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雨倾盆之前，天空中的云朵早就开始汇聚；火山喷涌前夜，地壳之下的熔岩已经运行了许久；2024年9月伊始新大众文艺话语勃然兴起的时候，前期的“新工人写作”“网络文学”“多媒体文艺”等文艺样式积蓄势能也有30余年的光景了。这是互联网背景下文艺的历史性变革，交织着来自经济体制改革、科学技术更新、教育普及化以及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所带来的文化需求的增加等多种因素，其结果是文艺从内容到形式、从生产机制到传播方式、从感觉结构到美学观念的全方面变革，而这一切的裂变与爆发所释放的能量正在展示出其涵盖广阔、连绵不绝的影响与力道。
作为数字时代以大众为创作主体、网络为主要载体、多元形态呈现的文艺新范式，新大众文艺不仅深刻地弥散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已经纳入国家文化战略当中。“十五五”规划建议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均明确提出：“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将新大众文艺正式纳入国家文化战略与年度重点工作，体现了国家对数字时代人民文艺新形态的高度重视与顶层设计，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其前景广阔、活力充沛。但是，新兴的事物不可能一蹴而就，新大众文艺也面临流量异化、内容同质化、生态失序等突出问题，需要在自在发展的基础上，精准施策以引导其有序规范发展，助力个人志业、文化事业、创意产业的有机融合、齐头并进。
01
没有人能从那场炙焰中把你解救出来，除非你
找到了那把梯子。婴儿还在啼哭
如此炭一样的夜
又一道闪电撕裂而下
这一次，你看清了埋伏在四周的墙壁
你一个小妇人，能懂什么叫量子力学
如此渴望光，又害怕火
一片片牛肉在你手中，穿成串
一块块羊肉在你手中
穿成了串
炉架上肉嗞嗞地响
遥远的地方，草原呜呜地哭
还有什么样的第二条路，除非丈夫离开病榻
你的孩子们，已快乐长大
那一夜，雨水在江面织黑色的花朵
你抱着死亡，仿佛只是一刻
又似乎过了很久
你喝停了体内厮杀的两个人
并把其中一个放在水花上
默默看她消亡
那一晚，东江面上的一盏渔火点到天明
那一晚
你把孩子们的妈妈领回家
你用另一种方式
比如黑色和火红
也越来越爱轻的东西，比如灰烬
接近纯白，柔软
除非有人挑出黑色的粒子
一棵树最后的倔强，也可能是一头牛的眼泪
碰杯的人还在碰杯，你没有时间和理由来伤怀
烧烤架上仍持续发出嗞嗞声
就一次吧，你按住了一只羊的哭
——温雄珍《烧烤架上》
2025年7月23日，《中国作家》杂志社举办素人写作与新大众文艺座谈会，与会的有鲁迅文学院东莞作家研修班学员代表（主要是“新大众文学”的基层写作者）、北京素人写作者代表。那个会议相当漫长，素人写作者们都有着强烈的表达和倾诉欲望，每个人都有着让人无法打断的故事要说，以至于一再延时，从下午开到了晚上。我就是在那个会议上第一次听到烧烤店服务员温雄珍朗读自己的这首《烧烤架上》。凝练的语词中涵盖了一个小妇人、病人的妻子、孩子们的妈妈半生的经历与现状，富于质感的经验与彼此对照的细节，刻绘出生活重压下，普通人含着眼泪吞下苦楚、咬紧牙关拼命坚持的普遍性感受，带来了辞藻和技巧所无法形成的共情效果。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样的素朴的诗无需分析与解剖，仅仅是体验和感受其中的场景与心声就足以动人。相较于专业化写作或者职业化作家逐渐趋于狭窄的题材与美学风格，这些从普通大众中涌现出来的业余写作，借由新媒介的传播，打破了传统文艺精英化、专业化、圈层化的壁垒，从题材到内容、从语言到技巧、从生活观察到观念表达，都增添了新的维度，从而也为文艺的主体进行了扩容。
普通大众成为文艺作品的创作主力，焕发出创造性的巨大能量，得益于互联网语境敞开的发声场域和机会。他们的作品有着身份、题材或者经验上的优势，但并没有停留在自叙传或者笼统的“非虚构”，同样体现出在语言、意象上的提炼与形式上的升华。比如外卖员王计兵那首广为传播的《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这首诗素朴凝练，从日常经历生发出来的表述，直接而犀利，简单的换喻指向于哲思性的领悟，置诸于此前诸多诗歌名作中也毫不逊色。田埂诗人“沂蒙二姐”（吕玉霞）的诗歌更多具有歌的特质，从乡土大地中长出来，回响着《诗经》国风的余韵。她的《瓜》写的是：“这是瓜吗？这不止是瓜，/这是日月轮回的星辰，/这是晨起暮落的成果，/这是劳苦耕种的答谢，/这是汗珠滴落的皎洁。”她的很多作品都是这种句式，有时候会显得重复与单调，体现出其原本不追求形式创造，而着力于直抒胸臆的特点。诗歌在这里回到了它原初不事雕琢的状态，成为一种在劳作之余的心意与情绪的抒发，老妪童叟、引车卖浆者也都能理解，具有口头文学程式化的特质。
