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舒杨:中国治理的现代性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 次 更新时间:2023-02-09 00: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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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舒杨  

  

   摘 要:现代性是现代化的重要概念,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深刻影响着不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与道路。分析西方国家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西方的现代性理念以理性主义为核心,主张个体理性是实现西方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但是,理性主义存在天然弊端,在实践中,个体理性至上的国家治理会侵害社会的平等性,危害社会的公共性,侵蚀民主的价值理念。合理的现代性理念应该是个体理性与社会公共性的有机结合,因而国家治理的现代性需要实现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辩证统一。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了公共理性与个体理性相统一的结构性特征,而公共理性与个体理性的辩证关系,也构成了中国治理现代化的独特逻辑。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治理现代化形成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保障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新形态。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内在属性与精神实质,对现代性的不同认知,决定了现代化的不同价值目标与理想形态。因此,需要从现代性的视角解构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价值追求。然而,既有研究往往倾向于从“传统—现代”二元对立视角理解现代性的内涵。例如,将现代性理解为“发达国家的‘标配’或共同特征”,或在“传统”的反衬中把握现代性与现代化。如此,现代性被视为对传统社会的否定与抛弃,西方式的现代化理念被当作现代性的普遍定义,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成了对西方治理模式的亦步亦趋,认为西方国家的治理原则与治理路径,就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必然之路。

   这一认知无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既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治理模式,也不能盲目效仿其他国家的治理经验。而且,“如果局限于先发国家的既往历史,在静态形式上设定一些抽象指标,以为获得了这些指标就等于给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画上句号,那就太过简单和片面了。”分析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内涵与现代性特征,探索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方式,需要仔细审视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世界经验,反思其优势与弊端,并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提炼治理现代性的内在精髓,明确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方向。本文正是在此意义上进行的探索性研究。

   二、理性主义下的西方治理困境

   马克斯·韦伯(Max?Weber)指出,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理性,即个人的计算性。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实现社会理性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发展的一部分;同时,还能够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问题的立场中演绎出来。”韦伯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统治时也指出,计算理性在官绅教育系统里的节节后退,以致最终消失,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缺陷。理性的缺失限制了中国传统官僚体制向现代官僚体制的转变。正是由于理性的不断觉醒,人类才得以走出蒙昧状态,打破传统习俗与制度的桎梏,实现现代化的生活。现代化就是人类由非理性不断走向合理性的过程。

   纵观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治理实践,也可以发现理性主义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推进力。在理性主义的作用下,人们摆脱了神权统治的压迫,实现了“人的觉醒”,成为独立的政治主体。基于人的理性与自然权利,在契约论的基础上,西方社会构建了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并以权力制衡、无伤害自由等原则构建了现代国家的制度结构,实现了早期的民主、分权与法治。在理性原则的指导下,西方社会构建了现代国家官僚体制与现代公共管理制度,逐步实现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可以说,在西方国家治理的视域下,国家治理的现代性集中表现为国家治理的理性主义,即国家治理的科学性和效率性。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行为主义的兴起,理性主义被推向高潮,理性成为了公共管理与国家治理的唯一价值。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指出:“管理是一种与资源流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为了获得明确的目标。这些目标绝大部分是用经济学的语言来描述的——‘输出’和‘资金的价值’。”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出,需要像管理企业一样管理政府,像对待顾客一样对待公民,成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共管理者。随着理性主义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伦理,效率成为衡量国家治理的唯一标准。

   观察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理性主义在构建现代国家、推进现代化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西方社会频繁出现的治理困境与治理危机也说明,理性主义并不应该是现代性的唯一内容。理性主义具有鲜明的工具取向,只关注国家治理的效率与效能,忽视了其他社会价值的重要作用。在理性主义的维度下,平等、公益、民主等重要的社会价值不再是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核心理念,政策的成本收益计算成为治理评估的首要准则,理性主义时常与公共精神背道而驰。以理性主义作为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容易导致效率至上的国家治理模式,出现不平等、不公正、不民主的治理困境。

   (一)理性主义侵害社会的平等性

   一方面,理性主义或者理性主义主导下的国家治理不关注平等问题,尤其是平等分配问题。理性主义秉持理性人假设,假定人是自利的,每个人都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能够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行动。因此,理性主义坚持效率至上的评价标准,在国家治理与公共管理中,将效率视为第一准则。所谓平等,实际上并不在理性主义的关注范围内,或者说只有当平等与效率发生关联时,平等才会进入理性主义的视线。

