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作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摘要：西方依托殖民扩张进程，建构“文明”“西方”等基础概念，塑造“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构成西方现代化理论内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承袭东西方文明对立认知，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理论始终面临西方学界内部与发展中国家的反思与批判。伴随全球非殖民化运动推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西方文明优越论逐步瓦解。当前，“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多元现代性”等话语叙事进一步巩固，非西方世界逐步重塑现代化话语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实现系统性超越，形成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新动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引言
“现代”作为指称当前时代性质的术语，最早出现在公元6世纪晚期的拉丁语文献中。根据《韦氏词典》的解释，英文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于18世纪出现，此后，随着欧洲资本主义扩张、工业革命和社会结构变迁，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逐渐成为理解社会转型的重要概念。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欧洲思想家也曾提出过与现代化相关的思想论述，但具有广泛社会变迁含义且定义明确的现代化概念，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正式出现。美国学界、政策机构和基金会共同推动现代化理论研究，使其逐渐成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国家建设和制度选择的重要话语体系。同时，对现代化进程根本属性的反思、现代性概念的规范评价也随之形成。
现代化是人类追求的文明发展道路，本身具有不同的发展形态，在实践进程中呈现不同的特色。现代化话语叙事最早由西方塑造，西方长期垄断现代化的话语权与解释权。这一话语体系，不仅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社会科学为代表所塑造的狭义现代化，也包括更长时段内西方围绕“文明”“西方”“东方”“发展”“进步”等概念所塑造的广义现代化。其主要依托欧美对“文明”和“西方”两个关键性概念的构建，以及对西方文明优势地位的话语塑造与传播。其叙事逻辑与“文明和先进的西方”“野蛮和落后的东方”的叙事体系一脉相承，是西方宣扬自身相较于东方具备优越性和先进性叙事的延续。换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化理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学术范式，而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等级论、东方学知识体系、区域研究传统和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长期积累的结果。正是在这些话语资源的支撑下，西方逐渐将自身历史经验塑造为现代化的普遍标准，并把非西方社会置于“传统”“落后”“待发展”的位置。后发现代化国家关于现代化的自主叙事，正是在批判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全球范围内的反殖民和反霸权力量，历史性地解构西方中心论叙事，进而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积极根据本国国情，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形成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多元现代性”。中国依托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正团结全球南方国家共建现代化话语和叙事体系，展示出日益强大的话语影响力。
西方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的发展脉络
正确理解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的形成，需要追溯近代以来西方关于“文明”“西方”“东方”以及“发展”的一系列知识建构。广义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单纯指涉工业化、城市化或制度转型的中性概念，而是一套融合历史解释、文明分类、价值判断和权力关系的综合性叙事体系。其以西方自身的历史经验为基础，通过对“文明”与“野蛮”、“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进步”与“停滞”等概念的不断塑造，逐渐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解释框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狭义现代化理论，构成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等级论、殖民知识体系和全球霸权秩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化延伸。
从概念史来看，“文明”是理解西方现代化叙事的关键点。近代欧洲语境中的“文明”概念，并非单纯用以描述社会发展状态，而是伴随着欧洲对外扩张、殖民统治和自我优越感的不断增强，逐渐被赋予等级化含义。西方文献中记录的“文明”是欧洲推广其殖民扩张和霸权的产物，是英法等欧洲国家打造的一种强势话语，因此，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文明是一种政治建构。西方“文明”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756年法国思想家维克多·雷克蒂·米拉波（Victor Riqueti Mirabeau）的《人类之友，或人口论》一书中，该书把“文明”与“财富”“自由”并用，同时与“野蛮”“堕落”“压制”等概念相对应。在欧洲人眼中，海外殖民世界中的“他者”都是“野蛮”“落后”的民族，欧洲文明则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文明。“文明”概念本就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主体性的表达，这一概念天然需要参照对象，作为二分法和对立物的“东方”随之被建构，进而形成文明、先进、发展的“西方”与野蛮、落后、停滞的“东方”的对立关系。在此过程中，通过不断强化与“东方”的对立性与差异性，欧洲逐渐构筑起东方学的叙事体系框架。由此，“文明”便不只是一个文化描述的概念，而成为区分先进与落后、中心与边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重要话语工具。“文明”既是欧洲阐释自身优势的概念，也是欧洲证明其对外扩张正当性的工具。19世纪以来，“文明化使命”成为欧洲帝国主义的重要修辞。法国殖民话语中的“文明使命”、英国帝国话语中的“白人负担”，都以类似方式将殖民统治包装为对落后地区的启蒙和教化，将殖民地人民视作“半是魔鬼，半是儿童”。殖民暴力、资源掠夺和政治控制，由此被转换为所谓“传播文明”的历史责任。这种话语逻辑，深刻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狭义现代化理论关于“先进国家帮助落后国家发展”的叙事方式。
