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欧洲恐怖主义事件频发，难民危机也逐渐被纳入“安全”的政策话语。然而，难民危机是“安全”问题吗?它为何被定义为安全问题?难民危机中有关人道主义救援的“人权”话语是如何与“安全”话语相抗衡的?本文基于对难民危机中欧洲媒体新闻报道的话语分析，认为难民危机的本质是欧洲文化融合失败下的社会问题，而其转变为安全问题的根源是欧洲中心主义对“他者”的建构。在建构主义视角下，这一体系结构决定了双方的身份认同，不仅导致难民危机必然被欧洲当作安全威胁对象加以讨伐，也挑战了欧洲的核心价值观，使其陷入自我认同困境。换而言之，安全研究的泛化将使一种“安全隐喻”进入政策制定的修辞当中，其结果是掩盖问题本质而寻求统一化的政策制定原则，从根本上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欧洲/ 难民危机/ 身份认同/ 话语构建/ 安全化/
作者简介：周庆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吴燕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欧洲研究》(京)2017年第3期 第1-19页
2015年夏天，欧洲爆发大规模难民危机，来自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北非的难民为了逃离战乱，纷纷踏上去往欧洲的旅途。危机爆发后，媒体围绕难民偷渡、欧洲分歧等议题进行了大量报道，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和激烈争论。其中，欧洲如何跨越分歧共同应对危机成为焦点问题之一。尤其从“小艾兰”事件到暴恐事件，难民危机经历了从“难民处于危机中”(refugee in crisis)到“难民成为危机”(refugee is crisis)的巨大转折；欧洲难民危机也从人权问题转向了安全问题，“国家安全”代替先前的“人道主义”占据了舆论上风。
面对难民危机，欧洲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关于难民危机将迫使欧洲走向分裂的说法甚嚣尘上。难民危机究竟从哪些方面、从何种程度上挑战了欧洲认同(identity)?
基于话语建构角度的初步探索，可以引出下列问题：难民危机究竟是不是一个安全问题?它为何被建构成了一个安全问题?这一转变的发生是客观事实的推动还是心理认知的结果?首先，本文将借助哥本哈根学派的“话语安全”视角，以“艾兰事件”和“巴黎暴恐”为两个时间节点，分析欧洲难民危机期间德国和法国两家主要杂志在两起事件前后的报道，通过梳理和总结议题以及舆论变化，阐述危机“安全化”的过程。其次，本文从宗教、社会和政策传统等方面入手，以建构主义视角下体系结构对认同(identity)的形塑探究难民危机的本质以及它被建构成安全问题背后的动因。最后，笔者指出将难民问题定义为安全问题所引发的认同困境，并以此阐述安全研究泛化的负面效应。
一、从“人权问题”到“安全问题”
在追踪难民危机舆论变化的过程中，本文选取了德国和法国两家最具影响力的周刊，以其深度报道和评论作为分析的样本。德国和法国是欧洲政治和经济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在难民危机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德国不仅在经济上具备更强的难民接收能力，在难民政策态度上也始终走在欧洲各国之前；法国则是暴恐事件的受害者，这也直接影响了其对难民接收政策的态度。因此，选择这两个国家研究难民危机问题较有代表性。
在刊物选择上，《明镜》周刊①是德国最重要的新闻周刊，于1947年创刊，同时也是在欧洲发行量最大的新闻周刊之一。该周刊擅长调查性报道，经常揭露政界内幕和社会弊端，因此在国内外都具有重大影响力。《快报》②周刊是法国最早的新闻周刊，也是影响较大的时事生活杂志，同样注重调查性报道和新闻分析。本文以“难民”为关键词，选取了艾兰事件、巴黎暴恐以及布鲁塞尔暴恐事件一周内与此相关的文章进行追踪总结。话语分析的研究样本包含了这两份新闻周刊的报道共79篇，研究时间段从2015年9月至2016年9月，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有30篇；第二阶段有49篇(事件发生后两周内报道)。
2015年9月3日，欧洲各大报纸头条都刊载了叙利亚小难民“艾兰”遇难的照片。小艾兰的照片一经刊载便在欧洲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幅被认为是难民危机以来最揪心的照片也成了欧洲难民政策的转折点。短短3天内，德国、奥地利、西班牙甚至欧盟都推出了一揽子难民接收方案。尽管部分东欧国家依然持反对态度，但总体上看，“小艾兰”事件促使欧洲大部分国家，尤其是西欧、南欧和北欧国家从此前的消极观望态度转为积极的人道主义救助。这一阶段直至2015年11月13日为止。
欧洲的热情在持续一段时间后便开始出现冷却迹象，直到巴黎暴恐事件发生使这种热情彻底冷却。2015年11月13日，巴黎爆发恐怖主义袭击，造成至少13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该事件发生后，尽管欧盟方面表示其难民政策不会改变，德国和法国也表示会继续践行承诺，但是欧洲反难民的浪潮仍然随之袭来，右翼党派纷纷呼吁停止接收难民。如果说巴黎恐怖袭击还没有完全使欧洲进入“封锁”状态，布鲁塞尔恐怖袭击的发生则让欧洲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事件发生后，欧洲各国进一步收紧了对难民的开放政策，民间排外势头越发高涨。2016年7月14日，法国马赛同样遭遇了一次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
难民危机的情势变化充分反映在本文选择的两家媒体的报道中，究竟如何对其进行解读?美国社会学家甘姆森(William Gamson)在“阿以冲突的政治文化”中把文本划分为一个一个的话语包(package)，而每个话语包里都有一个标识(signature)——一组元素反映了话语包的核心框架以及话语包在简略的表达方式中所处的位置。③本文借鉴这种方法，在对话语包的分析中，将其分为文本和语境两个方面。这些话语包的形成，有些是通过关键词、直接引语和上下文的模块构建，有些是通过对语义的深读。在不同的阶段，两家媒体的话语包呈现出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人道主义”话语包。“小艾兰”事件后的欧洲舆论是以“人道主义”议题为核心的，其基本特点是“悲剧话语”。在这一话语包下，难民被建构成了受害者，而欧洲则被建构成了救援者；受害者的悲惨遭遇进一步要求救援者承担行动责任。因此，小艾兰的死事实上触及了“人道主义”这一欧洲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核，这一时期的难民危机也因此被定义为“人权问题”。
