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兴起和传统地缘政治回归叠加效应的影响下，技术地缘政治正在深刻影响国家的行为逻辑。美日韩合作也因此开启转型进程。三边合作逐渐将首要针对对象从朝鲜转向中国，将单一的军事合作扩展为以科技为核心的全领域合作；三边合作从传统的政府间合作模式向官方与非官方相结合的复合模式转型；三边合作的地理空间从东北亚向更广阔的地域和新兴领域延伸。受此影响，东北亚地区安全风险上升，中美关系的走向更具复杂性，区域和全球科技治理困境亦将加剧。鉴于中美科技竞争的过程复杂且漫长，政府和企业诉求之间张力较大，美国政府政策变数犹存，韩日之间的根本性矛盾难解，技术地缘政治主导下的美日韩合作虽将保持一定的惯性，但能否实现预期目标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关键词：技术地缘政治 美日韩合作 科技竞争 东北亚格局
近年来，在中美竞争、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下，冷战结束后全球化高速发展时代一度降温的地缘政治高调回归。然而，与过去不同的是，此次回归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传统地缘政治“改头换面”，正以“技术地缘政治”的新面貌呈现，并深刻影响各国的政策行为。作为美国在亚太盟伴网络体系中最重要支柱之一的美日韩三边合作，也在技术地缘政治逻辑的影响下，开启了转型升级的进程，并给中国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有鉴于此，本文以梳理从经典地缘政治到技术地缘政治的理论脉络为起点，系统剖析技术地缘政治逻辑之下美日韩三边合作转型的动因、表现及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三边合作的发展前景及其限度。
一、地缘政治学说的理论演进与技术地缘政治的出现
地缘政治学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支之一，也是国际关系学界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议题。早在2000多年前，不论是在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还是在东方文明的中心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先贤先哲在他们的著述中都论及了地缘政治理论的一些基本因素。但直至19世纪末，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Johan Rudolf Kjellén）才首次正式提出了“地缘政治”（Geopolitik）这一概念，进而开启了地缘政治学百余年的理论演进，其学术发展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诚然，奉行现实主义的逻辑、强调对空间的争夺是始终贯穿地缘政治学发展的主线，但不同阶段的地缘政治理论也带有各自时代特征的鲜明特色。
（一）经典地缘政治（19世纪末至冷战结束）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大多是从“人—境”关系、大战略、现实主义以及国际政治结构等不同视角来解读“地缘政治”概念，但本质上都是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对政治和国际政治进行研究，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国家是地缘政治博弈的主要行为体。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中的古典现实主义一脉相承，大都立足于国家中心论的视角，研判地理因素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对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存在一定忽视。二是对“地”的认知限于自然地理空间，带有鲜明的“地理决定论”色彩。无论是马汉（Alfred Mahan）的海权论、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陆权论、杜黑（Giulio Douhet）的空权论，还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的“边缘地带理论”、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大棋局理论”，他们对地理的理解不外乎陆海空三重自然环境，且强调自然地理对国家权力的决定性作用。三是最终目标是争夺关键的地理空间，建立战略优势。海权论主张控制关键水道，陆权论要求占领“世界岛”，空权论强调掌握制空权，“边缘地带理论”强调重视“边缘地带”，“大棋局理论”建议关注“战略支轴国家”，以上经典学说无不将控制重要的地理空间作为国家在国际政治博弈中克敌制胜的关键，并对近代以来英、德、苏、美等大国的国家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地缘经济（冷战结束至2010年前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国家间相互依赖加深的背景下，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开始受到诸如地缘经济、地缘文化和批判地缘政治等多元思潮的冲击，其中又以地缘经济的影响力最为深远。