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二战后德国恪守“军事克制文化”，军工产业发展缓慢。2022 年以来，俄乌冲突和跨大西洋关系变化促使德国调整国防政策，德国军工产业迎来快速发展时期。本文基于“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引入地缘政治变化作为驱动因素，聚焦全球地缘政治重构以来德国军工产业的结构变化，探究德国政府和主要军工企业的策略和行为，并分析其对企业经营、宏观经济及地缘政治的影响。研究发现，地缘政治重构一方面刺激武器装备市场的需求，推动德国军工产业实现大幅扩张，另一方面暴露出德国军工企业供给不足及供应链结构性问题。为此德国政府提高国防支出，通过特别国防基金等金融工具提供强力财政支持，并优化制度条件，放松财政债务约束和武器出口管制；军工企业加大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研发投入，持续扩张企业规模和产能，并调整企业组织架构，聚焦军工业务。这些措施推动了德国大型军工企业竞争力的大幅提升，德国武器出口额连创新高，有助于提升德国在欧洲及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但受困于德国经济产业转型缓慢，军工企业整体效能仍待提高。

【关键词】 地缘政治；军工产业；国防支出；产业结构

【作者简介】 寇蔻，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副教授；黄唯城，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研究助理（北京 邮编：100089）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乌冲突爆发，27 日时任德国联邦总理朔尔茨在联邦议会发表演讲，阐明“时代转折”认知。随后，德国与欧美盟国一道军援乌克兰，德国军工产业进入产能扩张期。2025 年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欧关系生变，2 月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欧洲民主、移民、国防开支不足等问题进行抨击，震动欧洲。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对欧洲盟友施压，敦促北约成员国将军费开支提升至GDP 的 5%。欧洲战略自主需求更加迫切。德国新任总理默茨在军事发展上比往届政府更加积极，2025 年德国新政府正式就任前，默茨便推动财政政策改革，为德国军备扩张、提升防务能力做好财政准备。默茨宣称要打造“欧洲最强军队”，联邦政府将为国防军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在欧洲防务事务上，德国正在重回舞台中央。俄乌冲突及跨大西洋关系变化重构全球地缘政治关系，深刻影响德国战略定位，重塑欧洲乃至世界安全格局。

从“时代转折”到打造“欧洲最强军队”，德国国防安全战略的转向为其军工产业带来了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扩张机遇。在经历了连续经济衰退后，德国也期望军工企业能成为经济复苏的推动力。军工产业未来可能在德国国家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本文从经济学视角出发，聚焦全球地缘政治重构背景下德国军工产业的发展，借助“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探究其结构特征、发展策略，并讨论其变化带来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和分析框架

历史上军工产业曾在德国扮演重要角色：威廉二世提升军费支出，资金重点投入大型工业企业，开展军备竞赛；纳粹德国的经济政策侧重军工企业生产和经济的军事化，军工产业迅速扩张。二战结束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实行非军事化，许多军工企业关闭或转为民用。德国社会对军工发展普遍较为消极。两德统一及冷战结束后，德国迎来“和平红利”（Friedensdividende）：德国面临的外部军事威胁大幅降低，防务负担下降德国进一步调整财政政策，削减国防预算，德国防务预算占 GDP 比重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 2.7% 降至 2014 年的 1.1%。

近年来，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德国在欧洲集体防务和国际热点冲突问题上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2014 年德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对外宣示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以来，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从恪守“克制文化”逐步转向“积极有为”。2016 年 7月德国联邦政府发布了《德国国防白皮书》，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公开宣称要担当欧洲的领导角色。在欧洲陷入多重危机、特朗普入主白宫引发欧美关系新一轮调整的背景下，这份白皮书标志着德国将推行更积极的外交政策，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2016 年，德国宣布将逐步提高军费支出，目标是将军费支出从 GDP 的 1.22%逐步提高至北约 2% 的要求。

关于德国军工产业的研究，首先集中在对德国军工行业现状的分析，主要问题有三：一是资金不足，特别是国防支出不足。二是产能不足，军事装备数量和产能均存在短缺。主要面临军备能力不足、武器短缺老化等问题。 三是时间紧迫，欧洲需在短期内填补美国减少对欧军事保护所留下的缺口，尤其是在常规武器、指挥系统和太空技术领域。若要提升德国军工产能，鼓励长期投资，最急需的是国家稳定的财政支持，并通过产业政策推动德国国防经济增长。

