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地缘政治回归与大国海港博弈正在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冲击，海洋港口作为供应链的枢纽与中间节点首当其冲。美西方国家致力于将海洋港口打造成为有价值、稀有、不可替代与不可模仿的战略资产，海洋港口权力属性的相对价值得到大幅提升，成为美西方国家遏制竞争对手的重要工具。跨国企业作为关键的地缘政治主体，与美西方国家之间的互动生成了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的实践涉及战略资产识别与叙事、政策指导与资源对接、权力投射与资本控制，以及战略资产升级与辐射四大阶段。美国、日本及其跨国企业对海洋港口作为战略资产的竞逐过程，将对包括中国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加剧全球供应链的碎片化、遏制中国港口及海运业的正常发展，削弱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自主性。对此，中国应当警惕美西方国家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叙事，加强海外利益保护，积极与全球南方国家开展港口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与发展。
【关键词】 地缘政治；海洋港口；战略资产；跨国企业；全球供应链
【作者简介】 张景全，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广州 邮编：510632）；杨宇龙，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科研助理（山东威海 邮编：264209）
一、引言
地缘政治博弈及其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地缘政治回归”的讨论也随之兴起。地缘政治回归并非只是简单的历史重演，伴随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地缘政治博弈的主体、对象、要素、空间与议题亦有不同。2025 年 3 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七国集团外长关于海上安全与繁荣的声明》（G7 Foreign Ministers Declaration on Maritim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强调海上供应链正在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与环境因素的威胁，港口面临环境恶化、极端天气事件和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贝莱德（BlackRock，以下简称贝莱德）、全球基础设施合伙公司（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以下简称 GIP）和码头投资有限公司（Terminal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 TIL）组成的财团，开始推进收购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CK Hutchison）部分港口资产。近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一系列行动表明，海洋港口作为全球供应链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成为此次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之一。
就地理禀赋而言，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决定了原油、稀土、港口等要素在不同时代的相对价值。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货物通过海运运输，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与发展高度依赖海运。海洋港口因其交通与经济属性被形容为海上门户与经济枢纽，是一国的国力与财富之源。地缘政治回归深刻重塑了海洋港口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地缘政治冲突视作影响港口安全与海上供应链稳定的重要因素，为海洋港口注入大国竞争思维，对冲中国的海外投资与基础设施项目。海洋港口的发展逻辑开始让位于安全逻辑，越来越多的政治、外交与军事因素被纳入与海洋港口有关的研究框架。此外，港口运营的私有化与全球码头运营商的出现，使得跨国企业作为地缘政治主体参与海洋港口竞争。海洋港口正从具有公共属性的基础设施逐步演化为关键的战略资产。
