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视域，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能够被积极有效地呈现出来。从历史道路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了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但同时又走出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跨越“卡夫丁峡谷”、实现现代化方式的具体化、现代化属性的社会主义定向等无不彰显了现代化的多样性逻辑。从历史发展的继承性与变革性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的二元论，其历史进程既包括对传统的变革，也包括对传统的继承，特别是现代化与传统的内在连续性不容忽视。从历史动力的内源性与外源性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由外在“刺激”驱动的被动防御性现代化模式，而是具有自主性和内生性、以内源性动力为主导的现代化模式。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历史道路理论 马克思

从唯物史观高度，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极其必要的学术任务。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是通达这一目标的最切近的“理论座架”。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主要指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条件和发展动力等方面的重要论述，集中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继承性与变革性、内源性与外源性相统一的逻辑关系。当然，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绝不是抽象的“历史公式”，也不是“一般历史哲学”，对此，学术界已有相关的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涉及诸多内容，但其核心问题域主要表现为历史（发展）道路、历史条件和历史动力等方面。历史道路理论主要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与道路”的关系问题；历史条件理论主要考察历史发展的“继承性与变革性”的关系问题；历史动力理论主要研究历史发展动力的“内源性与外源性”的关系问题。本文以历史道路理论的主要问题域为基本参照系，紧扣历史发展中的三对关系，深入揭示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的丰富内涵，进而以此为思想资源、思想方法，深入透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一、独特的现代化道路

不同于文明形态史观，马克思基于社会形态把握人类社会基本结构及其演化进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上，唯物史观认为，历史道路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统一性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理解。一是历史发展的横向统一性。不论哪种类型的民族或国家，只要属于同一性质的社会形态，都具有大致相同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和上层建筑。二是历史发展的纵向统一性。一方面，它表现为发展条件的客观制约性。人类社会形态总是受一定时代的客观条件特别是生产力条件的制约，不可随意选择、跨越。马克思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生产力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另一方面，它表现为发展过程的有序性。“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总是遵循从低级到高级有序发展的规律，并且具有不可逆性。历史道路的“统一性”原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被直接呈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再补上原始社会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历史演进呈现出按照“五形态”依序演进的统一的客观规律。除此之外，马克思还立足于人的发展视角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形态，发展到以物的依赖性为主导的社会形态，最终通向以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共同生产能力为基础的、以自由人联合体为显著特征的未来社会。多样性也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理解。一是历史发展的横向复杂性。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里，都会有某一类型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当然，还有不占主导地位的、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残余，以及未来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萌芽或因素等。因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即便处在同一社会形态，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性质等方面也是复杂多样的。二是历史发展的纵向多样性。有些民族或国家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会呈现出跨越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的现象。马克思在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信中指出，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承认历史道路的多样性，并不是以不承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统一性为前提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历史道路的多样性问题不仅仅指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问题，而且也包括社会形态依序发展或同一社会形态内部演变过程中的过渡形式、道路模式等问题。不同民族或国家从较低社会形态向较高社会形态转变，采取的过渡形式、道路模式各有特点，即便同一种社会形态的内部演变、发展成熟的道路模式也是不同的。

历史道路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是我们把握中国道路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缘起、内在逻辑的基本方法论。1500年以来特别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率先开启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对于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华民族而言，走向现代文明、实现现代化是其不得不遵循的历史规律，是其不得不顺应的历史趋势，这便是历史发展的统一性逻辑。当然，中国式现代化既符合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的一般逻辑，又呈现出自身发展的复杂性、多样性等特征，这在现代化道路、发展模式等方面尤为突出。宽泛说来，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所依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有别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性质与特点（历史发展的横向复杂性）；二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依序发展的历史逻辑，表现为跨越式发展的历史逻辑（历史发展的纵向多样性）。

