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一种共识构建机制，共通意义空间是塑造话语认同和实现有效沟通的前提。共通意义空间是传播主体间以相互认同的角色和身份，通过符号意义互动而形成并逐渐扩展的可交际和共通性社会文化场域。符号交换是共通意义空间的象征符号构成，身份认同是共通意义空间的行为主体构成，场域融通是共通意义空间的空间体系构成。目前，意图认知偏差、关系导向型认知定势以及协同性认知短板是阻碍三大全球倡议国际共识建立的主要因素，多重认知障碍的克服有赖于共通意义空间的战略性创造。基于符号交换、身份认同和场域融通的理论分析框架，国际传播视域下三大全球倡议国际认同的塑造与提高，需增强符号塑造力和倡导力，以意义交换构建倡议的符号认同；提高角色扮演力和群体探究力，以身份转换构建倡议的主体认同；强化“施动者—结构”互构力，以场域融通构建倡议的空间认同。三大全球倡议共通意义空间的形塑和扩展将带来超越边界的协商合作和超越主体的互动沟通，为叙述、解读和处理国际分歧提供有效路径。
关键词：共通意义空间；三大全球倡议；象征性互动；身份认同；场域理论
国际关系中的沟通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交流空间的战略性创造是实现有效沟通的重要前提。21世纪新型媒体生态主导下的国际传播对行为体的沟通空间构建能力和全球共识塑造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简称三大全球倡议）作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为解决人类生存的重大论题而提，为实现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愿景而生，国际认同感和接受度是影响其价值理念效用和政策落地生根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三大全球倡议在全球治理的话语体系中面临一定挑战，西方的霸权舆论地位和不平等、不均衡的国际传播秩序挤压了三大全球倡议的国际认同空间，阻碍了国际社会对三大全球倡议的理性解读和积极反馈。
为了推进三大全球倡议的国际传播工作，中国学者提出了多维度的传播策略和推广路径。他们或立论于话语体系维度，提出增进全球文明倡议的海外认知应以自塑引领他塑，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进而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或着眼于倡议符号内容和传播品牌塑造，强调主流媒体应加强差异化优质内容生产，提高三大全球倡议融合报道的品牌化认知；或将三大全球倡议视为新时代对外传播的主体，把增强倡议话语亲和力、公信力和传播力看作提高大国外交能力的重要手段。上述观点聚焦单一视角论述了倡议的传播策略和实现路径，但缺少结合倡议符号内容塑造、国家身份构建以及传播空间搭建等多维度的理论研究。并且，上述观点仅提出了相应策略，却忽视了方法和效果之间的因果产出效应和逻辑关系，其政策建议仅停留在手段策略层面，难以上升到方法论高度。基于此，本文借鉴符号传播理论、身份认同理论和场域理论的相关概念假定，试图构建共通意义空间的理论解释框架，对三大全球倡议国际传播空间的开拓进行基于共通意义空间的方法论探析。
一、共通意义空间——一种理论分析框架
共通意义空间是塑造话语认同和实现有效沟通的前提，话语误读、意图误解的减少以及共识的建立依赖共享性意义空间的构建。结合学者郭庆光的概念界定，本文认为共通意义空间是传播主体间以相互认同的角色和身份，通过符号意义互动而形成并逐渐扩展的可交际和共通性社会文化场域。行为体构建共通意义空间的过程，是传受双方为达成合意所进行的意义协商和符号共建过程，是传播主体与场域空间互构共建意义归属地的过程。此定义从符号本身、行为体身份和空间场域三个方面探讨共通意义空间的形成和扩展：首先，行为体间的沟通以符号作为媒介，传受双方通过符号互动和意义共享探寻“共同解释项”，增加符号意义理解的受众范围从而逐渐扩展双方的可交际空间；其次，符号意义的共塑需要交际者在认同彼此身份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相互承认的“自我”与“他者”塑造了交互式身份共识和共享式社群，彼此的交往空间得以形塑与扩大；最后，意义居于共有社会文化的场域之中，处在共通交往和对话的网络交汇之处，共通意义空间在主体间构筑的“意义之域”中实现敞开与融通。如图1所示，传播者与受传者相向而行，继而相遇，共通意义空间在双方的持续交往中形成和扩展，保障理解、认同与接受的实现。符号、身份、场域是共通意义空间的核心要义，符号交换所产生的交互意义，身份转换带来的多元身份并集和场域融通所生成的共同场域交集是共通意义空间的主要构成。求“通”存异的“共通性”是共通意义空间的核心特征。无论是符号意义的多样性理解还是传受双方身份角色的多元化存在，共通意义空间强调成就差异以达成的沟通，尊重个性而促成的互惠。
（一）符号交换：共通意义空间的象征符号构成