其次，在军工行业结构方面，由于军工行业的敏感性，这类研究较少，信息亦较难获取。受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委托，托斯滕·费舍尔（Thorsten Fischer）分析了2014 年德国军工产业的发展状况。规模上，2014 年德国有约 350 家军工企业，工业产值只占GDP约1.2%。德国军工市场以空客、莱茵金属（Rheinmetall）、代傲（Diehl）、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等大型军工企业为主，中小企业基本是大企业的供应商。80% 的军工企业员工在制造业，军工企业规模只占德国制造业很小比例。技术上，德国军工产业数字化等新技术起步晚，人才缺乏。冷战结束后，德国削减国防预算导致军备水平下降，国防工业发展缓慢，现代化能力不足。2020 年联邦政府发布的《联邦政府加强德国安全和国防工业战略文件》提出推动先进军事技术发展，2021 年德国政府再次委托机构评估德国军工产业最新发展情况，2024 年该报告完成后提交德国联邦经济与气候保护部、联邦议会经济委员会和防务委员会，但因包含敏感信息，尚未正式公开。根据信息披露，该报告指出德国在传统的重型武器系统方面具有优势，但在指挥能力、电子战方面竞争力不足，在网络安全技术、前沿军事技术等方面与世界领先水平存在差距，且初创企业参与度较低。

再次，也有一些研究分析了国防工业发展带来的影响。这类研究的观点不一。一些学者认为，德国政府提升军费开支推动军工产业发展，能够成为新的增长引擎，主要原因是军工产业的成长可以促进德国整体产业转型，创造就业岗位，推动技术进步，而且特别国防基金等金融工具的实施能够结束目前德国经济的颓败情绪，重建市场和社会信心。俄乌冲突带来了武器市场需求的提升，而德国是乌克兰第二大军事援助国。一些学者经过计算发现，这笔对外军事支出对德国而言是值得的：目前德国对乌军援支出占德国 GDP 的 0.1%，而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军事胜利，那么将给德国带来更高的经济损失，将达到 GDP 的 1% 到 2%，包括军费支出增加、难民以及与乌克兰的贸易投资亏损。

总结而言，目前关于德国军工行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例如德国防务与安全政策、国防体系整体发展态势及其影响。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恶化以及德国国防支出的增加，相关研究受到关注。而学界对于军工产业自身的研究较少，数据较老，缺乏结合产业结构的更深入的分析。本文将聚焦德国军工产业结构特征，探究其变化及其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

SCP（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结构—行为—绩效）是经济学中常用的产业分析框架，主要用于产业经济学领域剖析市场结构与经济绩效的关联性。该范式核心架构由结构、行为与绩效三大维度构成：结构维度指描述产业结构的基础性特征；行为维度聚焦企业为实现战略目标所实施的市场策略、并购整合、技术创新等举措；绩效维度则是指经营情况、技术进步水平等产业运行效益。在运用 SCP 理论框架开展产业结构分析时，政策制度环境等系统性变量亦不可或缺，这些环境条件变量对产业动态演化具有显著的作用。

军工产业由于其特殊性，受到政府和政策的深度影响。国防是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领域，军工产业作为国防工业体系的关键环节，其发展与国际地缘政治变化紧密相关。本文基于 SCP 理论框架，引入地缘政治这一变量，构建“地缘政治重构—产业结构变化—政企行为调整三维绩效影响”的分析框架，将地缘政治重构作为驱动因素，着重阐释地缘政治格局变动重塑军工产业发展的逻辑。在产业结构分析维度，聚焦需求、供给和供应链三大核心要素。在行为分析层面，将政府行为纳入框架，研究政策和企业的行为措施；在绩效影响方面，将单一市场效率指标拓展为企业经营效益、宏观经济贡献、地缘政治影响的三维分析。

二、德国国防经济整体特征

2014 年以来，德国军费支出整体呈上升趋势，2014 年联邦军费支出为 336.64 亿欧元，占GDP的1.13%，到2020年支出上升到476.77亿欧元，占GDP比重达到1.36%。俄乌冲突爆发前的 2021 年，军费支出小幅增长至 477.88 亿欧元，占 GDP 比重下降至 1.3%。

尽管德国军费支出上升，但与世界主要大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2021 年德国军费支出排名世界第 7，欧洲第 4，低于英国、俄罗斯和法国。二战后德国安全政策受“军事克制文化”的影响，政府多年来对军工产业投资不足，行业发展缓慢甚至萎缩。德国军工行业主要生产军用航空航天设备、武器和弹药、军舰、军用装甲车等武器产品，2020 年总营收 112.8 亿欧元，与 2015 年相比下降 3.5%；雇员数为 55,535 人，比 2015 年减少约 1000 人。规模最大的产品类别是军用航空航天设备，2020 年营收约 71 亿欧元，占军工产业总营收的约 63%，比 2015 年提升 1.6 亿欧元，但雇员数减少 200 人。

