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梅朝阳，湖南益阳人，新闻传播学博士，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摘要：选取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四家新闻媒体———《中国日报》《印度时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以其2014—2020年有关数字鸿沟的报道为研究语料，比较这些主流新闻媒体在报道数字鸿沟时的异同，旨在探究新闻媒体对“数字鸿沟”议题的建构方式及其与国家全球数字鸿沟位置的内在关联。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法，从数字鸿沟的具体类型、内涵、报道议题、情感倾向及报道主体等维度展开跨文化比较。研究揭示了媒体在构建数字鸿沟时的差异化视角与策略，并剖析了国家在全球数字格局中的结构性位置对其媒体话语建构的深层影响。

关键词：数字鸿沟；新闻报道；内容分析；媒介建构；比较研究

2023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提出要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缩小数字鸿沟，在互联网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更多国家和人民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当下，数字鸿沟既是国家性课题，也是全球性课题。在获取信息通信技术(ICT)并利用互联网开展各种活动机会方面，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理区域之间存在差距，从而产生了数字鸿沟,国际社会不同国家间也存在差距，即“全球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既是经济现状和社会问题的反映，也是经济走势和社会发展的征兆，因而受到联合国、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各类国际组织的持续关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文件《我们想要的未来》(Future We Want)为国际社会制定了一套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就包括“到2020年，大幅增加信息通信技术的接入，并努力在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普遍且负担得起的互联网接入”。近年来，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数字鸿沟却依然严重，并逐渐成为发展鸿沟的代名词。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数字鸿沟物质性弥合措施相比，媒介建构能影响公共感知与政策取向，突破信息交流、经验共享的时空限制，是前者的有效补充。

大众媒介对数字鸿沟的重视与数字鸿沟相关学术研究对媒介建构的忽视，形成了一道鲜明的“鸿沟”。数字鸿沟自被提出以来，关注度经久不衰；它将这一不平等的议题引入社会、政治与学术领域的讨论之中，成为社会政策甚至政治主张中的一种关怀。ICT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与数字鸿沟有关的新闻报道层出不穷，不断进入公众视野。学者从各领域开展相关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聚焦探索数字鸿沟的成因与弥合途径,却鲜少关注数字鸿沟的媒介建构。新闻报道可以塑造大众眼中关于数字鸿沟的社会现实，影响相关问题的走向和具体议程。基于以上事实，本研究超越ICT的分析层面，聚焦新闻媒体对数字鸿沟的建构，凸显媒介在数字鸿沟发展中的作用，比较不同国家有关数字鸿沟报道上的异同，以文明交流互鉴为着力点，深化对数字鸿沟媒介建构进程与逻辑的理解，以期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参考。

一、研究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数字鸿沟的概念与测度

由于其复杂性、动态性、多维性，学界对数字鸿沟的内涵仍未达成普遍接受的定义。部分学者根据研究所聚焦的ICT不同维度，将其总结为三道数字鸿沟。第一道数字鸿沟，也称接入沟，强调在接入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差距；第二道数字鸿沟，也称使用沟，强调在信息通信技术素养、使用水平、自主性程度和社会支持等方面的差距；第三道数字鸿沟，也称效果沟或知识沟，强调在信息资源和知识获取、利用方面的差距，主要是指数字体验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在提高生活机会方面。简言之，第一道数字鸿沟指ICT获取上的差异；第二道数字鸿沟指ICT使用上存在的差异；第三道数字鸿沟指ICT与知识获取和利用能力的差异。

数字鸿沟以各种形式存在，通常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数字鸿沟，前者可称为“全球数字鸿沟”。数字鸿沟还可以表现为不同使用群体的差距，因此可以从人口统计学特征进行研究，如因年龄差异所表现出的代际数字鸿沟、因性别差异所表现出的性别数字鸿沟、因居住地理位置差异所表现出的地区／城乡数字鸿沟等。数字鸿沟还可以从不同的采用单位（个人、公司、社会团体和国家层面）出发进行研究；政府资助、政府政策、数字平台供应商、教育机构等在促进数字公平、弥合数字鸿沟进程中至关重要。

