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建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唐雨菲，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本文系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理化研究重大专项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研究”（2023JZDZ002）阶段性成果。
摘 要：“团结”是马克思主义崇高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植根于中华“和合”文化沃土，奠基于马克思主义联合思想，淬炼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伟大实践，在内涵上呈现为“以群为重”的个体品德、“求同存异”的交往准则与“和谐有序”的共同体理想三者的有机统一，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这一价值观是新时代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汇聚民族复兴磅礴伟力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新征程，弘扬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须以巩固利益根基为前提、以构建话语体系为中介、以完善制度保障为支撑，为以团结奋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价值遵循与强大精神动力。
关键词：团结价值观；团结奋斗；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
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一种观念的价值体系，由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子系统构成。党的十八大凝练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谱系的基本内核与集中表达，具有根本性和引领性。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内涵丰富、开放发展的观念体系，社会主义价值观还涵盖诸多立足中国实际、富有时代生命力的重要价值理念。对这些理念进行系统梳理与阐释，不仅有助于拓展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理论图景，更能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团结”正是其中具有鲜明社会主义属性的重要价值理念。它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华民族深厚的伦理传统，更是社会主义崇高的价值理想，内含明确的价值立场、标准与追求。但长期以来，团结的丰富内涵常被简化为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在价值研究中处于日用而不觉的模糊状态，尚未获得与自由、正义等价值同等的理论关注。“力量生于团结，幸福源自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将团结锚定为宝贵精神品质和根本价值源泉，明确了团结价值观在新时代更为突出的战略意义。因此，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高度系统把握团结范畴，深入阐释其内涵、特征与时代价值，是深化价值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更是新征程以团结奋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呼唤。
一、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的源流考察
一种价值观的确立，必有其深厚渊源。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植根于特定的语义传统、文化土壤与理论体系，并在历史实践中熔铸成型。因此，为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必须从团结概念的语义考辨出发，对其源流形成进行多维度的系统回溯。
（一）字源考辨：从“具象形容”到“价值自觉”的语义升华
对核心概念进行词源学考察，是厘清一种价值观理论渊源的基础。“团结”根植于中华大地，经历了丰富嬗变。在近代救亡图强的革命实践中，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团结完成了从以表形功能为主向伦理价值维度的升华。
古代汉语中，团结由“团”“结”二字复合而成。“团”与“专”同源，取象于纺锤绕轴，寓意围绕中心、不离不散；“结，缔也”，形容坚固之貌，后引申为联结。中国古代单字成词，因二者皆有聚合之意，逐渐固定为双音词“团结”。唐宋时期团结的固定用法得到规范，其古义大抵有二：一指事物聚拢成团，二为地方民兵组织之称谓。此时，团结虽未承载抽象价值意涵，但已蕴含凝聚协作、保家卫国的萌芽。
清末民初，团结的价值意蕴在救亡图存、救国救民的语境中被彻底激活。团结从一种军事或具体事物的表述，跃升为时代前沿的政治观念，从物的层面演化到精神情感层面，指人心的凝聚、民力的汇聚。经由新文化运动等思潮洗礼，团结不仅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宣传革命思想的核心话语，更走入平民百姓的日常语境，为其成为深入人心的价值表达奠定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中，团结一词完成了价值意义的升华。在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团结”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的“unite”深度叠合，被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赋予了为实现无产阶级最终解放而凝聚力量、不懈奋斗的崭新含义，展现出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价值追求。李大钊曾明确主张：“个性自由与大同团结，都是新生活上新秩序上所不可少的”。至此，团结已经从具象形容升华为一种关乎共同体凝聚奋斗的价值自觉，完全具备了作为一种明确、自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要素。
（二）文明基因：中国传统“和合”观念的价值浸润
在厘清语义脉络后，对理论渊源的考察必然要追溯支撑团结价值认同的深层文明根基。任何富有生命力的价值观，都深植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虽然古代汉语的团结词义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团结价值含义有所不同，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这一价值理念。在传统文化中，团结理念早已通过“和”“一”“仁”等范畴充分阐发，构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价值底色。
在义理阐发层面，团结作为一种明确的价值主张，被论述为关乎群体生存发展的最高价值原则。它首先体现为一种对集体力量的高度肯定。《荀子》有载“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深刻揭示了团结协作方能催生强大力量，这是人区别于万物，进而“与天地参”的关键。在此之上，团结被提升为一种崇高的治理理想。“同寅协恭和衷哉”，和衷共济是共克时艰的唯一正道。《中庸》更是盛赞“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将团结和谐确立为人间至理。可见，在传统文化的价值序列中，团结绝非次要德目，而是关乎共同体存续、发展与至善的“达道”。
