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舒杨，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摘 要：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党和国家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适应国家安全形势发展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路径，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它立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深刻阐发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及其发展规律，体现了国家安全领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推动国家安全理念的时代转化与创新发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有助于夯实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根基，为续写“两大奇迹”提供安全保障，并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国家安全领域的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被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部署。这一命题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新征程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思想指引。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说，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遵循，通过制度健全、战略优化、法治保障与科技赋能，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国家安全治理格局，并全面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主动性与实战化能力，使国家安全治理水平适应国内外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在制度逻辑与治理效能上的良性互动与深度耦合。根据《纲要》的顶层设计，国家安全体系包含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以及由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应急管理体系等构成的制度安排；国家安全能力则聚焦于政治安全捍卫、经济安全保障、科技安全支撑、海外利益保护以及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等关键维度的国家安全制度执行能力建设。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旨在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的系统完备、成熟定型，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应对复杂安全挑战的治理效能，达成“十五五”时期“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的战略目标。
一、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与确立，立足于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伟大实践，是对安全风险形态演变与治理效能滞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的能动回应。这一理念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20年习近平首次明确将“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列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十个坚持”之一，将国家安全工作提升至现代化治理的高度；第二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单列专章，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行战略部署，确立了其作为现代化建设根基的基础性地位；第三阶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其纳入“十五五”规划建议，通过强化制度建设着力破解跨领域安全协同不足等深层次问题，全方位提升国家安全治理效能。
可以说，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并持续完善的制度成果。就其实践逻辑而言，它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更是回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选择。
1.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习近平深刻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理念，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与新中国七十余年的建设实践。它是对历史经验的提炼与升华，旨在破解传统安全管理在应对复杂风险时的结构性局限，体现了党在国家安全领域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转型的历史自觉。
纵观党史与新中国史，国家安全始终是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基石。从革命时期捍卫红色政权安全的早期探索，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构建独立自主的防御体系，再到改革开放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创造“两大奇迹”。历史发展轨迹深刻昭示：国家安全工作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安全建设绝非一成不变的静态防御，必须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风险特征，因时而变、因势而动。
进入新时代，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原有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安全管理模式已难以应对全域性的安全挑战，安全供给与安全需求不匹配的深层矛盾也日益凸显。为此，党中央审时度势，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并将其作为“十五五”规划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不仅是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对安全发展的战略升华，更是将其作为应对百年变局、把握历史主动的战略支点，以安全治理的现代化筑牢强国建设的战略底座。
2.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适应国家安全形势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路径
习近平深刻警示：“新的征程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这一论述指明了新时代以来国家安全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正是对这一严峻挑战的战略性回应。
第一，这是应对我国改革开放“深水区”与“攻坚期”双重压力的战略抉择。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已由“帕累托改进”式的增量改革，转变为触及深层利益格局调整的存量改革。社会结构正经历从同质化向多元化的深刻转型，利益主体多元化、阶层流动复杂化及信息传播扁平化交织并进。这一深层次的利益重构，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社会预期波动与利益矛盾的多样化，也使改革的复杂性与风险性呈几何倍数增长。在此背景下，安全对于改革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因此，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旨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家治理体系的抗压能力与治理韧性，确保改革在风险可控的轨道上持续深入。