诚然，无论是承认国家主体地位，还是沿袭现实主义逻辑，地缘经济和经典地缘政治一脉相承，但也存在一些差别。首先，地缘经济在承认国家是主要行为体的同时，注意到非国家行为体的角色。尽管卢特沃克等仍坚持“国家中心主义”，认为国家是由领土定义的实体、经济力量的代理人；但部分地缘经济学家也指出全球化使国家不再是国际社会的唯一行为体，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正变得日益重要。其次，地缘经济在继承现实主义竞争与冲突逻辑的同时，亦关注国家间合作的一面。地缘经济虽然仍从属于现实主义范式，但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且冷战的终结又在某种程度上驱散了国家间对抗的阴霾，使地缘经济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竞合”色彩。再次，地缘经济的空间概念不仅限于地理环境，且被动的“地理决定论”让位于主动的“人地互构论”。“地”不再特指地理因素，而是民族国家以领土作为地理含义上的竞争单位。地理空间也不只包括陆海空等自然环境，还将附着其上的市场、族群等社会因素纳入其中。因此，“人—地”关系不再是单向度的人类被动受到地理空间的限制，而是相互建构，人类活动也改变着空间的面貌，重塑地理版图。最后，地缘经济的最终目标是争夺重要资源及产品的产地和市场，谋求经济主导地位。在地缘经济时代，资本取代了坚船利炮，市场渗透取代了海外驻军和军事基地，地缘工具从军事对抗变成经济竞争，国家不再以控制特定地理空间为目标，而转向关注相对经济收益和权力、资源控制权等。
（三）技术地缘政治（2010年左右至今）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权力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而几乎与之同时发生的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兴起，这场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半导体、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太空科技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加速了地缘权力的重新分配。此外，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大国竞争的加剧、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等使经典地缘政治再次回到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并与新科技革命紧密结合，产生了地缘政治理论的新形态——技术地缘政治，进而赋予国家权力新的内容。技术地缘政治依然没有脱离现实主义的范式，对经典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不少观点亦有所继承，但时代背景、权力形态等变化也赋予其新的特征（见表1）。
第一，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尽管国家仍是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但相较于地缘经济，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特别是科技企业、技术社群，由于它们是新技术孵化的主要摇篮，因而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新生力量，一些科技巨头甚至可以决定国家投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方式，重塑社会契约，影响大国博弈背后的全球环境。国家可以影响这些科技巨头，但同时也受到这些科技巨头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国家往往需要与这些科技巨头合作，形成“公私合作”或“公私合营”。
第二，国家的行为逻辑从地缘经济的“竞合逻辑”向经典地缘政治的“对抗逻辑”退化，“竞争”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主导面相。一方面，传统安全问题的回归对低政治领域合作造成了较大冲击，其零和属性使国家间合作愈发困难；另一方面，新技术全方位赋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使国家对权力对比变化更加敏感，大国间的竞争意识亦明显增强。在此情况下，科技大国根据不同领域技术竞争特点选择不同联盟组合，使冷战时代的集团政治、对抗逻辑“死灰复燃”，全球发展更加不平衡，地缘政治关系更趋错综复杂。