这样的“素朴的诗”（弗里德里希·席勒语）、“天真之歌”（威廉·布莱克语），倒是反过来对文艺上的“创新”提出了反思：“创新”究竟为了什么？文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创新”，“创新”的边界又在哪里？人们共通的基本情感表达有多少是传承的，又有多少是创新的？循着这样的思路，那么新大众文艺之于现代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文学观念都需要重新审视。尤其是文艺的功能。我国文艺事业的根本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基本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基础就是首先要为人民大众所创造、所理解、所共享。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人民是什么？“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菜场的摊贩陈慧在《在菜场，在人间》里，简笔勾勒了绍兴老太、阿瓜、佟良贵、邓久九、田细佬、有福嬷嬷、郭关军、金佩东等一系列人物素描，他们类似冯骥才笔下那些“俗世奇人”，或者舍伍德·安德森笔下那些“小城畸人”，却又更接地气，显示出“人民”的具体性。陈慧的笔法有着汪曾祺、林斤澜、孙方友式的韵味，计白当黑、顺其自然，许多人物的记述无疾而终，就像生活本身没有具体的结局一样。正如陈慧在《后记》中自述的，是“将菜市场作为了人世间的瞭望孔。我从来没有想过写作有什么用途，也没有什么成为作家的梦想和情怀，我把写作当成日常生活中一件有趣的事，跟有些人热衷打麻将、旅行、喝酒一个道理”。文学恢复成为生活的有机组成，而不是从中抽离出来，因而也就具有了源自生活本源的“活人感”和生命感。
媒介手段的便捷与普及，激活了亿万民众的文化生产力。他们以真实生活为素材，创作接地气、有温度的作品，实现“人人都是创作者、人人都是欣赏者”，形成海量、鲜活、多元的创作供给，满足了大众化、分众化、个性化的文化需求。“素人写作”只是其中最为靠近传统文学的部分，创作主体全民化更主流的部分是那些在技术普惠背景下的各类影音图文作品。随着AI、AR/VR等技术进一步平民化，创作的门槛持续降低。人机协同（AIGC）为大众插上想象的翅膀，极大地拓展了创意的边界，人工智能工具的发展让许多并不洞悉技术原理的人也可以自如地运用，从而诞生了海量的音乐、绘画与视频。新大众文艺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灵感迸发、灵光乍现、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数亿普通人共同参与的文化盛事。个人创作之外，许多看上去是个体的创作，背后也有着团队。像以模仿出名的视频博主“李蠕蠕”，后来创造出一人分饰多角、场景化小剧场的系列社会观察式作品，从单纯模仿升级为原创叙事与价值观输出。这个拥有2700万粉丝、持续创新构建的个人IP，其实不可能靠单个人完成，而是集体协作的产物。
创作、生产是一个方面，传播与营销是另一个方面。依托于互联网技术与流媒体框架，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格局在数字化的语境中，覆盖面达到了空前的广泛。新大众文艺最动人的底色是真实的生活肌理、真切的情绪状态与真诚的认知观念。算法推荐、全媒体分发、即时交互，突破了传统渠道的限制，从传播的单行道走向了多向互动反馈，实现了“内容找受众”的匹配。网络文学、短视频、微短剧、动漫、游戏等形态，覆盖全年龄段用户，下沉至县域、乡镇与村落，打通了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同时，那些带着泥土气息、记录普通人悲欢离合、体现非物质化劳动（直播中的情感、情绪劳动）、发挥马克思意义上“一般智力”应用的作品，如网络文学、微短剧、国风动漫、国产游戏，在全球市场影响力提升，成为文化输出的新主力和文化出海的有效名片。游戏《黑神话：悟空》、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就是鲜明的例证。这些源于变化了语境、运用科技工具、适应时代与社会发展、引发普遍接受的内容，成了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传播中国价值鲜活的载体。
与前现代时期个体化、群落化、班子化、作坊化的文艺创作与生产不同，也有别于现代专业化、职业化、行业化与工业化的文艺创作与生产，新大众文艺表现出个人创作、发表平台与产业生态融合化、升级化的趋势，尤为凸显出其作为创意产业、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是一致的，占领市场与占领阵地是一致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一致的，文化产品的先进性与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是一致的。”作为文化经济、人文经济的有机构成，新大众文艺的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发布，网络文学阅读市场规模502.1亿元，含IP改编、衍生、海外等网络文学全产业生态规模达4178亿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数据则称数字阅读整体市场是789.37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步发布数据称微短剧全市场规模约1080亿元；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平台综合测算，行业全口径分账（含竖屏广告分账）超200亿元；云合数据显示，包括横屏微短剧、长剧、网络电影仅公开票房部分可统计分账13.5亿元。游戏、动漫产业增长也相当强劲。无论从成本收益，还是从增量就业来看，都堪称经济的新增长极。新大众文艺与文旅、电商、非遗、教育深度融合，更是催生出多样化的新业态和新消费。诸如短视频带货、非物质文化遗产直播、数字藏品、沉浸式体验等，在带动就业、拉动内需、助力乡村振兴和文化旅产业发展等方面，展现出勃勃的生机与实效。