在伦常践履层面，以“和合”为表征的团结理念早已浸润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与日常生活，内化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规范与行为准则。对个人倡导“大公无私”，对家庭讲求“家和万事兴”，对国家强调“同心同德”，均是团结价值观在不同层面的具象体现。这一浸润首先通过儒家思想实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儒家倡导以仁为核心，推己及人，实现团结友爱，这使仁爱与团结在价值上紧密相通。毛泽东就曾精辟提出将儒家传统理念中的“仁”转化为“亲爱团结”，实现价值观的继承发展。 总体而言，中国传统价值观可概括为一种崇尚和谐与团结的“整体主义”，其他的价值观都在此基础上衍生， 足以彰显团结在中国传统价值谱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尤为可贵的是，传统文化对团结的理解充满辩证智慧，使其超越了排斥差异的僵化同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古代先哲已经深刻认识到一与多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因此，在“和合”观念的引导下，中华文化孕育的团结价值观能够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种蕴含辩证精神的传统团结理念，为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的发展赋予了强大生命力。
（三）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联合思想的理论奠基
马克思主义联合思想为传统的团结价值观注入了先进性与革命性灵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马克思主义联合思想通过革命实践这一环节，将团结从一般性的价值理念，改造为以人类解放为最高旨归、具有鲜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价值理念，实现了团结价值观理想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
首先，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的价值立场，明确团结是“无产阶级本身固有的本性”。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资本的统治为无产阶级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无产阶级为反抗剥削必须作为一个阶级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也正是在团结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逐渐意识到对团结的客观需要，进而坚定并自觉地培养无产阶级的团结价值观。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团结价值观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并且已在革命实践中发展为阶级自觉。
其次，马克思主义赋予了团结价值观鲜明的实践品格，强调其是开展革命斗争、实现革命胜利的精神武器。通过反思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马克思强调：“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在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面前，分散的个体无能为力，唯有依靠团结才能打破资本主义制度的枷锁，完成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仅将团结视为无产阶级的美德，更将其确立为革命的战略原则，是从自发反抗走向自觉解放的关键。
最后，马克思主义为团结描绘了崇高的价值归宿，视其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标识性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先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与人之间只剩“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资产阶级所倡导的“团结博爱”不过是虚幻的伪善。进而，他们从正面指出，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当联合体的利益真正成为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时，真正的团结才得以实现。进一步而言，只有在团结的社会关系中，个体才能真正实现自身价值，即“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因此，团结与“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最高价值追求内在一致。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的价值立场与价值理想问题，赋予其鲜明的阶级自觉性、历史必然性与革命彻底性，为其后续发展践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四）历史演进：中国共产党对团结价值观的百年探索
团结是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孜孜不倦追求的最高价值之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征程，正是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从理论走向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内涵、不断深入人心的过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团结被明确为关乎国家存亡的核心价值。毛泽东反复强调“团结为第一义”，视中国全体人民的团结为“问题的中心点”。在擘画新中国蓝图时，毛泽东将“团结”与“自由、自主”并列为新国家的标志性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团结的价值思考从党内扩展到国内，以“大团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特别强调在全国各民族间形成“团结友爱的关系”，团结被确立为顶层政治原则与立国价值基石。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团结理念向社会治理与公民道德领域深化。面对新形势，邓小平将“安定团结”视为根本保证，团结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引领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之一。并且，邓小平从精神文明的高度，倡导“建立和发展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使团结从宏观政治要求具体化为公民人际交往的伦理准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团结”与“友善”并列，被确立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随之，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将“团结互助”列为基本要求。团结作为评判行为善恶的价值尺度，被正式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将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推向新高度。在国家层面，强调塑造“团结的中国” 形象，视其为治国理政的基本要求。在社会层面，锚定“没有团结稳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的底线，强调团结是安全与发展的基石。在公民层面，倡导“和衷共济、团结互助” 的美德，作出“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 等重要论断，将团结确立为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常将“团结”与“奋斗”并提，深刻指出：“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才是最牢固的团结，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奋斗才是最有力的奋斗。” 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团结是奋斗的基础，奋斗是团结的保障。新时代对团结理念的弘扬，始终与奋斗的价值要求相辅相成，是激励全体人民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这些论述深刻表明，团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国民性格，外在展现为普遍持久、积极昂扬的精神风貌。