第三，地缘空间概念进一步“由实入虚”，网络空间、数字空间成为新的空间类型，改变着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平衡。尽管地缘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缘政治的自然地理属性，但技术地缘政治将与新兴技术关系更密切的网络空间和数字空间也纳入地缘空间的范围。这些新兴“空间”虽对地理环境仍存在一定依赖，但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传统思维。由于行为体的权力构成更多地由其在新“空间”中的权力分配决定，传统大国的力量对比与全球权力格局也因之发生变化。
第四，争取技术优势成为国家的主要目标。技术地缘政治既关系权力结构的重组，亦涉及经济利益的分配，但与地缘经济偏重经济利益不同，技术地缘政治更强调“技术权力”在国际竞争中的核心作用。由于AI等新技术从产业结构、社会服务、作战能力等方面提升了国家的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且技术的指数级跃迁不断拉大国家间发展的差距，因此技术成为影响国家间权力对比的关键变量，也成为大国间激烈竞逐的核心内容。它们采用增强经济能力和军事力量等内部措施，以及扩大同盟或削弱竞争者等对外措施，来遏制对手，确保或争取技术优势地位。
综上所述，地缘政治学说自诞生至今，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而在当下，技术地缘政治在继承传统地缘政治逻辑的同时，正将科技或知识视为最重要的权力来源，引领各国政府和科技企业、技术社群在陆、海、空、天、网、数字等多维空间展开竞争，全球和地区格局也将因此被重塑。不论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都在技术地缘政治的逻辑下采取相应的战略，或激烈竞争，或战术合作，或依附追随，最终目的都是确保本国在新科技革命中不落下风，并努力在世界格局重塑的过程中实现权力地位的维持甚至跃升。
二、技术地缘政治逻辑下美日韩三边合作的转型
美日韩三边合作始于冷战时期。1951年《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确立的美日同盟，以及1953年《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确立的美韩同盟，共同搭建起三边合作的基础框架。而1965年日韩关系实现正常化，则进一步补齐了制度短板，使三边合作跨越了整个冷战并在后冷战时代得以延续。从发端看，美日韩三边合作是基于经典地缘政治的逻辑，与冷战早期远东地区形成的中苏朝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相抗衡，构成以“海陆对抗”为特征的“南北三角对立”格局。尽管此后不久“北三角”就因中苏关系破裂而名存实亡，但美日韩“南三角”却持续存在。冷战结束后，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三边合作一度受到影响，美日、美韩同盟分别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前期出现过“漂移”的迹象，各种双边、多边自贸协定（如美韩FTA、TPP等）的酝酿和签署，也使三边合作被解读为带有部分区域主义色彩。不过，美日韩合作仍兼具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而近年来，在新科技革命兴起和地缘政治冲突回归的双重影响下，美日韩三边合作被赋予新的内容，并不断转型。
（一）三边合作转型的技术地缘政治根源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逐渐将主要战略力量从全球反恐转向亚太地区，开始专注于与中国的竞争。而日韩两国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且位于中美竞争的前沿地带，一直是美国的重要考量因素。然而，直到拜登政府时期，美日韩合作才在技术地缘政治的刺激下迅速升温，并向三边同盟方向迈进。
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使全球科技发展版图发生调整，美国需要依靠牢固的美日韩合作来巩固其科技霸权。第四次科技革命实现了数字空间、物理空间和生物空间的深度融合，相较于过去的三次科技革命更具颠覆性。然而，在此轮科技革命中，过去以欧美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发展版图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根据美国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BCSIA）2025年发布的《关键和新兴指数报告》，在新科技革命中具有代表性的五项关键技术（AI、生物技术、半导体、太空和量子技术）排名中，相较于欧洲，东北亚地区经济体的得分处于前列。尤其是在五项关键技术中最为基础、权重最大的半导体技术领域，东北亚较欧洲更具压倒性优势。因此，美国认识到若要在技术地缘政治时代“竞赢”中国，必须牢牢守住技术优势，控制东北亚这一全球科技发展版图中的“高地”。对于日韩两个技术强国，美国需要依托三边合作将其绑定在己方阵营，防止两国的关键技术流入中国，避免中国实现技术赶超。