德国最主要的军工企业是莱茵金属、蒂森克虏伯、亨索尔特（Hensoldt）和代傲，另外还包括德国参与建立的空客以及德法合资企业 KNDS 集团，以上均为全球前 100的军工企业，此外还有不少中小企业供应商。

德国军工供应链包括两个类别：（1）核心层级，包括系统集成商（Systemhäuser）和子系统制造商，即总承包商（Hauptauftragnehmer）和一级供应商。（2）上游供应商，包括组件制造商和供应商，即第二级、三级供应商，专门为军事用途设计或制造零部件，对特定军事应用和相关企业具有关键战略意义。军工生产体系通常由大型系统集成商作为总承包商负责设计和制造，它们通过分包合同将中小型企业纳入项目，而这些中小企业是支撑相关系统关键单项技术的核心载体。

德国军工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市场，政府深刻影响市场行为，竞争机制作用较小。在需求侧，政府是军工企业最大的购买方。在供给侧，国内的市场竞争受到限制，在系统集成商层面，每类产品通常仅有一家或少量本土供应商，保留关键技术能力，例如潜艇基本由蒂森克虏伯海洋系统公司（TKMS）垄断，在军用航空设备领域空客防务占据主导地位，装甲车辆最主要的生产商是莱茵金属和 KNDS。

三、地缘政治重构及德国军工产业结构变化

2022 年以来，全球地缘政治重构深刻改变欧洲安全格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俄乌冲突改变欧洲安全框架。二战结束以来，俄罗斯（苏联）问题始终是欧洲安全的一个核心问题。2022 年俄乌冲突导致德国防务政策发生历史性转向，联邦政府设立特别国防基金加强军备。东欧国家军费大幅增加，寻求“绝对安全”。欧洲的安全认知亦彻底改变，安全威胁取代和平幻想，德国联邦情报局和国防军明确警告未来几年俄罗斯直接进攻北约的威胁。强化防务能力成为欧洲共识。此外，德国与俄罗斯经贸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从经济催化剂变成了经济风险和安全风险，经贸关系“泛安全化”，冷战后欧洲对外合作中的经济优先原则被经济安全诉求取代。

第二，美欧关系裂痕加深，特朗普政府减少对欧洲安全承诺。欧盟在防务安全上对美国存在强不对称依赖，欧盟深度依靠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所提供的保护，双方表现出“美主欧从”的特征。特朗普在首个任期强调北约成员国军费开支应达到GDP的2%。2025 年再次就任总统的特朗普秉持“美国优先”，美国的全球战略收缩，将资源集中于国内发展，不惜以损害欧洲盟友为代价。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欧同盟分歧严重，特朗普欲减少对乌克兰的军援，寻求尽快结束冲突。若欧洲独自应对乌克兰局势，不论在武器装备还是经济上都将承受更大的压力。与此同时，美国对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下降，要求欧洲分担防务责任，将国防支出提升至 GDP 的 5%。特朗普系统性削弱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欧洲安全和防务压力提升，欧美同盟关系面临挑战。

俄乌冲突和跨大西洋关系变化引发地缘政治重构，进一步加速了欧洲和德国战略自主进程。战略自主的核心是防务自主。2013 年欧盟明确推动战略自主，其最初的目标即是国防工业的自主，2013—2016 年欧盟主要将战略自主重点放在安全和国防，2016 年 6 月，欧盟发布的全球战略《共同愿景，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强调加强防务和网络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同时强调区域安全稳定，2017—2019 年战略自主从单一的防务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地缘政治。2021 年提出的“开放的战略自主”中，安全和防务仍是欧盟战略自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强大军工产业是应对地缘政治变化、实现防务自主的前提，而经济实力，特别是工业制造业能力是军工产业的基础，军工产业创新能力取决于一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德国是欧洲最大经济体，工业基础雄厚，其军工产业处于欧洲领先，在欧洲战略自主进程中被寄予厚望。2022 年以来地缘关系重构引发德国军工产业深刻变革。军工产业成为德国政府施政重点，也被视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政策倾斜和社会资源的涌入带来了德国军工市场的结构性变化。

