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将人视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一切客观物质的社会性活动。新闻史研究的实践转向意在突破文本和文化实践观对新闻学研究的隐形藩篱，从而为构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可行路径。新闻实践史从新闻传播活动的物质性、过程性和能动性出发，对新闻传播构建新闻世界的主体实践路径、环节、过程等进行考察，深入解释新闻传播的各种实践如何塑造某种群体对世界的认识，如何在社会各种要素的互动中构建新闻传播行业和从业群体本身。新闻实践史能够在新闻学重大基础理论与概念、中国特色新闻实践中的重要理论提炼、新闻传播学科元问题创新等方面反哺新闻学研究。新闻实践史的价值不仅是增加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而且指向改造世界，将学科的生命力向下扎根，通过问题意识，重新发现新闻实践中的人，将史料排布转换为史料淬炼，在鲜活的历史实践中使理论绽放生机。

关键词：新闻实践史/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唯物史观/ 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特色新闻学

作者简介：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武家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新闻界》(成都)2026年第3期 第4-12，23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媒介变迁、交往革命与人的现代化”(23AXW002)，中国人民大学2024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24RXW210)。

构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是本学科的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的学史研究，这离不开中国的新闻实践。中国新闻实践的伟大意义，突出体现在它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现代化治理进程的深度契合，并贯穿于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革与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新闻学研究的“实践转向”成为构建本学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行路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域下的新闻史研究，则是构建本学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和入口。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看来，不存在脱离社会历史的新闻活动，也不存在抽象的普遍性。新闻实践史旨在从新闻传播活动的物质性、过程性和能动性出发，对新闻传播构建新闻世界的主体实践路径、环节、过程等进行考察，深入解释新闻传播的各种实践如何塑造某种群体对新闻世界的认识，如何在社会各种要素的互动中构建新闻传播行业和从业群体本身。与此前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不同，新闻实践史不止于提供一种新的解释世界的方式，更是为了“改造世界”。据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阐释新闻学研究中实践的几个层面，以及新闻实践史研究的重要突破点与深远意义，以此推进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一、新闻学研究中的“实践”内涵

新闻业自诞生起就是一门重视“实践”的工作，新闻学研究也重视“实践”，实践是新闻学科诞生和发展的基石。新闻行业在不断的实践中锤炼出学科的核心和基石，塑造了学科的理论体系，构建了学科的知识结构。传统新闻学理论源于工业文明时代的新闻实践，其知识体系围绕报纸的新闻生产，形成了一系列基础核心概念[1]。诸如“新闻”“新闻真实”“新闻客观性”等，并非新闻业诞生之初就存在，而是伴随着20世纪20年代的新闻实践逐步形成。在文字印刷为主导的媒体逻辑下，“文本-业务”的学科实践观得以确立，以此为支撑，新闻学理论体系日趋完善，如今新闻学的大部分理论观念，均源于这一实践观。

(一)“文本-业务”实践观

近代新闻业的出现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印刷机、电报的出现为新闻业的快速发展和大众传播奠定物质基础，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职业群体出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殖民扩张打开了世界市场，并为商业报刊的发展提供经济基础。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政党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又为西方报业的大众化进程奠定读者基础。报纸及其刊载的新闻作为商品的前提就是能够被批量复制和大规模生产。与工业产品生产中的“流水线”类似，制定一个符合多元利益、批量化生产的产品标准，是西方工业文明时期新闻学概念建构的物质基础。新闻诞生的历史与社会条件也使新闻生产成为一种具备可预测、可描述特征的工业化过程[2]。这时的实践是工业文明背景下围绕印刷报业展开的新闻活动，新闻学研究也以文字文本为核心、新闻采写编评为主线而展开，“文本-业务”实践观开始出现。

