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25年世界变局中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凸显，国际安全局势动荡加剧。地缘冲突烈度仍在升级，全球热点问题呈现多点并发、突发态势。乌克兰危机延宕至今，已经破碎的东欧地缘政治版图短期内恐难修复。大国竞争加剧，战略互信缺失，严重侵蚀全球战略稳定基石。以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重塑战争形态，也会衍生难以预测的技术滥用和失控等风险。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安全机制屡遭挫折，无法有效应对地区冲突和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国际体系及其秩序面临深刻变革，国际社会亟须超越权力政治和传统安全思维束缚，进一步凝聚共识与合力，探索构建更具韧性和前瞻性的全球安全治理新架构。
关键词：国际安全 全球安全治理 大国竞争 地缘冲突 科技革命
2025年世界局势深刻演变，国际格局持续调整，国际安全脆弱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凸显。频发的地区冲突和政局动荡引发严重的不安全感，一些潜在风险先后爆发，加剧动荡和失序。一些国家仍然固守零和博弈思维，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严重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导致地缘政治回潮和阵营对抗加剧，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安全风险持续累积，全球安全治理任重道远。
地缘冲突升级 热点问题频发
地缘政治冲突在一些地区呈现升级和扩散趋势，冲突频率和烈度达到冷战结束以来新高，外溢效应叠加，造成国际安全局势乱象丛生。
乌克兰危机延宕至今进入消耗战状态，俄乌双方不得不进行更深层次的社会动员，同时也需要为结束冲突做必要准备。随着双方不断引入新型武器系统，战场技术含量提高，战争形态更加复杂。在战事前线，乌克兰平民面临攻击升级的危险，生存困境加剧。长期消耗战使俄乌都付出巨大人员、财力代价，尽管各方积极协调停火，美国先前提出的俄乌28点“和平计划”也在多方磋商和互动修改中，但双方战略目标愈发呈现刚性，反而压缩了和平谈判空间。
中东依然是地缘冲突的重点区域之一，多重矛盾汇聚交织，地区安全形势一度趋向失控。巴以冲突症结难除，宗教争端、定居点扩张、加沙地带封锁等问题持续发酵。2025年10月，哈马斯与以色列在国际社会斡旋下终于艰难达成加沙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但因暴力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仍在延续。虽然加沙停火协议已进入第二阶段磋商，但和平进程仍有较大不确定性。胡塞武装为回应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频繁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红海航运通道，对红海地区国际航运造成影响，并威胁贸易通道安全。美国和英国联合展开行动进行拦截和报复打击，更加剧了局势紧张。也门、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国内局势紧张影响外溢。
2025年6月，美以联合空袭摧毁伊朗纳坦兹、福尔多等核设施，伊朗也对美军基地发射导弹进行反击。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制裁与伊朗的反制措施形成恶性循环，中东紧张局势难以真正缓解。与此同时，12月，中国、伊朗、沙特三方联合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并发表联合新闻稿，标志着2023年开启的沙伊和解进程持续深化，两国关系不断取得进展，各层级各领域直接交流日益密切，为中东和平稳定注入新动力。越来越多国家认可对话协商是解决分歧的最佳途径，埃及、约旦、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积极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卡塔尔、阿曼等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推动加沙停火谈判取得一定成果。
由于外部势力刻意搅动，亚太地区安全局势趋向紧张。朝鲜半岛局势出现变化，军事对抗风险上升。2025年3月，美韩启动代号为“自由护盾2025”的联合军演，覆盖陆海空及网络空间四大领域，首次引入“北极星之锤”太空战项目，引发朝鲜强烈抗议。朝鲜将此视为严重挑衅和侵略预演，此后朝鲜持续加速洲际导弹发展。朝鲜半岛出现高强度的“冷对峙”僵局。2025年2月，美日韩三国在联合声明中首次明确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适当国际组织活动”，并声称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意在将台湾问题“国际化”。
12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论，引发中日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定期检视并更新与中国台湾地区的交往准则，推动美台官员互访常态化、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建立美台“联合军演机制”、强制台湾将防务预算提升至占GDP的5%。5月，泰柬边境地区发生多轮冲突，尽管双方在10月签署停火协议，但边境仍摩擦不断，12月再次交火后，冲突一度升级，范围不断扩大，士兵和平民伤亡人数持续上升。12月27日，在东盟主席国马来西亚和中美两国斡旋下，泰柬两国签署新的停火协议，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和军事目的的领空侵犯，并就遣返被扣押士兵、开展人道主义排雷、避免传播虚假信息以及恢复相关划界和合作机制作出安排。
