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应运而生的新大众文艺，正以蓬勃兴盛态势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镜像，是凝聚民族精神力量、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载体。新大众、新载体、新传播（传播力）、新话语（新作品）是新大众文艺的多重特征，所谓“新”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本质性学术判断，更是一种理解时代、把握时代的文化（审美）政治判断。新大众文艺生动诠释了“文艺就是生活、文艺就是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新大众文艺的命名是中国本土自主文艺知识建构的一个原创性概念，具有显著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又不失世界眼光与全球视野，由此展示了一个世界大国崛起应有的文化气象。
关键词：新大众文艺 新大众 文化主体性 数智技术 中国自主文艺知识体系
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以人民大众为创作生产、传播与消费主体，借势数智化技术赋能，自主表达日常生活、呈现多元化情绪体验、展示多彩的个人生活、展现社会万千气象与场景风貌的新大众文艺作品大量涌现。当前，新大众文艺发展如火如荼，其深入发展势头依然显著，已成为社会与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现象之一，产生的强大裹挟效应与对社会文明程度提升的促进作用依然强烈，甚至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已被纳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但是，不可否认，学界对新大众文艺特征的理解依然处于百家争鸣状态。就此而言，如何说清楚新大众文艺之“新”的多重特征，新大众文艺为何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兴起，如何更好地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已经是格外迫切又不可绕过的现实话题。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文艺源于生活，是从生活的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新时代以来，在中华大地上，一场由普通民众主导的新大众文艺风潮正劲。基层民众或书写，或拍摄，或歌唱，发出了劳动者的文艺之声，绘就了新时代的斑斓色彩。依托数字技术赋能与公共文化普惠，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由曾经的被动接受与消费转向自主参与文化生产，在文艺创作生产中赢得了大众自身的文化生产权，这些普通民众在共创共享中，使后现代主义曾经诉求的“人人都是创作者”“人人都是评论者”成为现实。无数的普通大众携带着热气腾腾的生活自主站上文艺舞台，应时应运而生的新大众文艺正以蓬勃兴盛态势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镜像，是凝聚民族精神力量、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载体。究其现实性而言，新大众文艺里有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与民俗俚语，有沁人心脾的泥土芬芳与鲜活体验，有大众眼中五光十色的时代场景，在接地气、通人气、冒烟火气、扬正气中焕发出感召人心的力量，引发了大众不由自主地共情共鸣。不同于此前那些面向大众的代言之作，互联网条件下普通劳动者的文艺自主表达，无须“代言”，不再是被动的文艺接受者，而是以文艺与自身生活“直连”中的创作生产主体，生动诠释了生活是文艺创作生产的唯一源泉。可见，新大众文艺既非精英文化的下沉，也非流行的大众文化的基层复制，更不是传统大众文艺的代言性创作，而是在蓬勃兴盛中凸显出独特旨趣与鲜明特征，成为新时代全社会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迸发的表征。
一、“新大众”的历史性崛起是新大众文艺的根本特征
新大众文艺之“新”，首先是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的主体之“新”，即有别于专业作家艺术家的数以亿计的基层民众作为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的新主体实现了历史性地崛起。这意味着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少数文化精英，而是遍布全社会各领域的基层民众成为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的新主体，这是一种新的文艺文化创作生产主体力量的生成。作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基层普通民众，用“新大众”指代“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层民众，而不是把大众与人民割裂与对立起来，而是将传统政治中心话语中抽象的“人民”落实为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差异化的个体，指称新时代有着普遍文化自觉的人民群众，同时也与21世纪流行的大众文化之“大众（标识中产阶层的小众）”做了区隔。