各领域学者对数字鸿沟开展的研究主要有政策研究和社会影响研究两类路径。前一类研究认为数字鸿沟主要是接入差距造成的，倾向于使用调查方法来分析人口统计学不同维度相关的ICT接入趋势；后一类研究认为数字鸿沟由复杂的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因素造成，倾向采用田野调查方法来分析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ICT使用结果。以上两类研究都关注媒介形式对数字鸿沟的影响，比如电视、广播、社交媒体等媒体本身与数字鸿沟的关系，而媒介内容与数字鸿沟的关系却鲜有探讨。总体来看，国内外数字鸿沟相关研究仍然聚焦于影响因素、测量指标、评价模型、弥合举措和发展趋势等方面。此外，相关研究讨论了ICT供应商、雇主和决策者等在制造、维护和弥合数字鸿沟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却极少涉及新闻媒体与数字鸿沟的关系。数字鸿沟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以新闻报道为出发点进行研究，聚焦媒介内容，延伸了以往以媒介形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路径。

（二）数字鸿沟中的新闻报道角色

新闻报道创造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的“气候”，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闻实践为大众呈现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对社会现实进行着建构。社会现实首先通过语言得以建构，“语言中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政治信仰、行动和实践”,通过选择、再现、解释和评价等方式赋予现实意义。每一种符号权力都试图以一种更加普遍的方式影响更广泛的社会。社会符号资源的集中不仅可以影响我们做什么，还影响我们描述社会的能力；符号权力影响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看法，包括不平等地分配这些极具象征意义的资源本身。

新闻报道作为大众传播的主要话语实践，成为意义生产与传播的重要战场，在与大众互动中建构更为复杂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形塑社会世界。这些社会世界由行为主体定义，并允许对行为主体自身认为有意义的集体活动进行识别和分析。话语实践传递价值和立场，这些价值和立场是话语主体的利益表达。话语主体与受众都“处在历史时刻中，会动态地与当前、过去和可能的世界建构进行合作”。也就是说，新闻报道根植于历史和文化，对现实世界的建构服从主体的价值取向并服务于主体的目的意图。

对大众而言，数字鸿沟的成因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都是隐性的，因而作为公共媒介的新闻报道成为大众理解数字鸿沟有关问题的桥梁。新闻报道的“知识”生产，在“连接”和“权力”之外，可以成为数字鸿沟研究新的支撑点。比如，Stevenson从数字鸿沟的官方定义出发，使用费尔克劳夫的三维话语分析框架，发现在围绕美国公共图书馆提供的公共接入服务话语中，美国政府将数字鸿沟建构成了一种政治修辞。Greene使用克林顿政府的档案材料，探讨了数字鸿沟框架的最初建构历程，指出官方话语把数字鸿沟与贫困话语相联系，将其建构成新兴的新自由主义共识的关键部分、国家经济危机，促使公众满怀希望地将“接入”理解为在新经济中赢得竞争的机会。尽管极少有研究从新闻媒体建构视角考察数字鸿沟问题，但全球性问题的新闻建构始终是传播研究的热点，比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人口老龄化等。新闻媒体可以“对科学和社会化学习、不断变化的政治议程和背景、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传播策略做出反应”。大量研究也证实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数字鸿沟存在密切关联。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分析来自不同国家的四家新闻媒体报道，探讨数字鸿沟新闻媒介建构的异同，并结合国家地位、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因素，试图揭示数字鸿沟媒介建构公共观念的复杂社会话语网络。

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媒介建构视角研究数字鸿沟拓宽了数字鸿沟研究的问题域。通过对不同国家代表性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分析，本研究呈现了数字鸿沟的媒介知识生产，比较了全球数字鸿沟不同位置国家的新闻媒体建构数字鸿沟的异同，突破媒介形式维度，从媒介内容角度来阐释数字鸿沟。其次，研究不同国家代表性新闻媒体对数字鸿沟的建构，有助于揭示不同国家大众对数字鸿沟问题的认知差异。最后，比较研究有利于把握在诸如数字鸿沟这类全球性问题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差异，为设计针对这些问题的国际传播合作模式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为了比较处于数字鸿沟不同位置国家的新闻报道差异，本研究选择《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泰晤士报》(The Times)、《中国日报》(China Daily)和《印度时报》(The Times ofIndia)作为研究对象。北美地区是国际互联网的“技术发明”和“技术领先”地区，欧洲地区是国际互联网的“积极采用”地区，亚洲成为国际互联网发展的主要“追赶”地区。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以下简称“国际电联”）致力于实现普遍且有意义的数字连接(universal and meaningful connectivity,UMC),为了评估全球范围内数字连接的普及程度与实质意义，国际电联从2009年至2017年共发布9版ICT发展指数；2023年12月经过几轮方法调整，更新后的ICT发展指数继续逐年发布。如表1所示，四家新闻媒体所在国处在全球数字鸿沟的不同位置，ICT发展水平各异，但仍然大体符合胡鞍钢、周绍杰的上述描述，并且从排名变化来看，四国的ICT发展特征也存在差异。

