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国家对“东方”的构建和东方学的产生显示其话语体系的塑造能力，但这种塑造能力是以西方霸权为基础并构建起欧洲中心论的话语叙事，在文明观上是以“西方”对“东方”的优越性为前提，反映了殖民霸权拱卫下“西方”塑造出的一个虚弱、停滞、落后的“东方”形象，并为其殖民剥削提供合法性。随着反殖民浪潮的兴起，“东方”逐渐被解构，东方学也逐渐陷入迷失。“全球南方”的兴起承接了反殖民叙事，接续二战以来后殖民主义思潮以及全球史的发展。构筑“全球南方”新话语叙事是解构“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关系及构建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契机。在“全球南方”的历史书写上，我们要推动发展中国家在批判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文明观基础上积极植入文明互鉴观，展现中国和“全球南方”在全球文明关系上的自主性表达，显示中国话语力量。
【关键词】“东方”；“西方”；“全球南方”；话语叙事；自主知识体系
文章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这一时代任务下，审视“西方”所塑造的话语叙事的形成机制及其历史演进具有重要意义：其构建西方文明优越论的逻辑、通过“东方”话语塑造国际认知结构的路径，为我们提供了批判性借鉴的历史启示。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生产体系体现出特定的历史脉络、权力逻辑与意识形态功能。其形成机制及当前所面临的危机，为我们开辟新的知识空间、构建自主话语体系提供了契机。中国学术界应立足从全球文明史的广阔时空中审视东方和东方学问题，批判性吸收其经验与教训，并以此推动“全球南方”视角下的话语创新，系统揭示西方长期建构的文明叙事的偏误与局限性，借此引领“全球南方”国家打造文明互鉴的自主性知识体系。本文旨在梳理“西方”对“东方”叙事体系在过去数百年间的实践过程，厘清其中的逻辑演进，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构建自主话语体系的路径。
一、西方概念的塑造及东西方关系的构筑
人类看待世界的角度从未离开地缘视角。无论全球化发展到何种程度及走向何方，地缘或地理因素都是不能忽视的。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乃至中心和外围都是人类看待彼此的方式。但在地理因素背后，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抑或是南方和北方，都是西方话语建构的重要概念。围绕东方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多，它是西方(最初主要是欧洲，尤其是英法，随后扩展至美国)构建“他者”的重要实践，也是欧美形成全球话语优势的关键指征和原创性概念与知识体系。西方概念并非恒定不变，其含义在历史上经历多次重构，是西方多个时代的思想家、知识精英和政治力量合力构筑并被不断传播的。
西方概念是伴随着欧洲历史发展及与世界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在世界古代，西方主要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所指区域可追溯到古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基督教分裂后，西方有了宗教的含义，指代“拉丁罗马教会”，与“东正教会”相对应。欧洲开始殖民活动后，与征服对象——东方相对应的并不是西方，而是“欧洲”，白种人自认为他们所居住的欧洲代表着文明和进步，优越于“野蛮”和“落后”的东方，因此有权对东方进行“教化”和殖民。19世纪中期，俄罗斯知识分子用西方指称经历了启蒙与革命、开启工业化、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西欧，西方开始被赋予文化与政治意涵，并在19世纪晚期逐渐取代“欧洲”，为西欧人所接受。但直到一战前，西方仅仅指英法等主要欧洲国家，美国人并不认同自己是西方的一部分。二战结束后，美国和德国等加入西方，成为西方话语叙事的一部分，进一步壮大西方队伍，此后，美国开始主导西方概念的叙述与传播，依托其全球权力体系赋予西方以更强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此进程中，通过不断强化与东方的对立性与差异性，以跨大西洋联盟为主体的美国及其盟国，进一步巩固了西方作为主体性、统一性文明共同体的象征意义，使东方成为其构建自我身份叙事的重要参照物。
在西方构筑东方叙事的过程中，“文明”作为一种概念是重要的桥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东方和西方是西方构筑的文明观的一对关键话语，与文明概念的发展密切相关。就西方文明来说，没有东方的参照，中心性、优越性和现代性就无法真正树立起来。而西方文明观念为世界逐步所接受，是通过欧洲的殖民扩张和霸权来实现的，文明这个在西方世界中最初产生于法国的地方性概念，通过欧洲的全球性扩张而传播到了全世界，并因欧洲的强权而为各地所接受，从而成为一种世界性话语。在构筑文明话语中，一种宗教和文化思想中的二元论伴随始终，成为西方文明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巴勒斯坦地区产生的犹太教，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基督教，是现代西方文明观念中强调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思想来源之一。美国学者阿里·马兹鲁伊(Ali A. Mazrui)在《世界秩序中移动的文化边界》中提出：“二分法和二元论的倾向在犹太历史和犹太教义中非常强烈。它当然会影响犹太人的身份认同范式——一边是犹太人，另一边是异教徒。”这种思想也直接影响到基督教，这种二元论也通过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体现出来。“在一神教中，有一种倾向是将人类分为信徒和非信徒、有德行的人和有罪的人、善和恶、‘我们’和‘他们’。在一神教传统中，只有一个上帝，没有对手，他要求全部的忠诚和顺从。正因为一个人要么支持上帝，要么反对上帝，由此界线开始被精确地画出。”