地缘政治回归如何生成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这是本文旨在回答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领域对相关问题的讨论通常以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为研究主体。大国港口博弈是海洋港口竞争在该领域的主要形态。既有研究大致包括大国海港博弈的态势演进、行为逻辑， 以及影响机制等。本文认为，美西方国家积极开展大国港口博弈是地缘政治回归的直接表现，美西方国家致力于将海洋港口打造成为有价值、稀有、不可模仿与不可替代的战略资产。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及其跨国企业通过战略资产识别与叙事、政策指导与资源对接、权力投射与资本控制，以及战略资产升级与辐射等阶段生成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对此，中国应当警惕美西方对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叙事，保护自身海外利益，积极与全球南方国家开展港口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与发展。
二、海洋港口的内在属性及其战略资产特征
地缘政治回归意味着地缘空间、地理禀赋受到国家战略的重视，大国博弈、权力斗争与国家安全等理念回到国际舞台的中央。国际环境的深刻演变正在对海洋港口产生重要影响，其权力属性的相对价值受到美西方国家的重视，海洋港口的发展与安全含义之间存在系统性的张力。
（一）海洋港口的交通、经济与权力属
海洋港口主要具备交通、经济与权力三大内在属性。海洋港口各内在属性的相对价值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受到国际环境演变与人类政治经济活动的影响。
第一，交通属性。依托港口、航道与船舶所形成的海上机动性，成为大陆心脏地带机动性的天然对手。海洋港口承载跨区域商品贸易与资本流动。
第二，经济属性。既有研究大多关注海洋港口的经济属性，主张将海洋港口研究的背景置于旨在促进贸易的服务网络中，海洋港口成为国家贸易的门户、服务提供商的聚集地以及陆上与海上运输的枢纽。经济全球化、港口运营私有化使得港口内部的服务商、运营商与客户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复杂的联系，同时为世界各国以运营、投资与维护等方式参与其他国家的港口建设提供契机。
第三，权力属性。海洋港口作为国家主权与海军力量的延伸，其权力属性始终存在。地缘政治回归、大国海港博弈的态势加剧，正在迅速提升海洋港口权力属性的相对价值。工具论将海洋港口视作服务国家战略的工具。海洋港口或是大国实现地区战略目标的政策工具，或是投射大国海外权力的战略支点，或是拉拢东道国政治立场的利益筹码等。功能论进一步关注海洋港口的功能如何为国家获取权力提供助益。一方面，海洋港口能够承担海上力量投送、战略物资补给等军事功能，大幅提高海军的机动能力。另一方面，海洋港口也可以辐射战略水道与供应链，管辖关键航道与港口的行为体可以获得相对其他行为体的权力优势。 载体论认为海洋港口即是权力运作的载体，甚至是权力本体。有学者认为，基础设施是政治权力运作的重要保障、权力再分配的战略杠杆，甚至是地缘政治权力本身。
地缘政治回归下，美西方国家推崇海洋港口的权力属性，也不愿放弃其交通与经济属性，因而，海洋港口成为所谓“紧张地缘政治局势中的高价值资产”“一国在领土之外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的节点”，以及“地缘政治资产”等新的对象。本文采用“战略资产”以概括美西方对海洋港口的一系列叙事，解释海洋港口作为战略资产的特征及其逻辑的表现与生成机制。
（二）海洋港口作为战略资产的特征
经济学与管理科学领域中，战略资产是指企业认为可能对竞争优势有所贡献的资源与能力。随着主权国家对战略资产的日益重视，也有观点认为战略资产是指特定行业或国家中具有重大价值的有形或无形资产。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关注的战略资产，通常是指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的军事资产，以及能够影响国家间权力关系或在产业中发挥辐射作用的经济资产。本文认为，地缘政治回归赋予了战略资产新的内涵。战略资产是指特定国际环境下，国家战略目标中用以获取、维持与扩展竞争优势，对竞争对手形成结构性约束的资源、设施、技术与能力。
战略资产的生成存在一定的条件：一方面，国际环境特征。资产的战略层级受到国际权力格局、地缘政治风险、技术浪潮与产业周期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地缘政治回归、大国港口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海洋港口更容易被赋予“战略化”的意义。另一方面，国家与企业战略。国家与企业战略目标改变，一项资产的战略价值也随之发生变化。战略资产通常满足能够化解威胁、组织现有和潜在的竞争对手难以获得、不能被其他资源完全模仿和取代等要求，即“有价值”（valuable）、“稀有”（rare）、“不可模仿”（inimitable）与“不可替代”（non-substitutable）。