如果说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的说明，还不足以清晰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多样性、发展道路的独特性，那么，我们还可以从三个方面详细言说：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社会形态跨越基础之上。中国并没有经过漫长的抑或充分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是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里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因素，笔者在此不做具体阐述，而只是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表现为一种跨越社会形态的、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新模式。笔者在前面也论述过，包括中国式现代化在内的历史道路的多样性并不否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统一性。除此之外，透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还要把“社会形态跨越”与“生产力的不可跨越”有机结合起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虽然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必须经历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形态可跨越，但是生产力水平不可跨越、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不可跨越。“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第二，在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方式上，中国式现代化有自身的特殊性。“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由于自然、社会以及其他条件的不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现代化的发展方式和道路也是有差异的。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除了“并联式”发展的独特逻辑，关于实现现代化具体方式的特殊性还在诸多层面有所体现。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承担着超越性的历史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不仅体现在具体实现方式层面，更体现在价值实质层面。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不仅在于现代化实现的具体方式与西方国家有着显著不同，更在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实质是实现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不再重复西方现代化历程中的一切苦痛。”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本特征的、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其承担着摆脱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实现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历史任务，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人在“资本的文明面”框架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同时又不得不承受资本的统治、物化的后果。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对资本主义逻辑的“超越”主要表现为，它是驾驭资本的、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承担的历史任务（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其承担着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历史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所要实现的现代化类型比资本主义现代化类型更高级，指向一种超越现代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由此可见，关于历史发展的“规律与道路”的关系议题，是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的核心内容。规律是道路的抽象规定性，道路是规律的具体展开。从唯物史观角度来看，世界现代化呈现的是从传统生产方式到现代生产方式、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普遍趋势。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现代化之一般，符合以大工业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转型逻辑。规律具有统一性，但是规律的呈现方式具有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在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同时，成功走出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充分彰显了现代化的“中国式”逻辑。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跨越“卡夫丁峡谷”、实现现代化的方式的具体化、现代化属性的社会主义定向等，就是“中国式”逻辑的丰富内涵，同时也是现代化多样性逻辑的直接表征。

二、现代化与传统的辩证关系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继承性与变革性、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这也是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的核心内容。所谓继承性，指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在既定的历史基础上进行的，新的文明要素的产生及其发展总是从旧的文明要素的胎胞里发展而来的。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文明的发展总是建立在对以往文明要素的继承基础之上的。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都要以前人所积累的思想材料、文化要素等为前提，经过长期积淀，才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不同的文明特质。此外，历史发展的继承性是具有相对性的：一是继承内容的相对性。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只有那些被时代接受、认可的内容才能得以有效传承。二是继承时间的相对性。从特定历史阶段看，一些被继承下来的、先进的文明要素，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展开，也会退化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落后要素，从而被抛弃。所谓变革性，指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朝着超越传承下来的历史基础、突破前人创造的既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的目标而前进，在对旧的文明要素的否定、变革与再创新过程中创造新文明要素，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对于历史发展的变革性，恐怕没有比这段话表达得更鲜明、更直接的了：“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立足历史辩证法，指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暂时性的、历史性的存在。他认为，“资产阶级生产形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也正像封建形式的情况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通过社会形态的历史更替、新的社会形态对旧的社会形态的革新来实现的。历史既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中，更是在“对现存事物的否定”中发展进步的。历史发展的变革性是绝对的，人类社会发展表现为一个否定、发展、再否定、再发展的持续递进的历史进程。从思维角度，对历史发展的继承性与变革性的“孤立分析”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现实历史过程表现为两者的相互作用、相互塑造，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合力”。

历史发展的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辩证统一，是我们把握传统与现代、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关系的核心视角。一般说来，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以农业社会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向以工业社会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的大转型、大变革。现代化内在就包含对传统生产方式、传统制度、传统社会关系、传统思想观念的否定与超越。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现代化所呈现的一般逻辑。“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对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前现代性的超越；彻底批判传统文化正是中国现代化得以真正开端的重要背景”。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又为真正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社会前提，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封建主义。从历史发展的变革性维度看，变革传统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历史任务，这是不可否认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存在着对消极的、落后的传统（比如封建观念、专制文化、人身依附关系等）的否定与变革。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传统的社会效应是不同的，我们对待传统的着力点也是不同的。在现代化启动阶段，反传统是主要的、主导的。“反传统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是完全必要的，不如此就不可能为大胆革新开辟道路”，“一般都要发生对传统的整体性的大否定和大冲击”。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现代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确立，中国式现代化对传统的变革由器物、制度层面转变为观念层面，即对落后传统文化的抵御。

