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文明交往进入到普遍交往时代。西方文明通过资本的全球扩张，由特殊性文明上升为普遍性文明，支配了整个世界文明交往实践。西方文明囿于自我中心论，对待文明本质、处理文明间关系、开展文明交往，形成了西方绝对主导的文明交往模式即“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这一模式内含了单数文明观、文明等级论、文明开化使命论、历史终结论等核心理论环节，致力于论证单一文明全球扩张的合法性，其在实践上有严重后果，理论上有严重谬误。因此，超越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构建人类文明交往新模式，是解决当今世界普遍交往危机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把握当今时代发展潮流和人类文明演进趋势，创造性地提出了包括复数文明观、文明平等论、文明互鉴论、文明共存论等核心内容的文明交流互鉴理论，构建了“交流-互鉴-共存”的人类文明交往模式，为推动文明对话，引领世界文明走向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人类文明交往；西方中心论；文明交流互鉴

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但文明冲突对抗、文明霸权霸凌等现象时有发生。我们应当树立一种什么样的人类文明交往观？“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68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人类文明演进趋势，提出了人类文明交往新模式——“文明交流互鉴”。这一模式超越了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为有效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促进人类文明健康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进行彻底批判，在此基础上，深入系统阐述“文明交流互鉴”理论，揭示其作为一种新的人类文明交往模式所呈现的核心逻辑。

一、世界历史与人类普遍交往

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人类文明的“交往”史。费孝通指出，在前现代时期，人类文明交往可以称之为“各美其美”的历史时期。“在群体能够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下生存和发展时，各个不相关联的群体尽可以各是其是，各美其美，各不相干。”（费孝通，第26页）随着狭隘的、孤立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社会交往不断扩大，从“交往”向“普遍交往”转变。“两个转变”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构成了人类普遍交往的前提，当然，交往的普遍化也是推动世界历史形成的基本动力。“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8页）人类社会的不同群体、民族、国家经历了从各自封闭逐步走向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过程。过去是“各美其美”的文明交往，现在是世界普遍交往背景下的文明交往。交往从“民族性”“区域性”走向了“世界性”“全球性”。从物质生产、物质交往看，“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同上，第404页）。从精神生产、精神交往看，“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同上）。以往那种囿于狭隘区域的交往或不同民族之间的偶然性、局部性交往逐步被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普遍交往所取代。马克思精辟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同上）

历史向世界历史、交往向普遍交往的转变，根本力量是资本，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同上，第194页）资本打破地理条件等自然障碍，扫除民族国家闭关自守状态，建立了世界市场、全球贸易体系、交通体系等，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频繁、深入、多向的普遍交往。资本驱动经济全球化开辟了世界历史，不断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同上，第404页），带来了普遍交往意义上的文明交往。尽管可以从不同角度界定西方（现代）文明，但是，从生产方式这一根本维度看，其本质上是由资本驱动的现代性文明，西方国家通过资本开辟了世界历史，使得西方文明由特殊性文明上升到普遍性文明，它在人类普遍交往中具有绝对权力：“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页）当今世界普遍交往是资本主导的交往，导致整个世界交往关系的资本化，“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同上）；人类文明交往是西方文明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文明交往，其背后的逻辑是西方中心论，导致的结果是“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同上，第405页）

正如费孝通指出的，1500年以来特别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现代科技革命尤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把整个世界的各个民族、国家紧密联系起来，但是并没有实现人类文明交往从“各美其美”发展到“美人之美”，“相反，从海上掠夺，武装侵略，强占资源开始，进而建立殖民统治和划分势力范围，形成了以强制弱，争霸天下，战争不绝的形势”（费孝通，第26页）。原因是什么？“那就是各个‘各美其美’的群体在相互接触中，发生了‘唯我独美’的本位中心主义，或称自我优越感，排斥和自己不同的价值标准。”（同上，第27页）尽管资本推动了世界普遍交往的历史进程，但是，并没有带来不同文明的平等交流互鉴，而是单一文明的全球扩张、不平等的文明关系、以“文明”之名展开的殖民统治，等等。究其根源在于，当今世界文明交往模式出了问题，它是“唯我独美”的西方中心主义、强制别人“美我之美”的霸权主义。

