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新文学的发生过程中，各类报纸的文艺副刊便是新文学作品发表和理论探讨的重要阵地。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镌》等新文艺副刊出现之前，包括《字林沪报·消闲报》《申报·自由谈》《新闻报·快活林》等在内，旧体诗文曾占据了各大报纸副刊的主要版面，并衍生为一种旧文艺内容与新媒介形式相融合的编排与传播范式。可以说，对于副刊的争夺，构成了“五四”新文学场域下新旧文艺嬗变的表征。而倘若要探究这一过程中报纸副刊的改造，《时事新报》无疑是其中的典型。在新文学运动之前，作为《时事新报》前身的《时事报》在1907年创刊伊始就设有旧文艺栏目，长期刊载笔记小说与诗词；此后随着《杂徂》(1913年)、《报余丛载》(1914年)的创设，以及专门刊载旧体诗词的“文苑”栏、刊载通俗文艺的“小说”栏在报刊上的长期存在，《时事新报》成为民初登载和传播传统文学的报刊媒介当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而恰恰正是这样一份具有承载旧体文学传统的报纸，却在“五四”时期经历了一次版面重组，原有的旧文艺副刊，逐渐在《时事新报》上偃旗息鼓以致销声匿迹，而原本只是重点关注教育领域的副刊《学灯》，却在此时期以颇为强势的姿态迅速介入思想和文艺领域，一跃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传播阵地。此消彼长，悄然完成了《时事新报》上的文艺内容革新，并助推了新文学的发展浪潮。此前，学界有关《时事新报》副刊特别是《学灯》的研究业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1]，但显然，二者的转型，以及其他副刊的退场，本身并非一蹴而就，而在版面、思想、内容的交融与冲突中，呈现出复杂的形态，也印证了“五四”新文学发生场域的多元性。因此，关于《时事新报》这一次以文艺副刊为中心的版面重组，从报刊内部的人事、理念、编排等角度，依然有待进一步梳理和探究。
一、“勿堕落”与转型的推手
纵观《时事新报》的创办历史，因与民初政治派系研究系的密切关系，其性质趋向于一般的党派机关新闻报。而其作为机关报的渊源实则更为久远，虽然《时事新报》为1911年创刊，其前身却可以追溯至上海的《时事报》和《舆论日报》。1909年4月，上海道台蔡乃煌为控制上海舆论界而收购报纸，将《时事报》(创办于1907年)与《舆论日报》(创办于1908年)合并，更名为《舆论时事报》继续出刊，至1910年，转由商业公司经营，改回原名《时事报》，同盟会党人章佩乙任主笔，副刊则由吴趼人负责主编。1911年5月18日，正式更名为《时事新报》，共和党孟森等人接手报纸，汪诒年任经理，曾多次在头版刊载了与共和党及党人相关的通告，后在民国初年受到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而成的进步党控制。虽然几经易手，但报刊始终与政党政治紧密相关，且报刊论说及新闻之立场往往更趋向于立宪派一方。
在文学艺术方面，《时事新报》的内容栏目和内容主要围绕传统诗文、传统戏剧、小说以及杂谈展开，除去一些迎合小市民阶层偏好的黑幕小说外，审美取向更多趋向于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趣味。特别是大量登载旧体诗词、兼以诗话和散文的“文苑”栏，既有传统文人之间的唱酬、消闲之作，间或有源于身世和时局的自题自哀、表现社会现实之诗。1914年，副刊《报余丛载》创设后，曾吸引了大量通俗文学作家和旧体诗人参与投稿，包括张謇、樊增祥、陈衍、郑孝胥、黄濬、钱生可、冯叔鸾等在内，其作者群体中不乏旧式或“半新不旧”的文人和政客。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若《时事新报》及其文艺副刊版块未能及时进行改革，极有可能作为一份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寻常报纸继续存在，而失去与“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合流的可能性。
促使《时事新报》转型的核心推手，是在1916年参加研究系的张东荪。次年初，他放弃《神州日报》的职务，转而担任《时事新报》的社论主笔，负责最重要的、最能体现报纸立场的“论说”栏。此前，北京的政治生活已经让怀揣理想的张东荪大失所望，“入京之初，犹以为政治上尚有希望；八阅月冷观其状，使吾感想一变至此”，以至于“以为全国中觅不得一丝一毫可以乐观之处，均是可以悲观者”[2]，认定“至今日，则千古仅遇稍纵即逝之改易建设之机会，已完全失去”[3]。就在北京《新青年》同人不断推动新文化运动、并在1917年初提出“文学革命”的几乎同时期，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文章《勿堕落》，指出人们要从内在修养上下手，寄望于国人“自揭其纯洁之主张，自养浩然之气度”，继而转移风气，为将来改变政局打下基础：