历史发展既有变革性，也有继承性。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抽象二元论，深刻揭示了现代与传统的历史延续性。西方现代化理论以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为基本理论构架。在性质认定上，“传统”与“现代”是落后与进步、愚昧与文明的对立实体。所谓“现代化”就是彻底否定、削弱、抛弃传统的过程。传统是实现现代化的障碍，一个国家要追求现代化，必然要抛弃自己的传统。“在各种制度领域中持续不断的发展和现代化，要以摧毁现代生活中的所有传统因素为条件，甚至将两者看作是一码事。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社会的传统越少，也就越是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理论是有诸多弊端的。其一，西方现代化对传统与现代的理解过于简单、片面和抽象。比如，并非所有的传统都是落后的，传统并非全然是静止的、僵化的。其二，西方现代化夸大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将传统与现代性设置于互相对立状态的一般实践忽视了现实中它们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的一面。”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是存在的，但两者之间的连续性、互动性也是存在的，这一点是无法否定的。其三，西方现代化对于传统与现代在现代社会同时存在、良性互动缺乏正确认知。现代社会是传统、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复杂集合。彻底否定传统的纯粹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对于后发国家更是如此。“现代化的愿望和保持传统的愿望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作为重要的运动而发挥作用。”在一个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可以并行不悖，后者的出现并不必然意味着前者的消失。“新旧文化没有冲突甚至相互适应而存在的能力是社会变迁的常有现象，新的并不必然代替旧的。”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传统—现代”的抽象二元论，其基于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功能、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关联性和连续性等给予了更多强调。笔者曾阐释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五个方面的积极功能，这里，主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连续性展开说明。

从道路维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深化拓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国道路是这种连续性的当代呈现，同时其产生与发展是以历史连续性、文化传统的继承性为前提的。与此同时，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文化维度为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牢固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从制度维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滋养和启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能直接从外国移植而来，而是从这个国家的社会土壤、历史文化传统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这些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比如，“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此外，传统的政治智慧和治理思想为现代治国理政提供了诸多方面的思想资源和重要启示。

从文化维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思想资源、根本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核心要素，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代性道德体系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在全球化文化交锋中坚守主体性的坚实根基。

“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坚持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辩证统一，坚持科学的、辩证的历史认识论对待之：“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一是确立正确原则，进行取舍。全盘接受或全盘抛弃传统文化都是不正确的。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要正确取舍，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是取舍的正确原则，并且要始终按照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取舍。二是有扬弃的继承。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是继承的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继承的结果。三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统、传统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现代化发展需求不断推进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传统文化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显而易见，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包括了历史条件论，它主要考察历史发展的“继承性与变革性”的关系问题。继承性与变革性、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机理。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特别是历史条件论，彻底否定了传统与现代化抽象对立的二元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两种逻辑：一是变革性逻辑；二是累积性逻辑。借助于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视角，我们可以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两种逻辑”同时存在。针对抽象二元论等谬误，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彰显这一核心观点：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其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连续性。