“西方”概念建构与“文明”如影随形。近代早期，其主要同欧洲基督教世界、古典希腊罗马传统和启蒙理性相联系；18世纪以后，随着工业革命、民族国家形成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西方”逐渐被赋予工业化、科学进步、自由制度和现代文明的象征意义。欧洲人为了彰显其经济、政治与文化优势，构建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以及“西方文明”的表述。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主要指英法等欧洲国家，彼时美国并未将自身归属于这一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德国被纳入“西方”，成为“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这一文明圈层随之进一步扩张。此后，美国开始主导“西方文明”概念的叙述与传播，依托其全球权力体系，赋予这一概念更强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一身份建构，根植于欧美对非西方世界的优势立场，美国也借此向全球输出自身的文明理念。“西方文明”一方面承载着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成就，包括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现代大学、法治制度、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等内容；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经过选择、整合和政治化处理而形成的建构性概念。西方现代化叙事正是通过这种概念建构，将欧美地区独特的历史经验阐释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发展道路。西方不仅将自身描述为现代世界的先行者，而且进一步将自身道路塑造为现代化的标准形态。由此，西方不只是地理上的区域，更成为一种价值尺度、一种历史方向和一种制度模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整体实力大幅衰落，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其曾积极打造的“东方学”逐渐式微。作为西方霸权承载者的美国，将欧洲殖民者和霸权者的叙事体系承接下来，并逐渐包装成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话语叙事。从内核来看，这套现代化叙事仍是西方原有叙事“换汤不换药”的延续，美国发展出来的现代化理论，其研究与作用对象仍主要面向不发达地区，即传统“东方学”所覆盖的大部分区域，其中心叙事预设仍是需要“现代文明”开化落后的“传统文明”，解决边缘地区国家的发展落后问题。这套理论继承了文明等级论的分析框架，美国通过加大对落后或不发达地区的支持，以此同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由此，美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并改造了欧洲殖民时代的叙事资源，将“文明与野蛮”的等级结构转换为“现代与传统”的发展阶段结构，将殖民统治的“开化使命”转换为发展援助、技术转移、制度建设和现代化改造的话语。美国现代化话语不再直接宣称殖民统治的正当性，而是以反贫困、促发展、援助落后地区和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为名，塑造一种看似中立、科学、进步的发展主义叙事。其将美国和西方社会置于现代化的终点位置，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描述为尚未完成转型的传统社会。
从政策层面来看，1949年杜鲁门在其第二任总统任期内提出的“美国全球战略四点行动计划”，是现代化话语政策化的重要起点。他提出，美国应当将科学进步和工业技术成果用于“未开发地区”的改善和发展。与早期殖民话语相比，“第四点计划”强调援助、发展、技术和合作。其预设一个基本结构：美国和西方拥有现代知识、技术和制度经验，非西方世界则是等待援助、指导和改造的对象。
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大学研究机构和基金会在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等人推动经济增长研究，其创建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经济增长委员会，以及创办的学术刊物《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成为战后发展研究的重要平台。1951年6月，该刊编辑部在芝加哥举办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认为，使用“现代化”一词界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较为恰当。这一转变意味着，“现代化”逐渐从描述欧洲历史变迁的宽泛概念，转变为解释第三世界发展路径的社会科学范畴。
从理论上看，经典现代化理论既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变迁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又借鉴了社会学家涂尔干关于社会分工和社会整合的理论，还受到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理性化、官僚制和新教伦理研究的影响。与此同时，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分析理论为现代化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学框架。不过，现代化理论真正成为冷战时期的强势发展叙事，与一批美国社会科学家和政策知识分子的理论建构密切相关。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在《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所有社会大体都要经历传统社会、起飞准备、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高消费时代五个阶段。这一理论之所以具有巨大影响，并不只是因为它提出经济增长阶段模型，更因为其以“非共产党宣言”为副标题，明确将自身置于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竞争的位置。罗斯托试图证明，非西方国家并不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发展，便可以在资本主义市场、外部援助和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中完成现代化。