在这种实践观的指导下，新闻学重视新闻文本类型的分析，以及各类型的标准制定和解释，关注版面安排、编辑方略等与文本直接相关的领域。新闻史研究重视文本内容和立场的分析，进而深入不同类型的媒体演变、新闻机构运行、报人生平、报业观念等研究。这种以文本-业务为中心的实践观不断发展，开启了以“一人、一报、一事件”为基础的新闻史研究传统，即重视梳理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新闻记者和革命报人；重视对影响力较大的报纸、刊期号保存较为完整的报纸以及新发现的报纸史料进行文本分析；对重要新闻事件的全方位梳理，如报案、舆论事件、新闻改革等。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开始，这一实践取向奠定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基础[3]。由三者构成的研究线索编制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基本认知框架，“性质”成为知识分类的重要精神性标准，为后人清晰呈现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面貌，为新闻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促进学术研究多元化，新闻史研究范式也开始突破编年史、革命史的传统，创新出本体史、现代化史等研究范式。这些范式不断深入探寻并展示新闻业发展过程中的深度和广度，如革命史范式展现了新闻文本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本体史和现代化史深入媒体内部的结构生态和精神认知层面，从不同视角描绘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而整个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史研究几乎同频，在继承工业文明以来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拓展深化，对新闻价值、新闻真实、新闻客观等理论概念不断深入分析，业务领域的研究也基本围绕不同新闻文本的采写编评、新闻机构经营管理、新闻法律法规等重点领域进行拓展。总体上看，“文本-业务”实践观下新闻学研究框架稳定，问题深化，个别问题已经寻求突破。

(二)“文化-社会”实践观

当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大规模兴起后，广义新闻范围被大规模扩展，在声音图像等新技术对局部世界或微观世界的清晰还原下，文本-业务实践观下的新闻学研究无法与更为广泛的新闻实践产生联系，进而陷入“内卷化”[4]，新闻史研究需要从“文本”扩展到与新闻相关的社会活动中。一时间，革命史范式、编年史范式等都受到不同程度质疑，社会史范式被引入[5]，“文化-社会”实践观由此出现。这一转变是从对“新闻”的多元认识开始的。无论是徐宝璜的“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6]，将新闻归结为“事实”的“本源态”，还是陆定一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7]，都是将新闻视为“报道”的“传播态”，没有将新闻的定义与广泛的社会活动产生关联。

西方一些学者将新闻实践视为特定文化的产物，拓展了对新闻的认识。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将新闻视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形式，其报道方式、叙事结构都是社会历史生成的产物，而非对现实的简单镜像[8]。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则将新闻活动视为一种仪式，其核心功能不在于信息传递，而在于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的共享文化世界[9]。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关注新闻如何塑造集体记忆，从而建立和维护新闻业自身的文化权威与专业合法性的过程[10]。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提出了“媒介实践”范式，将媒介理解为一种实践行为，而不是一种文本或生产结构，这种研究是以媒介为面向或与媒介有关的所有实践，以及媒介在组织其他社会实践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11]。这些观点基本指向新闻社会学领域，试图整合实证研究和批判研究的二元对立，以及结构功能主义与阐释主义的二元对立，将新闻学研究与广泛的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避免单一叙事和文本研究对新闻实践的遮蔽。而这些范式创新发生在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大发展的时代，这也暗合了声音图像叙事对人类文化事业的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在电子媒介时代，视听文本实践并没有让新闻理论产生质的突破，传统新闻理论对其依然有足够的解释力。

在新闻史研究中，这一取向集中体现为“新闻文化史”“新闻社会史”等。一方面，从对报纸文本的研究走向广泛的新闻社会，“实践”不仅指向新闻业务，而且还包括了与新闻相关的行动、组织、观念、事迹、记忆、运动等各类主体实践。在当今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史的研究中，对宣传报道的研究逐渐减少，对组织动员的研究逐渐增多；对宣传效果和启示的研究逐渐减少，对传播社会网络的研究逐渐增多。另一方面，媒介的外延被进一步拓展，从对“历史上的媒介”的研究，走向“媒介自身历史”的研究[12]，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更为突出。轮船、铁路、邮政与新闻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门板报、秧歌剧、歌谣曲与革命动员之间的关系，阅读、发行、流通等与新闻信息网络之间的关系等。“文化-社会”实践观将新闻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展现了新闻实践在建构社会现实方面的作用，新闻学研究的社会历史和多元复杂面向得到充分挖掘，新闻史研究也走向多维和灵动，逐渐从报刊文本中解放出来。

新闻文化史进展多年后，批评声音也开始出现，质疑最多的是文化研究的内容浮泛与核心问题的失焦。在这种情况下，凯瑞对新闻文化史研究进行了不彻底的革命，首先提出了新闻实践史的概念，他认为“新闻是人类构建世界的一种主体性实践，这种实践不仅建构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构建了记者和新闻本身”[13]。这一理解将新闻学研究从文本层面提升到新闻实践的全过程，但凯瑞将“新闻”等同于人类“构建世界”的“认识”，是“主观世界”的产物，未能强调新闻与事实、真实之间的本质联系，依然保留了文化史研究中最核心的“解释”特色，有滑向建构主义的唯心性风险，建构论的问题在于没有很好地追问为什么进行建构，或是建构背后的意图和动力[14]。此外，凯瑞最终认为，新闻是与民主相伴相生的人类实践，依然没有超越西方新闻界辉格主义的叙事模式。