符号是行为体传递信息、协商意见和情感沟通的核心介质，符号交换所形成的意义共有观念是共通意义空间的象征符号基础。符号交换是指传播者与受传者通过双向意义协商达成关于符号共同解释项的行为。符号所要传达的最终意义不是发送者的意图意义，也不是接收者的解释意义，而是通过协商所产生的新意义，协商新义即搭载符号共通意义的共同解释项，共同解释项依赖于符码的确定和“论域”的框定。
符码是由编码和解码所构成的符号意义固定、连接和转换机制。符码理论遵循话语约定论，认为符号意义的一致性须由共同认可的规约所塑，且这种“规约性”和“一致性”不是给定的和天生的，而是“经由建构、引导与加强而形成的协同”，是行为体象征性互动而塑造的共建、协商和约定。这要求编码者在控制文本形成的意义植入时充分吸收受众的符号信息和意见，以反馈而不是给定的方式来塑造符号的意图意义，同时强调解码者在控制解释的意义重建过程中，以“协商式”而非“霸权式”或“对抗式”方法来塑造符号的解释意义。论域对符号的话题讨论范围和效用领域起着重要的限定作用，可以将交际双方的注意力引导并集中在与意义相关联的符号区域，防止符号意义的超范围衍义和过度解读。作为一种认知、解释和表达的连贯模式以及选择、强调和排除的不变范式，论域的框定涉及意义关联区的精准投射。首先，论域的选择与识别需参考行为主体的行为意向和认知意向，即传播者要根据符号蕴含的价值目标、传播者的行为意向、符号对外扩散的传播目的以及符号受众的解码目标等，对意义关联区进行聚焦和确定。其次，意义共同框架的搭建要求论域的框定方式尤其尊重目标受众的议题关注领域和解码目标倾向。因此，共通意义空间的塑造既要求传播者具备强大的论域框定能力，清晰定义符号或议题边界，迅速激活话语叙事焦点，说服受众跟随被框定的叙事逻辑而行动；又强调论域的识别与框定并非传播方的自导自演，而是传受双方意义共同框架的共商共建。
（二）身份认同：共通意义空间的行为主体构成
符号传播不仅在于意义的交换和共享，还在于主体间符号互动所形成的“自我”和“他者”共有意义的身份认知。自我、他者和群体是人类符号表意行为的重要主体，身份认同则是不同主体间以相互式、应答式对彼此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的一致性体验和认可。基于此，本文构建了身份认同的两种塑造方式：移入式——人际身份认同的构建；共现式——集体身份的形成。
首先，移入式身份认同构建要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也就是自我与他者的相互依赖关系来理解。身份认同是内在自我持有的和外在他者视角中的身份意义的统一，是自我理解和他者承认的统一。在共通意义空间的移入式认同情景中，行为体遵循“互为他者”的认同观念和“扮演他者角色”的实践机制。“互为他者”意指身份认同是“自我理解——他者承认——共有理解”的运动过程，他者承认是形成完整自我的必要环节，批判了“敌对他者”只关注本体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对他者的强制冠名，忽视自我也是“他者眼中的他者”的客观现实。“互为他者”的身份认同塑造弱化对立、尊重差异，旨在构建“不是把他者囊括到自身当中，也不是把他者拒绝于自身之外”的包容性开放体系。在“互为他者”观的指导下，移入式身份认同的具体实践以角色扮演为核心机制，强调个体在复杂的结构性关系网络中进行的换位思考和共情。长时段的角色扮演能够使行为体清楚识别他者思维、认知和情感状态，从而准确形成一套行为预期以预测互动环境中的他者行为。综上，移入型身份认同强调自我界定的“他者导向”性和相互依赖性，通过他者对自我的评价反射到自我身份的构建，通过回应他者的身份期望建立传受双方身份的共有意义。
其次，共现式身份认同塑造要从共同主体性（co-subjectivity），也就是自我与他者集体身份的形成来理解。不同社群之间的相遇不仅可以促进群际交流，还会带来一种崭新的共同身份，在自我和他者成为共同主体的行为模式中，广泛的他者被视为在重要方面与我相似，探讨“自我如何体验他人，以便他者也以这种方式体验我，使我们成为合作者、共同参与者和共同行动者”。这种共同的主体意识推进了自我与他者界限的模糊、超越和整合，使得两个独立的群体（我们和他们）通过身份转换，再分类为一个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群体（包容的我们），并赋予群体成员共同的群体身份，以共现的方式实现群体间身份认同。这种上位群体在国际符号传播过程中具体化为围绕符号的真理性论证而形成的探究社群，传受双方由于符号交流而内在成为探究该符号意义社群中的一员。
（三）场域融通：共通意义空间的空间体系构成
信息和话语的意义和其所传达的社会效力只能在既定的场域中被决定，且场域中的行为体只有共处于相互关联的网络关系中才能维持稳定的自我与他者，因此场域是话语说服和身份认同的效用空间。场域理论不仅关注空间中施动者对场域型构和结构变更的能动性影响，更关注场域体系发挥的结构性制约作用和系统效用，二者的相互影响体现为“施动者—结构”的互构关系。互构以惯习和资本为中间变量，经由惯习为场域互动提供原则、资本为场域变革提供动力、“场域从外部规定和结构行为”的逻辑机制共同作用于场域结构和空间个体的传播实践。