与此同时，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白鲁恂（Lucian W. Pye）等学者从传播学、比较政治学和政治发展理论角度，进一步扩展了现代化理论。
应该看到，现代化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影响深远的理论体系，并不只是因其服务于美国霸权。这一理论确实回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国家面临的一系列真实问题，包括如何实现工业化、如何建立有效行政体系、如何扩大教育和医疗、如何整合民族国家、如何推动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如何扩大政治参与并维持秩序等。对于许多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而言，发展、增长、国家建设和社会动员确实是迫切议题。现代化理论因构建出一套简洁、系统且具有政策可操作性的解释框架，得以广泛传播。但这一理论把美国和西欧塑造为现代化的终极形态，并未充分厘清西方现代化本身与殖民扩张、奴隶贸易、资源掠夺、帝国战争和全球不平等之间的历史关联。
西方现代化叙事的危机与变革：从后殖民和后现代批判到多元现代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现代化理论建构和话语批判两种叙事始终结伴而行：西方国家持续采取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话语叙事进行包装，对发展中世界进行资源收割与秩序塑造；发展中世界则不断加强对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批判，努力打造自身的现代化叙事。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本身就发轫于对西方文明观念、东方学等一系列概念的反思和批判，这一过程解构了西方现代化叙事的基础，推动了对多元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
西方现代化知识生产受到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的系统解构。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内部已开始反思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线性历史观和抽象普遍主义。一些西方学者以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为基础，发展出后现代理论，例如，邓恩·蒂普斯（Dean Tipps）批评现代化理论过于笼统，不能完全解释所有的现代化社会现象。这种批判动摇了现代化理论作为客观社会科学的自我定位，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现代化概念背后的价值预设和权力关系。
后现代主义西方学者通过质疑人类知识的本质，动摇了以西方中心说为主线的世界历史的根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一批聚焦弱势群体研究的学者，被称为后殖民主义学者。后殖民主义学者进一步对西方支配东方的整套话语体系展开系统质疑，尤其关注殖民统治与东西方对抗关系如何塑造二者秩序结构，以及东方主义对人类历史、哲学和科学的塑造作用。其中，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对东方学的批判具有基础性意义。萨义德认为，“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立其实并非完全体现在地理上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建构。他系统拆解了西方是如何以一种刻板的、居高临下的方式建构东方的。萨义德的理论立场，是对东方学体系进行全面解构的代表性成果。阿尔及利亚学者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认为，西方现代化话语是殖民暴力的文明伪装，把殖民统治美化为“文明开化使命”，国家独立后，本土精英复制西方模式，延续文化依附与精神异化。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和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等后殖民主义学者进一步揭示，西方现代性并不是一个纯粹中立的文明进程，而是与殖民统治、知识霸权深度交织的历史产物。由此，现代化问题不再只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也成为“谁来定义发展”“谁拥有现代性的解释权”的问题。
发展主义承诺在第三世界实践中失灵。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通过工业化、市场化、教育普及、政治制度建设和价值观转型，便可沿着西方道路逐步实现现代化。然而，许多亚非拉国家在政治独立后，并未如现代化理论所预期的那样顺利走向繁荣稳定发展阶段，反而长期面临经济结构单一、外债压力增加、贸易条件恶化、工业化受阻和国家能力不足等问题。这促使一批来自拉美、非洲和世界体系研究领域的学者，将研究重心转向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本身，批判经典现代化理论将发展困境简单归因于非西方国家内部传统因素的解释方式。