“小艾兰”事件后，德国《明镜》周刊和法国《快报》周刊第一时间将目光聚焦在了难民的艰难处境上。一方面，文本中呈现出以灾难为核心的话语体系，由悲剧(tragedy)、恐怖(horror)、惨剧(catastrophe)、痛苦(pain)、绝望(desperation)、人道主义灾难(humanitarian disaster)等概念构成的文本成为报道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描述难民的生存状态和悲惨境遇，难民急需救助的文本结构形成了媒体笔下的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例如9月3日，《快报》周刊报道了小艾兰在土耳其海滩被发现的经过并配发了“让世界沉默”(la photo qui fait taire le monde)④的图片。此后，以艾兰事件为起点，媒体报道还综合了难民危机爆发以来一系列的死亡事件，进一步强化了难民危机作为一场悲剧的宏观议题导向。
报道议题除了聚焦在难民身上，也聚焦在了组织非法偷渡的人贩身上。以调查性报道见长的《明镜》周刊在艾兰事件后对偷渡至欧洲的利益链条进行了系列跟踪报道，进一步把文本关注点集中在危机中难民的悲惨遭遇上。同时，媒体对于难民救助的语境进行了延伸，关于欧洲的责任也随之集中在了“人道主义救援”之上。艾兰事件之后，“欧洲”一词在媒体文章中频繁与责任(responsibility)、价值(values)、道德义务(moral obligations)等词汇一起呈现。在这些文本的建构下，欧洲被集中形塑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的语境之下。一方面，欧洲政界不断强调履行责任；另一方面，政界在难民接收政策上的裹足不前也遭到批评。
例如9月3日，《快报》周刊报道了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在难民问题上展现的积极态度。奥朗德直接指出，“欧盟必须坚决采取行动，并与其奉行的价值观保持一致”。⑤他同时指责一些反对分摊计划的国家，认为他们“没有践行自己的道德义务”。⑥同时，《明镜》周刊的评论指出，也许难民惨剧背后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欧洲终于可以从麻木迟缓中苏醒过来，甚至直接指出“难民之死是欧洲的失败(Refugees are dying because Europe is failing)”，⑦因为面对不断增加的难民人数，欧洲却拿不出统一的解决方案，而只会相互指责。
第二类是“国家安全”话语包。暴恐事件的发生使得欧洲舆论的核心议题从“人道主义”转向“国家安全”，其基本的话语特点是“安全话语”。从这一话语包的文本来看，难民被建构成了安全的威胁者，而欧洲则成了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威胁者的威慑力要求受害者采取驱逐行动。从语境上看，媒体触及了欧洲对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安全恐惧，由此也将这一时期的难民危机定义为“安全问题”。
连续的暴恐事件使舆论一改风向，先前的“人道主义”话语几乎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安全”的话语。在媒体上，对难民危机报道的内容从暴恐发生后就不断集中在“安全问题”之上，关于恐怖分子混杂在难民中的议题被不断放大。话语包以安全(security)、监控(surveillance,monitor)、防御(defense)等概念为核心。《快报》周刊评论文章指出，伊斯兰国正是利用这些混在难民中的假身份证件和恐怖袭击“使欧洲的难民问题政治化、极端化”。⑧文章援引某非政府组织(NGO)发言人的话表示，极端组织声称要将“战争中的难民同化成恐怖分子”，因此“难民所代表的威胁会波及整个欧洲大陆”。⑨
在德国，一直反对默克尔难民接收政策的政党在巴黎暴恐事件后迅速以此为契机呼吁默克尔转变政策。而他们转变政策的首要理由不再是德国超负荷运转、无法接收难民的能力，而是“国家安全”。《明镜》周刊11月20号的文章援引德国基社盟主席泽霍夫(Horst Seehofer)的话表示，作为执政联盟，继续默克尔推行的难民政策将有损党内的核心竞争力，即“国家安全”。评论指出，巴黎暴恐事件无疑给了反对默克尔政策的人更多的筹码。在法国，加强边境管控几乎成了巴黎暴恐发生后的“第一反应”。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在巴黎暴恐袭击后就在《快报》周刊发文称，欧洲需要强有力的边界管控，富裕国家需要承担更多责任，欧盟成员国必须采取更加务实有效的安全合作。
因此，在上述两种话语包的转换中，每个话语包之中建构的欧洲与难民的关系也由和谐趋于紧张，二者在“艾兰事件”和“暴恐事件”的互动中被建构成了不同的身份。(见表1)
二、话语包的变迁与身份转化
综合以上对《明镜》周刊和《快报》周刊两家欧洲媒体在艾兰事件和暴恐袭击报道上分阶段的话语包分析，可以发现两家媒体在难民和欧洲两个指涉对象方面呈现出两组相对应的基本话语，这两种基本话语也对应建构了两组身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个指涉对象在不同事件中被放入了截然不同的语境，也呈现出了前后相反的身份。
如图1所示，难民在艾兰事件后的报道中主要呈现为“悲剧话语”。在悲剧话语下，难民的主要身份也被建构为“受害者”，具体在报道中呈现为独裁政权、“蛇头”以及不支持难民接收政策国家的受害者。然而在恐怖袭击发生后，这种占据主导的“悲剧话语”却逐渐被“威胁话语”所取代，其身份也从受害者变成了挑战欧洲非传统安全的威胁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定位。
围绕难民的话语和身份建构的差异也导致了欧洲自身话语和身份建构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产生主要基于身份建构中道德维度产生的激烈变化。现实正如欧洲一部分人士认识到的那样，恐怖主义与难民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据了解，在巴黎恐袭中，除了有一人可能是装成难民进入欧洲之外，其他嫌犯基本都是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均持欧洲护照。可这样的事实并没有进入媒体的文本中，取而代之的是难民问题本身。