四家新闻媒体均为所在国发行量靠前的全国性英文日报，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数字鸿沟议题经常牵涉国家政治因素，市场化媒体的政治倾向性是选择英美两国新闻媒体样本的一个考量因素,因此尽量选择偏中间立场的新闻媒体。互联网使用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而选择了中国与印度的新闻媒体。与英美两国相比，中印两国虽仍存在一定差距，但在《世界数字竞争力排名2025》(IMD World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2025)中分列第12和第50位，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后发优势，给新闻媒体留出了多元的报道空间。

研究运用LexisNexis新闻数据库，使用“digital divide”（数字鸿沟）作为检索关键词，由于数字鸿沟议题的复杂性，为了避免检索结果将相关报道过度过滤选择“高度相似”，检索得到《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中国日报》和《印度时报》的相关报道，之后再对报道进行人工核查，剔除提到“数字鸿沟”但实际主题与之无关的报道。检索结果显示，《中国日报》的相关报道最早出现于2014年。为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所制定的目标实现时间框架保持一致，并确保研究的可比性，本研究将数据采集时间统一限定在2014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最终，本研究共搜集到450篇文本类报道，其中，《印度时报》最多，共203篇；《泰晤士报》最少，只有31篇；《中国日报》《纽约时报》数量居中，分别为95和121篇。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结合已有文献，通过反复阅读全部语料，在细读过程中逐步建构编码类目，归纳出数字鸿沟内涵、具体类型、报道议题、情感倾向性、关涉主体五个大类，并制定编码表（表2)。其中，报道的情感倾向性分析基于对报道全文的通读与理解：积极指对数字鸿沟相关问题采取正向评价，表达肯定、赞扬、鼓励等态度；消极指对数字鸿沟相关问题采取负向评价，表达否定、批评、抨击、指责等态度；中性则是指较为客观地叙述数字鸿沟相关问题，正面或负面倾向不明显。

两位经过培训的编码员独立对所搜集到的新闻语料逐篇标记编码，具体过程为，由第一位编码员独立完成人工编码后，第二位编码员从所有文本中随机选出100篇独立完成编码。本研究借此检验了五个类目变量上的编码员间信度，结果显示上述五大类的Scott’s Pi值分别为1、0.96、0.88、0.98、0.84,编码信度水平较高。

三、研究发现

（一）年度报道量变化

图1呈现了四家新闻媒体在不同年度的报道量变化。2014—2017年，四家媒体对数字鸿沟的关注度相对稳定；2018—2019年，虽出现了小幅度下降，但在2020年均达到了历史最高。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四国的数字鸿沟现实。具体而言：第一，各家报道的年度总量与增幅都在2020年达到了历史峰值。由于新冠疫情的全球大爆发，各国出台不同限制程度的封锁措施，网上居家办公与学习成为一种新常态。ICT的战略重要性骤然凸显，在疫情暴露的诸多社会公平问题中，数字鸿沟关注度最高，也是最令人意外的问题之一。第二，《印度时报》《中国日报》的报道量之和略高于《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的报道量之和，《印度时报》的年报道总量基本高于其他三家的年报道总量。尽管数字鸿沟是持久性的全球问题，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数字技术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具有支持“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潜力,给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从ICT中获得的收益更多,把握机遇、主动作为，力争在全球发展格局重塑中发挥积极作用。第三，2019年，《印度时报》《中国日报》《纽约时报》的报道量均出现了峰谷值，《泰晤士报》的年报道总量稳定在较低水平。全球数字产业竞争加剧，各方危机感和保护主义倾向增强。全球范围内数字保护主义抬头，数字博弈频繁，给当前的全球数字经贸秩序、大国关系互动、国家主导地位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等都带来了较大影响。