第二，东亚内部产业结构发生变迁，日韩为确保在一些领域的技术优势，有意与美国加强合作。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的产业结构长期呈现所谓“雁行模式”，日韩两国处于“雁阵”的上游，与下游的中国形成明显的互补关系。但是，自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国十余年间的产业结构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多个重要产业已与日韩产生较多重合，如中日在电子、汽车、机械制造等行业，中韩在造船、石化、汽车、半导体等行业，都存在比较激烈的竞争关系。中日韩之间的产业关系已经从过去的垂直互补转向水平竞争，中国对日韩形成了明显的挤压效应。更令日韩感到焦虑的是，在新兴关键技术上，中国已经实现了对它们的全面超越。即使日韩两国内部的部分评估报告亦显示，中国已经对两国实现了技术反超。为了确保在一些领域的对华技术优势，日韩也有意靠向科技实力更加雄厚的美国。
第三，传统地缘政治回归刺激经济技术安全化思维在东北亚扩散。近些年来，乌克兰危机、中东乱局等传统地缘冲突的延宕导致各国在思考国家利益时更注重“安全和战略”，经济和科技政策出现“安全化”转向，竞争而非竞合成为主导逻辑。而东北亚地区本身仍存在较多的冷战残余，在此背景下，美国不断在地区内鼓吹“新冷战”叙事，推动经济技术安全化，以此左右日韩等国的政策。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沙利文（Jake Sullivan）称，美国不能为了经济效率而忽视国家安全，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华盛顿需要重新制定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受安全化思维影响，日韩在发展对华经济和科技关系时，竞争和避险意识日益突出，如日本的经济安保战略明显以牵制中国为目的，“经济安保相”的设置也是为了防止关键技术外流、缓解日本对中国的过度依赖。韩国也对中韩经贸合作产生越来越多的担忧，对华态度从获利期待转为技术警惕。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强化因此有了共同的观念基础。
（二）三边合作转型的表现
早在奥巴马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时，美国便有意推动美日韩合作的转型，但效果并不显著。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使美国和日韩两国在贸易、海外驻军军费分担等议题上屡生龃龉，三边合作亦未有重要建树。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三边合作重新定位，积极推动合作升级；日韩两国亦与之应和，使三边合作在既有基础上，开启带有明显技术地缘政治色彩的转型进程。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虽然其较拜登政府更强调“美国优先”，但三边合作机制及其背后的技术地缘政治逻辑仍得以延续。
第一，三边合作针对的主要对象从朝鲜转为“最大的技术挑战者”中国。美日韩合作本身带有“制华、压朝、抗俄”的三重目的，但自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朝核危机的爆发和发酵，三边合作的首要目标一直是应对“朝核威胁”，“中国挑战”虽也是考虑因素之一，但鉴于核问题的急迫性和美日韩对华威胁认知存在差异，重要性不及朝核问题。进入技术地缘政治时代后，鉴于科技在影响国家间实力对比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科技实力远胜朝鲜的中国成为美日韩三边合作更为严峻和长远的挑战。特朗普第一任期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提到，三边合作的首要目标是“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非应对“朝核威胁”。此后在拜登任内的美日韩领导人、外长等高官的共同宣言中，关于维护“印太”地区的秩序越来越多地被置于无核化之前，朝核问题有时甚至成为“印太”地区安全下的子议题。而美国推出“印太”概念的目的就在于遏制中国，以上情况的出现反映出“朝核威胁”与“中国挑战”二者在美国外交战略中重要性的变化。此外，经济和科技合作成为美日韩三方合作中讨论越来越多的议题。2023年8月，在戴维营举行的三国领导人会谈后发布的《戴维营精神》《戴维营原则》和《协商约定》三份文件中，经济和科技合作的内容已经明显超过了朝核问题。可见，制衡科技实力愈发壮大的中国已超越制衡朝鲜，成为美日韩合作的首要任务。
