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发起“一带一路”这样大型的倡议不免引起许多争议，其中有关中国是否成为新殖民主义帝国，以及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是否属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等问题，经常成为辩论的焦点。本文借镜中国在非洲的援助与投资经验，指出中国在非洲的作为，相较于西方的殖民强权而言，并没有更具掠夺式积累，反而因为中国的崛起，许多发展落后的国家得到了援助而免于被西方国家垄断控制主权。如果中国能够回到1949年以来的第三世界的精神，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限制，同时避免利用例外空间的形式进行经贸投资，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将可能成为中国反思自我历史，并提出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体系之外的方案，进而建构新时代下的新天下主义的契机。

关键词：“一带一路”　天下体系　第三世界精神　南南合作　例外空间

一、导论：“一带一路”作为响应2008年经济危机后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

2008年的资本主义危机是从它的核心——美国纽约爆发的，之后通过金融全球化造成全球性的灾难，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来拯救自己，但同时也造成各国的经济衰退。事实上，2008年经济危机也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那些相信以美国为范式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霸权，甚至如知名政治学者福山所宣称的历史终结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被质疑，特别是许多前殖民地在独立之后所面临的发展落后，以及文化冲突激荡所产生的恐怖攻击，更加速了人们对于既有世界秩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疑虑。

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随后，2014年习近平正式引用“新常态”来描述当前中国经济趋缓的现象。按中国的说法，新常态的重点在于重新达到一种平衡，中国的经济可以多样化（避免集中于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力密集或资源密集的产业），找到一种可持续成长的方式（而非只是高污染、耗能耗碳的经济成长模式），以及使利益能被较为平均地进行分配。对于中国而言，从1978年到2011年，整整33年几乎每年的GDP成长都在10%以上，因此，过去这三十年采取的相对忽视劳动与环境条件的快速工业化模式，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借着危机调整发展模式。中国不仅在国内的区域之间要寻求平衡，在国内外经济之间也要寻求平衡，希望能将落后地区发展起来，同时也通过中国资本、企业走出去的方式，在国际上找寻投资机会，借此进一步带动国内的需求。无疑，“一带一路”对中国内部而言，具有解决过剩产能所需市场的重要目标，这也是一般论者所着眼的部分，也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谓经济危机下进行空间修补的策略。除此之外，“一带一路”对中国而言，还具有资源获取（特别是油气与矿产资源合作）、战略纵深开拓（将沿海的工业化扩及或迁移到西部内陆，借以调整战略整备）等目的。

再者，“一带一路”还有其重要的国际战略目标。它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一带一路”将贯穿亚欧非大陆（见图）：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将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由此可见，在战略上，“一带一路”是中国在试图经济整合欧亚大陆，这也势必对美国在亚太的力量造成排挤。“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而言，不仅能对冲掉美国主导的试图孤立中国而推进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伙伴谈判），还能有机会使其抢占全球贸易新规则制定权。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以国内外的港口为支点建设，推动各种规格的自贸协议谈判，在国内，特别是一旦上海自贸区试验成功后，就可以以上海（含宁波、舟山）和泉州湄洲湾港的超级深水港为依托建设国际中转港，真正带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掌控国际贸易主导权、定价权和资源分配权。中国在主动加速主导区域经济整合，提升自身的区域经济影响力。

当然，中国这样公开宣示其战略目标，是有风险的，同时也与传统中国奉行的韬光养晦的策略大异其趣，不免有许多人质疑为何要做此改变，是否中国只是“虚胖”，过度扩张自身的实力，或者甚至只是部分“鹰派”借机扩权的说辞。实际状况并不清楚，但中国从2010年开始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等政策，都引起了许多疑虑，特别是对于美日——在战后长期建立亚洲霸权的帝国而言，中国的默默崛起，引起的疑虑则更多。这种状况事实上给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带来了猜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有关国际援助与投资这种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动作上应该强化论述并提供一套完整的计划蓝图，借机提出论述，寻求对话，这才是今天面对美日同盟建立亚洲架构进行围堵的正面作法；相反的，继续韬光养晦，不说而做，只会增加更多的误解与无法对话的困境。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正面论述的开始，值得肯定。

总的来说，根据2015年中国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与商业部等三部委发表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为”（以下简称“愿景文件”）所示，“一带一路”涵盖65个核心国家，覆盖面积约5539平方公里，约占全球总面积的41.3%；惠及46.7亿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66.9%；区域经济总量达27.4万亿美元，占据全球经济总量的38.2%。“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两端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东亚、欧洲经济发展势头较好，而中亚、中东地区经济增长相对缓慢；产业分工协作不合理，但是彼此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一带一路”涉及的65国中发展中国家居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普遍较差，提升空间巨大。很多国家缺水、缺电、缺道路，他们之间交往不够顺畅，发展差距很大。例如，愿景文件也指出2013年卡塔尔人均GDP达9.4万美元，而阿富汗人均GDP仅为665美元。这样的企图当然也就进一步强化了中美战略的博弈。