地缘政治回归下，海洋港口作为战略资产同样呈现出以上四个特征：第一，有价值。美西方国家与跨国企业可以利用海洋港口掌握机会或化解威胁。若美西方国家控制关键海洋港口，则可以保障石油能源、矿产资源与重要商品的稳定流动，从而强化自身或阻却竞争对手在特定区域的战略存在与经济影响力。跨国企业获得港口经营权不仅能够获取稳定的经济收益，同时也能在供应链上下游占据主动。此外，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与航运业的紧密融合，正在推动海洋港口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项目转变。控制海洋港口也意味着主权国家与跨国企业有机会控制物流信息、调度算法等技术价值更高的资产。
第二，稀有。美西方国家与跨国企业有意通过非正当竞争手段塑造海洋港口的稀缺性。当国家直接持有港口产权时，可能会将港口定价用作国家间战略竞争的工具。因而，美西方国家不仅会严格限制外国实体对本国所控制的海洋港口进行投资，还可能配合以安全审查、进口限制、港口关税与经济制裁等排他性运营规则遏制竞争对手。跨国企业也可以通过窃取敏感数据、关键技术与信息流等方式，制定贸易政策或争夺技术优势。
第三，不可模仿。关键海洋港口的建设与运营是历史长期积累的结果，美西方国家及其跨国企业凭借巨额的经济投入、复杂的制度环境与较长的资本回报周期，确保海洋港口的壁垒远高于可以通过短期投资或技术移植所获取的资产。即便其他国家能够建设物理条件相近的港口，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复制其背后的航运网络、治理模式、运营技术、政策支持与国际信誉。美西方国家也通过盟友及其伙伴国家的排他性合作，抬高竞争对手的准入成本。
第四，不可替代。区位条件越优越的海洋港口的不可替代性越高。一国倘若能够掌握数量众多且区位条件优越的海洋港口，便能够在全球供应链及航运网络中占据主动，影响力也将与日俱增。美西方国家对海洋港口的控制与封锁，也可以影响到其他国家船舶在港口辐射范围内的过境权。因而，越靠近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或马六甲海峡等战略水道的深水良港，越容易成为美西方国家及其跨国企业的战略目标。
三、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及其生成机制
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是指在地缘政治回归背景下，美西方国家及其跨国企业将海洋港口构建为战略资产的过程。其包含相关行为体围绕海洋港口所形成的话语叙事、政策互动与制度安排等，通过提升海洋港口权力属性的相对价值，实现遏制竞争对手、投射海外权力的目标。
（一）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的表现
21 世纪初期，跨国企业、港口与码头运营商是海洋港口竞争的主要参与者。在该时期，海洋港口的竞争逻辑以市场效率、资本回报为核心，竞争内容围绕航线资源、客户规模等方面展开。企业凭借强大的资本优势、先进的管理经验与全球性的生产网络，相对主导了海洋港口的投资、建设与运营等关键环节。集装箱运输的普及与全球供应链的加速整合，更是使得海洋港口成为联通生产与消费、促进国际贸易流动的枢纽。彼时海洋港口经济属性的相对价值远超权力属性，海上通道与港口基础设施等被视为“低政治”空间。
地缘政治回归逆转了长期以来港口权力下放的趋势，主权国家重新确立起在海洋港口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以市场机制为前提的海洋港口竞争逻辑难以满足美西方国家在安全与战略层面的需求，其开始渲染并强调海洋港口在大国战略竞争、保障海上通道安全与保护海外利益等方面的作用。美西方国家强化对海洋港口的干预程度，谋求对关键港口的所有权、控制权与运营权，大幅提升海洋港口权力属性的相对价值。大国干预与地缘政治博弈正在使得港口向“高政治”空间迈进，“港口政治化”风险加剧。
在海洋港口经济属性与权力属性的相对价值的变化过程中，美西方国家将海洋港口塑造为战略资产。第一，海洋港口成为美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一项资产是否具有战略意义，相较于其物理形态或经济功能，更多取决于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服务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所设定的战略目标。当美西方国家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趋向不稳定时，威胁认知的上升驱动其强化海洋港口的安全含义与权力属性，倾向于将控制关键港口纳入国家安全与地缘战略之中。
第二，海洋港口成为美西方国家遏制竞争对手的重要工具。美西方国家一旦掌握关键港口，其原本具备的公共属性将被稀缺性、垄断性所代替。美西方国家可能在外资审查、规则准入与数据管理等方面对竞争对手及其企业加以严格限制，影响竞争对手的运营成本与供应链稳定，以确保自身能够在相关领域建立优势地位。
第三，美西方国家与跨国企业共同参与海洋港口竞争乃至博弈。在传统的基础设施资产开发过程中，政府与跨国企业之间的分工相对明确：政府通常负责资产的监管，跨国企业负责开发、建设、融资与运营。地缘政治回归下，政府与跨国企业之间的分工结构正在发生改变。美西方国家逐步构建起港口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供应链稳定大有裨益的官方叙事，同时跨国企业也将港口视为提升企业竞争力、巩固市场优势的关键资源。在国家战略关切与企业市场利益趋向重合的情况下，二者通过一系列合作互动，围绕区位条件优越的海洋港口搭建壁垒，共同塑造并巩固海洋港口的“不可模仿”与“不可替代”特征。