根据话语包的分析方法，第一阶段媒体报道主要归纳出以下四个话语包，我们分别将这四个话语包标注为：危机(难民的悲惨遭遇)、责任(欧洲政府应对不力)、分歧(指责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态度强硬)和包容(部分欧洲民众热情欢迎难民)。(见表2)
这四个话语包分别对应了难民、欧洲政府(欧盟)、东欧以及欧洲民众四个叙述主体，并通过描述四个叙述主体的关系建构了话语包所围绕的“中心思想”，即框架。四个话语包描述如下：
第一，危机。对危机标识的建构主要通过描述和援引难民的悲惨遭遇以及人贩的贪婪冷酷完成。例如2015年9月3日，《快报》周刊以“让世界沉默的照片”为题报道了小艾兰在土耳其海滩被发现及其照片引发欧洲难民危机大讨论。文章综合援引了多家欧洲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对“小艾兰”事件及难民危机的严重性表示关切。以艾兰事件为起点，媒体报道还综合了难民危机爆发以来一系列的死亡事件，进一步集中了难民危机作为一场危机的宏观议题导向。此外，组织非法偷渡的人贩子也成为媒体报道的中心。尤其是以调查性报道见长的《明镜》周刊在“小艾兰”事件后对偷渡至欧洲的利益链条进行了系列跟踪报道，内容详尽，如蛇头组织上层人物从“土耳其和其他巴尔干国家雇佣组织的线人、财务人员、司机和保镖”来进行这种“肮脏的勾当”以及“偷渡组织已经吸引了大量在土耳其和巴尔干的罪犯”等。
第二，责任。对责任标识的建构主要通过援引欧洲政要的官方话语以及媒体叙述欧洲难民悲惨遭遇时的直接评论完成。如《快报》周刊报道了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难民问题上共同展现出的积极态度。奥朗德直接指出：“欧盟必须坚决采取行动，并与其奉行的价值观保持一致，践行自己的道德责任。”与此同时，媒体报道纷纷谴责欧洲政界的裹足不前。面对不断增加的难民人数，欧洲却始终拿不出统一的解决方案，只会相互指责，以此强调“人道主义救援”的正义性和紧迫性。如前文所述，《明镜》周刊评论就直接指出“难民之死是欧洲的失败”。
第三，分歧。分歧话语包集中建构了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和以匈牙利为代表的东欧之间的紧张关系，主要通过援引两国政要的言论和政策等官方话语来实现。一方面，媒体集中报道了匈牙利难民营的恶劣条件和难民的出逃；另一方面，媒体援引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领导人谴责匈牙利拒绝接收难民的强硬政策以及匈牙利方面的回应，尤其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让难民“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的言论格外受到关注。
第四，包容。包容话语包主要援引欧洲民众以及民间团体中的专业人士和志愿者言论反映欧洲民众坚守人道主义作为欧洲核心价值观的底线，表达了强烈的包容心。例如，球星坎通纳就向媒体表示要接纳难民在家居住，《快报》周刊还专门就民众能否在自家收留难民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以上四个话语包的根本原则都强调“人道主义”这一欧洲的核心价值基础应受到尊重和维护，进而建构起了这一时期媒体报道的主要框架，即以“人权危机”为核心组织并展开报道，强调难民作为受害者的悲剧，同时强调欧洲作为救援者的责任。
围绕上述四个叙述主体，暴恐事件频繁发生的第二个报道阶段也主要出现了四个话语包，但其标识却发生明显转向。它们分别是：威胁(难民可能是恐怖分子)、安全责任(欧洲政府保障国家安全)、合作(呼吁加强欧盟边境合作管控)和矛盾(欧洲移民作为少数族裔与主流社会的矛盾)。
对以上四个话语包的描述如下：
第一，威胁。对威胁标识的建构主要基于文本表述，媒体援引政要和专家言论集中反映恐怖袭击发生后难民带给欧洲的安全威胁。这些威胁主要从身份特征、宗教冲突和文化改变三个方面体现。如《快报》周刊评论文章指出，当数以万计的难民执著地涌向欧洲之时，“极端组织也必然会利用这一混乱安插自己的人在其中”。文章援引布鲁塞尔情报专家的话表示：“仍有大约几十名恐怖分子以难民的身份混入欧洲，这些人将造成巨大的破坏。”还有文章援引欧盟高级官员的评论，认为早前就已经有对难民保持警惕的提醒，但当时这样的言论只能引起社会不满。同时也有NGO组织表态，认为“伊斯兰国”(ISIS)正是利用这些混在难民中的假身份证件和恐怖袭击使欧洲的难民问题政治化、极端化并将战争中的难民同化成恐怖分子，因此难民所代表的威胁会波及整个欧洲大陆。难民所带来的威胁还集中反映在了宗教冲突方面。例如，《明镜》周刊采访了德国选择党主席佩特里(Frauke Petry)，她在采访中公开表示：“太多的穆斯林移民会改变我们的文化”。
第二，安全责任。安全责任的标识仍然通过政府官员和官方政策话语进行建构，强调欧洲政府通过管控难民和限制难民的政策保障国家安全。《快报》周刊援引英国《卫报》的报道称，巴黎暴恐发生后，法国立即向欧盟提交了一份清单，要求欧盟严查空中旅客以及希腊和土耳其边境的难民。同时，法国还希望建立一支专门“监控难民的小组”，防止恐怖分子利用这条路线以难民身份进入欧洲并在申根地区流窜。在德国，反对难民接收政策的政党也在巴黎暴恐后迅速呼吁默克尔转变政策，首要理由就是“国家安全”。
第三，合作。为了保障欧洲内部安全，话语包标识还集中在恐怖袭击之后欧盟成员国的合作之上，它不仅要求在国家内部加强监控，还要求各个成员国履行自己的安全责任，包括处在欧洲外围的国家应严守边境，经济能力强的国家应建立更多保障程序并承担开支。据《快报》周刊报道，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基于指纹等身份线索的分析，法国便暗指由于希腊对难民审查不力和边检不够严格才导致恐怖分子从希腊进入欧洲，酿成巴黎惨剧，因此要求周边国家切实履行好边境守卫的职责；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在巴黎暴恐袭击后也在《快报》周刊发文称，欧洲需要强有力的边界管控，富裕国家需要承担更多责任，欧盟成员国必须推动更加务实有效的安全合作。