公平地说，“一带一路”是美国的经济与国际政治霸权面临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之后，强化对中国的围堵所引起的中国的转守为攻。特别是2008年经济危机美国把全世界经济搞得乌烟瘴气，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靠着依赖中国廉价劳力以及大量外汇存底才逐渐避免危机扩散，而美国一旦慢慢从危机中脱困，立刻回神要稳定它的霸权结构，这包括在东亚进行所谓的“亚洲再平衡（PTA）”，建立以亚洲为轴心的地缘政治，以及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地缘经济计划，将之作为冷战表面终结之后新的围堵中国计划。在此背景下，中国“一带一路”的出发点是反制美国而以联系欧亚，并没有违反它宣称的不称霸原则，这一 点应该要被理解，而不是简单加以批评。但是，具体的发展，仍然要看中国的外资在第三世界的发展状况来加以检验或评估，以及“一带一路”计划所标举的目标与规划而定。

二、包容的天下？

“天下体系”这一由赵汀阳教授所提出的中国式国际关系思考，强调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是一个建立在礼仪秩序之上、崇尚仁爱与和平的思想体系，是以文明教化作为处理与周边国家民族互动关系的准则。如同赵汀阳（2011）指出， 其中天下无外，即通过以一种“无立场的眼界”（从世界视角去思考这个世界），我们就能“饱满地和完备地”、“无外”地理解各种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也因此，世界的统一将导向世界的和平与和谐。相对于这种和谐共处的天下观，有些质疑者认为天下秩序以中国王朝为中心完美地在历史上行之有效，这些倾向可以说是一种基于需要而对历史进行的误读，比如天下秩序在历朝历代的表现上存在差异及多样化特征，有些质疑甚至认为天下秩序倡导者只是在呼应当前中国和平崛起的态势。

天下观的具体实践则是朝贡体系，进一步体现在这一互惠与阶层化的中国与周边民族关系。中国的王朝在相当长时期为提出和实践天下秩序做出了显著的努力，但它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在于一种供需关系：中国在强大的时期为周边提供物资交换和制度合法性的保障，周边为中国提供文化心理上的满足，借此东亚自然形成了传统的国际关系。如同滨下武志（2009）所说，中国的天下秩序与朝贡制度的关系是一种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朝贡可以变化，有强有弱，甚至可以主从颠倒，也可以从政治关系退化为经贸关系，而作为共识的文化层面的天下秩序却难以取代。

问题是这样的天下体系与当前中国和周边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互动，不论经贸、政治以及社会文化面向，能提供何种视野与观点？是否能够为赵汀阳教授认为的具有真正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与当前中国崛起所面对的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或者社会文明霸权的抗衡，提供一些可能和解共生的路径？其中“一带一路”的战略提出，会是天下体系的可能对话吗？尤其是如何使“一带一路”成为包容的全球化的构造？特别是海上丝路所涉及的许多东南亚与中南半岛地区，都是传统朝贡体系中的王国，随着民族国家体系的霸权而逐渐兴起的疆界利益，造成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混杂着传统的文化、贸易相依，但同时又有现代民族主义的想象以及所带来的冲突。下面我们将具体检视“一带一路”的内涵与发展的可能，并且试图与天下观进行对话。

通过过去三十几年来的经济成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的成长极（growth pole），并且不断进行产业升级，这样的过程一方面让西部内陆地区得到了承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机会，也可以让其他GDP较低的国家进行结构调整以减少贫穷，并带来发展的机会。“一带一路”可以说既能解决国内产量过剩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带给本国内陆欠发达地区或者贫穷邻国以发展机会。尤其通过建设道路、港口、机场、铁路、电力、天然气和水的基础设施，可以协助这些地区、国家的产业发展。同时，中国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互惠机制，来建立他们对中国产品的市场依赖，以及中国获取原材料的稳定来源。