第二，三边合作的领域从军事安全合作转向以科技为核心的全领域合作。过去，不论是美日同盟、美韩同盟，还是美日韩三边合作，主要内容均聚焦于传统军事安全问题。但是，受技术地缘政治的影响，三边合作的范围从军事安全不断向包括经济、科技、意识形态等在内的全面合作扩展，其中又以科技合作为新亮点。一方面，美日韩三方着力在经济和科技合作上进行制度建设。拜登政府之前，三国之间的定期性协商机制是副外长战略对话，讨论的主要议题只是朝核等传统安全问题。拜登执政后，美日韩除了领导人、外长、防长的定期会晤机制外，积极推动三方经济安全对话，重点讨论量子、生物和太空等新兴技术合作以及半导体、关键矿产等供应链安全问题。此外，三方还增设了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产业部长会议机制，分别围绕金融和产业合作展开磋商，进一步为经济和技术安全合作提供保障。另一方面，美日韩三边经济和科技合作具有鲜明的“中国指向”。与传统安全合作以“制华、压朝、抗俄”为主要目标有所不同，经济和科技合作基本围绕中国展开。在战术上，美日韩通过呼吁反对中国“经济胁迫”、炒作中国“产能过剩”、部分领域对华“脱钩”等方式来对中国进行技术出口管制，弱化相关产业合作。同时，三国还通过共同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 4）、共同参与“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和“资源与地缘战略参与论坛”（FORGE）倡议、共同支持“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具有鲜明排华色彩的多边机制，推动对华“去风险”，遏制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提升。
第三，三边合作模式从传统的政府间合作向多元复合模式转型。由于技术地缘政治时代最重要的权力（技术权力）并非由国家垄断，科技企业、技术社群等非国家行为体也参与权力的分享，因此在美日韩合作转型的过程中，除政府间合作外，“官方+非官方”的“公私结合”和非官方的“私私结合”的合作模式日益活跃。在“官方+非官方”合作方面，在政府引导下，日韩企业加大赴美投资力度。例如，2025年，日本软银集团与美国财政部、日本财务省之间初步沟通，倡议设立美日联合主权财富基金，在科技与基建领域对美国开展大规模投资，且软银此前亦表态将向特朗普政府的AI开发项目“星际之门”投资5000亿美元。2022年，三星集团也响应韩国政府号召，向美国政府承诺在美建设包括2纳米芯片在内的最先进工艺生产线，并在2024年对美投资370亿美元。此外，三国政府也积极为科研机构、企业合作提供平台，如《戴维营精神》中就承诺推进三方国家实验室合作，扩大联合研发和人员交流。而私营部门的合作是美日韩合作转型中的新亮点。三国积极利用企业、高校、智库等社会力量，弥补政府在资源或技术层面的短板。例如，韩国崔钟贤学术院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为落实戴维营会谈精神，在2024年举办了由30名三国精英参加的“三方科技领导人培训”活动，围绕AI、半导体、网络安全、生物技术及其他新兴技术进行人员培训。2023年，IBM公司也与三国知名高校启动“量子劳动力”项目，计划在10年内培养4万名量子科技人才。此类非官方合作与传统的官方合作有机结合，推动美日韩三方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全政府、全社会合作模式的成型。
第四，“美日韩+”成为三边合作超越东北亚的地理界限，向更广阔空间拓展的新途径。过去，美日韩三边合作仅聚焦于传统安全，活动范围基本限于东北亚地区。然而，随着三边合作向以科技为核心的全领域拓展，其合作的地理空间范围亦超越东北亚地区，并以“美日韩+”的方式向“印太”乃至全球层面拓展。一方面，“印太”地区成为美日韩科技合作和标准推广的实践场域。在《戴维营原则》等文件中，三国政府表示愿联合并支持“印太”域内国家，基于“相互信任、尊重相关国际法律和标准”，合作推动“开放、可及、安全的科技发展”，以三方的“发展标准实践和规范”，指导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发展、使用和转让，实质就是要掌握“印太”地区技术及标准的制定权。另一方面，在半导体、关键矿产、AI等领域，三方拉拢“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地区，在“美日韩+”的基础上打造多边机制，试图垄断技术、掌控全球技术标准。例如，美日韩与中国台湾地区共同组建Chip 4，意在控制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美日韩与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组建MSP，意在控制全球关键矿产供应体系，限制中国在全球关键矿产治理中的话语权；美日韩与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欧盟等在第二届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上发表关于全球AI治理的《首尔宣言》和《首尔声明》，强推美西方主导的治理路径，以“美西方共识”取代“全球共识”的意图明显。可见，通过“美日韩+”的方式，三边合作在自然地理空间上远远超出了东北亚地区，而且有意掌握数字等新空间的全球领导权。
（三）三边合作转型的影响