以为今之政客，只能责人，不知责己，其修养工夫不足也，吾人当专从修养上提倡之。所谓修养者，即常自警惕，勿堕落于苟安，勿流于躁妄，勿为暮气所袭，勿为私利所动，如是而已。国内苟有一部人以此自恃，不患终于无办法。一旦风气转移，时机凑合，则现有之局或将自坏，而开一新局面，成一新生气矣。[4]
张东荪提出的“勿堕落”，可视为对于北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回应，同时，也更应看作对于本刊同人的警示与鞭策。此前，以“文苑”栏上大量抱诗饮恨、自哀自怜的诗作为代表，革命不成后“只求获免今时祸，那惜当场遍鞠躬”[5]与“世事已残悲酒白，壮怀何限付山青”[6]的心态，几乎弥漫了《时事新报》的相关副刊版面。虽然其中一大部分作者，包括南社文人在内，并非遗民式的颓丧和避世，而是作为曾经的革命派，寄寓了在民元之际现实理想失落后内心深处最为幽微的情感。但充满了失望、灰心情绪的文字，显然再难在公共领域对于公众有所激励和引领。张东荪在文章中对“修养”“养浩然之气度”“基础”“不可一日或忘”的强调，与北方的《新青年》同人一样，显示了从文化教育方面着手解决现实问题的决心；更重要的是，为此前弥漫着颓丧气息的《时事新报》副刊注入了一剂清新空气，也吹响了整个报纸转型的号角。
张东荪在文章中认为，“国内苟有一部人”能坚持修炼自己，不放弃理想、不甘于堕落，那么重建社会和国家就“不患终于无办法”。而基于对现有秩序的失望，这部分人，指向的是可以攻击旧势力、建立新势力的“新人”[7]。正基于此，张东荪曾决意“不欲再谈政治”而转向培育这样的“新人”，预备在《时事新报》“另辟讲坛一门，专以灌输文明为职志”[8]。于是，正如有学者所言，张东荪“开始转向世界局势与新文化运动议题，言论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世界’‘欧战’‘俄国革命’‘个人’‘文化’‘思潮’等字眼”[9]，“再造新人”也逐渐成为《时事新报》的重要议题。以1917年张东荪主笔《时事新报》为分水岭，整个刊物的主题内容及风气开始有了显著的转变。据笔者统计，1917年至1918年，“文化”“思潮”“个人”“世界”“社会”等词语在这份报纸上出现的年均次数急剧增长，几乎每个词语都较先前多出一倍有余[10]，呈现出新鲜的气象。
1918年副刊《学灯》的出现，进一步打破了《时事新报》上新旧文化的天平。在张东荪的积极推动下，于3月4日正式创刊、在每周一报纸第三版进行刊载的《学灯》，将宗旨明确为：“一曰藉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二曰屏门户之见，广商榷之资；三曰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社会学子立说之地。”[11]虽然仍旧秉持过去同版面的“教育界”栏重视教育、讲求学理的主题，但相较于集中于国内教育状况和相关政策报道的“教育界”，《学灯》已然开始运用新式概念和思想，致力于深入挖掘国民教育和文化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部分文章颇有了“改造国民性”的意味，改变《时事新报》整体基调和风格的同时，也开始与北方的《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遥相呼应。
相比之下，此前承载“文苑”栏、刊载了大量旧题诗词的副刊《报余丛载》，在应变上则显得较为“迟缓”，并逐渐在《时事新报》上走向了边缘化的位置。1918年1月，《时事新报》推出十周年纪念特刊之际，《报余丛载》的资深编辑、鸳鸯蝴蝶派作家冯叔鸾(马二先生)在“笔记”栏上发表论说，指出“十年前，学校中执教鞭之教师，对于生徒犹以滥用新名词为厉禁大戒，而沾沾以厘正文体为唯一之要义”，而近十年来，执掌教育者乃知文艺不过是学术之一部分而非全体，故而“文学上虽不免少形顿阻，而教育事业上则不无几分进步，是为文学上之变化”[12]。马二先生此番言论，注意到了十年间教育、学术与文艺的“脱轨”现象，认为这导致了文学艺术所受到关注的减少和变革的滞后。但若观察此时期副刊《报余丛载》的版面变迁，会发现1918年以后的《报余丛载》里并未有效承担起“文学上之变化”的功能，不仅文体形式及文本内容上无甚新意，很多期目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版面，被让渡给了五花八门的商业广告。显然，《时事新报》因为文艺革新的诉求而导致的版面重组重心，正逐渐向《学灯》让渡。