这样的改变代表着中国地理发展策略的改变。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主要以沿海作为发展基地，以美国和东亚邻近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伙伴（与竞争者），但随着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南亚、中东与北非，甚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与中国的贸易量从1992年的3.6％增加到2000年的7.2%，再进一步到2014年的15%，就预示着一个可能改变贸易的地理策略（Liu & Dunford，2016）。同时，在东亚与太平洋这边中美之间的冲突经常是零和的游戏，这使得相关国家通过军事同盟或者经济组织来互相较劲；而相对的，在欧亚这边，除了印度与中国有边界争议以外，其他的国家基本上与中国都没有冲突的危险，同时，美国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这两个反恐的重要地区需要中国协助稳定政局（王缉思，2012），这都使得中国“一带一路”的西进策略，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欧亚地区具有一些挑战，这包括复杂的国家关系（例如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边界争议，巴基斯坦的国内政局不稳、跨国犯罪），和分离主义、种族、宗教以及派别的冲突、宗教激进主义，贫穷以及落后发展，中国的介入将使其产生疑虑。因此，中国必须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行为者，寻求互利，并要对环境保护、人民就业提供具体的保证，才有可能让这样的地理发展战略的转向成功。

当然，这样的战略也跟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开始扮演的新角色——从资本的主要接受者转变成为对外投资者，有很大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每年外资投资成长率高达27.8%，这比同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成长率15.2%要高出许多，中国利用外资取得新的管理技术以及新的科技，借以创造新的产业并且对既有的产业进行升级，以改进效率。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加入WTO后，在2001年到2008年之间，贸易的年度成长率上升到23.5%，换言之，每3.5年就达到两倍成长，但是外资的成长率却下降为10.8%。而随着外贸不断增加，外汇存底巨额成长，中国开始增加对外投资，在2006年到2014年之间，对外投资成长率高达23.7%，而贸易与外资对中国投资成长率分别只有11.8%以及8.3%。（Liu & Dunford，2016）因此，可以说，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开始了对外资本全球化的阶段。

从中国的对外投资上看，投资高度集中在亚洲，2014年占了68%，其中香港占了亚洲的84.8%。（Liu & Dunford，2016）香港一般被认为是中资对外的上市窗口，之后的转投资无法查到，如果将香港排除，那么中资的投资就非常平均地分布在各大洲，尤其是拉丁美洲，以及非洲，在这个意义上，中资的投资具有全球南方对南方的投资特色（Yeung & Liu，2008）。当然，由于这些地区政治常常不太稳定，这也增加了中资对外投资的风险。

根据联合国《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这种南南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更加明显。例如，巴西的对外贸易中，除了与发达地区的贸易占42%，与拉美其他国家占22%以外，剩下的36%都属于洲际南南贸易，同一报告也预测到了2050年，南南贸易投资会超过一半，这包括一些全球最大规模的并购活动，都围绕南南轴线在进行，包括中石化（Sinopec Group）对西班牙、巴西等国家的投资等。这些新兴的南南投资贸易在一定意义上，有别于之前南北贸易的不对等，或者全球北方富裕国家对南方国家的资源控制与剥夺。然而，真正发展的具体状态，却需要被检视，这也是中国作为资本输出大国面临的规范。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成长与巨大的人口，都使得中国成为能源的消费大国。根据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在2016年6月出版的针对全球能源使用的统计报告（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2014年，煤炭占中国能源消耗的66%、石油占18%、水利能源占8%、天然气占6%，而这些能源消耗的53%依赖进口。为了保障能源供给的安全，中国必须与上游的石油或天然气供应者建立策略性伙伴关系，因此，必须签订许多供应合同。其中，欧亚地区的能源供应是中国高度依赖的来源，但地理上又远离中国，需要穿越许多国家，利用油管运输，造价非常昂贵，因而必须就风险评估达成协议。

因此，在“一带一路”的计划下，沿线地区的油气运输信道项目获得特别的重视。比如，继2014年9月开工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塔吉克斯坦段后，中俄天然气东线管道中国境内段于2015年6月正式开工。同样在2015年，由中国设立的丝路基金与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一体化项目的最大股东诺瓦泰克公司签署框架协议，投资购买这个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9.9%的股份。（谭浩，2015）这也是丝路基金2014年12月注册成立后在油气领域投资的第一单。这些项目具有明显的“公共”属性。除了被认为可以加强中国能源供给安全的因素外，显然投资这些油气运输工程还具有加强与特定国家合作紧密性的政治考虑。而相关天然气工程的实施还肩负提升中国能源结构、改善环境质量的任务。

实际上“一带一路”反映了中国在进入2012年后所谓的新常态经济，面临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提振国内消费，并且减少对传统经济依赖的问题。可以说，“一带一路”就是作为进行国际合作、达到深化开放经济这些目标的主要工具。根据国家发改委提出的视野与行动方案，指出了“‘一带一路’是要以区域合作的精神提升全球自由贸易的体制，借以提倡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高效率的资源分配以及深化市场整合，进而共同开创一个开放的、包容的以及均衡的区域合作网络，以寻求新的国际合作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模式”。正如同欧美发达国家建立国际贸易体制来提倡它们的贸易与对外投资，从中国角度来看，也希望利用“一带一路”进一步发展其全球化目标，透过与欧亚地区国家、东南亚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援助，建立对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同时改善这些国家的基础建设，进而减少贫穷，这是一种包容的、双赢以及均衡发展，同时也是国际南南合作的新典范。