其一，惯习为场域互动提供原则。惯习具有“个体的主体性与社会的客观性相互渗透”的重要特征，这决定了个体的“心智习惯”可通过符号交流、社会学习、角色扮演和组建社群等互动行为变得更具社会性和规律性，不同惯习之间的传递协调机制、良善惯习的正向激励机制以及相似惯习的群体集聚效应将汇成社会的主导情感和行为倾向，并经过进一步的价值凝聚、概括和外化形成社会结构的系统性性情倾向，再现于社会场域的制度、组织和价值体系中。基于各方最大共识的秉性倾向决定了该空间的场域规则和互动逻辑，行为体的主观惯习便通过场域的结构化效应成为了客观的规范和制度。其二，资本为场域的形成和变革提供动力。作为传播场域中有价值的支配性资源，象征性资本可以通过培养定义符号意义的能力和良好的沟通互动惯习以及积累声誉威信等方式直接获得，也能依靠象征性实践赋予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以象征结构，完成向象征性资本转化的方式间接获取。共通意义空间的理论架构内，传播场域中的象征性资本是行为体说服他人并促成主体间认同的话语能力和沟通能力，为了在维护场域结构稳定的同时防止场域权力体系的僵化，场域资本的型构应确立并维护象征性资本的中心地位，并推动资本转换的秩序化。其三，场域结构从外部规定和建构行为体的个人惯习和资本。结构性惯习制度化后的场域规则将作为一种“形塑习惯”的体系力量，构成特定条件下成员的感知、评价、思考和行动的生成图式。同时，场域是资本效力的运作载体，它为各种资本提供相互竞争、比较和转换的必要场所，影响着资本的价值和效用。因此，充分发挥共通意义空间的结构性优势，不仅有利于符号的协商性交换和身份的转换性认同，还能通过场域结构的自主性缓解场域外部的体系压力和体系格局的变动对内部行为体交往惯习和资本交换的不利影响。
二、共通意义空间助力三大全球倡议国际传播困境的突破
（一）三大全球倡议国际传播面临的挑战
通过对三大全球倡议的负面认知整合，本文认为三重认知障碍——意图认知偏差、关系导向型认知定势和协同性认知短板是阻碍倡议国际共识建立的主要因素。
首先，意图认知偏差。作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三大全球倡议的治理合作和互利共赢意图受到西方国家的误读和恶意揣测。现实主义范式指导下的西方受众对倡议的认知充斥着“进攻性”解读和工具性诠释，集中表现为国际秩序取代论、话语议程篡夺论、中美战略竞争论。国际秩序取代论妄称三大全球倡议是中国寻求重塑世界秩序的工具，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秩序；话语议程篡夺论认为全球发展倡议正在篡夺发展议程的国际对话，全球安全倡议意图确保中国在全球安全中的发言权，全球文明倡议是“一场针对华盛顿的叙事性攻击行动”；中美战略竞争论将美国及其盟友视为三大全球倡议的攻击目标，西方国家仍站在大国竞争的怪圈里曲解三大全球倡议的合作意图和互利共赢主旨，削弱了倡议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全球“流通性”。
其次，关系导向型认知定势。作为一系列全球性倡议，国际社会对三大全球倡议的认知易受到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突出表现为评价的南北极化：南方国家对倡议的支持和部分北方国家对倡议的敌视。例如，印尼“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在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塞拉利昂高度赞赏中国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古巴也认为三项全球倡议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和发展。而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倾向于将三大全球倡议描述为“侵入性议程”和“冲突的新土壤”等。由此可见，国际社会对三大全球倡议的态度褒贬不一，国家间负面关系和国家身份的他者群体归属降低了部分北方国家对倡议的正确认知能力。
再次，协同性认知短板。作为一种统合性话语，三项倡议各自的国际认可度存在较大差异。全球发展倡议自提出就获得不少支持和赞扬。例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认为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恰逢其时，有助于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愿景；乌干达媒体认为全球发展倡议对全球南方国家意义重大；东南亚国家也相当认可全球发展倡议的可行性。相较于全球发展倡议，国际社会对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支持力度还较为欠缺。据《2023年东南亚国家调查报告》所示，只有27.4%的受访者对“全球安全倡议可以使该地区受益”这一观点抱有较大信心，全球文明倡议也被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视为一种“麻烦”。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基石，任一倡议的污名化都可能导致负面认知外溢，影响国际受众对其他倡议价值的认同。
