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信仰迷失、价值混乱、理想缺失、道德失范为典型特征的现代性精神危机，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普遍性社会问题，也是西方现代化无法回避的深层难题。中国始终将精神文明建设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构建并实施了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方针为根本遵循、以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为核心主线、以法治保障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重要支撑的系统工程，成功破解了物质与精神发展失衡的难题。中国的经验表明，现代化建设必须坚守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理念，必须依靠执政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领导，必须加强政府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领。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精神文明建设 现代性精神危机 中国方案 中国经验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5期，注释从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权利和必然选择，关键是找到符合国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发展道路。”西方现代化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与此同时，信仰迷失、价值混乱、理想缺失、道德失范等问题日益凸显，构成了典型的现代性精神危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是我们的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物质与精神发展失衡的难题，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精神危机
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核心命题，物质与精神发展的协调程度，是衡量人类社会能否实现全面进步的关键标尺。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出现了以物质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道德标准相对化、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为表征的现代性精神危机。
第一，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物质享乐主义泛滥。现代化和现代性精神危机都肇始于西方社会。在近代西方社会，伴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英国经验主义者对“人”的新发现和新定义，人性论发生了一次深刻的转向，即从传统的理性主义抽象人性观转为肯定人的欲望、情感及其个体经验的感性人性论，其核心思想成为西方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重塑的理论基础。这种以人的感性欲望为基础形成的人性论思想，既具有使人的思想从神性和绝对理性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历史进步意义，也具有为新兴资产阶级追求财富、物质幸福和个人权利正名的现实意义。由于感性人性论在本质上割裂了人的感性与理性、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群体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人的生命存在”最为根本，人活着并满足肉体需要、获得感官快乐更为重要，从而为物质享乐主义和公开利己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加剧了社会成员对感官享乐的沉溺，也助推了自私自利思想与行为的蔓延，致使一些人忽视乃至漠视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灵善化。感性人性论是在感性欲望层面定义“人”，加之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刺激了社会成员对物质享乐的强烈向往，一些人甚至把幸福生活完全等同于物质享受，无视人的精神生活的独特价值及其不可或缺性。近代社会的感性人性论思想，为物质欲望的膨胀和物质占有行为提供了辩护，导致不少人将物质占有量等同于人生价值，从根源上弱化了社会成员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以及对超越物欲化生活、彰显精神尊贵的价值认同。
第二，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拜金主义加剧。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显著标志之一是市场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化成为现代化的重要构成要素。在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作用下，市场主体通过生产和经营人们需要的商品来实现利益最大化，进而衍生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在本质上是商品被赋予超自然的社会属性，使人们出于对商品神秘属性的崇拜而盲目追求物质占有和消费，导致社会关系和心灵被物化。货币拜物教是货币在经济领域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属性和神奇力量被人们神化而加以推崇。货币因具有“一切权力的权力”的特性而成为“人间上帝”，进而诱发拜金主义漫溢于社会生活中，使一些人把赚钱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把拥有金钱多寡视为事业成败的显著标志，并诱发货币从经济领域跨界进入社会生活领域，扭曲社会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价值标准。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析的那样，“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我是丑的，但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货币是受尊敬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是善的”。由于货币在社会中作为“起颠倒作用的力量出现”，以至于“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毋庸置疑，商品、货币功能在社会生活中的泛化所产生的物质至上和金钱万能主义，对人类的尊严、人格和权利等构成挑战。资本拜物教是把价值增殖看作资本本身的魔力，忽视劳动者创造价值的作用。“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拜物教不仅掩盖了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真相，而且也掩盖了资本逻辑所造成的劳动异化、人的本质异化和相对贫困等社会问题。资本拜物教宣扬资本具有神秘增殖能力的错误思想，诱发了人们对金钱的追求，使金钱在社会中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扭曲了社会价值观。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揭示资本家赚钱本性时所指出的那样，“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是不切实际的，都是幻想”。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资本拜物教驱使人们把赚钱作为行为的唯一驱动力、目的以及做出选择的价值标准。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逻辑深度渗透，将经济效率、财富积累与消费行为异化为社会主导价值目标，使物质享乐主义与拜金主义成为支配性社会观念，弥散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难以消解的不良风气。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对西方现代化的弊端进行了精准概括：“西方早期的现代化，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信仰缺失、物欲横流。今天，西方国家日渐陷入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遏制资本贪婪的本性，无法解决物质主义膨胀、精神贫乏等痼疾。”
第三，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道德标准公度性低下。市场经济具有资源商品化、经济关系货币化、市场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系统开放化等特征，这要求市场主体人格独立、决策自主、关系平等，但同时导致人们从共同体中游离出来，成为缺乏归属感的“无根的”原子化个体。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与传统社会纽带持续弱化，以利益及其再生能力为核心的功利化交往方式不断扩散，导致个人主义价值观兴起并广泛流行，具体表现为以个人为中心的唯我主义在社会中日益盛行，致使社会成员价值标准的确立与选择完全以行为者的感觉与偏好为依据。价值判断过度强调个体性与主观经验，必然催生以个人感受为尺度的价值相对主义，进而瓦解社会共同体的普遍价值信仰与良好习俗。因为失去了可依从的客观的非个人化道德标准，社会成员行为价值标准的主观化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判断成为纯主观情感表达，由此引发严重道德分歧，进而导致社会普遍价值原则的客观性和正当性受到质疑、传统道德权威弱化、公共道德意识淡薄、道德标准公度性低下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第四，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现代化进程伴随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精神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由此产生的现代性精神危机，表现为价值分歧、道德失范、精神空虚等，而这与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直接相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分析人类行为动机和西方现代性精神危机时提出的重要概念。韦伯认为，工具理性霸权所催生的效率逻辑对价值理性形成全方位碾压，其直接后果便是对人文精神的消解与价值理性意义的祛魅，进而导致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不再“相信存在着世界的‘意义’这种东西”。人的社会性存在和行为的意义被解构后，利益权衡的工具理性成为支配人们行为选择的价值原则，由价值理性引导的行为目的和所确定的社会发展最终目标遭到忽视。人们行为选择的效果导向和手段优先性，必然催生以个人利益为标准的利己主义，助长价值相对主义的风靡。工具理性只重功利、不问正当与否的行为模式，极易使人陷入虚无主义的价值困境，最终导致人的异化、价值沦丧和文化断裂。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深刻揭示了工具理性对人的本质和生活意义的瓦解作用。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导向的资本逻辑，导致工具理性过度膨胀，进而支配并扭曲了经济活动的理性化进程。受工具理性支配的异化劳动，使“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把人们改造世界的创造性劳动贬低为单纯维持生命的手段，从而消解了人的能动的类生活本身的目的与意义，使人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的奴役，以至于忽视了人活动和存在的目的、内在价值和意义。一言以蔽之，工具理性的僭越与扩张“具有宰制自然并消解精神信仰的面向”。