第四，排斥：难民的出现也加剧了欧洲对外来移民成为不安定因素的解读。布鲁塞尔恐怖袭击后，《明镜》周刊深入报道了袭击背后布鲁塞尔作为欧盟中心与一体化之间的格格不入。其中，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张力是突出的主题。文章将富丽堂皇的欧盟总部与外来移民的底层工作进行了鲜明对比。报道还指出，马尔贝克(Maelbeek)地铁站发生爆炸的时间极富指向性，因为9点钟爆炸发生时正是欧盟官员们上班的时候，而就在一个小时前，那些下层的清洁工人和夜班守卫刚刚下班，爆炸发生时他们已经在回家的途中。此外，欧洲议会还全职雇用为这一街区工作的下层移民，而不是交给下面的承包商。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行监控，保证安全。
以上四个话语包的根本原则都指向“国家安全”，并作为这一时期媒体报道的主要框架展开报道，强调难民作为威胁的来源以及政府维护国家和欧洲民众安全的责任。
三、话语包与身份认同的挑战
从以上两个阶段的话语包分析可以发现，围绕各个叙述主体的报道核心标识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第一阶段强调了难民避难、偷渡的遭遇，在语境上建构了“危机”与“帮助”之间的对应关系；而第二阶段则强调难民本身作为安全威胁和欧洲应对防御的政策，建构了“威胁”与“防御”的对应关系。这两个阶段中每一阶段所建构出的话语内部都能通过对应关系形成报道逻辑的自洽，从而突出了组织起这一逻辑的中心思想(organizing idea)和框架。一方面，指导话语包的根本原则即主导话语从“人权危机”转向“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各个话语包也出现变化甚至反转。以难民为叙述主体的话语包从“难民处于危机中”转变为“难民成为危机”的根源；欧洲各国政府从反思自身人道主义救援责任并推动政策落地转变为强调维护国家安全责任；以德国为首的西欧从指责以匈牙利为首的东欧没有承担难民分摊计划转向指责其没有做好难民审查工作，并呼吁加强全欧洲的安全防务合作；最后，对欧洲民众报道的话语标识从热情包容转变为难民和移民等外来族裔在欧洲遭遇的社会歧视以及因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成为欧洲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这种话语包的变动也可以通过词频分析得以印证。通过词频分析软件，剔除无实际意义单词，两个阶段媒体样本排名前10位的单词对比见表4。
关键词话语包标识分析的主要设置(device)，表4的对比表明了话语包建构的核心概念的差异以及围绕这些概念产生的不同话语。第一阶段强调了难民避难、偷渡的遭遇，建构了“危机”与“帮助”之间的对应关系；而第二阶段则强调难民本身作为安全威胁和欧洲应对防御的政策，建构了“威胁”与“防御”的对应关系。这两个阶段中各自建构出的话语内部都能通过对应关系形成报道逻辑的自洽，从而突出了组织起这一逻辑的中心思想(organizing idea)和框架。
两个阶段的媒体报道还进一步表明，恐怖袭击是造成欧洲难民危机从“人权问题”转向“安全问题”的重要节点，造成话语包变迁的主要原因在于恐怖袭击改变了难民危机中这两种解读框架对叙述主体之间关系的认定。(见表5)
这三种关系体现了欧洲身份认同的三种维度。以欧洲为单位，面对难民，欧洲身份认同是一种对外的集体身份，是使“欧洲”人不同于他者的一种标签；以国家为单位，面对欧洲内部，欧洲身份认同是欧盟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信任”关系；以个人为单位，欧洲身份认同是欧洲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欧盟这一政体之间的“信任”关系。范勇鹏认为，“认同最直接地体现为一种信任”，⑩这意味着话语包在以上三种“信任”关系上的改变反映了身份认同在三种纬度上的变迁。恐怖袭击的发生使得欧洲对外的难民政策倾向于以安全为第一要务，从而放弃了人道主义的救援义务；同时，恐怖袭击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欧盟成员国政府间的分歧，统一了欧洲的行动步伐，但却在欧洲社会和外来移民之间制造了新的分歧；第三，从包容重回排斥，欧洲民众也相应减轻了第一阶段对欧盟联合行动迟缓的质疑。综上所述，以上话语包变迁的核心是恐怖袭击促使欧洲身份认同在短时间内由安全认同取代了价值认同。
巴里·布赞认为，尊重人权是欧洲认同建立的独特遗产，这一理念的发展深入人心，凝聚了欧盟。(11)然而恐怖袭击却严重挑战了这一欧洲对外集体身份和欧洲公民之间的认同基础。那么，价值认同为何会被安全认同轻易取代?欧洲身份认同赖以建立的人道主义价值基础为何在面对安全议题时如此“不堪一击”?笔者认为，其本质原因在于欧洲身份认同一直以建构“他者”为基础，这与安全政策的“隐喻”不谋而合，这种既定的结构关系塑造了双方的对立并导致了安全政策的实施。
对话语包的研究表明，难民危机与恐怖主义关联并转变成安全问题主要基于三点原因。首先，两家媒体报道的话语包中出现“概念重合”现象，恐怖主义与难民来源地区的宗教信仰重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曾认为，只要伊斯兰还是伊斯兰，那就是反西方的，这是所谓的“伊斯兰威胁论”的一种表述方式。(12)尽管埃斯波西托在其著作《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中认为要区分以和平为主旨的伊斯兰教和假借伊斯兰教名义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但亨廷顿的说法在恐怖事件频繁发生的当下显然更容易影响公众和媒体。无论现实中难民与恐怖主义是否存在客观联系，想象中的威胁已经占据欧洲人的内心。这被认为是“一种混乱状态下的蝴蝶效应，有时因果之间毫无逻辑性可言”。
