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着自舆地沿革之学而来的悠久发展历史，具有“经世致用”的本土特质和中国自主的学科基因。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依托深厚的沿革地理基础，立足中国实际，形成独具特色的学科领域，并在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中提供现实参考和理论依据，为全球区域研究贡献本土知识成果与中国经验，已然具备中国自主的学科特征。在此基础上，当代历史地理学需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赓续传统学术精髓，扎根中国本土实践，通过实证研究与理论创新，回应现实问题。同时，应立足全球视野，提炼中国经验，推动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实践应用的深化，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有力支撑。
华林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陶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的四个要点，即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立足中国经验，繁荣中国学术；鼓励主动思考，培养自觉行动；注重原创成果，倡导开拓创新。具体而言，就是要建设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
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有着自舆地沿革之学而来的悠久发展历史，也随着20世纪现代地理学的兴起而焕发生机。每一代学人始终立足中国实际，围绕中国问题，做“中国自主”的学术研究。
一、传统历史地理学立足本土的学科特质
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主要渊源。无论其发轫之初，抑或绵延演进之际，乃至播布流传之间，都深植于中华沃土，自成一体，蔚然独盛，彰显出鲜明而坚韧的本土特色。
中国历史悠久，历经王朝更迭，疆土盈缩变更，政区置废分合错综复杂，就连自然地物也常有变易。在如此辽阔的时空范围内，地理现象经历极其丰富而复杂的变化，并涉及国家治理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远非正史中的单篇地理志所能阐释，亦非一般学者所能详尽。经宋元时期王应麟、胡三省等舆地学者的努力，沿革地理的研究体系与理论愈加成熟，成为专门之学。其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愈发清晰，即以文献考据为法，聚焦于我国历代政区、疆域、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确立，为沿革地理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奠定坚实基础。
沿革地理自肇始之初，便具有高度契合中国本土现实需求的“经世致用”的特质。《尚书·禹贡》是我国最早的舆地文献之一，其蕴含的“大一统”思想，以及对各地山川、物产、水道的记载，均已具备明显的资政功能。同属先秦、秦汉地理文献的《山海经》《周礼·职方》《尔雅·释地》也隐隐透出经世致用、追求统一的思想取向。可见，舆地文献自诞生伊始，便埋下为解决现实政治、社会经济问题而服务的种子。此后沿革地理又长期为官方文献所用。我国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中，有16部设有专门的地理志篇目，自班固《汉书·地理志》首开风气，《续汉书·郡国志》《隋书·地理志》《明史·地理志》等，均赓续上古以来“方制万里，画野分州”的政治理念。南北朝隋唐以来还产生了全国地理总志，如顾野王《舆地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乐史《太平寰宇记》，以及后来的《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皇朝地理志》等。这些地理志书遂成为历代王朝体国经野的核心依据和重要记录。
随着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内地开发日趋成熟，沿革地理的研究视野与深度均不断扩展。隋唐以降，州郡地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地开发情况、山川物产也有了更为精核的概览。至明清时期，方志修纂已然成熟，几乎各府县均修有方志。“志，记也，记郡事也，不特征文献，凡以助理也”。就像国家存有典章国史，这些方志也犹如地方之典，载录本地的山川舆图、物产民俗，以为地方官员所参鉴。在方志修纂中，沿革地理的方法大得用武之地。无论中州内地，还是海滨边疆，府州县志的纂修者必自《禹贡》起追溯沿革，考订地名建置的历史源流。这使“沿革”成为自朝廷到地方的一条基本信息，被载入各志。与此同时，各地方志的兴盛，为沿革地理提供丰富的地方文献，以及从军事、经济到医药、物产等全方位的立体记载，不仅使沿革地理的研究范围在地域层面不断拓展、深入，也使其拥有更加丰富多元的材料，并与关乎民生经济、国家兴亡的学术领域紧密结合。
明清之际，顾炎武“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并亲身考察各地风土人情、山川物产，所著《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不仅开创清代朴学风气，也成为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宝贵著作。与顾炎武同时代的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更是取“古今战守攻取之要”，被后世赞为“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在朴学兴起、考证精详的清代，除在考订沿革层面有长足发展外，沿革地理的学术视野也正向社会经济、战争军事等领域昂然拓展，以期回应各时期、各地方的现实需求。