( 一）军工市场需求大涨

德国是欧洲主要的武器制造国，受地缘冲突影响，2022 年以来军工市场需求大幅上涨。主要需求来源包括：（1）乌克兰以及援乌国家购买武器。乌克兰战场军备需求极大，炮弹等军事物资消耗速度远超常规产能，需要向德国等欧美国家紧急购买。德国对乌克兰军援仅次于美国，位列欧洲第一。截至 2025 年 11 月 4 日，德国对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总额约为 400 亿欧元。（2）东欧国家担心安全局势恶化及俄罗斯的威胁，启动大规模军备采购或全新军事部署，德式武器装备是主要采购对象。（3）德国增加国防开支，提升国防实力。受特别国防基金等政策推动，德国加速现代化装备采购。大量政府资金涌入军工产业，德国军工厂订单爆发式增长。莱茵金属的新增订单额从 2022 年的 56.29 亿欧元猛增至 2024 年的 165.54 亿欧元，2023 年和 2024 年分别实现 110.4% 和 39.8% 的增长率。2023 年和 2024 年亨索尔特订单额增长率分别为4.7% 和 39.1%，代傲为 234.6% 和 -11.1%，亨克为 29.4% 和 13%。

（二）军工企业产能瓶颈导致供给不足

由于德国军工长年来投资不足，导致其在现代军事武器方面存在技术差距。在国防军备领域，欧盟全部的专利申请量只有美国的 2/3，德国不到美国的 1/4。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订单，德国军工企业产能不足问题凸显，供给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以莱茵金属与亨索尔特为例，2022—2024 年两家企业均积压了大量订单。莱茵金属 2022 年订单积压为 266 亿欧元，2024 年飙升至 550 亿欧元，两年增长106.8%，而其 2024 年销售额为 97.51 亿欧元，订单积压规模是销售额的 5.6 倍；亨索尔特 2022 年订单积压为 53.66 亿欧元，2024 年增长至 66.44 亿欧元，两年增长23.8%，2024 年销售额为 22.4 亿欧元，订单积压是销售额的 2.96 倍。莱茵金属 80%以上防务订单受俄乌冲突刺激激增，需求远超产能短期承载能力，现有订单需 5—6 年才能完全交付；亨索尔特订单需约 3 年消化。

（三）军工产业供应链结构问题愈发突出

除了供给不足，德国军工产业还暴露出如下供应链结构性问题。

一是欧洲军工产业结构碎片化。俄乌冲突暴露了欧盟军工产业体系的短板：对乌军援态度坚决但武器储备不足，欧盟内部军工一体化程度低，协同能力不足。各国军工产业发展主要满足本国需求或对外出口，各国武器系统差异大，欧洲军工业呈现碎片化，影响德国及欧盟军工企业的竞争力提升。

二是军工产业对外依赖度高。欧洲防务高度依赖美国，在军事装备生产层面，欧洲军工产业链深度嵌入美国体系，军事武器生产和芯片供给等依赖美国产品和技术。欧盟国家近 2/3 的军事采购来自美国。武器装备关键技术的命门掌握在美国手中，例如2024年德国联邦国防军耗资数十亿美元采购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35架F-35A“闪电 II”战机的交易中披露，若无法从美国获得必要的软件更新，这些战机可能丧失作战能力；甚至可能因受美国远程操控的所谓“终止开关”（Kill-Switch）而完全丧失飞行能力。

四、德国政府及企业推动军事发展的措施

地缘政治重构引发德国军工产业变化，面对军事工业的机遇和挑战，2022 年以来政府和军工企业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军工产业发展。

（一）政府的财政和制度支持

1. 提高国家军费开支提供资金支持

俄乌冲突后德国军费投入显著提高。2022 年德国军费支出为 533.89 亿欧元，比上一年增加 11.7%，占 GDP 比重为 1.3%。2022 年 2 月德国宣布设立总金额 1000 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国防建设，打造一支高水平、现代化的国防军。2023 年开始，德国在财政军费支出之外，通过特别基金增加国防开支，2023 年特别基金支出为 84 亿欧元，总计军费支出达到 616.79 亿欧元，占 GDP 的 1.72%；2024 年特别基金更是增加到了 200 亿欧元，加上财政国防开支 537.77 亿欧元，总计军费支出高达 737.77亿欧元，占 GDP 比重达到 2.88%（见图 1）。

此外，欧盟也推动增加防务资金支出。2025年 3 月，欧盟特别峰会通过了总计金额 8000 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ReArm Europe），目标是打造一个“安全而有韧性”的欧洲。这一举措不仅为了支持乌克兰，更被视为欧盟摆脱安全附庸地位、强化战略自主的关键一步。8000 亿欧元计划中的 1500 亿将以贷款形式提供给成员国，用于国防投资，协助成员国共同采购军事装备、整合需求。2025 年 5 月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Security Action for Europe, SAFE）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 1500 亿欧元防务基金的金融支持，以加强军工产品生产能力，弥补目前存在的防务能力不足。“欧洲安全行动”构成“重新武装欧洲”计划的第一个支柱。