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包含了中国有关国际合作的新思维，并且也显露了中国在促进全球发展上，扮演更积极角色的企图，但对于既有的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架构而言，这并不新鲜。只是中国的倡议，不单单是利伯维尔场主义的发展，相对的，国家的角色更为重要，才能使贸易与投资扩增所带来的利益能够分散出去，在这其中，基础设施的建设非常重要，因为其所扮演的角色，能将不同地区的人民结合起来，互相交流沟通，不仅具有经济学上公共财的意义，更重要的，借由基础设施的兴建，才能真正将社会发展中的文化交流精神带动起来。这些基础设施往往耗时甚久，同时必须与当地政府，甚至不同团体进行协商，因此个别私人资本来进行会有很大挑战，而重担就落在国家资本身上，也就是央企。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带有外援的意涵。

实际上，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对非洲有更多的直接援助，而且在过去三十年援助也没有停止。“一带一路”在操作意义上更接近海外援助。现有的行动方案包含将近七十个国家，这些国家无论是在东南亚还是中亚，大部分都处于收入较低的发展阶段。最缺少的是基础设施，很需要海外的直接投资，但是又不具备吸引海外直接投资的制度条件。中国由于对外有长期的援助，对这近七十个国家的投资加起来占到过去总的海外投资近20%的水平。但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的投资都很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国家投资的风险十分大。

如果分析过去的案例，大多数在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而且以央企为主。这跟过去的对外援助的基本战略，包括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的目标是吻合的。从这点上看，“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会创造更多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民间企业可能参与的积极性不是那么高。所以，至少在未来10年，基础设施的投资还是主流的投资，而企业层面上的并购可能不是主流。

尽管“一带一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能达到解决国内过剩资本、产业升级、区域均衡，以及确保能源供应等多层目标，并借以深化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然而，这项耗资千亿以上美金、耗时三十年的开发计划，在执行上遇到了许多的质疑与挑战，也因此对其前景有不同的评估，特别从被投资国家角度而言，地缘政治的相关疑虑与期待，始终环绕着这个超大型的跨国合作计划，甚至有人称之为21世纪亚洲版的马歇尔计划，这将是下一节所要讨论的。

三、“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经济

由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PTA）的军事策略，以及TPP的地缘经济策略，造成在冷战之后对于中国的新围堵策略，中国也因此被迫突围。如同重要的地缘政治学者艾格纽（Agnew，2012）所说，以中美大国博弈来合理化美国的PTA战略，其实是夸大了美国本来在欧洲大西洋的部署，也夸大了中国的军事政治的影响，因为中国除了经济发展外，其实对于军事战略并没有太多、太清楚的目标，除了强调领土、安全与主权的说辞外，在执行上也一定程度上守住了不称霸、不干预别国内政、不搞扩张的原则。因此，除了钓鱼台、南海之类的领土争议外，中国并没有大的地缘政治战略。吊诡的，在美国这些大的战略架构下，逼出了中国抗衡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架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有其地缘政治的一面，虽然中国官方可以对此保持低调，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纷争，但中国势力会因此进入欧亚地区，这一曾经被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视为世界中心的地区，也是大英帝国能否延续的主要战略要地，也是苏联以及美国冷战的两大强权占领失败的战略要地，也因此，看得出来这个地区的政局不稳，以及对外来势力的极端排斥，使得中国的布局面临一定的风险。但是，由于地理区位以及产业特点，相对而言，中国仍有成功的机会，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中国是新丝绸之路国家的主要市场，无论是矿产品还是石油，中国都是主要的买方市场，属于主要的需求方；其二，中国经济的连年高速增长，为中东国家资本提供了很好的投资市场；其三，中国是世界性的消费品生产大国，而中国的优势产品恰恰也是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所急缺的商品；其四，中国长期以来没有介入当地的战争，目前在世界上属于和平的力量，相对容易为该地区错综复杂的各种势力所接受。因此，现在的中国，实际处于最有利的陆权地位，只要中国自身战略正确，是有机会在地缘政治上取得优势位置的。