(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步入信息时代，传统新闻学理论面对全新技术逻辑下多元主体的新闻实践，其解释力有所弱化，甚至部分传统理论出现“失灵”的问题。新闻实践持续演进，新闻学研究也随之转向实践，进而实现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突破。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一切客观物质的社会性活动，实践首先承认了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更直接指向探索和改造现实世界。与日常生产不同，实践不是简单的机械性重复，其本身含有主观能动的改造世界的动力，是关于人的解放与社会进步的总体性活动，这也是本文“新闻实践史”的核心指向。“改造世界”的“现实性”追问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地基，在此基础上孕育了致力于彻底改造社会的科学方法论。

从学术源流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源自对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批判与超越。传统的思辨研究，要么从一般理性精神出发分析历史，要么从非理性的自然、生存本能出发，通过想象来构建历史宿命论。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则使用自然科学方法来探究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忽视对历史本质的思考。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15]。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范畴，而是始终与具体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物质生产是最基础的实践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生产了出来，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的生产共同构成了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由此，马克思建立了一种新的实践观和历史观，实现了对以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根本变革与超越。在马克思之前，传统哲学观念未能承认实践的第一性，而将实践视为抽象普遍化和主观世界的产物。马克思将历史作为解释原则，将实践视为“感性的人的活动”和“人化自然”来解读唯物主义[16]，确立了实践的第一性是社会存在，为新闻史研究奠定哲学基础。

“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17]新闻学的理论概念也源自新闻事业的历史实践。一直以来，新闻史研究对实践认识不足，尤其是对坚持唯物史观研究方法中的实践原则的自觉性不够。马克思曾形象地说明了实践的真谛：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是在数世纪以前因商业因素才移植到德国，樱桃树不是天然存在的，它是一种人类历史实践的产物，这样的樱桃树才是一种社会存在[18]。如果只是将过去的媒介当作纯粹物质，或者将新闻实践中的各类因素视作天然存在，试图寻找一种终极概念来解释各个历史时期的新闻实践，新闻史研究就脱离了历史。作为第一性的社会存在不是传统哲学解释中的报纸等物质实体，而是报纸在人类实践中的历史活动。本文的“实践”命题就于此展开：新闻媒介的出现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具象个人以及人类各类群体之间的发展互相纠缠，在实践中不断互相需求、促进、演变和改造，而实践史可以深刻地从不同切面或角度去发现以改造为目的的各种鲜活的历史问题不论是改造新闻、媒介还是改造个人与社会。

二、新闻实践史：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

新闻实践史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基于唯物史观科学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视实践为理论的“生命之源”与“价值归宿”，一切新闻理论和新闻思想需要在一定的历史实践中进行揭示，没有脱离实践的历史和理论；二是新闻理论探索的目的不仅在于成为对实践中矛盾的“解释工具”，更应成为推动实践变革的“行动指南”，新闻史研究要有从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阶梯推进。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下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