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希腊人和野蛮人的区分，希腊通过与亚洲接触、比较，发现了自身文化和历史的独特性。希腊城邦中的公民都称其他民族为“野蛮人”。公元前2世纪中叶，希腊被“蛮族”罗马统治。罗马人也延续了希腊人的做法，把生活在罗马区域之外的人称为“蛮族”。英国文豪罗素对此有过评论：“罗马帝国和希腊城邦一样，通过自己的方式保持着对境外世界的优越感和恩赐姿态。尽管它与远东有一些联系，却不足以使罗马公民注意到以下事实：世界上还存在着其他伟大文明，而这些文明是不能被简单地看作野蛮而不予考虑的。尽管罗马具有更宽广的视野，它还是被傲慢支配着，犹如它的文化祖先希腊。”
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个“文明化”进程，以宫廷礼仪为表率的行为规范，从上层贵族扩展到市民并进而扩散到殖民社会。欧洲人的行为规范从社会强制转变为自我强制，是一个行为“理性化”的过程，而后欧洲人作为“文明旗手”，又推动了世界的“文明化”。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进程》中指出：这样的文明便是西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赋予其优越性的标志。
到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的优越感随着其大规模海外扩张而变得更加强烈，需要一个概念来表达其成就，于是“文明”一词就诞生了。它首先出现在1756年法国思想家维克多·雷克蒂(Victorde Riqueti)即米拉波侯爵(marquisde Mirabeau)的《人口论》一书中。该书把“文明”与“财富”“自由”并用，同时与“野蛮”“堕落”“压制”相对应。在欧洲人眼中，海外殖民世界中的“他者”都是“野蛮”“落后”的民族，欧洲文明则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文明。与此同时，由于文明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种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的主体性表达，它必须有一个参照物，于是作为二分法和对立物的东方也就被构建出来，文明、先进、发展的西方与野蛮、落后、停滞的东方就此对应起来。由此，西方文明中形成于古代的文明野蛮二元对立观念，由中世纪基督教继承下来，并在19世纪发展成为明确的“文明—野蛮”话语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观，成为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构筑东方的思想基础。然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已经表明，西方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东方文明的滋养，西方的很多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物质财富等来自东方，是在同东方的实际交往和文明互鉴中成长壮大的，这使得西方文明天然具有“东方性”因素。
总而言之，构筑西方是一项综合性工程，包括在政治上构建了关于东方的话语表述和价值评判，在学术研究和传播中打造了东方学概念，在意识形态上塑造了西方的对立物，即东方给西方带来的挑战，以及落后的东方需要西方进行教化和殖民的叙事。
二、西方构筑东方范式的变化
东方是建立在西方对外实践、地理探索、殖民活动及跨文化接触的经验基础之上的，是实践的产物。西方所理解的东方，在地理位置上是不断变化的，他们出于对不同地理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感知，构建起不同的东方史观。当然，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对东方知识的获取有所不同，尤其是早期阶段，它获取有关东方的知识并不完整且有自身的主观臆断，因而对东方的认识存在很多偏差，这种偏差影响到后来对东方的客观认知。
(一) 早期西方对东方的认知——殖民主义范式的萌芽
古希腊时期是构筑“文明”与“野蛮”二元论的起点。希波战争则是西方文化中构建东西方二元论的重要来源。以城邦为基础的古希腊联盟，与波斯帝国展开竞争。在现代西方学者看来，希波战争被视为最早的民主同专制之间的较量，也是西方文化视东方为专制的起点。这种情况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得以延续，正是由于小亚细亚地区具有专制传统，这一地区产生的帝国皇帝才摒弃了罗马帝国共和传统，从根本上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11世纪至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时期，西方世界对于东方认知的地理范围进一步扩展。随着天主教会在宗教战争中将伊斯兰世界定为主要对手，东方逐渐从拜占庭的地理范畴延伸至更广泛的阿拉伯—伊斯兰地区。11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九次“十字军东征”，不仅深刻塑造了欧洲对伊斯兰文明的敌对性认知，也强化了东方和西方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结构。