当然，这同时也会引起中亚、南亚各国对于中国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掌握政治经济控制力保持警戒，而这又跟前述的“一带一路”由国家主导的对外投资有关，正是由于其所具有的合作本质，“一带一路”涉及的双方或多方原则上享有平等地位，这决定了无论任何计划设计都面临着对等的谈判过程。仅此一点，就决定了当前“一带一路”有某种程度一厢情愿的可能。例如，如何保证其他新兴经济体会欣然接受中国递出的橄榄枝？这些所在国又何尝不从自身利益出发，多方押宝，避免成为中国地缘政治布局下的棋子？也因此，如何顺利实现本土化是“一带一路”面临的重大挑战，无论是“一带”还是“一路”，涉及的各国都仍在探索符合本国的发展道路。面对不同国家之间差异颇大的具体国情，很难想象能存在单一计划满足所有差异性的需求。因此，即便是这些国家都愿意参与其中，如何保证合作许诺的愿景会顺利实现？特别是一旦计划在最初出现挫败，很难保证后续的合作会持续下去。最后，海外输出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冲突不可忽视。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地位已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如何巩固和强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力，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战略问题。“一带一路”这种国家主导的计划，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遇到意识形态的冲突。而这种源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抵制，恰恰是最需隐讳的原因，或许是直到最后都无法找到合作出现问题乃至最终失败的原因。因此，这种国家主导的性质一旦摆在了台面上，意识形态的暗流就会开始在台底下涌动起来。

其实，中国早就在欧亚地区，包括中亚各国、巴基斯坦，甚至斯里兰卡等地进行经济投资，“一带一路”只是将进行中以及规划中的投资援助整合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带一路”并没有那么戏剧性，也无须因此论断中国霸权在欧亚地区的崛起，此外，中国与欧亚国家“16＋1合作倡议”，也就“一带一路”相关计划的协调整合进行了讨论，所以这样的忧虑不能说没有，但不需要夸大。特别是中国在募集一千亿美元的亚投行，让其他六十几个国家都参与到这个大型计划之中，以中国设立的四百亿美金的丝路基础设施基金来看，亚投行设立一方面可以让多个国家参与，分摊风险；更重要的是，中国始终奉行多边主义，这样可以降低其他国家的疑虑，并且也孤立了没有加入亚投行的美国。从这点看，也很难推断中国在“一带一路”背后建构霸权的企图。

除了有关地缘政治的顾虑之外，“一带一路”真正产生一些冲突与争议还在于地缘经济效果的扩散与否。理论上，中国的投资应该可以扩大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但这方面受到了限制。很多时候，中国通过政策性银行提供巨额软贷款的条件之一是，相关项目要由中国企业及中国劳动力来实施。虽然这并非中国特有的融资方式，但这样做已经引发了部分中亚民众对中国投资的不满。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已经在利用“当地含量要求”抵制上述条件。在技术上，土库曼斯坦要求一个项目70%的劳动力要来自当地，而乌兹别克斯坦要求中国企业只能委派管理人员，不能使用中国工人。但在现实中，并未严格遵照此类规定。

中国提供给中亚的官方贷款的条款缺乏透明度，也可能加剧该地区的经济脆弱性，特别是考虑到北京方面的贷款在接受贷款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比重。例如，2015年底，中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债权人，该国总外债36亿美元，其中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余额近13亿美元。在这些经济结构早已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不断扩大的债务缺口或将加剧国内贫富分化，还可能鼓励不公平竞争行为。以上种种都说明了中国扩大在欧亚地区的投资，本身宣称的具有协助所在国脱贫而增加对中国消费的互利潜能，有可能因为分配的不平等，而无法实现，甚至恶化了所在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而这一切，就更提供给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机会借此削弱“一带一路”这种具有南南包容性国际投资援助计划的正当性。投资当然不可能是无私的，但中国的愿景在理论上的确可以支持当地居民提升繁荣水平的经济议程，关键在于如何进行这种升级版的国际援助计划。

总的来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无疑将成为学界一个重大的争议——这到底只是一个新的帝国争霸，还是只是中华帝国主义的崛起？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对中亚、东南亚乃至非洲的投资援助，是否是一种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合作新形态？中国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援助的状态，在什么意义上有别于已经盘踞这些地区百年以上的（后）殖民状态？坦白说，目前“一带一路”许多内容还处在规划阶段，那么我们可以借镜作为参照审视的也就是中国至今在这些国家或地区所进行的外援或投资的样貌，特别是中国对非洲这一长期被认为深受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之苦的地区国家的投资，这是最好拿来检验中国资本与国家所扮演之角色的实践。