（二）具体类型

图2表明，《中国日报》聚焦全球数字鸿沟(72%),这显著区别于其他三家新闻媒体，它们对全球数字鸿沟的报道量都极大地低于对本国数字鸿沟的报道量，分别只占数字鸿沟报道总量的10%（《纽约时报》）、9%（《泰晤士报》）和4%（《印度时报》）。《中国日报》对全球数字鸿沟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度，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国内的数字鸿沟问题得到较好的改善。近年来，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成就显著，国内互联网普及率增长很快，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二是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和推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展现了数字时代的大国担当。比如，通过世界互联网大会等主动与世界交流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借助“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积极参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弥合全球数字鸿沟，增进全球数字平等，为建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印度时报》以报道本国数字鸿沟为主。除没有明确指向的报道外，这三家新闻媒体国内数字鸿沟报道以地区／城乡数字鸿沟为主，分别占15%、21%和19%。地区数字鸿沟关注度相对较高证实了地理因素是一国国内数字鸿沟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也是被普遍重视的因素。此外，四家新闻媒体的代际鸿沟报道占比都较低，但《纽约时报》(9%)和《泰晤士报》(9%)的占比均略高于《中国日报》(4%)和《印度时报》(4%)。这可能是因为英美作为发达国家，老龄化社会到来已久，人口老龄化已经对数字鸿沟问题造成了影响，因而新闻关注度较高。只有《印度时报》(3%)略有提及性别数字鸿沟；这与对印度女性的数字鸿沟学术关注度相对较高表现一致。根据2025年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印度女性和男性在经济参与方面的差距很大，印度的性别差距指数在148个国家中排名第131位，是四国中排名最低的，且在经济参与和机会方面的得分一直很低。

（三）内涵

图3显示，尽管ICT飞速发展、数字鸿沟研究关注面不断拓宽，四家新闻媒体对数字鸿沟关注度最高的都是接入沟，即第一道数字鸿沟。分析报道内容发现，尽管四家新闻媒体都高度关注互联网的接入沟差距问题，《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主要讨论的是互联网速度与接入费用差距，《中国日报》《印度时报》偏向关注接入设备获取上的差距。比如，关于可供性的讨论，前两家新闻媒体议题围绕网费价格，后两家新闻媒体议题大多关于接入设备价格。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别暗示四国处在全球数字鸿沟的不同位置，也从侧面再次证实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数字鸿沟存在密切关联。

以上发现还反映在有关接入设备的报道中。比如，《印度时报》有关设备的报道主要讨论的是消费端负担不起购买设备的费用；《纽约时报》关于设备的报道议题主要是新冠疫情期间供应端设备短缺，导致出现了接入设备的卖方市场。此外，关于互联网接入接口的讨论中，《泰晤士报》报道主要围绕提升家庭接入质量的优化方法，而《印度时报》报道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地区中心是解决接入差距的主要方案。

总体来看，《中国日报》《印度时报》对使用沟的关注度普遍高于《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与之相对，后两家新闻媒体对效果沟的关注度要略高于前两家。当《中国日报》《印度时报》开始关注年轻一代数字素养的培养，探索互联网使用的社会支持、个人或群体数字技能的提升，《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已经在讨论ICT使用的副作用，比如未成年人过早接入，未成年人网络沉溺以及去数字化生活方式。此外，四家新闻媒体报道都涉及数字鸿沟可能带来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比如，《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的报道关心可能产生或已经产生的政治权利不平等问题，数字鸿沟牵涉主体已经从最初的信息富有者与信息匮乏者(information haves and have-nots)转化升级为社会资源富有者与社会资源匮乏者(societal haves and have-nots)。

（四）情感倾向性

图4清晰地展示了2014—2020年，四家新闻媒体报道的态度倾向：四家新闻媒体之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报道态度呈现明显的两极倾向。《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以消极情绪为主，《中国日报》《印度时报》以积极情绪为主。其中，《中国日报》积极态度比重最高(74%),消极态度比重最低(9%),对数字鸿沟问题呈总体乐观态度。《泰晤士报》负面态度比重最高(74%),正面态度比重最低(10%),对数字鸿沟问题呈总体悲观态度。结合各家新闻媒体报道关涉主体与具体数字鸿沟类型可以推测，尽管中印两国处在全球数字鸿沟相对劣势地位，《中国日报》《印度时报》对本国政府机构的相关政策与努力总体持肯定、鼓励态度，《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则对本国政府机构（未）做出的努力总体持否定、批评态度。