三、现代化的动力模式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外因是一事物与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条件，它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马克思将内因与外因的作用机制运用于人类历史领域，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上，主张内因与外因、内源性动力与外源性动力的统一。关于历史发展动力，在马克思著作中，有“现实人的需要”“实践”“物质生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阶级斗争”“科学技术”“鄙俗的贪欲”等表述。从动力来源角度看，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既有来自内部的动力（内源性动力），也有来自外部的动力（外源性动力）。社会发展的内源性动力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是生产力发展，“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基本动力，也是一个社会自我发展、自我变革的根本动力机制。马克思深刻论述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在整个社会的多层次的动力体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方面，从根本上支配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决定性地支配其他社会矛盾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发展的外源性动力也是多方面的。比如，商业交往与对外贸易使得一个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获得积极有效的外部文明要素，促进自身的发展。在资本主义早期，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商品输出”，使得传统农业国家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瓦解，“商品输出”不自觉地充当了前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动力工具。再比如，外来技术的引入与运用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起到显著作用。“随着英国人及其机器的出现，（中国——引者注）一切都变了样，并被卷入文明之中。”还比如，在特定情况下，战争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也能起到推动作用。“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做是历史的动力。”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是“历史合力”的作用，既有来自内部的动力因素，也有来自外部的动力因素。在特定情况下，外源性动力可能构成一个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但是从整体、长时期的角度看，内源性动力是推动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即便在特殊时期，外部因素极其重要，但是其能否“转化”成推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动力仍取决于内因。

历史发展动力的内源性与外源性的辩证统一，是我们批判各种现代化话语陷阱、正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动力模式的基本视角。长期以来，一个流行的观点是，西方现代化的动力完全来自内部，是一种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孕育而来的内源性现代化。正如费正清指出：“西方能从自身文明内部实现现代化”。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是一种“冲击—应对”的外源性现代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从外部输入工业文明而摆脱传统主义的过程。实际上，西方现代化的启动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自发内在的文明发展过程，而是建立在对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文明要素聚集、吸纳与融合的基础之上的。“现代化进程是世界范围内聚集与融合现代性因素的过程，而从来不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能够单独进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内因和外因是相互流动而不可分开的。西欧的现代化也是如此，它是在世界范围内聚集现代化因素，然后融合成现代社会的形态。”例如，中国大量的文明要素（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等）传到欧洲，对西欧孕育现代性因素，实现社会大变革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更明显的是，西方国家借助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商业革命和对外殖民扩张，源源不断地获得大量外来资源、文明要素以及其他因素，从而为本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仅仅依靠旧母体内部的新因素的萌芽与成长，在世界任何地方也不可能使封建主义变成资本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从来也不是一个完全应对西方“冲击”的被动性、外源性现代化。充分把握这一点，前提工作就是区分“现代化在中国”与“中国式现代化”两个不同的概念。1840年以来，面对西方现代化对中华民族的强烈冲击，不同政治力量提出的现代化方案（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尽管在某些方面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但本质上都是基于“冲击—应对”模式的被动防御，根本形成不了独立自主的、具有内生动力的现代化模式，只能被称为“现代化在中国”（各种现代化方案在中国的轮番登场）。的确，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西方“冲击”是推动近代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主导因素，是“现代化在中国”的核心外部动力。为什么是外部“冲击”而不是内部因素构成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我们可以从历史发展中的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得到基本解答。“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19世纪清政府代表了旧经济结构的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权力维护旧的生产方式，与现代化趋向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构成了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内部核心障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以往那种对西方现代化及其“（对）中国冲击”的被动防御性回应逐步转变为积极主动性创造。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建构了现代国家，为独立自主的内生性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创创造了根本前提。新的国家权力沿着现代化发展方向起作用，调动起一切积极有效的内生力量，创造了自主内生性的现代化模式，即中国式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由此可见，将中国式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现代化在中国”，进而将其定性为被动防御性现代化模式，是极其错误的。中国式现代化摆脱了“冲击—应对”模式，开创了内生性的、以内源性动力为主导的具有自主性的现代化模式。

在现代化动力问题上，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单一外源性模式，也不是单一内源性模式，而是两者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新创造发展壮大自己，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和平利用外部资源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发展”。当然，中国式现代化是由内源性动力主导的，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的基本面。“现代化内生动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源于自我本体的、与现代化趋势相吻合的内在推动力量。”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是自我内生的，而非他者输入的。从马克思历史发展动力理论视野出发，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较为详细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动力模式的基本特征。