近年来，技术地缘政治逻辑驱动下的美日韩三边合作不仅在机制建设上日益完善，而且带有越来越浓的“牵制中国”的色彩，充当了美国在“印太”地区通过小多边机制制衡中国的“急先锋”，对东北亚地区格局、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科技治理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东北亚地区安全风险上升。近十年来，由于朝核危机升级、中美竞争加剧和乌克兰危机爆发，美国增强了与日韩的军事同盟关系，使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出现新变化。既有的地区安全格局只是承袭经典地缘政治的逻辑，体现为安全上的对峙。然而，技术地缘政治驱动下的美日韩合作转型，使美日韩日益成为一个包括安全、经济、科技在内的具有特定排他性的政治集团。如果说三边合作过去只限于对中俄朝实施安全牵制的话，那么现在则转变为集军事遏制、经济“脱钩”和技术封锁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立体型体系，“制华、压朝、抗俄”色彩更加鲜明。在此背景下，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风险上升。
第二，中美关系的走向更具复杂性。美日韩合作是一种非对称结构，处于权力优势一端的美国主导着三边合作的走向，中国与美日韩的互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然而，美国主导下的美日韩三边合作已进入一种“准同盟”的阶段，不仅聚焦军事安全，还要增强在经济和技术层面的联动，目的就是在大国竞争中“竞赢”中国。美日韩技术合作引起中国的高度警惕，时任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对戴维营峰会进行回应时曾指出，“当前，亚太地区呈现两种趋势。一种是加强团结合作，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另一种是煽动分裂、对抗，企图复活冷战思维，美英澳、美日韩、美日印澳等各式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就是代表。”与此同时，中方也加强了对美日韩三边“技术围堵”的反制。例如，对原产于三国的进口聚苯硫醚征收反倾销税，对与稀土相关的原材料、设备、产品、技术等多个方面收紧管制措施。然而，中国的这些措施被美日韩解读为“技术攻势”，致使三国和中国之间的互动关系陷入技术上的“安全困境”，由此，中美之间发生战略误判的风险明显上升。
第三，区域和全球科技治理的成本上升。美国在美日韩三边合作转型的过程中不断推动经济和科技议题“安全化”，加强与日韩在供应链重塑、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科技交流管制等领域的协调，试图强行割裂东北亚国家间原本十分密切的经济和科技联系。日韩两国对美国主导的合作倡议采取“贴”“靠”“助”策略，而对于中国主导或参与的倡议则采取“等”“拖”“拆”策略，呈现出美日韩合作优先于中日韩合作的现象。这使东北亚地区日益分裂，增加了科技治理的成本。与此同时，东北亚又是当前全球科技发展版图中最重要的区域，在AI、半导体、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领域具有显著优势，某种程度上掌握着全球技术和标准制定的话语权。东北亚地区这种科技发展态势，不仅会降低科技创新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且会增加治理成本，造成资源和制度损耗。
综上所述，在技术地缘政治时代，美日韩三边合作正从军事安全合作向以科技为核心的复合型、全面性合作转变，且大有向正式的三方同盟演化的态势，其对东北亚地区甚至全球格局的影响都不容小觑。然而，2025年以来，美、韩、日三国先后发生政府更替，三边合作面临的变数陡增。在此情况下，未来美日韩三边合作是否会继续沿着技术地缘政治的逻辑演进以及如何演进，便成为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议题。
三、美日韩三边合作转型的前景与限度
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2025年6月，李在明就任韩国总统；2025年10月，高市早苗成为日本新任首相。美、韩、日三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会对美日韩三边合作造成一定冲击，尤其是具有强烈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倾向的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使美日韩三边合作充满不确定性。不过，美日韩三边合作也有一定的惯性，目前来看三边合作较为稳定。总体而言，美日韩三边合作虽然会发生波折，但仍会沿着技术地缘政治逻辑继续前进。
首先，从动力来看，包括美日韩三边合作在内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小多边机制的发展仍颇为强劲。2025年，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延续了拜登政府时期加强美日韩三方合作的政策，三国举行了外长、防长和参谋长会议等定期会晤。这意味着特朗普第二任期虽然在贸易、关税、军费分担等问题上与日韩采取“一对一交易”的政策，但仍会继续推动三边合作向纵深迈进。特别是技术地缘政治逻辑下的美日韩三边合作重视构建排华的科技小圈子，企图在“印太”地区牵制中国，这些正是强调对华科技竞争的特朗普所乐见的。