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内的其他部分，也对沿革地理的学科方法有所运用。沿革地理长期作为史学的组成部分，《地理志》在正史中的重要地位自不待言，魏晋以降的学人更发展出了专为史部著作中地物做注、补释的良好传统。古代凡涉及海陆交通、军事战守、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著作，鲜有摒舆地而不谈者，必考订各地所在及其沿革源流。自唐宋以降，国家志典也必然要载明各地职方所在，并附舆图，如《元和郡县图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以及《大清会典》等，皆详载舆图，沿革地理是其中主体成分。
沿革地理学的视野，还以本土为根基，延展至域外。《岛夷志略》《西洋番国志》《海国闻见录》等文献对东亚、东南亚各国的地理情形、山川风物均有记载，为东亚、东南亚地域乃至世界留下了丰富的地理文献，并带动后续学者着眼域外；这也促使世人在中外对比的视角下更好地认识中国本土。与此同时，具有鲜明特色的沿革地理还影响了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朝鲜、越南、琉球、日本等地区，其著作体例与沿革思想，在异域生根发芽。例如，朝鲜《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即仿我国南宋祝穆编《方舆胜览》、明官修《大明一统志》而撰成，体例上多有因袭、雷同之处。越南历史上运用“一统”作为志名的《大南一统志》，从体例上借鉴了《大清一统志》。此外还有琉球国的《琉球国旧记》、日本的《倭名类聚抄》等。
综观以上，在自身发展及与其他领域的结合中，沿革地理“中国自主”的学科基因已然明晰。
第一，重视经世致用，以备国家治理、工程军事之参考。历朝正史《地理志》详明地方建置，至明清更发展出专门的经济、军事地理著作以资参考。各时期的地方志广泛运用沿革地理的方法，记载各地的行政区划、河道变迁、地名源流。这种经世致用的特质，是沿革地理得以发展并备受重视的重要原因。
第二，注重舆图绘制，详明地物具体所在与山川形势。我国向有舆图绘制的传统，如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形图》、南宋碑刻《平江图》、明《大明混一图》等。至清代，舆图绘制已与西学东渐的浪潮结合，产生了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俗称“十三排地图”）等，所绘舆图更加科学、精确，已然具备近代测绘的方法与地图科学的某些特质。官方政书与国家志典更是均附以舆图，绘制舆图成为沿革地理的重要方法。
第三，材料丰富，与其他学科联系紧密，各类思想活跃。除一般的史乘著作、政书典籍外，天文历法、医学本草、军事武备以及漕运海运等诸多领域的资料、著作，均可以被纳入沿革地理的研究视野。这种“兼容并蓄”的特征，不仅使沿革地理的研究范围空前拓展，也使其方法能够被广泛用于各个学科中。军事、政治及经济奏议，往往包含相当篇幅的沿革地理内容；经、史、子、集诸领域，亦常借沿革地理之法以解各类学术问题。凡此种种，极大地综合了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内容，使之为我所用，从而形成独特的研究课题，彰显出鲜明的学术价值。
第四，研究主题独立，现实关怀强烈，视野广博。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中，沿革地理著作多被归入史部，但其研究课题凭借宏阔的历史纵深与宽泛的问题意识，已然自成体系。沿革地理始终怀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既体现于其著录中考证严谨、博古通今的治学风范，也展现在其兼采中外风土、重视军事战守与经济民生的社会关切之中。
汉代以降，沿革地理在服务现实需要、提供治理参考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舆图绘制、实地考察、方志修纂的良好传统，具备了跨学科、多范围、博古通今的博物视野。沿革地理产生于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经济需要，与其他领域联系紧密，其研究方法不仅作为史学研究的一部分存在，更将舆图绘制、沿革考证、地名源流等研究方法渗入其他学科领域，着力解决古典知识体系内产生的“中国问题”。在现代历史地理学产生之前，沿革地理实际已经在学术源流、研究方法、问题意识上具备“中国自主”的特质。
沿革地理的发展、传播及特质，均表明在近代之前，这门历史悠久、自成理论且视野广博的中国本土学科，已然臻于成熟，并将在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中迎来更大的进步。从中国本土生长、独立起源的特质，既是沿革地理向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良好基础，更是当代历史地理学得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基因。
二、现代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学科成就
侯仁之曾言：“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严格地说是本世纪30年代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而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亦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仅从时间上而言，并未落后西方太多。这固然离不开现代地理学的理论背景，但也不可忽视其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紧密联系。一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建立在深厚的沿革地理基础之上，加之中国历史上丰富的地理文献记载，以及“历史上的中国”这一广阔的地域范围及其鲜明的地域差异，为研究领域的拓展提供了一座学术“富矿”；另一方面，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立足现实，与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充分体现出“有用于世”的学科特色，也由此在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做出中国自主的学科成就。