唯物史观坚持从实践出发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马克思强调“科学概念源于特定历史阶段矛盾问题”，其本质是“实践活动中的矛盾转化为认知层面的问题，进而推动概念建构”的过程[19]。这一逻辑起点是：“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0]因此，实践是理论的“生命之源”与“价值归宿”。脱离实践的理论，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会沦为杜林式的“抽象教条”[21]；而脱离理论指导的实践，也会陷入盲目，难以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新闻史研究中相关的讨论和争议非常多，最典型的是借助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分析近代中国是否有类似西方的公共领域，或者讨论报刊媒介能否起到类似公共领域的作用。马克思强调历史研究“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22]新闻纸的价格、油墨供应链、邮政网络甚至报童的脚力，都先于任何概念而存在。研究者若跳过这些实践，直接讨论公共领域，就是把阁楼建在流沙上。“实践、认识、再实践”不是圆周运动，而是像新闻纸在滚筒印刷机上层层加墨：每一次理论停顿都为下一次实践提供更清晰的底版。与之相关的是，林郁沁(Eugenia Lean)对“施剑翘复仇案”的研究，首先进入1935年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历史现场，依据实践讨论新闻舆论、司法审判、传统道德、国家力量等各方的博弈，最终凸显了“公众同情”与“情感”在公共事件的重要影响[23]。这种实践层面的“差异”而非理论的“有无”突破了抽象普遍性对实践的束缚，明确了近代中国新闻实践中的舆论意涵。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4]这一论断揭示了唯物史观不仅是对实践中矛盾的“解释工具”，更是推动实践变革的“行动指南”。恩格斯强调概念“为分析具体社会问题提供方法论框架”，目的是明确“概念如何将对实践的认知转化为改造实践的力量”，这也意味着新闻学研究中的理论概念最终指向“改造世界”[25]。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改造世界”，集中指向救亡图存、思想启蒙、革命宣传等实践活动；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改造世界”，更多指向追求公平正义、沟通治理、民族复兴等实践活动。不同时代背景下，“改造世界”的新闻实践均与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息息相关。

西方新闻史的书写者在看待18世纪初英国报刊印花税的出台时，只将其视作集权主义的新闻管制，未考量这一政策背后的政治、经济等其他原因。印花税的废除也不完全是追求新闻自由的结果，英国议会的作用几乎完全被忽视了。人们使用“普遍的”规律、原理来解释现象，理论“就只能是抽象的、非历史的和主观主义的”[26]，无法抵达“改造世界”的高度。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几乎把“自由”等概念视为西方新闻业发展的唯一动力，对“自由”等概念的解释也成为历史上新闻媒体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抽象普遍性[27]。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H.Carr)对此类现象的评价是：“研究部分而没有考虑到全局，研究事实而没有考虑到事实的意义，研究事件而没有考虑到原因或结果，研究特别的危机而没有考虑到一般的情况，这对于马克思来说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研究。”[28]从实践出发，可以看到政府-政治、资本-经济、技术、法律、文化等各种力量对新闻内核的牵制，从而更加客观和具体地看待所谓“新闻自由”。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只是提供一种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方式，而是在新闻实践的历史中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避免抽象普遍对社会历史的遮蔽，最终实现“改造世界”。

(二)新闻实践史的基本内涵

依据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讨论及其历史研究的基本观念，笔者不断深化“新闻实践史”的研究范式。新闻实践史研究的出发点是物质、过程与能动的新闻实践，以此揭示新闻传播的本质特征。新闻实践史研究聚焦新闻传播构建新闻世界的主体实践路径、环节和过程，深入剖析新闻传播活动的具体运作与发展。新闻实践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解新闻传播如何塑造群体认知，以及在与社会互动中构建新闻行业与从业群体。

新闻实践史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同样建立在对“新闻”认识更新的基础上。“新闻”不再是大工业时代“对新近事实发生的报道”，而是人的一种交往实践。其底层逻辑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依赖对各类信息和新闻的掌握，解释客观世界离不开与新闻相关的认知模式，最终建立起日常生活的经验也离不开人类自身的交往活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个体来说，人从出生起就不断建立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这需要持续地获取信息和新闻；从宏观社会来说，对客观世界的集体认识维系了人类群体的形成与变动，这同样需要不断地对信息和新闻的内化。而新闻本身又是人在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新闻不单是主观世界的“文本”“文化”，也不是纯粹客观世界的天然产物，而是人在客观世界中的主体实践，是关于交往实践的一部分。新闻不再仅仅是产品、行业、社会机制，而是将构建、调整人的社会关系作为核心，以追求共识和秩序为导向，成为信息时代构建人类新型关系和重新塑造个人本质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的内涵从实践出发向下扎根，触及人与社会的本质，逐步接近人文科学的核心议题。