拜占庭帝国覆灭之后，中世纪佚失的大量珍贵文献回到了西欧，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展开。尽管文艺复兴是欧洲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但这场运动依然有其负面因素，其中包括文明等级观的树立和为“欧洲中心论”打下了思想基础。欧洲制定了一系列的“文明”标准，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最优等的种族，而东方则被视为野蛮、蒙昧的代表。由于一些游记对东方不切实际的描述，加之前往东方的、数量有限的传教士、商人带回去的很多信息用西方比附东方，描述的内容也不甚完整，尽管这些内容对东方有积极客观的描述，但总体而言充满对立态度，认为东方不信仰上帝，各种行为不符合西方的“文明”标准。依此为基础，西方视东方为低级和劣等的存在。至启蒙运动时期，以拜占庭为代表的东方在西方知识界的形象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以孟德斯鸠、伏尔泰为首的法国知识精英阶层，为了推崇理性，反对蒙昧，急需一个反面教材作为批判的对象，拜占庭等东方国家成为被批判的目标。在法国知识精英的笔下，东方是专制的代表，愚昧的“典范”。西方还有对伊斯兰教世界的大量负面认识，视伊斯兰教为“停滞”或“落后”的象征，认为其缺乏像基督教那样的内在改革动力。将西方的启蒙视为普世进步的典范，而将伊斯兰教描述为需要“启蒙”或“改造”的对象。
(二) 东方学的形成——殖民主义范式的发展
至18世纪，伴随着西方殖民扩张的不断扩大，东方的地理指涉范围进一步扩大，印度和中国等东方国家被清晰纳入其中。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研究认为，1700年至1850年之间，欧洲完整构筑出世界分为两个对立阵营的话语叙事：西方和东方(或西方世界和其他)，西方被想象为优越于东方，天然具有独一无二的美德如理性、勤勉、高效、节俭、具有牺牲精神、自由、民主、诚实、成熟、先进、富有独创性、积极向上、独立自主、进步和充满活力，东方则成为与西方对立的他者如非理性、武断、懒惰、低效、放纵、糜乱、专制、腐败、不成熟、落后、缺乏独创性、消极、具有依赖性和停滞不变。在这种元叙事的影响下，现代人们形成了欧洲历史涵盖了基本的文明史的观念。白种人(欧洲人)的发展一直是沿着一条符合人的理性、常态的道路通往最高级的人类文明。
19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西方国家海外殖民扩张的高峰期，西方迫切需要构建一套理论为自己的殖民行为正名并加深对被殖民区域的研究。欧洲大学纷纷设立东方学教席，出版专业期刊，标志着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逐渐得到强化。早在17世纪初，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就已相继成立面向阿拉伯世界的专业研究机构。法国早在1795年就设置法国东方语言特别学校，专门学习和研究非西方的语言与文化，后演变为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1889年，法国殖民学院(后改名为法国国立海外学院)成立，聚焦于殖民地治理和建设。英国在1915年建立斯拉夫系(即今天伦敦大学斯拉夫和东欧研究学院)，1916年建立东方研究学院(1938年更名为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1920年建立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即现在的查塔姆研究所)。德国于1887年成立柏林“东方语言学院”，旨在培养外交、军事、经济和行政领域的公务员、军官、传教士等驻外人员。1908年，它成立汉堡殖民学院，随后相继设立非洲研究、东亚、日本及印度的语言和历史教席。英国和法国是这一时期殖民扩张的主要国家，也是塑造东方的主导性国家。英国聚焦远东主要包括印度和中国等，法国则聚焦非洲和广大阿拉伯等近东国家。英国在殖民印度之后，提出了一套完备的殖民理论。
东方学伴随着殖民主义扩张而得到发展，西方逐渐建构出一套以自我为中心的东方学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通过特定的本体论(西方中心)与认识论(东方落后)，将东方塑造为与西方对立的“他者”，从而将其纳入帝国体系的治理范畴。东方学主要依赖语言学、历史学与民族学，重点关注殖民地的风俗文化、自然资源、统治方式等，其知识生产具有明确的实用导向，直接服务于殖民治理需要。如英国学者在研究印度文字等的基础上，将印度的落后归于东方的专制、愚昧，而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更加深化了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英国在印度近两个世纪的统治中，不仅实现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征服，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对知识的征服。东方主义研究者、殖民管理者和传教士产生了大量的知识文本，将印度描绘为神秘的、落后的、深受种姓制度束缚的、没有西方干预就无法进步的形象。这种话语建构不仅为殖民统治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教育体系和知识共同体的传播，使这种对东方的偏见内化为一种“常识”，从而实现了对殖民地人民思想的控制。又如英国体质人类学家、医生普里查德(J. C. Pritchard)，法国人类学家、博物学家保罗·布罗卡(Paul Broca)、约瑟夫·阿瑟·戈宾诺(Joseph Arthurde Gobineau)通过颅相学与所谓“种族科学”，宣称黑人种族在智力、道德与政治能力上天然低于白人种族，他们的研究成为法属西非、法属赤道非洲殖民统治的“科学依据”。这一系列做法实际上从物质和精神上剥夺了东方国家的主体性，成为被西方俯视和塑造的客体。