在世界历史背景下，西方文明把自己的特殊文明阐释为唯一的普遍性文明，构建起一种支配不同文明交往、规制人类文明走向的模式。我们将其称为“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看，这一模式具有历史进步性，其所推动的世界交往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其一，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张，创造了巨大生产力。其二，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普遍交往，超越了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狭隘限制，推动了现代工业文明在全球的传播，促进了旧生产方式的解体，推动了不同文明的交流，带来了整个世界的进步。其三，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推动了地域性的个人向世界历史性的个人的转变，为实现人的解放创造了必要条件。尽管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具有历史进步性，但其内在的矛盾性与对抗性是无法忽视的，这一模式在文明交往的实践中导致了严重后果，概要说来，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西方文明通过普遍交往，将资本逻辑在世界范围扩张，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一国扩展到全球，西方资本文明内含的矛盾冲突“普遍化”“全球化”。尽管不能把西方文明逻辑完全等同于资本逻辑，但是，资本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生产关系，成为西方文明的决定性力量，资本逻辑重构了西方文明的现代形态。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也就必然把资本逻辑及其内在危机“输送”至世界各地。二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干预、殖民、侵略，给非西方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三是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为文明干预、文明输出等提供了所谓的合法性，是造成不同文明冲突的主要根源。“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亨廷顿，第288页）四是西方文明自诩为人类社会最优越、最先进的文明，缺乏从其他文明中汲取有益成分的意识和能力，会逐步丧失文明的生机活力，走向衰落。

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对于促进人类普遍交往是有历史合理性的，但这样的合理性毕竟是“历史性”的、暂时性的，其在实践层面上导致的越来越严重的后果，使得我们不得不对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进行最坚决、最彻底的批判。唯有理论上的批判，才能更好理解文明交流互鉴这一人类文明交往新模式的超越性和独特性。

二、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及其批判

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西方国家通过资本开辟出一个崭新的“文明时代”即现代资本文明时代，在资本的全球扩张中，西方文明逐步上升为第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普遍性文明”。西方文明支配了整个世界人类文明交往实践，西方文明囿于自我中心论，看待文明本质、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展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形成了西方绝对主导的文明交往模式即“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这一模式就其实质而言，是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是单一文明单向的对外输出。大体说来，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有四个核心理论要素，我们接下来进行较为详细的批判性阐释。

一是单数文明观。一般说来，“文明”（civilization）指人类社会脱离野蛮的进步状态。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使用的是civilization的单数形式。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基佐在其《欧洲文明史》中，在单数意义上界定了文明，构建了启蒙时代以来英法语境中主流的文明概念。文明是普遍人性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在这个大事实（指文明——引者注）中包含着两个事实，它靠两个条件存在，并通过两个标志显示出来：社会活动的发展和个人活动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基佐，第12页）基佐继承了启蒙进步主义的文明思想。“让我们牢牢地、忠实地、坚定不移地抓住我们文明的那些原则——正义、合法性、公开性、自由。”（同上，第21页）基佐的“文明”以欧洲文明为唯一普遍性文明，并且，法国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和焦点。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接受了基佐的单数文明观，并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阐释。他指出，西方文明是现代世界最先进的文明。一切民族或国家追求文明的唯一出路就是西方文明。“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第11页）基佐、福泽谕吉等人坚持“单数”一元文明观，把西方作为单一主体来解释文明，以西方文明为文明的唯一形态，否定了其他文明存在的合法性，并且以单数文明概念，构建了“线性-进步”的文明观。该文明观是一种历史观上的直线论，认为人类文明演进是一个直线式、梯度化的过程，世界上各民族国家都按照西方预先设定的顺序和模式展开文明化进程，并以达到西方文明为最终目标。在单数文明观那里，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被构建成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单向关系。文明交往的基本含义指不同文明之间的双向、多向作用。但是，单数文明观主张的却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单方向作用。随着西方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日益强化的支配地位，“文明之间断断续续的或有限的多方向的碰撞，让位于西方对所有其他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向的冲击”（亨廷顿，第29页）。西方文明主导的所谓文明交往不过是一种对外“传递文明”的过程：“他们（西方国家——引者注）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存的、或者是稳固的‘文明’的提供者，是一个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埃利亚斯，第48页）。单方向的文明交往不可能是平等的、对话性的，“而是‘优等’文明对‘劣等’文明实施的单向命令与支配”（鲍登，第293页）。