非洲安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西非和萨赫勒地区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正迅速演变为影响全球和平与安全的系统性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等国局势依然严峻，恐怖组织正向沿海国家渗透，形成“灾难性多米诺骨牌效应”。2025年，在萨赫勒地区死于恐袭人数占全球因恐袭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苏丹内战持续恶化，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不少难民逃往邻国，苏丹危机正在向周边国家外溢，威胁整个非洲之角的稳定。刚果（金）东部冲突持续，人道主义危机深重。
拉丁美洲局势动荡加剧。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后，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大国竞争和战略调整的需要，持续加大对拉丁美洲事务干预力度，尤其是加强了在加勒比地区的军事部署，对委内瑞拉极限施压。11月3日，多米尼加宣布，在仔细分析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局势后，将原定于12月在该国举行的第十届美洲峰会推迟到2026年。此前由于担心一些国家政局发展变化，多米尼加政府决定不邀请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等国出席本届峰会。对此，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表示，由于上述三国未被邀请，因此拒绝参加峰会。美洲峰会的推迟意味着地区安全张力难以纾解。12月以来，美国和委内瑞拉对抗升级。2026年1月3日，美军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强行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掳到美国进行所谓“刑事审判”。美国军事打击委内瑞拉严重违反国际法，是对他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不但遭到世界多国谴责，而且在美国国内也激起反战浪潮。
地缘冲突产生的外溢效应日益扩大，不但引发冲突直接参与方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地缘局势日益紧张，而且导致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持续蔓延，能源市场出现结构性紧张，粮食安全面临系统性风险，由此而来的人道主义危机也日益严峻。地缘冲突的影响已经超越单一区域，成为全球系统性挑战。
大国竞争加剧 战略互信缺失
大国战略互信缺失，相互间竞争持续，没有出现放缓迹象，全球安全赤字仍在加剧。在一定时期内，这种竞争虽可以实现“战术性降温”，但“战略性竞争”底色难以消除。大国关系进入竞争多于合作的紧张状态，危机管控与全球治理合作举步维艰。国际关系陷入泛安全化困境，各国在应对跨国安全挑战时难以形成合力。在网络空间、外层空间等新兴领域，由于缺乏信任和共识，国际社会迟迟无法就行为规范达成一致；在反恐、防扩散、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上，一些国家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不愿担负应有责任，导致安全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在大国竞争影响下，各国纷纷调整战略或采取措施以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形成对华强硬共识，不断升级对华打压，企图全方位遏制中国影响力与科技发展。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叙事具有鲜明的零和博弈色彩，是美国对华不信任并采取遏制战略的集中体现。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美国以各种借口屡次对华加征关税，修订《出口管理条例》并发布两项最终规则，将25家中国企业及其相关实体列入所谓“实体清单”。在此背景下，中国为维护自身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不得不坚决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中国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赢得国际社会尊重，中美关系也由此出现阶段性缓和。然而，美国对华遏制的战略本质并没有改变，其2025年11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虽未明确将中国定义为对手，但将台海冲突视为“优先事项”，将南海问题视为“印太安全挑战”，这体现了美国继续对华遏制的战略意图。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本质是霸权护持的手段调整和方式优化，带有鲜明单边主义与排他性利益取向，必然削弱国际多边合作的基础，加剧大国间的战略互疑与全球局势不稳定。此外，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滥施关税，并将关税工具化、武器化，单方面挑起全球贸易战，严重扰乱世界经贸秩序。
大国战略互信缺失导致军费投入进一步增加，并产生连锁效应。许多国家将增强军事实力视为应对不确定性的首要手段。大国竞争冲击地区和平与安全。个别国家谋求绝对战略优势，持续扩军备战，挑动阵营对抗，加剧国际和地区军备竞赛，导致地区冲突多点爆发，全球军费开支屡创新高。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受到侵蚀。2025年6月，北约在海牙峰会上同意将防务支出目标从目前占GDP的2%大幅提高至5%，这是对地缘危机最直接的量化反应。欧盟在夹缝中寻求战略自主，于3月发布《欧洲防务白皮书》，提出要对防务进行长期大规模投资，快速提升欧洲防御能力，确保最迟在2030年前建立强大而充足的欧洲防御体系，以此重建欧洲国家国防体系并向乌克兰提供其所需的各类支援。