从文化自信与自强的角度来说，新大众文艺将文化价值时代化，作品聚焦现实生活、时代变迁、民生百态，传递真善美，消解圈层隔阂，能够起到凝聚共识的功能与效果。国风剧情特效变装的标杆创作者“朱铁雄”的创作转型，约略显现出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正向脉络。在2019—2020年探索的时候，他是以创意特效、趣味变装的短视频出圈。到2021年，开始从炫技转向文化叙事，注销旧号，以真名重启，聚焦传统英雄与当代情感，首条孙悟空变装视频涨粉百万，形成了变装为皮、剧情为骨、国风为魂的风格。他的作品几乎没有低俗无聊的内容，而是着力打造中国式超级英雄视觉符号，聚焦亲情、奉献、家国，主题紧扣忠、孝、义、勇，实现了文化传承与主流价值的自然传递。2022年至今，朱铁雄的《清明祭警》《舞狮：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宝岛珠还，功成无我》等作品，成功地融合技术、文化与情感，兼具娱乐性、艺术性、思想性和商业性。在抖音、微博、B站、快手等全网主要平台上，他的粉丝总量已超过3600万，不仅有来自普罗大众的认可，还获得了官方机构与主流媒体的点赞，成为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融合的典范。诚如这个案例所显示的，理想的新大众文艺，应该是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用别开生面的表达、清峻出新的叙事激活经典、讲好中国故事，成为弘扬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综合起来看，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前景有着时代与政策的双重红利。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背景下，新大众文艺被视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将在国家层面的总体部署中得到更多的政策引导和资源倾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有组织的文艺创作与生产中，让自发的、处于被遮蔽或者边缘状态的狂欢走向了文化的主流，带来了文艺格局整体性的调整与重构。
02
新大众文艺可谓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声势浩大又泥沙俱下，繁华背后也有着成长的烦恼，在拔节生长的同时，暴露出许多亟待矫正的痛点。目前尽管新兴文类、形式、作品和IP不断出现，却很少出现能够具有持续影响力的经典文本：它们可能炫目一时、喧嚣一阵，然后很快就被更新的文本替代，更多时候是数量上的积累，而缺少质量上的突破。当然，新大众文艺是否需要、是否能够“经典化”、是否已经对既有的“经典”观念形成了挑战，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那种能够超越一时一地的典范文本进行传播与传承，那它们就始终只是文化快消品。因而，新大众文艺如果要从葳蕤蔓延的野蛮生长走向枝繁叶茂、根深蒂固，面临着不少挑战。
第一，内容上的同质化较为严重，审美价值走低。导致这种情形出现的原因是流量至上的逻辑主导了创作，原创力匮乏。在算法和资本的裹挟下，部分创作者患上了流量焦虑症。一个优秀创新之作出现后，大量的跟风者扎堆模仿。为了博取眼球，网络文学中曾经有效的情节反转模板（比如机械降神式的穿越）被一再滥用，微短剧充斥降智狗血的剧情，古风短剧常见庶子/女逆袭或者绝顶高手伪装落魄然后惊天反杀的俗套，大量短视频沉迷于低俗、猎奇、煽情、审丑甚至炫富，陷入套路化。最为典型的是，早期网络文学中“霸道总裁爱上（年轻/聪明/貌美/贫穷的）我”的母题，在短视频中演化出了各种变体：“霸道总裁爱上（失业/离异/带娃/患病……的）我”，从而迎合低层次的白日梦需求。离谱的是，2025年6—7月间，有一则关于短剧《总统爱上在白宫干保洁的我》的新闻从TikTok流出，被中文自媒体编造放大后，经《联合早报》转载而爆火。事实上那只不过是一场结合照片和AI制作的资本营销，很快就被权威媒体揭穿。这个“后真相时代”的个案，颇能反映大众欲望和市场乱象：事实被情绪替代，报道被宣传占领，公众在信息的选择与接受上则被舒适性左右。
戏谑解构经典、消费弱势群体、宣扬拜金主义，使得很大部分作品低俗化、庸俗化、媚俗化。魔改四大名著、篡改名人名言已经泛滥全网，消费弱势群体的虚构卖惨与底层羞辱构成了情感欺诈的两极，投机暴富、不劳而获、享乐主义的婚恋与意淫故事占有相当比例……这些迎合本能欲望与低级趣味的作品，让文艺本该有的悠长回味和精神滋养的延迟满足，被即时反馈的欲望满足和刺激感受取代，导致内容空心化、娱乐化严重。当一切都变成娱乐，感官战胜头脑，消遣杀死思考，流量吞噬理性，在造成无效内卷与同质化的同时，也消解了文艺的思想深度、精神高度与价值尺度。
第二，平台的算法加剧偏见，导致文艺生态扭曲。媒介并非中性工具，而是塑造认知与文化的隐形力量，其背后有着资本和意识形态的复杂诉求。尼尔·波兹曼曾经讨论过电视以及后续的电子媒介，它们把公共话语如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等都娱乐化、碎片化、表演化，使得人们放弃理性思考，悄无声息地转化为娱乐的附庸。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往往重流量、轻质量，很容易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优质但缺乏爆点的内容难以触达受众。像传统手艺纪录片、考古科普、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严肃历史讲解的很多内容，尽管不乏知识专业，具有文化价值，但节奏慢、缺乏爆点、没有情绪冲突，以至于完播率低、点赞与转发少，就会被平台算法判定为低效内容，优质作品反而远不如搞笑、狗血、猎奇的流量高。另一方面，算法推荐也倾向于同质化内容的鼓励和推送，强化了信息茧房。微短剧《十八岁太奶奶驾到，重整家族荣耀》凭借超高播放与分账，成为现象级爆款后，数百部同质化短剧扎堆。长期浸泡在渠道下沉的浅层次、低质量的文本中，无疑会让审美视野收窄，消解大众的深度思考和审美能力。