纵观百年演进，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团结视为关乎存亡兴衰的重要理念，虽未直接以“社会主义价值观”界定，但其在理论与实践中的核心地位与价值引领功能早已确立。这一演进轨迹表明，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从国家价值追求这一宏观层面，经由民族、社会的中观层面，到公民个体道德层面逐步深化，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联合思想的革命内核，又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基因，最终形成了内涵丰富、层次分明的价值结构。
二、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的核心要义
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一个宏观的总体范畴，涵盖了社会主义对美好社会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全部价值追求，而团结作为处理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核心价值准则，是这一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维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的高度凝练，并且与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紧密关联、相互渗透。一方面，团结是培育公民层面价值观的基础，是践行社会层面价值观的纽带，也是支撑国家层面价值观的土壤，构成“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 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团结的价值内核也深刻体现在和谐、友善等具体范畴之中。只有锚定这一价值坐标，才能从学理上对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的核心要义作出科学把握。
（一）基本原则：把握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内涵的方法论
确立并遵循把握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内涵的方法论原则，是避免解读碎片化、表层化的关键，也是深入其理论内核、揭示其本质规定的基础前提。把握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应坚持以下四大方法论原则。
其一，坚持社会主义普遍性与中国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把握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内涵，首先要明确其在世界社会主义价值谱系与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中的双重语境。这要求把社会主义团结价值理念的共性内核摆在首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遵循，坚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的价值立场，坚定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坚守解放全人类的价值理想。这也是其区别于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等其他团结理念的根本所在。同时，要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着力阐发中国特色。既要阐明其对“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要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百年实践，紧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的时代主题，把握其在当代中国所孕育的独特内涵与形态。从而在理论建构中实现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的有机统一，确保团结价值观在永葆社会主义本色的同时，具备扎根中国大地、回应时代之问的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
其二，坚持整体性把握与层次性分析相统一的原则。团结并非单一、孤立的价值命题，而是内涵丰富的有机系统。这就要求我们在剖析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时，自觉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坚持整体与部分的统一。首先要具备整体性视野，将团结作为一个价值整体来把握，明确其作为处理个人与群体关系的核心准则，在引领思潮、凝聚共识、塑造认同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其次，要运用分析的方法，紧扣“个人与集体关系”这一核心命题，系统考察其在个体、人际、共同体等不同层面的具体规定及相互关系。整体性把握防止认识的碎片化，确保理论的科学、完整；层次性分析防止认识的空泛化，确保理论的具体、准确。总而言之，唯有坚持整体统摄下的层次剖析与层次综合中的整体再现，才能真正洞悉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的内涵要义。
其三，坚持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原则。团结是集体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团结价值观必然植根于特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实践，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与此同时，“价值观并不是简单地从‘是’推导出‘应当’”，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不是对现状的简单归纳，而是蕴含着对一种更合理、更和谐的社会关系与人的存在状态的期待。因此，必须辩证处理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既要扎根现实解读具体内涵，又要面向未来升华价值理想。在现实性维度，需深入分析其得以确立的现实条件与时代要求，认识团结在推进民族复兴中的具体内涵，阐明其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必然性；在超越性维度，则需坚持“自由人联合体”的崇高愿景，深刻阐发团结所包含的对剥削、异化、分裂等现实问题的批判，把握其作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长远价值导向。失去现实性，价值观无法在现实中立足；失去理想性，价值观将丧失引领功能。因此，坚持二者统一，是把握团结价值观深刻内涵的关键所在。