其次，社会问题使得难民的概念本身在媒体的话语体系中发生了动摇，媒体对难民问题的概念描述也在发生更迭。在欧洲的主要媒体上，移民问题长期以来是欧洲众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在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后不久，欧洲媒体上便出现了“难民”(refugee)还是“移民”(migrant)的争论。随着危机的不断发酵，这两种概念基本上交叉使用，使得难民问题成了欧洲社会移民问题的一个写照，反映了欧洲在移民问题上的一系列政策态度。在欧洲，移民和移民后代在欧洲社会的边缘化并不是新问题。在文化观念上，移民受到的歧视一部分原因仍来自于宗教信仰。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爆发后，德国境内的右翼党派呼吁关闭边境，德国选择党主席佩特里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公开声明：“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那就是太多的穆斯林移民会改变我们的文化”。(13)佩特里的表态非但没有受到过多责难，反而在民众中大有市场。当前，除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宗教教义方面的分歧外，双方都有被对方威胁的恐惧感，害怕自己成为牺牲品。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安全已经不再单纯取决于威胁的客观存在，而是只要感受到甚至认为有威胁就有安全问题的存在。对于许多欧洲原住居民而言，穆斯林群体的扩大对原有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他们因此担心自己会被征服，忧惧伊斯兰教的激进主义会横扫欧洲。尽管只是出于想象，但这种感受已开始表现在行动上。
再次，在媒体的话语体系中，话语偏好正在发生变化。欧洲的移民政策一直具有“安全政策”思路下的传统，并且随着“安全”概念从传统向“非传统”的深化和扩展越发倾向于管控。回顾欧洲移民政策的媒体报道可以发现，移民政策始终带有“安全偏见”(security bias)或是一种默认的“安全驱动”(security-driven)。移民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不断通过政策文件、领导人讲话和媒体与公众舆论建构出的“国家安全”话语被“安全化”，进而被纳入安全范畴。
20世纪50-60年代，移民在欧洲主要以劳动力身份出现，当时的法国、德国等国家急需这些来自国外的移民作为廉价劳动力来补充国内市场需求。也正因如此，彼时鼓励移民的政策占据主流。然而进入60年代后期，移民引发的部分社会问题开始成为公共议题的焦点，鼓励移民的政策也开始转向控制移民，政治话语也越来越多地将移民与影响公共秩序联系在一起。
尽管如此，限制移民的政策依然没有被提上欧共体的日程，因为当时人员的自由流动还没有成为建立欧洲内部市场的首要问题，更谈不上来自第三国移民作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了。直到1612/68号条例，即欧盟委员会于1968年10月15日通过的关于工人在欧共体范围内自由流动条例区分了成员国居民自由流动的权利和第三国居住者自由流动权利开始，二者的分野才正式进入法律制度范畴。有学者认为，正是有了这一条例，限制移民的政策才成为巩固“欧洲堡垒”的基础。(14)1973年，巴黎峰会进一步确定了成员国居民区别于移民的这种特殊权利。
进入80年代，移民政策又开始与避难政策相关联，随着避难被政治化为经济移民之外另一种进入欧洲的途径，避难与非法移民的相互联系几乎成为常态。如帮助欧盟成员国识别避难者身份的“Eurodac”系统，其在奥地利实施的条款中就明确将二者联系起来。(15)
可以说，整个80年代见证了移民政策在制度层面被安全化的过程。移民问题逐渐成为政府间讨论的重要议题，如1975年因应恐怖主义问题而由英德两国主导成立的政府间机制“特莱维小组”(The Trevi Group)，以及与移民相关的各种特别小组。这些机制使各成员国之间加强了移民管制的警务和司法合作，并将这些政策逐步纳入欧盟宪法范围。1992年，《欧洲联盟条约》将司法与内政事务引入作为欧盟三大支柱中的第三支柱，并在其中明确将移民作为欧盟政府问管控的对象。(16)
与此同时，安全研究扩展派的兴起也加剧着这种现象。安全概念的扩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安全的指涉对象从传统的军事—国家为中心向社会和个人转变；另一方面，安全的领域随着全球变暖、环境恶化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生态危机和粮食危机等被进一步扩展。如女性主义将妇女和儿童的权益纳入安全研究，而“人的安全”概念更是将贫困、疾病等也看做安全议题。
综上，在政策层面上，欧洲移民或者难民危机最开始的起源与欧洲广泛的社会和民生问题有关，它涉及民族政策、宗教融合、文化多元化等多方面问题。然而在媒体层面上，欧洲对移民的政策始终是安全话语多于融合话语。这与其说是融合政策的失败，不如说这两家媒体在话语体系上从未实现真正的融合。
四、他者视角下被安全化的难民和避难政策
在两年内，难民问题在欧洲媒体上的话语包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他者”形态的变化，也使得欧洲整体身份认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终形成了对欧洲身份认同的一种挑战。所谓“他者”，是基于黑格尔和萨特的理论体系、在后殖民主义概念中与西方主体性相对的一个概念，它是西方“自我”意识下的非西方描述，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确定自我优势的表达方式。
在欧洲的身份认同建构中，“他者”一直被用于建构欧洲的身份认同和价值体系，从而确保了拥有不同文明形态的欧洲能够以一种身份认同，长期在工业化和一体化的进程中保持其优势心态。但对于“他者”的界定方式，则随着媒体话语包的变革而发生变革。应该说，难民问题是“他者”塑造中的一个核心议题。但话语包分析显示，难民问题本来是一个社会问题，基于欧洲认同中的价值观理念而形成，但随着恐怖主义活动的蔓延，这一问题开始呈现出安全问题的新特征。
简要回顾欧洲认同的建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难民问题被安全化的本质是欧洲中心主义在建构自我认同过程中不断进行“他者化”的结果，这种既定的结构关系塑造了双方的对立并导致了安全政策的实施。
在媒体的历史上，欧洲身份的认同一直依赖于一种“排除法”，除了对“欧洲是什么”进行界定的努力之外，欧洲其实一直是通过阐明“欧洲不是什么”来确定其认同。事实上，欧洲的相对性一直建立在与非欧洲世界的比较中，并衍生出了一系列关于其知识、价值上的“他者”，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始终相伴左右。