平台唯流量论，还会异化创作生态。以播放量、点赞数、转化率为核心评价标准，倒逼创作者重数据、轻品质，忽视艺术性的打磨与思想深度的挖掘。资本出于逐利的需要，往往将资源集中于头部MCN、顶流网红，而普通素人、中小垂类创作者（比如“非遗”、三农、深度文化、素人写作）则曝光较低、收益微薄，生存空间被挤压，凸显出马太效应，与新大众文艺的初心反而背道而驰了。同时，虽然“人人皆可创作”，但表达的门槛降低，并不意味着主体性的自动增强——表达资格和空间下放，主体的能力未必能够同步跟上。许多创作者其实被算法驯化了，为了适配平台的流量逻辑，盲目跟风蹭热点，缺乏对生活的独立思考和艺术提炼。像“总裁被下药、女主走错房”的流水线套路，婆媳矛盾、家庭狗血剧本的批量复制，虚构体验的励志与温情的“三无故事”……切断了创作与生活真实经验之间的有机纽带，进而带来整个文艺生态的扭曲。
第三，版权意识薄弱，仿拟和侵权泛滥。文艺作品本身带有共享性质，在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之后，戏拟、颠覆与拼贴更是成为一种美学方式，从而造成了一种依附式文化的诞生。这种现象从《头号玩家》（2018）、《失控玩家》（2021）这些好莱坞电影就开始了，可以称之为“数据库叙事”，即将既往作品的经典人物、情节进行混搭，用高概念式的简单线索串起来。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如果有着明确的主旨，而将其作为元素，可以称之为“致敬”或者重构，但是如果就是一种杂凑的娱乐产品，那不过是在重复，当没有明确授权的时候，就涉嫌侵权。2022年底至 2023年初，有网友指责流行歌曲《早安隆回》与德国歌手Achim Reichel的歌曲Aloha Heja He在和弦走向、乐器编配、节奏型以及高潮部分的人声合唱处理上极为相似。创作者袁树雄则坚决否认抄袭，并做出了回应。这个争议莫衷一是，最终不了了之，但是《早安隆回》在旋律和编曲上与多首歌曲（包括Aloha Heja He和《当那一天来临》《歌声与微笑》《冬天里的一把火》等）存在相似之处，则是普通听众都能感觉到的，作者也没法持有异议。相似而并非剽窃，“数据库叙事”总会给受众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依附性文化的必然状态。
“网络情歌天后”程响2022年演唱过一首全网刷屏的“国民级单曲”《可能》：“可能北京的后海 许多漂泊的魂/可能成都小酒馆 有群孤独的人/可能枕边有微笑 才能暖你清晨/可能夜空有流星 才能照你前行/可能西安城墙上 有人誓言不分/可能要去到大理 才算爱得认真/可能谁说要陪你 牵手走完一生/可能笑着流出泪 某天在某时辰/可能桂林有渔船 为你迷茫点灯/可能在呼伦草原 牛羊流成风景/可能再也找不到 愿意相信的人/可能穿越了彷徨 脚步才能坚定/可能武当山道上 有人虔诚攀登/可能周庄小巷里 忽然忘掉年轮。”对比一下2004年陈绮贞的歌曲《旅行的意义》中的地理意象——夜的巴黎、下雪的北京、土耳其和岛屿，以及私人化、文艺漂泊式的独白，《可能》的地点展示更加密集——北京、成都、西安、大理、桂林、呼伦草原、武当山道、周庄小巷……它们所表征的不再是个体感受，而是大众化的情感共鸣。两者共同的是对某个地方文化的刻板印象，是一些信息元素的叠加。它们都是对既定文化记忆的混搭与拼贴，而对《可能》的大规模、不同版本的翻唱更进一步印证了依附性文化的表征：模仿者可能反而覆盖了原创者。有一位总是翻唱各类流行歌曲、靠着反差感出名的网红“棉袄姥爷”，将《可能》的治愈系风格唱成了一个中老年人的沧桑抒发。有意思的是，他和程响的粉丝量相差无几，甚至他的粉丝数量（抖音1086.9万）还超过了程响（抖音1063.6万），而其他不那么著名的翻唱者更是不计其数。
在大数据的支撑和人工智能的辅助下，搬运、洗稿能迅速完成，侵权门槛极低，而维权的成本却可能因为取证难、周期长而得不偿失，因而抄袭剽窃、洗稿融梗、盗版传播等问题相当突出。近一年来，从小红书上发端的普通读者鉴抄传统文学作家的事件蔓延到各种媒体平台，引发了广泛关注。如果说在传统文字表述领域，除了确凿无疑的抄袭，片段挪用与情节仿写同用典、借鉴、互文、戏仿等手法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商榷空间，那么在网络文学、短视频、微短剧领域，侵权行为更是高发，普通受众难以辨别，创作者权益难以保障。“田野鹏火”和“知青伙食团”两个视频博主，都是以做田野美食为内容，配着音乐，有着标志性的记忆锚点，比如都会有一个配角人物来衬托。它们尽管人物设定不同，但结构大体相似，让人难以区分究竟都是原创，还是彼此谁借鉴了谁。平台治理滞后、版权审核不严、溯源机制缺失，让普通创作者维权成本高、赔偿低，其结果是耗时、费心、尽力的原创的激励机制不够，会打击创作积极性，制约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第四，人才结构失衡，专业能力不足。新文艺群体数量庞大但专业素养参差不齐，虽然有像朱铁雄、“李蠕蠕”那样的高品质视频创作者，但更多从业者缺乏系统训练和专业技能，艺术表达粗糙、叙事能力薄弱、思想深度不足。当然，“山寨”也可以成为一种具有时代和地域特征的美学方式，韩炳哲对其做过阐释：“其创新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决定这种创新性的并非破除旧有、创造新生时表现出的非连续性和突兀性，而是对修改、变形、组合和转换的游戏兴致。”这也是依附性文化的表征，但是从长远来看，新大众文艺要长远和多样性发展，“山寨”显然要走出依附性文化、数据库叙事的思维，在底层逻辑和基础理念上有所原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端人才是短缺的，而既懂艺术又懂技术、既通传统又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