第四，海洋港口权力属性对交通、经济属性的异化。当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突破传统政治边界时，原本清晰的经济与政治界限将会变得愈发模糊。海洋港口交通、经济属性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美西方国家的政策模糊化。美西方国家的港口政策可能出现经济政策安全化、战略政策经济化、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的武器化等现象。另一方面，海洋港口的交通、经济属性服务于权力属性。美西方国家更为关注海洋港口的交通属性如何为海军提供后勤保障、军事演习环境，以及提高舰队反应能力；其还关注如何利用跨国企业对海洋港口的实际控制权，通过抬高他国船舶的港口税费与停泊费用、窃取他国的关键货物数据与信息流等措施开展恶性竞争等。
（二）海洋港口战略资产逻辑的生成机制
第一，战略资产识别与叙事阶段。该阶段是美西方国家及其跨国企业塑造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的初始阶段。美西方国家主要通过话语叙事将海洋港口确定为战略资产，跨国企业并非该叙事的被动接受者，其也可以通过游说引导国家。其一，调整战略目标。美西方国家通过对国际环境、市场运转与国家禀赋的综合研判，确定本国的战略目标，并判断海洋港口是否能够为国家获取竞争优势提供帮助。跨国企业通过对市场调研、投资回报分析与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同样识别企业是否可以将海洋港口视作可能获取的潜在战略资产。其二，塑造战略价值。美西方国家通过委托评估、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对海洋港口的稀缺性、不可替代性等维度进行调查评估，塑造其战略价值。跨国企业同样会对海洋港口的价值进行技术化评估，标准涉及经济收益、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及产业控制力的贡献等。其三，话语叙事与游说。美西方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其他高级政要开始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中发表言论，通过政治叙事赋予海洋港口以战略意义，向跨国企业传递信息，提升企业对相关产业的经济预期。跨国企业积极向政府、行业协会进行游说，推动国家政府出台与海洋港口及其相关资产的行业法规，企业也有意与国家战略保持契合以争取合法性支持、政策保护与经济便利等。
第二，政策指导与资源对接阶段。该阶段是美西方国家与跨国企业从话语叙事向实际行动转变的阶段。该阶段中，美西方国家与跨国企业双方开始接触，国家出台政策以指导企业行为，跨国企业则利用政策激励投身到海洋港口竞逐的过程中。其一，提供政策支持。美西方国家通过制定综合性国家战略、长期发展规划、特定的产业政策、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等，为跨国企业对海洋港口的资本布局提供政策框架。跨国企业积极取得与政府的政治联系，以确保企业对海洋港口的竞逐获得稳定的政策支持。政治联系的类型可以包括企业管理者通过“旋转门”机制在私营与公共部门之间流动，或与政府官员进行密切沟通，或通过政治献金的方式，增强企业利益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其二，资源双向对接。美西方国家运用一系列财政措施为跨国企业对海洋港口的开发与运作提供资金支持。财政措施主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低息贷款、研发资助与国际合作等。跨国企业利用政府的授权委托与政策激励，开展对海洋港口的竞标、建设与运营等行动，最大化利用政治资源换取竞争优势。其三，打压竞争对手。美西方国家可能动用外交施压、安全审查与限制外资等手段，防止关键海洋港口为竞争对手所掌控。跨国企业在实际行动中有意与其国家战略保持一致，主动迎合美西方政府以“友岸外包”为代表的供应链安全化策略，借此打压其他竞争对手。
第三，权力投射与资本控制阶段。该阶段是美西方国家与跨国企业迅速提升海洋港口权力属性的相对价值的阶段。美西方国家利用其跨国企业对海洋港口的实际控制权进行权力投射，强化战略存在。跨国企业为其政府制定排他性运营规则提供便利。其一，制定排他规则。美西方国家积极着手制定与海洋港口相关的排他性运营规则，通过出台国内法律、行业标准与投资审查机制等方式，严格限制其他外国实体进入关键海洋港口，以维持其稀缺性与垄断性。跨国企业建立起对海洋港口的运营权，在获取经济收益的同时，提升其在国际供应链中的影响力。跨国企业可以通过调动和利用供应链上与其他主体的不对称权力关系，确定生产与价值获取的方式、空间与主体。其二，强化权力投射与经济渗透。美西方国家提升海洋港口权力属性的相对价值，将其打造成为权力投射、塑造权力形象的工具。美西方国家依托海洋港口扩大自身在特定领域的战略存在，塑造其他国家对本国的不对称权力关系，改变或制约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与立场选择。跨国企业也可以通过构建战略联盟、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等组织架构巩固对海洋港口的运营权，强化对东道国的经济渗透力。其三，经济政策安全化。美西方国家可能通过经济政策安全化措施，充分发挥海洋港口的战略价值。跨国企业能够为其国家针对海洋港口实施的安全审查、信息监管与限制外资等非正当竞争手段提供便利。美西方国家得以实时掌握海洋港口的控制情况、风险水平与物流状态等关键信息。