在继承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这是基于时代语境变化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作为个体的人的真情实感的尊重，是对人民中每个人能够在文化上立起来的期望，人民是历史的“剧中人”“剧作者”，也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由此强化了“人民是文艺之母”的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不能用虚构的形象虚构人民，不能用调侃的态度调侃人民，更不能用丑化的笔触丑化人民。”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文艺人民性的论述作为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丰富和发展，指引着现实中的人民大众以个体形象从历史的幕后昂首挺胸地走到文化台前，激发了人民大众的文化创造活力，遵循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必然以文化繁荣发展为前提条件的普遍规律。此处所谓的“新大众”主要是从文艺创作生产的主体视角来强化的，从而不同于此前文艺为了大众的接受者视角，这是主体视角的转换，是对人民大众文化自觉的文化主体性特征的凸显。无论此前的大众，还是当下的“新大众”，其主体内涵都是人民群众，当前格外凸显了文化主体性的创作生产视角。如果把“新大众”与西方主流理论视域下的“大众”略做比较，就可以充分洞察“新大众”有着普遍文化自觉的历史主动性，意味着具有主体性意识的人民群众在文化上立起来，可以实实在在地进行文化自主表达。可见，“新大众”之“新”是针对此前主要从接受视角的把握，他们是沉默的被动接受者，但当下在文化上立起来的大众能够自主发声，发出劳动者的欢歌。就此而言，所谓“新大众”之“新”，既是相对于此前从接受者视角所指的普遍沉默的普通民众，也格外不同于西方文化视域中相对于少数精英而言被视为临时聚集的、非理性的、“没有特殊资质的个人之集合体”，无疑，中国当下语境的“新大众”承载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主体性，是社会发展进步积极的能动性力量。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大众”往往是缺失文化主体性的“被操控的民众”，是缺少历史能动性的被动的消极的蒙昧的群体，甚至被古斯塔夫·勒庞称为“乌合之众”。因此，从“新大众”视角把握新大众文艺之“新”的根本特征，其着力点是文化主体性与历史能动性，这与西方文化语境中主流的“大众”观有着本质区别，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原创性概念。从学理上来讲，“新大众”的内涵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民为贵”的价值底蕴，中华文明一直有以民为本的传统，从而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脉；此外，“新大众”也充分借鉴和汲取了现代文明对公民个体的普遍尊重，其外延具有覆盖社会生活各层面的广度，有着对现代文明价值的追求；同时，“新大众”更是从根本上接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启蒙传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在与时俱进中不断高扬人民性、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以及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定位，从而确证了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上的当家作主地位，肯定了精神自觉的人民群众在创造着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和历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就其显著的进步历史观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而言，对人民大众创造历史的文艺视角确认，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民首创精神、人民群众的文化力量的确认，是对在文化上立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的尊重，从根本上彰显了我们党的文艺初心和使命。这种价值追求一以贯之地显现于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一百多年奋斗史，在文艺全面性普及与提高中确认人民群众的文化历史地位，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之一。因此，对新大众文艺之“新”的根本特征的阐释，绝不是如个别学者在阐释新大众文艺概念和发展脉络时，将之牵强附会地追溯到西方左翼学术谱系。