其四，坚持团结性与斗争性相统一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团结与斗争是辩证统一的整体，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抛开斗争理解团结只会让“团结变成一句空话”。毛泽东将这一原则精辟总结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因此，把握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的内涵，必须坚持这一原则。一方面，要认识团结的斗争性基础。真正的团结不是静止的、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不断通过积极健康的斗争，坚守底线原则、清除错误倾向、提高思想觉悟，以到达更高层次的新的团结。另一方面，要把握斗争的团结性指向。任何斗争都要以巩固和扩大团结为目的，反对为斗争而斗争的宗派主义，也反对放弃原则、惧怕斗争的妥协论调。我们所倡导的团结，必须坚持团结性与斗争性的统一，避免将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曲解为软弱妥协，真正彰显其先进性与战斗性。
上述四条原则共同构成把握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内涵的方法论体系。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确立了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的理论方位；整体性与层次性相统一，提供了解析其丰富内涵的分析工具；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统一，揭示了其连接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深刻意义；团结性与斗争性相统一，指明了其立场、边界与实现路径。唯有自觉坚持并运用这一方法论体系，才能对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的内涵形成全面、精准、深刻的把握。
（二）科学内涵：个体美德、交往准则与社会理想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是普遍团结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具体发展，经由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获得了独特而丰富的内涵：秉持集体主义价值底色，以与人民根本利益一致为价值基础，以求同存异为价值选择，通过维系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有序、紧密、亲密的关系状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价值追求。由此，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不再是抽象或否定性的概念，而是立足中国实际，回应了个体与自我、他人及社会关系这一永恒命题，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有机统一的理论整体。其科学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加以阐明。
在人与自身关系维度，团结是一种以群为重的个体道德品质。价值观以“人们内心的观点和看法的形式存在”。作为一种价值观，团结首先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种观念，其核心功能在于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完成从“自然自我”向“社会自我”的超越。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在此维度上，要求主体培育一种将整体利益置于优先位置的价值自觉。这不是对个性的否定，而是对人的社会本质的深刻体认与积极实现。因此，以群为重的团结品德，是个体融入社会、实现自我的前提要求。这种品德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协作、互助与包容，在关键抉择时升华为为了集体利益甘于奉献甚至牺牲的崇高境界。它构成了友善、敬业、诚信等公民层面价值观得以实现的人格基础——一个具备团结德性的人，才更可能发自内心地关爱他人，在交往中诚信守诺，在岗位上通力协作。
在人与他人关系维度，团结是一种求同存异的人际交往准则。“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而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正为这种互动联系提供了良性运行的价值遵循。面对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多元性与差异性日益凸显的现实，“团结”主张在承认并尊重不同主体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利益诉求等方面差异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共识、凝聚合力、实现共赢。因此，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念能够通过求同存异，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既避免单一标准压制个性发展，又防止差异对立引发隔阂冲突。可见，人际层面的团结准则为平等、公正等崇高价值理想提供了可遵循、可检验的行为规范。
在人与社会关系维度，团结是一种和谐有序的共同体理想。一个社会的存续与发展，依赖于其成员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整合状态。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在此维度上，超越了人际和谐的范畴，指向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向心力的共同体理想，从根本上回答了“我们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重大问题。团结作为一种和谐有序的共同体理想，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崇高愿景相连接，并且在现实中通过“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来表现。这一理想具有双重面向：对内意味着和谐稳定、长治久安；对外则彰显为高度的国家认同与抵御风险的能力。因此，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价值的实现，无不依托于这样一个团结、有序且充满活力的共同体。
概言之，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的科学内涵，以“以群为重”的道德品质为起点，以“求同存异”的交往准则为纽带，以“和谐有序”的共同体理想为目标，呈现为一个层层递进、有机统一的逻辑整体。
（三）核心特征：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历史一贯性与实践导向性
在厘清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的生成与内涵后，还需进一步提炼其核心特征、把握其本质规定，系统揭示其内在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