其次，韩国李在明总统未如外界预期地那样调整对日关系，而是表现出坚守三边合作大局的姿态。过去数年美日韩合作能够一路“高歌猛进”，与韩国前总统尹锡悦主动淡化韩日历史矛盾，改善双边关系有密切联系。李在明执政后，美日两国都担心其会“旧事重提”，动摇三边合作大局。但李在明在就职演说中强调要加强韩美日合作，首次外交出访也一改率先访美的旧例，先访问日本，再前往美国，并在访日期间发表韩日联合新闻公报，重申了坚持三边合作的重要性，这不仅打消了美日对三边合作前景的顾虑，而且使韩日关系改善与美日韩合作巩固之间形成了互补互济的关系。
再次，新兴产业领域的技术突破或将为三边合作注入创新动能。2025年7月，麦肯锡发布的《技术趋势展望》报告指出，AI革命、计算与连接前沿、尖端工程三大领域的13项技术发展趋势，正以协同效应推动各行业创新，刺激着世界主要国家出台国家级战略计划，并增强彼此间的技术合作与协同创新。在此背景下，2025年10月特朗普在亚洲行中，分别与日韩签订《技术繁荣协议》（TPD），促进三方独特的科技生态系统合作，协调监管和技术标准，加快研发进程。鉴于量子科学等技术突破可能带来的重大产业和战略价值，美日韩正在搭建从政府协议到产学研协同、从人才培养到供应链共建的多层次合作路径，并加速先进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形成官产学一体化互动的闭环，为三边合作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动力。
最后，美日韩国内民众支持三边合作，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社会氛围尚未明显扭转。三边合作的发展与巩固与支持其的社会土壤密不可分。在技术地缘政治时代，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韩，不少民众都对中国科技实力的壮大保持警惕，认为中国对关键供应链的稳定构成“威胁”，对华保持负面观感。即使美日韩三国国内政局发生变化，但这种氛围并未改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5年春季发表的民调显示，美国受访民众对华持负面观感的比例为77%，而日本和韩国更是高达86%和80%，且42%的美国受访民众、53%的日本受访民众和33%的韩国受访民众认为中国是本国的“最大威胁”。这种对华认知成为推动三边合作的重要社会基础。
但是，制约三边合作的因素依然存在。首先，中美科技竞争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技术地缘政治逻辑驱动大国围绕争夺科技优势而展开激烈竞争，各国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发生分化。日韩之所以选择与美国强化三边合作，固然有被中国在科技领域赶超的焦虑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其相信美国相对中国仍具有科技优势且会长期保持。例如，大部分日本智库虽表面上不赞成在中美科技竞争中“选边站队”，但实际上却在涉及国家安全及尖端科技领域倾向于追随美国。韩国《中央日报》2023年的一份专家调查亦显示，83.3%的受访专家认为美国在科技竞争中占优。不过，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在许多前沿技术领域，主要国家几乎同时起步。尽管美国较中国有一定优势，但BCSIA的评估报告也指出，全球科技权力格局呈现比较典型的“两极化”态势，美国的优势地位并不明显。2023年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的先进技术表现指数（简称“汉密尔顿指数”）显示，在十大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中，中国有七个产业的产值领先世界，先进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也比美国高70%。中美科技竞争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若未来出现日韩预料之外的反转，那么将会动摇三边合作的基础。
其次，政府的战略考量和企业的利益诉求之间存在一定张力。技术地缘政治时代，除主权国家外，科技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也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力量，美日韩三国政府对华进行技术打压和封锁，离不开国内科技企业的支持。然而，政府和企业看待科技议题的视角存在差异：政府谋求国家层面的宏大战略利益，排除和遏制竞争者，带有比较浓厚的“安全化”思维；但对企业来说，盈利仍是核心目的，很难不顾经济利益、一味配合政府的安全战略。日韩两国的许多科技巨头，如东京电子、NEC、三星、SK等在华均有较大投资和市场，对华存在相当程度的依赖。而美日韩三国政府基于战略考量，试图让这些企业逐渐撤离中国、赴美投资，但在美国劳动力成本和其他生产成本无实质变化、相关产业配套亦未齐备的情况下，企业的这种转向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例如，韩国三星电子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斥巨资建立的半导体工厂由于难以找到客户，不得不推迟竣工并延缓采购工厂设备。有统计数据显示，日韩科技企业的对华市场依存度依然较高，如三星2024年对华出口总值同比增长53.9%，而东京电子2023年下半年在华营收更是超过40%，是企业整体业绩的重要支撑。若三边合作推动的对华技术管制、市场“脱钩”和产业转移迟迟无法给企业带来预期利润，甚至造成亏损，那么政企矛盾的发酵不免影响三边合作的后续升级。