第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来自内部的。一个社会要持续发展，需要激活其内生动力。一个社会要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根本之策就是持续不断化解社会基本矛盾。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着眼于社会基本矛盾谋划发展，通过改革，不断破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障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充分激发了一切生产力要素的活力，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得到充分涌流。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性动力模式不仅体现在其通过改革激活内部的动力因素，而且也体现在其内部构建起让诸多动力因素有效发挥作用的“现代化动力机制”。这就是资本—国家—劳动（人民）三元主体相协调的动力机制。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资本驱动的现代化模式，在历史进程中更多地走了一条“强资本、弱国家”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既利用资本，发挥资本的“文明面”，又驾驭资本，防止资本的“野蛮面”，服务于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国家权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开启阶段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动力作用。国家权力既是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也是驾驭资本的平衡力量。此外，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人民不仅是引导和规范现代化的价值主体，而且也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主体、动力主体。人的需要、人的利益诉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承认、契合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同时，前者也可以从后者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拥有独特的、内生性的动力机制，这一机制既能充分发挥资本的动力作用，又能通过国家权力和人民力量驾驭资本；既能有效发挥国家权力的动力作用，又可以通过人民力量防止国家权力异化。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国传统母体中孕育而来的，而非由外部输入异质性文明驱动的。笔者这里所说的“异质性文明驱动”，绝不是意指外来思想观念、文化文明对一国的影响或作用，而是有特定的指向或核心特征：（1）一国要实现现代化，要以彻底否定、清除本国的一切文化传统为前提，传统是现代化的阻碍性因素，而非动力性因素；（2）一国完全通过从外部输入他国物质、制度、观念等“动力因素”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异质性文明驱动论本质上就是现代化动力的外源论。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完全是外源性现代化的观点，深受韦伯的影响。他认为新教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兴起有着关键作用，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根源在于儒家伦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因素。费正清也认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迟缓，是由于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和精美的文化之故”。总之，以上观点认为，中国传统与现代化是格格不入、相悖而行的，中国内部不可能自发产生现代化的动力（现代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工业化、市场经济等），只能从外部输入西方工业文明而摆脱传统主义，这个过程必然是彻底抛弃中国传统的过程。东亚崛起特别是中国奇迹，已然证明了韦伯命题的局限性。从根本渊源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文明母体中生长出来的，中国传统对中国式现代化起到诸多的推动作用。从世界现代化经验看，各国的现代化启动基本上都是从传统获得积极动力和各种资源的。“无论从原则上来看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有多么大，现代化的成功——即成功地建立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都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传统背景中的某些因素，而现代性正是从这个背景中发展出来的”。有学者认为，国家规模、族群构成、价值体系、人力资本和国家定位等五种因素共同支撑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而这些因素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所孕育的产物，这些与传统相连的隐性因素对现代化的终极驱动作用，被界定为一种“元实力”（meta power）。笔者在前文从道路、制度、文化三个维度，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因此，对于传统孕育着推进现代化的动力，不再赘述。显而易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来自传统，而不是彻底“反传统”；来自母体，而不是异质体。从传统母体孕育而来，既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特征，也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基于“古今中外”框架下的独特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综上所述，历史动力论是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的重要主题，它主要研究历史发展动力的“内源性与外源性”的关系问题。在历史发展动力主题上，唯物史观主张内因与外因相结合的观点，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并且主张，从长周期角度看，内源性动力始终是推动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从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特别是历史动力论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断然不是由外在动力驱动或外在力量“注入”的现代化模式，把中国式现代化解读为一种完全应对西方“冲击”的被动性、外源性现代化模式，抑或阐释为一种亦步亦趋“移植”西方式现代化的“复制性”现代化模式，都是理智上的短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自主性、内生性特征，构建起以内源性动力为主导的现代化动力模式。

总而言之，立足于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视域，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彰显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既包括对传统的变革，也包括对传统的继承，它正确处理了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外源性动力，也有内源性动力，本质上是由内源性动力主导的现代化模式。

本文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科研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研究”（项目号：2025ZD002）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唐爱军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