二、 旧戏论争与《学灯》的介入
1918年《学灯》副刊的创设，让《时事新报》的整体面貌有了转变，但与旧有副刊《报余丛载》的基调和气质，也产生了冲突，尽管这种冲突并不是正面的。最初《学灯》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教育、社会和思想领域，对文学问题的讨论还不多，作为主笔，张东荪《时事新报》以及《学灯》的影响，主要还是集中在输入新思想与学说、改变报纸整体主旨和基调等方面；而《报余丛载》作为副刊，对上述问题着墨不多，依然代表着此时期《时事新报》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守成立场和保守取向。若需改变报刊内部的权力话语结构，取代《报余丛载》成为最主要的文艺副刊版面，并代表《时事新报》介入“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场域，《学灯》仍需要一个契机。
这一契机，便是1918年前后《新青年》所发动的“旧剧评议”活动。当钱玄同等人批评旧戏曲“叩其实质，固空无所有”且“事理文理不通者殊多”[13]，拥护旧剧的北大学生张厚载出于不满，与钱玄同、胡适等人在《新青年》上发生了激烈的论争。这一原本发生在《新青年》上的论争，吸引了《报余丛载》编辑，同时也是剧评家的冯叔鸾(马二先生)的参与。1918年8月2日到4日，他在《时事新报》的副刊《报余丛载》上连载了《评戏杂说》的剧论，不仅在学理层面总结了京剧的特点及规律，同时批驳了《新青年》杂志上胡适等人对旧剧及戏曲的看法，为张厚载辩护，此举又遭至了《新青年》同人的进一步反驳。也让原本并未受到新文学阵营注意的《时事新报》及其副刊[14]，开始被卷入“五四”新旧文艺论争的场域。
此次论争，虽从内容上来说只是旧戏领域改良派与革新派之间的一次交锋，实质上却涉及新旧文艺乃至新旧思想的立场之争。借助此次论争，许多原本“向来不看”《时事新报》的《新青年》同人对于《时事新报》及其副刊《报余丛载》进行了一次“清算”。早在1912年5月，《时事新报》上就开始连载黑幕小说，姚公鹤等小说家为报刊供稿；1916年10月，副刊《报余丛载》的编辑钱生可创设了刊载黑幕小说的专栏“上海黑幕”，使《报余丛载》逐渐成为了当时黑幕小说发表的主要平台。这一专栏的开设，使得《时事新报》的副刊成为了旧文艺的幕后推手。直到1918年初，《时事新报》仍将黑幕小说视为最重要的文艺板块，在1918年1月4日(第3603号)和1月14日(第3613号)第3张第4版都刊有加粗字体的《特别征求黑幕》征稿启事；首页大字广告中，亦不乏关于黑幕小说、苦情小说等通俗文学的新书推介。
作为《报余丛载》的编辑，冯叔鸾介入论战，为北方的新文学阵营将矛头调转向《时事新报》提供了契机。钱玄同曾在《新青年》上讽刺地说道：“那上海的一班‘鹦鹉派读书人’，为筹画嫖赌吃喝的费用起见，或做鸳鸯蝴蝶体的小说，或做某生某翁体的小说，或画全身不相称的美人”，进而说道“其别开生面者，又有什么‘黑幕’，什么‘剧评’。此等人所做的东西虽然种种不同，而其价值之一，要之皆是脑筋组织不甚复杂的人所做的事业而已”[15]。钱氏所说的“小说”和“画”，皆是《报余丛载》的重头戏，也是《时事新报》维持经营的依凭；负责小说及戏曲栏的冯叔鸾和负责漫画创作的沈泊尘，也都是《时事新报》的元老人物，然而却成为钱玄同站在新文艺立场出发的批评对象。次年，罗家伦亦在《新潮》上刊文指出，黑幕小说本没有这样强大的影响力，正是“待民国四年上海《时事新报》征求《中国黑幕》之后，此风遂以大开。现在变本加厉，几乎弥漫全国小说界的统治区域了”[16]，俨然把《时事新报》及其副刊《报余丛载》视作导致黑幕小说风行的始作俑者。
不过，来自北京新文学阵营的抨击固然让《时事新报》陷入被动，却也使得其在新旧文学的论争领域有了位置，得以进入“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场域。这对于意欲推动《时事新报》转型的《学灯》副刊及其编者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机遇。1918年9月16日，张东荪在《学灯》上发表了《文艺与教育》一文，提出“夫人格由何而陶冶锻炼耶？必曰文艺。教育与文艺有莫大之关系也”[17]，显露出以文艺更新助推教育变革的愿望。随后，张东荪与《新青年》之间更显出“明争暗合”的趋向，虽然也曾批评《新青年》“不是将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多多益善的输入进来”，而仅仅是“想打破”旧的，却承认“现在中国的情势，要求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的输入，非常之殷，恐怕是没有人不晓得的”[18]。傅斯年在《答〈时事新报〉记者》中“张先生的脑里，当然是饱有西洋的活灵魂的”“即以张先生《白话论》而论，其中各节，何尝不是《新青年》当年讨论过，现在实行的”[19]等一类论调，俨然将之引为《新青年》同人的同道。