（二）共通意义空间助力三大全球倡议国际传播难题的破解
第一，符号交换助力三大全球倡议意图认知偏差的纠正。部分国家未能按照中国对三大全球倡议所植入的意义去解读倡议符号，造成了对倡议原始意义的曲解和发起意图的误解。同时，部分国家会超出倡议的全球治理合作论域进行符号衍义，且囿于“大国竞争”框架阐释倡议的竞争意图。因此，从符号意义本身入手，积极促成传播方与接受方的意义交换进而形成倡议符号的共享意义，将倡议的概念意涵和意图解读框定于治理与合作框架内，成为纠正这一偏差的重要方法。
第二，身份认同助力三大全球倡议关系导向型认知的弱化。关系导向型认知是国际关系行为体互动时常见的情感倾向，行为体往往脱离倡议符号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以关系亲疏、意识形态异同、战略竞争程度等因素进行研判。要解决这一困境，需从传受双方的身份认同构建入手，通过扮演他人角色的移入型身份认同机制和倡议探究社群的共现型身份转换机制，推动国家间形成相互承认的身份认知，弱化倡议的国家属性，增强其全球属性。
第三，场域融通助力三大全球倡议协同性认知短板的补足。协同性认知短板源于国际社会对倡议指涉的议题领域持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敏感和威胁感知：安全议题隶属“高政治”领域，极易触动西方社会的敏感神经；文明议题虽处在“低政治”领域，但由于涉及一国精神文化根基和身份本体认同，政治敏感和威胁感知程度也较高；而发展既属“低政治”，又符合众多国家现实的经济利益需求，国外受众相对表现出较低的敏感度和威胁感知度。这种现象容易招致部分行为体对某一倡议的符号意义误读和恶意揣测，导致三大全球倡议整体符号的国际认同构建出现缺口。如果三大全球倡议在共通意义空间的自主性场域结构中传播，场域惯习和象征性资本权力结构将能对行为体的符号解读习性和主体间符号互动行为施加规约和指导，把意义交换效率较高、意义共享程度较深和身份认可度较好的倡议所构建的良好传播互动惯习发扬到其他倡议的解读中。
三、国际传播视域下三大全球倡议共通意义空间的构建
基于三大全球倡议的三重认知困境，意义交换、身份认同以及场域融通是传受双方构建和扩展共通意义空间的重要步骤，也是塑造国际认同的重要举措。中国作为三大全球倡议符号的生产者、传播者和符号空间构建者，应遵循共通意义空间的构建机理和运作逻辑，不断提高倡议的符号认同、身份认同和空间认同。
（一）增强符号塑造力和符号倡导力：以意义交换构建符号认同
三大全球倡议是面向世界的国际公共产品，不仅在价值理念供给、实践路径引领和功能效益产出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全球特征和公共属性，还作为一种传播符号具有符号学意义上的公共传播特性。三大全球倡议目前仍处在意义生成、内涵普及和价值内化的初级阶段，在倡议的外延和内涵、符号的指示表意、意义的解释规约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塑造、植入和填充空间。从倡议者立场出发，中国应“广泛讨论沟通，提出共同倡议主张……欢迎和期待各方参与，共同丰富倡议内涵”，围绕三大全球倡议的符号生产和推广积极打造倡议符码以提高符号塑造力，框定倡议论域以增强符号倡导力。
第一，打造共享式倡议符码，提高倡议符号塑造力。推动给定式编码向反馈式编码转变。反馈式编码强调符号指向意义的主体共建性和批判反馈性，即三大全球倡议具体表意内容的植入和填充，应充分吸收和接纳国际行为体的认知需求，直面国际社会负面评价，进行倡议符号内容的共享生产和反馈调整。针对海外受众过度揣测倡议的利己意图以及单方面缩小倡议受益范围的现象，三大全球倡议的相关叙事应做如下调整。首先，面对国外受众对倡议意图的误解和恶意揣测，中国应在倡议利己性和利他性的塑造中寻求均衡，在着力进行利他性内容填充的基础上，不避讳谈及自身正当利益的获取和维护。利己和利他结合的叙事比单纯的利他叙事更具说服力。同时，中国在进行全球发展、安全和文明相关议程的设定中，应广泛调研和获取他国的实际需求并纳入倡议符号的内容塑造范围，有力回击“根据自身利益挑选推进重点”的质疑。其次，面对西方国家渲染的倡议排西论，中国需将其有意识地纳为倡议叙事的目标受众。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三大全球倡议主要面向全球南方的政府和人民，表示全球安全倡议的相关概念文件未曾提及美国和欧盟，西方及其伙伴也并不是其目标受众。这一现象为倡议未来符号内容的编织填充提供了方向。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新晋供给者，三大全球倡议的相关叙事在将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置于倡议议程中心的同时，还要正视发达国家仍然保有的供给能力和供给意愿，“与各发达国家加强沟通，促进其理解、接受三大倡议的内涵，寻求合力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可行方案”。强调西方国家同为倡议的合作者、参与者和建构者，维系倡议的多主体和多维度特征，是对“中国目前已经放弃了与美国和欧洲有意义的外交政策”等相关言论最有力的回击。