欧盟的 1500 亿欧元低息贷款秉持军备“欧洲化”原则，65% 的资金要用于购买在欧盟或特定的伙伴国生产的武器，乌克兰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和欧洲经济区（EEA）国家被纳入其中，这些国家不仅能够参与共同采购，而且允许欧盟成员国购买这些国家的军工产品，美国则被排除在外。

2. 通过优化框架条件提供制度支持

政府军费支出为军工企业发展提供了根本推动力，为了保障财政支出的可实施性及可持续性，政府对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框架条件进行了调整。

（1）优化国家借债条件

2025 年 5 月，在默茨正式就任联邦总理之前，为了达到联邦议会 2/3 的支持率，联盟党连同社民党和绿党在上一届联邦议会推动债务约束改革议题。根据新的方案，德国联邦国防支出超过 GDP 1% 的部分将不再受到债务刹车政策的限制，此举大幅扩大了德国通过借债投资国防的制度空间。德国在欧盟大国中保持相对较好的债务状况，借债融资仍有一定潜力。

欧盟层面，2025 年起，欧盟成员国四年内要将国防支出占 GDP 比重提高 1.5%，为此欧盟将启动“国家紧急条例”，在此情况下防务支出不再受欧盟债务约束的限制。欧盟委员会估计，未来四年成员国将总计增加最多 6500 亿欧元国防支出，涵盖武器、军民两用设备、军事基础设施、人员支出等事项。

（2）松绑武器出口管制规定

德国武器出口受《战争武器管控法》《对外经济法》《对外经济条例》及欧盟相关法规管理，同时考量出口对象的人权、民主和法治情况。为了应对德国及其盟友面临的安全威胁，德国联邦经济部与其下属的联邦经济和出口管制局协同，调整出口管制机制。2023 年 9 月至 2025 年 1 月联邦政府对出口管制规定进行了四次修订，主要目的都是放宽对军工产品出口限制。主要方式如下：

第一，修改和扩大一般性许可（Allgemeine Genehmigung, AGG）范围。一般性许可是针对特定货物的一种通用性出口许可，出口商使用这种许可后无需向联邦经济和出口管制局提交单独的出口申请。

第二，扩大联邦经济和出口管制局权限。联邦经济和出口管制局在出口管制方面拥有了重大决策权限，可以在不经联邦经济部参与的情况下自行颁发出口许可，以简化和加快许可批准程序。

（二）军工企业实施扩张策略

在市场需求刺激以及政策利好的推动下，德国军工企业自 2022 年以来全面扩大规模，从研发、生产和组织三个层面迅速扩张。本部分主要聚焦德国最大的四家军工企业：莱茵金属、蒂森克虏伯、亨索尔特、代傲，分析其主要措施。

1. 在研发环节，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军备数字化和现代化水平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军事对抗的作战形态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呈现智能性、交叉性和破坏性的新特征，现代战争逐渐走向智能化时代。相比于以往的战争，俄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现代战争的智能化特点：无人机等无人智能装备大规模运用，传统机械化地面作战与网络攻防及空天一体化作战结合，对攻击目标造成精确且重大破坏。德国军工企业在传统机械化武器装备制造方面具备世界竞争力，但智能化装备和系统仍存在短板，军工企业纷纷加大研发力度，提升现代军事技术水平。

从研发投入上看，德国四大军工厂研发投入均有所增长，其中莱茵金属研发投入额度和增幅最高，2024 年研发投入超过 5 亿欧元，比 2021 年提高约 49%，研发投入占营收的 6.35%；代傲 2024 年研发投入为 3.97 亿欧元，比 2021 年提高 29%，代傲研发强度大幅超过其他三家企业，2024 年超过 11%。蒂森克虏伯 2024 年研发投入为2.57 亿欧元，比 2021 年提高 9.8%；亨索尔特 2024 年研发投入为 1.09 亿欧元，比2021 年提高 12.4%。

从研发内容上看，四家军工企业的研发活动围绕现代军事技术展开，在自动化作战、装备升级、防务与航空电子、未来空战系统等方向发力，提升产品性能与市场竞争力。莱茵金属聚焦装甲车辆技术发展，2023 年起对现有车辆开展现代化升级，提升电子战防护与信息化作战能力；代傲聚焦防务、航空及电子部件领域；亨索尔特于 2023 年与德国知名高校、研究机构在雷达和光电领域开展合作研发。