（五）主题

表3显示，各类主体为弥合本国或全球数字鸿沟所做的努力是四家新闻媒体有关数字鸿沟报道的核心议题。尽管政府／政策主体占比不同，多个主体活动通常都有政府机构的支持或参与。新冠疫情期间的数字教育问题涉及面广，涉及主体多，四家新闻媒体有关数字鸿沟报道主要以对数字鸿沟主体活动所造成的现状评述为核心议题。

四家新闻媒体在报道议题的分布上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在议题的具体内容上却存在明显不同。结合前面的研究结果与报道的文本内容，议题内容方面的差异具体表现为：

第一，虽然四国都在弥合数字鸿沟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努力，但由于处于全球数字鸿沟的不同位置，再加上各国政治经济体制不同，开展的工作以及这些工作所依靠的主体存在明显区别。《中国日报》在数字鸿沟问题上关注面最全，不仅有本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地区，还有发达国家或地区内部的弱势人群；此外，其弥合路径或方法最丰富，比如，“（中国）将通过扶贫工作、网络教育、远程医疗和网络文化等措施，提高互联网的普及度，升级基础设施，缩小数字鸿沟”。同时，《中国日报》报道倡导加强国际合作，比如，向博茨瓦纳、肯尼亚等国家和地区捐资捐物，帮助提高当地互联网普及率；还积极呼吁中国经验“走出去”，主动传授、示范中国的先进成果与成功案例，提供弥合全球数字鸿沟的中国方案，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做出积极努力。《印度时报》报道表明，在弥合本国数字鸿沟上所依靠的力量主体类别多元，包括本国高级别政要与相关政府机构、国际国内科技公司、社会团体、国内外普通民众，比如，日本游客、国际技术公司、公立学校老师、教育机构、民间艺术俱乐部、体育俱乐部、图书馆等。在弥合路径方面，发射卫星常见于《印度时报》报道，数字经济与数字技术发展常见于《中国日报》报道。这从侧面再次证明，中印两国虽然都是发展中国家，但处于全球数字鸿沟不同位置，数字经济发展路径选择也存在差异。《纽约时报》报道揭示，不同主体在数字鸿沟问题上除了相互合作、相互支持，还存在政府与企业间、不同层级政府部门间的博弈与妥协，最直接表现为政府政策的延续性问题。比如，特朗普政府废除了奥巴马政府的相关项目，并用“Mobile Now Act”取而代之；联邦与州政府政策冲突或相悖也偶有报道。

第二，在述评现状时，四家新闻媒体评价的对象类型、性质不同，总体评价也略有差异。《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主要就已经发生的相关现象或事件后果发表评论，对现有政策或做法提出诊断式、预警性、纠错性的改善建议，且多以负面批评为主，比如公共图书馆拨款问题、作业沟问题、联邦政府财政补贴计划、将付费电话亭改造成网络热点的问题。《中国日报》《印度时报》则倾向于阐释本国政府的相关政策，规划未来政策，以褒扬、支持等正面态度为主。比如，《印度时报》虽然多次报道政府推行非货币化浪潮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但对在电子政务、新冠疫情、在线教育方面的努力都给予了相对积极的评价。《中国日报》报道对弥合本国的数字鸿沟充满信心，传播在数字经济与数字技术方面良好的发展势头及逐步走向全球数字鸿沟优势端的实践。《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关注如何在全球数字鸿沟中保持优势，并对本国的优势地位有强烈的危机感，批判性评价相对较多。

第三，报道他国上，四家新闻媒体在报道比重上只存在轻微差异，但在报道对象、内容与倾向性上存在显著不同。《泰晤士报》关注周边国家，比如爱尔兰、意大利、罗马尼亚，多涉及英联邦成员国。《纽约时报》主要关注中国、印度、肯尼亚等国的相关举措。《印度时报》主要涉及中国、美国。《中国日报》主要涉及英国、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日报》对他国的报道主要与当地政府对华政策、形势有关，《印度时报》主要关注世界大国的相关政策、行为动向。

第四，调查研究议题方面，《泰晤士报》《纽约时报》以智库研究结果展示为主。《中国日报》主要发布学术机构（如浙江大学）、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企业（如华为）的系统性调查结果，强调正面引导、提振信心的数据结果。《印度时报》报告全国性普查结果、受教育调查研究等，突显负面数据，展示本国各类数据鸿沟带来的消极社会影响。

