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仕凯:政治体制能力:一个解释国家治理兴衰的分析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8 次 更新时间:2021-11-23 08:52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能力   国家治理  

汪仕凯  

摘要:国家治理以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为基础,政治体制能力则是政治体制的执行能力,集中表现为政治体制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上的实践状态和取得的积极成效,因而政治体制能力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支持,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治理的兴衰。政治体制能力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因果联系是由国家治理的性质内在决定的,政治体制能力有着强烈的问题导向和明确的积极承诺。政治体制能力起源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塑造过程,它以制度、行动者和思想作为原材料,危机挑战、竞争压力和使命引领共同构成了政治体制能力发展的动力源泉。良好的国家治理以及国家治理水平的持续改善,要求始终保持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这就意味着,政治体制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和发展完善,从而不断地塑造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

关键词:政治体制能力;国家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党

作者:汪仕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上海201620)。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1年第10期。

“目录”


一、文献综述

二、政治体制能力:国家治理的根本支撑

三、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政治体制能力的起源

四、制度、行动者与思想:政治体制能力的要素

五、危机、竞争与使命:政治体制能力的发展动力

六、结语


现代国家同大众以多种形式和广泛途径参与政治生活是高度契合的,大众在现代国家中创造出公共政治从而影响政治决策、行政过程甚至国家构建本身,是现代国家的标志性特征。所以,政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此种重要性到底是什么以及政治怎样发挥出此种重要性,现有的理论并未作出充分的解释。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同欧美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后政治日益常规化、政治体制逐渐僵化有关,另一方面也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世界大国的国家治理经验尚未得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充分重视有关。


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中国快速崛起以及欧美国家遭遇治理困境,政治对于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彰显,从理论上对此议题进行回应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任务。至关重要的是,当下从理论上解释政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有着与过往不同的鲜明特点,这就是必须充分尊重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人民民主体制,不同于欧美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在人民民主体制的支撑下,中国快速发展成为新兴世界大国,因此,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既会对以欧美国家经验为基础的理论解释提出挑战,又能为解释政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重要作用的理论创造提供新的资源。在此情况下,一种新的系统性的、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是值得期待的。


本文的工作就是响应这种期待,在客观对待和充分尊重中西不同的国家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一种关于政治与现代国家治理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论解释。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政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政治的成功决定着现代国家治理能够取得积极成效。政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以制度化因素发挥出来的,我把这种制度化因素称之为政治体制能力,因此政治体制能力决定着现代国家治理的具体情况,政治体制能力的弱化或者衰败将导致现代国家治理的困境甚至危机,而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则保障现代国家治理能够获得积极效果并且能够持续改善。进而言之,保持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是现代国家治理长盛不衰的根本之道。


在明确政治体制能力与国家治理之间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本文将以政治体制能力如何对国家治理产生决定性影响为问题意识,具体论述政治体制能力概念、起源、构成要素、动力机制等内容,从而提出一个能够解释政治体制能力与国家治理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框架。具体言之,政治体制能力是政治体制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上的实践效果,它起源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塑造过程,主要由制度、行动者、思想等要素构成,不断出现的危机挑战、时刻存在的国家竞争压力以及政治体制内在的使命,共同构成了政治体制能力发展的动力。


一、文献综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欧洲现代国家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崛起时,就特别强调政治上的成功在此过程中的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写道:“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在机器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提供的强大支援下,“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方,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以及繁荣,是同实现了政治集中和权力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政治集中和权力统一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而获得了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优势,进而使得欧美国家得以进行殖民扩张并统治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洞见,对于现代国家治理的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虽然欧美国家以政治上的成功实现了国家治理的巨大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同样包含着内在的矛盾故而有着不可持续的界限,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必将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洗礼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现了能够超越法律上平等的实质平等,这将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取得的更大的政治上的成功,这种政治上的成功将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大的空间,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持续改善。并且,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持续改善,将逐渐进入到一种超越国家治理的世界大同状态即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由于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世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因而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思想的回响。道格拉斯·诺斯领衔的一项研究再次确认了政治与国家治理之间的紧密联系,其基本主张是良好的国家治理建立在权利开放秩序之上。他们将其中的逻辑归纳为:“政治系统限制暴力使用的权利,而经济和社会的权利开放则确保了政治系统的权利开放;对利用暴力来竞争的行为的可信的禁止,维护了经济和社会的权利开放,而政治和司法系统则实施着这种对暴力的限制。同样地,对所有系统中的组织的权利开放,维护了这些系统中的竞争,而系统中的竞争反过来也促进了权利的开放。”他们所强调的权利开放秩序是一个由非人格化的制度调控着竞争活动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其中政治控制着暴力机关及其活动,并且对于国家控制权的政治竞争处在枢纽位置。不难发现,这种由“明晰的、广为理解的规则”约束的竞争国家控制权的政治,就是民主政治。进而论之,民主政治是权利开放秩序的关键所在,因而对于国家治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无独有偶。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的研究得出了相近的结论,他们认为国家的繁荣得益于包容性经济制度,而包容性经济制度则是包容性政治制度的产物。他们指出:“比起由少数人建立、从多数人那里攫取资源却无法保护产权或者刺激经济活动的汲取性制度,实施产权、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并鼓励在新技术和新技能投资的包容性经济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是相互支持的,也就是说,以多元主义方式广泛分配政治权力并能够实现一定政治集权以建立法律和秩序的制度是安全的产权和包容性市场经济的基础。”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安定的政治秩序和创造性破坏的经济秩序,安定的政治秩序要求限制强大的利益集团对政治权力的攫取,相应地降低利益获得对于政治权力的依赖,创造性破坏的经济秩序则意味着打破既定利益格局和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这些则是汲取性政治秩序所不能容忍的,只有包容性政治秩序才能提供。