第二，这是应对现代化转型中风险叠加效应的必然要求。与西方发达国家“串联式”的渐进现代化路径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鲜明的“并联式”特征，即多维工业化进程在有限的时空场域内复合叠加。这种“时空压缩”的发展模式在创造增长奇迹的同时，也会诱发“风险叠加”效应，即前现代的生存型风险、现代的发展型风险与后现代的技术型风险同频共振。特别是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新型风险，极易与传统的社会矛盾发生跨域耦合，从而表现出更为显著的传导性与破坏力。因此，必须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着力解决治理效能滞后于社会转型的结构性矛盾，通过制度创新与科技赋能，强化治理的前瞻性与主动性，在更高水平上达成活力与秩序的辩证统一。
第三，这是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与非传统安全边界扩张的迫切要求。当前，大国博弈的底层逻辑发生深刻变化，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不仅导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更使得我国面临的外部遏制、围堵压力呈现全方位、高强度态势。面对这一态势，传统条块分割的“单兵作战”和基于地理边界的“物理隔离”式防御，其防御效能正面临显著的边际效用递减。为此，必须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防御体系，从而实现对国家安全领域全方位的动态覆盖与高效能治理。
3.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
“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政治任务，更是深刻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进一步回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第一，这是全方位满足人民多元化安全需求的迫切需要。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人民群众的安全需求正经历着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结构性升级。安全需求的内涵也已从传统的生存安全，向更高维度的发展安全、人格安全、权利安全与尊严安全拓展。当前，人民群众不仅关注人身财产的“硬安全”，更对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网络数据隐私安全等“软安全”提出了新期待。只有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立全域覆盖、灵敏高效的风险防控机制，才能精准对接这些多层次、差异化的安全诉求，解决人民群众在数字化、风险化社会中的急难愁盼问题，让安全感在每一个具体领域都真实可及。
第二，这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现实要求。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核心在于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安全治理格局。实践证明，现代化的安全治理能够将党的政治领导力、政府的统筹执行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力与社会的广泛参与力深度融合，形成强大的治理合力，从而做到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使国家安全成为亿万人民共同维护、共同享有的公共物品。
二、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对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及其发展规律的深刻阐发，主要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1.总体国家安全观奠定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2014年，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他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理念，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更是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前提与逻辑起点。
第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了国家安全的内涵与边界，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本体论依据。传统国家安全观将国家安全局限于军事、政治等领域。总体国家安全观突破了这一认知局限，将国家安全范畴扩展至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并随着社会发展保持动态开放状态，形成了与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相匹配的“大安全格局”。这种“大安全格局”规定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整体布局与基本取向，要求实现对所有国家安全领域的全覆盖，着力构建能够敏锐感知、科学分析、精准调控各安全领域复杂关联的安全工作机制，以此打破部门壁垒与条块分割，形成要素齐全、结构严密、协同高效、互为支撑的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
第二，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处理复杂安全问题的系统思维与辩证思维，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关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这就表明，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自觉运用系统思维与辩证思维：一方面，以整体安全为目标，将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为要”的理念内化为贯穿全领域、全过程的方法论自觉，推动安全工作由局部性、被动式管理转向整体协同、全域联动；另一方面，要深刻把握大安全格局下多元要素的辩证统一关系，以辩证思维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领域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力求在动态平衡中精准把握国家安全工作的“最优解”。
第三，总体国家安全观确立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根本立场，明确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一根本立场决定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明确一切安全工作需要以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基本权益和持久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人民—国家”互构共生的安全伦理，使人民既是安全的受益者，也是维护安全的主体力量，形成“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有机统一、相辅相成、互促共进的关系。
2.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规定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由此成为统摄新时代国家发展、治理和改革全局的核心战略。习近平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因此，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意味着需要使国家安全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决定了国家安全治理不仅要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更要将治理逻辑深度嵌入国家安全工作，塑造其实现形态与运行逻辑。
第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塑造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主体结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在于，超越传统单一行政主体的“管控”模式，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格局。落实到国家安全领域，即要求国家安全体系从封闭转向开放，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复合型安全治理格局，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内外联动的国家安全治理共同体。可以说，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对治理主体多元性的确立，才使得国家安全得以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主体结构。