引导冲突式解码向协商式解码升级。中国虽不可强行要求国外受众按照中方意愿来解读倡议，但仍能通过对受众解码过程的积极参与和友好介入，建立维持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和意义协商关系，引导受众超越冲突式解码的话语斗争，走向协商式解码的话语协调。作为意义主控方，一味否定海外人群的冲突式甚至对抗式观点解读，进行舆论战、意识形态战等话语叙事斗争，只会加剧传受双方的意义分歧。因此，中国应以意义“共通”为价值导向，加强倡议符号的共通性塑造，多做共通性叙事，应直面国际质疑并坚信倡议的时代价值，聚焦倡议合作性、交流性、对话性和包容性等共通品质的符号内涵塑造，不断超越西方传统国际传播以“文明冲突论”为锚点构建的对立逻辑，走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内核的“全球共通”逻辑。三大全球倡议面临着“相容因素和对抗因素的混合”、认同和误解共在的复杂传播形势，其共通性塑造高度依赖主体间形成的良性互动和意义协商关系，中国应基于全球受众信息交流的自发需要，超越一国立场并通过沟通和说服塑造人类共通价值的普遍符码，秉持协商姿态应对国际社会的舆论挑战，利用长时段的意义协商行为分散缓和舆论冲突，不断修正和调整国际受众负面看法，打造可协商的倡议内容和可沟通的中国形象。
第二，框定倡议论域核心圈层，增强倡议符号倡导力。三大全球倡议的相关文本分别蕴含着“共建全球发展共同体”“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以及“在包容互鉴中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等价值目标。中国发起该倡议的行为意向并不仅仅是追求国家私利，而是针对全球治理难题和乱象，对世界良善治理之道的追寻。中国增强三大全球倡议的国际传播也不是企图向世界强行宣传和推广中国式价值观，而是为了推动具有良善意图和重要价值的倡议内涵、理论概念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落地生根，进而达成全球善治。倡议接受者的解码目标是准确解读三大全球倡议的符号内涵并精准识别中国的倡议意图，为自身处理相关信息和主体间互动提供认知和行为参考，从而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从传受双方的视角来看，两者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符号意义交换的有效沟通机制，形成倡议共通的符号意义来指导彼此的治理合作。基于上述一系列“促沟通、达善治”的认知意向，三大全球倡议符号的讨论范围理应聚焦在全球治理领域。
首先，锚定倡议治理论域，牢筑“合作治理”框架。当今时代的全球治理呈现出全面政治化的趋势，传统主导国和新兴国家围绕全球治理应走何种路径进行了激烈的政治话语、治理理念与价值偏好之争。三大全球倡议作为中国原创且主推的全球治理理念，在这种“泛政治化”的态势下触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地位和利益。西方国家的泛政治化行为将“低政治”领域的治理议题“高政治化”，将非政治领域的问题贴上政治标签，将三大全球倡议提出的绿色发展、公共卫生治理、网络和粮食安全、人文交流等议题强行拉出治理领域，冠以地缘政治博弈、意识形态对立和大国竞争的帽子，并利用其全球媒体优势开展认知战和舆论战，抹黑并打击中国式治理路径的对外传播。鉴于此，中国在倡议符号的传播实践中，应增强议题管控和舆论引导，把与三大全球倡议有关的全球议题牢牢地置于在全球治理范围内；丰富发展、安全和文明议题框架内的子议题内容，积极打造三大全球倡议国际舆论焦点区并加强对焦点区传播态势的掌控力度；在反对西方“泛政治化”框架的同时，牢筑自身的“全球治理合作框架”，呼吁国际社会将关注重心从地缘竞争转移到治理合作的实际举措和治理议题的共通性构建上，塑造以达成全球治理集体行动为最终目标的倡议内容。
其次，跳出“大国竞争”框架，摆脱唯竞争怪圈。目前，三大全球倡议常被贴上大国对抗和战略竞争的标签。例如，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表论述认为三大全球倡议是与美国进行超级大国斗争的政策武器；《印度时报》更是污蔑三大全球倡议的相关概念是用来制造“美国领导的联盟的负面印象”。美国及其盟友站在封闭的大国竞争框架中解读倡议内涵，把国别、意识形态区分和阵营归属等外在于倡议价值意涵的因素当作评判标准，并大力推广这种议题框定偏好，试图将中国和其他当事国卷入到修辞之战中。虽然中美竞争是既定事实，但大国竞争中的合作仍是当今时代的重要内容，中国应守正自清，从倡议符号的意义植入端入手，积极打造合作共赢的叙事内容和协商共塑的倡议符码，同时从论域焦点处发力，推动全球治理由“竞争框架”向“合作框架”转变。框架政治是全球治理的起点，框架不单是议题筛选过程，更是一种引导并重塑人们解读符号偏好的意义构建机制，只有形成在治理论域中磋商事务，在治理合作框架中管理分歧的国家间良性互动，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价值内核的全球治理观才能行稳致远。