史正富立足中国快速发展的经验提出了三位市场体制的理论,他认为由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竞争性企业系统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超常增长的根本原因。其解释逻辑是:“竞争中的企业着力创新、谋求发展,是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竞争中的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法构造了可持续的‘投资激励体系’,降低企业投资创业的投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均衡投资水平,并通过提供‘总部服务’的职能帮助企业突破部门官僚主义的障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超强投资驱动力;中央政府在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一方面总揽全局,把握发展与稳定的平衡,另一方面抓住全球化契机,审时度势地果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有效吸纳美国消费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提供的‘国际超常购买力’,从而为中国经济高投资和高增长创造了额外的市场机会。”其实,三位市场体制并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政府的作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作用,说明它是一种政治经济体制,政治对于中国超常发展同样发挥着根本性作用。


曼瑟·奥尔森同样对国家治理的兴衰提供了富有深刻洞见的理论解释,只不过他主要是从何种因素导致了国家治理危机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的。奥尔森认为,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容易组织起来成为“分利集团”,这种分利集团“为了达到它们的目标,必然会运用院外游说力量来影响政府决策,采用它们的组织力量来影响市场”。其结果则是,减缓了采用新技术的能力,减缓了为回应不断变化的条件而对资源的再分配,因此降低了经济增长力。非但如此,分利集团的增长,“改变了社会的激励模式和演进方向”。具体而言,分利集团鼓励了管理复杂性和政府行为的扩张,于是寻求获得生产剩余更大份额的激励提高了,而积极从事生产的激励消退了,由于院外游说和讨价还价对于分利集团来说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具有良好口才或者受教育者在管制、政治和复杂惯例上占据了优势地位,社会不平等将会进一步扩大。但是,分利集团的壮大从根本上讲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因为政治体制不能有效地制约分利集团的活动,纵容了它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所以导致了国家衰败的局面。这就意味着,在奥尔森的理论解释中,政治上的成功依然是国家治理不断改善的决定性因素。


前文讨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经典文献都发现了政治在国家治理中的至关重要性,并且分别从政治集中、权力统一、权利开放、控制权竞争、政治制度包容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同市场经济体制的契合性、政治体制对分利集团的限制等方面解释了政治在国家治理中的至关重要性。然而,上述理论解释都没有从现代国家治理的性质本身出发来认识政治在国家治理的作用及其具体形式,因此对于政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具体形式最多只能得到局部的理解,从而也难以形成一种具有内在契合性的关于政治与国家治理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论解释。我所谓的内在契合性就是指,政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发挥这种决定性影响的具体要素,都是由现代国家治理的性质决定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具体要素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才是至关重要的,并且能够对国家治理发挥决定性影响。本文认为这个由国家治理的性质决定的具体要素就是政治体制能力。


二、政治体制能力:国家治理的根本支撑



政治体制能力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支撑,学界很早就发现现代国家存在着政治体制能力。罗伯特·杰克曼在讨论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时就指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持续政治发展就必须将政治能力建设作为核心议题。他认为政治就是解决冲突的过程,所以政治能力自然意味着政治权威使用政治手段即非暴力的手段解决冲突的能力,制度化和合法性是政治能力的两个基本要素,宪制是政治能力的基础,同时也是提升政治能力的途径。欧阳景根对杰克曼的政治能力概念进行了拓展,他认为必须看到社会对政治权威的支持,社会同样具有政治能力,所以政治能力包括政治权威的执政能力和社会的支持能力。要增强政治能力,必须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关系、在政府过程中实行法治、塑造积极公民身份。


杰克曼虽然在概念上没有使用政治体制能力,但是政治能力是通过政治法律制度等手段体现出来的,所以在内涵上政治能力与政治体制能力颇有相通之处。欧阳景根将社会确立为政治能力的主体,认为政治权威和社会共同塑造了政治能力,从而政治能力置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之中,展现了敏锐的学术眼光。但是本文对于政治体制能力的理解有三个方面的独特之处:首先,以国家治理作为理解政治体制能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国家治理的特性决定了政治体制能力的内涵;其次,政治体制能力要集中通过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体现出来,不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塑造了政治体制能力,而是政治体制能力决定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广度和深度;最后,政治体制是界定政治能力的中心,无论是政治权威还是社会在解决冲突上具有怎样的能力,都不能视为是政治体制能力,只有当政治权威和社会在政治体制之中通过运作政治体制的构成要素发挥的政治能力才是政治体制能力。


政治体制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的执行能力,那么政治体制能力则是指国家制度体系中的政治体制的执行能力。具体而言,政治体制能力是指配置、规范以及操纵政治权力的规则、程序、组织、观念等要素,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上面的实践状态和取得的积极效果。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是国家治理能够顺利开展和不断改进的根本基础,由于国家治理会对国家和社会都产生影响,因而在国家治理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就将处于变动状态,这就必须由政治体制能力来持续地创造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从而为国家治理提供坚实基础。进而言之,政治体制能力实际上通过创造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进而成为了国家治理的根本支持,并决定着国家治理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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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是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政治主题,它是现代国家在经历政权建设和民主转型之后,为了重新安排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性而形成的政治发展主题。笔者以前的研究就曾指出:“国家治理将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都纳入治理对象的范围之内,通过调整和创新联结机制来重新安排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相互契合的基础、范围和深度。”由此可见,国家治理是完全不同于政权建设、民主转型的政治发展阶段和政治过程,本文所指出的政治体制能力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有当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到了国家治理时期才日益显著起来。并且,由于国家治理这种政治发展主题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政治体制能力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支撑。