第四，战略资产升级与辐射阶段是美西方国家及其跨国企业塑造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的最终阶段。该阶段中，美西方国家将进一步采取措施遏制竞争对手获得关键海洋港口，跨国企业成为推动海洋港口转型升级、强化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的实施者。其一，提高战略价值。美西方国家根据国际环境变化与全球市场趋势，调整国家战略与产业政策，持续提升关键海洋港口的战略价值。跨国企业通过技术研发、管理优化等方式，同步提高海洋港口的效能与附加值。其二，评估与扩张。美西方国家对跨国企业所提供的数据信息进行周期性评估，分析海洋港口对于提升经济效益、获取国家权力以及打击竞争对手等方面的贡献力度，为后续采取措施提供依据。跨国企业利用现有优势推动海洋港口资产的国际扩张，投资、并购并获取更多关键海洋港口的所有权、控制权与经营权；联通海洋港口的上下游产业，开拓所谓更具韧性的供应链网络。其三，遏制竞争对手。美西方国家可能通过限制技术转移、知识传播等产业政策进一步遏制竞争对手获取关键海洋港口，同时加大对所掌控的海洋港口的资金扶持，获取更多的控制权，并推动现有的海洋港口转型升级。跨国企业借助在全球市场中的航运网络、成熟的运营经验，化作美西方国家政府提升对东道国、竞争对手的议价能力与权力杠杆，从而在海运业、全球供应链乃至国际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四、海洋港口战略资产逻辑生成的案例分析
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已充分构建起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美西方国家控制海洋港口的意愿与能力显著增强，海洋港口权力属性的相对价值也随之提升。本文选取日本参与开发柬埔寨西哈努克港案、贝莱德拟收购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港口资产案，展示美国、日本等国家及其跨国企业在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生成中的现实表现。
（一）日本参与开发柬埔寨西哈努克港案
由日本政府主导，上组株式会社、拓雅株式会社等跨国企业共同参与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开发项目，涉及将海洋港口构建为战略资产的四个阶段。
战略资产识别与叙事阶段。日本政府较早地识别到西哈努克港作为战略资产的“有价值”与“稀缺”特征，明确地向日本企业表达了日本将积极与柬埔寨开展港口合作的意愿。早在 2012 年 5 月，时任日本驻柬埔寨大使黑木正文在西哈努克港特别经济区（SEZ）竣工仪式上表示，日本政府承诺为柬埔寨提供发展援助，将促进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有关的基础设施项目视作优先援助领域，并鼓励日本企业加大对西哈努克港及经济特区的投资。2017 年 8 月，日本与柬埔寨共同签署一项有关西哈努克港新集装箱码头开发的援助项目，旨在提升西哈努克港的吞吐能力与物流能力。上组株式会社在同期通过投资举措，展现出其对西哈努克港长期经济价值的乐观判断。同年5月，上组株式会社在柬埔寨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募股后，收购了西哈努克港务局（PAS）约2% 的股份，表示“展望未来，预计该港口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政策指导与资源对接阶段。日本政府发布了与海洋港口建设紧密相关的战略文件，大幅提高海洋港口的战略价值。与此同时，日本的政府机构也为跨国企业提供支持。2018 年 5 月，日本政府发布的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强调，为加强港口安全方面的国际协调，日本应促进能力建设援助，并与相关国家实施联合演习。2019 年 5 月，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将其所持有的 PSA 约 11% 股份以柜台交易的方式转让给上组株式会社。上组株式会社利用政府机构提供的金融便利，成为继柬埔寨政府外的第二大股东。集团表示，希望与 PSA 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并拓展其在柬埔寨的物流服务。