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率先对这一范式展开系统性批判。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从中心—外围结构出发，指出国际贸易体系并不是平等交换体系，外围国家长期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极易因贸易条件恶化陷入不利地位。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进一步提出“不发达的发展”命题，认为不发达并不是传统社会尚未现代化的自然状态，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过程中被生产出来的结构性结果。这一观点直接挑战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关键假设——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不只是“尚未现代”，而是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被置于依附性和边缘性位置。非洲思想家对现代化叙事的批判，则从历史维度和权力结构揭示“不发达”的历史根源。加纳学者克瓦米·恩克鲁玛（Francis Nwia Kwame Nkrumah）认为，新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独立国家主权是假象，西方通过经济控制、债务、援助、文化霸权，迫使前殖民地走依附性现代化道路。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在《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中论证道，非洲的贫困并非因为缺乏现代因素，而是欧洲资本主义通过奴隶贸易、资源榨取和对非洲分工形态的暴力重塑，系统性剥夺了非洲自主发展的可能性。在这一基础上，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提出“不平等交换”与“脱钩”论，认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必然导致价值从非洲向中心区转移；因此，非洲的现代化不应盲目接轨，而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与全球资本逻辑的“脱钩”，转而建立以满足本土群众需求为导向的经济体系。
世界体系论，则进一步将这种批判提升到全球历史结构层面。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从世界体系的视角，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进行反思。他认为，国际体系的金字塔结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不公正的国际财富分配格局，堵塞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之路，“致使这些国家越来越难以出现现代化理论所许诺的假以时日必见成效的现代化前景”。沃勒斯坦指出，边缘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上移，尽管可以改变体系内不同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发展状况，却无法从根本上终结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相反，这种局部跃升只不过是变相增强和巩固世界体系的力量，在客观上维护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长期来看，发展中国家要真正实现现代化，须以建立公平公正的新世界体系为根本路径。
新自由主义话语赋予现代化理论的叙事动力日渐衰减。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金融全球化进程加速，新自由主义以新一轮现代化叙事包装的身份重新登上全球意识形态舞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确立了美国的单极霸权。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论”一度盛行，西方自由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被宣称是人类政治经济制度演进的终点。福山宣称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是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终点，西方模式是唯一现代、进步、稳定的选择，非西方国家必须全盘西化。
新自由主义现代化叙事与早期经典现代化理论之间存在连续性，也存在差异。这一叙事不再强调国家主导的工业化、社会动员和政治发展，而是更突出自由市场、私有产权、金融开放、贸易自由化和制度趋同。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联手推动自由市场、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多党制，在这一话语下，这些措施被视为唯一的现代和进步模式，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IBRD）贷款、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向全球南方国家强制输出。然而，拉美债务危机、非洲结构调整困境、苏东转型阵痛、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均暴露出这一模式的严重局限。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接受结构调整和市场化改革后，不但没有摆脱依附性发展困境，反而出现产业空心化、债务加重、公共服务削弱和社会分化加剧等问题。由此，西方现代化叙事的实践合法性再次受到冲击。
进入21世纪，全球现代化话语的变革进一步表现为多元现代性、去殖民现代性和全球南方自主发展话语的兴起。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特提出多元现代性理论，认为现代性并非西方独有，而是在不同文明传统、历史经验、文化基因中展开的差异化形态；非西方社会可在保持自身文明主体性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世界存在的多种现代性，彼此平等、相互借鉴、和而不同。这一观点打破“单一现代性”的迷思，为非西方世界探索自主发展提供重要学理支撑。去殖民现代性理论代表人物米格诺洛等认为，西方现代性与殖民性、种族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共生，非西方世界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必须摆脱知识殖民、话语殖民、心理殖民、制度殖民，重建本土历史主体性、文化主体性与发展主体性。
与上述理论转向相呼应，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上升，它们推动现代化话语从西方中心向多主体建构转型。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七十七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等机制，始终强调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和全球治理民主化。这些主张虽不构成单一理论体系，却共同反映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叙事的不满，以及对自主发展道路和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追求。现代化不再被理解为对西方制度和价值的被动接轨，而逐渐被重新表述为各国基于自身历史条件、文明传统和发展阶段进行自主探索的过程。