9月30日，《学灯》发表了《本栏之提倡》，提出所谓“七大主张”，其中之二曰：
六、于原有文化，主张尊重而以科学解剖之。
七、于西方文化，主张以科学与哲学调和一并输入，排斥现在流行之浅薄科学论。[20]
当时以《新青年》《东方杂志》为代表，诸多报刊都在讨论东西、新旧文化及与科学之关系的问题。《学灯》上此文虽然针对“浅薄科学论”而发，有为新文化矫枉之意，却也强调自己在“调和”的同时、主张“输入”的观点。在这期间，《时事新报》虽然依然有与《新青年》的论争文章登出，但《学灯》却愈发表现出折衷的姿态。特别是此前的8月8日，黄觉僧在《学灯》上发表《折衷的文学革新论》，回应《新青年》上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主张，推崇其“推倒众说，另辟新基，见识之卓，魄力之宏，殊足令人钦佩”[21]，同时又就通俗语言、西洋符号、典故对偶等方面的取舍运用，提出了自己的商榷意见。此文很快得到了胡适在《新青年》上的正面回复。尽管双方在白话文学等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但从双方的语气和措辞，能够明显感觉到彼此求同存异、寻求共识的努力，与同时期新文学阵营对《时事新报》刊载黑幕小说的攻讦不可同日而语。
不久后，《时事新报》引来了大刀阔斧的版面改革。1918年11月7日，《时事新报》在头版刊登了《本报裁撤黑幕栏通告》，宣布停止刊载黑幕小说。此外，原本每周一刊的《学灯》在当日(周四)破例加刊，预示着《学灯》将打破每周一次的发行惯例，也标志着《学灯》在《时事新报》中地位的提升。12月6日，《学灯》增设“新文艺”栏目，并连载了泰戈尔剧本《邮政局》的译文，表明输入和倡导新文艺的立场和态度。而随着匡僧的加入和胡适的从中斡旋，使得《学灯》部分编辑和《新青年》的关系进一步缓和，尤其是当《新青年》派受到当局权力压迫时，《学灯》上不断提供版面登载文章，声援北京的进步势力及其活动[23]。从1919年3月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学阵营中的代表人物陆续在《学灯》上发表文章，南北双方的良性互动愈加频繁的同时，也意味《学灯》作为新思想、新文艺的平台，开始被《时事新报》以外更多文人所接受和认同。
三、 版面重组与“创育新青年”
《报余丛载》与《学灯》介入新旧文学论争的直接影响，便是《时事新报》内部的版面重组。作为部分读者心目中的“小说界的精彩”[24]，黑幕小说在文艺副刊中的大量登载，虽然也有揭露现实、针砭时弊的作用，但作为《时事新报》的补充和调剂，这一文类被吸纳进来，本就有吸引眼球、促进报刊发行的因素。而1918年年底黑幕小说专栏的被裁撤，势必要动摇《时事新报》原有的受众群体，影响市场销量，其进行版面革新、在文艺方向进行转型的决心不言而喻。也正是在宣布裁撤黑幕小说的当天，《学灯》一改每周一出刊的惯例，在周四破例刊载。此消彼长，不仅仅是内部版面的重组和调整，同样意味着《学灯》与《报余丛载》等旧文艺副刊的不可调和性。11月25日，《学灯》刊载了一则启事，声明，“敝报自添设学灯一栏以来，承远近学校诸君纷纷惠稿，无任欢迎。惟本栏篇幅有限，不能尽量同时刊登，至为歉仄。所有稿件定当陆续披露，藉副雅意”[25]，透露了《学灯》所受的欢迎，打消在传播层面的疑虑的同时，也增加了继续扩版和增加出刊频率的可能性。
在短短的二十天时间内，《学灯》先后于11月16日(周六)、11月19日(周二)、11月27日(周三)、11月29日(周五)、12月4日(周三)、12月6日(周五)破例出刊。自12月9日开始，《学灯》正式从每周一出刊改为每周一至周六连续六天出刊，曾经的“特刊”摇身一变，成为了常驻副刊。同时，张东荪又在《学灯》上接连发表《止崇拜而不模仿》和《模仿与文化》两篇论说，明确提出建构新文化的方式和倡议。特别是后一篇文章，较为激进地提出文化的先进与后进之分，表示“然于新文化迟进之民族，其模仿之需要，更殷于发明。以发明之贵，有文化先进之民族任之，而后进者第模仿之可耳。故吾敢正告同胞曰：幸勿以模仿为可耻，吾将以中国人能否模仿泰西为其有无进化之标准也”[26]。其将“模仿”视为新事业流布之条件的同时，也愈发鲜明地阐明了自身的立场。
12月16日，《学灯》重申了征文启事，特别征稿凡四种，分别是“学校消息”“科学丛谈”“西国掌故”“欧战丛谈”，分别指向教育、科学、西方文化、一战时局四个层面。虽然依然无法比拟同时期《新青年》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领域的跃进，但毋庸置疑正迅速向新文化运动的相关议题靠拢。倘将《学灯》几次征文启事罗列对比，就能清晰地看到它的这种趋向：