第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规定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蕴含的治理逻辑与价值偏好，直接决定并建构了国家安全治理的发展目标。其一，法治化构成了国家安全治理的理性基石。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求将国家安全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通过程序正义与权责法定，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法治理性”的范式转变。其二，制度化构成了国家安全治理的结构支撑。通过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框架，国家安全治理能够有效克服职能条块分割的碎片化弊端，推动治理模式向整体协同的制度体系转型，从而实现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效能跃升。其三，科学化构成了国家安全治理的效能保障。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推动安全治理模式从“事后应急”向“事前预防”、从“粗放响应”向“精细调控”转变。可以说，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安全领域的变革提供了坐标定位与发展定向，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深度融合中，筑牢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战略根基。
第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明确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实施路径。国家治理现代化强调“制度”与“能力”的辩证统一，遵循这一逻辑，国家安全治理确立了体系建设与能力建设协同推进的基本思路，达成制度与能力的双轮驱动。一方面，通过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为能力建设提供稳定的制度依托和机制保障；另一方面，以能力建设提升国家安全制度的执行能力，推动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
3.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确定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构成内容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被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独特品格，也深刻规约着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运行特征与价值追求。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属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要求，规定了国家安全治理的政治立场，即“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从而避免将国家安全治理简单理解为技术层面的程序优化或工具理性的单向扩张。面对现代化转型时期复杂的政治极化挑战与意识形态渗透风险，社会主义属性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政治保障，使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秩序维护”，进一步体现为对社会主义方向和制度基础的战略锚定。由此，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不仅是治理工具和治理方式的优化升级，更承担着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根基以及巩固主流价值认同的重要功能，实现了安全治理逻辑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属性的有机统一。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属性。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要求，规定了国家安全治理必须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因此，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框架下，统筹发展与安全、改革与安全、开放与安全，实现坚持和加强党的绝对领导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有机结合。这就要求国家安全治理，超越被动防范与风险应对逻辑，转向对安全环境的主动塑造，致力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安全屏障与明确的发展预期，以高效能治理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也是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原则。作为超大规模后发赶超型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必须依托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以破解安全治理中极易出现的“集体行动困境”与资源碎片化难题。坚持党的领导不仅是政治共识，更是确保国家安全体系在多重风险叠加背景下实现“战略协同”的根本原则。正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国家安全体系突破传统部门分割的行政逻辑，构建起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领导体制，并将政治安全确立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原则与根本基石。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党始终是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巩固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将坚持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强大的安全治理效能。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独特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特征深刻规定了国家安全治理的独特特质。其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决定了国家安全治理的群防群治特征。超大人口规模要求安全治理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与系统韧性，要求安全治理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将“大安全”理念下沉基层，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安全治理共同体。其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国家安全治理具有维稳与维权辩证统一的运行特征。共同富裕要求国家安全治理致力于消除社会不稳定的内生根源，既通过维护经济安全夯实发展基础，又通过完善治理体制机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将国家安全建立在民心凝聚与社会正义的坚实基础上。其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驱动国家安全治理统筹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既要强化国防、科技、基础设施等物质层面的硬安全保障，又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等精神层面的软实力建设，实现“富国”与“强魂”在安全维度上的辩证统一。其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促使国家安全治理将生态安全纳入核心范畴，确立了“生态安全优先”的非传统安全特征。这一特征将资源安全、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置于突出位置，通过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推动绿色转型，从根本上防范生态危机对国家生存空间的挤压，构建起全天候、全地域的生态安全防护网。其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决定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共建共享共赢的发展特征。中国式国家安全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逻辑，反对以牺牲他国安全来谋求自身绝对安全的霸权思维，坚持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同时，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三、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内涵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积极应对风险挑战，服务保障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内在要求，也是主动适应世界之变、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客观需要。”这一论断明确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定位，也表明这一命题不能仅从安全治理的具体实践层面加以理解，而应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加以把握。