除了这四家大型军工企业，专注现代战争技术的新兴企业也在快速成长，并在研发实践中取得成果。这些企业主要聚焦人工智能、无人机系统、空中防御技术等前沿军工防务领域，通过技术创新、实践验证与持续迭代，实现快速发展。例如德国初创军工企业阿尔卑斯雄鹰公司（Alpine Eagle）成立于 2023 年，专注无人机反制系统研发；赫尔辛公司（Helsing）成立于 2021 年，是 AI 全域作战领域的领军企业；蜂群生物战术公司（Swarm Biotactics）成立于 2024 年，专注于生物仿生侦察技术的研发；ARX机器人公司（ARX Robotics）成立于 2022 年，在地面无人系统领域取得重要突破；泰坦科技（Tytan Technologies）成立于 2023 年，专注于无人机拦截技术。

2. 在生产环节，迅速扩大产能，扩张企业规模

军工企业在国内外新建工厂和生产线，提升产能，以满足市场需求。莱茵金属基于战略布局考量，新建生产基地，实施系统化产能提升计划，加速规模扩张进程。2024 年，莱茵金属在德国温特吕斯落成新型弹药制造工厂，年产能达 20 万发，并与立陶宛拜索加拉工厂签订合作协议。2023 年莱茵金属同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协议，进入 F-35 战斗机中央机身制造领域，并于德国韦瑟筹建新厂。代傲集团 2024年斥资 3.323 亿欧元提升厂区生产效能，并在墨西哥设立航空业下游配件生产基地。亨索尔特则聚焦生产配套体系优化，推动生产环节的数字化转型。

3. 在组织环节，企业调整组织架构，集中优势资源聚焦军工业务

不少德国军工企业是军民融合企业，既生产武器装备，又涉足民用商品和技术生产。随着市场需求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军工企业调整组织形式和业务板块，并通过合资等方式实现强强联合，具体举措如下。

（1）企业资产结构调整，扩大企业军工业务规模

一是通过整合内部业务，优化企业架构，将生产业务资源集中于军工部门。例如莱茵金属在 2022—2024 年明确提出原有的汽车零部件板块不再是战略核心业务，出售活塞生产等业务，剥离非核心资产。2023 年，莱茵金属成立国际军用车辆部门，企业内部军工部门占比进一步提高。二是通过兼并收购，扩大企业规模，实现资源整合。例如莱茵金属收购西班牙、荷兰、罗马尼亚、美国等国的军工企业，进一步强化全球供应链布局。

（2）成立合资企业，加强欧洲协调

除了资产结构的系统性优化调整，德国军工企业还与其他欧盟军工企业组建合资企业，以提升企业在技术研发与生产制造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强化欧洲区域国防工业的战略协同效应，优化产业布局。2024 年莱茵金属与意大利军工巨头莱昂纳多公司成立合资企业，两家企业各占 50% 的股份。新企业以欧洲陆地防御系统前沿技术研发为核心目标，重点推进主战坦克和步兵战车的开发，满足北约成员国及欧洲盟友在军事装备现代化升级方面的迫切需求。

五、德国军工产业发展的绩效影响

政府及军工企业的新举措给德国军工产业带来明显的变化，在军工产业自身发展、德国经济出口、地缘政治等三个方面产生了成效。

（一）德国军工产业迅速发展，头部企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最直接的影响是德国国防股的大涨，俄乌冲突爆发的三年半时间里，莱茵金属股价已上涨近 15 倍，亨索尔特上涨了 5 倍。股价火爆来源于投资者对军工产业发展的信心和积极预期，而这背后则是军工企业坚实的业绩。根据企业年报，除了以民用业务为主的蒂森克虏伯，另外三家军工企业营收均实现增长，其中莱茵金属 2023年和 2024 年营收分别达到 71.76 亿欧元和 97.51 亿欧元，涨幅分别为 11.95% 和35.88%，坐稳德国最大军工企业的位置，并且拉大与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差距。代傲和亨索尔特 2024 年的营业额分别达到 46.96 亿欧元和 22.4 亿欧元，同比上涨 20.94%和 21.28%。

从国际比较看，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武器工业数据库全球100 家最大武器生产商排名，莱茵金属从 2021 年的第 31 位上升到 2023 年的 26 位，代傲从第 99 位上升到 83 位，蒂森克虏伯从 55 位下降到 66 位，亨索尔特从第 69 位下降到 73 位。2023 年，进入 SIPRI 百强军工企业榜单的 4 家德国企业的总收入占全球百强总额的约 1.7%，总收入较 2022 年增长了 7.5%。