从一般原则性批判视域看，在概念界定上，单数文明观以西方文明为唯一文明类型，否定文明多样性；在文明演进上，单数文明观主张“线性-进步”的文明发展模式，否定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非线性、多样性；在文明交往上，单数文明观强调西方文明对外的单向作用，否定了人类文明交往的双向性、多向性以及对话性。

二是文明等级论。西方语境中的“文明”不是一个简单概念，其背后隐含一套关于文明等级论的话语系统，与其对应的是西方社会构建的一种世界秩序模式。“所谓文明等级论，是指从19世纪初年开始风行于英、美、法等国的一种关于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学说。这种学说将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划分为包含不同等级的发展模式，并且通过等级的划分建立起一套适合殖民统治的系统知识，一种思想秩序。”（刘禾主编，第240页）文明等级论以西方为中心，把人类文明分为高低、优劣不同层级，西方文明是最优等文明，处于“文明阶梯”的顶端，非西方文明根据发展程度不同，处于“文明阶梯”的不同层级之上。一般说来，文明等级论有三级制、四级制和五级制等模式。比如，福泽谕吉就主张三级制：“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文明、半开化、野蛮这些说法是世界的通论，且为世界人民所公认。”（福泽谕吉，第9页）不过，无论是三级制，还是四级制或五级制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其共同的思想根源就是文明-野蛮的二元论。西方自认为是文明的典范，是传播文明的“旗手”，非西方国家是野蛮的或未开化的。“排斥和诋毁‘他者’是一种基本的心理机制，借此来达到突显自身的目的。文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手段）。”（马兹利什，第10页）西方国家通过文明-野蛮二元论，构建起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结构性关系：现代与传统、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等。文明-野蛮二元论带来的不可能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交往，必然是“文明冲突”。“文明和野蛮二元对抗的等级化观念、进步与落后的意识形态化衡量标准，至今依然散见于我们的一般知识当中，不断制造着人与人之间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歧视和仇恨。”（刘禾主编，第234页）

文明等级论构造了所谓的“持久秩序”（参见柯克，第8页），也决定了人类文明交往基本逻辑。西方文明成为最强势的文明，实现对其他文明的统治与支配，形成了其他文明对西方文明从属、依附的文明秩序。文明等级论必然塑造文明依附论的世界秩序，“400年之久的文明间关系是由其他社会对西方文明的从属所构成的”（亨廷顿，第30页）。整个世界呈现出中心-边缘、内圈-外圈的文明结构。西方文明是现代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中心、内圈，非西方国家是边缘文明、外圈文明。“欧洲人被看做是‘历史的创造者’。欧洲永远是先进的、进步的、现代化的。世界其他各地或者进步缓慢，或者停滞不前：属于‘传统社会’。因此，世界有一个永久的中心和一个半永久的外围：一个内圈，一个外圈。内圈领先，外圈落后。内圈创新，外圈模仿。”（布劳特，第1页）在文明等级论、文明依附论的支配下，人类文明交往基本逻辑异常清晰：西方文明作为中心、内圈文明，辐射、支配、改造甚至殖民非西方文明，而非西方文明作为边缘文明、外圈文明，依附、模仿甚至直接移植西方文明。随着文明等级论的广泛传播，西方人是文明人，其他民族或国家的人是“半文明”人甚至“野蛮人”成为国际社会所谓常识，甚至内化为一些民族的心理意识，这些民族在文明交往过程中，遇人遇事下意识地矮三分。

西方“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习近平，第269页），文明等级论为西方对外进行“文明推广”、殖民主义扩张提供了某种合法性论证。“直到今天，帝国主义的许多普遍问题仍然围绕着优越感和文明、种族、国家或任何特殊集体的等级观念。”（鲍登，第195页）但究其实质而言，文明等级论背后是西方中心论的文明观，充满了西方文明优越论、西方霸权逻辑等印记。