黑格尔的哲学观念是该时期东方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在《历史哲学》中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四个阶段，并断定东方停留在历史发展的初级形态。黑格尔对非洲与中国分别构建了影响深远的错误认知。关于非洲，他声称其“对于世界各部，始终没有任何联系，始终是在闭关之中”，“看不到自觉的历史的光明”，从而将非洲整体排除在世界历史的叙述结构之外。关于中国，他则将科举、官僚体系解释为机械的等级机器，认为中国社会是“永无变动的单一”。这些高度概括且带有本质主义的判断，使黑格尔将中国与非洲共同置于欧洲历史哲学体系中“未开化”或“停滞”的位置，成为后来欧洲关于东方专制主义叙述的重要理论来源。以此为基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则将西方中心论学理化。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其独特而显著的“理性”和“可预测性”，这些优点只有在西方才能找到。韦伯坚持认为东方不存在这些特性。他将欧洲中心论转移到其核心的社会科学概念中，在西方和东方的比较中，可以明显看到欧洲中心论的种种特性和优越性。正是由于这种判断，西方控制东方、东方从属于西方就变成一种“历史选择”。因此，西方对东方的对立观不仅是一种认知模式，更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马克思对此也做出深刻分析：“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三) 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发展——霸权主义范式的推进
二战结束后，传统西方国家英法等受到重创，实力下降伴随着知识生产和话语权的旁落。冷战使美国成为霸权主义国家，同时成为继承并改造东方学的中心力量，开始积极推进区域学研究。在欧洲东方学式微的背景下，二战后大量欧洲东方学者迁往美国，使美国在政治、学术与制度层面接手了欧洲留下的“东方知识生产权”。美国的区域研究在冷战需求下得到极大重视并成为配合国家战略的重要依托，其核心并未真正摆脱“文明对立”的认知结构，并且在新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强化了“西方—非西方”二元结构。这一模式在20世纪50—60年代被系统构建为现代化理论，该理论体现了东方学知识结构从“文明差异论”向“发展阶梯论”的转换。美国学者W.W.罗斯托(W. W. Rostow)发起的现代化理论在冷战背景下开始得到普及。在二战后反殖民浪潮风起云涌之际，西欧和北美一些精英认为需要解释自由民主制度的成功，以抵御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崛起的威胁，于是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
现代化理论借鉴了马克思、涂尔干的社会学分析以及韦伯的理性主义和官僚体系的研究，并受到哈佛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结构—功能理论的影响。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区分是最早关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系统两分法。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帕森斯所阐释的现代化理论都采用了一个二元模型来看待世界，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类。其中，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现代化社会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美国就是现代化的代表。传统社会则处于较低发展阶段，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现代化发展道路从传统步入现代。现代化隐含的意识形态观点就是，美国的道路才是符合现代化规律的道路，美国的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只有美国的路才能实现自由民主、富裕繁荣。这一时期现代化理论流派纷呈，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视角展开研究。
现代化理论奉行西方中心论史观，也未脱离东西方对立的范式。美国学者迪恩·蒂普斯(Dean Tipps)深刻指出：“当代现代化理论的术语虽然已经作了一些清理，但它给人一种较为中性的印象——它只谈‘现代性’而不谈‘文明’，只说‘传统性’而不说‘野蛮状态’——但是，这种理论像它十九世纪的祖宗那样，继续用以西方社会的、特别是英美社会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为中心的观点来评价各民族的进步。”总而言之，“现代与传统”的叙事延续的还是“西方与东方”“文明与野蛮”的叙事，仍是殖民主义本质的延续，它使西方对东方国家负有进行“文明开化的使命”。
(四) 对东方的再发现——去殖民化与东方学的式微
二战结束后，反殖民浪潮风起云涌，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在东方的殖民体系迅速崩溃。来自亚洲、非洲等新独立的国家开始主动挑战西方长久以来构筑的学术话语霸权，东方学再度受到冲击。它的认识论基础开始被系统质疑，催生了具有强烈解构性与政治诉求的后殖民主义研究。美国则通过转向区域研究来应对这种变化。