德国军工企业增长的一大来源是海外军备需求，特别是乌克兰战事和东欧国家装备更新的需求。例如，莱茵金属 2022—2024 年海外营收额占比分别为 70.5%、76%和 69.6%。2023 年莱茵金属进入德国“武器轮换”（ring exchange）机制为乌克兰提供军援，根据该机制，德国向东欧国家提供新式武器，东欧国家将自己原有的苏式装备交付给乌克兰，这带动莱茵金属业绩大增。

此外，德国军工产业在现代军工技术研发和生产上也有提升。各家军工企业均积极投入智能化技术，亨索尔特推动人工智能和数据融合平台，聚焦防空与电子战，以适应战场感知能力的智能化升级。代傲的 IRIS-T 防空导弹系统研发重点为人工智能支撑的雷达与部署规划以及跨平台兼容与数据融合，该系统已部署在乌克兰，并且通过“欧洲天盾倡议”获得大量欧洲政府采购订单。

（二）德国武器出口额连创新高，但军工产业对德国经济的直接促进作用有限

武器装备出口是德国军工产业的重要收入来源，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乌克兰安全形势的恶化，东欧国家提升国防水平意愿强烈，德国武器出口额连创新高。如图 2 所示，根据德国政府军工产品出口年度报告，2023 年德国军火出口批准额为 121.31 亿欧元，2024 年达到 132 亿欧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约 86% 的武器出口流向德国的伙伴国。其中，乌克兰是德国武器装备最大出口市场。2024 年德国向乌克兰批准武器出口额高达 81 亿欧元，占 61.36%，紧随其后的是新加坡（12.18 亿欧元）、阿尔及利亚（5.59亿欧元）、美国（2.99 亿欧元）。

出口是德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过尽管武器出口额大幅提升，其在德国总出口总额中只占极小比例。2024 年德国出口额约为 15,600 亿欧元，军火出口批准额只占总出口额的 0.8%，对出口直接的拉动作用极为有限。从政府财政角度看，财政支出主要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经济增长，有学者发现，德国军费支出的乘数效应较小，只有 0.5，低于基础设施和教育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不过对制造业企业而言，军工产业繁荣或有一定的间接作用。除了军工企业的扩张，一些相关行业的制造业企业，如汽车厂商及零配件厂商可通过转型军工制造或承担军工生产订单提升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市场信心的回升。例如，面对汽车业务面临的多重挑战，大众集团 2025 年考虑在其汽车工厂生产坦克等军事装备。

（三）德国通过军备扩张提升了在欧盟领导力及国际影响力，但实现战略自主困难重重

第一，欧洲防务资源整合有所提升，军工业从各国分立向区域产业协同迈进。面对欧洲军工业的碎片化，德国及欧洲的防务政策试图提升防务自主能力，加强武器装备的“欧洲化”。欧洲各国军工产业之间协调有所提高。一是政府采购初见成效。2022 年开启由德国倡议和主导的“欧洲天盾计划”，搭建一个由欧洲领导的防空系统，目前已有 24 个国家加入。通过该项目，政府采购欧洲军工企业防空武器系统，德制防空系统已布局至多个欧洲国家。二是欧洲军工企业组织架构调整加速，通过并购与合资提升资源集中度。目前全球军工市场由大型军工企业主导，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技术等大量军工复合体主导欧美市场。除了上文提及的德国企业之间的合作，在欧洲范围内，德国也参与大型企业并购或建立合资企业，整合优势资源，加强产业协同。意大利军工企业莱昂纳多 2022 年入股德国亨索尔特，并于 2024 年与德国莱茵金属成立合资公司；法意英德联合组建的欧洲导弹集团（MBDA）在 2022 年与法国赛峰电子防务公司（Safran Electronics）成立合资企业 HMS 激光公司（HMS Laser），并收购法国激光技术厂商西拉斯公司（CILAS）63% 股权。

第二，强大的军工实力提升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力。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德国在防务问题上态度谨慎，欧洲盟国指责德国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未承担相应防务义务，而一旦德国出现武装军备的苗头，又会引起邻国的担忧。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的剧变，加强安全投入和军事防务能力建设成为欧洲普遍诉求，拥有欧洲最强工业实力和强大军备制造能力的德国被寄予厚望。相比于同样拥有军工能力的法国和意大利，德国具备更强大的经济基础和雄厚的财政支持，2022 年德国宣布设立 1000 亿欧元的国防特别基金，2025 年改革债务刹车政策，放宽国防支出约束，设立 5000 亿欧元基建特别基金，联邦总理默茨也明确表示要“不计一切代价”提升国防实力，体现出重整军备的决心。这些表态和资金的实际投入有助于提升德国在欧洲防务问题以及国际事务上的地位。