三是文明开化使命论。不同文明如何交往？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的核心主张就是“文明开化使命论”。“数个世纪以来，‘文明开化’及帝国传教士般的热忱一直试图抹去地球上‘未开化的’民族、‘落后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我们（很遗憾地）可能被迫走向同质化的统一文明——由国际社会所带来的统一文明或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帝国。”（同上，第124页）文明开化使命论根源就是单数文明观、普遍性文明叙事，世界上所有民族或国家都会走向一种统一文明，其表现形式就是西方文明，西方国家按照自身文明，对“半开化”甚至“野蛮”国家进行“文明开化”的活动。这便是现代世界人类文明交往的主轴。从西方自身维度来说，对未开化民族或国家进行“文明开化”的动力有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基督教传教士般的使命；二是消除未开化民族或国家对文明世界所产生的威胁。西方依靠什么力量，在全球推广其文明开化使命？这既需要强力或霸权，也需要合法性力量。西方国家通过构建“文明标准”，来为其文明开化使命、对外文明扩张辩护。澳大利亚学者布雷特·鲍登考察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文明标准是如何与数个世纪以来欧洲在非欧洲世界实施的‘文明开化使命’携手并进，并演变为全面扩张的殖民主义的。”（鲍登，第15页）文明标准的功能一方面强化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强化非西方文明的落后性，带来的结果就是，用西方文明在非西方世界进行“文明改造”是具有合法性、进步性的。“文明标准被用来在全球秩序中传播文明规范，而该计划包括贬低非欧洲世界观、提倡将落后感融入文化，以及鼓励或支持当地文明攻势以模仿欧洲生活方式。”（林克莱特，第150页）西方构建的文明标准有诸多要素或范式，但最核心的还是“现代性标准”。西方将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人权、自治等构建为普遍的现代性标准，文明开化使命就是将“普遍的现代性标准”贯彻到非西方世界中，推动它们朝着文明社会不断进步。“进步意味着沿着一条特定的道路向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状态发展，即西方现代性。”（鲍登，第89页）西方主导的文明交往无非就是文明“旗手”对照文明标准，在非西方社会实施“现代性计划”。“‘未开化’的民族想要崛起而走上文明坦途的唯一途径——若有可能的话——就是接受文明的欧洲人的指导，欧洲人可向其灌输必要的行为准则和训练，使之有可能成为文明社会。”（同上，第41页）西方国家借助于文明-现代性标准，为其文明开化使命辩护。一旦接受了文明标准，就连“未开化的”“野蛮的”国家民众也认为“‘需要’由‘文明的发达国家’照顾发展处于停滞状态的社会，而且‘必须保护它们不受自己的行为的伤害’”（同上，第195页）。“自己的行为”就是不符合文明标准的落后的甚至野蛮的行为。

西方一直用文明、进步、普遍性、现代性等一套思想和概念，解释其“文明开化使命”的合法性。马兹利什就指出，文明是一种殖民意识形态，“欧洲人统治支配其他民族，确立自身主导地位时，用文明概念为其行为开脱，提供合法依据”（马兹利什，第30页）。但是不管如何掩饰，“文明开化使命”背后的逻辑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文明开化使命”是西方国家以文明之名，向非西方国家输出文明的行为，是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文明开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暴力，给非西方民族或国家的人们带来极其悲惨的命运。“‘文明开化使命’在拓展文明帝国的名义下顺利实施，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殖民‘开化使命’对许多非西方种族造成的伤害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被人们所遗忘的大屠杀。”（鲍登，第270页）“文明开化”表面看来是普遍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全球推广，实质上是西方特殊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整个世界范围的“普遍化”、同质化，是一种“文明的帝国”（empire of civilization）的扩张。企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现代性标准”的西方文明，必然会导致西方文明与被强加该标准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