20世纪70年代，萨义德开始吹响解构东方学的号角。他认为，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立其实并不完全体现在地理上的，很大程度上是观念上先入为主的建构。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而这些表述依赖的是公共机构、传统、习俗、为了达到某种理解效果而普遍认同的理解代码，而不是一个遥远的、面目不清的东方。
与此同时，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和反思与对东方学的批判同步进行。一些西方学者以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为基础发展出后现代化理论，邓恩·蒂普斯批评了现代化理论过于笼统，不能完全解释所有的现代化社会现象。随后出现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都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该理论反映了基于欧洲中心论的文明观和历史观。依附理论的代表性学者，如安德烈·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费尔南多·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如何导致发展不平等。总体来说，东西方二元论在美国炮制现代化理论时已经达到顶峰而转向衰落，而东方学作为研究东方的一个学科和方法，虽然仍在发挥作用，但由于学术界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已显然不具备方法论的说服力。
萨义德对东方学的批判，是二战后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共同推动下对东方学体系进行全面解构的重要体现之一。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开始通过质疑人类知识的本质来动摇这种以西方中心论为主线的世界历史叙事的根基。早期后现代主义者亨德里·曼(Hendry de Man)、阿瑟·盖伦(Arthur Gehlen)、罗德里克·塞登伯格(Roderick Seidenberg)都认为人类所有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是主观建构的产物。他们认为在现实意义上不存在绝对的客观真理，也没有一种符合客观事实的历史解释。这种立场从认识论层面动摇了西方东方观的基础，尽管大部分后现代主义学者未直接批判东方学，但他们对历史客观性的质疑为东方学解构提供了理论工具。后期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者则更具批判性，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Jean-François Lyotard)等均是代表。德里达质疑西方哲学中对理性的假设，福柯认为知识和权力不仅相互依存，而且知识本身的性质也是为了让人控制话语以及将权力合法化和制度化的目的。利奥塔尔认为，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基于这种对人类知识的认知，他们提出放弃解释历史的企图。在后现代主义学者中产生了两组学者，他们影响到后来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解。其中从事社会弱势群体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与后殖民研究相关，被称为后殖民主义学者。后殖民主义学者质疑了与西方对东方支配有关的一切内容，尤其是关注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关系如何被殖民主义和东方对西方的对抗支配，以及东方主义对人类历史、哲学和科学的塑造。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与20世纪中期殖民体系的瓦解直接相关，但它的理论视野远不止于批判殖民残留——而是对西方知识霸权进行系统解构。它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宏大叙事提出严肃批评，并非直接批判“西方崛起”这一叙事本身，而是通过排斥过去所有的理论和思维模式来进行。
后殖民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使全球史研究于20世纪最后十年在美国得以发展。全球史的形成，可视为历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长期主导世界历史叙事的反思与纠偏，是学者们将对世界史的兴趣与后殖民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在学术与公共话语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批判性资源相结合的产物。全球史在挑战西方崛起的宏大叙事的同时，开始关注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全球变迁中的重要性。美国社会学家珍妮特·L. 阿布—卢格霍德(Janet L. Abu-Lughod)通过展示13世纪欧亚地区存在着先于现代全球体系的前现代世界体系，质疑了所有以“西方崛起”为主线讨论的基本假设，认为在葡萄牙、荷兰和英国进入印度洋前亚洲已经开始了全球化进程。