（一）扎根中国大地，形成现代历史地理学独具特色的学科领域
中国历史地理文献自《尚书·禹贡》以降，以其时间连续性、内容丰富性和种类多样性，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形成递进式、系统化的研究体系。首先是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包括对《禹贡》、历代地理总志、正史地理志、地方志、游记、古地图的作者、体裁、版本、成书时间及学术价值的考订，以及内容校勘、注释和纠误；其次是文献的续写与复原分析，清代以来的学人补撰正史地理志，王仲荦、施和金等学者继承乾嘉传统，相继完成《北周地理志》《北齐地理志》，标志着清代以来正史地理志补撰工作的完成。又如李晓杰结合现代技术对《水经注》的研究，显著提升水道与城邑分布复原的精度及可视化水平；进而就是文献的创新性成果转化，谭其骧等老一辈学者将地理文献运用到极致，解决众多历史地理问题。正是凭借着对中国历史地理文献的深入研究，“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具有悠久的编绘历史地图传统。西晋裴秀在《禹贡地域图》中提出的“制图六体”，奠定中国传统地图学的理论基础，并在世界地图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首创“古墨今朱”的编绘方法，为历史地图的绘制提供了新思路。北宋税安礼的《历代地理指掌图》是现存最早的古人编绘的历史地图集，而清末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则以朝代完整、内容翔实著称，为中国历史地图编绘的集大成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全八册）集全国历史地理学界的力量，以扎实的沿革地理考证为基础，成为科学性、全面性、准确性和严谨性兼具的权威成果，为历史地理学科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形成明显的“谭图效应”，综合、专题、区域、时序四类历史地图的编绘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趋势。历史地图的编绘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最富特色、成就巨大的领域。
（二）立足中国实际，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现实参考和理论依据
20世纪30年代禹贡学会成立，即在于“强邻肆虐，侵略不已，同人谋以沿革地理之研究，裨补民族复兴之工作，俾尽书生报国之志”。在民族危亡之际，为激起海内外同胞的爱国热忱，1937年《禹贡》半月刊杂志载，“在已往一年之内，曾以情势所迫，趋重边疆问题之研究，如西北回族、西南康藏、东北史地、北边国防、河套水利、南洋华侨问题，均经调查研究”。这些专题文章“使于吾国疆域之演变有所认识，而坚持其爱护国土之意向”。也为不久后政治、聚落、人口、交通、军事等专题的历史地理研究开辟先河。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转入建设时期。为应对经济建设造成的自然地理环境恶化，历史地理学者积极开展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沙漠化是中国尤其是北方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从1960年初开始，侯仁之为了响应“西北六省区治沙会议”和中国科学院治沙队的要求，对西北沙区展开历史地理考察，由此开创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通过对宁夏河东沙区、毛乌素沙漠以及乌兰布和沙漠的研究，侯仁之揭示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的复杂关系，从而为我国利用和改造沙漠提供重要启示。河道变迁尤其是黄河的改道与泛滥关乎中下游流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从20世纪60年代起，学界对黄河问题的研究进入新时期，开始把黄河河患和黄河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阐明了黄河河患和河道变迁的基本规律，推进了黄河与黄土高原的综合治理。谭其骧通过对黄河中游地区农牧业的交替发展、植被变化与下游河道变迁关系的探讨，认为搞好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是消弭下游水患的根本措施。史念海通过探究黄河中游沟壑发展的规律和下游决溢所造成的堆积的速度，从水沙运动规律提出治河意见。
改革开放以来，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发展推动了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我国现有的重要城市大多历史悠久，具有各自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揭示这些规律和特点既是历史城市地理的任务，也对当前城市规划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早在1950年春，侯仁之作为“首都计划委员会”委员，参加北京历史城市地理的专题研究，论述了北京的聚落兴起、历代建都、园林分布、都城布局等方面的发展演变，以及水源开发、宫廷广场等重要问题，为今天首都的改造、利用及规划等工作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此后又结合城市规划，对邯郸、淄博、承德、芜湖等城市兴衰作了全面考察。1991年，史念海通过对“八水绕长安”的河流流量变化与秦岭山地植被变迁关系的研究，提出尽快恢复秦岭北坡的森林，以逐步改善西安附近诸河流量，从根本上解决西安市用水等问题。陕西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最终采纳了史念海的建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行政区划面临多项调整，其中一项重大举措就是设立海南省。谭其骧认为“海南岛建省，是配合全国经济发展新格局的一项重大改变行政区划措施。新省既建，理宜对它的历史有所称述”，为此撰文探讨汉唐时期海南岛的政治情况，廓清既往的错误认知。刘君德立足现状，回顾历史，对海南省县级及其以上行政区划做了系统规划，并为政府采纳，付诸实施。