所谓“新大众”是地道的中国本土原创性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初心与文化价值追求的结果，是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实现的“术语的革命”，是遵循“第二个结合”根本要求的文艺自主发展的产物，但又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而有着一种开放性与包容性以及基于全球文化互动的世界性，是中国自主文艺知识建构与文化善治的结果，高扬了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气象与文化自信从容的理性平和的文明心态。一定意义上，新大众文艺在改写既有文艺格局的同时，以其泛文化价值诉求加剧了社会的文化转向，愈加契合了21世纪是以文化为开端的时代的鲜明特征，以其迸发的文化活力重构了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在新大众文艺实践中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作为一种接地气、有烟火气、通人气、扬正气的文艺新话语，当前历史性崛起的“新大众”，借数字化大众传播之势讲述田间地头甚至自己的故事。一定意义上，崛起的“新大众”是新大众文艺兴起的决定性要素，正是几何级规模庞大的文艺人群成为新大众文艺的根本特征，从而筑牢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社会根基，使新大众文艺的大众性有了别样意味。当然，“新大众”是人民，专业作家艺术家等文化精英也是人民。文化精英创作的是面向大众、为了大众的作品，是在文化普及中诉求思想启蒙与教化民众的作品，其大众性主要是基于接受对象视角在普及意义上化大众，这在文化上往往有被动性与代言性，这种专业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生产通常被视为大众文艺——“人民文艺”的主导形态之一。“新大众”则一改此前人民群众的文化被动性和代言性，不仅能够自主选择消费、传播，还能够自主进行文艺创作生产，从而拥有了文化自主表达的能力，此时的大众性是文化创造意义上的主体性张扬，是无数个体的人在文化上立起来，形成了新大众文艺的历史主体性，实现了大众在文艺文化上的“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群众文化主体性的增强。新大众文艺作为新时代“人民文艺”的主导形态之一，推动了“人民文艺”形态的升级，拓展了“人民文艺”的文化视野，焕发了人民群众磅礴的文艺力量。在“新大众”的文化自主表达中，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草根与素人，他们就是鲜活的真实的能够在文化上立起来的创作生产者，就是新时代有着文化素质与艺术修养和文化理想追求的人民群众，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所倚重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脊梁，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是“新大众”的立身之本。正是因为“新大众”的历史性崛起，新大众文艺不仅夯实了文艺发展的人民立场，还巩固和强化了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的历史主体地位——人民大众文化自主表达有了合法性明证，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初心的践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具有标志性甚至划时代意义。文艺主体力量的历史性变化与合法性确证，不仅在拓展文艺主体性中筑牢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基，还使文艺的人民性内涵愈加饱满，使文艺发展的群众史观更加坚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创作主体性思想的发展。这意味着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指导下由实现了精神主动正在迈向更加广阔深远文明视野的历史主动，人民大众由被代言者迈向书写历史的自主文化表达者，在文化上立起来的人民大众在推进中华文明当代演进中赋予其“旧邦新命”的新的价值内涵。这一划时代意义不仅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和斑斓的现代性色彩，也为徘徊于世界历史十字路口的人类文明跃升提供方向性启示。
“新大众”何以能够成为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主体？其基础性的前提条件是数智技术应用，是整个社会进入信息文明时代的结果。正是数智技术加持下崛起的“新大众”，形构了文艺创作生产的多元化主体，确证了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主体的历史性地位，也从根本上影响和决定了新大众文艺的价值诉求。作为一个基本前提和基础条件，数智化技术赋能为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提供了可能性，不仅以技术进步降低了文艺的门槛，还为普通大众的文化自主表达尤其是文艺传播与溢出提供了可能，并作为时代特征强化了新大众文艺的时代色彩与基础性驱动力，使得借势数智技术的无数个体汇集成几何级庞大规模的新大众。