四是历史终结论。不同文明交往，最终目标是什么？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提供的答案是历史终结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曲折，类似于“二十世纪将以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等论调不绝于耳。在此背景下，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福山，2003年，第1页）。历史终结论虽是晚近提出的话语，但其思想主张很早就存在，本质上就是“西方文明优越论”，承继了基佐的启蒙进步主义文明叙事传统。“基佐深信欧洲文明具有不可辩驳的优越性，这是他的《欧洲文明史》的一个特点。”（马兹利什，第78页）只不过，福山将西方文明中最文明的国家由法国换为美国。历史终结论根子也是“线性-进步”的历史观：“在所有社会的发展模式中，都有一个基本程序在发挥着作用，这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福山，2003年，第54页）人类社会最终要按照西方人设计、践行的文明路线走向终点。不同文明交往或人类文明最终的走向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一统天下，这是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的归宿点。历史终结论主要着眼于政治制度构建“文明标准”，用“民主-专制”的二元论规制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就其实质而言，是文明与野蛮的二元论的翻版。世界文明交往无非是攻击、贬损、消灭其他文明，主张用自由民主的现代性标准改造其他民族或国家，最终走向一种统一而普遍的文明。“当今世界上，我们却难以想象出一个从根本上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或一种不以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未来。”（同上，第52页）从文明交往模式看，历史终结论呈现的“文明逻辑”是：（1）在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关系上，主张“文明优越论”。西方文明是优于其他一切文明的，代表着人类历史的最高和最终阶段，处于“文明阶梯”的顶端。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的：“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黑格尔，第95页）（2）在人类文明进程上，主张“文明唯一论”。人类文明进程是西方文明的全球化、普遍化，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只有一种文明，即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核心的西方文明。（3）在文明变革上，主张“文明顶峰论”。西方文明不存在缺陷或矛盾，是十全十美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终结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人类历史到达资本主义阶段就不再有变革、进步的空间。

“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7页）人类文明进程没有也不可能沿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及其制度模式单向发展、趋同进化，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出现的矛盾、问题乃至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粉碎了历史终结论弥漫的乐观幻想。就连福山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参见福山，2009年）不仅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文明有一席之地，其他文明都有存在的合法性。人类文明交往不是走向单一文明，而是文明共存。世界文明之园万紫千红、生机盎然才是目标。我们在后文会具体展开，其也构成对历史终结论以及整个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的批判。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阐释，我们可以揭示出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的基本特征：（1）“线性的”进步主义。把人类文明进程规定为单一文明的单方向的线性进步的过程。（2）“征服性的”霸权主义。西方文明内含着对“他者”进行征服与支配的霸权逻辑。（3）“破坏性的”虚无主义。西方主导的文明交往无非是西方文明彻底消灭其他文明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的过程。（4）“输出性的”普世主义。西方文明认为其是普世文明，在文明交往中，主张夷平各种特殊性、差别性，将西方文明及其制度模式输入到其他国家。

三、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文明交往新模式

当今世界文明交往中存在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是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这一模式与当今时代发展潮流和人类文明演进趋势背道而驰。人类文明交往需要新的选择、新的模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把脉人类文明走向，继承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理论，构建了超越西方中心论的人类文明交往新模式。

中国共产党人郑重提出人类文明交往新模式，绝不是“一厢情愿”或“主观愿望”，而是有着现实的历史基础，推动人类文明交往由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化也有着充分的历史条件。其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随着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西方中心论越来越难以为继，文明交往逐步从一元单向模式向多元多向模式转变。其二，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各国的利益交汇点越来越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奠定了现实基础。其三，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应对，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只有相互交流、相互合作，才能有效应对。携手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是构建人类文明交往新模式最直接的现实需求。其四，面对现代性危机不断凸显，西方文明并未开出有效的“药方”，人类社会一方面需要从其他文明中汲取治疗现代性危机的思想资源和生命智慧，另一方面更需要通过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交融重构，找到解决现代性危机、实现文明更新的有效方案。其五，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上升，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人类文明交往新理念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为践行这一模式提供了根本支撑条件。虽然构建人类文明交往新模式具有充分的历史基础和历史条件，但践行这一模式，还需要一系列具体的机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新型文明对话机制，为实现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今世界呼唤着人类文明交往新模式。为了推进整个世界的文明交往模式的变革，我们需要更好地把握文明交流互鉴模式的内在逻辑和丰富内涵。