新中国成立以前，学界关于中国疆域的概念比较模糊，往往将中国与中原王朝等量齐观，因而关于疆域的定义并不十分确切。历史上的中国，哪些地方算，哪些地方不算？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与政治、外交问题紧密关联。谭其骧在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深入细致地剖析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经过反复琢磨，提出“历史上的中国”理论，认为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清朝版图为历史时期的中国范围；历史上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因而中国与中原王朝是两个不同概念，凡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员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其所管辖和活动的范围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土。这个“历史上的中国”理论是一项伟大创举，不仅厘清了有关中国疆域的模糊概念，成为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理论，还为维护国家主权、促进民族团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以上举例难免挂一漏万。实际上，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众多，对于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很强的应用性，在我国历史边界、行政区划、区域差异、经济开发、社会变迁、区域文化、人口迁移、民族分布、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在理论与现实等方面切切实实回答了中国问题。
（三）提供中国经验，为全球区域研究贡献本土化知识成果
从全球范围来说，作为地表空间的一部分，“中国”因其政区设置、民族与人口分布、文化类型、经济格局、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等各项异质事物及其内部运行机制，与其他地区相比，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差异，成为全球区域研究不可忽视的地理综合体。正因此，以“历史上的中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可为应对全球问题、考察区域多样性、探究人地关系提供丰富而独特的知识成果和中国经验。欧美历史地理学界能利用的历史文献年代较短，无法对长时段的自然地理变化作研究，而较短时间内的自然地理状况则可以用现代地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使其基本上只有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相比之下，得益于历史的延续性、文献资料的丰富性，我国历史地理学完全可以考察长时段的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提供典型案例。竺可桢通过发掘文献里的气候史料，总结出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规律，认为充分利用我国古代丰富的物候、考古资料，从古代气候研究中做出周期的长期预报具备可行性。史念海复原了黄土高原3000年来植被面貌的变迁过程，指出人类不合理的开发活动造成黄土高原乃至中国北方环境的恶化。文焕然、何业恒等学者收集和整理历史文献中有关珍稀动物的记载，论述我国多达165种野生珍稀动物在历史时期的地理分布与变迁、迁徙或灭绝历程及其原因，为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提供历史启示。时至今日，我国历史地理学者通过对历史时期全国或局部、不同时间尺度下气候、水系水体、动植物、海岸线、自然灾害等要素的变迁研究，形成有关人地关系的辩证性思考，如地方开发可能会造成环境恶化，但人类自发的生态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亦能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也不是消极的“驱动—响应”模式，人类面对气候变化同样也有积极适应的过程，进而为全球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提供中国经验。
历史地理学能否建成中国自主的学科体系，不仅仅取决于往后的自觉构建，还与该学科先前取得的成就息息相关。自沿革地理时期起，就有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至20世纪以来，历史地理学人发挥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运用中国素材，关切中国问题，开辟独特的学科领域，创造出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兼具的学科成就，为我国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地理学奠定坚实基础。