可以看到，在创立初期，《学灯》的征文宣言明确以教育为核心议题，到了第二次征文，则在继续关注教育的基础上，试图在新旧文化论战中寻求自我定位。直至第三次征文启事将文化与科学等议题融入日常讨论框架，在“小言/论说”“思潮”中讨论文化思潮的话题，在“科学丛谈”中介绍包括有关“人”在内的科学内容，此外还有“思潮”“讲坛”“来函”“来件”等，“教育”栏目已经不再是核心议题。与此同时，“新文艺”栏目虽在创办之初只是以刊登外国文学译作为主，但诸如泰戈尔《邮政局》一类作品的登载，也已呈现出与此前旧文苑、通俗小说不同的文艺风气。特别是“新文艺”的栏目命名，与此前《时事新报》上专门刊载旧文艺的“文苑”栏形成了鲜明的对峙，更从行动上呼应了同时期傅斯年等人有关“把那无聊的‘文苑’去掉，添上‘新文艺’一门”[27]的倡议。这一对峙体现在版面编排方面，除了上文提到的《学灯》改为每周连续六日出刊外，曾收录作品逾二十万字、无数名家供稿的“文苑”栏也在不断萎缩，仅于周日在第3版第1张刊出。于是在《时事新报》上，便一度出现了同一版面上方《学灯》副刊登“新文艺”栏，下方“文苑”栏继续刊发旧体诗的景观。
此后，经过不断调整版面与内容的《学灯》，又明确提出要“专从文化方面，另造一种新势力”[28]。这种“新势力”在《时事新报》上被张东荪解读为“青年”，他在《精神生活与舆论政治》一文中表示：“救国保种的方法只有一个，曰创育新青年，由新青年再造成一个青年中国。”[29]很明显，尽管《学灯》本身强调“专从文化方面”出发，但受到《时事新报》政党机关报性质的影响，全报以及《学灯》最初对于青年精神、文化改造的倡导，是从革新现实政治的角度出发的。此前，张东荪便曾经提出中国的政坛需要“第三方”来介入，希冀能诞生一种新的团体，来影响整个政治风气。一直到1918年12月11日，《学灯》创办“青年俱乐部”栏目；次日，“小言”栏介绍了日本“青年团”，并在不久后，号召各地方学习日本“组织青年团”，认为“此后一切的责任全落在青年的双肩上来了”[30]；一直到次年3月，呼吁中国应有“全国青年的大结合”，主张青年应“要有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31]，都显示出“另造一种新势力”的努力。五四运动爆发后，张东荪又连续发表了《全国青年其速兴》《坚决的办法》《青年政府》《全国学生联合会之组织问题》等多篇文章，支持五四运动、鼓吹青年联合，批评当时的北洋政府“是精神上的老人政府”，是“木乃伊政府”，腐败和灭亡几乎在所难免；而“此后中国一线的希望，就是创造一个青年政府”。同时，他也明确提出所谓“青年政府”并不只是换一批年轻政客，而是要具有“新精神新思潮新主义”[32]。5月27日，《学灯》专门刊发了一则征文启事，表达了对青年学生运动的理解，肯定“学生青年爱国精神之深厚”[33]。
虽然此时受到外部风潮的影响，《时事新报》上有关于创育“新青年”的声音，依然主要指向新的政治力量的培育；以《学灯》“新文艺”栏为代表，相关的新文艺翻译和创作，还未完全成为《时事新报》文艺副刊的主流，但从文化层面“另造一种新势力”的呼吁，不仅让《学灯》乃至整个《时事新报》的气质开始和“新”“进步”“青年”等概念与词汇产生紧密的关联，更呼应了《新青年》上的青春、进步话语。与此同时，张东荪本人在青年读者中的声望也越来越高，当时正在湖南任教的青年教师舒新城，觉得张东荪“至少一度曾与胡、陈齐名”；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邓中夏，也说“当时青年”对他“颇为向往”[34]。在张东荪的主持和推动下，《学灯》通过增加出刊与调整内容，逐渐在《时事新报》的副刊当中取得了主导话语，并在“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场域中获得了自己的地位。
四、《泼克》的“过渡”与旧副刊的终局
在日益向“创育新青年”的新文化趋近，且不断获得《新青年》同人及北大诸君认可的背景下，每期仅仅一张(有时仅是半张)的版面安排，显然已不能满足《学灯》充分表达观点、扩大自身影响的需求，特别是同在《时事新报》的文艺副刊《报余丛载》，尚被《新青年》同人为代表的新文学阵营所严厉批评，如何在《时事新报》内部消除这些旧文艺的气息也就显得迫在眉睫。1918年12月20日，《时事新报》第一版第二张登出了通告，声明因《学灯》每周均会例行停出一天，所以自下周始，每周天都会“搜集各种图画以补其缺，定名曰泼克”。“泼克”于国外报刊的作用是“大凡读沉闷之言论后必一阅此，藉舒胸臆”，而“本报因择每星期日发刊，以代《学灯》，正师此意耳”[35]。从这一通告中可以看出，《泼克》的定位与《报余丛载》极为类似，不同的是，《泼克》专为调剂《学灯》而生，也是为裁撤《报余丛载》作准备和过渡。