权力投射与资本控制阶段。日本政府以停靠军舰的方式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2022 年 3 月，日本海上自卫队“浦贺”号（JS Uraga）与“平户”号（JS Hirado）停靠西哈努克港，日本与柬埔寨一致同意通过持续访问进一步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日本军舰停靠港口与访问海军基地等。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仍然频繁通过停靠军舰与访问军事基地，扩大西哈努克港的外部性及本国的军事影响力。上组株式会社、拓雅株式会社等多家日本跨国企业进入西哈努克港的开发项目，相互配合强化对西哈努克港及柬埔寨的经济渗透力。同年 9 月，拓雅株式会社中标西哈努克港多功能码头开发项目，上组株式会社通过企业控股，承担提升西哈努克港物流承运与运营效率工作；拓雅株式会社通过订单承包，负责开发西哈努克港基础设施。多家日本跨国企业进驻西哈努克港开发项目，深化了日本与柬埔寨之间的经济联系。日本政府及其跨国企业以“双管齐下”的方式，塑造西哈努克港作为战略资产的“不可模仿”特征。
战略资产升级与辐射阶段。近年来，日本政府有意引导战略资产升级，持续加大对西哈努克港的投资援助，强化西哈努克港相较同一区域内港口的竞争力，突出其“不可替代”特征。2023年9月，时任日本驻柬埔寨大使植野笃志在纪念两国建交70周年“柬日关系”圆桌讨论会上表示，日本将继续通过官方开发援助项目，向柬埔寨提供价值4.3 亿美元的援助，重点开发深水港口；还将推动西哈努克港的扩建计划，致力于将西哈努克港打造成为东南亚最大港口。拓雅株式会社等日本跨国企业充当了推动战略资产转型升级的实施者。同年 12 月，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援助，拓雅株式会社再次获得西哈努克港新集装箱码头开发项目的订单。
（二）贝莱德拟收购长江和记港口资产案
由美国政府推动，贝莱德、GIP 与 TIL 组成的财团正在推进收购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部分港口资产。尽管该项交易尚在进行中，但已体现出战略资产构建的前两个阶段特征，并开始向第三阶段过渡。
战略资产识别与叙事阶段。唐纳德·特朗普自正式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便在海事、物流与造船等海洋产业内动作不断，海洋港口作为战略资产的“有价值”与“稀有”特征初步显现。2025 年 1 月，特朗普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美国正在收回巴拿马运河”等言论， 甚至拒绝排除使用军事或经济胁迫夺回巴拿马运河的可能性。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声称，巴拿马运河是一项无价资产，以及所谓中国有能力封锁运河，将港口作为观察哨所，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美国政府借助安全化叙事，为跨国企业介入巴拿马运河及其港口提供舆论支持。2024 年 1 月，贝莱德集团以30 亿美元收购 CIP 表明其企业战略的重大转向：打造全球领先的基础设施私募市场投资平台。贝莱德财团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曾表示：“随着一系列结构性变化重塑全球经济，基础设施是最令人振奋的长期投资机会之一。”
政策指导与资源对接阶段。特朗普发布了与海洋港口相关的行政命令，与其关税政策相互嵌套，大幅提高海洋港口的战略价值，积极塑造其“不可模仿”特征。2025年 4 月，特朗普发布“恢复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Restoring America’s Maritime Dominance）行政令，要求最大限度地利用私人资本投资港口基础设施，强制对外国进口货物征收港口维护费、关税及其他费用，通过与盟友和伙伴国合作从而减少对竞争对手的依赖等。芬克在收购前期曾向美国政府进行游说，以期获得政策支持。有媒体表示，特朗普有关巴拿马运河的言论是促成谈判的催化剂，如果没有特朗普的支持，贝莱德不会推进交易。
已有迹象表明，一旦贝莱德成功收购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港口资产，将迅速进入权力投射与控制阶段。特朗普政府有意利用巴拿马运河及其港口的区位条件，强化美国对战略水道的军事控制力。2025 年 4 月，美国与巴拿马达成联合协议，允许美军在巴拿马运河沿岸部署一系列军事基地。此外，特朗普也对贝莱德展开收购的行动表示高度认可，表示此举实际上是将这些港口重新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展现出其利用跨国企业实现控制海洋港口的政治动机。同时，贝莱德集团可能为特朗普实施政策提供平台。芬克曾声称，如果贝莱德收购相关港口，就无须特朗普强行收购。
（三）美西方海洋港口战略资产逻辑的影响及其评价
美西方国家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将对包括中国以及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第一，弱化海洋港口的公共产品属性，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基础设施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美西方国家欲以战略资产逻辑代替海洋港口的公共产品属性，将服务全球航运、国际贸易的供应链枢纽与中间环节，转变为服务本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工具。美西方国家通过安全审查、外资限制与信息监管等一系列排他性、非正当竞争规则，将抬高国际物流成本、加剧全球供应链碎片化，最终冲击海洋秩序与全球化进程。