第一，与资本主义倡导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根本对立的鲜明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这是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最核心的标识。这一属性首先根植于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消除了阶级对立的私有制根源，为基于共同利益的全社会大团结提供了客观可能。在制度基础上，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彰显出集体本位的价值导向。在个人与集体的辩证统一中，其视集体发展为实现更高层次个人自由的前提，强调个体对共同体的责任与奉献。正是这种以制度为基础、以集体为导向的价值逻辑，决定了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意识形态的根本不同。资本主义崇尚个人至上与自由竞争，其“社会团结”只能是一种缓和矛盾的功利性策略。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指向消灭剥削、共同富裕，是对资本主义“虚幻团结”的彻底扬弃，从而在价值立场与历史方向上确立了先进性。
第二，在继承文明基因中实现守正创新的深厚的历史一贯性。由历史梳理可见，崇尚团结的理念早已通过文化传承、道德教化等形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价值基因，成为跨越时空的价值共识，尤其在民族危亡之际得到更充分地彰显，迸发“万众一心、共赴国难” 的强大感召力。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既不是当代中国的偶然产物，也绝非对历史的照搬照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对传统团结观念的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它不仅超越了传统思想中存在的封建局限，更被赋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时代内涵，使传统团结观念在当代中国焕发新的生命力。因此，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能够连接历史、观照现实、引领未来，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保持不竭的生机与活力。
第三，目标与路径、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自觉的实践导向性。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不仅是崇高的价值理想，更内在包含了实现这一理想的道路和方式。“团结”从提出起就包含社会理想之维以及对其实现方式的思考，这一特征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中得到充分印证。从革命年代“团结一切进步势力” 的战略方针，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将团结与奋斗紧密结合，强调“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赋予团结更为鲜明的实践指向和行动内涵。这一发展轨迹深刻表明，“团结”不能停留于观念，必须由内在的价值认同转化为外在的实践行动，在改造主客观世界中实现其真正价值。这种知行合一的特征，使得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避免沦为空洞的道德说教，始终葆有改造社会的磅礴力量。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是兼具理论深度、历史厚度与实践温度的科学价值体系，具有区别于其他价值观的独特优势。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的丰富内涵与鲜明特征使其在人类价值谱系中独具光彩，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价值支撑。
三、弘扬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的时代必然
一种价值观的崇高地位，既源于其思想的深刻，更在于回应时代之问的效力。纵然，“团结”在任何时代都是个体的优秀美德与社会的美好追求，但只有在当代中国，才有上升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并加以大力弘扬的必然与必要。换言之，弘扬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并非仅是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选择，更是应对时代挑战、回应时代命题的战略要求，是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迫切需要。
（一）现实可能：新时代综合国力全面跃升奠定坚实基础
任何价值观的广泛认同与自觉践行，都离不开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新时代中国所取得的历史性变革与成就，正是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得以深入人心的前提。
中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与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从根本上缓解了因资源绝对匮乏而引发的冲突与竞争。当基本需求得到普遍满足后，人们关注的焦点便自然转向社会关系与精神文化，这为倡导包容、互助的团结价值观提供根本前提。同时，协调、共享等新发展理念的倡导与践行，使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成为社会共识。例如，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持续推进，有效打破了地域区隔与城乡壁垒，促进了不同群体间相互理解与情感交融。再如，民生福祉的持续完善与社会公正的扎实推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人民群众在共享发展成果中极大增强了认同感与归属感，使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得到人民的普遍认同与支持。
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与自豪，更对提升文化软实力提出更高要求。高扬团结旗帜，能够与西方极端个人主义膨胀、价值认同危机等困境形成对比，从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与美美与共的理想。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影响力与价值感召力，更是在全球价值观对话中阐明中国主张，贡献“团结协作、勠力同心” 的中国智慧。
（二）迫切需要：应对转型期风险挑战要求凝聚最大共识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我国发展也面临着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复杂局面。团结是化矛盾为发展动力的正解。面对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弘扬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成为紧迫的时代课题。
从国内看，深刻的社会转型亟须以团结为价值纽带，凝聚共识、整合力量。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带来社会成员诉求的多样化与社会矛盾的复杂化。若缺乏强有力的价值引领，便容易导致思想分歧与社会隔阂。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能够超越具体利益、寻求最大共识，增进一元主导下的多元统一，正是对当前挑战的有力回应。从国际看，大变局下的意识形态斗争要求筑牢价值防线。当前大国博弈加剧，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价值输出更为隐蔽和激烈，对我国主流价值观特别是集体主义传统造成严峻冲击。在此背景下，高扬集体本位的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是抵御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侵蚀，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与社会团结稳定的现实需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在带来历史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算法的个性化、精准化可能加剧“信息茧房”与“群体极化”，数智的沉浸特性可能削弱现实人际交往与情感联结，这些都对基于直接互动的传统团结模式与团结观念造成冲击。因此，当代迫切需要引导人们在虚实交织的新语境下，树立并坚定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