可见，新大众文艺之“新”的根本在于“新大众”的历史性崛起，使其在文化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既是文化消费者，也是文化传播与生产者），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由此推动了文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新大众文艺以广泛性的人民大众的文化自主表达，呼应了面向大众、为大众创作的“人民文艺”，是在贯通人民性价值基础上对“人民文艺”的衔接、补充、丰富和发展，共同培育和创造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形态。因此，“新大众”的崛起不是对传统文艺精英地位和价值的取代或否定，而是以文艺生力军回应了时代对文艺发展的新要求，是对社会主导文艺形态即“人民文艺”的补充与丰富，从根本上推动或促进了“人民文艺”的转型升级，是文艺发展向着自身与生活回归的重新起航，是新时代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下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必然，是新时代人民大众的文化主体地位确立的表征。“新大众”的崛起不仅在文化实践中强有力地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还进一步夯实了“人民文艺”的社会基础与历史主体，筑牢了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群众基础。
作为彰显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历史性明证，铺天盖地的新大众文艺的创作生产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求中，从根本上改写了文艺发展“你写—我读，你演—我看，你唱—我听，你画—我赏，你创—我评”的传统运行逻辑，创造出基于民众真实需求与有效供给对接中市场灵敏机制的新逻辑，形成了新时代文艺文化繁荣的蓝海；同时，“新大众”还以其流动性与裹挟性效应形成强大的社会感召力，促使专业文艺创作者主动向着这一新逻辑趋近，这使其几乎涵摄了所有以“文艺”方式与世界打交道的大众。在此意义上，“新大众”不是一个固定的僵化概念，它涵摄了一切诉求以“文艺”方式把握世界并付诸实践的大众，由此形构了“新大众”与专业文艺工作者在相互交融中向着文艺精品化迈进的新格局，推动了现实中两套文艺创作生产体系及其逻辑不断切近与融合，实现了新时代所要求的文艺内容生产的高效高质量供给，使其在文艺创作和生产体系融合中，共同以专业创作的艺术卓越性追求在实现文艺的大众普及中进一步提高，不断向着艺术和审美的维度提升文艺品位，向着时代的文艺经典和艺术高峰攀登。如山东临沂徐海韵的音乐词作就极具代表性。他是初中毕业的普通园艺工人，却凭借对生活的领悟写出了《五星红旗》《生而不凡》等广为传唱的作品。他的音乐词作不是专业学院派的技巧展示，而是源于生活语言与心灵热度。在《生而不凡》中，他将家国情怀、文化自信与青春能量融为一体，既写“我是谁”，也写“我们是谁”，从中折射出当代大众创作者的文化姿态——其作品有根、有爱、有光。其更深意义在于，他证明了新大众文艺的核心不在于群众的文艺化（化大众），而在于文艺的群众化（化文艺），也就是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回归。无论是从新时代变化着的文化视野还是中华文明当代演进来看，“新大众”作为文艺创作生产主体的历史性崛起，使其逐步从社会学意义上的普通民众转化为具有社会动员力与文化创造力的文化政治意义上的人民，从而使新时代社会的文化基础发生结构性变化，加速了社会的文化转向，也夯实了作为社会主义主导文艺形态的“人民文艺”的文化根基与社会基础。
二、载体与传播之“新”是新大众文艺的鲜明特征
新大众文艺之“新”，还表现在数智技术赋能下生成的新载体与新传播（传播力）。也就是说，载体和传播（传播力）之“新”是新大众文艺的鲜明特征。正如“新大众”的历史性崛起作为新大众文艺之“新”的根本特征，离不开数智技术的赋能一样，新大众文艺鲜明的新载体和新传播特征更是数智技术赋能的结果。历史地看，数智技术代表了当前社会的先进生产力，强有力地影响着人类文明演进方式与路径选择，是信息文明时代典范性的技术形态。在当下的信息文明时代，数智技术应用作为时代性特征与先进生产力表征，重构了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肌理，赋予这个时代鲜明的数智化特征，是新大众文艺兴起的基本前提条件，为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支撑，使得文艺内容的自主表达、文本生成、视频剪辑、大众传播与价值评价不再由文化精英与专业机构所操控，而是几何级赋能庞大规模基层民众的自主选择。由此推动了文化生产关系的变化，极大地解放了文化生产力、释放了文化产能，正是数智技术在与文艺结缘的应用中，促进了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盛。从新大众文艺创作生产的现实境遇来看，信息化技术应用是其迅猛崛起的强大外因，形构了艺术形态的跨界交融态势，形成了新大众文艺显著特点之一的大众化传播效应（传播力）。从艺术形态演进上看，借势信息化技术应用的不止文学创作，还有各门类艺术。各门类艺术都在信息化技术应用中，不仅使原有的文艺形态如文字类的艺术表达获得广泛性传播，还不断涌现出如在线直播、微视频、微短剧等新形态，使传统艺术形态如快板、相声等曲艺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极大地提升了艺术传播力与审美表达力。