举例而言，关于《申报》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新闻史领域可谓汗牛充栋，而新闻实践史中的《申报》仍有较大研究空间。《申报》曾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举债问题常常发表反对意见，受限于“文本-业务”的实践观或现代化范式的影响，《申报》这一举动常被解读为“文人论政”。但深究《申报》新闻实践可以发现，相关报道还受中英关系、租界新闻势力、清廷各派大臣纷争以及《申报》报人立场等影响。此时的报刊已经成为清廷晚期内部派系政争与中外关系变化的缩影[29]。在杨月楼案中，《申报》业已初具舆论监督的功能。清王朝并非传统认知中被动承受舆论冲击的静态主体，其通过创办《汇报》等官方媒介，与《申报》等民间报刊在社会议题领域公开论争。报纸的介入从根本上重构了中国传统社会对舆论的认知原本处于非制度化、非合法化状态的民间舆论，借助报刊这一具有合法性的传播中介，逐渐突破“庙堂-民间”的二元区隔，转化为被官方与社会关注的公共话语。如1876年的“剪辫叫魂”事件，《申报》的新闻实践呈现了大量的历史细节，将谣言塑造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事件，对近代江南地区社会文化的演变起到重要影响。报刊对谣言生成的时间、路径、影响与解决方式的处理，与1768年(彼时，近代报刊尚未出现)的“妖术”恐慌形成巨大反差。

以上关于《申报》的研究，在不同的新闻实践中引发对不同理论问题的讨论。马克思认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30]。新闻实践史就是在实践与理论的辩证互动中展开的，理论在不同历史实践的展开中被挖掘出来，实践的复杂与生动又使理论获得新生。

三、新闻实践史在理论创新方面的三个层次

新闻实践史的理论创新，将直接助益于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其具体可围绕以下目标展开：“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背景下新闻学元问题和知识体系的反思”“西方民主自由视域下对新闻学叙事逻辑的批判”和“中国新闻学自主性革命实践的科学性研究”。

(一)新闻学的重大基础理论与概念的实践史

新闻实践史在理论创新层面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对新闻概念、理论的历史考察，溯源、比较、分析在中国新闻实践过程中的形成与流变，从而呈现理论生成的时代背景与底层逻辑，焕发理论在当代新闻实践中的价值[31]，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中国问题。

以新闻的“真实”概念为例，在新闻实践过程中，“新闻真实”的内涵是一步步构建起来的，显示了真实在新闻事业中的特殊性。宋代以来官方政治新闻生产了新闻来源的“权威真实”，清末社会新闻“5W”齐全的“要素真实”，再到战争新闻中所谓的“希望真实”、财经新闻中的“数据真实”、科技新闻中的“体验真实”等，这些不同类型的真实展现了新闻真实概念在实践中的生命力。再对比哲学、历史学、文学、法学的“真实”概念，不断拓展新闻学的“真实的”内涵，为反哺其他社会学科提供可能。在对新闻真实的研究中，把史料排布升级为史料淬炼，让每一则报道、每一次发行、每一场论战回到它原初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冲突与妥协中重新发现其能动性，揭示新闻真实如何撬动权力、资本与公众想象的能力。当研究者追问为何同一事件在不同报刊呈现截然相反的“真实”？这种差异如何重塑政治可能？当问题被历史化，理论就不再是外部框架，而是在史料裂缝中自燃的火种。

马克思把这种史料解读与理论探索的过程概括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32]从新闻实践史进入对新闻学重大基础概念理论的分析，需要具备问题意识，因为大量的历史事件需要“对过去的事实进行选择和整理，这必定包括解释的因素。没有这种因素，过去会衰减为一堆大量的、孤立的、毫无意义的事件，历史也就根本无从写起”[33]。新闻实践史需要强化问题意识，不是简单地对新闻学概念进行史料堆砌，而是在对史料的充分占有、分析和解读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

(二)中国特色新闻实践中重要理论的提炼

新闻实践史研究还应关注中国新闻实践中的独特现象，注重发现新闻实践中的人，与其他各式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开展比较历史分析，总结中国新闻实践的独特价值与现实意义，尝试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中国经验。

以“人民性”理论为例，中国新闻事业在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对“人民”的基本认知和“人民”涵盖的范围也在不断变化，从被压迫阶级到“多少有用的知识分子”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再到用“劳动与否”作为界定人民的标准，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性理论的核心基础。人民性在党的新闻实践中，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是极为重要的解释来源，但毛泽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却常常在研究中被忽略。《谈话》旨在解决党的新闻宣传活动脱离群众的问题，强化党报与群众间的桥梁作用，根据《谈话》的内容可将党报理论分为报纸性质、宣传原则、办报方法、宣传风格与编辑素质等方面。但如果不了解《讲话》的内容，就无法知晓《谈话》为何要求党报重视群众问题。《讲话》针对的是党员干部在解放战争期间如何正确执行土改政策，提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观点，最终是为了建立人民政权，聚焦的是全党“如何做”的问题。《谈话》则是在《讲话》的背景下，针对党的新闻宣传干部如何在新闻宣传领域推进土改，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聚焦的是全党“怎么说”的问题。因此，在新闻实践中淬练的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理论无法绕开土地改改的历史。