不断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以及经济、社会、政治等结构性问题在积累和相互影响中激化,是推动国家治理作为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主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讲,国家治理就是应对经济、社会、政治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总体方案和政治过程。国家治理实际上意味着,过往单纯依靠政府、市场、社会等分散的力量,已经不可能有效地解决现代国家中的经济、社会、政治等结构性问题,因此必须将政府、市场、社会等多种力量整合起来从而形成治理现代国家面对的结构性问题的合力,也就是要形成一种全部治理要素共同合作的政治实践状态。不言而喻,这种全部要素共同合作治理的状态,就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实质内涵和特殊性质的关键基础。


所谓国家治理就是指,在现代国家内部的政党、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公民个人以及其他行动主体,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改善公民权利,联合起来共同行动,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管理公共事务的系统性过程。国家治理的实践以及对国家治理的理解,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治理理论的影响,但是两者之间存在天壤之别。当国家和治理结合成为一种新事物时,就彰显了现代国家内部的政权与社会之间合作关系,以及政权在此合作关系中的主导地位,由于政权的主导作用具有至关重要性,因而使得治理过程转化为国家治理过程。徐湘林在分析国家治理时就指出:“从学术理论的渊源来看,治理理论是从社会中心论出发,从社会的诉求来规制国家和政府的职责和作为。国家治理概念则强调了转型社会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同时也考虑到了治理理念所强调的社会诉求,应该是一个更为均衡和客观的理论视角。”立足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兼顾国家与社会两个系统中的资源,是国家治理能够进行的基本前提。


要将包括政党、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公民个人以及其他行动主体联合起来以协商合作的方式开展共同行动,涉及了国家治理的特殊性质。国家治理的特殊性质包括两个至关重要的内容,一个内容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另一内容则是政治体制的作用。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而言,国家治理意味着国家与社会之间彼此对立、相互冲突的状态被打破了,以协商合作的方式开展的共同行动意味着一种相互支持关系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了,进而言之,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构成了国家治理得以顺利展开和不断进步的根本条件。就政治体制的作用来说,全部治理要素共同合作的状态不可能自然形成,政治体制就是能够将政党、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公民个人以及其他行动主体整合在一起发挥合力的基本凭借,如果政治体制不能有效地运转起来,从而发挥出整合多元治理资源的作用,那么协商合作与共同行动都不可能发生。


政治体制就是用来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制度安排,其实质内容则是为社会中的政治集团掌握国家权力进而服务于自身的利益提供有约束力的方式、程序和规则,这就是说,政治体制以建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为基本目的。虽然政治体制都能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构相互支持关系,但是不同的政治体制建构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则有着重大的差异,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能够建构范围广泛、根基深厚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但是弱小的政治体制能力则只能建构有限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由于政治体制能力构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而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又是国家治理得以顺利开展和不断改善的根本条件,因而政治体制能力就构成了国家治理的根本支撑,政治体制能力的强弱也就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治理的实际水平和改善空间。


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实际上表明有一种有效的双向通道将国家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迈克尔·曼在分析现代国家时认为:现代国家具有类似双向车道的基础权力,它“贯穿”在社会中,一方面使得社会的政党能够控制国家,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在此时越来越通过国家制度来协调,这样,基础权力将越来越建构社会生活”,因此国家的集体权力也得到了增强。迈克尔·曼用基础性权力不仅表达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存在,而且基本概括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内涵。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作为一种过程,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意味着,社会力量能够充分地将意愿表达出来,并且有效地将其输送到国家中转化为法律和政策,实现社会对国家的影响和控制,与此同时,国家能够有效地贯彻意志,牢固地在社会中确立统治的正当性,从而实现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和塑造。作为一种状态,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是变化的,国家和社会都会发生变化,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也在动态调整,因此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只能根据时代和条件的变化持续不断地重塑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


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构建主要面临着包容吸纳、政治整合、价值认同、持续发展等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社会力量是多元的,在现代国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会不断地兴起新兴社会力量挑战国家,因此需要增强国家的包容性以吸纳新兴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其次,不同的社会力量和利益诉求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冲突,因此需要以共同目标和公共利益来建立统一性,实现政治整合。再次,国家确立的共同目标和公共利益必须得到社会力量的认同,否则统一性无法在多元社会中建立起来,承载着共同目标和公共利益的政策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因此必须进行价值观念的灌输和塑造,从而创造政治合法性。最后,经济与社会要能够持续发展,如果发生了经济滞胀和社会僵化,那么国家与社会都将经历危机,所以必须不断推进改革,从而有效地抵御发展中的重大风险、解决环境变化引发的结构性危机。