（三）价值旨归：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激发磅礴伟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的目标内在规定了团结是其至关重要的价值内核与力量源泉。
团结是坚定复兴共识、凝聚亿万人心的精神旗帜。“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既包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大愿景，也承载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 的个体期待。换言之，中国梦本身就是一个将个体命运与集体前途紧密相连的团结的梦想。在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的引领下，个人理想与国家目标得以有机统一、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实现协调一致，从而为全体中华儿女同心共筑中国梦奠定思想基础。
团结是战胜艰难险阻、实现创新突破的力量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深刻指出：“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 民族复兴之路绝非坦途，必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与艰难险阻。实践证明，任何宏伟事业都不可能依靠孤立的个人奋斗完成。尤其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无论是攻克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还是啃下改革深水区的“硬骨头”，都更加依赖各领域、各系统的团结协作。因此，只有坚持团结理念，才能最大限度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伟力，汇聚起攻坚克难的集体智慧，确保民族复兴的巨轮在时代浪潮中行稳致远。
（四）实践进路：以弘扬团结价值观促进新时代团结奋斗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指导实践，对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必然性的深刻把握，最终应转化为全社会自觉遵循、践行的规范。“我们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须从利益基础、话语塑造和制度完善三方面，着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汇聚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
首先，筑牢团结利益根基，夯实团结奋斗的物质基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这一经典论断深刻揭示了利益一致是团结最坚实的基础。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持续“做大蛋糕”的同时着力“分好蛋糕”。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举措，让全体人民在共同奋斗中共享成果、感受公平。当社会成员认识到命运相连、休戚与共、彼此利益根本一致时，对团结的价值认同便会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自觉，进而自发珍视团结、主动践行团结，团结奋斗便有了最稳固的根基。
其次，构建团结话语体系，增进团结奋斗的思想共识。价值观的感召力离不开契合时代的话语传播。新时代为有效凝聚团结共识，迫切需要从宏观叙事与微观浸润两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一个兼具政治高度、思想深度与生活温度的“团结”话语体系。在宏观层面，须持续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塑造力与传播力。一方面，要高度提炼并广泛宣传“团结奋斗”“命运共同体”等标识概念，让团结成为凝聚人心的时代强音。另一方面，要加强学理阐发，让话语的力量根植于彻底的理论，在回应全球性议题中彰显社会主义团结的独特价值。同时，旗帜鲜明地批判一切助长分裂的错误思潮，不断巩固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在微观层面，须高度重视日常生活话语的浸润作用。通过宣传团结互助的身边榜样，将团结理念融入家风、校风和职业规范。以生活化语言与鲜活故事，使人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涵养团结美德，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最后，健全团结制度保障，激发团结奋斗的不竭动力。价值观建设需要软性倡导与硬性制度相结合。深化制度保障，首要在于坚持和完善支撑团结的根本制度体系：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确保团结的正确方向；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制度源头巩固人民大团结；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促进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与协调；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此基础上，将团结协作纳入社会治理与道德评价体系，表彰践行者，营造崇尚团结的社会氛围。同时，健全法治保障与监督机制，依法坚决打击破坏团结统一的言行。坚持正向激励与刚性约束并重，形成是非分明的制度导向，使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落地生根、持久发力。
“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弘扬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最终必须落脚于广大人民为美好生活而共同奋斗的生动实践。当前，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的是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风险挑战。越是如此，越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所独具的激励、凝聚与稳定功能。通过筑牢利益根基、创新话语传播和完善制度保障，将团结理念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从而把蕴藏在亿万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充分地激发出来、汇聚起来，转化为攻坚克难、推进复兴伟业的现实动力。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义团结价值观将继续作为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奋勇前进的精神旗帜，指引我们在团结奋斗中创造更加辉煌的历史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