三、当代历史地理学中国自主的学科构建
谭其骧指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客体比外国要丰富得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所特有的，不可能从国外找到现成的模式。所以我们必须在学习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中国自己的学科理论和方法。”时至今日，不止于历史人文地理这一分支学科，我国已经自发建立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历史地理学，业已具备中国自主的学科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完全有信心自觉构建中国自主的当代历史地理学知识体系。
（一）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地理学，需要开放包容，凸显学科特色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建立在由时间与空间构成的二维坐标系之上，凡是历史时期具有地域差异的要素均属于研究对象，而对各类要素的深入考察，又离不开相关理论的借鉴，由此也决定了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似无定法、多学科融合的开放性交叉学科。20世纪30年代以来，正是因为引入现代地理学，传统的沿革地理才逐渐演化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50年代以后，航测、卫星遥感技术、碳十四测定、孢粉分析，以及树木年轮、湖泊沉积、冰芯等自然证据的采集被运用到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历史地理学许多新领域的拓展，也都离不开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地质学、地貌学、水利学、气候学等有关学科知识和理论的引入。进入21世纪，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库、数字人文等新手段、新方法的运用，又推进了历史地理研究精度的不断提升。正是因为具有强大的更新能力，善于从相关学科汲取新鲜养分，采纳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中国历史地理学才能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趋势。
历史地理学对学科交叉与融合趋势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不单单是指对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更为重要的是，能否在地理学思维的引领下，针对各学科研究存在的重合领域，与其他学科展开积极的对话与交流，提出不同于其他学科视角的独特认知。正是在与其他学科领域不断的接触和碰撞当中，学科意义上的“他者”得以明确，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边界才能得到彰显和强化。
（二）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地理学，需要赓续传统，扎根中国大地
中国历史地理学并非完全照搬西方，而是同中国传统与现实有机结合，基于本土经验，逐渐产生“圈层结构”、“侨州郡县”、“州县等第”、“山川形便与犬牙相入”、“两千年三循环”、“两千五百年两大循环”、“港口—腹地”、“制图六体”、“古墨今朱”、“舆图也是史料”、“古都学”、“王朝地理学”等一系列标志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当下仍需立足中国本土，提炼出蕴含中国特征的历史地理问题，在实证基础上进行理论归纳与提升，构建一套具有鲜明独立性、足够影响力的学术话语和理论体系。
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建立离不开实证研究，首先需要继承沿革地理的优良传统，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谭其骧生前主编的历代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是《禹贡》半月刊发刊词里提出的学术任务。截至目前，16部正史地理志已整理9部，已出版8本书：周振鹤编著《汉书地理志汇释》，钱林书编著《续汉书郡国志汇释》，邹逸麟与孟刚编著《晋书地理志汇释》，胡阿祥编著《宋书州郡志汇释》，华林甫、赖青寿与薛亚玲编著《隋书地理志汇释》，吴松弟编著《两唐书地理志汇释》，郭黎安编著《宋史地理志汇释》，张修桂与赖青寿编著《辽史地理志汇释》，仍有7部“地理志汇释”有待出版。又如中国的地理总志，首创于南北朝，隋唐逐渐成熟，两宋传承，元朝开创了编纂《一统志》的传统。元朝有《大元大一统志》，明朝有《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传世，清朝曾于康熙、乾隆、道光时期三次修撰《大清一统志》。中国的“大一统”观念，由此深入人心。