1948年《晋绥日报》在土改报道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群众办报理论。在新时代县级融媒体打通传播“最后一公里”的新闻实践中，群众办报理论又被不断校准，真理因此获得厚度。新闻实践史不是对新闻历史的碎片化、浅表性阐释，而是系统化、创新性地研究。理论为实践提供方法论，却必须接受全部历史的再次检阅。通过对新闻实践史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新闻文本、制度、价值、宗旨、效能等方面的研究，不仅可以拓展新闻史的问题深度，更可为中国特色新闻学贡献重要理论。类似人民性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表述，以及从实践史角度挖掘出的其他核心议题，构成了当代新闻学研究的历史根基，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有力支撑。

(三)新闻传播学科元问题的创新

新闻实践史研究不为年代学服务，而是为问题链服务，以历史的视野和立场可以发现新闻传播学科的元问题，明确新闻学的价值引领。所谓元问题，就是关乎个体和群体存在与意识的本源性问题。新闻实践史的元问题不在新闻本身，而在于广义新闻与人的个体、群体、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超越新闻史上生产、分发、资本、制度、控制、民主等议题，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中国智慧。

笔者曾提出“新闻世界”这一新闻学元概念，意在将新闻学研究指向实践层面的元问题，即人如何勾连起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从历史上看，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时代，新闻媒介作为一种物质性的中介，构建出新闻世界，在实践中勾连起主客观两个世界。新闻世界的基础是客观世界，即新闻以事实为本源，强调具体事实和整体事实的有机统一；同时，新闻世界构建的是基于客观世界的认知世界，即偏向于主观世界和意义世界[34]。在新闻世界里，新闻不只是专业机构的产品、权力机制的产物，或是被技术主宰或左右的行业，而在于构建人类新型关系政治关系、阶层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价值关系等的重要内容，新闻学的元问题由此深化。

新闻学元问题的探索应从“真问题”出发，不是悬浮于理论框架的虚构命题，而是在历史语境中，回应时代需求、关乎传播本质的核心议题。如何看待当下层出不穷的传播技术，尤其是图文生成技术？是资本的喧嚣，还是专业发展的利器，抑或一把双刃剑？笔者认为，如果不能带来更多坚守新闻真实的文本，而是扰乱和破坏新闻真实，这样的技术和我们新闻行业的关联就不大，那是影视广告娱乐界的技术，新闻界应警惕，必须守住我们的行业核心价值真实，当然我们不应质疑新技术在各种层面让我们看到更多更深更全面的真实。

新闻学元问题的探索与“大历史观的问题”同源，需要体现“现实性”[35]特征。跳出单一事件的局限，将媒介实践置于宏观的历史进程中，审视其在文明演进、国家建构、国际互动中的长远价值。被西方社会奉为圭臬的“第四权力”，在晚清不过是租界洋报的自我广告。当新闻实践被抽离租界巡捕房的查封记录、报馆账本的赤字页、印刷工人的罢工名单，它就沦为口号标本。理论每一次复活都携带新的权力配方，研究者需像拆解俄罗斯套娃一样，逐层打开其历史肉身。脱离实践的理论如同脱离水的鱼，看似完整，实则失去活力，放回这些环节，理论才能“呼吸”。拒绝目的论，就是拒绝用终点绑架起点，让新闻回到它曾被争夺、误用、盗用的现场，看见多种可能性的交叉小径，回到新闻实践元问题的轨道上。

新闻学元问题的探索受“深刻问题”启发，需要穿透其社会学科的表象，突破工业文明背景下学科围绕产品文本层面的思考，深度研究新闻传播在人类社会整体进步和个体自由解放所起的作用以及作用生发的机制，深度开掘它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有机联系，将新闻学引导入更加深厚宽广的学术旷野。历史证明，媒介变迁对于人类交往革命、个体人的解放与人的共同体建设、人类社会阶层重塑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如何影响，其中的机制和原理又是什么？“深刻问题”需要打破暗箱的规则，不是用编程的计算逻辑，而是用人文价值的思考逻辑来阐释这种只有在大变革时代才能显露出端倪的暗箱的神秘内部结构、驱动机制和目标方向，用学科的人文价值引领传播技术的走向。在此基础上产生一些和“人的本质”相关的深刻问题的研究成果，推动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四、结语