第三，以对外军售为切入口，德国提高在全球的影响力。军备转型和军工厂产能扩张促进了德国对外军售规模的提升。德国对外军售政策与外交政策相呼应，通过武器出口管制政策的调整服务其外交总体方略。例如，2024 年德国恢复对沙特阿拉伯的武器出口，有意重新拉近与沙特关系，加强双方能源合作，缓解德国能源不足的压力。2025 年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ACWA Power）与包括德国巴登 - 符腾堡能源公司（EnBW）在内的多家欧洲能源公司签订协议，未来将向欧洲出口绿色氢能。此外，德国加强与新加坡、韩国、印度等国的武器贸易，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这些军售政策均与其外交政策一致。

第四，德国和欧洲仍难以摆脱对美国的军事装备依赖，战略自主挑战较大。尽管通过军工产业整合等方式，欧洲防务协同较以往有所提升，但仍存在碎片化问题。欧洲内部在防务能力建设议题上缺乏共识，法国主张加速推进欧洲防务自主，加强防务投入。法德虽然在战略自主目标上能够达成一致，但在具体方式和目标上仍存在分歧。例如，法国对德国购买美国战机表示不满，认为其破坏欧洲防务自主。而不少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在防务问题上与德法存在认知差异，它们担忧俄罗斯的威胁，对欧盟实现战略自主缺乏信心和耐心，倾向于继续接受美国的军事保护。

从数据上看，德国及欧洲对美国军事装备依赖并未减弱。近年来地区冲突刺激了全球武器市场，美国成为武器出口最大赢家，2020—2024 年美国武器出口额比2015—2019 年增长了 21%，占全球武器出口市场份额从 35% 提高到 43%。欧洲取代中东成为美国武器最大出口市场，占美国武器出口额的 35%。而从资本层面看，美国对德国军工产业影响深入。根据莱茵金属公布的股权结构，该公司披露的前四大股东都是来自美国的投资基金，其中美国投资公司黑石近年来不断增持莱茵金属股份，目前持有其 7.28% 的股份，是莱茵金属已披露的最大股东。摩根士丹利、高盛和美国银行紧随其后，占比均超过 4%。美国股东对德国最大军工企业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六、结语

地缘政治重构深刻影响德国军工产业发展格局，德国和欧洲的战略自主和防务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德国联邦政府在财政和制度上给予军工产业发展便利，而军工企业则在研发、生产、组织架构等层面采取新战略，德国军工企业绩效和竞争力有了显著提升，对德国在欧洲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力带来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德国军工产业未来发展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德国经济产业结构困境直接影响军工产业技术发展。经济基础和国家创新能力是军工产业发展的基础，德国军工产业与其经济结构一样，受路径依赖的负面影响，智能化转型较慢。德国传统军备制造业具有较强实力，如坦克、潜艇，但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新型军备技术发展缓慢。目前，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缺乏竞争力成为德国军工产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第二，德国军工产业链仍深度嵌入美国体系。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重新认识到中东欧的战略重要性，通过增加人员与装备部署，加强与中东欧国家军事合作，而西欧大国也很难摆脱对美国的武器依赖。德国军工企业对美国的依赖不仅体现在武器生产的供应链上，而且在军工企业的资本层面也深受美国影响。德国新增军事预算中的一部分将用于采购美国武器，从而进一步加深德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此外，德国目前并没有强烈的降低对美军事装备依赖的意愿，在武器设备研发和生产层面加强德美合作仍是其军工企业的重要选择。

第三，欧洲防务自主面临成员国利益分歧的挑战。成员国对于欧盟机构插手国防与国家安全这一敏感的主权事项态度仍较谨慎。德国希望在欧盟层面下推进战略自主，但欧洲战略自主在军事和防务建设上存在欧洲派与大西洋派的矛盾，德法积极推动欧洲防务产业一体化合作，希望将在能力、预算、行动上有相似意愿的成员国聚合在一起，但以波兰为代表的大西洋派则主张欧盟提升军事能力以支持北约集体防务，仍将与美国军事合作视为优先选项，而非侧重发展欧洲自身防务技术和产业。

第四，军工产业对德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尚不明朗。由于军工产业占德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较低，依靠军工产业推动德国经济复苏难度较大。军工产业能否促进德国经济增长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特别是技术外溢效应能否实现仍有待观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德国政府对军工技术的研发投入，尤其是在相关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系统、传感器等领域的资助，有利于实现技术突破。军工产业能否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军用技术创新能否对民用领域带来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