为了能够解决包容吸纳、政治整合、价值认同、持续发展等主要问题,从而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政治体制能力就必须包含以下基本内容。首先,为了实现包容吸纳,政治体制能力必须具有韧性,能够把不同政治主体包容进来,同时在不同政治主体间进行协商,使其遵循既定的制度开展行动。其次,为了实现政治整合,政治体制能力必须具有广泛的动员网络和利益综合机制,从而将不同政治主体调动到实现共同目标和公共利益的轨道上。再次,为了实现价值认同,政治体制能力必须能够创造主流意识形态,并且保障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不断地进行合法性的再生产。最后,为了实现持续发展,政治体制必须具备引领性,从而对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同时以改革创新来抵御重大风险,既要解决一些引发结构性危机的因素,又要准备充分条件,在结构性危机不可避免发生时,能够有足够的资源加以克服。


从国家治理与政治体制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政治体制能力是一个有着强烈问题导向和明确积极承诺的学术概念。政治体制能力以建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为宗旨,为了贯彻和完成这个宗旨,政治体制能力必须克服妨碍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形成的各种结构性问题,因此解决好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是政治体制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就是通过对一系列妨碍性的结构性问题的解决而得到检验。而国家治理则是以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改善公民权利为宗旨,这就意味着国家治理有着明确的实现良好国家治理的内涵,或者说国家治理包含着明确的积极承诺。如果说国家治理的实际水平和改善空间是由政治体制能力的强弱决定的,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将保障国家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正是由政治体制能力将国家治理的积极承诺变成现实,那么政治体制能力同样具有了积极承诺的内涵。


三、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政治体制能力的起源



由于现代国家在构建初始不得不同社会相分离,并且在现代国家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同社会处在冲突状态,因而现代国家的巩固必须取得社会中最重要力量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则需要国家维护社会中最重要力量的基本利益。社会力量对国家的支持,以及国家以保障基本利益的方式对这种支持进行回馈,说明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支持关系,但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以及两者间的相互支持关系,都必须依赖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转才能实现。政治体制其实就是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根本制度安排,而政治体制能力就是起源于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需要。并且,为了满足在国家治理发展过程中不断重塑这种相互支持关系的需要,政治体制能力也必须不断发展。不同的政治体制具有强弱不同的能力,强弱不同的政治体制能力,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上存在着重大差别。


同古代国家依靠中间势力维持间接统治不同,现代国家是以直接统治为核心特征的。直接统治是和间接统治相对立的统治形态,要实现直接统治就必须将中间势力从统治轨道中排斥出去,建立从中央到基层的垂直管理系统。所谓直接统治就是指,国家不借助中间势力而是由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政权及其组成机构,对社会进行控制和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统治形态,因此现代国家将其统治直接建立在了国民支持或者默认的基础上。直接统治强化了中央权威以及国家对疆域、资源、人口的控制能力,但是为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分离提供了张力。因为,当中间势力被排挤出统治轨道之后,自然就在国家之外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领域,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相互作用下,过去的中间势力连同新兴出现的各种势力,就在相互交融中形成了社会。


虽然直接统治诱发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分离,但是直接统治必须从社会中获得资源从而服务于国家目标,否则直接统治对疆域、人口、资源的强化控制就没有意义,进而直接统治也就没有必要,所以直接统治必然产生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相互联系的要求,从而保障国家能够源源不断地从社会中汲取资源。然而,社会资源不会免费提供给国家,国家当然可以强制性汲取资源,但是存在得不偿失的高风险,因此国家要想比较稳定和有效地从社会中汲取资源,就必须同社会力量进行协商并且以国家掌握的政治资源回馈社会力量。查尔斯·蒂利指出:“转向直接统治使得统治者能通过户籍税、大的征募、人口调查、警察系统和许多其他对小范围的社会生活的入侵来接触他们所控制的市民和资源。但是做到这一点是以普遍的抵制、广泛的讨价还价和市民权利和额外补贴的建立为代价的。”围绕着重要资源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流动而进行的协商过程,将逐渐形成组织、规则、程序等要素,这些要素彼此联系并且同协商过程相互促进,从而发展成为系统性的制度,也就是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


政治体制既要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提供基本保障,又要进一步塑造和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朝着更为广泛协商的方向发展,这就是说政治体制必须有效地运转起来,从而发挥国家与社会之间双向通道的作用。进一步讲,政治体制从其形成之初,就必须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上发挥作用和取得积极成果,因此政治体制能力是伴随着政治体制同时形成的。如果政治体制不具有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能力,那么现代国家将在社会反抗下难以巩固甚至崩溃,政治体制也将不复存在。政治体制能力形成后,将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持续不断地构建相互支持关系,并且现代国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形成包容吸纳问题、政治整合问题、价值认同问题以及持续发展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将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造成冲击,还将阻碍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重塑,政治体制能力则在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增强。由此可见,政治体制能力起源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同时也在介入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过程中获得发展的动力资源。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政治体制能力在现代国家中的发展并非总是一个连续的积累过程。由于现代国家会在结构性问题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发生社会革命,从而造成现代国家的革命性转变,所以政治体制能力也会伴随现代国家的革命性转变而出现严重衰退或者快速发展。西达·斯考切波对社会革命的分析就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她认为:“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与革命相伴随,并部分地实施革命的是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社会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以一种相互强化的方式同时发生。”阶级反抗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长期处在对立状态的产物,在阶级反抗下国家崩溃了,政治体制能力伴随着旧的政治体制瓦解而不复存在,此时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以相互强化的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贯穿在其中的内容就是重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