古希腊时期，这一关系体现在“文明”的我者和“野蛮”的他者的对立。从词源上看，“野蛮”(barbarian)最初是用来指涉“不会说希腊语的人”。随后，这一词汇的涵义不断得到扩充。一方面，它与“非理性”、“专制”和“广泛的文明缺失”等同起来；另一方面，它指涉的疆域也逐渐扩展到欧洲以外，尤其是特指东方人、居住在亚洲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古希腊人素来为其在哲学、科学和政治领域的成就感到自豪，而其政治理念中的理性、民主和自由等传统更被看成是西方文明的奠基石，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与此相反，亚洲人在他们眼中却因不具备这些能力和价值观而被认为文明欠发达，欧洲也在此基础上巩固着自身的认同。
进入中世纪，对他者的建构重心也转移至宗教层面，以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对立最为突出。欧洲作为基督教世界，对于来自非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威胁感到焦虑。直到今天，这一问题仍然影响着欧洲认同的建构。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迟迟未被批准就凸显了欧洲作为基督教占主导的社会对伊斯兰国家的排斥，而多年来欧洲穆斯林的融入问题更是这种他者建构下的负面产物，成为欧洲社会的一块心病。
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推动下，古希腊时期对理性和人文主义的推崇再次回到了欧洲，也再次成为建构欧洲认同的重要基础。以达尔文进化论为解释，欧洲以具备更强的理性思维、更高的进化等级为理由，将非欧洲贬为低下劣等，并以此为殖民统治正名。而冷战爆发后，欧洲的“他者”则在两大阵营的划分下变为苏联和以其为首的东欧国家；而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则让欧洲的“他者”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一方面，欧洲骤然失去了苏联这一意识形态的反面参照物，另一方面，美国的崛起也让欧洲开始思考一体化之下的合作。
纵观历史上欧洲以他者为参照的认同建构，其核心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发展及其所生产的一系列知识体系和认识论。它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世界，自觉或下意识地感到欧洲相对于世界的优越感，认为欧洲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和优越性，是非欧地区迈向现代文明的灯塔。而在这一段时间内，从人道的“他者”到安全的“他者”，实际上欧洲媒体的话语包变更，完成了“他者”对于自身认同的变化。欧洲在恐怖袭击之后的身份认同，更用安全体系替代了文明体系，使得恐怖袭击中“他者”形象的变迁带动了欧洲自我身份认同的变迁。
在建构主义视角下，互动双方的强弱关系也决定了身份建构的结果。在前文梳理有关难民危机的媒体文章时，我们看到了欧洲在建构认同关系上的强大力量，它定义着难民和难民危机以及自身角色。然而我们却看不到难民是如何定义欧洲和其自身的，他们在文本中“在场”，却在建构中“缺席”。在这样强弱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强势一方把敌对一方建构在负面表达的框架下，而这种负面表达最终会被固化成本质属性，使得弱势一方难以脱身，这也是当今西方话语强权下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一直难于突破的困境。这一方面说明了主观意识上建构力量的强大，也说明了对任何一种既定关系都应谨慎采取默认接受的态度，而要对权力关系进一步深入探讨，找到其历史的、结构性的本质。
综上所述，难民危机的实质是社会问题，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多元文化融合的失败，而它之所以被建构成一个安全问题，其根本是欧洲中心主义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非欧洲世界，尤其是东方世界建构起的一系列处于支配地位的结构而决定的。欧洲建立起的二元对立关系使得双方注定处在对立的位置上。二者基于各自位置建构的认同决定欧洲对难民采取的态度必然是以对抗威胁为基础的排斥、隔离甚至是打击和消灭。
五、安全泛化与欧洲认同的困境
欧洲的移民和避难政策为何一直作为安全政策在执行?海斯曼(Jef Huysmans)明确指出了三点原因：内部安全(internal security)、文化安全(cultural security)和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三种理念。(17)但笔者认为，这三种理念的背后都共同受到欧洲与难民之间结构身份认同关系的支配。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国家的安全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主体间性的。国家是否感到威胁在于自我和他者之间是否建立了集体认同，而影响这一认同的因素是双方在历史进程中物质、文化等多方面的互动，最终由双方所处的体系结构确定。
然而，将难民问题界定为安全问题使得欧洲陷入了一个自我认同的困境。首先，从官方文件看，欧洲认同的含义在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得到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欧洲文化认同，欧盟公民身份和欧盟外交与防务认同。其中文化认同常常被认为是核心。在这三个维度的认同中，一个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是欧洲认同的基础和核心。哥本哈根学派创始人巴里·布赞指出：尊重人权是欧洲认同建立的独特遗产，这一理念的发展深入人心，凝聚了欧盟。(18)然而，欧洲在移民问题上却一直侵蚀这一核心理念，未在人权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因此，强大的人道精神，一旦在安全威胁面前，就会被媒体话语体系自发地转化到安全问题上去。