危机下的西方文明自我反思与“文明复兴”话语叙事的出现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发展严重受挫，既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判断，也呼应了汤因比关于西方文明发展具有周期性的观点。此次危机在西方内部形成负面传导，美国的经济危机延宕至欧洲，触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此后，难民危机、英国脱欧、能源危机、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冲击接踵而至，欧洲难以重现二战后一体化进程的繁荣景象，在世界格局与多极化中的存在感逐渐减弱。民粹主义和非建制派政治力量两度掌控美国行政权力，奉行“美国优先”和“交易主义”外交逻辑，进一步侵蚀跨大西洋两岸关系的合作基础。西方文明的衰落不仅体现为欧美各自面临的危机，更反映在重大危机来临时，跨大西洋联盟内部关系的松动。与此同时，个别西方国家转向内顾，西方集团走向涣散。在这一背景下，21世纪的西方世界再次将西方文明的衰退纳入讨论议题，探讨应对之策。全球南方国家对复兴自身文明的诉求日益强烈，文明复兴论成为新的国际性话语叙事竞争的焦点，进一步消解西方对文明的话语权和解释权。
对西方文明的反思，集中体现在《2020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提出的“西方的缺失”叙事，这一概念用以描述西方文明在内部凝聚力、外部影响力方面的多重危机。报告指出：“一个分裂且部分地区日益不自由化的西方，似乎正逐步退出全球舞台。”慕尼黑安全会议参会者认为，西方理念只有在行动者持续践行个人自由、民主与法治时才能得以维系。但这种理想状态恐难持续，主要表现为内部极端政治势力的崛起、应对传统安全能力的减弱以及国际秩序塑造力的下降。报告称：“全球范围内深远的权力转移与快速的技术变革引发了一种焦虑与不安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的缺失’。” “西方的缺失”涵盖三大要素：其一，“西方”这一主体面临认同危机，即对西方的定义、边界以及主要价值等根本问题已产生分歧；其二，西方全球角色的相对边缘化，涉及西方在全球治理、经济主导地位和文化影响力等领域的优势持续收缩；其三，这种缺失引发的集体焦虑情绪，体现出西方内部对其在世界中的地位与未来发展充满深层忧虑。总体而言，这一焦虑也在验证百年变局的显性特征之一，即全球南方国家整体实力提升的大趋势愈发显著。美国作为当前西方文明的主导者，也在思考如何摆脱文明衰退的阴影，在推动世界新型现代化上有所建树。西方文明“联合自强还是自我发展优先”的争议，也在不断撕裂美国国内政治。
而2025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对西方文明的讨论再次推向高潮。在“推动欧洲伟大”部分，报告以“文明消亡”描述欧洲的深层危机，将移民、低生育率、身份弱化等问题视为文明存续的致命威胁，主张美国介入欧洲政治以“纠正轨迹”。这一表述，实际上点明了西方文明可能面临的整体性危机。报告指出：欧洲大陆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1990年的25%降至2025年的14%，报告将这一下滑部分归因于欧洲各国国内和跨国法规，削弱了市场创造力和勤奋精神。然而，相较于文明消亡这一更严峻的前景，经济衰退显得微不足道。欧洲面临的更广泛问题包括：欧盟及其他跨国机构的活动削弱成员国政治自由和主权；移民政策改变整个欧洲大陆并引发冲突；言论自由受限和政治反对派被压制；出生率急剧下降；国家认同感和自信心的丧失。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总体上希望欧盟摆脱萎靡的发展状态，成为跨大西洋合作的真正力量。报告强调，“我们愿支持盟友维护欧洲的自由与安全，同时重振欧洲的文明自信与西方认同”，“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欧洲纠正当前的发展轨迹。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欧洲来协助我们成功竞争，并与我们协同合作，防止任何对手主导欧洲”。
在西方文明体系内部，正形成两种探讨如何拯救西方文明的思潮：一是非自由和保守派群体。这一派认为，西方并非由自由民主价值观维系、向所有认同者开放的共同体，而是被种族、文化或者宗教标准所束缚的群体，要坚持保守主义，维系自身的文化传统，更聚焦广泛的安全问题而非发展效率问题。这种看法与西方是自由主义天堂和开放共同体的观念完全不同。另一派则认为，非自由主义在西方的崛起和民族主义的回归，让西方文明面临风险。这种威胁正在侵蚀西方文明的基础，以及其作为自由民主国家共同体的集体认同。这一派别坚持开放政策，认为开放移民带来的威胁较小，真正值得警惕的是西方世界正在背离自身标榜的原则，逐渐变得与传统意义上的对手趋同。他们对“民主制度的衰退”，以及针对法治、新闻自由的攻击日益增多的现状深表忧虑，并明确提出：对西方文明而言，最危险的并非其他大国的崛起或者周边地区的动荡，而是非自由主义的蔓延与西方集体认同的动摇。
两种流派不仅在思想上对立，在实践中也日益展开广泛对抗。非自由民主派借助西方文明的危机寻找发展机会，积极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自由派则批评非自由派民族主义者，无法为解决全球重大问题提出合适方案。然而，非自由派民粹主义者传递的信息却与大量民众产生共鸣，他们说：“不管是否认同，全球民粹主义都拥有清晰且具有市场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其核心特征是强硬立场、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美国优先’就是极具感染力的口号。”相比之下，捍卫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或多边主义，对普通民众的说服力明显不足，其主要缺陷在于忽视了民众的真实需求。目前，发源于美国的非自由民主浪潮正影响着西方文明，且日益深入渗透至欧洲和美国，它不仅促使非自由主义力量逐步壮大，还加剧西方文明内部的分裂，持续消耗着欧洲文明正在进行的修复努力。某种程度上，美国复兴西方文明的指导原则是保护，打击自由主义者，鼓励支持民粹主义力量，追求“让美国再次伟大”。其拉拢民族主义与非自由力量固守既有文明价值的做法，与文明发展大势相悖：封闭催生僵化，对立加剧冲突，并非脱困的正确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新一轮的关于现代化话语叙事竞争中，“文明”议题再度回归，成为讨论的主要载体和焦点。在大国竞争之格局中，文明维度的竞争正日益成为新的焦点。“西方缺失”与欧洲“文明消亡”的叙事，也反映出大国竞争从“军事、经济、现代化”层面向“文明”层面的延伸。美国试图通过渲染欧洲“文明消亡”，强化自身作为“西方文明唯一核心”的地位，与非西方文明形成对抗；而欧洲则希望通过破解“西方缺失”，重新找回文明话语权，在大国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也在追求新的“文明复兴”浪潮，借此发展各自的现代化并形成各自的话语叙事。在这一波话语叙事制高点的争夺中，中国成为新文明复兴叙事的主要引领者。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未来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包括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两个结合”、坚守文化主体性等。在这一浪潮引领下，土耳其提出新奥斯曼主义和复兴伊斯兰；俄罗斯提出文明复兴战略以及建设文明型国家等；印度则推出“文明型国家”身份来重塑国家认同、推动去殖民化、输出文化软实力，并在国际秩序中争取领导地位；一些中小型全球南方国家也纷纷在批判新殖民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恢复民族传统、弘扬历史文化、推动经济现代化为核心的文明复兴发展战略。“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西乱东治”的发展趋势，在新的文明复兴叙事大潮中体现得愈发明显。
