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是回溯人类文明源头、挖掘古代历史精神资源的基础人文学科，承载着沟通古今、联结多元文明的重要使命。然而，近代以来，西方古典学深受殖民叙事影响，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标尺，贬低中国、古埃及、古印度、两河流域、阿拉伯等文明，人为划分文明等级、宣扬“文明优越论”，导致全球古典学研究走向狭隘对立。“文明优越论”并非单纯的学术观点，而是近代西方殖民扩张、资本霸权催生的意识形态产物，潜藏三重谬误。

其一，将古典学等同于古希腊罗马研究，构建单一文明中心叙事。西方古典学无视文明共生的史实，片面建构“古希腊—古罗马—欧洲现代文明”单线进化脉络，将古希腊理性、城邦民主、法治体系奉为人类文明唯一高级形态，把其他古典文明归入“东方学”附属分支，视作停滞、专制、缺乏思辨的次等文明。事实上，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早已证明，古希腊文明大量吸收古埃及、西亚的文字、天文、工艺成果，东西方古典文明长期交融互通，“文明优越论”的单线叙事完全违背历史事实。

其二，将西方古典特征作为评判所有文明的通用标尺。西方古典学预设理性思辨、城邦共和、成文法典是衡量文明成熟度的标准，以此否定中国天下秩序、天人合一思想和经史传统的独特价值，认为中国古代重人伦而缺理性、重集权而无公共精神。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本质上是把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的文明特征绝对化为“普世标准”，否定各种文明因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社会结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中华文明五千多年连续发展，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和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文明各有建树，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各种非西方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文明之间不存在先进落后之分。

其三，学术叙事服务霸权逻辑，暗藏文明改造、单向输出的殖民思维。近代西方依托“文明优越论”为殖民扩张提供正当性，宣称自身肩负教化“落后文明”的使命。当代部分西方古典研究延续这种思维，鼓吹所谓“普世价值”，将西方古典文明衍生的制度、观念当作现代化唯一范本，出现了“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错误论调，刻意放大文明差异、制造对立隔阂。这种思维定式让古典学偏离求真、包容的学术初心，沦为输出意识形态、垄断文明话语的工具，严重阻碍跨文明对话。

为从根本上驳斥“文明优越论”的理论根基、校正古典学研究偏差，需正确阐明文化主体性、文明平等互鉴的核心要义，确立新的价值坐标。

要坚持文明多样性，解构文明等级论。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每种文明都扎根自身土壤，拥有独特价值与存在意义。文明发展路径多元，评判尺度不能单一。中国古典学绵延不绝、自成体系，儒家仁爱大同、道家道法自然，提供区别于西方城邦文明的全球治理、生态共生方案，与古埃及、古印度、阿拉伯等古典文明共同构成人类精神宝库。古典学研究必须摒弃单一标尺，承认所有古典文明的平等地位，不应厚此薄彼、独尊西学。

要坚守文化主体性，在对话互鉴中保持独立学术立场。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立自强的根本，没有主体性，文明交流便容易盲从依附、丧失自我。长期以来，国内部分古典学研究存在“言必称希腊”的错误倾向，不自觉套用西方古典理论框架解读中华典籍，用西方概念裁剪中国历史，本质上是文化主体性弱化的表现。坚守文化主体性，绝非封闭排外，而是要立足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根基，以自身经史义理、考据传统为主，吸收西方古典学考据、文本阐释方法，构建兼具中国立场、全球视野的古典学话语体系，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要树立平等互鉴文明观，重塑古典学对话逻辑。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古典学研究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比较优劣、分出高下，而在于跨文明对照、互学互鉴。儒家“中庸”与亚里士多德“中道”相通，《史记》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同为不朽史学经典，丝绸之路见证东西方文明长期交流。古典学研究应当以平等对话取代居高临下的评判，以互补共生取代单一中心叙事，让多元古典智慧相互滋养、交相辉映。

“文明优越论”是古典学发展道路上的思想桎梏，其单一中心、等级化叙事背离文明发展客观规律，与平等包容的文明观根本对立。立足新的文化使命，新时代古典学研究必须时刻警惕、自觉批判潜藏于西方学术体系中的“文明优越论”，牢牢站稳中华文化主体性立场，摒弃非此即彼、优劣分野的狭隘思维，以开放包容视野统筹全球多元古典文明资源。唯有坚持平等对话、互学互鉴，破除文明等级叙事，才能充分发挥古典学作为文明交流互鉴源头活水的时代价值，以多元共生的古典智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6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