社会革命虽然打断了政治体制能力积累的过程,但是在社会革命中锻造出来的新政治体制则具有强大的能力。因为社会革命中发生的广泛的阶级反抗以及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释放过往积累下的社会冲突,并且形成了新的阶级关系,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不同社会力量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也发生了位移。与此同时,在社会革命爆发之前不断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将在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相互强化的根本性变革中得到缓解或者克服,于是很多制约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形成的障碍,就在社会革命的历史洪流中被扫除了。从政治体制能力的角度来看,社会革命无非是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朝着相互支持的方向,进行的强制性重组。在社会革命之后出现的新政治体制,就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并且是以体现和保障这种相互支持关系为基本内容的,所以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就伴随新政治体制而来。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为国家治理打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大凡经历过社会革命洗礼的现代国家都能够实现国家治理的长足进步。


现代国家在其发轫之初具有的政治体制能力不会太强大,这是由现代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支持的范围和深度都比较有限决定的。在现代国家发轫之初,调动资源开展战争从而适应国家竞争的环境,是现代国家主要而且普遍的目标。蒂利指出:“战争和战争准备使得统治者要从拥有必要的战争资源(人力、武器、装备或购买武器装备的钱),但是没有强大压力或者补偿就不愿意交出那些资源的他人那里获取战争手段。主要社会阶级在一个国家内的组织、它们和国家的关系都极大地影响了统治者所采取的榨取资源的策略、他们所遇到的抵抗、所引起的斗争、榨取和斗争造成的持久的组织类型,从而影响资源榨取的效率。”由此可见,主要社会阶级的状况划定了现代国家所需要的政治体制能力的限度,当地主贵族的支持就可以巩固统治时,现代国家并不需要太强的政治体制能力,只有当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新兴社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挑战现代国家时,增强政治体制能力就成为现代国家紧迫的任务。当然,现代国家并不能总是如愿以偿,社会革命总是不可避免会发生,最终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就以推动现代国家革命性转变的方式被锻造出来。


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具有强弱不同的能力。以当今世界各国实行的主要政治体制而言,起源于欧美国家并且在它们推波助澜下扩散到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体制,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社会革命后创立的人民民主体制,是两种类型不同的彼此竞争的政治体制。自由民主体制具有先发优势,在推动欧美国家治理上展现出了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人民民主体制虽然创立的历史并没有自由民主体制的历史长久,但是人民民主体制具有后发优势,同样在推动中国国家治理上表现出了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并且,人民民主体制尚未完全发展成熟,伴随着人民民主体制不断改革和完善,在走向成熟和完全定型之后,将具有更为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进而支撑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


人民民主体制比自由民主体制具有更为强大的能力。无论是人民民主体制还是自由民主体制都是现代民主体制的一种类型,并且都是在经过了社会革命之后得到创立和发展的现代政治体制,但是人民民主体制和自由民主体制所赖以建立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却存在着重大差别。就人民民主体制来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中进行了广泛的阶级动员和深入的政治整合,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将不同社会力量塑造成为一个政治实体即人民,进而以人民为基础创建了社会主义国家。林尚立指出:中国民主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人民整体掌握国家权力,“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民民主的内在使命”。由此可见,人民民主体制建立在非常深厚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基础上。并且,在人民民主体制成熟定型之后,它将建构出根基更为深厚、范围更为广泛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因此将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发挥出更为强大的能力。


就自由民主体制而言,不同的社会力量确实在为国家提供支持,但是这些不同的社会力量不可能围绕一个政治主体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相反在政党自由竞争机制的激发下,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和社会力量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始终是同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共存的,所以自由民主体制是建立在比较有限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基础上的。如果考虑到自由民主体制已经在多次挑战中发展成熟,高度制度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程度不同的“制度僵化”甚至“制度衰朽”,那么自由民主体制的能力实际上已经在退化。欧美国家在21世纪初期面临着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挑战,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不断被激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也开始松动和弱化,这些都意味着自由民主体制的能力陷入了严重弱化的危机。


四、制度、行动者与思想:政治体制能力的要素



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过程中,政治体制依靠的绝非是抽象的力量,而是一系列具体的能够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的要素,正是这些要素赋予政治体制以能力。政治体制能力有着突出的实践特质,它集中概括的是组成政治体制的要素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上的实践状态和取得的积极成效,所以那些能够以自身的实践过程取得积极成效的要素,就是构成政治体制能力的要素。从现代国家发展的基本经验来看,政治体制能力的要素主要包括制度、行动者和思想。如果这些要素在政治体制中付之阙如,那么就不可能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而且,政治体制能力的强弱,同样取决于这些要素按照特定的逻辑组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各种要素的优势从而共同发挥作用的程度。将制度供给和思想创造融合为一体的组织化的行动者,是可以对政治体制能力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因为这种组织化的行动者能够以自身为中心整合其他要素从而形成强大的合力。


政治体制本来就是制度体系,并且借由制度体系作为自身的存在形态,因此制度是政治体制能力最基本的要素。构成政治体制的制度同经济与社会生活中运行的制度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可以是非正式的习惯或者行为模式,也可以是效力范围有限的正式规则,但是构成政治体制的制度则必须是正式的、稳定的、普遍有效的规则、程序和规范,现代国家的法律是它们的载体。因为政治体制是用于配置、调控、操作国家权力的安排,而国家权力则掌握着丰富的资源、有着巨大的能量、进行着广泛的活动,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必须只有正式的、稳定的、普遍有效的规则、程序和规范才能同国家权力匹配。现代国家的发展对于制度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越是成熟的现代国家越是要求发达的制度体系。塞缪尔·亨廷顿就以制度化水平作为判断政治发达与否的基本标尺,他认为政治发达的国家必须形成具有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性的制度体系。政治体制就是使用正式的、稳定的、普遍有效的制度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从而表现出了能力。