四、例外空间作为国际援助策略？

根据中国学者徐小红（2014）的研究，中国对外援助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就一直在进行。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前，奉行第三世界主义，中国对于许多落后国家，包括朝鲜、越南，以及亚非拉国家，进行经济与技术援助。从1971年到1975年，中国的对外援助额达230亿元人民币，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46个国家建成援助项目达560个。这一时期的外援形式以经济和技术援助为主，主要包括援建成套项目、提供各类物资、进行技术和人力资源合作以及派出援外医疗队，资金来源多为中方的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这样的对于弱小国家的援助，曾经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大哥的中国，秉持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彰显了与西方帝国主义为了自身利益掠夺而进行的国际援助的天壤之别。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促进经济建设成为中国的主要任务，对外援助也逐步成为推动对外贸易和投资的经济外交工具。援外与国内经济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国企业和市场资本的参与也日趋活跃。此阶段的外援工作，经济功效逐渐凸显。这其中还包括为了削弱“台湾当局”的国际活动空间而进行的邦交援助。

最后，随着冷战结束，以及中国日渐强大的综合国力，新的对外投资援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慢慢展开。一方面，债务减免成为中国援助的新管道。为了切实减轻贫困国家的债务负担，21世纪的头十年，中国政府先后六次宣布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到期无息贷款债务。据统计，到2009年底，中国已经与50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债务380笔，达255.8亿元。2010年到2012年，中国又免除了坦桑尼亚等9个重债穷国16笔，共计金额14.2亿元的债务。（徐小红，2014）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通过援外“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成为新时期中国外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随着在对外援助中的参与日益全面和积极，中国企业成为援外项目不可或缺的执行部门。同时，加强中国与受援国企业的“合作共赢”，真正做到援助对两方都能带来实际效益，也成为外援的核心要求。这三个阶段可以说呈现出了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变化，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出发，到慢慢转向国家政治、外交利益以及经济发展作为外援的主要考虑，这样的转变使得“一带一路”倡议很难不从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经济的角度来审视。

就现实政治来看，中国要让自身的国际地位提升，甚至成为真正的大国，或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2016）所说，“一带一路”可以提供与美国这种以私人企业利益为考虑的外援模式之外的另类模式，就如同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对照，那么，问题就在于这样以国家主导的发展就真的可以提供另类的模式吗？对于落后地区，如欧亚地区或者非洲地区，中国的介入当然可以提供不同于过去殖民地母国的另一种发展选择与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对抗美国、日本的地缘政治经济围堵为出发点，但站在南南援助的角度，我们应该给予支持与鼓励，不需要如同许多美国、日本智库那般只为了巩固既有的美日政治经济霸权，而加以轻蔑，或者视为另一种殖民主义。而能否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召唤中国共产党过去所具有的第三世界的精神，可能要更具有批判性。

在这样的关怀下，对于中国目前外援的形态，需要加以审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黛博拉·布罗蒂格姆（Deborah Brautigam，2009）指出，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就业、培训人力资源以及便利技术交流等渠道，中国的发展援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她也在研究中指出，当前中国的外援太受到自身发展经验，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美国、日本对中国的援助形态的影响，以至于经常以协助所在国用圈地的形态，以开发特区（经常以经贸合作园区为名，例如埃及的苏伊士经贸合作园区）作为经济发展的策略，用中国的工人、技术来开发，往往与本地的经济没有太大的链接，他认为这种非洲的“深圳经验”造成的政治经济，甚至社会的问题，都将折损中国的外援计划。

换言之，这种以例外空间形态进行工业化的经验或许可以让经济快速地追赶上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流行，越来越多这种例外空间作为实验自由化（或者市场机制）而存在，这使得中国的外援可以在一种不被当地许多复杂政治经济条件的干扰下进行，但是这样的特区如果没有随着时间发展而与地方经济政治进行接轨，往往会成为飞地，甚至导致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损坏人权的项目。中国的特区经验是在一种特殊政经结构下进行的，其他的国家不见得有这样的条件，这可能使得例外空间成为寻租、贪腐的空间，从而影响中国外援的效益。

不过，根据黛博拉·布罗蒂格姆与清华大学的唐晓阳针对中国在非洲的特区研究（Brautigam & Tang，2011）指出，这些园区越来越跟随国际劳动与环境标准，尽管还有许多可以改善的地方，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空间不完全是密闭的，而是接受了一些国际相关NGO的规范，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应该更积极地与国际NGO合作，确保在相关规范上使当地的劳动与环境得到较好的发展。总而言之，要避免为了自身利益而导致相关国家人民与环境受伤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才能避免新殖民主义的指责。这需要中国去超越民族国家的利益，惟有如此，才有可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与欧美的帝国主义的掠夺进行区隔，从这个意义上看，或许中国应该重新把过去的天下朝贡体系如何在新的地缘政治经济脉络中得到实践的可能性，好好省思一番。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当然很难没有其地缘政治的部署，但不应该只是重复欧美帝国的老路，想要取而代之，而要提供一套能够追求共荣同时也能彰显大国地位的体系，这是中国超越美日既有霸权地缘政治想象的可能，也应该是中国崛起对全人类新的国际秩序的想象与贡献。无疑，“一带一路”就是这样的契机。