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独立自主的话语叙事体系
西方现代化叙事的危机，是近代以来以西方经验为普遍尺度、以非西方社会为追赶对象的现代化解释体系，在知识基础、实践效果和道德合法性上的整体性动摇。后现代和后殖民批判、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多元现代性和全球南方自主发展话语，共同揭示一个重要事实：现代化作为文明发展的标志，并不存在唯一模板，发展中国家也不应被长期固定在被解释、被规训和被改造的位置上。在这一世界现代化话语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意义更加凸显。其并非简单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国家发展经验，而是在现代化的主体、目标、路径、价值和世界秩序观等方面，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叙事作出系统回应。
三大思想源流铸就原创话语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多重理论资源融通基础上的原创性话语体系。其理论建构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思想源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借鉴。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提供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深刻揭示，资本现代性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陷入资本无限增殖与异化劳动的深渊，造成了人的物化与深重的社会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坚持以劳动逻辑超越资本逻辑，通过扬弃私有财产的异化，追求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在世界历史的视域中真正释放了现代性的进步潜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提供深厚文明底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天下观念、和合理念、天人关系和大同理想，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重要文化资源，也为塑造世界范围内的多元现代性提供了新的话语源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原创性的根基。例如，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中的“小康”一词，源于《诗经》中百姓安居乐业的古典理想，在当代被赋予了中等发达水平，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意蕴。这种深厚的文化自信，构成中国话语叙事的精神内核。由此，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脱离中国历史文化的抽象现代化，而是在中华文明连续性中展开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吸收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开放的全球环境中兴起的，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吸收现代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等有益成果。工业化、市场机制、科技革命、现代教育、法治建设、公共治理和社会保障等，都是人类现代化积累的重要经验。中国式现代化并不否定这些成果，而是强调在立足国情和坚持主体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吸收、适应性改造和本土化运用。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具有完整体系。从话语叙事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围绕“谁来领导现代化”“现代化为了谁”“怎样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如何处理本国现代化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构建了一套逻辑清晰的叙事结构。在领导力量上，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这一点，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理论将市场机制、自由民主制度或资本力量视为现代化主要动力的解释方式。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口规模巨大国家的现代化，需要长期稳定的政治领导、战略规划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主体性基础。
在价值立场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经典现代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现代化叙事往往更关注增长、市场、效率和制度趋同，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共同富裕、社会公平、公共服务和人的全面发展纳入现代化评价体系。这意味着现代化不只是经济总量的增长，也不是少数群体优先受益的发展，而应当体现为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历史过程。