新闻实践史并非简单的标签，而是“重新研究全部历史”[36]的动员令。它要求研究者如同1948年《晋绥日报》的编辑那般，先深入乡村参与土地改革，再返回进行标题修改。理论唯有历经此种“实践淬炼”，方可从阐释文本升华成为“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它要求研究者在新闻实践进程中对新闻理论予以界定，这意味着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新闻记者、报馆股东、政治势力、读者社群等新闻实践主体，探究他们在具体事件中如何界定新闻的边界，深入追问新闻实践背后的权力博弈、价值构建与社会关联。当研究者将这些动态过程转化为可传播的知识成果时，方能洞察新闻如何在不同力量的博弈中被重新定义，从而为当下媒体改革提供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设计蓝图”，避免使历史沦为理论的附庸。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传统新闻史研究的价值，它为中国新闻事业描绘出发展的主线，奠定了新闻学科的专业基础。我们既要认识到不同哲学观念下新闻史研究之间的差异，又要相互借鉴、协同共进。当下的新闻史研究实际上已突破传统报刊文本的局限，实现了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现象描述走向批判反思的转变。

实践作为已然发生的过往史实，这一特性使新闻实践史研究与新闻理论创新具有天然的契合性[37]。新闻实践史能够以历史素材为蓝本，为新闻学创新提供研究对象；可以从历史维度剖析新闻学经典理论的演变与更新；也能够凭借历史问题意识为新闻学研究提供转向实践的切入点。新闻实践史服务于新闻理论的创新，夯实了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而实践新闻学则依据不断变革的新闻实践，完善、更新和创造新闻学核心概念及重要理论；重新构建新闻传播历史的叙述逻辑、知识体系和重要事件的解读；展现并评判新闻实践中的最新现象和未来趋势，即实现论、史、业务三个学科知识层面的创新发展[38]。新闻实践史体现了新闻学作为人文学科在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型中对实践的转向与回归，为构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了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原文参考文献

[1]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M].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

[2]王润泽，武家璇.新闻学基本概念的实践重塑和知识规划[J].新闻与写作，2024(5)：5-13.

[3]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J].新闻大学，2007(1)：39-43.

[4]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J].新闻大学，2007(3)：5-12.

[5]李彬，刘宪阁.新闻社会史：1949年以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可能[J].国际新闻界，2010(3)：19-24.

[6]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8.

[7]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N].解放日报，1943-09-01.

[8]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第2版[M].徐桂权，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2-3.

[9]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M].丁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76-77.

[10]芭比·泽利泽.报道肯尼迪之死新闻媒体与集体记忆塑造[M].白红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8-10.

[11]齐爱军.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转向[J].山东社会科学，2017(1)：151-155+192.

[12]黄旦.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J].新闻大学，2007(1)：51-55.

[13]Carey James W."Afterword:The Culture in Question."[M]//Eve Stryker Munson,Catherine A Warren,James Carey:A Critical Reader,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1:331.

[14]沙垚.与古为新：一种面向未来的新闻传播史研究视角[J].南京社会科学，2021(8)：110-117+138.

[15][17][18][20][22][2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3；168；155-156；139-140；172；140.

[16]孙正聿.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J].哲学研究，2007(3)：3-8+128.

[1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2-298.

[21]恩格斯.反杜林论[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77.

[23]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M].陈湘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25][3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95；599.

[26]吴晓明.唯物史观的阐释原则及其具体化运用[J].中国社会科学，2019(10)：98-115+205.

[27]韦尔伯·斯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28][33]E.H.卡尔.历史是什么？[M].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56；59.

[29]刘增合.“舆论干政”：《申报》与同光之际的西征新疆举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7)：51-68+127.

[3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30.

[31]杨保军.论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之“概念体系”的建构[J].新闻界，2023(5)：4-15.

[32]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1.

[34]王润泽，米湘月.新闻世界：新闻学元概念和问题的新探索[J].新闻大学，2024(1)：33-47+120.

[35]曹典顺.唯物史观研究方法的实践原则[J].中国社会科学，2026(1)：79-93.

[37]杨保军.建构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当代中国新闻学[J].当代传播，2025(1)：20-27.

[38]王润泽.从“新闻实践史”到“实践新闻学”[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