在文艺大转型的情境中，原有的文艺生态格局还没有做好调整与适应。一方面是海量的草根创作者缺乏系统的艺术指导，另一方面是专业的文艺机构和工作者难以完全融入大众的烟火气中。基层文艺活动往往偏重自娱自乐，缺乏深度和艺术升华，导致专业人才断层与基层生态的脱节，“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处于割裂状态。因而，正如有论者所言，繁荣新大众文艺，需要更多的“破壁”。中国歌剧舞剧院青年笛子演奏家孙楚泊走进北京市紫竹院公园、天坛公园、天桥市民广场进行公益演出，青年男高音歌唱家魏广德到莲花池公园演唱，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与“海淀哥舞蹈队”的成员们共舞……这些专业艺术家下沉公共空间，实现了精英文艺向大众文艺的破壁、小众审美向全民共享的延伸，也使得雅俗共赏成为一种实在的实践。毋庸讳言，文艺水平确实有困难与容易、高级与低级之分，但是所谓界别壁垒却是出于种种社会原因造成的人为区分。在社会环境与创作传播改变的语境中，新大众文艺取消了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让高雅与通俗的界定也一定程度上趋于失效，再刻舟求剑式地故步自封就可能是作茧自缚。
第五，理论评论滞后，引导能力不足。正如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说：“理论是灰色的，唯有生命的金树常青。”既有的文艺理论与评论体系主要源自一小部分口头文化和绝大部分文字文化与精英文化，难以适配互联网条件下文艺的新形态、新特征。尽管从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开始，到加拿大媒介环境学和中国媒介文艺学的尝试，吸收了包括芝加哥社会学派等方面的理论，但是网络文学、游戏、短视频、微短剧等的审美标准、价值判断、创作规律的系统研究仍然是匮乏的。评论力量薄弱，专业评论缺位，流量口碑替代专业评价，错误思潮、低俗内容难以被及时批判纠正。人才评价体系在现有体制中也是滞后的，新文艺群体在评价上还缺乏明确的指标与标准。凡此种种，都使得理论引导、价值引领滞后于创作与文艺生活的鲜活实践。
东莞的石材商人曾为民有一首诗《原石》，是这么写的：“想到它将要进入寺庙/成为万能的观音/我顿生敬意//那座寺庙离工厂很远/在神秘的地方/我一辈子恐怕无法安抵//它在睡眠中，被选料员唤醒/我反复观察粗粝的表面/它的慧根，藏在哪里//选料员说，白，纯净/无裂纹，颗粒细腻//他说话的口气/仿佛看透了一切/鉴定完毕。”这首诗可以视作一个隐喻。新大众文艺就像是原石，而评论者就是选料员，很多时候选料员有其出于功利和实用目的的评判尺度，却可能只是触及了原石的某个层面特质。一个评论者与研究者，在面对新大众文艺的作品时，应该对自身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自觉，不能急于做出断言。列宁曾说过：“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新大众文艺时代，评论者与理论家需要在“两个结合”与“双创”的视野与方法中，怀抱谦逊的态度、开放的胸襟与进取之心，发明适合文艺现场的评价标准和创新理论。
03
展望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如果想从规模兴盛走向质量繁荣，让其真正健康成长，需要政府、企业平台、专业与学术机构和无数大众创作者的多方协作配合。对应上一节归总的一系列问题，应对的具体路径与策略，试探讨如下：
第一，坚守价值底线，提升内容品质。新大众文艺起于全民共创和人民原创，并不是乌合之众的麇集，对于存在的鱼目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从文化领导权上来说需要强化价值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创作，抵制低俗、庸俗、媚俗，杜绝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倾向。
文艺作品有宣传的功能，却不能直接等同于宣传，表象上的“三俗”，黄赌毒、假丑恶之类，很容易辨别；然而不良观念的潜移默化，很多时候是以真假参半和信息差的方式，慢慢灌输、渗透在文本中。2024 — 2025年间，视频博主“吃瓜盟主”（或称“吃瓜蒙主”）以极具情绪感染力的解说、断章取义的“秘史”爆料，迅速收割百万粉丝，成为现象级的历史科普网红。她所谓的“1644史观”，鼓吹“元清非中国论”，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满蒙史学”的变体，而将《红楼梦》武断地索隐解读为“反清悼明”的政治密码，捏造明朝科技遥遥领先，挑动民族主义与极端情绪，有意无意地在实际上制造了网络对立与撕裂，触及历史虚无主义和挑拨民族关系的红线，遭到各种平台的永久封禁。“后真相与现实无关，它是关于人类对现实的反应。一旦我们意识到了我们的认知偏差，就可以更好地摆脱它们。……我们能否及时明察真相，也取决于我们自己。”明确的立场和价值观是摆脱“后真相”的根本。