1919年2月4日，也是农历己未年新年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学灯》栏大张旗鼓地宣布了扩版，这一决定获得了时事新报馆的支持：本期《时事新报》首页登有加大、粗体字号的广告称“本报学灯栏大扩充有宣言见后幅”，而上次获得这一待遇的，恰恰是几年前想要征集黑幕小说的《报余丛载》。而就在《学灯》宣布扩版的当天，《报余丛载》从《时事新报》上悄无声息地消失，再未复刊过。当天的《学灯》在说明扩版理由的同时，也道出了裁撤《报余丛载》的原因：
兹将本栏扩充为两页，其理由有二：一曰小说琐闻，其目的在有趣，孰意每日阅之，其趣因熟见而不鲜矣，不如不常见之为愈也。故决定移置每星期日之《泼克》增刊中。二曰教育新闻，向在“要闻”栏揭载，非特有时被挤，而且地位有限，不能详尽，不如移置《学灯》，可以自由披露。以此二理由，则学灯不能不扩充也。[36]
《时事新报》针对副刊的调整至此完成：消闲娱乐的副刊只能在《学灯》停刊期间出现一次，而与《学灯》主题相关的其他栏目，都要被整合至这一在新思想领域积累了象征资本的副刊之中。该宣言亦明确指出，《学灯》扩版所需的版面空间，正是源自《报余丛载》被裁撤后所释放的版面。同时，重申了征文的要求，宣布设立九类体裁(栏目)，分别是“小言”[37] “讲坛”“学校指南”“青年俱乐部”“科学丛谈”“译述”“佛门丛载”[38]“学校消息”“新文艺”。其中“新文艺”栏的征文要求，明确提出了“载新体之诗文”(2月28日改为“东西之新体诗文”)。3月21日和3月28日、29日，《学灯》分别转载了《新青年》所刊录的周作人翻译的《卖火柴的女儿》和《铁圈》。4月3日，《学灯》刊登了涵庐(高一涵)创作的现代白话小说《逃兵》。这是《时事新报》自创刊以来首次刊载“五四”新文学阵营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以此为标志，《学灯》也逐渐成为张东荪“用来从事新文艺建设的‘园地’了”[39]。
作为《报余丛载》的替代品，副刊《泼克》同属于旧文艺范畴，它由《报余丛载》的编辑冯叔鸾、沈泊尘等人接手，仅在每周日于报纸的第三张第一版发行，版面约为半版大小。除去从《报余丛载》那里接续的栏目外，《泼克》还新增了“美人香草”“游记”“顾曲录”等栏目，偶尔也会刊载一些政治类照片，如当时南北和谈会议的合影等，其余版面以日用品或药品广告来补白。其内容主要包括漫画和短篇小说，前者作品的内容多聚焦于讽刺政坛和社会现象，或针对新文学阵营的激进行为进行抨击，形式上追求滑稽幽默、生动形象，强调趣味性；而小说部分则以冯叔鸾原创的通俗小说为主，栏目先后设有“传奇”“游戏文章”等，名称虽各异，内容却大体相似，基本符合民初通俗文学的特征；语言半文半白，注重现实描绘和讽刺，如《犬与岳母》《烟鬼会议》等。同时，所载的漫画虽然格调不高，但其中对于军阀、新国会以及巴黎和会等话题的表现，常常可见较为深刻的思想和对社会的敏锐观察。
客观来说，在新文学、新思想的冲击以及《学灯》转型的影响之下，《泼克》并非没有妥协或是转型的尝试，1918年12月22日《泼克》第一次出刊时，题为《输送文明》的漫画，一位西方的圣诞老人骑着中式驴车、向古老的土地扔下名为“和平”“幸福”“文化”等礼物的形象，用以表示对于外来文明输入的观感。漫画下方还附有马二先生的题诗：“升泰壳老司，专送冬至礼。今惠我国民，有如许东西。泊尘绘冬至老人送礼图，却有许多我国民缺乏之物，纪以打油诗藉表多谢。”[40]次年4月，也正是在《学灯》开始刊载新式小说的同时期，多由冯叔鸾操刀，且基本为半文半白通俗小说的《泼克》小说栏，在小说语言方面逐渐转向较为清晰凝练的现代白话文，作品开始摆脱流俗之气，关注现代人的心理状态，书写都市文明对人的侵扰和腐蚀，也更多关注现实救亡和启蒙的话题。如7月13日，“小说”栏的作品刊登署名“一岑”的白话小说《可怜的山东学生！》，书写为青岛和领土统一奔走呼号的青年学生，情感热烈恳切；8月3日，该作者又在白话小说《是节烈还是地狱？》中，以对话的形式痛斥封建礼教和社会对女性的压迫。随着《泼克》的“小说”栏分为“小说一”和“小说二”，后者偶有新旧参半的小说出现，前者则几乎无一例外是现代白话小说，让《泼克》成了一个新旧参半、许多时候“新”还要胜过“旧”的文艺副刊。