一是复数文明观。西方有诸多思想家从不同层面论述过复数文明观、文明多样性等相关问题。比如，布罗代尔指出：“事实上，使用复数形式意味着一种观念的逐渐式微——这个观念是一个典型的18世纪的观念，它主张存在文明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与进步的信念相关，仅为少数特权民族或特权集团(也就是人类的‘精英’)所拥有。”（布罗代尔，第8页）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可以说是对多元文明观最系统的阐释。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时期，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世界上几个地区（中国、印度、希腊等地）独立地发生了精神运动，几乎同时出现了人类精神的第一次大觉醒。这标志着轴心期文明的诞生。“轴心时代”批判了传统的西方中心论，指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处在平等的地位，肯定了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价值。“当西方从东方分离出来后，东方在政治和精神权力中依然具有同等重要、令人惊叹的力量，是西方学习和对它具有诱惑力的地方。”（雅斯贝尔斯，第80页）

尽管西方内部有不少学者对单数文明观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但是真正的、全面的批判与超越，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理论及其蕴含的复数文明观。复数文明观的核心是文明多样性，其本质就是多元文明观。（1）客观现实。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普遍现象。“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习近平，第295页）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特色、差异。文明多样性不仅体现在空间维度上，也表现在时间维度上。“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第98页）（2）文明演进。复数文明观反对单线进步论的文明发展模式，强调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非线性、多样性。“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同文明不仅在形态上是有差异的，而且其历史演进也是有差别的，呈现出多元多样的文明演进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不同历史、宗教、习俗，彼此交相辉映、相因相生，共同擘画出这个精彩纷呈的世界。”（《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2卷，第233页）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逻辑必然否弃单线论、单一论的文明发展图式。“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第155页）（3）文明动力。“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2卷，第395页）文明多样性是不同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基础，不同文明正是在与其他文明交往中吸收营养，促进自身不断发展进步，从而共同推动整个世界文明进步。“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第190页）文明交流互鉴反对文明交往中的西方文明单向作用论。文明多样性是文明发展进步的动力，强调的乃是不同文明的双向、多向作用，以及文明对话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作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多元文明时期，不再由西方文明对所有文明起单方向影响支配作用了。“非西方社会远不只是西方创造的历史的客体，而是日益成为它们自己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亨廷顿，第32页）在这一点上，西方文明要反思，“在未来的日子里，西方必须更多地将自己看成是相对值而不是绝对项，必须了解其他国家并向它们学习”（雅克，第118页）。雅斯贝尔斯曾说过：“在人类每一新的飞跃之中，他们都会回忆起轴心时代，并在那里重燃火焰。自此之后，情况一直如此：对轴心时代可能性的回忆和重新复苏——复兴——引发了精神的飞跃。”（雅斯贝尔斯，第14页）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又到了一个需要对轴心时代进行回忆的历史阶段，人类文明进入到一个多元文明并存的“新的轴心时代”。