（二）提高角色扮演力和群体探究力：以身份转换构建主体认同
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和精准的传播主体身份，能够减少“不论倡议好坏，只论关系远近”的关系导向性思维定式的负面影响。自我和他者的对立统一隐喻了两种不同的身份认同观：一是将他者视为自我的对立面和低级附属，以差异化、区隔化为手段提高“我群体”凝聚力和内部认同感的单向封闭式身份认同；二是平等对待的自我和他者，以对话协商和相互依存为核心理念形成的“我群体”“他群体”相互承认的双向开放式身份认同。共通意义空间视域下三大全球倡议的身份认同塑造遵循双向开放逻辑，即在自我和他者的交互主体性实践中转变他者观念进行角色扮演实践，以及形成共同的内群体身份，共建开放式探究社群。
1.“互为他者”与角色扮演：三大全球倡议国家身份的交互主体性认同构建
第一，转变他者观念：由“敌对他者”到“互为他者”。将他者同自我进行对比乃至对立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看待他者的主流视角，也是西方自我身份塑造的主要途径。这种二元对立的“敌对他者”观以他我差异巩固自我得以建立的“他者”基础，表现出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使其在塑造自身利益范围时把中国排除在外，将中国视为格格不入的“他者”，试图让倡议的符号形象和中国的国家身份沦为偏离其真实面貌的、为西方所主导论述的产物，从而在对比和对立中获取维持西方身份认同的力量。因此，对“敌对他者”观的摒弃和“互为他者”观的重塑是当前传播工作的重点。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国际形象的自塑与他塑之间仍存在较大偏差，中国应正视国际社会的负面叙事，据此进行倡议自塑的反思调整。西方国家也应当明白，试图通过使人民同仇敌忾的方法来实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不合理的，凝聚共同利益以及促进国际合作才是抑制敌意的有效手段。因此要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优越主义，摆脱以意识形态和实力对比进行身份分类而忽视倡议真正时代价值的认知偏执，尤其要改变单方面对三大全球倡议进行脱离事实的符号形象塑造和投射的劣性恶习。自我因沟通和交流而得以完整，三大全球倡议的话语共识建立在脱离自我中心主义基础上的非强制性身份承认，需要传播者和受传者基于超主体立场树立以沟通为取向的“互为他者”观，在与世界的平等互动和真诚交互中提升三大全球倡议的国际形象。
第二，身份移入的核心机制：角色扮演。中国与他国身份意义共有理解的达成需要“互为他者”观指导下的主体间“角色扮演”实践。首先，锻炼换位思考技能，坚持可变自我和开放性自我。“自我的可转化性”是换位思考的前提，即参与各方摒弃预设的、固化的自我，秉持可变的、开放的、发展的自我进行积极有意义的自我—他者转换。围绕三大全球倡议进行的国家间换位思考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视角协调和技能提升过程，共通意义空间的塑造应积极动员传受双方秉持自我的开放性信念，对彼此的认知和情感进行想象性模拟和情境性介入，提高重建他人观点的能力和协调并接受他人看法的能力。同时积极跳出自我认知框架，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倡议的相关概念构思和实践合作，通过预防基本归因错误和自我意识偏执妥善处理双方的认知差异。其次，培育共情能力，助力全球共情的实现。共情是换位思考必要的情感辅助。三大全球倡议的一系列举措，正在激发中国与全世界人民对气候问题、跨国犯罪、地区冲突和贸易战争等现阶段国际弊病的共情认知，应加强更具战略性的国际治理合作联系和情感接触，化解因竞争引起的憎恶情绪和因缺乏了解导致的身份偏见。共情会带来善意循环，塑造紧密联系的善意反馈系统，中国应和世界各国一起，建立一个期望共情合作并给予合作成果回报的治理体系，通过治理合作取得的归属感、治理成果获得的自豪感等正向的“心里拉力”，减少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和部落主义对全球治理合作进程的阻碍。
2.集体身份与探究社群：三大全球倡议群体身份的共同主体性认同构建
三大全球倡议共通意义空间的群体身份塑造应通过传受双方的身份协商，竭力组建一个以探究社群为具体形态的共同上位群体，实现不同外群体向共同内群体的转化。