行动者是政治体制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处在制度之中的策动力量,缺乏行动者的能动性,制度难以有效地运转起来,因此行动者是塑造政治体制能力的关键因素。作为政治体制要素的行动者,主要包括个体的行动者和集体的行动者两大类。个体的行动者主要是在推动制度体系有效运转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公民、政治家,其中政治家的作用要胜过普通公民的作用,而活跃在中央层面的政治家的作用则更为重要。政治家的决策当然不可能超越制度体系而发挥作用,但是在关键时期和要害环节中,政治家的选择能够对制度体系的有效运转以及发展变革产生根本性影响。安东尼·奥罗姆指出:“现代国家的权力不仅仅简单地植根于国家官僚机构的有序和有效运作,而且也植根于由掌权人物给国家所赋予的领导和卡里斯玛。”可以说,政治家的行动是作为个体的行动者所具有的能动性的集中体现。


集体的行动者主要包括代表机关和政党。代表机关和政党是借由沟通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进而塑造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基本力量,所以代表机关和政党就成为政治体制的关键组成部分。代表机关就是在表达和整合社会意愿的基础上制定法律的国家机构,它实际上意味着社会能够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国家和政治,并且它继续激励着普罗大众来争取这种机会。政党最初就是为了协调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同代表机关之间关系从而出现在议会内部的,这种协调主要体现在为了在议会中获得优势而制造团结和组织选举两个方面,因此政党最初是一种配合代表机关有效运转的现代组织设计。但是,伴随着新兴社会力量的兴起、选举权的普及和政治参与的大众化,政党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而超越了代表机关的限制,成为了现代国家中的“决定性和创造性的角色”。并且,对于发展中的世界大国而言,能够整合社会力量从而主导和引领现代化进程的政党,在政治体制中的重要性尤为突出。


现代政党伴随着国家制度体系的发展而壮大,它在现代国家中的作用已然今非昔比,特别是当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进入国家治理的新阶段时,政党和国家制度体系深度嵌合在一起,一方面政党是主导国家制度体系运作的基本力量,另一方面国家制度体系不断拓展政党运作的空间,因此政党已经是国家治理成败的根本所在。郭定平认为:“政党不仅具有代表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治理功能,可以实现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主导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中心地位,发挥核心作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以政党为中轴而构建,整个国家治理过程由政党主导而展开。”国家治理的实践带来了研究上的进展,比较政治学理论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集中在解释政党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密切联系上。一些学者发现,集中的、稳定的、统一的、组织复杂的、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强大政党,具有更负责任的领袖和干部群体、能够代表更广泛的利益,并且能够在长远目标上以协商达成妥协,故而能够更为有效地执行有利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政策,进而推动着国家治理的改善。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以及政党对于国家治理兴衰所发挥出来的根本作用,实际上充分说明,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上,政党已经是根本性的要素。所以,缺乏强大政党的政治体制,将难以发挥出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强大能力,从而也就难以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进而言之,具有强大政党的政治体制,在国家治理时代则是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政治体制。


思想是政治体制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上不可或缺的要素,作为一种由观念、价值、战略等内容组成的逻辑体系,它既能为行动者的能动性提供精神引领,又能为制度的正当性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证,还能为行动者和制度之间的契合性提供无形的纽带,因此思想是渗透在政治体制中的塑造政治体制能力的深厚绵长的要素。现代国家都是需要用思想在民众中来凝聚共识、制造认同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甚至认为现代国家是一种凭借活在每一位成员心中的“意象”相互连接而成的“想象的共同体”。如果现代国家中能够分享一种主流的思想,而且这种主流的思想同政治体制是高度契合的,那么社会力量将对政治体制形成更好的理解和支持,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将更为坚实,政治体制能力自然就更为强大。


不仅现代国家的政治认同依赖于思想,而且现代国家的统治合法性也依赖于思想。马克斯·韦伯在分析统治合法性时指出,仅仅依靠合法性并不足以巩固统治,“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这就是说,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政治行为模式,在努力制造合法性时必须考虑合法性同社会力量的契合性,如果统治所制造的合法性同社会力量秉持的对于合法性的理解不一致,那么这种合法性就会大打折扣。由于国家制度并不能完全遵循自身标榜的理想状态来运转,而且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又是多元化的,因此社会力量对于国家制度制造的合法性信仰不足是常见的问题。而思想的重要作用就在增强社会力量对于合法性的信仰的过程中彰显出来,一方面它借助观念灌输过程能够扩大社会力量之间的共识,另一方面它借助价值引领过程能够缩小国家制度和社会力量在合法性理解上的差距。


制度、行动者和思想,都是塑造政治体制能力的要素,但是每一种要素在塑造政治体制能力上的作用终归是有限的,现代国家要想具备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既要充分发挥制度、行动者和思想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上的各自优势,同时必须使制度、行动者和思想依照特定的逻辑组合在一起共同作用,从而使政治体制作为一体化的整体发挥作用。作为一体化整体的政治体制意味着,政治体制中的一种要素事实上成为了政治体制的中心,它依照自身的逻辑来调整政治体制中各种要素的位置,并且实现自身资源和政治体制中其他资源的互通和整合,进而在此基础上推动政治体制更有效地运转。