二是文明平等论。文明本质上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所决定的。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维度看，不同文明必然会存在发展程度、发展阶段乃至所属的社会形态的差异；人类文明发展不均衡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承认文明发展程度差异，并不是把文明划分为不同等级的理由。西方一些人以文明发展程度差异为借口，构建所谓的“文明等级论”，自认为自己的文明比别的文明发展程度高，因而对其他文明采取一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暴力胁迫的态度，甚至认为西方文明对外进行“文明输出”、殖民扩张是具有合法性的。对此，我们要坚决批驳。中国共产党人在承认文明发展程度存在差异的前提下，主张不同文明要平等相处。文明平等论构成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基石。“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29页）（1）价值上的平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同上）这一论断是基于价值论对文明平等的阐释。不同国家、民族也许有强弱、大小之分，但是其文明形态、思想文化没有等级之分，都有其自身的特色、优势。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具有不可替代性。“即使文明的形态不同，也绝不能追究其不等价性。任何文明都绝对不可能是独占所有价值的文明。”（岸根卓郎，第4页）（2）态度上的尊重与平等。在文明交往上，对待不同文明应该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态度。“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习近平，第269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29页）西方文明优越论充满傲慢和偏见，是一种“唯我独尊”的心态，极大地影响了当今世界不同文明的平等交往。李约瑟曾揭露：“许多西欧和美洲人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代表，负有统一全世界的使命。在他们思想上只有西方的文明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它本身是统一的，完整的，所以能统摄其他一切文明。这种自我吹嘘是毫无根据的。”（李约瑟，第18页）西方文明优越论必然导致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攻击、贬损乃至干预、改造：“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第191页）文明优越论背后的逻辑是“主客二分”的思维图式，西方是统治的主体，非西方是被征服、被统治的客体；西方是文明的，非西方是野蛮的。文明交流互鉴模式遵循的是“主主平等”的哲学观，不同文明都是平等主体，否弃“主体支配客体”的权力逻辑，不同文明虽有差异，但不构成文明改造或文明对抗的依据。“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同上，第190-191页）（3）秩序上的平等。文明交流互鉴模式最坚决地反对不平等的文明秩序，主张“构建弘扬多元文明的伙伴关系”（同上，第251页）。“多元文明的伙伴关系”是对西方主导的文明等级秩序的替代方案，开创了文明交往新模式，致力于实现平等相待、和平相处的文明秩序。多元文明的伙伴关系（秩序）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属性。一是平等性。多元文明的伙伴关系以文明平等为原则，尊重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文明发展道路等。伙伴之间没有主从之分，没有阵营之别，也没有门户之见。二是和平性。多元文明的伙伴关系超越了把文明划分为不同阵营、进行结盟式对抗的老套路，致力于以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以共赢而非零和的理念处理文明之间的关系。三是包容性。对于文明之间的关系，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包容、相互合作、相互交流。不同文明可以建立基于共同利益和追求的伙伴关系，构建起共同而非排他的“朋友圈”。虽然和平性、包容性与平等性稍有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平等文明秩序的基本要求。

三是文明互鉴论。文明互鉴论是构建人类文明交往新模式的核心内容。（1）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力。”（习近平，第270页）文明如同生命有机体，需要新陈代谢，需要从其他文明中汲取养分，不断推动文明更新。布罗代尔说的很形象：“各种文明都在不停地借鉴它们所邻近的文明，哪怕它们‘重新解释’和同化了它们所接纳的东西。的确，每种文明乍看之下都更像一个铁路货场，在不断地接受和发送包罗万象的货物。”（布罗代尔，第33页）自古以来，中华文明正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历久弥新的。黑格尔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希腊文明之所以能开创出其独立和繁荣时期，就在于它既有自己的原有文化，又有来自东方世界的外来文化，进行了两重文化结合的锻炼。“文化结合的锻炼”的重要表现就是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与吸纳。“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第191页）文明交流互鉴遵循了文明发展和文明更新的基本规律。（2）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立场。开放包容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立场。文明差异不是文明冲突的理由，“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同上，第99页）。只有坚持开放包容，不同文明才能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不同社会制度可以相互包容，不同发展模式可以相互合作，不同价值文化可以相互交流。我们要坚持开放包容，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前进。”（同上，第251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同上，第102页）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隔离、相互排斥甚至相互对抗的“固体模式”，而是相互流动、相互交融、相互塑造的“液体模式”。在文明交往中，始终以开放包容超越零和思维；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3）文明交流互鉴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也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交流，但其模式是强制性的、单向度的，本质上是单一文明的全球扩张，忽视了世界历史背景下文明交往中非西方文明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无视非西方文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意义。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了平等的、多元多向的文明交往模式。“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习近平，第270页）每一种文明都可以是文明交往的能动主体，而非只有西方文明才是“能动者”，非西方文明永远是被动的客体、“冲击-反应”模式下的受动者。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特定时期，西方文明的确在人类文明交往中具有绝对权力优势，但是，当人类进入到21世纪，这一单向的文明交往逻辑不再符合历史潮流。就连西方主流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文明之间的关系从一个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单方向影响所支配的阶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阶段。”（亨廷顿，第32页）纵观人类文明史，单向的文明交往模式从来不是历史的主流，文明交往的本质属性是互动性、交互性，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交互既是历史上的真实，也是逻辑上的自洽。“文明交往是动态的，而动态的最大特征是互相依存性和互动性。文明交往过程就是一个双向的或多向互动的奔流不息的过程。”（彭树智）（4）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方式。文明对话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方式。对话不是急于向对方兜售自己的观念，试图说服他者接受我们的价值信仰。对话背后的“底层逻辑”是承认他者、尊重他者，以他者为镜反观自身、审视自身，通过向他者学习更好完善自己，促进大家共同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他者，承认他者在我们与世界交流中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要发展尊敬他者的意识，这种意识将为相互参照和相互学习提供基础。”（杜维明）文明对话是对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的批判与超越。西方文明自诩为“高阶文明”，否定他者存在的合法性，更是否定向他者学习的必要性。文明对话承认所有文明存在的合法性，强调不同文明独特价值，强调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所有文明都有向他者学习的必要性。就连西方学者也充分认识到：“欧洲文明已经失去了自视优越的资格，过去不再由它控制；现在，欧洲和‘其他’文明共同面临着一个任务——展开对话，继而设法构建一个新的文明，一个全球文明。”（马兹利什，第117页）中国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积极倡导文明对话，主张不断扩大不同国家的人文交往，“以多样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繁荣共进超越文明固化”（《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2卷，第216页）。