第一，构建三大全球倡议共同的上位内群体。国际社会中存在着众多以国家联盟、地区一体化架构、特定议题联盟、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等形态各异的共同上位内群体，这些上位群体的形成需要某一致力于促成集体身份形成的先锋国担任身份企业家（identity entrepreneurs）角色，引导行为体借助包容性力量超越自我或群际边界，将具有共同议程目标的行为体重新分类并纳入一个更高级别的上位群体中，创造协同一致的群体表征环境并最终形成共同感和一体意识。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对本体身份的珍视，围绕三大全球倡议进行的上位内群体构建应在不同国家间的换位思考实践和群际互动达到既定水平后，推动行为体自下而上自发组建倡议的相关身份集合。这一过程需要国际社会不断加强群际接触，逐渐凸显全球治理群体间命运与共的相似性，逐步发展有区别的个性治理倡议举措，基于对三大全球倡议合作框架的积极认知，促进更和谐、更有建设性的群际关系发展。此外，在持续推动倡议的新群体身份融入不同国家的自我意识，在满足原有群体维护本体认同的独特性和区分性需求的同时，避免自上而下消除群体边界，强制用上位倡议群体直接取代现有全球治理群体所引发的认同威胁和偏见加剧。作为三大全球倡议的首倡者，中国应积极扮演身份企业家角色，成为共同集体身份塑造中我群体和他群体的沟通桥梁。作为组织构建共同上位群体的领导者和领路人，中国需引导国际社会深刻认识到角色扮演机制的重要作用，倡导身份认同的换位思考和共情实践，增强群体间身份的可转换性，在我群体和他群体间凝聚集体身份共识。同时，我们要站在共同上位群体组织形态、主导观念和群体规范等一系列制度构建的最前沿，推动群体层面认知和交往动机的良性转变，不断扩大上位群体的表征范畴，将更多国际行为体纳入三大全球倡议的概念范围。
第二，扩大三大全球倡议的符号探究社群。由于建立一个实体化的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上位群体是不现实的，所以在符号传播范畴中三大全球倡议的上位群体构建以倡议符号的探究社群为具体样态，即围绕倡议符号展开的论证、沟通和交流的自下而上的抽象意义共同体。探究社群凭借其自主性、开放性和灵活性特征最大程度塑造了上位群体的包容性，又以其非实体、非强制性组织形态增加了上位群体与亚群体之间的相容性，还因其探究论证的合作形式避免了对独立和主权等敏感神经的触碰，具有更强的现实可操作性。
探究社群通过凝聚群体认同感来构建集体身份的认同。“探究者聚集成社群的目的就是在于获取‘真相’，而‘真相’只能存在于社群所共享之意义当中。”对三大全球倡议符号真正内涵的探索，必不能是中国的“一家之言”，众多行为体都应加入倡议内涵的丰富和扩展实践中来，通过探究者们不断加深的符号互动增强倡议符号的真理性。社群认同感最大的特征是承认社群中的集体利益倾向。三大全球倡议的探究社群要引导国际社会在倡议解读过程中将探究国际社会治理共同意见的达成视为国家的良善品质并在全球治理中共享这种“善”。相信探究最终必然会达成符号确定性共识的希望是塑造社群认同的必备情感之一，要坚信三大全球倡议是深刻而有意义的全球治理观念，误解和分歧只是暂时的，长期的科学探究和意义协商行为必然会获得倡议的一致性和共享性认知。
探究社群通过充分发挥论证的建构性力量来构建集体身份的认同。论证实践维持了行为体以探究为手段的社会联系，偏见、误解和交流障碍可以通过社群成员加以缓解和平复。因此，三大全球倡议的国际传播要充分发挥论证的建构性力量，将传统国际传播中修辞手法的单向性劝服转向基于对话和协商的双向性认同，鼓励国际社会在具有充分说服论据的基础上协调彼此的身份认知。三大全球倡议的探究社群需尊重以沟通为合理动机的认知立场，在国际舆论场中欢迎各国对倡议进行解读和论证，对探究社群中的一切论证保持“解释学的敏感性”（hermeneutic sensitivity），通过反复的论证实践为倡议全球性认同的探究提供更广泛、更充分的论据。目前，三大全球倡议探究社群已初具雏形，无关国别、地理位置、意识形态和隶属民族，只要以沟通目的使用论证解释介入到倡议相关叙述的行为体，都享有一个共同且平等的集体身份——倡议意义的探究者和倡议品牌的塑造者。
（三）强化“施动者—结构”互构力：以场域融通构建空间认同
共通意义空间表现为“施动者—结构”的双向互构关系，三大全球倡议传播和交流空间的共通性建设要积极融入这种互构动态。
第一，凝聚倡议空间的核心惯习概念，由内而外塑造场域结构性惯习。为了促进共通意义空间结构性惯习的形成，应在个体符号互动和身份认同塑造中鼓励发现优良惯习、抵制纠正不良惯习，推动不同国家惯习的互动融合，并积极开展群体核心惯习的价值凝聚工作。例如，有学者表示相比于西方人自我中心的投射，东方人互补的关系性投射倾向决定了其更能从“广义他者”角度体验自我和体验世界。这一研究展现的中西方对待“他者”的差异在场域逻辑上实则是身份认同惯习的差异，即西方以自我为中心排斥他者的对立惯习和东方过于看重他者而忽视自我的“他者性”惯习，这一差异能在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协商中趋向平衡，形成以“互为他者”观念为惯习内核的身份认同格局。各行为体共同惯习的培育、优良惯习的发扬将促进核心惯习的凝聚，形成三大全球倡议以“共通性”为逻辑基础的核心惯习：互通、共商、共建、共享、互信、共行，即传播者空间和受传者空间开放融通的互通惯习、符号意义与身份认定彼此协商的共商惯习、共同建立符号空间和上位群体的共建惯习、既成符号空间和身份空间双方互享的共享惯习、倡议战略意图和身份定位展示充分信任的互信惯习以及在上述惯习指导下共同管理分歧，采取全球治理集体合作的共行惯习。