上述分析表明，西方国家在科技创新突破、生产力持续跃升、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了以精神家园失落为显著特征的精神危机。这一事实敲响警钟，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要高度警惕现代性精神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
二、中国应对现代性精神危机的精神文明建设体系
在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必须直面因市场化、世俗化、功利化而出现的现代性精神危机的挑战。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直面社会成员中存在的思想和行为问题，构建了由顶层设计、核心内容和制度支撑构成的精神文明建设体系，即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方针为指导、以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为主线、以法治和社会信用体系为保障的系统工程。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兼具历史延续性与时代适应性，既有效提升了全体人民的思想觉悟与认知高度，促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践行，更有力强化了理想信念引领，培育了良好道德风尚，成功走出一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共进的现代化道路，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下“重物质轻精神”的困境。
1.确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方针，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我们党重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均衡发展和相互促进，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改革开放后，面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的思想道德问题和精神迷失现象，我们党十分警觉和重视。为此，党的十四大报告不仅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提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要求“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各行各业都要重视职业道德建设……坚决纠正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业不正之风”。针对社会上“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重大方针，确立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做法，以“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长蔓延”，促进社会成员“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真正“在全国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显而易见，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们党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深刻把握以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始终强调要高度警惕伴随经济增长可能出现的道德沦丧和社会风气败坏问题，明确提出“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正是由于党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针对在经济、政治、科技、税收、学术等领域出现的虚假失信行为，明确要求“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综上所述，注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顶层设计和实施方案一以贯之的指导原则。
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有战略方针的引航定向，而且有把其任务要求落实到城乡基层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即以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为主要形式的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中央文明委将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纳入《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和《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中，使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既成为地方政府工作的目标责任，也成为地方领导干部工作绩效考核的测度指标，从而在政府管理实践中扭转了“那种认为物质文明建设是‘硬劳动’，精神文明建设是‘软劳动’，重硬轻软的做法”。为了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走深走实，贴近人民的实际生活，真正落地产生实效，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2019年中央文明委印发《关于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在全国省市县创建了许多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这些文明实践中心整合资源，结合本地群众的文化需求以及道德与社会风俗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理论宣讲、志愿服务和文化科普等活动，打通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最后一公里”。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精神文明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要求进一步“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确立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并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文明创建活动，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始终不放松精神文明建设，高度重视社会成员精神风貌和社会良好风气的培育，使得“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特色和优势的标识性概念。
2.持续实施公民道德建设系统工程
改革开放后，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社会转型引致的价值观变化呈现出新特点，我们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公民思想道德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具体治理方案，统筹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20世纪80年代，提出“五讲四美三热爱”，聚焦于社会风气的净化和公共秩序的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社会的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见利忘义、损公肥私、欺骗欺诈、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现象严重存在，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要求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要求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要求社会各界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积极探索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内容、形式、方法、机制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创新，全面提升公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素养。为了进一步巩固公民道德建设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2013年中央文明委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坚持道德教育与依法解决问题相结合、群众自我教育与发挥职能部门作用相结合、阶段性教育治理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并围绕群众关心和社会关注的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服务、公共秩序三大重点领域，强化道德教育，运用综合手段，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道德问题。为此，各级政府和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针对本地区和本行业存在的突出道德问题，坚持多措并举的原则，对不道德行为进行集中的全面整治。与此同时，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开展全国道德模范、省市道德模范乃至乡镇道德模范的评选表彰活动，积极营造有德光荣、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要求通过深化道德教育引导、推动道德实践养成、抓好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发挥制度保障作用、加强组织领导等方式，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为了进一步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