在建构主义视角下，认同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其中，自我认同是行为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多种身份的综合产物，也是形成“他者”的主体意识所在，主要是指行为体的自我认识或自我意识。(19)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也有自我认同，它基于双方共享的“我他关系”(self-other)。对自我认同而言，最重要的是行为体所处的社会语言环境，它直接决定自我认同的内容和完整性。(20)媒体的报道就是这种社会语言环境的表征。
对于以人权为认同核心的欧洲而言，“小艾兰”事件的发生使其尊重人权的社会环境大打折扣，冲击着欧洲认同的核心道德底线，这就是为什么“小艾兰”事件在欧洲会引起如此大的波澜的原因。因为它挑战着欧洲认同赖以维系的社会环境，对这个案例作出反应，是与欧洲的自身认同相一致的，否则就会带来巨大的挑战。然而，接收难民并不意味着可以解决这一认同本身，“小艾兰”事件引发的认同关系仅仅是暂时的，它无法撼动已经建立并稳固的双方身份认同的关系。温特指出，国家间的体系结构关系在形成后很难改变。正如前文指出，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国际体系结构将欧洲和难民的关系置于西方和非西方对立的立场上，因此在暴恐事件的催化下，这一更为稳固的关系在安全化的过程中便回复到其原有的状态。
综上，认同困境的产生正是难民危机被安全化的结果。欧洲将难民危机定义为安全问题，使其解决策略的首要方式就是关闭国境，而这一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人权在道德规范和安全之间的持续张力。随着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的呼声渐起，连美国这样的“文化熔炉”都在特朗普的强硬移民政策下而鲜有斡旋空间，欧洲调和人权与安全的空间只会在不断上演的暴恐事件中被进一步压缩。边境管控的后果是以牺牲人权这一欧洲认同的核心理念为代价的，其对欧洲认同的挑战和撕裂作用在小艾兰事件中已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同时，这一结论进一步指出了安全研究泛化带来的负面后果。首先，安全研究的泛化使一种“安全隐喻”进入政策制定的修辞当中。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现象，而且是一种认知活动。它是用人类在某一领域的经验去理解另一领域的经验。已有的经验领域为“来源域”，而未知并等待被说明的领域就是“目标域”，这两个领域中的相似元素存在着映射关系。弗科尼亚(G.Fauconnier)和特纳(M.Turner)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认为隐喻是心智空间里的概念投射。(21)两个输入空间存在对应关系，其相似结构和元素会生成一个类属空间，并通过投射和认知在整合空间内整合，完成隐喻的生成与运作。
因此，隐喻的完成有赖于事物之间相似性的产生，且这种相似性是可以被主观建构的。也正是基于此，隐喻的映射模式具有任意性和多样性。作为一个过程，它的完成有赖于意识形态，而作为一种结果，它则体现一定的意识形态。输入空间的选择显然受控于意识形态。因此，分析隐喻可以发现话语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并对其权力关系进行解码。黛博拉·斯通(Deborah Stone)在其著作《政策悖论》(Policy Paradox)中就指出，政策制定是对问题分类标准、边界以及定义和解读的争夺，它是政治冲突的核心；每一种政策背后都是一种价值观念的支持。因此实际的政策制定过程就演变为政治场域内对问题界定和归类在修辞上，即话语权上的争夺。
难民危机问题在欧洲中心主义的排外思潮下所建构的结构关系，使这一问题在政治场域内被界定为安全问题，从而也将安全隐喻带入了政策制定的价值基础中。“安全隐喻”的背后是对引发安全问题威胁的消除，如消除贫困根源、环境危机等。而在难民危机中，“安全隐喻”所产生的映射关系就将难民作为一种安全威胁的来源，并通过隐喻的生成系统使其成为需要被“消灭”的对象。
由此也产生了安全泛化的第二个负面效应，即在解决难民问题的媒体话语选择上趋向于简单统一化的模式。任何问题一旦被纳入安全问题就意味着可以采取超常规手段加以解决。媒体在从悲剧话语到安全话语的转变中，更重视的是安全关键词的确定。在悲剧话语中，媒体多采取隐喻、互文等方式，显示悲剧话语本身的价值分量。但是在安全话语中，媒体多采用更为直接的话语包，将恐怖主义等概念和难民问题直接联系起来。这实际上也说明，安全认同和价值认同同样居于欧洲一体化核心的深处。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学者指出，相较于融合政策，控制移民措施在政策目标上更为明确，在实施方式上也显然比移民作为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其发展、消除歧视等简单得多，(22)因为只要关闭边境阻止移民进入或者把移民“管起来”，就可以完成政策目标。
以上原因解释了为什么欧洲在多元文化政策上饱尝失败的滋味。因为安全认同的行动逻辑仍然是以传统安全观下捍卫主权国家为核心的，它必然不以融合为导向，更多的是处于驱逐、斗争或者消灭的敌对状态。然而，安全概念的扩展，“新安全观”的建立，或者说安全观的泛化，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外来族裔的融合在欧洲本质上仍是社会问题的认识而一概诉诸安全手段予以解决。难民危机从人权问题向安全问题的转变正是安全议题的扩展和其模糊作用的表现，其政策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欧洲自身的认同困境，从内部撕裂欧洲社会。
综上而言，两家媒体的话语包变迁说明，话语包显示了他者形象构建的变迁，同时也揭示了在这个变迁背后欧洲身份认同中的悖论。尽管欧洲一体化更强化的是作为自我的中心主义，并且试图用这种方式去构建来自北非和异域的他者形象，但随着恐怖主义活动的出现，这一话语体系发生了剧烈变动，欧洲身份认同中的安全认同更加明显。而在难民危机发生后的两年内，两种话语包的更替体现了欧洲一体化中的认同仍然存在结构性问题。
注释：
①受语言限制，本文仅选取《明镜》周刊英文国际版作为研究样本。
②《快报》周刊选取样本为法文原版。
③转引自黄小雄、沈国麟、杜旭赟：“新华社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报道的框架分析”，《新闻大学》2009年第1期，第86页。