第二，对华展开博弈，遏制中国港口及海运业的正常发展。2025 年 1 月，美国国防部将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COSCO）为代表的多家船舶与涉海企业列为“中国军事公司”，要求加强在港口对有关船只、船主和船员的检查。美西方国家在其实际掌控的海洋港口对华船只采取差异性收费、“泛安全化”审查，中国船只在相关港口的装卸、查验、转运等环节可能被人为延长，导致货物迟延交付。中国航运企业的运营成本也将大幅提升，企业及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被削弱。
第三，迫使全球南方国家“选边站队”，对冲压力进入海洋港口领域。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催动美西方国家及其跨国企业对全球范围内的关键海洋港口展开调查、收购与控制。跨国企业的跨境活动最终影响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美西方国家利用跨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经济渗透力，强化政治影响力与战略存在，从而迫使其形成对东道国的不对称权力关系，将削弱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自主性。
从实践效果来看，美西方国家通过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在短期内掌控了部分关键港口，从而强化了对特定海上通道与物流网络的影响力。尽管如此，美西方国家及其跨国企业在竞逐海洋港口的过程中也并非总能实现“双赢”：美西方国家可能面临来自财政、国内政治与盟伴体系的压力，跨国企业也可能因同时嵌入多国经济，因而难以迎合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战略。从长期来看，美西方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作为地缘政治回归的产物，将严重削弱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全球化经济的开放合作。
五、结论
海上安全本质上就是地缘政治议题，地缘政治风险与海洋港口安全休戚相关。本文认为，地缘政治回归提升了海洋港口权力属性的相对价值，海洋港口成为“有价值”“稀有”“不可模仿”与“不可替代”的战略资产。在美西方国家塑造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的过程中，跨国企业作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主体参与其中。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美西方国家及其跨国企业通过战略资产识别与叙事、政策指导与资源对接、权力投射与资本控制，以及战略资产升级与辐射等阶段，生成了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将对国际社会、中国以及其他的全球南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全球化发展的长期进程。
美西方国家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逻辑是逆全球化思维在海运领域的具体表现。短期内，美西方国家仍将深谙战略资产逻辑，并竞逐更多以海洋港口、关键矿产与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战略资产。对此，中国应当警惕美西方国家海洋港口的战略资产叙事，做好充足应对：第一，加强以海洋港口为代表的海外基建叙事。中国应当强调海洋港口的公共产品属性与发展含义，批驳美西方的战略资产逻辑对全球供应链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二，推动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港口合作。中国应当继续以海洋港口的交通、经济属性为导向，通过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参与港口规划、运营与治理，制定本土化、包容性的港口合作机制，维护全球南方国家在海洋港口议题中的发展自主性。
第三，关注作为地缘政治主体的跨国企业。中国应当充分重视美西方国家及其跨国企业之间高度互动的关系结构，将跨国企业作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主体纳入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范畴，系统追踪特定跨国企业的行为动机、投资偏好与地缘政治立场等，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具针对性的风险评估与制度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