从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来看,能够充当政治体制中心的要素是强大的现代政党。塞缪尔·亨廷顿就敏锐地发现了政党的这种作用,他认为政党是真正的现代政治发明,它在国家制度和社会领域中都力图壮大自身的力量,并且将两个领域中的壮大相互协调起来,强大的政党不仅在自身的活动中反映出政治体制的组织和程序原则,而且将各种合法性原则集中在自己身上,因此强大的政党组织“就不仅仅是个辅助性组织,而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亨廷顿所看重的政党作用实际上就是指,组织、制度、思想汇聚在一个组织化的行动者即政党身上,于是政党就能够在政治体制运转的过程中以自身为中心,将制度、行动者、思想依照政党主导国家治理的逻辑整合为一个整体,进而创造出更为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然而,这种作用并不是所有政党都能够发挥的,只有少数强大的政党才有可能胜任这项艰巨任务。


如果当今世界只有少数强大的政党兼具制度供给和思想创造的功能,从而能够在政治体制运转中整合制度、行动者与思想,那么在少数强大的政党中仍然存在重大的差别。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在少数强大的政党中,则是具备更为突出的整合治理资源和塑造政治体制能力的作用的政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性质的政党,所以中国共产党拥有以高度集中统一为主要内容的发达组织体系、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形式的高效率制度、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与时俱进的思想。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将组织、制度、思想高度融合在一起的组织化的行动者,这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切合了在政治体制运转过程中整合资源塑造政治体制能力的需要,而且在特殊意义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体制之间关系的实质内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创造者,是推动中国政治体制运转的执政主体,是引导中国政治体制发展完善的领导核心,所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国家的灵魂,构成了国家最深刻的内容”。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体制之间的特殊关系,因而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了中国政治体制能力的决定性力量,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国家治理的不断改善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


五、危机、竞争与使命:政治体制能力的发展动力



政治体制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在衰退和增强之间动态变化。作为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能力,当国家治理的进程引发了国家或者社会任何一方变化时,已经形成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都可能由于其中一方的变化而出现松动或者弱化,于是就产生了重新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迫切需要。相对于这种迫切需要,政治体制能力或是显得不足以满足需要,从而出现了衰退,或是经过积极调整满足了需要,从而实现了增强。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持续改进的承诺和结构性难题的不断挑战,必然要求努力增强政治体制能力。增强政治体制能力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解决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弥补政治体制存在的不足,而危机挑战、竞争压力、使命引领则构成了政治体制能力的发展动力。


(一)危机挑战  


国家治理以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改善公民福利为基本目的,虽然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国家治理确实能够做到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改善公民福利,但是收益与成本的分配问题不会在国家治理不断改进的过程中自动获得解决。社会是由以阶级、族群、地域、职业形式表现出来的多元力量组成的,尽管现代国家以法律上平等的公民身份来对待不同的社会力量,但是法律上的平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同社会力量及其成员在实质上的不平等,这种实质上的不平等集中体现为占有、获取和使用经济资源以及由经济资源衍生的其他关键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实质上的不平等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国家治理的收益和成本大体上将会以不平等的标准,在不同社会力量及其成员中间进行分配。具有优势的社会力量及其成员获得更多的收益和承担更少的成本,而居于不利地位的社会力量及其成员则得到更少的收入和承担更多的成本。


占据优势地位的社会力量及其成员,不仅获得了国家治理更多的收益和承担更少的成本,而且会利用掌握的资源积极影响国家权力的使用过程和塑造国家治理过程,最终形成了僵化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曼瑟·奥尔森就指出,人数规模有限的占据优势地位的社会成员,能够更为容易地开展集体行动和结成分利集团,一旦它们能够取得成功,就会形成排他性的、限制利益分散的激励模式,从而改变社会演变的方向。分利集团的坐大意味着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已经被打破了,社会矛盾将在此过程中激化并以结构性危机的形态爆发出来,因此政治体制所建构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不复存在,结构性危机开始转化为革命性政治危机。危机将对政治体制形成系统性挑战,如果旧的政治体制不进行深入的改革,那么新的政治体制就会在危机中取代旧的政治体制。不管是哪一种结果,政治体制能力都将在危机中得到重塑以获得发展,否则危机不可能结束。


马克思在分析现代国家中的革命时就做了一个深刻的判断:“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虽然马克思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要发生、并且必须要以社会共和国取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角度做出上述判断的,但是国家机器的完善则是能够做出上述判断的前提。国家机器的完善就是指在革命洗礼中,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实现了变革,政治体制能力得到了增强。而且,取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共和国是以更为坚实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为根基的,因为社会共和国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它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现代国家确实是在反复出现的革命中发展到今天,革命不仅重塑了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而且孕育了现代国家积极变革的基因,当发生了结构性危机从而孕育着革命时,鉴于革命的巨大代价,政治体制将进行适应性变革从而避免革命爆发。在现代国家已经相当成熟的时代,危机挑战取代革命洗礼成为推动政治体制能力发展的动力源泉。


(二)国家竞争  


现代国家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处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之中,而国家间的竞争则是世界体系的基本内容。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现代国家−位于一种国家间体系之中,并受这种国家间体系的制约−的建构是现代世界体系自延长的16世纪开始形成以来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的统治者都专注于以两种方式来增强国家的实力:提高国家的权威,即它在国家边界内做出有效决策的能力;提高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即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减少相反情况发生可能性的能力。”国家间的竞争使得现代国家的发展环境具有了紧张性质,因为国家间的竞争态势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国家竞争的结果则决定着国家主权的完整程度和国家发展的长远空间。竞争压力迫使现代国家积极改善国家治理的水平,从而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只有如此才能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和改善自身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因此,竞争压力是推动政治体制能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