在基本特征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叙事框架。其中，人口规模巨大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分量；共同富裕体现其社会主义价值方向；两个文明相协调体现其对物质主义单向度发展的纠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其对工业现代化生态代价的反思；和平发展道路则体现其对西方扩张型现代化的超越。
在本质要求上，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内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突破单纯经济增长叙事局限，成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国际关系多个维度的整体性现代化理论。其所呈现的不是某一部门或某一领域的现代化，而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和文明形态更新相统一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系统性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集中体现为：在人类现代化发展史上，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主要预设完成了系统性超越，并在实践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叙事迷思。西方现代化理论长期将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作为普遍标准，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窄化为对西方的追赶和模仿。中国式现代化则充分证明，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人类现代化道路也不止有一种模式。各国完全可以依据自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走出具有自身特点的现代化道路。这一突破与多元现代性理论形成呼应，同时超越单纯理论层面的论证：中国式现代化以大规模、持续性的实践成果，验证了非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可能性。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西方现代化历史上，资本积累、市场扩张和利润攫取长期居于中心位置，由此催生贫富分化、社会撕裂和周期性危机。资本至上、两极分化内嵌于西方现代化的内在禀赋，与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锚定以人民为中心，把共同富裕置于现代化的重要位置，克服了西方因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社会撕裂与政治衰败。在减贫领域，中国以“精准滴灌”取代了西方失效的“涓滴效应”，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超过70%的力量，向全球南方证明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现实可能性。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扩张型和对抗型现代化逻辑。近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的现代化与殖民扩张、资源掠夺、战争征服和霸权竞争密切相连，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源起于德国、日本等国走上军国主义与武力争霸的道路，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中国深刻吸取传统大国崛起的历史教训，摒弃“国强必霸”的零和博弈逻辑，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同球共济”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为大国现代化塑造出不同于传统霸权更替逻辑的新叙事。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单向度、偏颇的现代化理解。经典现代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现代化叙事往往突出经济增长、市场效率和制度趋同，却相对容易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公平公正、生态环境保护和文明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则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强调现代化不是某一领域单独突进，而是社会整体结构的协调进步。这一叙事使现代化从单纯的经济社会转型概念，上升为文明形态更新的概念。
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批判吸收人类现代化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原创性理论与实践建构。其并非全盘拒绝西方现代化的一切经验，而是针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资本至上、两极分化、殖民扩张、文明等级论、零和博弈等历史弊端进行批判性超越。依托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融通，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既具有中国主体性、又具有世界解释力的话语体系。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建构，构成世界现代化话语从西方中心主义走向多元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中国实践回应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线性道路假设，立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回应资本中心主义；以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回应文明等级论；以和平发展道路，回应扩张型现代化逻辑。从理论价值来看，其拓宽了人类现代化的解释边界，从全球价值来看，其为全球南方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的话语资源和思想参照，在实践中凝练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6年第1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