我们经常说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提升鉴别力和审美力任重而道远。事实证明，人民大众并不缺乏鉴赏力，创作者与传播者永远不能低估预期受众的水准和主观能动性。2025年都市情感文艺甜宠类的短剧《盛夏芬德拉》，没有夸张狗血的剧情，而以成年人爱情的克制细腻表达，主打尊重式恋爱和双向救赎，光影与叙事都极具电影感，打破了观众关于短剧的“土味”偏见，成为年度质感第一、口碑第一的情感短剧，证明短剧可以将好看、好哭、高级融为一体。此剧上线两周多，播放量就破了30亿，观众用自己的实际选择证明，对于制作与审美标准提升的作品，大众是买账的。
新大众文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鼓励创新，设立原创扶持基金，对优质作品给予资金奖励、流量倾斜、宣传推广，引导创作者深耕内容、打磨精品，减少同质化跟风。在传统文学领域，中国作家协会于2022年起主导启动的国家级文学工程，分别是写乡村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出精品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等，虽然短时间内的成效还没有特别明显，但确实起到一定的宣传、动员、激励的效果。从2024年起，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网络文学精品出版工程；2025年，福建省委宣传部等支持的“金海螺”网络文学创作扶持计划，浙江省作家协会的美丽中国国际写作计划等，则是网文领域的相应举措。2025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农业农村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文艺赋美乡村”工作方案（2025—2027年）》，并向各省级相关部门发出通知，要求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充分体现出党和政府对新大众文艺的重视。如何将政策落在实处，则需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结合具体的地方、文类、媒介平台，探索其务实有效的形式与方案。
深耕文化根脉，推动创作者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用现代视角、年轻表达激活经典，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是主流意识形态期望达到的效果。中国是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大国，尤其是农耕文明与乡土文化联结着集体记忆、文化积淀和乡愁情感，在新大众文艺时代有着广阔的开掘空间。“李子柒”无字幕、去语言化的视觉叙事，打破文化壁垒，海外粉丝就超过2600万，单条播放量破亿，已经是全球认知度较高的中国文化符号之一。她通过身体力行，将蜀绣、蓝染、漆器、木活字等许多原本已经进入博物馆的“非遗”在生活中复现，用四季流转、烟火日常的影像风格治愈现代焦虑，重塑了生活的美学，可以说实现了东方田园的诗意造境。另一位两千万级粉丝的视频博主“乡愁”（沈丹），则平实地记录乡村生活的切片，同样无剧本、少台词，全程沉浸式干农活，插秧、耕地、砍柴、做饭、盖房、采笋、制茶、开拖拉机、开挖掘机。她的形象是既能干又富于亲和力的中国妇女，在记录南方农耕文化、保留传统劳作与生活方式的同时，传递出勤劳、质朴、自立、助人的价值观，发挥了扎根乡土、全民共情、无门槛传播的助农实效。
无论是李子柒，还是沈丹，自身都成了IP。网络文艺特别喜欢讨论IP以及IP转化，相应地IP思维也反作用于传统文艺的创作手法和风格。比如小说写作的影视化转向就相当明显，从写作构思伊始，就有一种跨媒介意识。这是一种美学变局。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主体的创造性、稀缺性与独特性，那所谓的IP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空谈——流量为王归根结底是内容为王。无论技术如何演变，文艺的核心是人。必须打破唯流量论的单一路径，让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鼓励和扶持那些贴近基层、反映现实、有筋骨有温度的精品力作，让新大众文艺不仅有热闹，更有门道。
第二，优化算法治理，监管平台责任。新大众文艺中偏向于传统的文类，比如出版和影视，有着较为健全的规范体系，而基于大数据算法机制的网络平台，其单向度发展模式的无序生长情形则较为严重。理想状态来说，树立算法伦理应该是一个共识：平台需建立算法公平、透明、可解释机制，避免信息茧房，突破信息平流层，避免流量至上，平衡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优先推送优质、正向、积极的内容。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并不是所有平台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资本的逐利本性，反而会在利己层面，走向事情的反面，让技术中立和算法黑箱成为逃避责任的理由。数据层的历史偏见与样本偏差，算法层的运行机制、设计逻辑、训练方式与技术特性，系统层的技术系统与组织架构，社会层的权力结构与文化偏见等多重因素的耦合之下，产生了算法歧视，让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凌驾于价值理性和人类主体之上。只有通过技术纠偏筑牢算法公平的技术根基，通过法律规制构建算法歧视的制度约束，通过伦理引导塑造算法应用的价值共识，通过社会共治凝聚算法向善的治理合力，才能实现算法的公平与正义。