④《Migrants:un bébé retrouvé mort sur une plage,'la photo qui fait taire le monde'》,News Article on l'express,https://gffggeeac4a70c49d42b9hbo9q60vcnofp6b9c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ctualite/monde/europe/migrants-un-bebe-retrouve-mort-sur-une-plage-la-photo-qui-fait-taire-le-monde_1712036.html,last accessed on 10 June 2017.
⑤《Hollande et Merkel sur les migrants:'L' Europe doit agir de manière décisive'》,News Article on l'express,https://gffggeeac4a70c49d42b9hbo9q60vcnofp6b9c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ctualite/politique/migrants-hollande-et-merkel-pour-des-initiatives-en-faveur-des-migrants_1712258.html,last accessed on 10 June 2017.
⑥Ibid..
⑦"The Deadly Business of Human Smuggling",News Article on SPIEGEL ONLINE,https://gffgg268aa0ac55d64a7bhbo9q60vcnofp6b9c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international/europe/refugee-smuggling-a-big-business-in-the-balkans-a-1051461.html,last accessed on 10 June 2017.
⑧《Paaseport du Stade de France:l'identité peut-être celle d'un soldat syrien tué》,News Article on l'express,https://gffggeeac4a70c49d42b9hbo9q60vcnofp6b9c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ctualites/1/actualite/passeport-du-stade-de-france-l-identide-peut-etre-celle-d-un-soldat-syrien-tue_1736580.html,last accessed on 10 June 2017.
⑨Ibid..
⑩范勇鹏：“欧洲认同的形成——一个新制度主义的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2期，第49页。
(11)B.Buzan,O. and J.Wilde,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London:Lynne Rienner,1997,p.85.
(12)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4-20页。
(13)"The Immigration of Muslims Will Change Our Culture",News Article on SPIEGEL ONLINE,https://gffgg268aa0ac55d64a7bhbo9q60vcnofp6b9c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international/germany/interview-with-frauke-petry-of-the-alternative-for-germany-a-1084493.html,last accessed on 10 June 2017.
(14)M.Ugur,"Freedom of Movement vs.Exclusion: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Insider'-'Outsider' Divide in the European Union",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Vol.29,No.4,1995,pp.964-999.
(15)J.Huysmans,"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Securitization of Migration",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38,No.5,2000,pp.751-777.
(16)Ibid..
(17)J.Huysmans,"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Securitization of Migration",pp.751-777.
(18)B.Buzan,O. and J.Wilde,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p.85.
(19)J.Mattern,Order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Routledge,2004,p.96.
(20)孙吉胜：“语言、身份与国际秩序：后建构主义理论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第29页。
(21)G.Fauconnier and M.Turner,The Way We Think,New York:Basic Books,2002.
(22)D.Wunderlich,"Implementing EU External Migration Policy:Security-driven by Default?",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Vol.11,Issue 4,2013,pp.406-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