第二，增加象征性资本的投入力度，由内而外型构场域资本样态。象征性资本主导地位的确立要求符号的象征性力量相对于经济、军事、政治等其他资源在沟通谈判中占比较优势，即三大全球倡议内涵的定义和解读优先权以及自我—他者身份的冠名权不依赖一国的经济封锁、政治霸权和军事威慑，而是基于论证力量所积累的优秀沟通互动能力和基于尊重他者所获得的良好声誉威信。因此，要继续发扬符号交换和身份互动的优良惯习，推动给定式编码向反馈式编码转变，以确保符号编码权需通过赋予他国意义塑造权和重视国际社会的多元反馈来获得；推动对抗式解码向协商式解码升级，以确保符号解码权需通过超越一国立场和秉持协商姿态来维持；推动大国竞争框架向合作治理框架转向，以确保论域框定权需通过在治理论域中充分磋商和在合作框架中管理分歧来彰显。同时，促进双向开放式的身份认同取代单向封闭式的身份认同，以确保主体间的身份任命权需通过“互为他者”观念和角色扮演机制来增强；促进群体塑造路径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以确保群体领导力需通过群体间身份转换和论证力量的发挥来提高。共通意义空间中这类象征性资本的主导地位和良好惯习，将为弱小国家提供改变既有传播权力格局并构建新兴权力结构的平等途径，为不同国家提高在传播场域内的优势地位建立了话语论述和论证实践的可达通道。此外，构建三大全球倡议的国际传播场域需鼓励以沟通和共识为价值取向的国家，经由资本互动积累来提升全球治理的国际话语权，创造更融通的场域资本制度空间；提倡具备良好沟通惯习的倡议共同体成员，通过所持的象征性资本向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转换获得全球善治的经济回馈和政治地位，构建更通畅的场域资本转换渠道。
第三，发挥传播场域的结构性优势，由外而内规定、支撑惯习和资本。待到共通意义场域初步成型，三大全球倡议的国际传播应推动具有协商一致和探求精神的传播行为惯习成为场域内的主导性价值规范，通过积极的社会化将“共通”的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个体的心智结构和性情倾向，指导行为体形成有益于倡议共识达成的思想方式、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三大全球倡议共通意义空间中，符号资本的主导地位设定了外部行为体进入倡议传播场域的门槛，资本转换的秩序化进程也从体系上对资本持有者进行的权力互动和资本联系做了较高水平的秩序性要求。三大全球倡议要继续推动符号资本交换与竞争的公开、自由、有序且平等，保证每个国家的治理话语权、倡议身份界定权、倡议意义塑造权、解读权都能得到充分保障，抵制较发达国家和霸权组织对符号资本市场的垄断行为。同时，场域的相对自主性是行为体实践同外围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之间的关键性中介环节，为置身于场域中的行动体提供了一层结构性保护壳，使得对传播场域内部个体造成影响的外部因素（如国际体系结构压力、场域外围的霸权沟通行为和消极治理行为、美国退群导致的国际治理格局变动）只有通过场域的特有形式和力量的中介环节，预先经历一次重新塑形的过程才能产生影响。三大全球倡议传播场域自身固有的逻辑特性是内部维稳器，对保护倡议符号交换惯习、维护资本兑换秩序和保障主体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作用，增强了倡议共通意义空间的结构韧性。
四、结语
当今，国际局势动荡乱象和冲突对立频发推动了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回归，而风险的全球化特征和风险治理的合作化需求又亟待理想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助力，这一矛盾现象催生了“世界现实主义”（Cosmopolitan Realism）的论证观。这一观点强调，虽然国际社会仍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但我们需要用世界主义的方法论去看待、处理和规划现实的国际问题；在反思世界主义理想神话的同时，也批判将其他行为体排除在本体之外的方法论民族主义。三大全球倡议就是这种基于现实的全球治理理想，共通意义空间就是达成这一理想的现实方法：三大全球倡议基于国际社会的现实需求，基于国家追求发展、安全和文化的现实利益需要，同时面向为人类提供优质公共产品的世界主义属性，追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价值理想；共通意义空间“全球共通”的核心特征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转变，针对当今国际社会中意义的对抗性解读、身份的单向性赋予和场域的孤立式封闭，提出了协商式意义共建、交互式身份认同和互构式场域融通的方法论见解，重新定义了国际社会以合作而非对抗方式进行交往的可能性。三大全球倡议共通意义空间的构建带来了超越边界的协商合作和超越主体的互动沟通，为叙述、解读和处理国际分歧提供了有益参考。
韦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汪恒，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国际论坛》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