综括而论，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强调不能发展经济而忽视道德建设以致丢掉社会主义本质，因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党和政府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成员出现的思想问题和精神迷失现象，精准施策、持之以恒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注重精神引领，榜样感化，筑牢法律和道德防线，使社会成员树立正确道德观念，坚守道德准则，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物的增长”出现人的思想道德滑坡的问题。
3.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面对现代社会文化多样、价值多元引发的思想纷繁与价值冲突，我们党十分重视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引导和行为规范，全面实施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党的十八大在强调理想信念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及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基于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巩固壮大社会主流价值，促进社会价值共识，防止社会价值混乱和防范意识形态风险，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了进一步部署和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即“紧紧围绕‘三个倡导’这一基本内容，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注重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相衔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为此，通过国民教育、文明创建、文化润泽、制度保障等，全方位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即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家教家风建设和文化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环境中，实现家校社协同发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明创建活动中，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活动为依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具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同和践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学艺术作品中，滋养人们的审美情趣和塑造人们的善美心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的立改废释和司法公正的制度建设中，通过法律的刚性约束和惩恶扬善的威慑力，促进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的养成。在党和政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的统一部署下，社会各领域结合自身实际、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有助于筑牢人们的精神支柱、夯实社会成员共同的思想基础、强化社会精神纽带，更能有力批判和抵制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价值相对主义等错误思潮，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的重要作用。
4.创建以法治和社会信用体系为保障的社会支持系统
我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注重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法治和德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和相得益彰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为更好发挥法律制裁恶行对道德建设的支撑作用，党和政府一方面积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另一方面尤为注重良善道德与正义精神对法理念、法原则的价值统摄性，以确保法律法规反映和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使道德倡导与法律规制协同发力。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总体要求中明确提出：“坚持发挥社会主义法治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把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体现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之中，以法治的力量引导人们向上向善。”毋庸赘言，中国实施的公民道德建设是一种综合化的系统工程，它既强调认知层面的理论教育、行为示范层面的榜样宣传、社会舆论层面褒善贬恶的价值引领，也重视法律与道德同频共振的社会善治。
为了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观念系统的倡导到行为系统的“落地生根”问题，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要求在法律的立改废释中，坚持鲜明的价值导向，制定合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法，同时尽快修订和废止那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法律法规，以便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策导向、法律体系保障的良好社会生态环境。要强化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认同与外化践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多元文化博弈中占据价值引领的核心地位，除了持续深化宣传教育、榜样示范、文化浸润等工作外，还需通过制度设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准则融入社会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制度体系。借助法律规范明确具体、刚性强制的优势，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接受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既能有效避免价值倡导与制度规范之间的冲突抵牾，防止二者作用相互消解，又能充分发挥制度规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化育作用。
为有效遏制社会转型期虚假失信、道德失范问题多发频发的势头，我国系统性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来看，以诚信缺失为表征的道德式微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必须面对的风险挑战。“一个国家从农耕社会转型进入工业社会，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容易沉沦于一种文明程度普遍降低和经济秩序混乱的黑暗期，其特征是社会道德沦丧、商业伦理败坏和官员腐败情况并发，全社会坠落‘道德陷阱’。”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现代化进程中一些未被充分约束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各种虚假失信行为逐步从经济领域渗透、蔓延到政治、司法、科研、教育、体育、卫生、医疗等领域，成为掣肘我国现代化健康发展的痼疾。面对这种局面，我国推动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既有别于道德、法律等传统社会治理手段，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征信体系。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不是单纯针对经济领域的虚假失信行为，而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德性诚信文化以及借鉴西方国家征信体系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设的，以商务诚信为基础，以政务诚信、社会诚信以及司法公信为重点的国家社会治理机制。我国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失信联合惩戒和守信联合激励机制，增强社会成员的诚信意识，促进其诚实守信行为习惯的养成。失信联合惩戒机制通过对失信主体权益减损或义务增加，使之处处受限而寸步难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遏制虚假失信行为的滋生蔓延；守信联合激励机制通过对守信者的优待、奖励，增强信誉资本的效力，使之处处获益而路路通达，既弘扬了诚信道德精神，又褒扬了信用主体的良好品行。一言以蔽之，信用奖罚机制的核心，就是把“良信”和“失信”的信用记录嵌入人们的各种利益获取关口，通过信用信息的公开与传散，运用信用记录的“记忆性”“揭示性”“警示性”，产生市场排挤力和社会联防效应。我国创建的社会信用体系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级地方政府在基层治理以及各行各业诚信建设中，通过“信用赋能”“信用+”等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使得社会信用体系成为提升社会信用水平、培育公民诚信行为的社会支持系统。我国社会诚信建设的整体性、全面性和系统性，有效地遏制了社会各个领域欺骗失信行为的蔓延与泛滥，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由市场深化、价值嬗变等引致的失信高发频发的态势，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整个社会诚信严重失范的颓势。