因而压实平台责任，使之在合法、合规、合理的基础上运行，就是监管部门的责任。2024年11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就同质化推送营造“信息茧房”、违规操纵干预榜单炒作热点、盲目追求利益侵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利用算法实施大数据“杀熟”等重点问题进行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明确平台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内容审核机制、规范创作者信用评价体系、违规内容处置机制，对低俗、侵权内容零容忍。只有通过法律法规的细化，加强平台的反垄断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恶性竞争，保障中小创作者公平发展机会，用良币驱逐劣币，才能构建多元、包容、健康的创作生态，优化新大众文艺的总体格局。
如果想要打造品牌，形成可持续发展，平台也就必须承担起主体责任，优化算法推荐机制，给优质内容更多的流量倾斜。在司法警醒与监管督导的双重驱动下，各大互联网平台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将“向善”的理念转化为产品功能。抖音升级“使用管理助手”，以可视化图表呈现用户的浏览偏好；小红书设置了“内容偏好评估与调节”及“探索更多”功能；快手则通过正能量算法加大对“正向、有用、温暖”内容的挖掘与呈现。
第三，完善版权保护，激发创作活力。创作主体的权益是创作活力的保证，完善保障机制，护航创作者的相关权益，才能进一步发挥其潜能。鼓励创作最常见的做法是设立专项创作扶持基金和项目，提供资源支持与物质保障，版权保护方面往往被忽视。加快完善网络版权法律法规，明确AI创作等新生事物的版权归属，利用技术建立便捷的版权监测和维权平台，让创作者的心血得到尊重，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很多大众创作者既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能不能受到保护，不懂得如何健全维权，也可能自己侵犯了他人的权益而不自知。因而，一方面需要加大普法与教育力度，让更多人树立明确的版权意识，知法、守法、用法；另一方面也需要提供便捷的法律服务，联合司法部门建立新大众文艺维权服务中心，提供法律咨询、纠纷调解、诉讼援助等一站式服务。
如果版权不能转化与变现，那么保护就失去了意义。因此，还需要建立起清晰的商业模式和融资渠道，探索建立版权交易的多种渠道，促进作品授权流转，让版权拥有者能切实得到利益，才能更好激发创作。苏州市吴中区成立了版权交易服务中心，提供从登记、交易流通到项目孵化的全链条服务，让老手艺也能对接新市场。“中国桃木雕刻之乡”山东泰安的肥城创新推出了“版权质押融资”的模式——企业凭借手中的版权证书成功获得银行质押贷款，拿到发展资金，持续研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品，实现了“作品变产品、产品成产业”的良性效果。
互联网环境中的海量信息往往会增加知识产权的辨识难度，这个时候技术赋能就显得相当必要。在现有的技术支持下，可以推动平台建立作品版权登记、溯源、维权技术系统，利用AI、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侵权行为快速识别、精准取证、及时处置。执法部门和平台加强对抄袭剽窃、盗版传播等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不敢侵权、不能侵权、不想侵权的良好环境。与此同时，对于造谣和构陷，也要保持清醒的态度，对于合理的致敬、引用、传承与发挥，不能动辄得咎，因噎废食。因而，制订详尽的行业规章，让争议性内容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是进一步工作中需要落在实处的细部，最终形成一种“我的创意有人管、我的作品能卖钱、抄我的人跑不掉、诋毁我的无收效”的局面。
第四，加强人才建设，推进产业融合。正如前文所言，新大众文艺不仅是个人志业，也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就产业而言，艺术的创造是为了以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推进产业融合与升级，尤其是文旅融合。开封万岁山大宋武侠城除了实景演出，还有一个原创的互动节目“王婆说媒”，原本是景区宋代市井婚俗主题表演，后来演变为真实的公益相亲，免费参与、全民互动、世俗气息十足。西安大唐不夜城的沉浸式互动表演“盛唐密盒”，由演员扮演房玄龄、杜如晦，以“房谋杜断”的人设与游客做历史文化问答，加上脱口秀互动，既生动鲜活地传播了历史知识，又成为流量引擎，带动了客流与二创热度。这些都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例证，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大众网红。
较之于卡里斯玛气质的传统精英文人或明星，大众网红是从大众中生长出来的，也始终流动在大众之中。这就要求专业精英摆脱美学洁癖，推动专业下沉，实现精英与大众的分野消弭，形成结对共创。原先走马观花的采风、临时任务式的调查采访，都已经跟不上现实的发展，只有建立常态化的文艺工作者下沉与深扎计划，才能形成资源的有效衔接、业务上的相互促进。专业作家、导演、演员“破壁”走进社区、街巷，与素人创作者“结对子”，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普通大众汲取专业营养，结合自身实际创作，才能在质感经验与情感共通上实现双赢的局面：专业力量帮助大众提升艺术表现力，大众的真切生活则为专业技术注入鲜活的灵魂，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共生共享。