四是文明共存论。人类文明交往，最终目标不是单一文明一统天下，也不是文明冲突，而是文明的共存与对话。（参见米勒，第297-299页）文明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对待文明差异的不同价值观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走向问题。文明冲突论把文明差异理解为不同文明冲突、对抗的根源。“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亨廷顿，第7页）文明冲突论在某种意义上还给予非西方文明存在的合法性，历史终结论则完全是基于文明等级论看待文明差异，非西方文明在人类文明宝库中没有一席之地，文明差异最终被夷平，处于“文明阶梯”顶端的西方文明终将一统天下。文明共存论以文明共在（不同文明的共同存在）为前提，以所有文明不可替代性、独特性为合法性基础，以文明平等为基本原则，以文明和谐共存为终极目标。文明共存论从本体论上把文明差异界定为文明多样性的表现；从价值论上把文明差异领会为不同文明的特色之分，而非高下之别；从交往论上把文明差异理解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动力。文明共存论不仅正确看待文明差异，而且为有效处理文明的“一”与“多”、“同”与“异”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理念或原则——“和而不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道德修行的君子以和为贵，能够在不同中求得和谐相处；无道德修行的人常常强迫他人接受他的主张而不能和谐相处。中国共产党人将“和而不同”这一中华传统文明的精髓创造性地运用到当今世界文明交往中，为有效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实现文明共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第289页）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坚持“和而不同”原则，致力于构建多元文明和谐共存的文明共同体。这一共同体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属性。第一，多元性。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着眼于“同”，处理不同文明的关系，实际上以西方文明为目标，追求人类文明的同质化，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同而不和”。遵循“和而不同”原则构建的文明共同体不是单一文明的“国际版”，而是多元文明的集合体。第二，和谐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道并行”指“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不同”并不意味着“相害”“相悖”，多元并不意味着冲突。文明共同体内部的文明间的关系是和谐性的、对话性的，而非冲突性的、取代性的。第三，共识性（或共同性）。文明共同体不是不同文明的“散装”，而是基于共同性构成的文明集合。文明共同体不是固化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存在一个从“不同”到相互“认同”的过程，即不同文明通过对话交流寻求交汇点，达成“共识”，相互认同，不断扩大共同性。当然，构建一个“和而不同”的文明共同体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我们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文明交往模式及其旧的文化心态，需要一场彻底的文明观的变革。“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从现在起就必须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场深刻大变革，它可能与当前世界上很多人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相抵触。”（费孝通，第43页）

超越西方中心论文明交往模式，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大逻辑。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遵循人类文明传播与发展的规律，创造性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理论，构建了“交流-互鉴-共存”的人类文明交往模式，为推动文明对话，引领世界文明走向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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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唐爱军，江苏东台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出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等著作，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马克思主义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主要从事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阐释、21世纪马克思主义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来源：《哲学研究》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