其次，在实证基础上进行理论归纳与提升。以地名学为例，中国传统地名学源远流长，主要涉及地名渊源、地名通名、地名命名更名规律、地名定位、地名用字、地名读音等领域，包含音、形、义、位、类五大要素，其中以地名渊源解释为主流，可分为超百、超千、超万三个阶段，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再到清代全盛局面的发展历程。如《谷梁传》已总结出“水北为阳，山南为阳”的方位地名命名原则，东汉应劭归纳出“取其嘉名”的地名思想，三国吴韦昭最早记述地名别名，至唐宋时“因山为名”“因水为名”又被归纳为一般普遍意义上的命名原则等。然而唐宋以后，地名研究在数量上虽然越积越多、具体的地名渊源解释也越来越细，但传统地名学在理论上却无重大进展，其中是何原因？值得学界对此加以研究，进行系统地理论阐释，如此则又增添了中国本土的地名学理论贡献。又如历史政区地理研究，中国是世界上较早设置行政区划的国家，行政区划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整，自春秋战国以来具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行政区划演变内涵丰富，线索纷繁复杂，而政区名称也是异彩纷呈，对周边国家也产生影响。除了借鉴当代政治学理论，还可以从历史上的政区通名着手，对“州”“郡”“道”“路”“省”“军”“监”“府”“市”“县”“厅”开展通代的全面研究，进行理论上的归纳总结，既能摆脱基于西方经验的政治学理论框架约束，也可为当今的政区通名改革提供借鉴。
（三）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地理学，需要立足现实，解决中国问题
相较于其他人文学科，历史地理学（中国史下属二级学科）具有突出的现实应用性。史念海在回顾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时，十分精准地总结道：“中国历史地理学能够在建国以后以崭新的姿态成为一门科学，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其一是有沿革地理学这样悠久形成的基础。其二是在行将建国之时，沿革地理学已经逐渐‘地理化’，使它有新的转变的可能。其三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推动着它的发展。”侯仁之也认为“目前我国迅速发展的建设事业，更对年轻的学科提出了崭新的要求，从而更加推动了它的前进”。以往的学术历程启示着我们，经世致用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只有将学术研究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功用，才有望建成中国自主的学科。
就研究时段来说，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断限，乃是上起新石器时代人们能够从事生产劳动之时，而下止于现代之前。这也就意味着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并不涉及当代中国，无法对某个问题开展古今贯通式的研究，即使就某个现实问题进行历史考察，得出来的结论也仅具有参考性意义，而缺乏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可操作性。如我国的行政区划代代相应，具有完整的发展历程，可是目前的政区研究，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领域只注重行政区划现状的研究，而历史地理学侧重对历史时期政区的考察，造成了古、今割裂的尴尬境地。唯有知今又知古，对古与今进行无缝对接，才能真正发挥出历史地理学为现实服务的功用。这需要我们打破学科壁垒与古今界限，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进行纵贯古今的规律性探索，才能为当下提供历史借鉴，解决现实问题。
行政区划乃大国政基，目前我国的政区设置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同级政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差别较大，政区层级设置、行政级别和行政隶属关系繁复交叉，作为政区通名的“市”在行政层级上指代不清，城市型政区与地域型政区如何合理并存等。面对这些问题，通过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政区分等制度，可以依据人口、地理、经济因素，实行市县分等，进行分类管理，理顺行政管理关系，进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未来，历史政区研究需要不断细化对政区地理要素、政区调整机制、政区治理成效等方面的探索，并系统总结历史经验，积极融入现实，力求古为今用。在经济地理领域，历史经济地理研究可以发挥其长时段实证研究的学科特色，与国家重大经济建设项目进行对接。分裂朝代的疆域、历代海疆管理、近代以来的国界划定等方面仍有细化和拓展空间，历代疆域研究能够为增强各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提供充分的学理支撑。
当前的世界，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不能局限于解决一时一地的具体问题，还要立足中国，放眼全球，加强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历史地理考察，具备兼及中外的视野，为文明交流互鉴、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地理学的独特视角。
站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取得重大成就的当今，更需要迫切构建我们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中国源远流长的沿革地理为历史地理学铺垫了厚实基础，清末以来的学术发展又为历史地理学带来勃勃生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界有三大学派（复旦谭其骧学派、北大侯仁之学派、陕西师大史念海学派），学术机构有五大老牌机构、20余家新生“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在学术界共同努力之下，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必将能够实现，也一定能够变成现实。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谈凯对本文的撰写与修改亦提供帮助，谨致谢忱！）
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