erlhoff,M.,& Marshall,T.(Eds.),Design Dictionary:Perspectives on Design Terminology,Basel:Birkhäuser Verlag AG,2008,p.109.
(28)Markussen,T.,"The Disruptive Aesthetics of Design Activism:Enacting Design between Art and Politics",Design Issues,vol.29,no.1,2013,pp.38-50.
(29)Fuad-Luke,A.,"'Slow Design'-a Paradigm Shift in Design Philosophy?",https://gffggdb553594a72c4342sbo9q60vcnofp6b9c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p-content/uploads/2010/03/slow-des.pdf,2025.01.10.
(30)参见https://gffgg96e383daac8f4325sbo9q60vcnofp6b9c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zh-CN/firefox/brows-ers/compare/chrome/。
(31)Geurkink,B.,& McDonald,H.,"Congratulations,YouTube...Now Show Your Work",2020.07.06,https://gffgg6327066dce614457sbo9q60vcnofp6b9c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blog/congratulations-you-tube-now-show-your-work/,2025.01.10.
(32)贾林海：《从设计的技术研究到设计的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年第2期，第29-34页。
(33)(34)Julier,G.,"From Design Culture to Design Activism",Design and Culture,vol.5,no.2,2013,pp.215-236.
(35)Hepp,A.,Deep Mediatization,London:Routledge,2020,p.179.
(36)卢春红：《设计与美学相关联的三个向度》，《艺术学研究》2024年第4期，第36-50页。
(37)Fuad-Luke,A.,Design Activism:Beautiful Strangeness for a Sustainable World,London:Earthscan,2009,p.33.
(38)许平：《走向真实的设计世界——中译本代序》，[美]维克多·帕帕奈克，《为真实的世界设计》，周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39)Hepp,A.,Deep Mediatization,London:Routledge,2020,pp.109-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