（六）关涉主体

以ICT接入、使用与知识获取为核心的数字鸿沟问题与全球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弥合数字鸿沟对数字化社会可持续发展愈发重要。表4表明，（本国）政府机构是各国数字鸿沟问题的主要实践主体，在所有关涉主体中所占比重最高。相关报道表明，政府在数字资源建设与监管中，特别是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在内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规范和调控作用。四国政府均就弥合数字鸿沟问题做了总体政策规划，启动了国家级项目。比如，中国政府稳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数字中国”被写入党和国家纲领性文件，积极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印度莫迪政府提出了“数字印度”倡议，愿景是“将印度转变为一个数字赋权的社会”；美国奥巴马政府改革生命线项目、颁布网络中立规则，为低收入群体提供通信服务，倡导自由开放互联网；英国政府在2000年就出台了“英国在线”项目。各国政府有责任制定信息和通信技术政策，推动缩小数字鸿沟的进程。政府相关政策或制度不仅是弥合数字鸿沟的重要途径，更为其他主体开展相关行动提供了政策环境与制度保障。结合情感倾向性与主题分析，中国政府相关政策被给予的正向评价最多，实效覆盖面最广。

《中国日报》《印度时报》的数字鸿沟议题中，企业，尤其是科技企业，也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各类型主体中比重都位列前三。《印度时报》中，国外企业占比较高；由于印度数字鸿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很多企业把印度作为科技资助的试验地。《中国日报》报道中，企业不仅仅是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实体，同时也承担着社会责任；这方面报道在《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较为少见。相对而言，普通民众在《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报道中所占比重都略高于企业，且通常扮演评价政府政策或措施的角色。

此外，四家新闻媒体报道中，教育机构都占较大比重。随着ICT的普及和互联网使用率的提高，教育数字化变革被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列为五大重点行动领域之一，各国相继制定教育数字化战略。新冠疫情的全球大爆发，使在线教育成为开展教育教学的主要方式，然而，各国原有的信息化教育发展水平不同，再加上疫情的突发性与偶然性，在此期间各国教育工作所面临的挑战不同，教育机构的应对措施不同，主体间协同模式与程度各异，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不一样。这些也体现在四家新闻报道的主题、情感倾向性中。

总体来看，《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中，社会性主体占比较大，《中国日报》《印度时报》报道以政企主体为主。《中国日报》《印度时报》报道显示，中印两国主体间协同程度相对较高，不仅有更多的相关政府机构、部门参与其中，高级别政要作为相关政策的倡导者也较常出现在相关报道中。《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中，英美两国政府主要以相关机构、部门的形式在场，比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英国通讯办公室(Office of Communications,Ofcom),高级别政要极少见诸报端。这种情况差异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四家新闻媒体对数字鸿沟议题的主要报道形式不同，《中国日报》《印度时报》以消息类报道为主，《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的故事叙事类报道较多，因而普通民众占比较大。另一方面，四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同，在数字鸿沟这类全国性问题上，政府、企业的职能定位不同，因而相关活动的辐射面与社会影响力也不一样。

四、讨论与启示

尽管全球数字鸿沟正在缩小，但差距仍然很大,各国在数字鸿沟问题上都有各自亟待解决的难题。媒体景观是社会价值观的表达，媒体有潜力创造出壮观的景象,突出社会冲突及解决冲突的策略。新冠疫情凸显数字鸿沟问题的同时，新闻媒体对难以获得在线教育而引发的不满情绪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各国数字鸿沟的缩小。总的来说，本研究有以下发现：