习近平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可见，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治理技术升级，而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推进的制度优化与实践创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之所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不仅在于其立足中国国情、回应现实问题，更在于其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与治理智慧，而“和合”精神正是重要的思想根脉。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展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安全智慧的深度结合，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安全哲学”在现代治理场域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1.和合与斗争的辩证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安全哲学的现代体现
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指出，“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秉承这一理念，确立了具有“有机共同体”特征的安全本体论。安全不再是局限于依靠强制力消除异己的“消极安全”，而是在尊重多元主体差异化利益诉求的前提下，致力于化解矛盾、调适冲突，并积极寻求最大公约数的“积极安全”。它倡导以“共治”为路径、以“共享”为目标，实现从“单向管控”向“良性互动”的跨越。这一治理哲学，促使国家安全治理从西方语境下的“控制论”转向东方智慧主张的“共生论”。
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安全哲学的“和合”追求并非无原则的妥协甚至退让，和合哲学与斗争哲学是辩证统一的。在国家安全治理中，和合是斗争的目标与归宿，斗争则是化解矛盾、达成和合的手段与动力。只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在复杂的矛盾运动中求得真正的“和合”。习近平指出，“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在各种重大斗争中，我们要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这就是说，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既要以“和”的理念包容差异、化解矛盾，也要以“斗”的精神防范风险、应对挑战，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国家安全的动态平衡，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和合共生”哲学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现代体现，同时也是斗争精神与和谐目标的辩证统一。和合哲学认为，事物的发展并非建立在对差异的简单消除或强行同化之上，而是在多元要素的互动、磨合乃至冲突中不断形成新的平衡与秩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并不以消弭差异为目标，而是着力通过制度建构和治理调适，将差异纳入有序、可控的安全治理框架之中。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致力于形成既能够容纳差异、又能够有效应对风险的制度体系。该制度体系正视社会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利益诉求的差异性，主张通过制度建设和能力提升推动矛盾化解、促进秩序重建，在求同存异中维护整体安全。与此同时，对于危及国家根本利益、制度安全和发展大局的风险挑战，则必须坚持斗争精神，增强战略定力，做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斗争中把分散力量转化为维护国家安全、推动国家发展的整体合力。
在实践层面，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并不是将“和谐”与“斗争”简单拼接，而是把“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传统安全智慧与新时代斗争精神深度融合，转化为国家安全治理的制度安排、运行机制和风险防控方式。具体而言，它借助法治程序、协商机制等现代制度形式，将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的要求嵌入国家安全治理全过程，使其在规则支撑和程序保障下转化为规范有序的治理实践。由此，“和合共生”不再仅仅停留于道德理想层面，而是进一步转化为可操作、可预期的国家安全治理模式，实现了传统安全智慧与现代国家治理的有机融合。
2.时代化诠释与体系化构建：现代化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安全哲学意蕴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安全哲学深度融入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实践，在人本发展、民本治理、守正创新以及制度与效能辩证统一的多维进路中，达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安全哲学在现代治理场域中的时代化诠释与体系化构建。
（1）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人本发展的本质要求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超越西方以“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为特征的安全治理模式，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因此，鲜活的、处于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人”，成为了安全治理的主体，并确立了“己立立人、共生共荣”的价值基点。
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体现了从“征服改造”转向“生态共生”的生命本位。传统工业文明在发展中，往往将自然视为可支配和改造的对象，从而导致生态失衡、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安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深植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生存智慧。习近平强调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论断将生态安全置于国家安全的基础层面加以理解，强调真正的人本立场，并不是以人的名义对自然的肆意索取，而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把握人类的发展边界。这种“天人合一”的生态共生观，不仅体现了对自然规律和生命秩序的尊重，更是对人类永续生存这一最高人本价值的维护。
第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彰显了从“丛林法则”转向“和谐共存”的互助本位。传统西方安全观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容易陷入“零和博弈”与“他人即地狱”的竞争逻辑之中，导致社会内部的撕裂与对立。而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力于构建和而不同、和谐与共的人际关系共同体。习近平指出，要“营造温暖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大家心情愉快、人生出彩、梦想成真”。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将安全建立在互信互助的社会基础之上，强调在合作中增进福祉、在协同中化解冲突、在互动中互惠互利。这一安全模式不仅有助于缓解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冷漠与异化，而且能够通过营造安定有序、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使个体在和谐的社会关系中获得安全感与归属感，从而推动社会关系从“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转向“守望相助”的共同生活。