军事竞争向新兴领域加速蔓延，信息战、认知战、人工智能军事化等成为竞争焦点。由于缺乏一致认可的规则与管理措施，一些新兴领域正成为冲突与误判的温床。2025年7月，美国太空军发布《国际伙伴关系战略》，阐明通过国际合作获取太空战略优势的意图，提出的举措大多指向提升联盟太空作战协同能力，加速太空军事化布局，破坏太空领域和平利用传统，或引发其他国家反制性投入，形成恶性循环。
大国竞争催生更具排他性和对抗性的“小圈子”安全架构。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印太战略”框架下，美日韩、美日菲、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等机制不断强化，使台海、南海、东海等地区热点问题与大国战略博弈深度捆绑，局部摩擦极易引发大国关系危机升级，全球安全体系韧性持续承压。美国企图将其主导的美日、美韩等双边军事同盟整合为针对中国的多边军事同盟。美国加强同亚太地区国家在互惠关税、关键矿产、合规标准与执法等方面的合作，先以互惠关税作为“敲门砖”，进而将关键矿产合作与产业标准要求打包纳入双边协议，实现其“交易带标准、许可换投资”的战略意图。这种做法通过相关条款设计将部分亚太国家绑定到美国的供应链和规则网络中。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领导的北约与西方多国对俄罗斯进行暴风骤雨式的制裁，举行乌克兰安全会议，联合施压俄罗斯，同时为乌克兰提供数百亿美元的经济与军备援助以及不同渠道的策应支援，导致俄乌双方较量迅速升级，对抗愈演愈烈。美国企图实现“以乌制俄”“以俄压欧”的“离岸平衡”。西方国家的大国竞争战略并非纯粹理性的国家利益计算，而是深受国内政治与利益集团博弈影响。军工复合体、科技巨头和金融资本等内部力量相互扯皮，使西方国家对外战略时常表现出矛盾性和不可预测性，进一步加大大国关系稳定发展和全球安全治理的难度。
科技发展重塑战争形态 新的安全风险不断衍生
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加速发展，在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赋能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难以预知的风险挑战，对各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将重塑全球安全格局。颠覆性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战争面貌，推动战争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2025年的实战表明，科技已从辅助手段演变为核心驱动力，推动作战方式向混合化和智能化跃迁，重塑战争形态和安全逻辑。新兴领域军事化进程加快，冲击传统交战法则和战争伦理，带来新的全球性安全挑战。
“算法战”成为新常态，自主武器系统主导战场。传统依赖人力决策的战争模式正被人工智能算法驱动的“算法战”取代。在乌克兰危机中，无人机已从辅助工具转变为执行侦察、打击任务的主力，显著提升军事效能，推动军事竞争优势从争夺“制空权、制海权”向夺取“算法制高点”转型。军事力量从人力密集型向算法驱动型转变，大多数作战平台将会逐步向无人化与自主化转型。
俄罗斯大量投入的“柳叶刀”自杀式无人机与乌克兰使用的人工智能辅助火控系统，都是这一转型的现实缩影。在可预见的未来，自主武器系统竞争不会停止，国际安全环境面临更为复杂深刻的挑战。人工智能自主武器系统的风险在于算法的“黑箱”特性，以及对环境适应性不足等缺陷。自主武器系统可能难以根据国际法和伦理准则来权衡和判断目标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高强度对抗中，算法的不可解释性、数据偏见和对抗性攻击都可能导致误判，可能错误识别目标并发动攻击，从而引发不可控的冲突升级。更棘手的是，一旦发生由人工智能决策造成的伤亡，传统的国际法和军事问责机制将面临责任归属陷入真空的难题。
科技进步使现代战争不再局限于传统物理疆域。网络、太空、认知域与物理域紧密整合，形成“多域融合作战”。量子计算快速发展使传统加密体系面临被破解的挑战，物联网、大数据和边缘计算赋能实时情报处理与后勤保障，但新的安全漏洞不容忽视。这些新兴技术使战场再无清晰的前方和后方之分，也没有明确的军用和民用之别，战争与和平的界限日益模糊。
生物技术等新兴科技带来“灰色地带”的安全威胁。包括基因编辑在内的生物技术的军事应用，可能被用于增强士兵能力，或开发新型生物制剂、研发新的生物武器，结合网络攻击、舆论操纵和经济胁迫等手段，“灰色地带”的安全威胁愈演愈烈，在难以及时界定的情况下更难作出明确反应，严重冲击基于传统战争定义的国际安全秩序。
科技革命赋能战争的同时，也会放大应用的风险，衍生出从技术层面向伦理、国家战略层面扩散的新型安全风险。人工智能驱动的深度伪造技术，能够生成高度逼真的虚假音视频，可能被用于操纵公众舆论，破坏文化认同，扰乱政治进程，甚至是实施犯罪行为。2025年4月，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研究报告《转折点：东南亚诈骗中心、地下银行与非法线上市场的全球影响》，指出东南亚犯罪集团不断翻新犯罪技术手段，通过星链（Starlink）卫星通信、私有电网、加密通信、人工智能深度伪造等技术手段为犯罪活动提供技术和数据支撑，并规避传统执法的大集合追踪。
科技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深刻改变战争形态、使之向智能化方向演进的同时，也衍生诸多风险，如算法失控、认知操纵、规则缺失等。这些风险具有复合传导特性，影响国家安全乃至全球安全。当前，技术创新速度和运用场景拓展远超国际规则制定速度与监管能力，在自主武器、生物科技等领域存在严重的监管不足和管理缺位问题，安全治理形势日趋严峻。国际社会必须共同思考如何确保科技革命服务于和平与发展，而不是将世界推向对抗和战争的深渊。
多边安全机制弱化 全球安全治理任重道远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缘冲突愈加凸显、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持续发酵、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新疆域治理规则缺失等风险挑战交织叠加，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被日益边缘化、空心化，治理效果不彰、组织运转不畅、权威遭受侵蚀、改革步履维艰，面临多重挑战。