从文化新质生产力来看，数智技术作为先进文化生产力的核心骨架，决定了文化艺术的生产方式、运行机制与主导逻辑及其文化艺术形态，以技术应用为中介，其在推动和促进社会关系变化中也必然要求并生产出适应先进生产力条件的“新大众”与新的文艺业态，经由“新大众”的文化实践能力在社会关系变动中促使社会文明程度获得新的提高。一方面，数智技术使新大众文艺出现跨界的泛文本化倾向；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参与文艺创作不仅带来创作范式革新，也引发了文艺“智能时代”的新变。尽管数智技术应用代表先进文化生产力，但只有在推动文化生产关系变革中，才能产生革命性甚至颠覆性变化。正是数智技术与新大众的结合构成先进文化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推动了文艺生产方式与文艺业态的变化。在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一切为人民的创作理念与人民大众的文化自主表达在相互促进中形构了新时代的文化社会关系，使新时代的“人民文艺”在铺天盖地中蔚为大观，甚至内化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内核。在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中，历史性崛起的“新大众”与数智技术应用在相互切近中，提高了文化生产力，改进了文化生产关系，在文化产能释放中发展了文化新质生产力。人是生产力中的核心要素，“新大众”是先进文化生产力变革中的积极要素，在文化社会关系与文艺业态变化中，数智技术赋能下“新大众”的历史性崛起是新大众文艺之“新”的根本特征，同样在文化生产机制变革中凸显了载体和传播（传播力）之“新”的鲜明特征。
当下，随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深入推进，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社会应用已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基础建设，被视为一种文化新基建，是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基础设备（硬件），是在普遍意义上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基本动力，这使普通大众的文艺创作与文化生产可望又可及，从而推动文艺从高高在上的云端落入烟火气的凡间，也使文艺新形态带有鲜明的时代性，生成了新大众文艺的载体与传播之“新”的鲜明特征，并以跨界的融合性与大众性焕发出强大的文化力量。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数智技术赋能新大众文艺不单纯是一种外在性加持，在技术应用本身就是文艺新业态的语境下，数智技术应用已深度嵌入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的肌理，甚至内化于创作生产的全过程，实现了创意主导下技艺合一的文化价值融入。数智技术应用对艺术创作和文化生产过程的嵌入，不仅深刻影响了艺术生产机制改变了文艺发展的主导逻辑，还重塑了艺术审美形态和受众体验方式（由传统艺术审美的静观转向互动交融的沉浸式体验）。就此而言，数智技术应用促使文艺发展实现了系统化、体系性变革，使包括新大众文艺在内的所有文艺业态和文化形态发生革命性变化，重构了新时代的文化艺术生产体制机制。其中，技术因素在艺术解蔽中的地位和作用凸显，但这是信息文明时代的整体性变化使然，也使得数智技术应用在新大众文艺生成中的特征凸显。虽然数智技术应用所塑造的技术性不是新大众文艺的鲜明特征，但正是数智技术赋能使新大众文艺的载体与传播方式迥异于传统文艺形态，而有了“新”的意味——新载体、新传播，由此形成了新大众文艺鲜明的大众性、传播性特点，大众性体现了新大众文艺覆盖的广泛性，传播性凸显了新大众文艺瞬间触达的即时性。正是大众性和传播性特点形成了新大众文艺“上线即出圈”的溢出效应，这从新大众文艺典型形态之一的微短剧可见一斑，如2023年推出的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在上架两周内，抖音播放量便超过3亿，B站单集播放量均在800万左右，仅用数天就凭借其独特的叙事设定和强烈的情感共鸣登上多个平台热搜，使其主创团队与核心议题迅速进入公众视野。正是这种瞬时触达的传播性不仅扩大了作品的影响力，还在较短时间内使其产生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影响，特别是在消费端从文化再生产跃升为文化经济的全球化循环，在海外传播中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得以在有效减少文化折扣中实现中国故事跨越语言与文化壁垒的全球价值共享，彰显了文艺以艺通心、联结世界的文明互鉴功能。
三、话语与价值诉求之“新”是新大众文艺的普遍特征
毫无疑问，从思想内容与话语表达来看，新大众文艺有着普遍的“我手写我口”的民间劳动者之歌意味，其话语表达的普遍劳动者本色形成了迥异于精英文艺与面向大众创作的“代言者”话语特征，形成了新大众文艺之“新”的普遍新话语（新作品）与泛文化价值诉求特征。以新大众文艺的诗歌形态来讲，无论是外卖诗人王计兵的诗歌，还是“沂蒙二姐”吕玉霞的诗歌，抑或是矿工诗人陈年喜的诗歌，无不带有浓厚的“第一现场”的体温与驳杂的色彩，以及诗歌文字背后心态的从容与闲适，流露着毫不做作的自然素朴，简直就是一种日常的主体间性对话，本然地呈现出一种生活就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的现实感知，但这并不妨碍其诗歌语言的“硬度”与情感的饱满，反倒是一种久违了的文艺应有的钙质熔铸其中，有着鲜明的泛文化价值诉求。于是乎文艺开始变得有力量了，开始在俘获大众的感知中影响人心，文艺不再是那种现实生活中茶余饭后的点缀和某种指涉性的话语修辞，这是其得以广泛传播的思想性所在。