第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确立了从“个体安全”转向“集体安全”的共同体本位。近代西方安全理论源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将个人视为先于社会而存在的原子化实体，视个体安全为社会安全的基础。然而，这种抽象的权利实则是“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深刻批判的，是将人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的“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当现代社会风险日益呈现出高度复杂、彼此关联和连锁传导的特征时，建立在原子化个人之上的安全观已难以有效应对现实中的系统性风险，甚至可能诱发“公地悲剧”式的治理困境。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则超越西方单向度的个体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真实共同体”思想与和合哲学有机结合，开辟了人本安全的现代化内涵。一方面，它主动回应现代风险社会的治理挑战，强调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共同体安全；另一方面，“共同体本位”回应了“人的现代化”在安全领域的现实要求。现代化的人本安全，绝不是“免于侵害”的消极安全，而是通过优化社会关系、整合集体力量，克服资本逻辑导致的异化与原子化风险，为个体营造有利于其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积极安全环境。由此，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优化了安全的主体性逻辑，推动形成了个体与共同体辩证统一、休戚与共的安全治理格局。
（2）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民本治理的时代体现
习近平强调指出，“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主张在权力与权利的有机协同中推进安全治理。
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国家权力常被视为潜在的威胁，公民权利则被设定为制约权力的防御性屏障，因此，“合作共治”往往是两个独立且具有内在张力的主体，通过契约与制衡实现的暂时性妥协或利益交换，其底层逻辑仍然是权力与权利的博弈。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却实现了权力与权利的有机协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人民安全”这一根本目标下确立了互为条件、高度契合的同构关系。国家权力的增强，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保障公民权利、增进人民福祉的能力；而公民权利的保障，则成为构筑政权合法性的坚实基础，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与国家安全韧性。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就是在“人民安全”这一大前提下，通过科学界定权力边界、系统保障权利实现，推动二者的良性互动与有机结合。
在实践层面，权力与权利的辩证统一，集中表现为维稳与维权的有机结合。一方面，社会稳定与良好秩序是国家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也是实现人民安全的基础；另一方面，安全治理必须置于现代法治框架内，突出其民主逻辑与权利保障要求。因此，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使人民不再是被动的安全受保护者，而是积极的安全建设者和权利享有者。它要求在国家安全实践中，充分尊重民意、吸纳民智、回应民声，并将人民群众的参与和监督嵌入安全治理全链条，赋予国家安全以深刻的民主内涵。
（3）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国家安全制度的守正创新
习近平深刻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构成了国家安全制度变革的政治原则与逻辑起点，即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国家安全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行，维护制度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创新”则体现了制度变革的时代性和发展性，即面对风险社会日益呈现出的流动性、复合性与不确定性，主动打破传统科层制的僵化壁垒，引入协同治理、数字治理等新模式，不断优化制度供给。这一变革逻辑体现了《周易》中“保合太和，乃利贞”的东方智慧，将“守正”之不变与“创新”之万变视为一个“和而不同、相资为用”的有机整体。在这一哲学视域下，政治原则的坚守为制度创新提供了稳固的“道”之根基，而制度形式的创新则为政治原则赋予了鲜活的“器”之效能，二者在互动中实现了“执两用中”的动态平衡。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正是守正创新逻辑在制度层面的具体展开。
（4）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制度建设与安全效能的有机结合
习近平指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加强法治思维，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提高运用科学技术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不断增强塑造国家安全态势的能力”。这一论述表明，推进国家安全现代化，既要着力构建严密完备的制度体系，也要以国家安全治理的实际成效作为衡量标准，推动国家安全治理从偏重“静态制度规范”向更加注重“动态治理效能”转变。
制度建设是推进国家安全现代化的主线。党的二十大将“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确立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新时代以来，我国不断织密国家安全制度之网：确立了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构建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为统领，涵盖反间谍、反恐、网络、数据、生物、太空等重点领域的法律制度体系，确保国家安全治理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完善了跨部门、跨区域的风险防控与协调机制等。这些举措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为国家安全提供了制度基石。
与此同时，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安全效能的实现才是检验制度建设成败的标准。仅有制度设计的严密性而缺乏制度执行的穿透力，容易陷入有“制”无“能”的形式主义泥潭。古语云：“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优势不会自动转化为治理效能。当前，国家安全斗争形势复杂多变，国家安全治理须高度重视治理主体在治理实践中的能动性。因此，既要注重科技赋能，以新质生产力提升新质战斗力，又要强化实战导向，将纸面上的规则转化为应对复杂风险、捍卫国家安全的实际效能。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持“制度主线”与“效能验证”的深度融合。这与中国传统哲学中“体用不二”的和合智慧殊途同归：国家安全制度作为“体”，提供了确定的规范与制约；治理效能作为“用”，在执行中赋予制度以灵活性与生命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正是通过坚持制度建设的主线地位，并以安全效能的转化为最终验证，实现了“制”与“治”的良性互动，确保制度优势能够切实转化为应对风险挑战的强大治理效能。
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可以极大提升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使其能够吸纳日益增长的社会参与需求，有效管控现代化转型中的风险挑战。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既有助于夯实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根基，为续写“两大奇迹”提供安全保障，也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包容性中国智慧与文明范式。
1.政治意义：夯实长治久安的政治根基