但是，诸多变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泼克》栏偏向于旧文艺的性质。在对于《报余丛载》上的旧文艺有所继承的同时，依旧有着对新文艺运动的影射和批评。鲁迅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表示《泼克》“多是攻击新文艺新思想的”[41]，傅斯年则认为《时事新报》“一则是不愿长进，不愿作有思想的讽刺画，只要作无理性的骂人画；二则是——或者——维持他们贵‘泼克’骂人的专利；三则是不肯服气(就是他们贵报所说的‘怙恶’)”[42]，这些观点显然都是有的放矢。1919年1月5日，负责讽刺画的泊尘作了一组漫画，内容是一个新学家主张废弃汉文、提倡罗马文。为了学习罗马文，他“以罗马犬之心易其心”，结果学会的只有罗马的“犬吠”[43]，同期又设有敢问录，质问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文学革命主张。双方的争执本就因张厚载、冯叔鸾对旧剧的维护而起，钱玄同等人的激烈抨击最早也是指向《报余丛载》。《泼克》沿袭了《报余丛载》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态度，在与《学灯》形成鲜明反差的同时，自然也招致了激烈的批评声音，最终难逃在《时事新报》上被消除的命运。1919年11月18日，《时事新报》宣布“本报大改良”，作为版面调整“过渡”之用的副刊《泼克》彻底停刊。
余论
旧文艺副刊在《时事新报》上销声匿迹，《学灯》最终成了这场新旧副刊更迭的赢家。曾经靠黑幕小说、旧剧和旧诗文维持经营的《时事新报》，也完成了自身的转型，报纸的编辑成员基本变为了新派，副刊版面内容也转为以新文化、新文学为主导。在《学灯》编辑宗白华的主持下，“新文艺”成了《学灯》的热门栏目；郭沫若在《学灯》上发表新诗的时间是1919年9月11日，甚至早于他读到《新青年》的时间[44]；茅盾在《学灯》上发表多篇译作和评论，1920年还被《时事新报》聘请作代理主笔。《学灯》的兴起和胜利不仅是《时事新报》内部副刊的变革，更是“五四”新旧文艺冲突在公共领域的缩影。通过思想革新与版面重组，张东荪成功地将《学灯》打造为新文化、新文学的阵地，而《报余丛载》和《泼克》等旧副刊的退场，则标志着旧文艺在现代报刊空间上话语权的衰落。但不可忽视的是，旧副刊《泼克》的妥协与改良尝试，也暗示了新旧文艺交锋的复杂性和多种面向；在旧文艺副刊和栏目被取消后，为其供稿旧文人的去处，以及在其他公共领域所持续的旧文艺写作与活动，依然有待进一步探究和思考。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参见陈捷：《研究系与〈时事新报·学灯〉》，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周月峰：《另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梁启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吴静：《〈学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张黎敏：《〈时事新报·学灯〉：文化传播与文学生长》，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
[2]东荪：《归来杂话(二续)——对于北京政局之感想》，《时事新报》1917年4月5日。
[3]张东荪：《论无办法》，《神州日报》1917年2月16日。
[4]东荪：《勿堕落》，《时事新报》1917年4月10日。
[5]蔡选青：《不倒翁》，《时事新报》1915年9月28日。
[6]庄纶仪：《野外》，《时事新报》1916年8月29日。
[7]东荪：《感想(中)》，《时事新报》1917年8月10日。
[8]东荪：《予之宣言》，《时事新报》1917年6月18日。
[9]高波：《追寻新共和：张东荪早期思想与活动研究：1886—193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44页。
[10]根据“全国报刊索引”的关键词整理，1911年至1916年的《时事新报》上，“文化”“个人”“世界”“社会”“进步”这些关键词年均出现的次数分别为40、283、631、550、466次，到了1917至1918年，年均出现次数则分别增长为94、679、1152、1279、685次。
[11]东荪：《学灯宣言》，《时事新报》1918年3月4日。
[12]马二先生：《啸虹轩笔记》，《时事新报》(十周年纪念)1918年1月1日。
[13]《通信》，《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1917年3月1日。
[14]例如刘半年便在与钱玄同的信中表示：“昨天晚上有个朋友来说，有署名’马二先生，者，对于我们答张筏子的信，大加驳难”“以其文登于上海《时事新报》，我是向来不看《时事新报》的，不知究竟讲些什么话，你那边如有此报望借我一阅，以便答复”。参见《通信》，《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1918年8月15日。
[15]《通信》，《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1918年8月15日。