再次，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仍是三边合作内部的重要变数。虽然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美日韩三边合作上基本继承了拜登政府的政策，但美日、美韩关系未来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美日虽然在2025年7月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美国将日本输美产品的税率定为15%，但钢铝产品50%的关税未涵盖在内，且日本还要放宽汽车、大米等产品的进口限制，使日本国内产业界对贸易协议的后续执行和影响充满忧虑，民间也不乏反对之声。韩国则面临特朗普政府更多维度的压力，尽管李在明顺利访美，但两国首脑罕见地未发表联合声明。同时，对于韩方希望重谈2025年7月签署的韩美贸易协议，特朗普直言这并不意味着首尔能够得到任何东西，并且当面向李在明提出希望韩方把驻韩美军基地土地所有权交给美方这一前所未有的要求。可见，美韩首脑会谈“融洽”的表象下，暗含两国之间在经贸合作、同盟转型等方面的巨大分歧。从资本市场反应、学者评论与民众舆论来看，未来美韩合作的实质效果也远未明朗。
最后，韩日关系仍是三边合作中的最大短板。尽管李在明在访日过程中释放出较多善意，但是韩日历史争端由来已久，若要解决绝非朝夕之功。由于李在明在首次访日前表示不会推翻关于慰安妇和强征劳工问题的协议，因而遭到国内支持者的强烈反对，由693个市民社会团体组成的“韩日历史正义和平行动”举行记者会，公开敦促李在明政府推动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和赔偿。当前韩日两国政府背后的支持者在历史观问题上存在较大认知鸿沟。支持李在明的韩国进步派强烈要求日本对历史问题进行反省和道歉；而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是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曾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甚至否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罪行，其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较石破茂明显后退，韩日两国因此再起龃龉的风险增加。李在明目前虽能以较高的支持率保持韩日关系向好发展的态势，但一旦民意支持率下跌，基于稳定基本盘的考量，韩国政府恐会“旧事重提”，韩日关系届时又将面临考验，进而影响三边合作。
因此，就目前来看，由于美日韩三国新政府并未更改前任政府加强三边合作的既定方针，且三边合作的内在动能依然强劲，因此美日韩合作在一段时期内仍将维持一定的惯性。但是，大国科技竞争充满不确定性，美日韩三国国内政治中的掣肘因素也远未消除，基于此，三边合作未来能否持续发展甚至迈向正式的三边同盟，尚需时间的检验。
结 语
当今世界正在新科技革命风起云涌和大国地缘竞争如火如荼的背景之下进入技术地缘政治时代。行为主体的多元化、竞争意识的回归、地理空间概念的扩展以及知识权力的凸显，使技术地缘政治成为影响国家政策行为的主要逻辑，美日韩合作也因此开启新一轮转型过程。从三边合作转型的进程和特点看，其针对中国的色彩增强，合作的范围扩展，方式日益灵活多元，对华压力也明显加大。三边合作的外溢效应不仅推高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风险，增加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而且提升了全球和地区科技治理的难度。一年多来，尽管美日韩三国均发生政府更替，但三边合作依然表现出一定的韧性。不过，受中美科技竞争的走向、政企诉求之间的张力、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和韩日之间难解的矛盾等多重因素制约，三边合作转型的前景尚不明朗。恩格斯曾提到，“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并非是大国用来维持霸权、打压对手的工具。因此，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在灵活应对美日韩技术围堵的同时，倡导科技的合作性、中立性，弱化技术地缘政治的竞争逻辑与零和色彩，以开放、包容和协作的姿态，携手亚太国家在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寻找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地缘冲突的良方，为共建和平、繁荣、稳定的区域秩序贡献正能量。
注释略
张弛，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国际展望》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