可以说，新大众文艺以普遍有别于纯文艺的新话语（新作品）的泛文化倾向，形构了一种有着较强辐射力与涵摄性的文化场域，这是其不同于传统大众文艺的价值诉求。新大众文艺打动人心的力量，源自艺术就是生活本身的映现。“新大众”抒写了生活中的人情冷暖和自己的喜怒哀乐，不自觉地传递着一股温情和正气，其专业的深度与生活的广度必将在时代面前展现出无比辽阔高远的新天地。村歌之所以嘹亮，不仅因为它唱出了村民发自内心的喜怒哀乐，而且因为它还是当前艺术乡建以美赋能乡村生出的文化复兴的自豪感；“沂蒙二姐”的诗歌之所以动人，不仅因为其书写了农村生活日常的酸甜苦辣，还在素朴幽默的语言背后洋溢着一种独立、自足、乐观的精气神；德州农民杂技艺术家孙朝阳，以其对杂技卓越性技术表达（五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在网上圈粉无数，将普遍的文化价值认同转化为助力乡民致富的载体；那些新大众文艺评论的新方式，如追剧发弹幕、听歌写留言、读网文发表“本章说”……已然走出文艺圈，是一种社群性的文化价值交流。严格意义上讲，新大众文艺不是诉求艺术的卓越性价值。当然，新大众文艺不乏艺术审美价值。但是，正是其泛文化的价值诉求，使新大众文艺在契合社会文化转向中以蓬勃发展强化了一种普遍性的文化转向，一定程度上成为重构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的重要力量之一，强有力地参与了形构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新视野，共同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艺形态。当下，新大众文艺可谓百花齐放，各种文艺“破圈”“出圈”现象不断涌现，无论是面向大众、深入民间的文艺创作，还是普通民众寻常的文化自主表达，无不显现出有别于精英文化的新质意味，昭示着当代中华文明演进迈入了文化发挥引领作用的时代，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无疑是其中的风向标。文化时代是经济繁荣富足、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时代。告别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14亿人口的当代中国整体带入了世界现代化国家版图，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特征；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还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尤其是注重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人民大众精神文化的满足成为衡量和评价中国式现代化成色的一个重要尺度。一定意义上，正是时代语境孕育了新大众文艺的泛文化价值诉求。
新大众文艺对新话语（新作品）的泛文化价值诉求，有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与文化根脉的自觉赓续，是对历史上“艺”之“文”的一种当代回响，是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条件相结合下的艺术表达与传统叙事的现代转译，是一种典型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本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基于中国文化实践和大众审美经验的自主文艺知识的“中国性（中华性）”价值追求。这种文化“两创”的文艺成果，在很多“破圈”“出圈”的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中可见一斑。无论是刀郎的音乐创作，还是徐海韵的音乐词作，抑或《新龙门客栈》《哪吒》《黑神话：悟空》等等，那种浓烈的扑面而来的传统文化意蕴、本土文化符号与民族精神和现代文明价值表达的交融，无不洋溢着一种强烈的坚定文化自信的自豪感。在调研中可以深刻感受到，山东临沂徐海韵的歌词、李庆亮的桑皮纸、德州陶瓷工艺大师刘欣的醇化杯以及德州姚向东的大漆工艺创新，都充分表明传统不是被动性保存与博物馆式保护，而是在主动性创造中获得当代意义。也就是说，新大众文艺不是古意的复现，而是传统价值的守正创新发展。究其根本，新大众文艺的价值在于让人民性回到了艺术自身与文化自觉，让人民的日常重新成为时代的文艺。在全民创作生产的背后，是文化权力的再分配——艺术不再是被消费的对象与文化精英的专利，而是普通人表达自我、建设精神家园的方式。这样的文化实践比任何口号都更能体现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现实形态。究其根本，是新时代的文化现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普通大众在文化上立起来的历史主体性生成及其文化自主表达，推动数以亿计的基层民众自信地进入文化强国建设的主战场。这是21世纪以来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社会文化活力迸发的结果，是十多年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从送文化到种文化的产物。新时代人民大众对文化多样化的需求是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如何供给量多质优多样化文化产品是新时代的需求与党领导文艺工作的要求。