五、讨论：一些可能性与限制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批评者不少，主要原因来自于中国长期韬光养晦、不争辩的政策造成许多真实的，但也可能是夸大的疑虑。其中有几点争议，特别需要进一步讨论，或许可以进一步厘清中国这一倡议的意义，以及限制。总结来说：中国的“一带一路”（以及目前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非洲的外援投资）倡议在一定意义上撑开了这些国家寻求外援的空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西方国家垄断与控制，同时也拥有一定的讨价还价空间，对于这些长期被西方孤立或边缘化的国家而言，中国的资金与援助打开了其发展的空间，因此，“一带一路”具有包容的天下体系的潜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目前中国的外援就一定可以达到如此，关键还在于中国能否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回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第三世界精神——发展中国家相互支持合作、共同繁荣的政策。

首先，与美国或者欧洲这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在进行外援与投资时，相当一致地秉持不干预内政的政策，少有提出附带条件的投资或外援。这种带有条件的方式，经常是西方国家强加于这些欠发达国家的纾困条件，要求进行结构性调整，甚至介入内部不同政治力量的纷争，目的在于扶植一个亲西方（或者至少意识形态接近）的政权，这些介入还经常以人道介入（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的说辞进行。然而，这种介入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内部政治权力的斗争，往往造成复杂，甚至非预期的社会与经济混乱，使得原本的经济秩序与政治体制无法控制，而产生更大的人道危机。在近期的北非，包括突尼西亚、埃及以及利比亚，乃至最近的叙利亚，都可以看到这些老帝国假借建立民主政权之名，造成当地的混乱与悲剧（利比亚是最为血淋淋的悲剧）。中国对外政策所建立的不干预的准则，相对而言，合乎万隆第三世界精神。有论者会说不干预不见得就是对的政策，干预有时可以避免人道危机，例如种族屠杀，这是国际社会越来越一致的共识。确实，中国也在修正完全不干预的政策，例如，2003年在苏丹达尔富尔（Darfur）地区的暴力，虽然最后联合国认定不是种族屠杀，但是死亡超过45万人，中国在当时也支持联合国介入。但总的来说，基本上不干预是中国的主要政策准则，只有当人道危机迫切而明显时，才会支持介入，这是与西方帝国主义在北非、东欧造成许多的政治混乱与经济萧条，从中获利或弃之不顾的状态，显然不同的。

与此相关，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常常因为不干预内政而被认为支持独裁者，甚至引起西方主流媒体的攻讦，例如2007年《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攻击中国援助非洲基本上只是在支持一些流氓国家，不民主的、腐败的以及丰富资源的政权（Rogue Aid）。但是这样的批评并没有真的检视中国外援的现况。首先，非洲国家经常不是西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外援的主要对象，因此也使得中国的援助越来越重要。其次，特别是放在跟其他OECD国家在非洲的外援比较，根据长期研究国际援助，而且经常针对中国在非洲投资援助批评的研究机构“AidData”2015年出版的综合性报告，也不得不承认在总结中国与西方OECD国家从2000年—2013年所援助的非洲国家的政权性质（从独裁到民主），可以发现，基本上支持的对象在政权性质上不分轩轾[1]，并没有中国偏向独裁贪腐政权，西方国家就只支持民主开放政权的事实。中国并没有特定偏好，但基本上与海峡两岸在非洲的金钱外交有系统性相关，也就是中国大陆会特别选择在政治上（例如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中国特别强调认同“一个中国”）跟他们一致的国家，不论民主政权与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西方号称民主阵营的外交政策上，没有太大差异，当然，这也是中国会被诟病的地方，因为只是提供给非洲国家在争取外援上多一个选择，使其可以周旋于中国和西方之间，寻求比较有利条件，但中国并没有像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那样，将对外援助视作抵抗全球帝国主义的一环，这种替代性外援的可能值得中国在进行“一带一路”倡议时省思。另外，中国通过商业机制，尤其是国企的投资，如前所述，以例外空间形式来进行，相对的就着重于商业利益，特别是自然资源的开采，往往造成许多劳工、环境的争议，包括贿赂贪腐的指控，这是中国要走出去但要走一条与西方殖民不同道路时，需要思考的严肃课题。但是，将中国说成比西方更加支持贪腐政权，不过是西方帝国围堵中国的说辞，在实际经验资料上站不住脚，严海蓉（Yan Hairong）与索德曼（Barry Sautman）2013年的研究也清楚地指出像《人权观察》（Human Right Watch）这类西方普世人权的倡导者，经常带着偏见利用以偏概全的叙事，成为压制中国崛起的政治论述。