国家间的竞争最主要的方面是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世界大国的兴衰始终同政治体制的更替和政治体制能力的重塑联系在一起。在世界体系形成以来的几百年里,战争是世界大国非常重要的竞争手段。但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将世界各国紧密地连在一起,共同的全球挑战日益增多并且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大国的合作,和平与发展观念已经深入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田,所以世界大国间的竞争以战争为手段的可能性已经大为降低,而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治理水平则成为了世界大国竞争的基本内容。由于世界大国在政治体制类型和意识形态内容上存在重大的差异,因而更加强化了国家治理水平竞争的重要性和激烈程度。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和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归根结底要集中通过它们推动国家治理发展的实际水平和提供国家治理发展的未来空间体现出来,国家治理水平将决定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命运。


具体而言,中国政治体制是以共产党领导为中心的人民民主体制,而欧美国家则是以政党竞争和分权制衡为中心的自由民主体制,由于欧美国家长期以来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国家综合实力明显强于中国,因而尽管中国和欧美国家存在政治体制的差别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但是中国同欧美国家并没有处在激烈的国家竞争状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增强了综合实力,并且继续保持着稳步发展的长期趋势,而欧美国家不仅面临着一系列结构性难题并且呈现出相对衰落的长期趋势,而且它们竭力向世界推广自由民主体制的努力也遭遇了危机,于是中国同欧美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紧张和激烈起来。当然,中国同欧美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围绕着国家治理水平进行的,这就意味着,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国家,都必须积极回应国家治理竞争的压力,不断改革和完善自身的政治体制,重塑能够适应国家治理竞争的强大政治体制能力。


(三)使命引领  


使命引领是被忽视的推动政治体制能力发展的动力源泉。虽然同危机挑战和竞争压力相比,使命引领在推动政治体制能力发展上不够明显,但是它却是深厚绵长的动力源泉。与危机挑战和竞争压力不同,危机挑战和国家竞争作为动力源泉是由外在压力转化而来的,但是使命引领则是植根于政治体制发展和完善实际需要的内在动力。这就是说,纵使现代国家没有遇到危机挑战或者竞争压力,出于发展和完善政治体制的实际需要,政治体制能力仍然能够在使命引领的推动下获得自我创造型的发展。使命引领既可以独立地推动政治体制能力发展,又可以配合危机挑战和竞争压力共同推动政治体制能力发展,在使命引领配合危机挑战或者竞争压力共同作用时,使命引领往往能够在关键时期帮助政治体制破除重大障碍,从而实现强大政治体制能力的重塑。因此,即使是在主要由危机挑战或者竞争压力推动政治体制能力发展的情况下,政治体制能力的发展也并不是全然迫于环境的被动行为。

任何政治体制都具有内在的使命,所不同的只是它们使命的差异性、合理性以及在实践中兑现的程度。政治体制的使命根源于社会,并且伴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对国家的主导作用的增强而日益彰显。国家虽然是控制社会冲突实行政治统治的组织,但是国家都是以人类社会为基础而组建的,人类社会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对于理想社会的认识和追求,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和国家共同发展的驱动力。特别是在社会大众获得了影响国家和政治的有效途径的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就能够上升为国家的使命。曹沛霖就认为,“使最大多数人都得到最大幸福”是现代政治从古典政治延续而来的传统,在国家治理的时代更需要确立人作为政治的主人的地位,使国家治理服务于人的发展。进而言之,国家治理必须更多地围绕着创造人民的美好生活这种使命进行,国家治理的实际水平和积极成效也必须更多地落实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上,所以使命引领就成为推动政治体制能力不断发展的深厚动力。


自由民主体制以实现政治自由和法律上平等为使命,在其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使命引领推动着自由民主体制的能力不断发展,支撑着欧美国家治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获得了相对于亚非拉地区的先发优势。但是,当今世界日益深入发展的大变局则说明了自由民主体制的使命的局限性,欧美国家遭遇了未曾预料到的结构性危机的系统挑战,政治自由和法律上平等能否继续引领自由民主体制实现发展,进而重塑足以应对危机挑战的强大政治体制能力还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人民民主体制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使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面,使命引领推动着人民民主体制不断总结经验、学习吸收现代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努力改革创新,从而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能够始终重塑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支撑着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形成了相对于欧美国家的后发优势。作为政治体制的内在使命,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对政治自由和法律上平等的超越,它在引领政治体制能力发展上的重要作用方兴未艾。


六、结语



政治体制能力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支撑,它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治理的实际水平和改善空间,具有强大政治体制能力的国家能够实现良好的国家治理,而政治体制能力弱小的国家,则难以在国家治理上取得优异成绩,因而保持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是国家治理长期兴盛和不断改进的关键。政治体制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危机挑战、竞争压力以及使命引领,推动着政治体制能力不断发展,从而适应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不断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需要。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期,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着深刻的调整,围绕着国家治理水平的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大国的地位,从而决定了世界体系的未来结构。国家治理水平的竞争实质上就是政治体制能力的竞争,因此坚持改革创新和发展完善政治体制,从而塑造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不仅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根本之道,而且是世界大国竞争的决胜之道。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探索实践和经验研究”(20AZD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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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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