[16]志希：《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新潮》(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1月1日。
[17]东荪：《文艺与教育》，《时事新报·学灯》1918年9月16日。
[18]东荪：《新……旧》，《时事新报·学灯》1918年12月14日。
[19]傅斯年：《答〈时事新报〉记者》，《新潮》(第一卷第三号)1919年3月1日。
[20]记者：《本栏之提倡》，《时事新报·学灯》1918年9月30日。
[21]黄觉僧：《折衷的文学革新论》，《时事新报·学灯》1918年8月8日。
[22]参见《通信·附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新论〉》，《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1918年8月14日。
[23]《学灯》方面为此发表的文章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匡僧：《为驱逐大学教员事鸣不平》，《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3月5日。匡僧：《对于〈北京大学月刊〉之杂评》，《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3月4日。东荪：《我辈对于新思想之态度》，《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4月7日。关于双方缓和及交好的具体过程，请参见陈捷：《研究系与〈时事新报·学灯〉》，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92～115页。
[24]杨亦曾：《对于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勿再编黑幕小说之意见》，《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1919年2月15日。
[25]《本栏特别启事三》，《时事新报·学灯》1918年11月25日。
[26]东荪：《模仿与文化》，《时事新报》1918年12月10日。
[27]《傅斯年先生来信》，《国民公报》1919年1月7日。
[28]《熊正理致张东荪书(1919年3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4月12日。
[29]东荪：《精神生活与舆论政治》，《时事新报》1918年12月18日。
[30]东荪：《答若愚君》，《时事新报》1919年1月25日。
[31]东荪：《青年与国是》，《时事新报》1919年3月24日。
[32]东荪：《青年政府》，《时事新报》1919年5月17日。
[33]《本栏征文》，《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5月27日。
[34]周月峰：《另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梁启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79页。
[35]《本报特别通告》，《时事新报》1918年12月20日。
[36]《本栏之大扩充》，《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2月4日。
[37]“小言”栏于5月23日取消，后另设“提倡”和“评论”两栏目。
[38]“佛门丛载”栏于1919年5月16日取消。
[39]陈捷：《研究系与〈时事新报·学灯〉》，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53页。
[40]参见《时事新报·泼克》1918年12月22日漫画。
[41]鲁迅：《随感录·五十三》，《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
[42]傅斯年：《随感录》，《新潮》(第一卷第五号)1919年5月1日。
[43]《泼克》，《时事新报》1919年1月5日。
[44]郭沫若1920年才接触《新青年》，但1919年9月就已读过《时事新报·学灯》上康白情的诗，并由此产生了把自己写的新诗拿来投稿的念头。参见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质文》(第二卷第二期)1936年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