也正是基于这一质疑，学者们才开始关注亚洲和东方国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并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东方地区(亚洲、非洲和伊斯兰文明地区)，审视东方国家在全球变迁中的作用。例如霍布森提出西方的崛起离不开东方文明的支持。杰克·古迪强调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工业化和科学发现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是由全球范围内的知识共享以及对其他文明(包括东方文明)的借鉴所造成的结果。弗朗索瓦·吉普鲁在《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中强调中国的海洋地位，认为它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突出了16世纪以来中国作为引擎推动全球化的作用。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开始从全球化的视角重视东方的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引领作用，并认为1500年至1800年，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杰弗里·冈恩在《全球化的黎明：亚洲大航海时代》中强调，“至少在帝国主义时代前，亚洲就已走在全球经济史的前列”。美国学者胡马云(Ali Humayun Akhtar)则更是强调，对东西文明交流的认识现在要“重新转向东方”，而非总是西方主导的，“事实是大部分前工业化的全球创新都是从东方迁移到西方的”，“历史学家忽视了欧洲和亚洲之间长达五百年直接交流的活力”。总之，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出现和全球史观的发展，最终使得东方的地位出现明显的改观，东西方对垒问题得到进一步消解。
东西方范式牵引着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文明史观(等级论、优越论)、区域研究、现代化理论、后殖民主义、全球化等，这种理论建构过程是有其价值的，但亦有其问题，反映出西方对东方认识的复杂性，是一种系统性的被建构和系统性被解构的过程。目前，对西方文明东方贡献的大量探索已经充分揭示了西方文明独立起源的神话不复存在，西方文明的兴起是文明互鉴和文明融合的结果。
三、“全球南方”的话语价值和文明互鉴范式的引入
东方作为西方塑造文化主体性和优越性的参照物在经历世纪之变后，在西方文明叙事面临衰微和被解构的背景下，如何塑造新的话语叙事，中西之间是相互争论，还是相向而行共同谱写新的文明话语叙事，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提上了日程。接续二战以来后殖民主义的兴起以及全球史的发展，对“全球南方”的关注为我们塑造新的话语体系创造了契机。
(一)“全球南方”是对反殖民话语的继承
“全球南方”承接反殖民话语，进一步推动了东方概念的解构。南方国家在历史上也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南南合作”为平台追求自身权益。二战后，西方殖民体系逐步瓦解，在亚非拉等原殖民地建立起一大批实现民族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些国家因为在去殖民化、民族解放、反殖反霸等方面具有共同诉求，因而逐渐联合成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事实上，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上还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与剥削，发展落后，南北差距依然明显，努力实现现代化是它们的目标。因此，这一概念蕴含着深刻的地缘政治诉求、社会文化内涵和经济发展意义。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全球南方”一词是由美国左翼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by)最早提出的。他是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战浪潮中的左翼学者，主张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不干涉主义的老右派结成联盟，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1969年，奥格尔斯比在美国《公益》(Commonweal)杂志的越南战争特刊中首次使用了“全球南方”一词，他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北方对全球南方的统治已经汇聚、产生了一种无法容忍的社会秩序”“越南战争是北方统治全球南方历史的顶峰”。“全球南方”概念的进一步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与世界体系和依附理论传统的影响密切相关。萨米尔·阿明等学者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使用“第三世界”“南方”或“外围”等概念，但他们对核心—外围结构、不平等交换以及资本主义全球积累机制的分析，为后来对“全球南方”的理论化提供了重要框架。在其后期著作中，阿明明确使用“全球南方”概念，并将其界定为资本主义体系外围的反帝主体，在理论上强化了这一概念的政治诉求与批判意涵。从概念本源上看，“全球南方”显然具有“非西方”的政治色彩。它延续了反对东西方二元论以及去殖民化的色彩，是对东西对立文明观的进一步矫正。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南方”对自主性追求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南方”概念的升温。如今的“全球南方”早已超越了地理边界和经济范畴，更多指的是一个包含了多样化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国家群体，非西方、反干预、求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最大公约数。