另一个相关的议题则是，中国的援助到底是否是南南合作，还是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并针对新帝国主义著书批判的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说只是中国进行资本修补的策略？毫无疑问，对于中国的资本输出，当然是解决中国资本过剩危机的一种手段，也是全球资本循环的一环，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中国没有脱离世界体系，而是运用这个体系发展甚至崛起，那么空间修补的说法就具有一定的真实。然而，这样的资本输出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的差别，可能还在于有关投资对象以及是否存在着不等价交换机制，是否存在着互利共荣的可能。如前所述，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或援助，极少有附加各种“结构性调整”这种要求开放市场的条件，同时也较多投资在当地的基础设施，相对扶植本地的产业借以换取资源矿产的提供。这与西方殖民式的通过援助或贷款将当地市场变成囊中物，并且通过借贷获取高额利息，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恶性循环的螺旋而万劫不复的方式，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尽管，目前“一带一路”不是之前万隆精神下的穷国帮助穷国，中国也确实借由“一带一路”建立了地缘政治经济的优势，但是这种相对低利润的贷款与援助，逐步地扶植当地产业，甚至开放中国自身市场的方式与传统的南北关系大异其趣，具有某种程度的南南合作的互利潜能，这应该也是中国过去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友好关系的历史遗产的作用。虽然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越来越困难脱离掠夺性发展的法则，但显然不能简单地由于资本的扩张与修补，就将中国与西方国家等同看待成为“新帝国主义”。

归根到底，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除了目前越来越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外，确立一套文明论述的软实力，或许应该是中国在韬光养晦之后面对世界的重要姿态，这样的姿态跟“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息息相关，也跟中国超越民族国家（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的天下体系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很大的挑战，也关乎中国能否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过往康有为式的将天下变成世界大同（类似无疆界的全球化）在现实里成为空谈，完全无视民族国家认同与地缘政治的问题，而梁启超式的将中国变成一个民族国家的方式，则过于注重民族主义的构建，忽视了民族主义可能会更加削弱中国文明价值的普世性。天下体系以文明国家自诩的国际关系哲学，一旦缺乏备受钦羡的文明或者文化价值观，就很难作为当前复杂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纠结的国际关系的准绳。尤其中国从清末以来，极力地进行现代化，不再自视为文明大国，取而代之的是学习西方的知识与制度，包括学习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姿态，这种以民族国家作为现代性的学习，加之更多的国际组织的参与，使得中国像西方国家一样运作国际关系，以个别民族国家利益为核心进行博弈，特别在与周边国家进行的种种贸易、政治与军事的互动中，就往往带来许多的紧张与冲突。旧有的天下文明治理与周边关系的方式，慢慢被民族国家的利益所取代。而中国的崛起又因为威胁到既有的国际霸权，更被质疑以及围堵。对部分中国学者而言，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利益为核心参与国际的竞逐，就变成从清末以来复制西方现代性的一部分，也就表现在中国要走出去参与国际组织与事务上。然而，这种带着强烈民族国家的利益，甚至民族主义的姿态，去与邻近周边国家交往，往往会带来更大的质疑，或许中国自认为只是跟随西方现代国家的脚步，批评中国称霸或者殖民主义，显然并不公平。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主义显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与抗拒，特别是在美国新的特朗普政权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变得更具有冲突性。因此，中国有心要借由“一带一路”建构新的大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显然需要一套可行的治理模式，或许应该另辟蹊径来探索中国随着国力越来越强大，如何走出去参与国际共同合作开发并形成国际关系的新范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果回头看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经验，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天下文明，或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帝国主义的帝国”，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精神，作为大国协助其他小国的第三世界主义，便成为中国国际化的一种可能的替代方案，而我认为这也是“一带一路”的时代意义：不仅只是中国走出去参与国际的计划，解决自身与全球性经济过度积累的危机，更重要的是，中国可以反思自我的历史，并提出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体系之外的方案，进而建构新时代下的新天下主义。在这样的意义上，“一带一路”所展现的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的硬实力，更是中国倡导包容的国际化的软实力！

参考文献、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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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http://www.wm.edu/news/stories/2015/aiddata-dispels-notions-about-chinas-motivation-in-aid-to-africa.php。

徐进钰：台湾大学地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