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这一关键时间节点的安全局势表明，和平依然脆弱，全球安全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安全机制正面临系统性弱化风险，全球安全治理赤字难以消弭，有效应对跨国威胁与国际冲突的平台匮乏。近年来，联合国系统的运作效能受到严重制约，主要原因是资源短缺和内部改革停滞。一方面，关键会员国特别是美国拖欠会费导致联合国陷入严重的资金危机。截至2025年5月，联合国面临约24亿美元的经常预算会费缺口，以及27亿美元的维和预算缺口。由于资金短缺，联合国被迫削减开支，并暂停部分服务，严重影响其全球运作能力。另一方面，联合国在维和、制裁、军控等传统领域的功能持续萎缩。维和行动规模有所减小，制裁机制常因大国博弈被“武器化”。全球战略稳定面临新的风险。
联合国安理会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机构，屡屡受制于大国分歧对立与权力博弈。自1945年成立到2025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共行使否决权327次。在事关和平与安全的诸多重大问题上，安理会由于个别国家反对，未能采取实质性行动。2025年，安理会在处理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等重大问题时因常任理事国对立而无法采取有效行动，其权威和效力均受到损害。安理会在面对热点问题时力不从心，要求其进行深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多边安全机制弱化，既有自身机制僵化、资源不足等原因，也受大国博弈、全球权力格局变迁等因素影响。直接后果就是国际社会在冲突面前协调无力，全球安全问题缺乏有效的解决平台。联合国作为最具普遍性的多边平台，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作用仍不可替代，但如果不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其影响力和权威性将进一步减弱。倒逼联合国进行改革的压力持续增大，2025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启动“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全面推进联合国机构改革。然而，这一改革面临深层次的理念分歧和固有的利益分配被打破等问题，其过程必然迂回曲折，其中安理会改革最为复杂和艰难。
中国支持联合国成为各国共同维护普遍安全的核心平台。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旨在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国际安全架构，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集体安全机制紧密衔接。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出警国。中国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改革朝着有利于联合国长远发展、有利于维护各国共同利益的方向前进，助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安全治理的未来，取决于国际社会能否构建起包容、有效的多边合作框架，以应对这个“秩序碎片化”时代的共同挑战。
在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遭遇侵蚀的背景下，一些区域组织和多边合作机制积极发挥作用，如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地区安全的同时，积极推进经贸人文合作，支持可持续发展。共建“一带一路”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全球南方国家要求提升话语权，尽管有共同诉求，但内部利益分化明显，协调难度加大，难以形成统一立场。
全球安全治理尽管任重道远，但也有维护全球安全稳定的新探索。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中国提出的第四个全球倡议，进一步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当前，原有治理架构已无法适应世界新形势，治理赤字日益突出。走出全球治理困境，需要的不是退回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的堡垒，而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就是主张在尊重各国多元现代化实践的前提下，促进构建一个更具韧性、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展望新的一年，世界将在动荡中探寻变革的未来。国际安全内在张力难以消解，甚至还有可能爆发严重危机和局部冲突。然而，全球范围对和平与发展的需求和呼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显著和迫切。当前的世界变局，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长期演进的必然产物，任何国家都需要在变化的世界中确立自己的定位。历史要向前发展，传统地缘竞争的边际效益显著下降，借助战争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世界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机遇蕴含于这一大变局之中。日益强大且与时俱进的中国是维护国际安全、促进世界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迅速变化的世界也需要中国更多的创新和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