   另一方面,理性主义所主张的组织化、结构化,形成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新来源。“究其根本,韦伯的理论并不是一种管理理论,而是一种以科学化、技术化的面目出现的统治术。”西方社会虽然建基于人人身份平等、权利平等的政治平等之上,但组织化的社会治理结构,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组织顶端与组织基层的人员之间,形成了新的支配性关系,国家的法律与制度也从不同的侧面确认了这一支配关系的合法性。因此,基于组织化,在社会共同体内部形成了“中心—边缘”的结构性关系,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性。

   有辩护者以“物竞天择”来解释这一结构性关系的合理性,认为这种结构性关系是社会分工和市场竞争的结果。虽然有人处于中心位置,有人处于边缘地带,但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机会竞取中心位置,从而摆脱被支配的命运。但西方社会国家治理的发展经验表明,单凭个人努力,难以改变自身在结构性关系中的位置。当“中心—边缘”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溢出国外时,就形成了具有“中心—边缘”特征的国际结构体系。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此结构轻松攫取发展中国家创造的社会财富,亦可通过此结构将本国的风险与危机转嫁至第三世界国家。可以说,无节制的理性至上加剧了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性。

   (二)理性主义危害社会的公共性

   实际上,在国家治理的指导性原则中,除了理性主义及其所代表的效率、科学之外,公共性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原则。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所言,“国家是‘公共权力机关’。它之所以具有公共性,是因为它担负着为全体公民谋幸福这样一种使命。”但在西方国家治理的实践中,理性主义试图以理性统合公共性,仅将公共性表述为政策制定者与执行人的价值中立原则,严重弱化了公共性理念。

   所谓价值中立原则,即行政人员需要在治理与管理的过程中最大限度排除个人因素的影响,严格按照工具理性执行任务。理性主义要求国家的行政人员严格遵守价值中立原则,并以价值中立作为公职人员公共性的体现。表面上,价值中立原则保证了公共行政的公正性,使行政过程可以同党派竞争与利益集团相隔离。但实质上,以价值中立原则取代社会公共性,剥离了公共性的实质内容,仅余其表面形式。公共性,既需要行政人员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处理公共问题,更需要在实质上采取行动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甚至当个体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赋予社会公共利益优先性地位。理性主义对于公共性的描述,使公共性失去了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规范性立场,从而使公共性丧失了对社会发展与政治建设的引领功能,国家日益成为多元利益相互竞争的场域。

   此外,在社会生活中,理性与公共性也存在着现实的矛盾。对于个人而言,理性与公共性的冲突,表现为个人应该优先选择促进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还是采取有助于普遍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戴维·布林克(David?Brink)指出,无论个体理性还是公共理性都具有可被辩护的道德理由,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存在着现实的冲突。那么在公共生活中就需要提供一种个人行为选择的有效解释,以实现由“利己原则到普遍原则的逻辑过渡”。理性主义则对这一逻辑过渡采取了抵制性态度,试图通过虚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将社会公共利益理解为个体利益的聚合,来解决这一现实矛盾。因此,理性主义主导下的治理理念“总是在抵制一些类似于‘公共精神’、‘公共服务’的概念”。

   (三)理性主义侵蚀民主的价值理念

   一方面,在理性主义理念下,官僚集团的行政工具化对社会的民主价值造成了冲击与挑战。政治与行政二分,塑造了以科学、理性、制度化为特征的官僚集团,官僚集团不仅是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有效工具,而且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群体。按照“环式民主”的论证:公民投票选择政治家;政治家根据公民意愿制定政策,交由官僚集团执行政策,并控制官僚集团;公民根据政策结果对于公共政策进行评估、反馈;政治家根据反馈意见调整政策,约束官僚集团。但是,由于行政官僚“职务常任”的规定,使得官僚集团经常可以脱离政治家的约束;官僚集团的封闭性和公共管理的专业性,也使得官僚集团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且特殊的利益群体。因而,在理性主义的塑造下,官僚集团日益成为能够控制公共生活,却脱离民主约束的利益集团。

   另一方面,在理性主义与效率至上的影响下,西方社会的公共管理与国家治理也逐渐成为政治精英的专属事项,普通民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公民在国家治理中处于辅助性位置,难以对国家治理的实践过程、实施方向产生影响。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公民被视为顾客,是公共政策的纯粹接受方,更丧失了对于政策的影响力与控制力。?

   可以说,理性主义塑造并实现了西方国家的治理现代化,但理性主义的工具化倾向,也使得西方国家在推进和深化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偏离了初衷。现代性的本意是人的主体性与合理性的价值高扬,然而,在个体理性至上的发展模式中,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越来越远离公民个体本身,使国家治理成为少数人的统治工具。

   三、中国国家治理现代性的结构性特征

通过反思西方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与现代性特征,可以发现,单纯依靠个体理性至上并不能建构理想的现代化国家。国家治理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这就要求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内涵必须具有复合性特征。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既需要技术手段,也需要价值引领;既需要实现个体的自由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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