三、中国破解物质与精神发展失衡难题的经验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用几十年时间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巩固壮大社会主流价值密不可分。我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仅表明现代化过程中物质与精神发展失衡的问题不是无方可解的必然，而是有法破解的或然，而且表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未来前景必须超越“物质丰裕而精神空虚”的现代性陷阱，必须积极建设与物质文明发展相协调的精神文明，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一，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全面进步发展理念。社会发展理念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实现社会进步而遵循的指导思想，是指引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战略方针。显然，坚持何种社会发展理念，既关系着文明尺度的衡量标准，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和方向。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物质与精神发展失衡的陷阱，与其单纯的GDP经济发展理念以及缺乏价值引领相关。一旦将GDP增长视为衡量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唯一或主导指标，就极易忽视经济之外的其他重要领域，尤其是精神文明与文化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马克思认为，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生命有机体，“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所以，人除了具有物质需要外，还有“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人兼具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求，这一本质属性从根源上决定了，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观，绝不能以GDP增长这一经济效益指标为唯一核心，而必须将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与丰富纳入其中。这表明，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既包括社会经济发展为人们提供丰裕的物质产品，也包括精神生产创造出丰富的精神食粮，实现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恩格斯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人们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是以人的发展确认社会进步的目的和意义，即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目的和终极价值。为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福祉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客观要求”，始终“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做到‘两翼齐飞’、‘双轮共转’”。正是由于我国基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构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才促进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片面的社会繁荣发展观，实现了对社会文明尺度从单向发展到全面发展新的诠释，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和优势。
第二，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执政党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坚强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取得辉煌成就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党始终关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状态，高度警惕市场经济、外来文化、陈腐思想对人们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的消极影响，与时俱进地推进精神文明建设。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概念。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就确立了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强调精神文明要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党中央不仅对精神文明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而且以目标和责任为导向，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一方面，定期组织召开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表彰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个人和集体，形成“头雁领航、群雁齐飞”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定期组织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因地制宜地创新发展。综上所述，为了克服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物质和精神发展失衡问题，我们党在大力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始终不放松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领导。
第三，现代化建设必须加强政府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领。在文化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一旦国家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缺乏强劲的引领力，往往会因价值相对主义蔓延导致社会价值混乱，进而消解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因此，面对价值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价值分歧与矛盾加剧的现代性困境，需要政府提高对现代性精神危机的防范意识，积极构建社会共识性价值观，强化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以避免社会价值撕裂而影响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何提高整合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能力，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因此，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党非常注意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积极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为此，我国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强化社会成员的家国情怀、民族大义气概和志存高远的精神追求；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强化社会成员自强不息、勤劳勇敢、变革创新、厚德载物的精神品质。可以说，积极构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塑造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是中国搞好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精神纽带和精神动力。除此之外，我国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不仅提出本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而且对于在经济建设中发现的社会价值混乱、道德失范等精神文明方面的问题，及时制定针对性的治理方案，形成价值引导、道德教化、法律制裁和信用惩戒等协同共治的社会局面，全面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和广泛践行。事实证明，以价值引领、信仰塑造、精神铸魂为核心，为社会成员提供清晰的精神指引，使其形成共同的思想认知、统一的精神信仰和共守的行为准则，是抵御现代性精神危机的有力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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