文艺的核心在人。从内部来说，是人心、人情和人性的表达。技术加持当然给创作带来新颖的观念、新鲜的手法以及新奇的内容，尤其是AI辅助，能够便捷快速生成文字、图画、音乐、影像与视频内容。但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无论关于“后人类”的言说如何喧嚣，始终要坚持的是文艺属人（数智时代的新人）的本质，科技只是手段和工具，不能成为目的。从外部来说，强化人才的培养培训是题中应有之义。文联、作协、高校等机构联合开展新文艺人才培训，提升创作者艺术素养、专业能力、职业道德，培养领军人才与青年骨干。政府、企业与专业机构合作，搭建交流平台，举办新大众文艺创作研讨会、高峰论坛、作品展览等活动，促进创作者之间、创作者与传统文艺界之间的交流互鉴，拓宽创作视野、提升创作水平。那些能够跨越文化差异、走进大众内心、被人民接受的作品，往往能够形成多方向积极的正向反馈。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根据李娟散文改编，2024）之于新疆阿勒泰、《生命树》（2026）之于青海海西州，都有“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效果，形成了新大众文艺良性的循环。
第五，健全理论评论，强化引导能力。伴随着新大众文艺发展的现实，新大众文艺观正在形成，需要构建适配的理论。“大文学观”话语就是新大众文艺视野中创新的一个鲜例——文学创作与影视、戏剧、游戏、动漫、文旅等相关业态的深度联动已经是常态的语境中，文学话语自然需要进行更新。文艺理论界加强对新大众文艺的系统性研究，总结创作规律、提炼审美标准、明确价值导向，构建适配数字时代、贴合新形态特征的文艺理论体系，也是中国文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我曾经梳理过文艺理论的范式演进，将此前的文艺理论大致分为本质论、认识论、生命论，指出现实的变化促使认知的转型，文艺理论的认知要发生从知识论到生命论的转移。具体从方法上来说：一是返回身体与性灵，在静态本体论的基础上补充直观认识论维度；二是清晰理性与混沌元逻辑的混合，由美学论走向风格论和实践论；三是由目的到涌现，在主体创作论中补充进交互主体生成论的维度。需要补充的是，理论表达也要尽量避免学术行话，以一种大众学术的语言方式表述出来。
新型的文本要求新型的评论。举例而言，当我们评论网络文学时，面对海量的文字，用肉眼进行印刷文化时代文学的“细读”方法可能是与虎谋皮——血肉之躯即便皓首穷经也未必能够读完某种类型的文本，更遑论还需要分析与研究；用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那样如同外科医生一样解剖分析华兹华斯、济慈、丁尼生、叶芝等人经典诗歌的方法，对于网络文学文本而言就如同拿一根绣花针去深海采石油。因而，在个体化的泛读、精读、“细读”（Close Reading）之外，利用统计学、可视化、地图绘制等方法的“远读”（Distant Reading），和采用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辅助分析的“机读”或者计算研究，才有可能超越肉体时间与精力的局限。方法论转型与表述转型是齐头并进的，适应新媒体传播特点，创新评论方式的“转文风”是其中的重要环节。“转、赞、评”的即时性评论给传统评论的高度、深度增加了广度和速度。许多严肃的官媒、学院的专家、纸质的刊物也都纷纷利用新媒体介入，运用短视频、直播、图文、专栏等多种形式开展评论和推介，增强评论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让专业评论走进大众、引导大众。
传统的理论评论，很容易因为学缘、机构、地域等因素，而形成门派、学派、流派的“圈子”，而带来各种隔膜，存在评价不公或者褒贬失当的风险。科技革新与社会变革催生出分众群体的文化创新，数智时代的“数字原住民”（年轻人）与“数字移民”（长辈）很容易形成代际知识差，两方面结合，可以看到经常出现边缘文化对于主流文化输血、年轻一代对于年长一代反哺的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现象。优化评价体系就提到了日程之上，壮大评论队伍，吸纳传统文艺评论家、青年学者、行业专家、资深创作者加入评论队伍，培育专业、理性、有影响力的评论力量，及时点评作品、引导创作、批判不良倾向。打破身份、学历、职业壁垒，将网络作家、短视频创作者、微短剧编剧等新文艺群体评论都纳入进来，让优秀人才获得认可与尊重，让不同的观点都得以展示，才能更好地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
作为人民文化实验，新大众文艺是数字时代人民文艺的新形态，潜力巨大。面对发展中的不足，新大众文艺需要被呵护，更需要被引导。在未来的发展中，坚持引导与规范并重、扶持与监管结合，以价值为引领、以创新为动力、以人才为支撑、以法治为保障，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繁荣发展，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力量，是中华文化创新与复兴的道路之一。只有当每一个普通人的真实悲欢都能被准确地捕捉、精确地表达，当指尖的创意能与脚下的土地同频共振，新大众文艺才能真正成为中国文艺版图中最坚实、最动人的力量。
注释从略，详见《南方文坛》2026年第4期