第一，中国的大国担当与责任充分凸显。数字鸿沟归根结底仍是社会不平等问题，治理理念的差异会产生巨大的治理差距。《中国日报》报道主题的多样性表明中国的数字治理兼具全面性与普惠性。一方面，《中国日报》新闻报道总量大表明，在弥合国内与全球数字鸿沟上，发展中国家期待利用好数字化这个时代的变革性机遇，“比学赶超”的劲头足，正全力抓好各项工作。另一方面，《中国日报》对全球数字鸿沟的高关注度向国际社会展示出中国共享数字技术发展机遇的强烈意愿，以及履行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承诺。数字中国建设在多元主体参与下取得重要进展，中国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共享数字经济、技术等发展成果，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持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第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依然大。尽管全球数字鸿沟逐渐缩小，受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国家间数字技术接入差距依然显著。接入是最基本的，更是人与技术互动的基础。对四家新闻媒体在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上的报道分析间接证实了新闻媒体在建构数字鸿沟相关议题时受到本国在全球数字鸿沟相对地位的影响。反过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数字领域成为大国竞争的最前沿和新赛场，数字技术的发展可以促进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全球数字契约》将数字技术比作空气和水一般的自然资源，只有通过共同获取和使用，才能优化其潜力。《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数字技术可以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强调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第三，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进程正面临诸多复杂挑战。新闻媒体对数字鸿沟的态度建构受国家安全认知思维模式影响。在评估当前数字鸿沟发展时，以中印为代表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媒体重在辨析对本国数字鸿沟现状带来影响和挑战的各种因素，以状态导向积极建构数字时代共同发展：一边警惕现有社会资源分配可能加剧数字资本的不平等现象，一边广泛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与成效，保障数字人权，提升发展质量。以英美为代表的少数发达国家新闻媒体则重在判定对本国数字优势地位的潜在威胁，以危机导向消极建构全球数字发展：一边批判本国的数字不平等状况，一边视其他国家争取相对平等地位的数字发展为对现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挑战，对全球数字鸿沟的缩小持戒备、怀疑态度。这不仅反映出各国在数字技术发展、社会资源分配、人权保障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也体现了在全球信息与传播秩序重构中的不同立场与角色。

新闻媒体对数字鸿沟建构受到本国在全球数字鸿沟中所处位置、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新闻建构数字鸿沟的过程是数字鸿沟的媒介化，即数字鸿沟的概念、知识、意义生成、符号表述、叙事等被新闻媒体根据其新闻框架进行重新包装和传播，并嵌入特定的规范、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政治经济因素一直是数字鸿沟影响因素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析变量。媒介建构一定程度上既勾勒出数字鸿沟的全球图景，凸显各国社会数字化发展进程的主要特征，也反映出各国在数字鸿沟议题上的不同价值表达和利益诉求，有助于理解数字时代的不平等现象。

四家新闻媒体对数字鸿沟的建构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基本反映了各国数字鸿沟现状，服务于本国的数字鸿沟弥合工作。本研究期望通过比较来自不同国家代表性主流新闻媒体对数字鸿沟的建构，从媒介建构视角补充现有关于数字鸿沟的量化类研究结果：全球互联互通不断深化，新闻媒体对数字鸿沟报道既是本国数字鸿沟的媒介表征，也能刺激相关话语的社会互动，对相关政策、行动产生影响，作为信息（知识）流动的主要方式之一，最终还可以转变成数字时代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共同发展的强大力量。对多国媒介建构的比较分析，能够从人文视角深入把握各国数字鸿沟问题的普遍性与差异性，为缩小、弥合我国乃至全球数字鸿沟提供参照。首先，主体多元化，鼓励更多主体“走出去”。中国积极推动数字鸿沟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但是本研究的新闻报道中，企业主体主要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结合当前国际形势，中小型企业、社会团体等在数字鸿沟国际合作上具有广阔空间。其次，报道主题多样化，借鉴他国经验完善本国举措。对他国经验的报道能够为本国数字化建设提供借鉴，比如，印度在数字印度建设过程中注重当地语言保护、数字意识培养，为当地文化保护与公众ICT使用意愿、兴趣提升的关系处理提供参考。最后，报道内容具有前瞻性，警惕ICT使用的副作用。互联网兼具娱乐性与知识性，可以提供信息知识服务和经济机会，有网络沉溺、网络安全等风险。及早规划，引导未成年人科学使用ICT,加大老年人使用ICT的社会支持力度，提高数字鸿沟政策与行动的未来指向与前瞻性。

从本研究的局限性而言，囿于所涉及新闻语料时间周期相对较短，选取的各国新闻媒体有限，报道总数不到五百篇，再加上英文新闻报道不具备全球地理范围上的普遍性，本研究可能无法准确区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新闻媒体建构数字鸿沟问题的全貌。未来相关研究还可以从媒介体制、新闻媒体社会责任等维度进行比较与探讨，深入理解媒介建构与数字鸿沟的关系，探索媒介推进弥合数字鸿沟的路径，促进实现美好数字生活。

梅朝阳.数字时代的中国与世界：数字鸿沟媒介建构的比较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3）：159-168.

本文刊发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新闻与传播”栏目。此为简版，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