新大众文艺既是数字技术革命与文化创新融合的结果，也是人民文化主体意识觉醒的集中体现。人民群众利用创作平台实现“自我表达”“自主表达”和“人民叙事”，通过影像、文字、音乐、表演等多种形式呈现生活的真实情感，形构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生产机制。它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精英文艺的创作传播，而是在去中心化的网络结构中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人人皆创作、处处皆舞台的文化生态。因此，就新大众文艺之“新”而言，其兴起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是时代变化迎来了新大众文艺出场的历史机缘，从根本上彰显了人民大众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是普通大众的文化自主参与能力不断提升的结果，是信息化技术在文艺领域应用与大众的文化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的产物，更是党的文化政策特别是文化惠民举措合力促进的逻辑使然，推动了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新文艺业态的不断涌现，甚至在“出圈”“破圈”中成为爆款文化现象。新大众文艺生动诠释了“文艺就是生活、文艺就是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从划时代意义上讲，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是十余年来全社会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收获，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生动诠释。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沂水经验表明，基层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社区（农村）书屋、群艺馆下乡，包括创办《沂水文艺》期刊和设立县域“沂水文艺奖”等的政策引导扶持，是形成新大众文艺发展高地的主要经验。其结果是，几乎人人可以“文艺”，生活即“文艺”。文艺借时代之力，与自己的本源紧紧相拥，文艺的人民性自然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可见，新大众、新载体、新传播（传播力）、新话语（新作品）是把握新大众文艺的关键词，亿万基层民众通过网络文学、词作、曲作、网上直播、在线音乐、动漫卡通、游戏、短视频、微短剧、实景演出、村歌嘹亮、村超、村BA、村晚等多种文艺表达，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参与文艺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在超文本链接互动中形构了普遍性意义的文化场域，以其迸发的创新创造创意活力深刻改变着新时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基础。新大众文艺的风潮正劲，表明每一次技术进步的文艺应用都会带来文艺创作技术手段的革新，继而推动文艺生产方式与文艺业态创新，但归根结底是人在变革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数智技术赋能下的“新大众”和媒介技术的结合，改变了文化生产力结构与文化社会关系，成为社会文化变革的能动性力量，在文化实践中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这种变革启示我们，文化主体性并非现成性的自然赋予，而是在人民大众的文化实践中形成与被强化，并在与技术中介、生产关系的持续互动中建构起来的，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能力——既表现为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把握与尊重，也有着对市场规律有效机制的遵循，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意识与技艺合一的实践促进——是当前发展文化生产力要格外着力促进的。
四、结语
新大众文艺的勃兴对我们如何更好地激发全社会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具有启示意义。一方面，在深入推动文化和科技跨界融合的时代语境下，不断提高文化新基建的水平，在数智平台上汇集众创集聚众能,继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水平和服务效能，为进一步激发全社会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筑牢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回到文化本位即回到人这个根本点，契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所强化的“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的新理念，不断提高人的现代观念意识与对现代文明价值的追求，不断提高“新大众”的文化素养与文艺修养，使文艺发展的重心落到以文化人、文德教化和以美育人上，以每一个个体的人的能级提升，在有效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中，使全社会更好地迸发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究其根本，面对全社会蓬勃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需要有一种创意与发展方向上的价值引领，使之坚定地行进在中国文艺发展道路上，如此才能切实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引领重心落在“营造良好文化生态，提升文化原创能力”上。