(二)构筑自我表达的“全球南方”话语——文明互鉴范式
东方学的叙事一开始就具有外源性，东方学的一切都置身于东方之外：东方学的意义更多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东方学诞生的前提本身就排除了“客观表达”与“自我表达”的可能性。东方在东方学的话语体系中从未拥有发声权，其意义始终被西方设定、解释和再生产。这种结构性的外源性决定了东方学不可能成为东方自身的知识表达，而只能是西方世界的自我投射与自我叙述。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强调的“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当代的发展迫切需要回应一个真实的、具有主体性的东方，西方的价值观表达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东方学从未将东方自身的声音纳入其叙事结构，因此，在面对现实东方时表现出明显的无能为力。东方学若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其出路在于承认并促成现实东方人民的解放与自我表达，从而均作为平等主体为东西文明互鉴提供可能。
总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构成了这一变局的重要因素并有望改变东西方对立的格局。通过南南合作的深化和文明对话的拓展，全球南方国家可以推动文明关系从“东西对立”到“南南合作”，从“中心—边缘”走向“多元共生”。在这一过程中，推动“全球南方”国家构建全球文明互鉴关系的自主知识体系成为解决西方文明东方性迷失的关键路径。这种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就是秉承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包括树立“全球南方”国家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坚持本土和外来相结合，破解“中心—边缘”论，打造一种双向互动、互利共赢的文明交往观。中国作为进行积极探索的全球南方的重要一员，应积极推动文明互鉴范式在“全球南方”的落地。具体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文明互鉴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要突破“中心—边缘”的文明叙事桎梏，打造全球南方国家文明交往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文明交流互鉴的核心是摒弃“文明优劣论”与“单向输出论”。传统的全球治理与文明话语中，北方被塑造成“现代文明标杆”，南方被视为“待启蒙的边缘”；而在交流互鉴范式下，全球南方涵盖的亚非拉国家，携带着各自独特的文明基因——非洲的社群共生文明、亚洲的和合共生文明、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传统文明等，不再是被动接受北方文明“规训”的对象，而是拥有平等话语权的文明主体，其文明传统与发展经验成为全球文明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南方”不能陷入地缘经济层面“发达与欠发达”的二元标签，也不是与“全球北方”对立的话语符号，而是一个以多元文明主体性为内核、以平等互鉴为纽带的文明共同体概念，体现出包容性和开放性。
第二，坚持文明的多样性和文明体之间的平等性，使其成为“全球南方”的基本身份底色。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个文明的发展多有其独特的轨迹，相对独立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文化。每个文明都有其独特的思想资源和价值体系，相互之间是不可替代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只有文明之花竞相绽放，文明发展和交流才会展现光彩。推动多元文明的相互尊重和平等互鉴成为文明观的核心。“全球南方”并非同质化的文明集合，而是不同文明交融共生的复合体，有其不凡的价值，而不是低西方文明一等。
第三，挖掘各自的实践，打破文明发展单一论，强调融合互鉴。历史上，印度洋贸易圈、丝绸之路等文明通道，早已推动南方内部文明的深度互动——印度佛教文明与中国儒家文明的融合、非洲斯瓦希里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交汇、拉美印第安文明与欧洲文明的碰撞，这些文明交流互鉴实践塑造了南方国家“和而不同”的文明特质。“全球南方”国家间的文明交流，要强化其“以互鉴促发展”的群体认同，使其区别于以单一文明范式主导的全球北方。中国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就是要强调“双向流动、共生共荣”，“全球南方”在其中扮演着文明对话桥梁的角色。它既打破了北方文明单向输出的霸权格局，推动北方正视并吸收南方的文明智慧——如中国的“和合”理念、印度的“非暴力”思想、非洲的“Ubuntu”(人本互助)哲学，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提供新思路；也通过南方内部的文明互鉴，探索出非西方化的现代化路径，证明文明发展并非只有“西方模式”一条路，中国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这种探索的成功途径，从而为全球文明的多元发展提供实践样本。