政治发展理论认为，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当经济快速增长引发社会结构分化与利益诉求多元化时，若政治体系缺乏足够的吸纳整合能力与安全保障能力，便极易陷入不稳定陷阱。党和国家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纳入中国式现代化总体部署，正是对这一现代化难题的深刻回应。其重要意义在于通过构建强大的安全屏障、持续提升治理效能，确保国家安全治理的制度化水平能够驾驭并引领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使国家安全治理与社会发展相匹配。习近平指出，“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不仅是应对内外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更是夯实治理制度化根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需要。
第一，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有效提升了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为国家政权的稳固与政治发展的自主性提供坚实保障。政治生活制度化的首要前提是政治共同体的存续与核心权力的稳定。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深刻捍卫了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通过反干涉、反颠覆能力的实质提升，有效遏制了外部势力对我国的渗透与破坏。可以说，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首要意义在于，它构筑起日益巩固的国家安全屏障，从根本上捍卫了国家发展的自主性，从而确保政治制度化建设在独立自主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第二，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制度化的深入推进营造稳定的秩序环境。国家治理制度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政治行为的规范化与可预期性，而这必须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将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提升至新高度，通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元预防化解机制，有效防止了局部社会矛盾演化为系统性危机。同时，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推动了国家安全治理的法治化进程，构建了规范有序的治理格局，为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行提供了坚实的秩序支撑与法治保障。
2.发展意义：续写“两大奇迹”的安全保障
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发展与稳定构成了一对核心张力。许多后发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往往因为无法吸纳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震荡，而陷入“增长致乱”的困境。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打破这一困境，并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国家安全治理的现代化建设是重要原因。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意义在于：它超越了传统安全理论中的被动防御逻辑，将安全治理深度嵌入国家发展全局，实现了维护安全与塑造安全的辩证统一，为续写“两大奇迹”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支撑与动力机制。
第一，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赋予国家治理以系统韧性。在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安全成为维系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性前提。传统国家安全管理，往往滞后于系统性风险的生成与演化，导致危机处置成本高昂，甚至可能引发经济发展进程的中断。现代化的国家安全治理强调“全周期管理”与“源头治理”，能够敏锐感知风险、前瞻性地化解发展中的安全威胁。这种将风险防控深度内嵌于经济运行各环节、全过程的制度安排，有效稳定了宏观发展预期，显著减少了经济社会系统内的协调成本与交易成本，并为资本、技术与人才能够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充分流动提供制度保障，从而夯实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石。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一切发展的“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
第二，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构建了“统筹发展与稳定”的治理模式。长期以来，西方政治学界倾向于认为，维持高强度的社会稳定必然以牺牲社会活力与公民权利为代价。然而，中国推进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则超越了这种零和博弈思路。它摒弃了单纯依赖高压管控的“静态稳定”模式，转而致力于构建基于制度吸纳力和社会共识的“动态稳定”机制。现代化的安全治理要求将民主参与、权利保障等要素内生性地嵌入治理体系之中；通过推动治理重心下沉，强化对社会末梢的敏锐感知与服务响应，实现安全从行政管控向社会治理的职能转型。同时，通过法治化渠道统筹社会力量、平衡多元利益，真正实现安全底线与社会服务的有机结合。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一个好的社会，既要充满活力，又要和谐有序。”
3.世界意义：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增强了中国式现代化确立的和平发展的文明底色，更为其创造了良性的外部发展环境。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路径往往伴随着殖民掠夺与武力扩张，其安全逻辑深陷“国强必霸”的历史宿命，习惯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对“边缘地带”的剥夺之上。相形之下，中国推进的国家安全现代化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实现了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传统安全逻辑的超越。它摒弃了零和博弈的旧范式，开创了一条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实现大国安全的新路径。这种现代化的安全治理模式，不仅从制度层面破解了“发展与安全”的二律背反，更将安全从一种稀缺的、排他的私人物品，重塑为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公共产品。这不仅在内部构筑了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安全屏障”，更在根本上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安全话语霸权，有力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依靠自身制度优势实现长治久安与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新路。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解决日益严峻的全球安全赤字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西方主导的国际安全秩序长期深陷现实主义的“霍布斯逻辑”，迷信结盟对抗与绝对安全，这种“霸权护持”路径往往导致“安全困境”的螺旋式上升。习近平深刻指出，“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在国与国相互依存的今天，追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独享安全是行不通的。”基于这一论断，中国提出的国家安全现代化路径坚持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积极践行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这一范式超越了狭隘的地缘政治思维，反对将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并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推动建设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推动实现全球安全治理从“霸权稳定论”向“共商共建共享”模式的转变。可以说，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制度支撑，也是引领全球安全治理变革的“中国方案”。
原文刊发：《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