也就是说，在国家文化发展顶层设计中引领新大众文艺，必须在尊重人民大众的需求与时代要求的有机统一中，汇集众创众智形成众能,以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彰显人民的文化自主表达权益，在新时代文化创造活力不断迸发的沃土上高扬人民性的文艺旗帜，在变动不居中营造良好的文艺生态。
经由对新大众文艺之“新”的特征阐释，本文尝试对新大众文艺的流动边界与场域有一个基本限定，不能任意地扩大其边界而涵摄几乎所有的文艺，使新大众文艺几乎等同于文艺（特别是专业作家艺术家的文艺创作），尤其不能狭隘地以数智技术应用来作出区分，从而使得这一原本具有生命力和确切所指的概念失效。在笔者看来，所谓“新”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本质性的学术判断，更是一种理解时代、把握时代的文化（审美）政治判断。就新大众文艺之“新”而言，新大众（新创作生产主体）、新载体、新传播（传播力）、新话语（新作品）及其泛文化价值诉求，是把握新大众文艺的关键词，由此带来了价值取向、审美范式的转换，具有鲜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意味，是新时代中国自主文艺知识体系建构的结果。可以说，新大众文艺之“新”在于新媒体的助力和信息化技术在文艺领域的应用，新技术新媒体是其兴起的关键因素和重要推动力，正是新技术应用使新大众之“新”的决定性要素和本质性力量——“新大众”格外凸显，才真正有了新大众文艺。对于新大众文艺之“新”的革命性变革阐释要放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社会进步的视域中来思考，把阐释的价值重心依然放在人——“新大众”的历史性崛起上，以此洞悉时代之变、社会之变、文艺之变。说到底，“新大众”是文化生产力的积极力量，是文化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在文化力量的结构性变动中促使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在文艺的普及与提高中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简言之，数智技术的文艺应用是人与艺术实践的中介，由此改造与重构了文艺生产的技术手段、生产关系，并带来了社会关系的相应变化，使普通大众走到了文化前台，进入了文艺繁荣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的主战场，以其磅礴精神生产的伟力与铺天盖地的文艺实践解放和提升了文化生产力。
因此，“新大众”作为文艺创作生产的主体是新大众文艺的根本性特征、决定性要素，新技术新媒体以关键性要素强化了其鲜明特征。“新大众（新主体）”的历史性崛起，意味着新时代的中国普通民众在文化上站起来，是文化生产力的解放与文化政治的合法性确证，是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的主力军与文化使命的自觉担当者，不仅在实现自身中国梦的同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了力量，还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站起来，数亿基层民众进入了文艺繁荣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的主战场，这是一个文明型崛起的大国不断巩固和再构文化主体性的显著标志。由此可以把新大众文艺定义为：有别于专业作家艺术家的数亿基层民众在历史性崛起中借数智技术应用之势，以多样化方式和传播手段进行文化自主表达的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并在大众化传播中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新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而新大众文艺兴起的逻辑，从肇始于延安时期面向民众创作诉诸普及的大众文艺，到新时期基于文化体制改革与融入全球化运动所构建的文艺多元化格局，再到新时代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风生水起的新大众文艺，一以贯之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初心和重铸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价值追求。可见，新大众文艺是中国本土自主文艺知识建构的原创性概念，具有显著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不失世界视野与全球眼光，展示了一个世界大国崛起应有的文化气象。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