第四，文明互鉴赋予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的价值内核。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来理解当下，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发展。文明交流互鉴以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议题——如健康卫生、贫富差距、社会贫困、环境污染等——作为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的核心关切。具有普遍性的议题能够推动不同文明在改善民生福祉层面形成跨区域的合作基础，并促使全球史研究与区域文明研究进一步深化，从而真正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建构新的文明对话模式。南方国家面临着相似的历史境遇(殖民历史、发展困境、生态污染、贫富差距等)，其文明传统中普遍蕴含“共同体意识”与“互助精神”，这种文明共情促使它们以互鉴取代对抗、以合作取代依附，在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公共卫生治理等领域开展协作，共同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文明新秩序。“全球南方”是一个以多元文明为基础、以平等对话为路径、以共同发展为目标的文明共同体概念。
第五，共同推进知识生产，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奉献各自智慧。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核心就是打破西方中心论，形成全球南方的自主知识体系。在本体论上，立足南方历史文化与发展经验；在认识论上，从南方视角重释“发展、正义、秩序”，构建可解释自身多样性与合作实践的概念框架；在价值论上，强调自主发展、南南合作、多元文明共生，积极服务于南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改革。系统梳理南方现代化、南南合作、区域组织等实践，提炼“南方理论”命题。
结 语
在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历史中，东西方文明各有短长，在历史长河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近代以来，文明的发展一直未能摆脱民族国家和全球史、地方和中央、本土和外来、中心和边缘的二分法。文明史观、东西方史观、现代化史观、后现代和后殖民史观等依次演进，但本质上二分法的逻辑一直存在，实质上还是西方知识霸权在发挥作用。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用大历史观探求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也就是人类文明在“交互”中进步、在“结合”中生发和成长，而非决然对立的二分法。中国世界历史研究中的整体史观，即强调时间的纵向发展和空间的横向拓展是自主探索的重要一步，体现了对二分法的背反。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对文明特性的提炼，表明我们在不断树立文明主体性的前提下，将文明史探索又前行一步，观察历史和分析世界不再局限于二分，更突出对主体性的塑造，进而强调文明在互鉴和交往中成长，在主体文明和外在要素结合下生发新的范式和主体性，通过相互结合、坚持守正创新来推动彼此进步和发展。
东方学发展的研究范式变迁提醒我们，从殖民主义范式、霸权主义范式到文明互鉴范式深刻变迁，我们要紧跟“全球南方”发展态势，站在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学术制高点上，推进历史叙事的创新性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南北关系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世界和平稳定的全局性问题。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是开展南北合作的政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发展中国家要深化合作，南北双方要相向而行，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
从文明对立、对话到文明交流互鉴，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社会文明关系演进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趋势。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将“全球南方”视为新的话语形态，有助于构筑一种摆脱西方中心论、更符合我国利益的话语叙事。通过全球南方解构西方文明的中心性、殖民性，可以进一步团结好广大发展中国家，把寻求发展与合作作为主旋律，形成更加鲜明的文明互鉴话语体系和叙事。中国学术界需扎根本土历史实践与文明传承脉络，提炼具有主体性的史学概念、分析框架与叙事逻辑，以此构建兼具学术自主性与理论说服力的本土化话语体系，最终推动世界文明史研究从“依附性阐释”转向“自主性建构”，为全球文明关系健康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